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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深海沉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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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江雨燕
簡單來說,“奉天之難”是一場由於削藩而引發的中央朝廷和地方藩鎮之間的戰爭,後來的“靖難之役”就是這樣一種中央和地方相互對抗的典型。我們都知道唐朝是一個深受藩鎮之亂的朝代,所以唐朝覆滅後,這些擁兵自重的藩鎮紛紛獨立,中國歷史直接進入五代十國時期。
經歷過“安史之亂”的唐德宗決心削弱藩鎮勢力,進而引發“四鎮之亂”唐德宗李適14歲時爆發了“安史之亂”,隨著長安失守,不得不跟著唐玄宗一同逃亡四川,作為養尊處優的皇子,在經歷了“安史之亂”的大動盪後,讓唐德宗對藩鎮勢力過大產生了不滿。唐代宗繼位後,李適被封為天下兵馬大元帥,負責肅清叛軍。
由於評判有功,李適和郭子儀、李光弼等人還被一起塑畫入供凌煙閣,正是這樣一位在戰爭中成長起來的皇帝,在繼位後便開始著手他的削藩工作。建中二年(781年),河北成德鎮節度使李寶臣病死,按照世襲制度,李寶臣的兒子李惟嶽上疏請求襲任節度使一職。
但唐德宗一直決心廢除藩鎮世襲的制度,因此拒絕了李惟嶽的上疏,在此情形下,魏博節度使田悅、淄青節度使李正己、山南節度使梁崇義和李惟嶽串通起來準備以武力對抗中央朝廷。另一面唐德宗得知訊息後,開始徵調數萬人的部隊征討李惟嶽,“四鎮之亂”由此爆發。
但唐德宗並沒有出動中央軍,而是命令河東、成德、幽州等節度使前往平叛,其中以朱滔、張孝忠為主力部隊,在束鹿縣大敗李惟嶽,後又在深州大敗李惟嶽。但唐德宗任命康日知為深趙二州團練使,並沒有把深州封賞給他,這讓本身就由割據性質的朱滔十分不滿。
後又向唐德宗討要恆定七州的賦稅作為軍餉,卻依然遭到唐德宗的拒絕,這時被朱滔圍困的魏博節度使田悅派遣使者來勸說朱滔謀反,朱滔萌生念頭,但在士兵的反對下作罷。康日知得知朱滔意欲謀反的訊息後,便上報唐德宗,但唐德宗為了穩住朱滔並沒有發難,反而加封他為通義郡王,但朱滔仍決意造反,並出兵相助田悅。
這一舉動遭到少數士兵的反對,他們叫嚷著:“天子命司徒還鎮幽州,為什麼違背敕令南救魏州?”擔心士兵譁變的朱滔迫不得已殺了數百人才穩定局勢下來,同時與李惟嶽一起謀反的節度使一起稱王謀反。
另一面淮西節度使李希烈也反叛稱帝,唐德宗連忙派遣涇原兵去平叛李希烈,取一勝後由於唐德宗賞賜不周,涇原發生譁變,唐德宗逃出長安,這就是“涇師之變”,後擁立被軟禁在長安的朱滔的哥哥朱泚為秦帝。
屈辱之下,唐德宗下“罪己詔”,中央朝廷對藩鎮失去節制力唐德宗逃出長安後,時已有七個藩鎮起兵造反,故又稱為“四王二帝之亂”唐德宗發動的削藩戰爭不得不停止,唐德宗下“罪己詔”,表示自己應該承擔天下大亂的責任,同時也因為自己多疑才導致諸藩鎮叛亂,並赦免了叛亂的諸藩鎮。
這時,原先稱王的藩鎮四王於是上表請罪,唐德宗只好統統予以赦免,實際上已經表明中央朝廷的妥協,唐朝各藩鎮因此愈做愈大,難加管制。於是,唐德宗不得不被迫調整對待藩鎮的態度,由之前的強力削藩變化為後期對藩鎮多事姑息的縱容,實際上表明中央朝廷無力管控地方藩鎮的現實。
但儘管中央已經實質意義上失去了對藩鎮的管控,但雙方之間還是達成了一個微妙的平衡,各藩鎮雖然屬於半獨立的狀態,但中央政策法令還是暢通,既脫離於中央朝廷的管束,但又不脫離於中央朝廷的統治。因此唐中後期的藩鎮還是較為服從中央管制,只不過到了晚期,尤其是黃巢起義後,唐王朝開始出現藩鎮割據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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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白髮布衣的藏地讀行
779年(大曆十四年)五月,李適在長安登基,成為唐朝第九位皇帝。
登基之初,他懷著一顆復興大唐的雄心,厲行節儉、取消上貢、疏斥宦官、收斂兵權、任用能臣,唐朝確實有了一絲中興之望。
在對待藩鎮割據問題上,他銳意削藩,甚至不惜兵戎相見。
隨著唐軍對河北藩鎮的一系列打擊,成德、淄青、山南東道三鎮皆平,只剩魏博節度使田悅還在苦苦支撐,削平河北藩鎮似乎盡在反掌之間。
但從782年(建中三年)十一月開始,唐德宗李適連遭重創,被唐軍重重圍困的魏博節度使田悅,居然鹹魚翻身了。
他暗中聯絡心懷不滿的王武俊、朱滔、李納,組成割據聯盟一起稱王。
同時,深受德宗信任的淮寧節度使李希烈,也禁不住田悅的誘惑。於十二月,自封天下都元帥、太尉、建興王。後來,李希烈乾脆稱帝,國號為楚,年號武成。
此事史稱“四鎮之亂”,或“四王二帝之亂”。細心的讀者可能發現了,朱滔稱冀王、田悅稱魏王、王武俊稱趙王、李納稱齊王、李希烈稱帝,一共才五個,離四王二帝還差一個。
缺的這個,就是在長安稱帝的朱泚。
建中四年八月,李希烈率軍圍攻襄城(河南許昌襄城縣),德宗將長安西部防禦吐蕃的涇州精兵調往東部解圍。
涇原軍卒走到長安時,因賞賜不足而譁變。
他們衝入長安,大肆搶奪朝廷庫府,並將因兄弟朱滔稱王,而被拘在長安閒住的朱泚擁立為帝,史稱“涇師之變”。
一、奉天城下攻防戰“涇師之變”爆發後,德宗李適倉皇逃至奉天(今陝西乾縣)。
這座北倚梁山,西傍漆水的小城,旋即成了整個唐朝風暴聚集的中心點。
建中四年(783年)十月十日,已稱帝改元的朱泚兵圍奉天。
此前,接到勤王詔書的左金吾大將軍渾瑊、邠寧節度留後韓遊瑰、涇原兵馬使馮河清等,已率軍入城佈防,兩軍旋即在奉天城下展開血戰。
朱泚叛軍雖聲勢浩大、人數眾多,但首次進攻,就在奉天堅城下崩了牙齒。
隨後幾日,叛軍利用雲梯攻城皆被渾瑊、韓遊瑰擊敗。朱泚便逼迫百姓填壕溝,並於夜晚攻城,但依舊無法破城。
隨著德宗召命的下達,各路勤王兵馬紛紛向關中趕來,朱泚也知道形勢不妙。
他寄希望於一件秘密武器,能夠幫他開啟奉天城,只要抓住了李適,就都有翻盤的機會。
他在圍攻奉天之初,便命長安西明寺的和尚法堅,開始製造巨型雲梯車。
此雲梯車高達九丈,寬也有數丈,下裝巨輪,外面裹著水浸的溼牛皮,周圍懸滿了水囊,梯上可裝兵士五百人,由數千士兵喊著號子向前推動,雲梯車向前緩緩移動時,車輪碾壓地面隆隆作響,可謂氣勢逼人。
雲梯車建造的時候,唐軍便遠遠望見了它的體量。
德宗心中惶恐,召來渾瑊問計。
渾瑊對德宗說,雲梯車必定沉重,我已安排士卒,在城下挖掘地道,地道里面堆滿木柴、膏油、松脂,等到雲梯車陷入地道,施以火攻便能破敵。
建中四年(公元783年)十月十四日,雲梯車造好,決定奉天命運的決戰開始了。
在雲梯車緩緩推動之前,叛軍就發動了攻勢,涇原士卒們抱薪負土,填平壕塹,矢石、火油都阻擋不了叛軍攻城的步伐。
血戰持續了一天一夜,等到十五日清晨,不少叛軍已利用雲梯攻上城頭,與唐軍展開肉搏。
此時,李適已沒有什麼能夠激勵士氣的東西了。他召來渾瑊,拿出一千多張空白的告身(委任狀),授權渾瑊可以按照功勞大小任意填寫。
如果空白告身用完,渾瑊可以直接在將士的身上書寫所授官職,事後朝廷一律憑狀授職。
此時,堂堂大唐皇帝已窘迫到,只能給浴血奮戰的將士打白條的程度了。但渾瑊知道,這些白條對於生死皆在一刻的將士來說毫無意義。
他請求德宗道:“奉天成敗皆在此一戰,請陛下親自登城鼓舞將士士氣”。
德宗也知道,成敗在此一舉,便鼓起勇氣答應等城。
就在此時,事情出現了小小的轉機。
朔方節度使李懷光日夜兼程趕來救駕,並派兵馬使張韶來奉天報信。但張韶到達奉天時,被朱泚叛軍當成百姓,驅趕到城邊去填壕塹。
張韶趁機跑到城下高喊:“我是朔方軍的軍使”。
城上唐軍用繩子把他拉上城牆,張韶身中數十箭,九死一生,終於讓德宗看到了李懷光的書信。
德宗閱信後,喜不自禁,讓人抬著張韶繞城一週,向軍民宣示朔方軍到來。
城內軍民得知朔方軍全軍來援,歡聲雷動,士氣大振。
但叛軍仍舊佔據著戰場的絕對主動,守城唐軍飢寒交迫,缺少甲冑和兵器,而叛軍狂攻城垣的氣勢依舊不降。唐左右武大將軍呂希倩、高重捷紛紛陣亡,渾瑊也身中數箭仍死戰不退。
這次運氣又站在了唐朝一邊,緩緩靠近城牆的巨型攻城車,終於陷進了事先挖好的地道之中。
渾瑊命人在地道中放火,攻城車被火油點燃,順風燃燒,城上的唐軍趁機投下葦柴、火炬。
此時,風向恰好轉向,雲梯車瞬間就籠罩在烈焰之中,數千攻城叛軍不及逃跑,都被活活燒死。
唐軍見狀,從三個城門出城絞殺叛軍。叛軍不甘心失敗,向城上射箭,一時間城上箭如雨下,射到李適身邊的箭只有三步之遙。
此時,神策軍李晟自定州(今屬河北正定)發兵回援,晝夜兼程,進至東渭橋(今陝西高陵縣南),所部四千人擴大到萬餘人。
朔方節度使李懷光率兵5萬自魏縣(今河北大名西南)進駐蒲城(今陝西蒲城縣)。
神策兵馬使尚可孤部3000人自武關(今陝西丹鳳東南)進至七盤山(今藍田南),擊敗朱泚軍,收復藍田。
河東節度使馬燧派5000兵進至中渭橋(今咸陽東)、鎮國節度使駱元光派2000兵進屯昭應(今陝西臨潼)。
而另一個更壞的訊息,傳到了朱泚耳朵裡。李懷光在澧泉(今陝西禮泉北),大敗阻擊的叛軍。
澧泉距離奉天只有三十餘里,朱泚心知奉天再無機會,只得撤回長安。最終,奉天保衛戰以唐軍守城成功結束。這場歷時一月的血戰,史稱“奉天之難”。
奉天、東渭橋、藍田、中渭橋、昭應、澧泉與長安的位置關係
二、逼反李懷光朔方節度使李懷光率軍從魏縣(今河北大名西南)千里來援,解了奉天之圍後,自以為功高蓋世,便上書朝廷,要求朝廷立斬當朝權相盧杞和他左右手度支使趙贊、神策軍使白志貞。
認為此三人,一是計議乖方;二是賦斂無度;三是刻扣軍賜,此三罪是造成涇師之變的原因。
說起來,盧杞確實不是啥好鳥。自從他位列朝綱之後,排擠賢臣、陷害忠良,宰相楊炎、張鎰、嚴郢等人,都先後死在他的手上。
更令人髮指的是,在明知李希烈已反的前提下,還力主派遣顏真卿前去“宣慰”。
這明顯就是借刀殺人之計,朝中大臣盡數反對,但德宗只聽盧杞一人之言,年逾古稀的顏真卿毅然奉召而去,臨行前只留給兒子六個字,“奉家廟、撫諸孤”。
盧杞的父親盧弈是唐朝大忠臣,安祿山陷洛陽時,盧奕寧死不屈,罵賊而死。
他的首級被叛軍傳至平原郡恐嚇唐軍,還是時任平原太守的顏真卿妥善安葬的。
可他兒子的行為卻是如此不堪,可見“老子英雄兒好漢”在盧杞這兒,實在是不適用。
這父子二人,一個位列《忠義傳》,一個位列《奸臣傳》,也算一大奇觀。李懷光還是錯誤的估計了,盧杞在德宗心中的地位,面對李懷光“天下之亂、藉此曹所為也!吾見上,當請誅之”的言論。
盧杞早有準備,他對德宗上奏,“李懷光有社稷再造之功,叛軍見之而膽寒,今可命其率軍直取長安,必可可賊,如今召其入城面聖,必要賞賜諸將軍士,留連累日,使賊軍有可乘之機”。
德宗一聽,覺得大有道理,便傳召命李懷光立即引軍屯西渭橋,與李建徽、李晟及神策軍兵馬使楊惠元合軍,儘快克取長安。
李懷光接旨後怒怨滿胸,自己率軍勤王,千里之地晝夜兼程,又與叛軍連番血戰,解了奉天之困。
結果,連皇帝的面都見不到,更別說上書中提到的,斬除朝中佞臣之事。
但是皇命難違,他帶兵恨恨而去。臨行前,李懷光怨恨的說道:“吾今已為奸臣所排,事可知矣!”《資治通鑑》
其實,朝中大臣如陸贄,曾隱晦的向德宗提出過這個問題。但德宗居然不以為然,認為“此亦天命,非由人事”。
由此可見,李適雖有中興唐朝的志向,卻無識人之明。朔方軍在李懷光的帶領下緩緩而去,走到長安附近便再無進展。
不但如此,李懷光還開始收集駐地附近其他唐軍的兵權,李晟察覺到李懷光與朱泚之間有聯絡,趕緊帶領神策軍與朔方軍分營而立。
公元784年(興元元年)正月,德宗在大臣的建議下頒佈《罪己詔》,即著名的陸贄《奉天改元大赦制》。
詔書中言:“(朕)長於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察征戍之勞苦……。其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及所管將士官吏等,一切並與洗滌,各復爵位,待之如初,仍即遣使,分道宣諭。……朱滔雖與賊朱泚連坐,路遠未必同謀,朕方推以至誠,務欲宏貸,如能效順,亦與維新……朱泚大為不道,棄義蔑恩,反易天常,盜竊暴犯陵寢,所不忍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其慶被朱脅從將士官吏百姓及諸色人等,有遭其扇誘,有迫以兇威,苟能自新,理可矜宥。但官軍未到京城以前,能去逆效順,及散歸本軍本道者,並從赦例原免,一切不問”。
從陸贄執筆的罪己詔中可以看出,德宗言辭十分懇切,可謂用心良苦,對於遠在河北的造反藩鎮盡免其罪,仍令其鎮守原地,一切待遇如舊,而對於盤踞在長安的朱泚,則區別對待不赦其罪,並宣告朱泚身邊的官吏一旦反正,一切不問。
這篇罪己詔中除了表示自己愚鈍,沒有治理好國家和表示要對臣民削減賦稅之外,還暗合遠交近攻之計。
想當初,未遭涇原軍變的德宗可是銳意削藩,甚至不惜為此兵戎相見,現如今罪己詔一出,河北藩鎮因循舊制,起兵作亂之罪盡免。
從削藩興兵,到出召罪己,不過短短三年,心境之別可謂判若雲泥。
三、聯蕃平叛公元784年(興元元年)二月,面對朔方軍遲遲按兵不動,德宗心中焦急萬分。
他派秘書監崔漢衡出使吐蕃商議此事,吐蕃大相尚結贊同意出兵協助唐朝平亂。
等到即將出兵之時,卻提出“蕃法發兵,以主兵大臣為信;今制書無懷光署名,故不敢進”。
德宗命陸贄召諭李懷光具名,李懷光此時與朱泚聯絡密切,頗有自立的想法。
便以“若克京城,吐蕃必縱兵焚掠,誰能遏之!此一害也。前有敕旨,募士卒克城者人賞百緡,彼發兵五萬,若援敕求賞,五百萬緡何從可得!此二害也。虜騎雖來,必不先進,勒兵自固,觀我兵勢,勝則從而分功,敗則從而圖變,譎詐多端,不可親信,此三害也”為由,拒不在敕書上署名。
尚結贊不見李懷光的簽字也不發兵,第一次求蕃平亂就此不了了之。
從二月起,李晟就屢次上書德宗,聲言李懷光已有反意,“應先採取措施應變,請調偏將為洋、利、劍三州刺史,各自領兵守衛,保證關中與四川的交通暢通”。
但德宗還是覺得要依靠朔方軍馬,便加封李懷光為太尉,賜其“鐵卷”,遇事可免其罪。
結果,李懷光反而大怒,當著使者的面,擲鐵券於地,說:“皇帝懷疑我嗎!人臣反才賜鐵券,我不反而賜鐵券,是逼我反!”。
李懷光不給德宗面子怒擲鐵券,不過是發洩怒氣罷了,如果他知道中國歷史上,被皇帝賜過免罪鐵券重臣,幾乎無一例外的死於非命的話,估計就更怒了。
李懷光已經和唐朝撕破了臉,二月二十五日夜,他命部下襲擊李建徽和楊惠元的軍營,楊惠元被殺,李建徽單騎逃脫,二人的部眾都被李懷光吞併,得手後,李懷光叫囂道:“吾今與朱泚連和,車駕當遠避!”(《資政通鑑》)
二十六日,德宗畏懼,出走梁州(今四川漢中)。德宗出走後,李懷光所率領的朔方軍卻開始軍心動搖。
朔方軍是郭子儀帶過的老隊伍,很多將士都在安史之亂後,多次為拯救唐朝立過功勳,很多人不願意跟隨李懷光作亂,於是朔方軍卒漸漸逃散,李懷光軍勢漸弱。
李懷光見狀,大掠擄掠涇陽、三原、富平三地,所過之處雞犬不留,經同州開往河中(今山西永濟)。
李懷光反叛後,關中只剩李晟率領的神策軍最有戰鬥力。
但李晟獨木難支,一心想要儘早收復長安的德宗,再次打起求蕃平叛的念頭。
四月,崔漢衡又勸說尚結贊。
尚結贊看到看到唐朝的窘境,不動聲色的等著唐朝自己調高價碼,果然唐朝最後痛下血本,口頭答應事成之後,把伊西、北庭等地送給吐蕃作為酬勞,又答應每年贈送一萬匹彩絹吐蕃。
這樣尚結贊才遣大將論莽羅依率兵二萬助渾瑊,唐蕃兩軍聯手,在武亭川大敗叛兵,斬首萬餘及。
取勝的吐蕃兵縱掠一番後,並未進一步出擊叛軍,因朱泚給吐蕃送去了金帛以為賄賂,吐蕃軍隊得到大量好處,再加春天軍中瘟疫流行,尚結贊引兵而去。
武亭川位置
784年(興元元年)五月二十日,李晟整頓軍馬,匯同渾瑊、韓遊瑰、駱元光等將聯兵圍攻長安。
六月初,平復長安,朱泚西逃投奔吐蕃,行至涇州部將拒不開門,逃至彭原(今甘肅寧縣西北)被部下殺死,傳首長安。
德宗聞報,李晟收復長安,激動地淚流滿面,說道:“天生李晟,以為社稷,非為朕也。”
晚唐詩人李商隱有《復京》一詩,專講李晟收復之功:
虜騎胡兵一戰摧,
萬靈回首賀軒臺。
天教李令心如日,
可要昭陵石馬來?
六月十九日,德宗從梁州出發,七月十三日,德宗回到長安。回到長安的德宗皇帝賞賜平亂的諸功臣之後,依舊心神不安,偌大疆土處處烽煙四起,何時何處才能安享太平?!
想到此處,德宗開始日夜懷念唐朝的一位牛人。
他召李泌入朝,這位牛人李泌,身為三朝帝師、四朝元老,入朝後,大小政事均問計於李泌。(李泌入朝之後的內容,可參見前文《李泌——最頂級的戰略家,用一招為唐朝續命百年》)
李泌出山圖
五、奉天之難的影響興元元年(公元784年),唐德宗下罪己詔,承擔了所有戰爭罪責,除稱帝的朱泚外,對反叛的藩鎮“一切待之如初”。
這實際上宣告了德宗削藩計劃的破滅,在唐庭承認了河北藩鎮的特殊地位和利益後,反叛藩鎮都表示歸順朝廷,取消了王號。
這次歷時五年的削藩戰爭,導致“天下戶口三耗其二”。
《元和國計簿》上記載:當時在編人戶共一百四十四萬戶,比天寶年間納稅人戶減少了四分之三,全國依賴國庫供給的軍隊有八十三萬多人,比天寶年間增加了三分之一。大約每兩戶人家供養一個士兵,這還不包括臨時徵調計程車兵。
也就是說,當時中央財政養著這麼多節度使計程車兵,卻並沒有節度使的任免權,只是維持住了節度使名義上承認中央的權威。
因此,李適從執政前期厲行節約,迅速轉變為極度斂財。
當然,必須要看到,李適的斂財一定程度上是在為中央聚集財力。
《新唐書•食貨志》記載:“因德宗府庫之積,頗約費用,天子身服澣濯”。可見李適在削藩戰爭後還是一如既往的節儉,並沒有變得多奢侈。
另外,還有一點值得注意,李適的削藩戰爭雖然失敗,但它成了唐朝皇帝的反面教材。在一定程度上為之後唐憲宗“元和中興”時期的削藩奠定了基礎。
總體上來說,伴隨削藩而來的“四鎮之亂”、“涇師之變”“奉天之圍”,沉重打擊了唐德宗,也讓中唐王室復興唐帝國的夢想破滅。
這次具有轉折點意義的動亂,直接促成了李適執政期間的四大轉變:
1、從前期信任宰相演變為對大臣的猜忌,進而發展到拒諫飾非、剛愎自用。
2、由武力削藩轉為對藩鎮姑息遷就。
3、由初期“疏斥”宦官到後期委以重任,以宦官掌握神策禁軍和擔任監軍。
4、由初期力倡節儉,到後期大肆斂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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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天之難》也叫是《涇源兵變》,是唐代中期的兵變事件。建中四年(783年),涇原地方士兵叛變,叛軍攻陷首都長安;唐德宗李適倉皇出逃至奉天(今陝西乾縣),更引發皇帝被叛軍包圍一月餘,史稱奉天之難。自此事件後朝廷威嚴掃地,唐德宗李適更為重用宦官制約武將,促成宦官專權的局面。
涇原兵變後,大唐天子的威嚴完全掃地,中央權力進一步削弱,應對地方的藩鎮割據更顯得無心無力。李適成為第三個逃離長安的皇帝,從此不再信任宰相,對將領猜忌,更為重用宦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