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建立漢字起源假說的原則和依據
歷史發展的總規律是越遠古越緩慢，人類經過漫長的矇昧野蠻時期，逐漸進入了文明時代。現今史學界把“文明”一詞用來指一個社會氏族制度解體而進入有了國家組織的階級社會，而文明的重要標誌之一便是文字的產生和應用。因此，我們從一般邏輯判斷，一種文字總是在矇昧通向文明的轉折點上誕生，這應當是合乎歷史發展規律的。
世界上文明的發生都在大河流域，因為，水源和動植物給人類的生存提供了可能的生態條件。中國的文明在黃河流域誕生，它是獨立發展的。漢字──中華文明的重要標誌之一，也是獨立產生的，它和埃及聖書字、古代蘇美爾文字、原始埃蘭文字和克里特文字等，同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漢字和這些古老的文字一樣，都經過由圖畫文字到表意文字的階段；而它與其它古老文字不同的是，那些古文字在演變中有的停止使用而喪失了生命力，有的變成了拼音文字，有的甚至不可識讀，被外來文字取代，唯有漢字，沒有停頓地被使用至今，成為世界上唯一的一種有著日漸嚴密體系的表意文字。
既然漢字發展的歷史沒有中斷，那麼，我們沿著它踏出的足跡向上追溯它的起源，應當是可能的。但是，現存最早的漢字甲骨文產生在殷商時代，距今大約有三千四百年的歷史。它已是一種有著比較嚴密體系的文字。小屯的殷墟文化，僅從它相當發達的冶煉技術和銅器、陶器、玉器上的藝術紋飾看，便可以確定它已是高度發達的文明。所以有人說，如果把殷墟文化看作中國文明的誕生，那就未免有點像傳說中的老子，生下來就有了白鬍子。近年來，在西安市郊區長安縣花樓子客省莊二期文化遺址的發掘中，發現了一批刻在骨笄、獸牙和獸骨上的刻符，據說已經清理出單體文字十多個。這一文化遺址屬龍山文化晚期。有人把這些刻符也稱作甲骨文，而因此把甲骨文產生的時代推前了一千多年。但是，從漢字學的角度看，殷墟甲骨文是一個成熟的文字體制的專稱，在沒有證實長安刻符與殷墟文字的歷史源淵關係時，我們不能把凡是刻在甲、骨上的符號都稱作“甲骨文”，而把它和殷墟文字掛在一起。
我們完全可以推測，甲骨文產生的時代，恐怕不會處在中華民族由矇昧走向文明的路口。漢字在進入甲骨文之前，必定還有一段相當長的歷程。但是，沿著甲骨文再向前追溯，可以證實漢字歷史面貌的文物與文獻還不夠系統和充分，因此，對漢字的起源，只能以不連貫的歷史證據和依照發展邏輯的推測為基礎，建立科學的假說。
建立關於漢字起源的假說，首先應當弄清，原始漢字處於什麼狀態就算已經產生了。考古學家們認為，只要發現了一種有標示作用的符號，就可以確定為漢字起源的初階。文字學家們認為，文字是一種記錄語言的符號，原始的標記符號必須脫離了任意繪形、任意理解的階段，產生了一批具有約定的意義、可以記錄語言中的詞──也就是有了固定讀音──的單字，並且可以開始進行字料的積累的時候，才能算已經產生了。要達到這個狀態，必須具備兩方面的條件：一方面是社會發展的條件。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的程度，生產組織進一步嚴密，居住點與政治中心確立，繼承法定，才使口語的侷限變得日益突出，超越時間與空間限制的文字才不得不發展起來。另一方面是文字發展本身的條件。文字正式產生以前，必須有一批可以書寫、可以傳遞的圖畫或符號，可以用來演變為字元，有了這些可以稱作“前文字現象”的材料為基礎，才有創造文字的可能。我們綜合考古學家和文字學家的看法，在討論漢字起源問題時，取一個時間上線與下線的幅度。這個幅度或許會有一兩千年，但這對於人類的發展來說，仍然是十分短暫的。
漢字究竟何時起源？起源時的情況如何？我們是根據以下四種材料來進行推斷的：
㈠、根據世界文字產生、發展的一般規律來推斷；
㈡、參考對歷史有折射反映的神話傳說；
㈢、根據僅有的與漢字起源有關的書面文獻記載；
㈣、根據已經發掘出的與漢字起源有關的考古資料。
二、世界文字產生時的一般狀況
人類生產發展到一定的程度，異地的交往擴大，異時的記憶量增多，口頭語言的侷限急待克服，這時，首先可以用來傳遞資訊的是具有記號性質的實物。結繩和契刻這兩種記事方法幾乎遍及各大陸。根據記載，古埃及、古波斯、古代日本都曾有過結繩之事。人類學家和民俗學家考察，近代美洲、非洲、澳洲的土人，中國的藏族、高山族、獨龍族、哈尼族……也都有用結繩記事的風俗。秘魯的土人用數條不同顏色的繩，平列地系在一條主要的繩子上，根據所打結或環在哪條繩上、什麼位置和結、環的數目，來記載不同性別、不同年齡的人的人口數。這表明，結繩確實是歷史的遺存。至於刻契，主要用於戰爭和交換，在超越空間限制傳遞資訊上，功能大於結繩，但記事的功能更弱，歷史的普遍性也較差。不過，以齒記數的作法，對文字的產生也會有啟發，作為前文字的一種現象，也是可信的。中國西南某些少數民族如基諾族，在四十多年之前還一直使用刻木記事的方法。但這些方式只能是對自身記憶或雙方默契的提示，對毫無關係的兩個人，不加有聲語言的解釋，便不具交流思想與交際的性質。有些實物經約定後可以作為固定意義的訊號。例如，中國古代的虎符，必須契合才有傳遞命令的作用。《孟子》記載，依照周禮，召喚守苑囿的虞人要用皮冠，如用旌召喚，虞人可以不去。這些，都是原始人實物傳遞資訊的方式在軍事、政治上的殘留。這種方法，也只能用於特定的場合，傳達極為單一的意義。
一種可以用於較大範圍又能傳遞較多資訊的手段，必須使接受資訊的人與發出資訊的人想到的是同樣的事物和內容。在人類文明的起點上，唯有寫實性圖畫可以起到這種作用。因為，寫實性圖畫是現實生活的再現，它具有獨立的說明性，而且，不同的圖畫所具有的區別性，可以使不同的資訊得以區分。所以圖畫用於傳遞資訊，是文字的源頭。而用圖畫來傳遞資訊，開始時有些近似繪畫藝術的作用，靠的是它的直觀性和形象性，繪形越細緻，給予對方的資訊量越大也越準確，越能溝通訊息的發出者與接受者。
可以看出，它是用以傳遞資訊的圖畫，並沒有獲得文字的資格。因為它是憑著完全寫實的圖形，使收信者從直觀上理解寫信者的意思的。經過資訊傳遞的多次重複，使某一繪形與某一意義建立了固定的聯絡，形意關係帶有了約定性，這才有了圖畫文字的性質。圖畫文字具有的形意關係，不是與語言對應的，而是超語言的。也就是說，這些符號可識而不可讀。人們可以用不同的語言單位，選擇不同的詞句去指稱它的意義。例如，商代的銅器上，常常有一些影象，是作為征伐的標誌的。只要看到這種眾人聚在旗下的形象，就可知這一銅器與征伐有關。但它並沒有與哪句話或哪個詞固定地建立起關係。因此，它還屬於文字畫或圖畫文字的性質。
圖畫文字發展為早期象形文字，最主要的變化，在於它直接成為語言的符號，變得可識可讀。另外，它的總體的直觀性經過分析，變為一形即一詞。這時，完全寫實的繪形就演變為象徵的或區域性替代的，只要所繪與所指保持理據，能使人識別就可以了。北美印地安人用來表達抽象概念的象徵性影象。它已擺脫了寫實，析為了單圖，只是尚未與詞對應，有意而無音。因此，它可以看作由圖畫文字向早期象形文字過渡的一種形態。
1－生命神話中有角的蛇；2－死亡頭朝下的動物或人；3－幸福、成功龜；4－靈巧雙翼代替兩手的人；5－戰爭帶箭的弓；6－和平插著羽毛的和解菸斗；7－講和人吸和解菸斗；8－友誼聯在一起的手；9－愛情聯在一起的心；10－注意、聽兩耳邊有波形線的頭；11－危險兩條蛇；12－保衛狗；13－祈禱舉手朝向天及諸神。
在圖畫文字發展為象形文字的過程中，原始的花紋圖案也是遠古時代約定符號的來源之一。在花紋圖案中，某些表義成分常常轉化為圖畫字，然後又轉化為表詞字。在東歐草原地帶發掘的公元前二十世紀末至前十世紀初期木槨文化的陶器，上面有許多象徵性的花紋圖案，例如圓圈象徵太陽，波形線象徵水，十字形象徵四面八方……它們與以後產生的文字常常有淵源關係。
三、有關漢字起源的記載和傳說
迄今為止，我們所能看到的有關漢字起源的文獻記載，最早來自周秦的典籍，而且大都是傳說，有的還帶有神話色彩。但是，神話與傳說有它產生的歷史背景和根源，往往是某些歷史現實的折射反映。關於漢字起源的歷史舊說，並不都是無稽之談，其中也有一部分是信傳。儘管這些傳說並非漢字起源歷史面貌的詳盡寫實，但是，它們對推斷漢字起源前後的狀況和推斷漢字起源的大體時間，都是很有價值的。
有關文字起源的傳說，大體可分成兩類：一類是關於前文字時期的傳說，另一類是關於創造文字本身的傳說。從這些傳說中，我們可以窺見原始漢字發生的因由，以及由原始漢字向成熟的文字體系過渡時的一些歷史狀況。在這些傳說中，結繩說與倉頡造字說最值得我們注意。
漢字產生以前，中國曾有用實物記事的階段。結繩和刻契是其中的重要手段。結繩記事的說法首見《易經?繫辭》：“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 。”《莊子? 篋篇》也說：“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慄陸氏、驪留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犧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根據這兩個說法，上古有很長一段時間都用結繩記事，神農氏是用結繩的最後時代。至於結繩這種記事方法如何施行，《周易正義》引《虞鄭九家易》說：“古者無文字，其有約誓之事，事大大結其繩，事小小結其繩，結之多少，隨物眾寡；各執以相考，亦足以相治也。”人們把結繩與文字聯絡在一起，是因為人類創造結繩記事的方法與發明文字的想法是很一致的。一件事情要想保留在人的腦子裡，只有在記憶所能達到的時間和準確度之內，才是可能的。但記憶的延續時間和可負荷的容量都是有限的，只有用外部的標誌來提示它。人們在相互約定某一事情後，也需要有一種客觀憑據以便長期遵行。前者是記錄某種思想內容，後者是記錄某種交往內容，使這些內容超越時間的限制，這正是激發人類發明文字的動因。也就是說，到了結繩時代，文字產生的主觀要求已經具備了。結繩的可區別性很低，只能用結大結小來標記大事小事，像秘魯土人用不同顏色的繩並在一起，再加上顏色與結繩位置的區別，最多也只能傳遞十幾種至幾十種資訊，所以，它的記錄功能是很弱的。但是，它既有治事的作用，後來又用於約誓之事，能夠“各執以相考”，因而也必然具有一種約定的內容；原始社會的人群活動範圍還不很大，對記事符號的交際功能要求不高，突破語言的時間限制比突破空間限制更迫切一些，結繩作為一種視覺的記事符號，在記事的數量和明確性上雖然極為寥寥，但它是一種成功的嘗試。從結繩到文字，雖然發展了幾千年，但在性質上，距離已不很遙遠。結繩說既有後代民俗作為確證，又可從歷史發展的邏輯上分析出它存在的合理性，因此，時間錯亂的“八卦”說，虛玄的“河圖洛書”說，是不可能與結繩說同日而語的。
在有關創造漢字的傳說中，倉頡造字說，是一種有價值的傳說。這種傳說最早出現在戰國時代的文獻裡。《呂氏春秋?君守》說：“奚仲作車，倉頡作書，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鯀作城，此六人者，所作當矣。”《荀子》、《韓非子》也有關於倉頡造字之說。到了秦漢時代，倉頡造字說流傳更廣，影響更深。《淮南子?本經訓》有“昔者倉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的傳說。李斯統一文字時所用的課本，第一句就是“倉頡作書”，所以稱作《倉頡篇》。把前人傳說吸收後加以整理，正式寫入早期漢字史的是東漢的許慎。他在《說文解字?敘》裡說：“及神農氏結繩為治而統其事，庶業其繁，飾偽萌生。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蹄 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又說：“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文心雕龍?練字》沿襲許慎的說法，才有了“文象立而結繩移，鳥跡明而書契作”的名句。
對於倉頡造字說，過去的歷史學家們著眼於考證倉頡是否實有其人，如果有，大約在哪個年代。由於確鑿史料的缺乏，很難得出結論。而在我們看來，倉頡造字說的可取之處，主要在於它說出了漢字起源的一些道理，許多是很有參考價值的。
首先，這種傳說把結繩與倉頡造字銜接起來，認為在“庶業其繁”以後，結繩無法適應更多、更快地記錄、傳遞資訊的需要，人們必須探索新的方式，創造更多的相互區別的符號，來記錄更多的資訊。在“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的時代，人們從鳥獸蹄 之跡得到了“依類象形”、“分理別異”的啟示，逐漸創造了文字。這個說法是可信的。
其次，傳說倉頡是黃帝的史官，也是有道理的。文字產生在國家形成過程中，首先是政事往來的需要。所以，漢字形成過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應是與文字有密切關係的巫史。史與文字的關係，也可從漢字構形中得到證實：
甲骨文“史”作 ，後來分化為“史”、“吏”、“事”三個字。《大盂鼎》的“ 事”御事,卜辭稱“ 史”,是殷周治事之官。卜辭中“貞史”是“問事”，“史貞”是“事問”。正見“史”、“事”是一字。“史”字從“中”,“又”是手,以手執中正是史官的形象。“中”是簿書、典冊。《禮記?禮器》：“因名山升中於天”。是講 祀時燒柴，置玉帛於其上，同時也連文冊一起燒掉。“中”是文冊。《周禮?秋官?小司寇》:“歲終,則會群士計獄、斃、訟登中於天。”“登中於天”就是寫在天府的登記冊上，“中”即“冊”。《周禮?春官?天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鄭眾注：“治中謂其治職簿書之要。”所以，“史”是書寫、收藏簿書的官，他們是直接並大量使用文字的人。
倉頡是史官，因集中使用原始文字，得以對群眾自發產生的字元加以規整。《荀子?解蔽篇》說：“故好書者眾矣，而倉頡獨傳者，壹也。”對“壹”字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解釋作“專一”，把《荀子》這句話理解成：“倉頡只是眾多好書者中由於用心專一而最有成就的一個”。又有人以“壹”為“同一”、“統一”，認為《荀子》這句話應當理解為倉頡整理過文字。其實，《荀子?解蔽篇》所說的“壹”指正道，也就是正確的規律。“壹”與“兩”相對，不受邪說的矇蔽叫作“壹”。荀子認為，后稷之於稼，夔之於樂，舜之於義，和倉頡之於書一樣，都是因為專門從事某方面的工作，從而掌握了正確的規律，才能獨傳。倉頡是一個因為集中使用文字而摸著了它的規律從而整理了文字的專家。在漢字從原始文字過渡到較為規範的文字的過程中，他起了獨特的作用。可以推斷，這樣的一個人，在漢字起源階段的晚期，一定會存在的。
“倉頡”出現的時代，應在原始漢字有了一定數量的積累階段，也就是中華民族由矇昧走向文明的初期。說他在神農氏之後的黃帝時代，是因為黃帝代表中華民族共同的祖先，黃帝時代是中華文明的發源時代，至於具體的時間，是不足為據的。
四、有關漢字起源的考古資料
傳說畢竟不是確鑿的史料，漢字起源的確切時代和起源的狀況，曾經那樣模糊。近六十年來，現代考古的謎一個個從地下揭曉。關於漢字的起源，也有了更多的考古資料顯示了蛛絲馬跡。
殷墟甲骨文產生在商代後期，約為公元前十四至前十一世紀。這時的漢字已經是可以較好地紀錄漢語的文字系統。這種漢字的實際面貌表明，它不但經過相當長時期的積累，而且經過某種程度上的整理規範。那麼，在此之前的漢字是什麼樣子的呢？
從商代後期再往前，推到商代前期。考古學家認為，鄭州商代遺址的發掘中找到的被稱作二里崗文化的商代文化，與殷墟文化是一脈相承的。它的時代大約在公元前1750至前1350年範圍內，早於安陽小屯殷商文化三百多年。在翻轉的地面上，曾發現三件有字的骨，其中兩件各有一字，另一件有十個字。考古學家認為是為練習刻字而刻的，它的形制與殷墟甲骨文差不多，可以看出，當時已經在使用甲骨文。二里崗文化的陶器和陶片上也刻劃符號，都是簡單的刻文，刻在陶大口尊上。河北藁城縣臺西商代遺址裡也發現了一些刻在陶器上的符號，其中一部分比商代後期略早一些。江西清江吳城遺址出土的陶器刻符，也早於殷墟四百年左右。這三處的陶文，有的與漢字很相像。
近年來，對夏文化的探討日漸熱烈，一般認為夏代已經進入階級社會，起碼應該有一些原始文字，但是在夏代遺址的發掘中，卻沒有找到可以確證為文字的資料。河南偃師縣發掘的二里頭文化，根據考古層位，是壓在河南龍山文化層之上，又被二里崗文化所壓住的。它的時代約在公元前十九至前十五世紀，屬夏文化，至少它的晚期已經進入了文明階段。在發掘的陶片上有的刻劃記號，用意不清。
這些幾何式的直紋，應當都與文字有關。
儘管商代早期和夏代文化中似乎沒有更多的關於漢字的考古資料，但不能說明那時沒有文字。骨刻、金鑄、陶繪的器物上得以儲存文字，是因為它們的質地不易腐爛。可以想見，在漢字有所積累的時期，它不可能不用來進行日常書寫。那種臨時性的交往或保留時間不必過長的書寫物，是可能劃在易於腐爛的獸皮、木片、樹皮、樹葉、草葉等東西上的。而這些書寫物在數千年之後無法再現，就像我們已經無法看到原始社會的木船和草鞋一樣，應當是十分正常的。
而且，隔開這一段，在更早一些的新石器時代，我們還可以窺到一些文字起源的資訊。
山東的大汶口文化，發現刻有符號的陶尊和殘器片十六件，大都出自墓葬，上面有十八個刻符。這些刻符的影象和甲骨文與早期金文的象形文字非常接近。 雖然這些符號絕大多數刻在陶尊外壁口下頸部，而且一個陶尊一般只刻一個符號，只有一件在頸部兩側刻兩個，另一件在頸部、底部各刻一個，相互並不連貫，因此，意義無法探求。但說它們是原始文字，已有相當的理由。
屬於仰韶文化早期的半坡遺址，發掘出精美的彩陶，它的時間大約在公元前5000至前4500年。彩陶在中原地區到龍山文化時期便衰退了，但卻在黃河上游的甘肅、青海地區得到了發展。馬家窯文化與半山馬廠文化約在公元前3000至前2000年，都有圖案華麗的彩陶。彩陶上的花紋一般認為是裝飾性的美術圖案。近兩年來，有人對廟底溝彩陶紋中的魚形紋發生了興趣，認為它是帶有表意性的由魚文化遺存的符號。甲骨、金文中有些字很像是由魚紋演變來的
一說，甲骨文、金文的“明”字，也是魚頭紋演變來的：
舊石器時代人們以漁獵為生，而魚對黃河、長江流域以及濱海原始居民的生活，更有特殊作用。新石器早期的魚形紋與後來文字的關係，確有不容忽視的一面。
五、關於漢字起源時代的推測
由圖畫傳遞資訊到產生圖畫文字，再由圖畫文字和花紋圖案的表義成分轉變為約定符號以至記詞符號，這需要一個相當長的過程。這就是文字起源的過程。歐洲和美洲的一些古老文字的這個過程，大約始於新石器時代而止於有史時期的開始。從所獲得的資料看，漢字的產生就其上下限而言，也正是在此時期內。
到目前為止，我們在已出土的文物中，沒有看到作為漢字前身的用圖畫傳遞的資訊和圖畫文字，因此，漢字起源的上限難以從實際上確定下來。現在能夠提出的根據，最遠的只有公元前4000年左右屬於仰韶文化的彩陶紋，以及時間與此相近的屬於大汶口文化的陶器刻符。它們的時代，都在新石器時期的中期，可以暫時把這一時期作為漢字起源的上限。從理論上說，漢字起源的上限也許比這還要早些，那要等發現新的考古證明時再向上推移了。至於漢字起源的下限，我們可以從小屯殷墟甲骨文往上推測。當圖畫文字與陶器花紋中的表意圖案演變為記詞字元，漢字由零散的、個別的字元逐漸積累，達到一定的數量後，再透過人為規範，成為一種文字體系。這一過程，如果跟記詞字元產生的那段過程相比，應當是短一些。這不僅是因為，生產和政治的發展都越來越迅速，更因為起源階段具有多元性由於部落不同，可能有多種原始文字存在、自發性、群眾性的特點，而初期發展階段卻是在少數集中使用漢字的人手中，自覺進行的。小屯殷墟甲骨文已是能夠完整記錄漢語的文字體系，這個體系形成的開端應當在夏商之際。《尚書?多士》記載西周初年周公的話說：“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這就是說，商人在滅夏時，已經有了記事典冊。從古史文獻也可以看出，夏代是中國第一個有完整世系流傳下來的朝代。那麼，漢字字元開始積累的年代，似可估計為夏初，也就是公元前2100年左右。
原始漢字在新石器時代中期開始產生，到它發展成初步的文字體系，大約經歷了近2600年。
一、建立漢字起源假說的原則和依據
歷史發展的總規律是越遠古越緩慢，人類經過漫長的矇昧野蠻時期，逐漸進入了文明時代。現今史學界把“文明”一詞用來指一個社會氏族制度解體而進入有了國家組織的階級社會，而文明的重要標誌之一便是文字的產生和應用。因此，我們從一般邏輯判斷，一種文字總是在矇昧通向文明的轉折點上誕生，這應當是合乎歷史發展規律的。
世界上文明的發生都在大河流域，因為，水源和動植物給人類的生存提供了可能的生態條件。中國的文明在黃河流域誕生，它是獨立發展的。漢字──中華文明的重要標誌之一，也是獨立產生的，它和埃及聖書字、古代蘇美爾文字、原始埃蘭文字和克里特文字等，同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漢字和這些古老的文字一樣，都經過由圖畫文字到表意文字的階段；而它與其它古老文字不同的是，那些古文字在演變中有的停止使用而喪失了生命力，有的變成了拼音文字，有的甚至不可識讀，被外來文字取代，唯有漢字，沒有停頓地被使用至今，成為世界上唯一的一種有著日漸嚴密體系的表意文字。
既然漢字發展的歷史沒有中斷，那麼，我們沿著它踏出的足跡向上追溯它的起源，應當是可能的。但是，現存最早的漢字甲骨文產生在殷商時代，距今大約有三千四百年的歷史。它已是一種有著比較嚴密體系的文字。小屯的殷墟文化，僅從它相當發達的冶煉技術和銅器、陶器、玉器上的藝術紋飾看，便可以確定它已是高度發達的文明。所以有人說，如果把殷墟文化看作中國文明的誕生，那就未免有點像傳說中的老子，生下來就有了白鬍子。近年來，在西安市郊區長安縣花樓子客省莊二期文化遺址的發掘中，發現了一批刻在骨笄、獸牙和獸骨上的刻符，據說已經清理出單體文字十多個。這一文化遺址屬龍山文化晚期。有人把這些刻符也稱作甲骨文，而因此把甲骨文產生的時代推前了一千多年。但是，從漢字學的角度看，殷墟甲骨文是一個成熟的文字體制的專稱，在沒有證實長安刻符與殷墟文字的歷史源淵關係時，我們不能把凡是刻在甲、骨上的符號都稱作“甲骨文”，而把它和殷墟文字掛在一起。
我們完全可以推測，甲骨文產生的時代，恐怕不會處在中華民族由矇昧走向文明的路口。漢字在進入甲骨文之前，必定還有一段相當長的歷程。但是，沿著甲骨文再向前追溯，可以證實漢字歷史面貌的文物與文獻還不夠系統和充分，因此，對漢字的起源，只能以不連貫的歷史證據和依照發展邏輯的推測為基礎，建立科學的假說。
建立關於漢字起源的假說，首先應當弄清，原始漢字處於什麼狀態就算已經產生了。考古學家們認為，只要發現了一種有標示作用的符號，就可以確定為漢字起源的初階。文字學家們認為，文字是一種記錄語言的符號，原始的標記符號必須脫離了任意繪形、任意理解的階段，產生了一批具有約定的意義、可以記錄語言中的詞──也就是有了固定讀音──的單字，並且可以開始進行字料的積累的時候，才能算已經產生了。要達到這個狀態，必須具備兩方面的條件：一方面是社會發展的條件。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的程度，生產組織進一步嚴密，居住點與政治中心確立，繼承法定，才使口語的侷限變得日益突出，超越時間與空間限制的文字才不得不發展起來。另一方面是文字發展本身的條件。文字正式產生以前，必須有一批可以書寫、可以傳遞的圖畫或符號，可以用來演變為字元，有了這些可以稱作“前文字現象”的材料為基礎，才有創造文字的可能。我們綜合考古學家和文字學家的看法，在討論漢字起源問題時，取一個時間上線與下線的幅度。這個幅度或許會有一兩千年，但這對於人類的發展來說，仍然是十分短暫的。
漢字究竟何時起源？起源時的情況如何？我們是根據以下四種材料來進行推斷的：
㈠、根據世界文字產生、發展的一般規律來推斷；
㈡、參考對歷史有折射反映的神話傳說；
㈢、根據僅有的與漢字起源有關的書面文獻記載；
㈣、根據已經發掘出的與漢字起源有關的考古資料。
二、世界文字產生時的一般狀況
人類生產發展到一定的程度，異地的交往擴大，異時的記憶量增多，口頭語言的侷限急待克服，這時，首先可以用來傳遞資訊的是具有記號性質的實物。結繩和契刻這兩種記事方法幾乎遍及各大陸。根據記載，古埃及、古波斯、古代日本都曾有過結繩之事。人類學家和民俗學家考察，近代美洲、非洲、澳洲的土人，中國的藏族、高山族、獨龍族、哈尼族……也都有用結繩記事的風俗。秘魯的土人用數條不同顏色的繩，平列地系在一條主要的繩子上，根據所打結或環在哪條繩上、什麼位置和結、環的數目，來記載不同性別、不同年齡的人的人口數。這表明，結繩確實是歷史的遺存。至於刻契，主要用於戰爭和交換，在超越空間限制傳遞資訊上，功能大於結繩，但記事的功能更弱，歷史的普遍性也較差。不過，以齒記數的作法，對文字的產生也會有啟發，作為前文字的一種現象，也是可信的。中國西南某些少數民族如基諾族，在四十多年之前還一直使用刻木記事的方法。但這些方式只能是對自身記憶或雙方默契的提示，對毫無關係的兩個人，不加有聲語言的解釋，便不具交流思想與交際的性質。有些實物經約定後可以作為固定意義的訊號。例如，中國古代的虎符，必須契合才有傳遞命令的作用。《孟子》記載，依照周禮，召喚守苑囿的虞人要用皮冠，如用旌召喚，虞人可以不去。這些，都是原始人實物傳遞資訊的方式在軍事、政治上的殘留。這種方法，也只能用於特定的場合，傳達極為單一的意義。
一種可以用於較大範圍又能傳遞較多資訊的手段，必須使接受資訊的人與發出資訊的人想到的是同樣的事物和內容。在人類文明的起點上，唯有寫實性圖畫可以起到這種作用。因為，寫實性圖畫是現實生活的再現，它具有獨立的說明性，而且，不同的圖畫所具有的區別性，可以使不同的資訊得以區分。所以圖畫用於傳遞資訊，是文字的源頭。而用圖畫來傳遞資訊，開始時有些近似繪畫藝術的作用，靠的是它的直觀性和形象性，繪形越細緻，給予對方的資訊量越大也越準確，越能溝通訊息的發出者與接受者。
可以看出，它是用以傳遞資訊的圖畫，並沒有獲得文字的資格。因為它是憑著完全寫實的圖形，使收信者從直觀上理解寫信者的意思的。經過資訊傳遞的多次重複，使某一繪形與某一意義建立了固定的聯絡，形意關係帶有了約定性，這才有了圖畫文字的性質。圖畫文字具有的形意關係，不是與語言對應的，而是超語言的。也就是說，這些符號可識而不可讀。人們可以用不同的語言單位，選擇不同的詞句去指稱它的意義。例如，商代的銅器上，常常有一些影象，是作為征伐的標誌的。只要看到這種眾人聚在旗下的形象，就可知這一銅器與征伐有關。但它並沒有與哪句話或哪個詞固定地建立起關係。因此，它還屬於文字畫或圖畫文字的性質。
圖畫文字發展為早期象形文字，最主要的變化，在於它直接成為語言的符號，變得可識可讀。另外，它的總體的直觀性經過分析，變為一形即一詞。這時，完全寫實的繪形就演變為象徵的或區域性替代的，只要所繪與所指保持理據，能使人識別就可以了。北美印地安人用來表達抽象概念的象徵性影象。它已擺脫了寫實，析為了單圖，只是尚未與詞對應，有意而無音。因此，它可以看作由圖畫文字向早期象形文字過渡的一種形態。
1－生命神話中有角的蛇；2－死亡頭朝下的動物或人；3－幸福、成功龜；4－靈巧雙翼代替兩手的人；5－戰爭帶箭的弓；6－和平插著羽毛的和解菸斗；7－講和人吸和解菸斗；8－友誼聯在一起的手；9－愛情聯在一起的心；10－注意、聽兩耳邊有波形線的頭；11－危險兩條蛇；12－保衛狗；13－祈禱舉手朝向天及諸神。
在圖畫文字發展為象形文字的過程中，原始的花紋圖案也是遠古時代約定符號的來源之一。在花紋圖案中，某些表義成分常常轉化為圖畫字，然後又轉化為表詞字。在東歐草原地帶發掘的公元前二十世紀末至前十世紀初期木槨文化的陶器，上面有許多象徵性的花紋圖案，例如圓圈象徵太陽，波形線象徵水，十字形象徵四面八方……它們與以後產生的文字常常有淵源關係。
三、有關漢字起源的記載和傳說
迄今為止，我們所能看到的有關漢字起源的文獻記載，最早來自周秦的典籍，而且大都是傳說，有的還帶有神話色彩。但是，神話與傳說有它產生的歷史背景和根源，往往是某些歷史現實的折射反映。關於漢字起源的歷史舊說，並不都是無稽之談，其中也有一部分是信傳。儘管這些傳說並非漢字起源歷史面貌的詳盡寫實，但是，它們對推斷漢字起源前後的狀況和推斷漢字起源的大體時間，都是很有價值的。
有關文字起源的傳說，大體可分成兩類：一類是關於前文字時期的傳說，另一類是關於創造文字本身的傳說。從這些傳說中，我們可以窺見原始漢字發生的因由，以及由原始漢字向成熟的文字體系過渡時的一些歷史狀況。在這些傳說中，結繩說與倉頡造字說最值得我們注意。
漢字產生以前，中國曾有用實物記事的階段。結繩和刻契是其中的重要手段。結繩記事的說法首見《易經?繫辭》：“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 。”《莊子? 篋篇》也說：“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慄陸氏、驪留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犧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根據這兩個說法，上古有很長一段時間都用結繩記事，神農氏是用結繩的最後時代。至於結繩這種記事方法如何施行，《周易正義》引《虞鄭九家易》說：“古者無文字，其有約誓之事，事大大結其繩，事小小結其繩，結之多少，隨物眾寡；各執以相考，亦足以相治也。”人們把結繩與文字聯絡在一起，是因為人類創造結繩記事的方法與發明文字的想法是很一致的。一件事情要想保留在人的腦子裡，只有在記憶所能達到的時間和準確度之內，才是可能的。但記憶的延續時間和可負荷的容量都是有限的，只有用外部的標誌來提示它。人們在相互約定某一事情後，也需要有一種客觀憑據以便長期遵行。前者是記錄某種思想內容，後者是記錄某種交往內容，使這些內容超越時間的限制，這正是激發人類發明文字的動因。也就是說，到了結繩時代，文字產生的主觀要求已經具備了。結繩的可區別性很低，只能用結大結小來標記大事小事，像秘魯土人用不同顏色的繩並在一起，再加上顏色與結繩位置的區別，最多也只能傳遞十幾種至幾十種資訊，所以，它的記錄功能是很弱的。但是，它既有治事的作用，後來又用於約誓之事，能夠“各執以相考”，因而也必然具有一種約定的內容；原始社會的人群活動範圍還不很大，對記事符號的交際功能要求不高，突破語言的時間限制比突破空間限制更迫切一些，結繩作為一種視覺的記事符號，在記事的數量和明確性上雖然極為寥寥，但它是一種成功的嘗試。從結繩到文字，雖然發展了幾千年，但在性質上，距離已不很遙遠。結繩說既有後代民俗作為確證，又可從歷史發展的邏輯上分析出它存在的合理性，因此，時間錯亂的“八卦”說，虛玄的“河圖洛書”說，是不可能與結繩說同日而語的。
在有關創造漢字的傳說中，倉頡造字說，是一種有價值的傳說。這種傳說最早出現在戰國時代的文獻裡。《呂氏春秋?君守》說：“奚仲作車，倉頡作書，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鯀作城，此六人者，所作當矣。”《荀子》、《韓非子》也有關於倉頡造字之說。到了秦漢時代，倉頡造字說流傳更廣，影響更深。《淮南子?本經訓》有“昔者倉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的傳說。李斯統一文字時所用的課本，第一句就是“倉頡作書”，所以稱作《倉頡篇》。把前人傳說吸收後加以整理，正式寫入早期漢字史的是東漢的許慎。他在《說文解字?敘》裡說：“及神農氏結繩為治而統其事，庶業其繁，飾偽萌生。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蹄 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又說：“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文心雕龍?練字》沿襲許慎的說法，才有了“文象立而結繩移，鳥跡明而書契作”的名句。
對於倉頡造字說，過去的歷史學家們著眼於考證倉頡是否實有其人，如果有，大約在哪個年代。由於確鑿史料的缺乏，很難得出結論。而在我們看來，倉頡造字說的可取之處，主要在於它說出了漢字起源的一些道理，許多是很有參考價值的。
首先，這種傳說把結繩與倉頡造字銜接起來，認為在“庶業其繁”以後，結繩無法適應更多、更快地記錄、傳遞資訊的需要，人們必須探索新的方式，創造更多的相互區別的符號，來記錄更多的資訊。在“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的時代，人們從鳥獸蹄 之跡得到了“依類象形”、“分理別異”的啟示，逐漸創造了文字。這個說法是可信的。
其次，傳說倉頡是黃帝的史官，也是有道理的。文字產生在國家形成過程中，首先是政事往來的需要。所以，漢字形成過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應是與文字有密切關係的巫史。史與文字的關係，也可從漢字構形中得到證實：
甲骨文“史”作 ，後來分化為“史”、“吏”、“事”三個字。《大盂鼎》的“ 事”御事,卜辭稱“ 史”,是殷周治事之官。卜辭中“貞史”是“問事”，“史貞”是“事問”。正見“史”、“事”是一字。“史”字從“中”,“又”是手,以手執中正是史官的形象。“中”是簿書、典冊。《禮記?禮器》：“因名山升中於天”。是講 祀時燒柴，置玉帛於其上，同時也連文冊一起燒掉。“中”是文冊。《周禮?秋官?小司寇》:“歲終,則會群士計獄、斃、訟登中於天。”“登中於天”就是寫在天府的登記冊上，“中”即“冊”。《周禮?春官?天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鄭眾注：“治中謂其治職簿書之要。”所以，“史”是書寫、收藏簿書的官，他們是直接並大量使用文字的人。
倉頡是史官，因集中使用原始文字，得以對群眾自發產生的字元加以規整。《荀子?解蔽篇》說：“故好書者眾矣，而倉頡獨傳者，壹也。”對“壹”字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解釋作“專一”，把《荀子》這句話理解成：“倉頡只是眾多好書者中由於用心專一而最有成就的一個”。又有人以“壹”為“同一”、“統一”，認為《荀子》這句話應當理解為倉頡整理過文字。其實，《荀子?解蔽篇》所說的“壹”指正道，也就是正確的規律。“壹”與“兩”相對，不受邪說的矇蔽叫作“壹”。荀子認為，后稷之於稼，夔之於樂，舜之於義，和倉頡之於書一樣，都是因為專門從事某方面的工作，從而掌握了正確的規律，才能獨傳。倉頡是一個因為集中使用文字而摸著了它的規律從而整理了文字的專家。在漢字從原始文字過渡到較為規範的文字的過程中，他起了獨特的作用。可以推斷，這樣的一個人，在漢字起源階段的晚期，一定會存在的。
“倉頡”出現的時代，應在原始漢字有了一定數量的積累階段，也就是中華民族由矇昧走向文明的初期。說他在神農氏之後的黃帝時代，是因為黃帝代表中華民族共同的祖先，黃帝時代是中華文明的發源時代，至於具體的時間，是不足為據的。
四、有關漢字起源的考古資料
傳說畢竟不是確鑿的史料，漢字起源的確切時代和起源的狀況，曾經那樣模糊。近六十年來，現代考古的謎一個個從地下揭曉。關於漢字的起源，也有了更多的考古資料顯示了蛛絲馬跡。
殷墟甲骨文產生在商代後期，約為公元前十四至前十一世紀。這時的漢字已經是可以較好地紀錄漢語的文字系統。這種漢字的實際面貌表明，它不但經過相當長時期的積累，而且經過某種程度上的整理規範。那麼，在此之前的漢字是什麼樣子的呢？
從商代後期再往前，推到商代前期。考古學家認為，鄭州商代遺址的發掘中找到的被稱作二里崗文化的商代文化，與殷墟文化是一脈相承的。它的時代大約在公元前1750至前1350年範圍內，早於安陽小屯殷商文化三百多年。在翻轉的地面上，曾發現三件有字的骨，其中兩件各有一字，另一件有十個字。考古學家認為是為練習刻字而刻的，它的形制與殷墟甲骨文差不多，可以看出，當時已經在使用甲骨文。二里崗文化的陶器和陶片上也刻劃符號，都是簡單的刻文，刻在陶大口尊上。河北藁城縣臺西商代遺址裡也發現了一些刻在陶器上的符號，其中一部分比商代後期略早一些。江西清江吳城遺址出土的陶器刻符，也早於殷墟四百年左右。這三處的陶文，有的與漢字很相像。
近年來，對夏文化的探討日漸熱烈，一般認為夏代已經進入階級社會，起碼應該有一些原始文字，但是在夏代遺址的發掘中，卻沒有找到可以確證為文字的資料。河南偃師縣發掘的二里頭文化，根據考古層位，是壓在河南龍山文化層之上，又被二里崗文化所壓住的。它的時代約在公元前十九至前十五世紀，屬夏文化，至少它的晚期已經進入了文明階段。在發掘的陶片上有的刻劃記號，用意不清。
這些幾何式的直紋，應當都與文字有關。
儘管商代早期和夏代文化中似乎沒有更多的關於漢字的考古資料，但不能說明那時沒有文字。骨刻、金鑄、陶繪的器物上得以儲存文字，是因為它們的質地不易腐爛。可以想見，在漢字有所積累的時期，它不可能不用來進行日常書寫。那種臨時性的交往或保留時間不必過長的書寫物，是可能劃在易於腐爛的獸皮、木片、樹皮、樹葉、草葉等東西上的。而這些書寫物在數千年之後無法再現，就像我們已經無法看到原始社會的木船和草鞋一樣，應當是十分正常的。
而且，隔開這一段，在更早一些的新石器時代，我們還可以窺到一些文字起源的資訊。
山東的大汶口文化，發現刻有符號的陶尊和殘器片十六件，大都出自墓葬，上面有十八個刻符。這些刻符的影象和甲骨文與早期金文的象形文字非常接近。 雖然這些符號絕大多數刻在陶尊外壁口下頸部，而且一個陶尊一般只刻一個符號，只有一件在頸部兩側刻兩個，另一件在頸部、底部各刻一個，相互並不連貫，因此，意義無法探求。但說它們是原始文字，已有相當的理由。
屬於仰韶文化早期的半坡遺址，發掘出精美的彩陶，它的時間大約在公元前5000至前4500年。彩陶在中原地區到龍山文化時期便衰退了，但卻在黃河上游的甘肅、青海地區得到了發展。馬家窯文化與半山馬廠文化約在公元前3000至前2000年，都有圖案華麗的彩陶。彩陶上的花紋一般認為是裝飾性的美術圖案。近兩年來，有人對廟底溝彩陶紋中的魚形紋發生了興趣，認為它是帶有表意性的由魚文化遺存的符號。甲骨、金文中有些字很像是由魚紋演變來的
一說，甲骨文、金文的“明”字，也是魚頭紋演變來的：
舊石器時代人們以漁獵為生，而魚對黃河、長江流域以及濱海原始居民的生活，更有特殊作用。新石器早期的魚形紋與後來文字的關係，確有不容忽視的一面。
五、關於漢字起源時代的推測
由圖畫傳遞資訊到產生圖畫文字，再由圖畫文字和花紋圖案的表義成分轉變為約定符號以至記詞符號，這需要一個相當長的過程。這就是文字起源的過程。歐洲和美洲的一些古老文字的這個過程，大約始於新石器時代而止於有史時期的開始。從所獲得的資料看，漢字的產生就其上下限而言，也正是在此時期內。
到目前為止，我們在已出土的文物中，沒有看到作為漢字前身的用圖畫傳遞的資訊和圖畫文字，因此，漢字起源的上限難以從實際上確定下來。現在能夠提出的根據，最遠的只有公元前4000年左右屬於仰韶文化的彩陶紋，以及時間與此相近的屬於大汶口文化的陶器刻符。它們的時代，都在新石器時期的中期，可以暫時把這一時期作為漢字起源的上限。從理論上說，漢字起源的上限也許比這還要早些，那要等發現新的考古證明時再向上推移了。至於漢字起源的下限，我們可以從小屯殷墟甲骨文往上推測。當圖畫文字與陶器花紋中的表意圖案演變為記詞字元，漢字由零散的、個別的字元逐漸積累，達到一定的數量後，再透過人為規範，成為一種文字體系。這一過程，如果跟記詞字元產生的那段過程相比，應當是短一些。這不僅是因為，生產和政治的發展都越來越迅速，更因為起源階段具有多元性由於部落不同，可能有多種原始文字存在、自發性、群眾性的特點，而初期發展階段卻是在少數集中使用漢字的人手中，自覺進行的。小屯殷墟甲骨文已是能夠完整記錄漢語的文字體系，這個體系形成的開端應當在夏商之際。《尚書?多士》記載西周初年周公的話說：“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這就是說，商人在滅夏時，已經有了記事典冊。從古史文獻也可以看出，夏代是中國第一個有完整世系流傳下來的朝代。那麼，漢字字元開始積累的年代，似可估計為夏初，也就是公元前2100年左右。
原始漢字在新石器時代中期開始產生，到它發展成初步的文字體系，大約經歷了近26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