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小火龍

網上看過很多關與中國夏朝斷代論證的文章，有些華人被西方陰謀論的所謂考古思想所誤，認為夏朝無法證實也無法證偽，可嘆。

之所以西方考證其古文明，不但要有城邦，而且要有文字，是因為西方沒有記述歷史的傳統，西方所有的歷史都是在所謂的文藝復興時期，由一些文人根據所謂的遺址（其中包含很多偽造的遺蹟），以及神話、傳說、宗教文獻，推論出來的。

所以，他們必須找出文字，才敢說發現了人類文明。 但中國不同，中國記述歷史的歷史非常久遠，司馬遷撰述《史記》，用五帝本紀、夏本紀、商本紀、周本紀、秦本紀、秦始皇本紀劃分年代，而不是古代、近代、現代。

如果司馬遷以古代、近代、現代的方式劃分時代，那麼班固編《漢書》的時候就成了「後現代」，范曄編《後漢書》的時候就成了「後後現代」，陳壽編《三國志》的時候就成了「後後後現代」……這充分說明，中國歷史學的歷史非常悠久，這才避免了低階錯誤。

示現，當下「現代」「後現代」等概念橫行，再過幾百年，將如何定義時間？ 最後，談一下考古上的一個名詞——二重證據法。

1925年，由王國維提倡，「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訓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

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意思是運用「地下之新材料」與古文獻記載相量印證， 以考古代歷史文化，成了一種公認科學的學術正流。

考證歷史二重證據法惟在。西方《聖經》和《荷馬史詩》都能成為歷史，這……用出土文物印證現有史料，一證明現有史料是真實的，二可以補充現有史料記述不夠確切的地方加以適當的糾正。

但現在的風氣完全不是王國維那一套啊，現在某些人企圖用考古發現替代現有史料，這完全是本末倒置。

西方人是沒有歷史記載，所以一切依靠考古發現，以考古發現為第一位；中國是有歷史記載，當然是以歷史記載為第一位，而以考古發現為參考，中國的考古發現只能是對史料進行佐證或修正而非反客為主。

我們中華幾千年歷史，用得著和西方對比嗎？

你父親告訴你，你的爺爺在北韓犧牲了。你沒有找到你爺爺的遺物，甚至屍骨，結果，你考古的結論是：你沒有爺爺

按照王國維先生的“兩重證據法”，出土文物要和傳世文獻印證，才能得出可靠的結論。夏朝是文獻記載很充足了，然而都是來自周代以後，不要說沒有夏代的文獻，就連商代的甲骨文都沒有記載夏朝。而出土文物並沒有夏朝記載，河南偃師的二里頭文化遺址，儘管從時間地點以及文明形態看，都與文獻記載的夏朝極大吻合，然而就是欠缺最關鍵的文字證據，所以不能證明它自己的身份。

如果我們因此認為二里頭就是夏朝，其實是個非常危險的結論。如果這樣就能證明夏朝存在的話，那麼是不是文獻中記載的三皇五帝，只要有考古發現有些相似就能對應呢？這當然不是嚴謹的歷史研究法。

另外，請大家警惕這個問題下“山海經解密小七”這個使用者，此人口口聲聲說夏朝存在，但是在一些回答中，利用乾坤大挪移大法把夏朝移到了埃及！儘管我們認為夏朝沒有被考古證實，但是最大的可能性還是二里頭文化遺址，畢竟和文獻中的相似度是比較高的。而不像某些別有用心的人，企圖把夏朝移到埃及去。這些人抱著什麼心理就不用多說了吧。

夏朝的“夏”字，應該是高低上下的“下”字！也就是說，在“衰蘭送客嫌（鹹）陽道，天若有情天亦老”的渾然天成之時，還沒有一年四季的夏秋冬三季節氣候這事！世界性大洪水氾濫的大洪水哪裡來的？四千五百年前的人類，怎麼知道的即將發生滅世的大洪水，而不跑到高山丘陵地帶去避難，反爾來製作諾亞方舟與華下神舟？“夜光何徳，死而又育”？“月如無恨月長圓”的盤古開天闢地，才是導致天崩地裂，大地無腳也能跑——乾坤大挪移大洪水氾濫成災的圓故圓陰！“知其榮，守其辱，是為天下谷”！大洪水氾濫只是“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的一個因為地球緯度不同感受的一個區域性的片面！天塌地陷、華天亂墜，天誅地滅，地球內部熔岩外溢形成出山脈、蕨類樹木森林在燃燒中被掩埋入地下，腳下大地在震顫……，基本上都展現在“媱之都、順之壤，禹之封”多崇山峻嶺的中華亞洲上面！若能理解這些，就知道“新故相推”後的下里巴人的下（朝）能夠留下多少能讓後人來考古的證據了？

1959年，洛陽偃師二里頭遺址被發現，出土的宮殿、井字形道路網路以及手工作坊遺蹟表明這裡具備了都城屬性，經碳十四測定，二里頭遺址一期的上限不早於公元前1750年。但由於沒有直接的自證文字，我們無法斷定二里頭究竟是屬於夏朝都邑還是早商都邑，就連二里頭考古隊長許宏教授都提出了“二里頭可能是早商都邑的假說”。不過，殷墟的考古發掘和西周的金文，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非常關鍵的時間節點：商朝始年。根據碳十四測定，武王克商的時間為公元前1046年，商朝始年為公元前1600年前後。而對鄭州商城和偃師商城的碳十四測定，發現其時間上限為公元前1560年—公元前1580年，佐證了商朝的始年不會早於公元前1600年的結論。也就是說，二里頭遺址的時間上限要比商朝始年早100餘年。此後，陝西石峁、山西陶寺等大型都城遺址相繼被考古發現，碳十四測定年代均在公元前2300年—公元前1900年，其文明程度也完全具備國家形態。特別是陶寺遺址出土的陶扁壺朱書文字，與甲骨文呈繼承關係。經過釋讀，第一個字為“文”，第二字則有兩種觀點，有認為是“堯”字，即認為陶寺是堯都;也有認為是“邑”字。但不論是哪種釋讀，石峁、陶寺碳十四測定的時間下限，與商朝始年的時間上限，跨度剛好可以容納一個500年左右的文明時期。也就是說，在商朝和堯之間，必然有一個朝代，這從考古學上其實證實了夏朝的存在。但是，我們無法直接得出它就是“夏朝”。

你沒什麼文化！

安徽人的歷史都是體育老師教的？

夏朝，夏代，夏文化是什麼意思懂不？

你個沒文化的傻❌！也只有陝西半胡雜才不承認夏商周都在河南！

國家夏商周斷代史~華夏探源工程，圈定夏代六大都邑遺址，分別是山西陶寺遺址，為堯之唐都;三門峽鑄鼎源遺址，夏中期軍事要塞;洛陽二里頭遺址，夏晚期都城;鄭州登封王城崗遺址，禹之陽城;鄭州新密新砦遺址，啟之黃臺;鄭州大師姑遺址，夏中晚期軍事要塞！這還沒有算超大的鄭州州古城寨遺址，鄭州東趙遺址，這樣夏代古城遺址！更加還沒有算上鄭州西山遺址，西山遺址是華夏文明最早的城，沒有之一！中國官方說的華夏探源5300年就是以鄭州西山遺址為時間基點基點的！這叫夏文化區域！

夏代是從公元 前2300_2400年開始，至公元前1600年為止！

夏朝是指夏代完整的過程的，到現在因為沒有找到夏朝最後的都城，所以才說夏朝無定論，可不是沒有夏朝，而是夏朝沒有最終結論，因為找到夏墟（夏最後都城）可能會有重大驚喜，就像找到殷墟那樣！

你們這些半胡雜啥也不懂也敢出來裝逼？真是無知者無畏！

夏代青銅器多牛毛！還有，全國稍微有點規模的大博物館誰不擺幾件夏代的金石陶玉呀，多去看看，別真麼無知且無恥行麼？

就你這種垃圾文化水平也敢出來裝逼？

大部分網友對夏朝有沒有被考古證實這件事存在誤解：

考古學界並不是否認先商文明的存在，而是在質疑先商文明能不能被稱為夏朝。

這兩者看似相同，其實差異很大。

前者是承認目前的考古成果，即認可商代以前存在著更古老的文明。但是，卻懷疑這段時期的文明，到底能不能被稱為夏朝：

例如，有沒有可能現在考古發現的先商文明，仍然是商朝的一部分？換言之，商朝的開始時間，比現在已知道的還要早。

再比如，現在考古發現的先商文明，是否為與夏朝同期的其他文明，只是沒有被後世史書記錄下來呢？

這些情況都是有可能的。

因此，在沒有確切證據的前提下，不宜貿然將先商文明等同於夏朝。

因此——

大家糾結的關鍵，不在於先商文明是否存在的問題，而是先商文明的命名問題。

就此而言，有兩點質疑的理由：

首先，沒有發現與夏朝同時期存在的“夏”字。夏，這是春秋戰國的文字，在甲骨文中還沒有發現。

其次，先商文明的水平，是否發展到了古代王朝的階段，目前的證據也不充分。基於這兩點理由，所以大家才對夏朝的問題慎之又慎。

總而言之，研究商朝以前的歷史，必須主要依靠出土的考古材料，而不能單純依靠春秋戰國以後才出現的晚期文獻。所以，大家才謹慎又謹慎。

李學勤教授：郭店簡和上博簡《緇衣》基本相同，分章也一樣，《禮記·緇衣》則有不同，且多引了一段《尹誥》：“惟尹躬天見於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後兩句或以為不是《尹誥》原文。自鄭玄以後，歷代的註疏家對於這一段話有種種解釋，但都無法講通，而且都承認不好懂。這段話很古奧，“西邑”見於甲骨文，現在看來就是夏。

古代北方人稱呼南方人為蠻夷，那麼南方人會以蠻夷自稱嗎？同理，夏朝人自稱為夏人，但商朝人會這麼稱呼“夏人”嗎？甚至會在甲骨文上稱呼“夏人”嗎？

夏王朝是否存在，在民初古史辨時代受到強烈質疑，夏王朝的開國始祖禹更被認為是具有天神性的神話人物，而不被承認是實際存在的人君。

本文討論武丁時代卜辭中“西邑”一辭的出現，是作為受祭的物件，正與傳世文獻《禮記・緇衣》“西邑夏”相合，而且《尚書・太甲》及《清華簡・尹誥》、《清華簡・尹至》，也有“西邑夏”、“西邑”之辭，可見西邑即是夏，夏是周人對商之前朝的一個稱呼，殷人滅夏三百年之後的武丁時代，仍然以為“西邑”能作祟害王，所以不時要燎祭，“西邑”最早是夏的王都，但卜辭中已轉化為代表夏王朝先王之亡靈，由於伊尹曾服事夏王朝，而他與湯結盟滅夏，夏桀之元配“妹喜”在卜辭中和伊尹一起出現，即受殷人祭祀的“蔑”，從滅夏故事的人、事、地三方面的記載，顯示卜辭的“西邑”正是夏王朝存在的明證。

卜辭中數見“西邑”此一地名，如果“大邑商”指的是殷人的首都，“西邑”則應在“大邑商”之西的一個城邑，然而“西邑”一詞和“黃尹”一起出現，又受到商王祭祀，其中的意涵很值得探討。“西邑”卜辭所見如下：

(1) 貞：於西邑。合7863（乙7283）

(2)西邑(害)。合7864正（圖一）

(3) ㄓ於黃尹。 貞： ㄓ於西邑。合7865（林1-9-14）（圖二）

(4) 貞：燎於西邑。合6156正（綴6、佚379+珠707）（圖三）

(5) 西邑庫487（英753）

(6)丁巳□告於西邑。七月。合9631（林2-18-2）（圖四）

合7863（乙7283），林宏明將[乙0790（乙補0471）+乙2186（乙補1820）+乙補0508+乙0910+乙7283+乙508+乙2186+乙5028+乙4347+乙5874+乙8603+乙8556]遙綴乙740。（圖五）在林宏明所綴此版中，其雲：

「貞：於西邑」和「貞：於」各位於左右甲橋相對位置。卜辭有「侑於西邑」（合7865，同版還卜問侑於助商滅夏的伊尹「侑於黃尹」），也有「侑於」。

合6156有「貞：燎於西邑」「貞：於嶽」，和本組相對照，「貞：於西邑」可能是卜問「貞：燎於西邑」；而合6156「貞：於嶽」是「燎於嶽」。合13507卜骨卜問「燎於」，同版亦有「王夢」的卜問，可以參見；本組「貞：於」也應是卜問「燎於」。

丁山認為：「西土即西邑，西邑即西國，凡卜辭所謂西土者亦謂周人。」然卜辭中亦有東土、西土、南土、北土，實為以大邑商為中心的地理概念，「西邑」並非「西土」，卜辭中亦無「東邑」、「北邑」、「南邑」這些相應的詞彙，兩者概念並不相同。

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中將「西邑」歸於「邑與都」之下。認為卜辭「邑」可以分為兩種，一是王之都邑，一是國內族邦之邑。屬於王之都邑有天邑商、大邑商、大邑與西邑。然而除徵引上舉卜辭中的四條，並說明「ㄓ、尞、告秋於此」外，並沒有對「西邑」有進一步的解釋。

「西邑」可以被祭祀，也會作祟為害，可說具備了神靈的條件，然而其名稱卻類似地名，頗為矛盾。是否「西邑」是商人對某位神靈的代稱呢？

胡厚宣認為：

西邑疑即唐邑。《禮記》《緇衣》引《尚書》逸文尹吉說，「惟尹躬先見於西邑夏。」殷代有幾個重要城市，首都大邑商在中央；東有亳土，為殷之舊都；西有唐土，為夏之舊都。除首都大邑商外，於唐土亦作大邑。因其地正在殷都的西方，所以又稱西邑。

卜辭或貞帝茲邑，或貞帝唐邑。茲邑為殷之首都大邑商，唐邑為西方重鎮西邑唐。因其為東西兩大重要城市，所以要特別貞卜，帝是否要給它們帶了災害來。

《禮記‧緇衣》：「《尹吉》曰：『惟尹躬天，見於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注云：「尹吉亦尹誥也，天當為先字之誤。忠信為周。相，助也，謂臣也。伊尹言：尹之先祖，見夏之先君臣，皆忠信以自終。今天絕桀者，以其自作孽。伊尹始仕於夏，此時就湯矣。夏之邑在亳西。」

《尚書‧太甲》：「惟尹躬先見於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太甲〉雖屬偽古文尚書，不過該段亦見於《禮記‧緇衣》，相信當有所本，可能也是對同一材料的抄錄。

這條材料在《清華簡‧尹誥》可以見到戰國時的文字樣貌：「惟尹既及湯鹹有一德。尹念天之敗西邑夏。」此外《清華簡．尹至》伊尹及湯往徵夏朝時．也以「自西捷西邑」稱之：「湯往徵弗附。摯度，摯德不僭。自西捷西邑，戡其有夏。」對比《清華簡‧尹誥》與《清華簡．尹至》，很明顯西邑、西邑夏都是指夏王朝。

不過，仍有持不同意見者，王寧認為「西邑」在商之東，即「有仍」國。

戎遂、有娀之虛、西邑、西邑夏：即有仍，周代的任國，在今山東濟寧。夏末夏桀從斟尋徙都於此，稱「西邑」或「西邑夏」。

王寧在另一篇〈清華簡《尹至》、《尹誥》中「西邑」和「西邑夏」的問題〉中引述幾條例子說明西邑夏在東，而非在西。其一是「自西捷西邑」，認為「當時的形勢是商人在西而夏人在東」。又引《呂氏春秋‧慎大》：「西方日勝，東方日不勝」說明商湯根據桀的這個夢兆認為自己居於西方會得勝。

王寧說法系誤讀了《呂氏春秋‧慎大》一文，原文為：

湯與伊尹盟，以示必滅夏。伊尹又復往視曠夏，聽於末嬉。末嬉言曰：「今昔天子夢西方有日，東方有日，兩日相與鬥，西方日勝，東方日不勝。」伊尹以告湯。商涸旱，湯猶發師，以信伊尹之盟，故令師從東方出於國，西以進。

天子夢西方日勝，東方日不勝，是指夏桀所夢，時湯未伐桀，並非天子。此夢於湯不利，故妹喜透過伊尹轉告湯，加之當時商國乾旱，天時不利伐桀。種種困難，均是襯托出湯的出兵屬正義之舉，夢兆天時不能難之，並非湯聽聞夢兆後認為自己屬於「西方日勝」者。

依「自西捷西邑」，王寧將「令師從東方出於國，西以進」改句讀為「令師從東方出，於國西以進」，將國認為是夏桀都城，然「國西」殊為不辭，不宜如此連讀。且《呂氏春秋‧慎大》此處乃是說明湯依著桀夢日的徵兆，設法改變行軍途徑，明明要西進伐桀，卻要命令軍隊先向東走，再西以進，藉此應合桀的夢兆，使自己處於西方日勝的有利位置。若商湯真在夏之西，徑言起師伐桀即可，又何必說「從東方出於國西以進」？

在卜辭中沒有見到「夏」的稱呼，這可能是一個由周人產生的名詞。從上述材料可知戰國至秦漢時的文獻所稱「西邑」即「夏」，合稱則與「大邑商」詞性相對，如胡厚宣所言，殷卜辭所謂「西邑」即「夏」。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邑字下：「西邑夏、天邑商、大邑周皆謂國。」「西邑」、「西邑夏」正是商、周邑制國家的概念轉化而來的詞彙。

「夏」為何與「西」有關，劉桓認為夏朝後期政治中心西移，西部地區被稱為夏。《左傳》中鄭國大夫子西名夏、夏徵舒之祖少西，字子夏，是夏有西義。又認為「西邑」必在今山西境內夏墟或故夏墟一帶。不過胡厚宣說法的問題，與陳夢家相同，都是受到「邑」字所限，將「西邑」視為一個地名。但從上引辭例來看，很顯然「西邑」是受祭的物件。

「於西邑」固然可以解讀為「在西邑」，但從「 ㄓ於黃尹」共卜的狀況來看，黃尹是受祭者，西邑不應該是地名，而也應該是受祭者。這點劉桓已有很好的說解，他認為卜辭中的「西邑」兼受ㄓ 、燎、告秋三種祭祀的待遇，又可以為害於人，可見其人格化，與卜辭中的「河」相近。其雲：

篤信天命鬼神的殷代統治者，已經將西邑人格化了，他們相信此地能顯神靈，與人禍福。這正表明西邑不比尋常，地位很特殊。

陳夢家《殷虛卜辭綜述》曾經指出受到ㄓ祭與燎祭的神祇，包括王亥、河、嶽、夨、兇（稷）、（棄）、，至於告秋的物件除西邑以外，尚包括（棄）、河、王亥、上甲。由此可知，西邑與祖先神、自然神的性質非常接近，應該不是地名人格化，而是指夏王朝的王室歷代亡靈。

武丁時夏朝已滅，商人稱其為「西邑」，但在伊尹去見時，夏朝猶在，故稱其都為西邑夏，這也正與「ㄓ於黃尹」對貞有關。不過，都邑人格化於史無徵，更不用說唐邑不是西邑，唐邑在武丁時仍有族氏居住，向商王朝納貢，而西邑僅有作為祭祀物件出現而已。即便唐邑不是故夏之都，那麼在卜辭中也看不到西邑有與唐邑類似的記錄，兩者仍然有性質上的不同。最有可能的解釋是西邑不是實指某地或某地之神，而可能是虛指西方的神靈，《竹書紀年》曰：「自禹至桀十七王」，也就是說，指夏王朝之歷代亡靈。

那麼為何又要稱「西邑」呢？殷人卜問是否為祟為害，可能與亡國之靈有關。同卜之伊尹，其事蹟也與夏有關，上引材料中，均已提及伊尹及其先祖服事夏王朝，因此列於同卜之列，並不足怪。亡國的祖先失其血食，需要安撫，古人對於亡靈也有因其作祟而祭祀安撫的記錄，如《新蔡葛陵簡》：

夏之月己丑【之日】以君不 (懌)之古(故)，(就)禱陳宗一。壬(辰)之日禱之。(乙一4、10、乙二12)

晏昌貴對於上舉的楚簡有這樣的解釋：

《左傳》哀公十四年：「陳氏方睦，使疾而遺之沐，備酒肉焉，饗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子我盟諸陳於陳宗。」又， 「子行抽劍曰: 「需，事之賊也。誰非陳宗。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乃止。」孔疏引服虔曰：「陳宗，先祖鬼神也。」陳宗當指陳之宗廟鬼神。……坪(平)夜君成之所以祭禱陳宗，蓋因坪(平)夜君封地原為陳國疆域，陳亡國後，因立陳宗而祭禱其祖先鬼神也。」

《左傳‧昭公七年》對於死掉的厲鬼為祟害人也有如下的紀載：

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餘將殺帶也。明年壬寅，餘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華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華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

《禮記‧表記》：「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武丁卜辭出現祭祀夏的亡靈，應是不足為奇的。

「西邑」應該是一個商人對「夏」的稱呼，夏亡三百年後的武丁時代，已不存在「西邑」這座城邑，因為在卜辭中不見商人對西邑的經營與往來。此外，「西邑」能被燎，應非真的遣人到夏墟祭祀，而是作為夏王朝亡靈的一個代稱，在殷王朝的城邑內舉行祭祀。

夏王朝故地可能還是主要由琮（崇）侯控制，其地應在伊、洛地區。琮（崇）侯可能是夏裔，猶如周滅商後，封殷之後於宋一樣，是一種安撫籠絡、便於統治的方式。其後琮（崇）侯為周所滅，夏之後裔只剩「杞、繒猶在」（《國語．周語》）。

過去拙稿曾指出卜辭與伊尹、黃尹合祭的「蔑」即「妹喜」，夏亡後妹喜成為伊尹的配偶，始得與伊尹一起受到商王朝的歷代追祀。如果「西邑」與「妹喜」都能成為定論，便能證明伊尹、妹喜與商湯滅夏的相關史事並非後人妄言虛造。

後記：

經劉影博士提示，合9631（圖四）所殘「西」可能是殷卜辭所見的神祇「西母」殘文，不一定是「西邑」。其說值得參考，故記於此，希望有人綴合復原此片，以饗學界。

圖一

圖二

圖三

圖四

圖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