從王安石推行變法的那一天起，失敗的影子便隱約可見了。

為什麼呢？因為這次變法有其致命的弱點。我們可以把王安石的熙寧變法與范仲淹的慶曆新政作個對比。無論在變法的廣度或深度上，熙寧變法都要超過慶曆新政，但是兩者重心卻是不同的。慶曆新政，重心在吏治。范仲淹改革措施中的“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長官”，都是針對吏治。熙寧變法的重心則在理財技術上，加大國家宏觀調的力度，金融成為重要的手段，政府對經濟的干涉明顯。

熙寧變法主要內容包括經濟改革與軍事改革兩個方面，但經濟改革是根本。經濟改革所遭遇到的問題與困難也最多，從一開始便受到朝野的廣泛攻擊。從王安石的本意來說，經濟改革的目的是促生產、均賦稅、抑兼併，出發點是好的，但在實施過程中，卻遇到了難以克服的問題。

問題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其一，政策自身的問題；其二，在具體執行過程中的問題。

比如說青苗法。王安石的本意是要救濟百姓於青黃不接之時，出發點是很好的。可是政府發放的貸款並非免息，而是年息二分，雖然比民間借貸要低，但對於普通百姓家，也是一筆沉重的負擔。歐陽修曾批評說“直是放債取利耳”，國家這是變相收刮民財，與民爭利。更嚴重的是，在具體執行過程中，貸款利息要遠遠超過所規定的二分。有的地方執行三分的利息，更有些地方官吏在規定的利息外，還有種種勒索，導致實際利息達到80%甚至100%。這與變法的初衷已全然是南轅北轍了。

再比如免役法。變法的初衷，百姓交了免役錢後，可免除義務勞役。但是一旦政策到了地方，完全變了樣。免役錢交了，地方政府又巧立名目強迫百姓服役，活照幹，錢還得交，兩頭受罪。就連神宗皇帝都說：“已令出錢免役，又卻令保丁催稅，失信於民。”

再說說市易法。王安石的目的是“通有無、權貴賤、以平物價、所以抑兼併”，目的是抑制商人對商品價格的壟斷。可是在具體操作中，市易務作為資本雄厚的“央企”，卻取代富商壟斷了市場。

大學者梁啟超對熙寧變法曾經有這麼一段議論：“蓋其初意本欲裁抑兼併者，而其結果勢必至以國家而自為兼併者也。”起初朝廷的意思是要抑制兼併，最後國家卻成了最大的兼併者、壟斷者。

好的政策為什麼成為壞的政策呢？問題出在執行上。

我們來對比一下王安石變法與歷史上其他著名變法的不同之處。在中國歷史上，變法的黃金時代是戰國時代，有秦國的商鞅變法，楚國的吳起變法，趙國的胡服騎射等。戰國時代的變法，都是由上而下的變法，即從權貴階層開刀。為什麼要自上而下呢？手握權力的權貴階層若不接受新法，試問新法如何推行？變法的內容固然重要，倘若得不到執行，那也只是畫餅充飢罷了，只是作秀罷了。故而整頓吏治，是變法能否順利推行的先決條件，策政的貫徹執行，必須要一以貫之。商鞅變法之所以是最成功的改革，就在於其入手處，就是從打擊權貴階層開始。

宋朝積貧積弱，主要原因有三冗：冗兵、冗官、冗祿。熙寧變法只解決了冗兵的問題，而在冗官、冗祿上，非但沒有減少，反倒增加了。冗兵問題之所以得到較好的解決，乃是因為士兵是底層階級，沒有什麼權力，裁撤起來比較簡單。至於冗官、冗祿，都是有權力的官僚階層，在這一塊上，王安石並沒有大刀闊斧的改革。說實話，他也沒有能力改革吏治，作為熙寧變法的總設計師，王安石的權力是有限的，他從來沒有獨斷專行的大權。正是因為官僚階層的腐敗現象得不到有效的遏制，新法在執行過程中往往變樣了，好的政策也淪為惡的政策。

王安石經濟改革的重心，在於開源，而不在於節流。也就是說，他努力增加國家的財政收入，而不是削減財政支出。他在金融領域、流通流域上作文章，但是效果是比較有侷限的。在古代，科技對生產力的影響並不像今天那麼大，國家的生產能力達到一定水平後，就難以大幅度增長。如果國家總體財富維持穩定，那麼國家財政這一部分增長了，相應的百姓的收入就要相應減少。因此，自從經濟改革以來，新法被認為是“與民爭利”，國家發放利息不低的貸款，實行專賣制，搞市場壟斷等等，都嚴重打擊民間經濟。

從一開始，王安石就遭到了來自各方的攻擊。反對新法的人，有許多都是當世名重一時的人物，比如韓琦、富弼、歐陽修、程顥、蘇軾、蘇轍、文彥博、司馬光等，他們反對的理由也往往是有事實根據的，這也使得新法的推行遭到極大的阻力。正是由於新法存在種種弊端，特別是執行不力，註定只能以失敗而告終。

王安石變法失敗的主要原因有兩個。

一個是中國古代傳統主流的儒家思想。儒家思想講求“法先王”。也就是祖宗的東西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不能改動。幾千年的王朝史，在儒家的觀念裡最好的就是堯、舜、禹、湯、文王和武王，就這六位，後來的君主任你多大的豐功偉績，也趕不上祖宗。

當統治階層大部分的人都持這樣的觀點時，你要是想改變點什麼，阻力是相當大的，很多人會義不容辭的站出來跟你拼命，並死磕到底。

更何況王安石的變法一言以蔽之：“民不加賦而國用饒”。也就是說變法的內容主要是圍著錢打交道。“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你王安石張嘴閉嘴的錢錢錢，你就是個小人啊，怎能容你在朝堂之上，傳統計程車大夫迅速的站到了王安石的對立面。

王安石面對巨大的阻力放出豪言：“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足可見其壓力之大。

第二個是王安石識人不明，用人不當。由於傳統計程車大夫都不恥於與王安石為伍，所以給了許多勢利小人機會。而王安石不知道是不是被士大夫們罵狠了，還是跟他的人太少了，總之只要是同意他的新法的，他都是視為大才，加以重用。

這些人員加入變法隊伍造成三大惡果：

第一，這些表面上支援變法，卻藉機揩油，敲詐勒索者，在外毀掉了變法派的名聲，引發大量百姓的不滿，加速了變法的失敗。

第二，這些人的加入，導致變法派利益關係複雜化，進一步導致變化派內部的分裂。呂惠卿等本來是王安石得力助手，自己上位後，擔心王安石復官，故而極力排擊和打壓王安石。借打擊王安石弟弟王安國等人，阻撓王安石重回變法領導崗位上。變法派的內耗，無疑加速了變法的失敗。

第三，這批人的加入，導致有操守和名望的許多士人官員，反感變法，覺得變法非但未帶領國家走向富強，反而成了小人們以公謀私的機會。並因此不遺餘力地反對和阻撓變法，這導致變法的阻力越發強大。

當然，王安石變法的內容上也有一定的缺陷，但不是失敗的主要原因。

其實，不只是王安石，中國歷史上的變法者沒有一個是有好下場的，原因也都是不被主流觀念所接受。

王安石變法為什麼失敗了

范仲淹變法、王安石變法、張居正變法、戊戌變法，歷史上這些變法貌似就沒有哪個非常成功過，即使是當時看了已經很成功的張居正變法，張居正死後，也全被否定了。 為嘛失敗，因為他們都只是在改革，而沒有想過革命啊。話說回來，既然他們已經是通知階級了，階級身份決定他們是不會革命的。革命革命，革的是統治階級的命，怎麼可能自己革自己的命呢？哈哈哈。

看看王安石時代，北宋大大小小搞的變法 范仲淹在宋仁宗宋仁宗 趙禎 （在位1022年—1063年）時期，主持過慶曆新政，包拯是反對派，歐陽修是支援派。宋仁宗變法決心不強，只一年新法就完敗了。 雖然范仲淹變法最終以失敗結束，但是對後世的影響非常大，尤其為後來王安石變法提供了有效的啟示和借鑑。 隨著，范仲淹、包拯、宋仁宗相繼死去，宋英宗是個病秧子，即位後四年也掛了，到了宋神宗（1068 -1085），1068年登基，第二年就起用王安石變法。

王安石變法的主要內容，簡單來說，王安石變法發展生產、改革軍事，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有所緩解。 直到宋神宗死去，才被司馬光提出“以母改子”的儒家新理論廢掉。

一、變法得罪的人群涉及面太廣。既觸犯了當朝利益既得者的利益，又在一定程度上觸犯了百姓的利益，或者說，連老百姓都不理解變法為什麼是這樣子的，變法既得不到統治階級的支援，也得不到被統治階級的支援。 二、當朝支援變法者不給力。別忘了，宋神宗上面還有一個高太后。神宗支援變法，可是高太后不支援啊。三番五次阻擾，甚至明確威脅神宗，再變法，就把你這個皇帝給廢了，我又不是隻有你這麼一個兒子。用今天的話說就是，高太后兒子好幾個，她又是個偏心眼的人，其實她和神宗的母子感情不怎麼好。 神宗方面呢，雖然支援變法，但也不是十分支援 三、個人能力不夠。王安石是個文人，不是個嚴格意義上的政客。官場爾虞我詐他並不十分精通。有他自己寫的詩為證“牆角一枝梅，凌寒獨自開”，他這個人是有傲骨的，他這詩的把自己比作那支凌寒傲骨，遺世獨立的梅花，認為他自己有這支梅花般的人格，這些個不支援變法的人，都是凡夫俗子，我不入你們這股汙濁的人流。 但是，官場之人和文化人，他們之間並不完全相等啊。所以，由王安石來主導的變法，失敗也是可以理解的呢。 同理，參照張居正變法，雖然張居正一死，變法就慢慢失敗了，但至少張居正在位期間，變法是很成功的，為嘛，因為張居正是首輔大臣，皇帝又小，外戚勢力又不強大，要做什麼事情，張居正可以一個人說了算，王安石呢？他說了又不算，他的靠山是神宗皇帝，可神宗皇帝也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啊。戊戌變法時候的光緒皇帝，和神宗皇帝同病相憐了。哦，不。相比較起來，還是光緒皇帝更慘一點。。。扯遠了扯遠了。

世界上成功的變法都是一樣的，失敗卻各有各的原因。

而王安石的變法，有著更多的悲劇色彩。

1067年，北宋最熱血的天子宋神宗即位。初登大寶，宋神宗就迫不及待地開始了自己的強國夢，改革派代表王安石被任命為江寧知府。

1069年，王安石被任命為參知政事，成為神宗的左膀右臂，變法呼之欲出；

1070年，王安石被任命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地位等同宰相。在神宗的有力支援下，王安石開始轟轟烈烈地推行新法。

王安石的新法，以富國為基礎，以強兵為目的，深得神宗胃口。果然，新法推行後，國庫很快充盈，收效甚巨。

但是，也是在新法推行的同時，北宋朝廷的新舊黨爭就轟轟烈烈地展開了。經過激烈的鬥爭，最終王安石為代表的新黨落敗，變法宣告夭折。

王安石有豐富社會治理經驗，又有宋神宗的大力支援，為何變法還是不能成功呢？“靜Yes”認為無外乎以下幾點：

1、老王本人太自信

如果說性格決定命運，那麼老王的性格就是造成變法失敗的最重要原因。

在新法還沒有經過實踐檢驗時，誰也不敢保證它的積極效果。所以但凡推行變法者，無不先行試點，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而王安石的變法，是一夜鋪開的。

王安石做了很多年的地方官，在他的治理下，可以說進行了變法的試驗。但是王安石沒有進行一個系統科學的調研。因為不是所有地方官吏，都像王安石這樣心憂社稷、大公無私。這就導致了一個很尷尬的結果，雖然王安石的出發點是如此的接地氣，但是在這幫混蛋同僚的無恥運作下，變法結果最終事與願違。

北宋手工業發達，但還沒有到取代農業的地步。在農業國家變法，就不可能繞過農業。王安石的變法中，有青苗法，方田均稅法、農田水利法等多種方案。但是，變法不是簡單地將自己的地方經驗推向全國。單就農業生產而言，華北地區兩年三熟，到兩廣地區就成為一年三熟。不同的環境必然要求王安石制定出適應面廣的農業政策。但是很可惜，除了農田水利法，其他政策基本都是嚴重脫離實際，嚴重損害了農民朋友的利益。

老王太過自信了，自信過頭，所以導致失敗。

2、老王的目的不正當

王安石變法的目的，是在國富的基礎上，達到強兵的目的。

但這不能成為變法的最終目的。

要知道，實現軍事強大，只要保證將領優秀，推行像戰國時代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的軍事改革，就能保證戰鬥力的成倍提升。

而實際情況是，王安石在經濟方面進行了全面而深刻的改革，他的改革事無鉅細，恨不得一夜之間就讓北宋翻天覆地。這樣一個全面的改革，如果單純把軍事強大作為最終目標，則王安石的變法就是用藥過猛，殺雞用牛刀。

但是，北宋戰鬥力弱雞的根本原因是重文輕武的畸形體制，這一點在變法中沒有涉及，也不能涉及。畢竟，作為文官，老王也不希望武將騎在頭上作威作福，畢竟改革不能把自己改沒了。

正所謂：“不正當的目標也造成了不正當的程序”。透過變法，北宋雖然極大減緩了“冗兵”、“冗官”、“冗費”的壓力。但是由於目的的不正當性，一旦軍事上出現了波瀾，就會對變法造成致命影響。

所幸，王安石提拔的將領王韶一直在對西夏戰爭中取得對西夏的戰略包圍優勢。如果能多有幾年時間，相信西夏就會被北宋徹底消滅。王韶的成功也反過來給王安石增加了底氣，推動了變法的繼續前進。 3、老王的理想太豐滿

王安石腦子裡想的是農民兄弟，追求的是天下大同，而這違背了封建社會的發展規律。封建社會一直以中央集權為主流，所以王安石變法的失敗是必然的。

後期宋神宗在看到了變法帶來的巨大效果後，就將王安石放到一邊，開始了自己轟轟烈烈的、以加強中央集權為目的的“元豐改制”。元豐改制將王安石變法的很多內容確定下來，為後世的南宋提供了極為寶貴的借鑑。

所以，在宋神宗極力支援王安石時，可以看做是宋神宗和王安石做了一筆交易。這筆交易就是，神宗推動王安石變法的進行。而作為回報，王安石的變法政策將能夠成為宋神宗實現自己強國之夢的重要基石。但是一旦遭遇了保守派的勸誡和後宮太后的影響，這位熱血的青年就會搖擺不定，這對王安石是極其不利的。

果然，由於新法觸動了太多人的利益，最終王安石只能默默走人。

面對國家未卜的命運，我相信很多有識之士是想要有一番作為的。但是在國家面臨光明卻無比艱難的道路時，很多人最終還是選擇了安於現狀。

4、老王的同事總壞事

除了皇帝，王安石最多的敵人來自保守派。此時王安石的敵人名單裡，有司馬光、蘇軾、蘇轍等歷史文化名人。

這個派別是北宋文人士大夫的統稱，曾經，王安石也屬於他們。但是他們太刻板，寧肯看著國家衰落，也沒人站出來力挽狂瀾。

此時的北宋可以說內憂外患，如果再不變法，國家不知道還能不能撐下去。所以王安石從變法開始，就義無反顧，雖九死而猶未悔。

反觀保守派，以司馬光為首的官僚從變法開始就對新法百般詆譭。加上很多政策落實不到位，導致了許多政策在出了中央後，就變味成地方官僚的斂財工具。

從實際效果看，王安石變法確實嚴重傷害了農民和民營商人的權益。這導致剛開始還高舉雙手支援的底層群眾站到了王安石的對立面，獨木難支的王安石變法最終失敗。

司馬光雖然小時候善於創新，打破水缸救出了小夥伴，但是在大是大非的國家前途上，司馬光完全成為保守力量。這不能怪他，他的思維中，儒家思想佔主流，所以要求政府減小對市場的干預，從而逐漸過渡到黃老之術的“無為而治”。而王安石則反其道而行之，加強政府在市場的存在感，即法家思想。

我們的社會要求一個不斷創新的環境，可以想見，如果王安石來到今天，他的思想也不過時。

而由於保守派的阻撓，變法最終成為一紙空文。

不過雖敗猶榮！王安石的精神，值得我們後人敬仰。

多有疏漏，煩請斧正。

我是“靜Yes”，一枚酷愛歷史的妹紙，期待關注！

在之前“王安石變法為什麼失敗？根本原因是什麼？”的回答中，我談了兩個原因，即王安石沒有得到皇帝絕對支援，其次是用人不當。

本回答繼續接著上一回答，談談第三點。

（1）儒家既得利益階層，捆綁宋朝全民思想：宋統治者用金錢、複雜官制吸引更多的人才進入“官場”，防止因“放棄千年歷史責任”而導致的思想不滿，用物質收買靈魂

趙匡胤有感於“武將治國”特別是“藩鎮割據”下的災難，有意識地抑制武將發展。但因為宋朝正處於“擴張”階段，太祖太宗兩朝雖然抑制武將發展，但也並非向後世皇帝那般“輕武甚至辱武”。

但是，“澶淵之盟”後，宋朝放棄了千年的歷史責任，主動放棄“幽雲十六州”，這是歷朝歷代都沒有過的“思想大倒退”。對於習慣了“漢唐威嚴”的儒家子弟，其內心的苦悶可想而知。

由此，宋朝統治者用“金錢”收買文武，以雜亂地官制來吸引更多的人進入政府，由此，造成“三冗”問題沉重。

（2）儒家思想的承受者儒生本身就有：文人相輕、善於內鬥且自以為是心理

儒家治國思想已成為絕對主體，腐儒思想已經變得無可救藥。宋神宗將臣子們玩於鼓掌間自以為是下，奠定了宋朝乃至日後華人民族精神中的“善下棋”的自以為是。

儒家思想的儒生，往往自以為是，覺得自身智慧，別人都是草包。對武將極為不重視，陷害狄青殺害岳飛。

綜上所述，王安石變法面臨的舊勢力龐大，龐大有商鞅變法時期大？為什麼商鞅能夠成功，其他多不成功？王安石變法的失敗，有的人說是舊派勢力龐大，但商鞅變法中，反對商鞅的舊派勢力不強大嗎？我們回味歷史並延伸到明朝、清朝、唐朝、漢朝的相關變法，我們可以得知：變法成功與否很原因在於變法者是否受到最高統治者地支援。

王安石變法之所以失敗；張居正革新之所以失敗；洋務運動之所以失敗，其根本原因就在於統治者支援力度不夠甚至不支援。王安石變法中，宋神宗對其支援遊離不定。這才是根本。

其他原因，如王安石變法中用人失當問題，其實相對於這兩篇文章所提及的問題並不重要。凡是變法都有“用人失當”問題，主要看變法的效果，效果好，整個國家階層得到了好處就行了。

陳橋兵變中趙匡胤黃袍加身之後奪得了後周政權，締造了傳奇的北宋王朝。但在趙匡胤的北宋政權剛剛建立之初，卻遇到了跟五代十國類似的生存危機。

一方面是源於統治階層內部的篡逆之風現象棘手，權臣之間制衡困難，國家積貧積弱情況加劇。另一方面是外部亂世動盪的形勢有待結束國家趨於統一，並且北宋王朝也朝著富國強兵這個方向而不懈努力著。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中極為平淡的一天，宋英宗駕鶴西去，接著年紀輕輕的宋神宗繼位了。作為趙宋王朝的第六位皇帝，他以先輩太祖皇帝為榜樣，渴望能夠在歷史的舞臺上大展拳腳成為彪炳史冊的治世賢君。上天很眷顧他，賜予了這個年輕的皇帝許多大家耳熟能詳治世名臣（如王安石、司馬光、蘇軾等）面對著北宋王朝當下的爛攤子，這個年輕的領導者似乎有些迷茫，但他心裡卻篤信著一定能夠像歷史上的優秀變革家一樣，透過政治改革來實現王朝的富國強兵，並對不確定的政治改革充滿著無限期待。

王安石的出現，讓宋神宗又喜又懼，還有著幾分淡定。宋神宗感覺自己遇到了知音和替自己表達觀點的代言人，王安石感覺自個兒遇上了明主，終於有了實現自己變法理想的機會，兩人可謂是一拍即合。王安石堅信那句“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勉勵語，他知道漫漫變革路上的艱難險阻，他也知道這樣做只能勇往直前，變法沒有退路，哪怕可能會被悠悠青史噴的體無完膚，即便他是個有操守有氣節計程車大夫。有變革就一定會有反對的聲音，這個道理已經被歷史證明了無數次。變革實質上就是利益的重新調整分配，蛋糕是固定的，分別人的多了，自己自然就少了。

王安石一直大膽的強調宋太祖制定的規章制度已經不適合時代的發展需要，他給宋神宗寫的《言事書》中表明瞭自己對政治改革的個人觀點。他企圖在國家財賦、軍事、教育甚至是選舉各個領域進行大洗牌，並大膽的提出要對官紳豪強的地主階級進行一定的制裁，必然導致了以司馬光為首的保守派強烈抨擊，如此大規模大手筆深層次的調整階層利益關係，要承受的壓力不言而喻。筆者認為，王安石試圖闡釋義理學說、昇華儒家學術本無可厚非，但試圖透過新法來達到調整統治階級內部的政治格局並非明智之舉，也是其變法失敗的根本原因。宋朝早在開國之初宋太祖已把規矩定下，並將財權與兵權從相權中分割開來，已經成為了北宋政權明面上的統治家法而代代相傳，王安石可以觸及官僚體系利益，但試圖逾越統治者的底線讓宋神宗懷疑他變法的企圖，便是變法最為失敗的地方了。

參考文獻：《宋史》、《宋朝那些事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