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書可信度還是很高的，不說百分之百，也有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吧？迫於壓力造假畢竟是少數！不要按現在的心理推測古代人！

坦率地說我沒有通讀《史記》，《資治通鑑》《二十四史》。對十車八車的具體史料不知情。

"歷史是面鏡子，可以正衣冠″。歷史是勝利者的功碑。中國歷史是中國幾千年來趙錢孫李周吳鄭王各代帝王用無數鮮活生命的鮮血記錄下來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迴圈傳記。

可以肯定，後代對前朝的失敗主要原因的記錄備忘內容應該屬實。比如滿清修明史，將明朝帝王治官治民的成功經驗和失敗教訓作出如實的記錄，拿來為己所用，避諱明帝的過錯，譬如重用太監，婦人干政，外戚專權，藐視少數民族等一系列不利於帝王治吏治民的反面教才悉數糾正。而對皇帝遵崇的儒道佛教則大加宣揚放大。形成天子奉行孝廉治國的正面效應。號令臣民忠於皇帝，孝順祖宗，愛護百姓，達成天下和諧。這是真實的史料。

解剖他人容易，自我解剖則非常困難。人人都有護短的本性。統治者是這樣，被統治者也是這樣。因為歷史是勝利者與的，所以有許多歷史資料是用迷信邪說愚弄沒有科學頭腦的臣民的。例如漢高祖斬白蛇起義，宋太祖黃袍加衣，清太祖之母河裡洗澡吞吃神丹受孕之類，無一不是把各朝開國皇帝點化成替天行道的天子聖帝，奉天命治理人間是他們的私家專職。各路官吏，包括太史史官統統為天子效力賣命。史宦為討得天子龍顏大悅，極盡能力美化天子功德，醜化天子厭惡的物件。有道是:“我說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我說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這是中國千年皇帝獨裁史的寫照。《紅樓夢》裡有幅對聯: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

小秘書出了兩問，其實可以合併為:說說你對史書的看法？我就回答這個問題吧。

對於歷史史實，是一種客觀的存在，真實性只有一個。但對於這個客觀存在的記錄一一史書，卻可以有多種說法。原因如下:

一，人是有感情的動物，他的一切行為都帶有個人的主觀因素。史學家也不例外，所以現存的史書在記錄歷史史實的基礎之上，都或多或少帶有著書者的個人主觀因素。會出現對於同一歷史事件存在多種說法。

二，正史是政府組織編著的，不可避免帶有國家的主觀意志。不說記錄的偏差，大量不利於統治者的史料被刪減。所以有人說史書是第二歷史。更有形象的說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那麼怎麼正確看待歷史？

首先，要客觀公正，對待歷史人物和事件要一分為二，正反兩方面去認識，存真去偽。

第二，要承認歷史的侷限性，要把歷史事件和人物放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分析，不能把.現在人的認知水平強加到歷史人物身上。

其次，要認識到史書作者的侷限性，史書的作者與他的認知水平，身份，社會地位，所處的環境存在很大關係。

再次，野史也是史，大量的史實不利於統治階級的利益，在正史記錄時刪去，淪為野史。所以野史也是歷史向客觀存在。

一、史書的真假

說這個問題之前，先來說一下史書。

歷代史書，一般我們分成正史和野史。但這個說法，如果只看字面上的意思，可能很多人會有誤會，覺得正史就是正確的歷史，野史就是不可靠的，實際上這屬於望文生義。正史和野史的區別，主要在編撰者的身份，官方修的（或私人修撰後經官方認可的）便是正史，非官方的私家修史，便是野史。從體例上說，官方修史從太史公《史記》奠定了紀傳體的體例之後，歷朝歷代都遵循這一體例，所以更嚴格地說，所謂正史，就是官方修訂的紀傳體史書。

就記載的可靠性來說，正史野史哪個可靠？如果從總體上說，肯定是正史的可靠性更高一些，因為多數情況下，正史的修撰是一個官方主導的政府行為（尤其是隋唐以後），匯聚了當時最頂尖的史家，佔據最充分的資料（主要是前朝的實錄和起居注等檔案）。但如果具體到某一部史書，那這個問題其實是沒有標準答案的。私修野史就不可靠嗎？這個是要具體分析的。有一些我們今天研究歷史很重要的史料，其實也都是私修，比如《資治通鑑》，《通鑑紀事本末》等等。所以，寬泛地討論史書是真的假的，或者正史野史哪個更真實，我覺得沒有太大意義。史書的真假，或者某個具體歷史事件記錄的真假，這個是要具體分析的。

那麼，怎麼具體分析呢？在近代考古學誕生之前，史家使用最多的就是史料比較的方法。同樣一個歷史事件，可能散見於數個文字，透過對這些文字記載的比較，可以儘可能地接近歷史真實。近代考古學誕生之後，又有了所謂“二重證據法”，也就是透過地上的文獻和地下的文物互證的方式，來驗證文獻的真實性。

所謂第一歷史、第二歷史的說法，我的理解：第一歷史是過去真實發生的人或事；第二歷史是後人經過各種史料的研究，還原出來的歷史。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現在所知的歷史，都是第二歷史，只能儘可能地去還原歷史真實，要說百分之百的還原，那個是做不到的。但是，儘可能還原也是還原，達不到百分之百不等於就沒有歷史真實！

我們今天看到的所有史料文字，都滲透了文字作者一些主觀性的東西。這些主觀性體現在很多方面，從大的地方說，傳統的不管正史、野史，多數都是寫帝王將相，普通人在傳統史籍中是缺位的。這實際上體現了傳統史家的一種精英意識。從小的地方說，每個文字的作者都會有一定的個人傾向，這種傾向在著史的過程中自覺不自覺地會滲入到文本里。好的史家會盡可能做到客觀公正，而不好的史家，其作品甚至會因為過多地以個人好惡編排人物，被後世斥為穢史的。另外，史家個人能力的高低，修史過程中佔據材料的多少，政權的干涉等因素，也都會影響到史書的質量。

但是，多數人在使用前面那兩句話（小姑娘云云）的時候，其實最後的導向都是一種不可知論。在這些人的認知裡，世界是由0和1組成的，史書有不準確的地方，就等於史書都不可信。這其實是一種很荒誕的思維。文字的主觀性不可避免，但是幾千年來史家最大的努力，就是儘可能地去還原歷史，透過前面講的各種方法。所謂歷史研究的基本工作，也就是這個。

近幾年官方一直在說，反對歷史虛無主義。拋開意識形態的因素，我覺得網上流行的，片面誇大歷史記錄的主觀性，進而匯出歷史不可知論的說法，才是最大的歷史虛無主義。

作為一個歷史研究者，真實的歷史一直是我們永恆的追求。

那麼問題就來了，史書是不是真實的歷史？有沒有真正的真實的歷史？能不能獲得真正的真實的歷史？

史書不是文學小說，歷史是不能虛構的。

但是儘管歷史事實客觀存在，任何史官、學者記載的歷史卻都不能避免人性的侷限性（即作者的立場問題、對某件事的看法、作者感情的影響、階級性、政治性、人民性、以論代史、古為今用等等各式各樣而又無處不在的影響）。

每個人的理解都不一樣，研究的方向也不一樣，所以從來就不存在一種所有人都能接受的所謂的真正客觀、真實的歷史。

加上隨著時間的推移，相關資料和資料的缺乏，很多真實的歷史都淹沒在歷史的長河裡，而歷史學家只能根據殘存的歷史片段對真正的真實的歷史進行推算、估計，但是即使是最符合邏輯、最符合實際的結論也有可能不是真正的真實的歷史，因為歷史不僅僅只有必然性，還有偶然性。

很多情況下，真實的歷史的挖掘受到現有技術條件的阻礙而無法做到，甚至可以說，就算沒有現有條件的限制，要復原真正的真實的歷史也幾乎不可能。

儘管如此，相關史書的記載在研究真實的歷史上依然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因為只有透過這些史料才能得到真正的真實的歷史都片段。

阻礙不僅有，還特別多。

一些歷史研究者雖然沒有完全掌握真實的歷史，但是他卻掌握了比別人多得多的更真實的歷史事實，但是出於種種考慮、顧慮而對這些更真實的歷史事實進行隱瞞或扭曲。

而隱瞞或扭曲這些真實的歷史主要出於三點考慮、顧慮。

一種理論或主義，如果是真理，就不怕被檢驗，因為它必然是符合歷史發展規律的。

真理難道需要虛假的歷史去支援？

相反，只有不是真理的理論或主義，才需要隱瞞或扭曲，甚至是捏造歷史事實來論證這種理論或主義的正確性。

有些學者說按照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史觀，漢族和女真族都是中華民族的一分子，所以岳飛是抗金英雄，而不是民族英雄。

但是我翻遍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著，都沒發現哪裡有馬克思關於這方面的觀點。

倒是馬克思有過這樣的言論：“對歷史人物的評價要堅持社會歷史性。”

所謂的“社會歷史性”指的就是社會制約性，指實踐是主體在一定社會關係中從事的活動，受著社會條件的制約，並隨社會的變化發展和歷史的變化發展。

也就是說對歷史事實和歷史人物的評價不能用現代的標準去衡量，必須把歷史事實和歷史人物放在所處的歷史條件下來進行全面評價，決不能脫離當時的社會現實。

所以馬克思也曾稱讚過資本主義，表示在封建社會條件下，資本主義有著獨特的優越性。

所以現代的民族融合是歷史事實，但是當年也的確是兩個民族之間的戰爭，女真族軍隊對漢族百姓進行大規模屠殺、屠城也是歷史事實。

不能用一千年以後的觀點去看待一千年以前的歷史人物。

所以岳飛依然是民族英雄。

每個歷史研究者研究歷史的目的都只有一個，那就是探索人類社會發展變化規律，就像科學家探索科學的內在規律一樣。

所以所有的資料和資料都不能弄虛作假，要不然如何得出正確的規律和真理出來？

而有一類人剛好相反，他們是先得出結論來，然後再去慢慢找符合自己結論的資料和資料。

比如太平天國運動，有些人先得出太平天國運動的高層都是一群裝神弄鬼的神棍，所以太平天國運動是邪惡的，然後再根據這個結論去找相關資料和資料來論證自己這個結論。

而事實呢！的確，太平天國高層很腐敗很墮落，喜歡裝神弄鬼，還喜歡互相殘殺。但是依然無法改變太平天國運動只是一場披著宗教外衣的農民起義。

農民起義是絕望的中國底層民眾用自己的生命對封建主義舊社會投出的唯一一票反對票，是對壓迫剝削自己的舊官僚們一種既絕望又瘋狂的報復。

這時候的農民也許很愚昧，也許是被別人利用，但是他們依然是正義的，因為這是他們的權利。

他們用生命證明了就算是老實人、社會底層、卑賤者，也不是好惹的。

而且太平天國運動期間的確人口銳減，但是這都是太平軍的錯嗎？

清軍和太平軍打內戰，就因為太平軍輸了，就把內戰造成的惡果完全推到太平軍身上，這是合理的嗎？

既然是內戰，雙方都有責任。太平軍後期軍紀敗壞的確有目共睹，但是湘軍和清軍的燒殺擄掠的記載就少了？曾國藩在家書裡明確記載了他鼓勵手下多殺太平天國的百姓，而曾國荃屠城，李鴻章殺降，多隆阿、僧格林沁大規模殺人都是有權威史料記載的。

其實歷史研究對現實或者政治的直接作用很小，很有限，因為歷史雖然總是相似的，但是永遠都不會是重複的，任何歷史經驗都不能完全適合於現實，任何歷史財富也不能轉化為實際利益。

就拿歷史中最最敏感的國家領土疆域問題來說吧，歷史上的疆域問題的作用在現代已經被極度誇大了。

決定一個國家領土疆域的大小和穩定程度的主要因素是現實國家政權的管控，而不是歷史上哪個朝代的管控；對疆域有直接影響的歷史也只有最近的數十年，就按照西方領土疆域思想來算，頂到天了也就是最近一兩百年的事，和中國數百年或上千年前的歷史真的一點關係都沒有。

今天中國的疆域國界絕大多數都是最近不到兩百年的時間內形成的，對中國與其他國家有約束力的條約都是在這一兩百年間簽訂的。

以前的歷史疆域只是背景或者說為了培養民族自信，所以只能作為參考，而不能作為實際疆域依據。所以研究各個朝代的疆域大小純粹是學術問題，沒有什麼現實意義，更不會給國家帶來直接的利益。

作為一個歷史研究者，無論出於什麼目的，處在什麼環境下，都應該無條件的追求真實的歷史。

但是真正的真實的歷史就和絕對的真理一樣，只能無限接近，而永遠不可能得到。

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科學技術能更深入的瞭解歷史事實，比如大資料，能極大的減少查詢資料與資料的精力與事件，但是再先進的方法和技術都不能讓歷史重演，讓死者復生，所以只能無限接近真正的真實的歷史。

即便如此，真實的歷史依然是歷史學家與歷史研究者、愛好者永恆的追求，就像科學一樣，沒有大量的資料和資料的支撐，怎麼找科學規律。沒有各種真實的歷史事實片段，就無法總結出歷史規律，也就無法得到真實的歷史。

“盡信書不如無書”

所謂的研究歷史，就是一個不斷犯錯、修改、犯錯、修改的過程。

史學家可能在過程中做出錯誤的判斷，也有可能誤信虛假的材料或者根據自己下代觀點看待古代。但是我們自己應該毫不猶豫的轉回到自己正確的方向來。

史書有訛誤很正常，但是這只是他們受到當時社會的影響罷了。

真正的歷史，值的我們永遠的追求。

我最喜歡的現代歷史學家與他的著作

史書裡的記載和“第一歷史”有差距，原因是有多方面的，首先是對事物的認識不足，比如“君權神授”，導致在二十四史裡面，帝王生下來就具有異象，比如劉邦出生的時候，“其先劉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祖。”《史記·高祖本紀》， 漢宣帝出生時“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後漢書》，劉宋開國皇帝劉裕出生的時候：“神光照室盡明，是夕甘露降於墓樹。”《南史·宋本紀》，宋太祖趙匡胤“生於洛陽夾馬營，赤光繞室，異香經宿不散。體有金色，三日不變。”《宋史》……諸如此類記載二十四史比比皆是，生下來紫氣東來，死的時候流行墜地，這種史學家為了增加君主神聖性的記載，在現在看來當然是荒誕無稽的。

隋文帝楊堅 《隋書·高祖本紀》記載他出生時“紫氣充庭……忽見頭上角出，遍體鱗起”，嚇得他母親呂氏失手墜地，結果令楊堅“晚得天下”。

其次是史學家本身的立場的影響。這一點往往是“第一歷史”和“第二歷史”差距的主要原因。這裡既有“歷史是由勝利者寫成的”這種立場偏差，也有史學家自身的好惡、出身、階級立場等對歷史記載的影響，從來沒有絕對客觀、中立的歷史描寫，不可能有歷史學家可以超脫於一切之外而記錄和研究歷史，同一歷史事件不同史學家記錄的結果往往大相徑庭，比如王安石變法，歷代爭論極大，多年之後蔡京將舊黨大臣全部列入“黨人碑”，而脫脫修《宋史》，按照舊黨的觀點，又將新黨大臣除了王安石和薛向統統都打入《奸臣傳》，這就是立場的差異帶來的對同一歷史事件的截然相反的評價。諸如王安石變法這種爭論不休的問題直到今天也沒停息，就在於標準和立場的差異。

黨人碑拓片 宋徽宗崇寧元年間，蔡京拜相後，為打擊政敵，將司馬光以下共309人之所謂罪行刻碑為記，立於端禮門，稱為黨人碑。

最後是政治干預的影響。“統治者的思想是統治的思想”，新朝修舊朝歷史，就必然美化新朝取代舊朝的合理性，對統治者有善的記載，不利的捨棄。特別是唐代之後建立官修史書的制度，受到國家的監督、制約影響更大，第二歷史更難以反映真實的歷史了。典型的就是清代修《明史》耗時九十年之久，還數次掀起文字獄，莊廷鑨《明史案》進行大肆殺戮，那麼《明史·流賊傳》中的記載就有張獻忠“殺男女六萬萬有奇”的荒唐記載。這就彰顯出史書中記載的虛假性。

《明史》。《明史》是《二十四史》中公認編纂較好，史料價值較高的一部，但在有關建州女真和南明的記載上系統性地銷燬了很多史料。

歷史學的困境其實也就是人類認識論的一個根本困境，實質上就是：雖然人們承認“第一歷史”的客觀存在，但沒有人能夠透過再現和重構去接觸過去。即便是當今最大程度上接近過去的考古學、透過影像資料再現過去的歷史，但第二歷史也會取代和改變第一歷史，人們會理所當然地將照片、影像視為是真實的“第一歷史”，但實際上，這些影像還是會反映出作為主體的收集者和記錄著的觀點和注意的焦點。而攝影技術誕生後不久就開始剪輯拼貼、後期修片、擺拍等技術，對原始照片進行加工，更不用說今天的PS技術對照片的大肆修改了。所以，“第二歷史”依然只能是“儘量接近”第一歷史。

圖片造假技術比人們想象的早得多，左圖是美國總統林肯的一張極具風度的標準像，實際上是在參議員約翰 · 卡爾霍恩的身體上安置了林肯的頭（右圖）。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卡爾霍恩是一名保守派議員，其政治主張與林肯完全相反。

但就像測量技術不可能達到絕對準確，但我們依然需要最大限度追求測量精度一樣，歷史學家的任務就是對各種史料進行比較、考證，剖析它們之間的異同和真偽，將地下文物和地上史料的二重證據結合起來，盡力去還原“第一歷史”的真相。舉個例子來說：“趙氏孤兒”作為忠義故事家喻戶曉，其故事來源於《史記》，但《左傳》上的“下宮之難”截然不同，時間、原因、受害人和兇手截然不同，經過諸多學者考證，基本形成統一意見：認為《左傳》中的記載更加符合歷史真實，就說核心的“趙氏孤兒”——趙武，一般認為發生“下宮之難”趙氏滅族的時候，他的年齡應該在10歲左右，那麼僅此一項就足夠讓《趙氏孤兒》的邏輯不復存在了（1）。

《趙氏孤兒》連環畫。趙氏孤兒是歷代傳誦的著名悲劇之一，但經過歷代史學家考證，趙氏孤兒的故事很可能是司馬遷將當地流傳的傳說記載到了《史記》之中。

透過對多方面歷史資料的對比、考證、辨析，我們未必能找到完全符合過去真相的“第一歷史”，但卻能夠甄別出不曾發生的歷史“假象”，澄清某些過去的謬誤，這也是我們探尋歷史的重要使命。所以，不必太過於糾結於“第一”還是“第二”歷史，最重要的是儘可能地接近歷史真相，從而給後人以啟迪和傳承。

（1）見《趙氏孤兒--趙武出生之年考辨》，根據《左傳》《國語》的記載進行考證，下宮之難趙氏滅族之時，即成公八年（前583年），趙武已經9歲，則遺腹子之說不攻自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