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宋代，宋代理學個個看著堂堂正氣，卻更加大膽了。荀子僅僅改變了儒學的政治方向，而程朱理學卻是改變了儒學的學習目的。

　　我們看看在隋唐之前，儒學的用處是什麼。

　　孔子曰：“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為也。”

　　荀子說：“故人主用俗人，則萬乘之國亡；用俗儒，則萬乘之國存；用雅儒，則千乘之國安；用大儒，則百里之地，久而後三年，天下為一”

　　因此，在隋唐以前，學習儒學最明晰的目的是經學致用，有為與修身是並舉的。

　　這個原因是，在隋唐以前印刷術還沒有出現，書本和教師的成本極高，儒學的學習者往往不是顯貴就是大莊園主，他們學到這些就是用來管人的，或做縣令，管理一縣之眾，或在莊園裡排程生產。儒學的學習目的更多體現在“管”人上，因此經學致用是儒學的主線。

　　南北朝時，北朝的莊園主率先沒落，北方朝廷也不允許莊園主們享受非世襲貴族待遇。從這一時期，儒學的學習目的從有為向修身轉變，這個時候儒學的作用慢慢轉移到修身安命上來。“德”的教育作用越發突出，經學致用逐漸成為儒學的一條暗線。

　　社會規律這個“人道”，不再是儒生學習的重點，學習的重點轉移到“德”。儒學的前一千年研究“人道”，後一千年研究“人德”。

　　在研究德的過程中，性本善被拿來當做所有理論的理論基礎，以性本善衍生出人們的基本美德。人們的基本美德就是仁義，格物致知，致良知，知行合一。

　　假定‘性本善’為起點，推理出格物致知，致良知。知行合一。講，人的本性多是善德，要把善德的一面全部挖掘出來（窮理盡性）。人的行為要圍繞著人的善德（知行合一）。

　　插一句：所謂美德，沒有‘天理’的美德，不管是基督教道德，佛教道德，伊斯蘭道德，還是儒家道德，他都是發展於社會現實。

　　隋朝的文中子在這一時期起到了明顯的時代轉變。到了唐代的韓愈更加鄙視儒生過分的學以致用，反對以“有為”為核心的功利的做法，推廣儒學的目的首先是學習道德品質。更加倡導“修身而非有為”。為此，韓愈甚至掀起了開除荀子的運動。

　　很多人不知道，荀子在隋唐之前，儒學地位非常高，而孟子的地位卻比較低。在這一時期儒生在自己文章中引用的最多的經典還是來自於孔子，排第二位的便是荀子，荀子被引用的非常多。可以說從荀子之後直到隋唐，儒學走的是荀子改革後的儒學。而孟子是在宋之後才被提拔的很高。

　　程朱理學把以前的荀子的儒學推翻，改為支援思孟學派，孟子被提拔為僅次於孔子的亞聖，而荀子被開除。

　　不僅如此，道貌岸然的理學家，甚至徹底否認孔子的《孔子家語》，把《孔子家語》定性為偽書。在三國時期本書失傳了一段時間，戰亂結束後被送到當時的儒學泰斗王肅手中。王肅是司馬昭的老丈人，為了支援女婿的篡位活動，的確改了幾句話。

　　透過考古，我們知道《孔子家語》是真書。但是宋儒反對的不是王肅修改的內容，而是要把修身，“崇德”的思想大豎特豎。《孔子家語》體現了早期儒學過分強調“有為”和經學致用觀點。這個觀點不是不好，但過分強調則顯得粗鄙而功利。

　　這樣，從董仲舒獨尊儒學之後，影響中國文明一千年的荀子學派沒落，而思孟學派昌盛。學習儒學的目的從有為與修身並重轉向以修身為重。

　　因此程朱的學說甚至被更進一步的稱為理學，很多學者都認為程朱學派可以獨樹一幟，自立門戶。他改變了儒學的學習目的，但是他仍然不能自立門戶，就是因為他的核心還是遵循孔子的人服從社會規律，這個社會規律還是仁義，這個大的方針沒有改變。因此孔子的地位仍然最高。

　　這便是孔子的歷史貢獻。

程朱理學對國家沒什麼用，只對維護皇權統治有用。

中國歷史上輪迴式的暴力革命，讓統治階級不斷總結經驗教訓。漢朝認為秦亡於暴政，採用了無為而治休養生息的政策。唐朝吸取隋朝窮兵黷武的教訓，推崇文教。宋朝認為唐朝亡於藩鎮割據，實行重文抑武的政策；明朝吸取宋對外政策的教訓，不和親不割地不賠款，天子守國門。清朝吸取明朝黨爭的教訓，建立軍機處，皇帝總攬了國家一切權力。

不論歷朝歷代採取了什麼措施，有一點是一致的，就是加強皇權，而程朱理學正好提供了理論基礎。統治階級把君君臣臣鼓吹為天理，提倡滅人慾控制人們的思想，存天理鞏固皇權統治。在清朝，皇帝集道統與法統於一身，政治體制幾近政教合一。

朱熹是中國古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 哲學家和教育家， 也是宋明理學之集大成者， 其理學思想集中體現在 “存天理， 滅人慾”的系統論述上。過去由於受“左”傾思想的影響，學術界對朱熹的“理欲觀”持批評的成分較多，而對其 合理因素持肯定的成分較少，現在看來這是有失公允的。因此，我們有必要本著實事求是的原則，對朱熹的“存天 理，滅人慾”思想重新作出客觀的評價，以便將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髮揚光大。 一 “理欲之辨”多年以來一直是中國哲學史上爭論的熱門話題。南宋理學之集大成者朱熹主張“天理存則人慾亡；人 欲勝則天理滅” ，進而提出了“存天理，滅人慾”的著名命題，並要求人們“革盡人欲，復盡天理”。

他認為， “今天下之事莫不有理。臣之事君便有忠之理，子之事父便有孝之理。 ” 在這裡，朱熹所說的“天理”的要義是為了維護封建統治的“三綱五常” ，這在學術界似乎已經達成了共識。但 對朱熹的“人慾”之說在學術界卻存在不同的看法，在此我們有必要進行討論。

以前有學者認為朱熹的“滅人慾”就是消滅人的一切生活慾望，這完全是一種誤解。在朱熹看來，所謂“天理”與 “人慾”之別在於， “合道理的是天理，循情慾的是人慾” 。

在這裡，“合道理”就是指符合“禮” ，“禮者，天理之 節文也，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 ”而“循情慾”則指按照個人慾望毫無節制地行事， 這種過分的慾望就是人慾。朱熹舉例說， “飲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慾也。 ”這就是說，人要吃飯，這是合 理的，是天理；而要求飯要吃得美味，這就是人慾了。可見，朱熹對人們的基本生活慾望還是持肯定態度的。

此外，關於“天理” 、“人慾”的含義，過去的解釋多有片面之處。就“天理”而言，以前一般人都認為是指三綱五 常，即封建的倫理道德。這種說法固然不錯，但不全面。

其實“天理”還有兩種重要的含義：其一， “天理”包含 有合乎規律的自然法則之義。如朱熹說： “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 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 ”這裡說理是“形而上之道” ，就是說， “理”是物體所以形成的法則或規律。

其二， “天理”還包含有思維規律之義。朱熹說： “蓋天理者，心之本然，循之其心則公而且正。 ”這裡所說的“心之本 然”，就是指人的心靈本身具有思維規律，人們如果按照“天理”進行思維，亦即按照心靈本身固有的思維規律進 行思維，就會處事公平而且正確。 就“人慾”而言，過去人們將其解釋為人的一般慾望，這也是不全面的。

實際上朱熹所說的“人慾”應包括 兩層含義： 一是指“私意之慾” ，即人為的違反自然法則的不正常的無節制的慾望； 二是指 “公共之慾” ，即符合 “天 理”之慾，如飢食渴飲都是欲，但這種欲是公共的、不得不滿足的欲，故這種欲不能稱之為欲，而稱之為“天理” 。 朱熹所說的“滅人慾” ，就是要遏制人的“私意之慾” 。朱熹認為“人慾”和“天理”是互相消長的，在處理兩者的 關係時，應把握好分寸。

他說： “人只有固天理、人慾，此勝則彼退，彼勝則此退，無中立不進退之理。 ”而“蓋 天理中，本無人慾，惟其流之有差，遂生出入欲來” 。同時，他還說： “有個天理，便有個人欲。蓋緣這天理須有個 安頓處，才安頓得不恰好，便有人慾出來。這裡所謂“安頓得恰好”是指“適中”之意。

因此，對普遍的“公共之 欲”，不得不滿足的欲，若分寸把握得不好，超出應有的限度，就會滑向私慾。總之，朱熹認為，對自我的慾望予 以自律和節制，進行妥善的處置，使之不違反“公共”的原則，即屬“天理” 。 那麼，朱熹為什麼會提出“存天理，滅人慾”的著名命題呢？

眾所周知，歷代儒家都十分重視人的道德修養問 題。朱熹作為宋代儒家的代表人物，其道德修養論集中體現在對“存天理，滅人慾”的系統論述上。他說： “孔子 所謂‘克己復禮’ ，《中庸》所謂‘致中和’ 、‘尊德性’、‘道問學’，《大學》所謂‘明明德’ ，《書》曰：‘人心惟危， 道心惟微， 惟精惟一， 允執厥中’，聖賢千言萬語， 只是教人明天理， 滅人慾。”

朱熹之所以將道德修養功夫圍繞 “存 天理，滅人慾”來進行，這是因為：首先，朱熹強調“存天理，滅人慾”是為了揚善去惡。他認為， “天理人慾不 兩立”，而天理和人慾的對立，就是公與私的對立。在他看來，凡符合天理的就是公，凡屬於人慾的就是私。 “性主 於理而無形， 氣主於形而有質。

以其主理而無形， 故公而無不善；以其主形而有質， 故私而或不善。以其公而善也， 故其發皆天理之所行；以其私而或不善也，故其發皆人慾之所作。”他認為，天理表現為仁義禮智等道德，人慾表現為利慾之心。“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慾之私也。”這就是說，公是人心固 有的，私則是由於物慾的引誘而產生的。朱熹繼承了孔孟的道德倫理思想，提倡公利，反對私慾，因而主張“存天 理，滅人慾”。

他說：“天理人慾之並行，其或斷或續，固宜如此。至若論其本然之妙，則惟有天理而無人慾。是以 聖人之教，必欲其盡去人慾，而復全天理也。若心則欲其常不泯，而不恃其不常泯也。在朱熹看來，儘管人慾是不 可避免的，但要立足於心常不泯而天理常明，而不能只滿足於有時符合天理之心理。同時，朱熹認為，革盡人欲和 復盡天理是統一的， 人慾革儘自然全是天理。 而革盡人欲就是要排除過分的私慾， 是去惡； 復盡天理就是一切按 “禮” 行事，是從善。

所以，存天理，滅人慾，就是要揚善去惡，立公去私。 其次，朱熹強調“存天理，滅人慾”是為了遏制人們對物慾的無限追逐。朱熹說： “人慾者，此心疾，循之則其心 私而且邪。”這就是說，人慾就像人之內心的疾病，如果不加以遏制，任其滋長和蔓延，其心必私，而且會日益走到邪路上去。 因此， 他竭力主張從各方面阻止和窒息人之私慾的橫流。 他認為， 人的私慾是無盡的， 只有“存天理， 滅人慾”，用倫理道德去規範人們的行為，才能遏制人們對物慾的無限追求。

再次，朱熹強調“存天理，滅人慾”是為了說服人們用“道心”去改造“人心” 。朱熹認為：“知覺從耳目之欲上去， 便是人心；知覺從義理上去，便是道心。”人心生於形氣之私，道心原於性命之正；從人心出發去行事就是人慾，從道心出發去行事就是天理。同時，他還認為“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 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 微者愈微， 而天理之公， 卒無以勝夫人慾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 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矣。”

因此，在他看來，有人心並不可怕，關鍵是 要正確處理好人心與道心的關係，用道心去改造人心，堅持以“天理之公”去“勝夫人慾之私” ，使“道心常為一 身之主”，使人心服從於道心，使私慾服從於公理，才能“存天理，滅人慾” ，從而使人慾逐漸消退。

總之，朱熹將“存天理，滅人慾”看成是事關天理人倫的大事。他把人的物質慾望分為合乎社會道德的“天 理”與違背天理的“人慾” ，主張“遏人慾而存天理” ，要求人們抑制自私自利的“人慾” ，努力使自己的行為符合 社會的道德規範。 二 過去一些學者認為，朱熹的“存天理，滅人慾”思想主要是為了抑制被統治階級的慾望和要求，而不是針對統治者 和當權者的。現在看來這種觀點也是片面的。事實上，封建統治階級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協調好內部的關係 和穩定外部的環境，也要求其統治集團的成員嚴格按照封建等級制度享用俸祿， 控制自己的慾望，不能越雷池一步。 朱熹認為，心有“天理、人慾之異” ，合乎天理者為“道心”，順從人慾者為“人心” ；出於道心者“公而且 正”，出於人心者“私而且邪”。

因此，他不僅要求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注意克服自身的私慾，而且還告誡封建統治者 要“汲汲於正心誠意以立其本” [9]。他說：“蓋天下之大本者，陛下之心術也。 ,, 天下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 窮，而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 ”[10] 在朱熹看來，帝王如以“道心”治國，實行的就是王道政治， 這與天理是相符合的；帝王如以“人心”治國，實行的就是霸道政治，這與天理便是相違背的。

他認為，夏、商、 週三代帝王實行的是王道政治，以道心治天下，故天理流行，社會一片光明美好，到達了“仁”的理想境界；三代 以後，帝王實行的是霸道政治，道心不傳，故人慾橫流，社會一片黑暗而混亂。因此，朱熹將“存天理，滅人慾” 作為帝王是實行王道政治還是霸道政治的標準，認為順天理仁義者為王道，挾私慾求功利者為霸道。他說： “古之 聖人致誠心以順天理，而天下自服，王者之道也；後之君子能行其道，則不必有其位，而固已有其德矣。

固用之則 為王者之佐，伊尹大公是也；不用則為王者之學，孔孟是也。若夫齊桓、晉文，則假仁義以濟私慾而已。設使僥倖 一時，遂得王者之位而居之，然其所由則固霸者之道也。 ”[1]由此可見，朱熹的“存天理，滅人慾”就其普遍意義 而言是修身的格言，而對於最高統治者來說也是一個政治準則。這是因為，統治者的修養品德與國家的治亂興衰是 緊密相關的，維護封建統治階級的綱常名教，遏制統治階級內部成員貪得無厭的私慾，無疑有利於封建統治階級統治地位的鞏固。

朱熹說： “如今當官，須是恁地廉勤，自君子為之，只是道做官合當如此。 ”封建統治者只有做 到為政廉勤，才能維持自己的統治；否則，其統治地位是難以鞏固的。 三 毋容置疑，朱熹作為封建統治階級的思想家，其所宣揚的“存天理，滅人慾”思想，是以宣傳和維護封建倫理的三綱五常為根本目的的，這就使得其理欲觀具有很大的歷史和階級的侷限性。

第一，朱熹的理欲觀，從根本上來說，是為維護封建的三綱五常的倫理道德服務的。眾所周知，封建的三綱五常是 為了維護封建地主階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倫理關係而提出來的，它的所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 綱”的實質是為了鼓吹封建等級的合理性。朱熹認為， “三綱五常，禮之大本，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 [4]。 他把三綱五常說成是“天命之性”和“天理人倫之至” ，從而使他的理欲觀帶有濃厚的封建色彩，為維護封建的宗 法等級制度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第二，朱熹的理欲觀，強調“革盡人欲，復盡天理” ，不免帶有很大的片面性。我們知道，人慾並非都是不合理的， 其中也有符合天理的成分。完全滅盡世間的人慾，必然會把人們引向禁慾主義的道路。明清之際的啟蒙思想家王夫 之對此進行了深刻的批判，指出： “學者有理有欲，理盡則合人之慾，欲推即合天之理” ；“人慾之各得，即天理之 大同；天理之大同，無人慾之或異。 ”這種批評顯然是十分中肯的。

第三，朱熹的理欲觀，宣揚所謂“天理人慾，同行異情”，因而帶有很大的欺騙性和虛偽性。朱熹認為， “天理 人慾，幾微之間” ，“天理人慾，不容並立”。這就是說，在朱熹看來，劃分天理與人慾的標準是不確定的，同樣一種行為，由於動機不同，在此人來說是天理，對彼人來說則是人慾，這就是所謂“天理人慾，同行異情” 。

由 於天理人慾的標準因人而異，以至於可以在“公於天下”的旗號下，把極端的縱慾行為說成是“存天理” ；又可以把同樣的行為扣上“私於一己”的罪名，說成是“滅人慾” 。可見，朱熹所宣揚的“天理人慾，同行異情”之說， 既可以為封建統治者的及時行樂作辯解， 又可以起到壓制人民群眾合理的物質慾望的作用，這就暴露了朱熹理欲觀 的欺騙性和虛偽性。他的“存天理，滅人慾”的思想，被後世封建統治階級所大肆宣揚，無疑也具有反人性、反人 道的性質。然而，儘管朱熹的“存天理，滅人慾”思想是為封建統治階級服務的，其理欲觀存在這樣或那樣的缺陷和歷史侷限性，但其中也不乏合理的因素，對於完善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弘揚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仍具有一定的借鑑 作用和啟迪意義。

第一，朱熹所宣揚的“凡符合天理的就是公，凡屬於人慾的就是私”的理欲觀，對於我們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 下，如何正確處理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之間的關係以及公與私的矛盾，弘揚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具有積 極的借鑑意義。在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集體利益是根本一致的，但是，個人利益 要在服從社會整體利益的前提下才能得到可靠的保障。因此，這就要求人們必須正確處理公與私的矛盾，即正確處 理社會整體利益與個人利益之間的關係。當前一些人受資產階級拜金主義、功利主義和極端個人主義思想的影響， 個人慾望無限膨脹，做出了違背法律和道德的事情，損害了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其根本原因就是沒有正確處理好個 人利益與社會整體利益的關係。 這表明，我們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 既要健全和完善中國的法律制度， 又要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個人利益和社會的整體利益共同得到發展。

第二，朱熹所宣揚的“欲要合理，不能徇情慾”的理欲觀，對於規範人們的社會行為，培養人們自律、互助、誠實、 守信的道德品質，保持人與自然和諧、人與人和諧的良好生存環境，具有十分重要的啟迪意義。眾所周知，人除了 有與一般動物基本相同的生理慾望之外，還有植根於社會群體社會規律即所謂“理”的精神生活。

如果一個社會沒 有人對 “理” 的精神生活的追求，只聽任人的物質慾望惡性膨脹， 那麼，人的生活就會倒退到一般動物的生存狀態，人類社會就會物慾橫流，並將遭受滅頂之災。 因此， 人要想更好地得到發展，順利地達到自己的目的， 就得與社會、 集體、他人保持和諧的關係，就必須遵守社會的法律規章制度和倫理道德法則，剋制自己過高的、達不到的物質欲 望，規範自己的行為，這對於保持人與自然和諧、人與人和諧這樣一個良好的生存環境是十分有益的。

第三，朱熹所宣揚的“汲汲於正心誠意以立其本”的理欲觀，對於反腐倡廉，遏制黨內的腐敗現象，實現社會風氣 的根本好轉，具有十分積極的警世作用。我們知道，一些黨的幹部和國家工作人員的私慾膨脹，是社會產生腐敗現 象的思想根源。在現實生活中，我們經常可以看到，一些領導幹部背離了黨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大肆進 行權錢交易，貪汙受賄，侵吞國家的財產，損害人民的利益，生活作風腐化，其根本原因就是私慾的惡性膨脹。

因此，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我們有必要對廣大黨員幹部特別是黨的高階幹部進行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文 化教育，使他們正確對待眼前的物質利益，用道德原則和理性精神去遏制對物質慾望的過分追求，經受住任何物質 利益的誘惑，在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中發揮黨員幹部的先鋒模範作用。 過去在一段較長的時期內，人們對朱熹“存天理，滅人慾”思想的片面批判，給中國哲學史界造成了一定的混亂。

今天我們重新研究朱熹的思想就會發現，其“存天理，滅人慾”的思想，對於我們反腐倡廉、抵制和遏制現實生活 中因私慾膨脹而滋生的腐敗現象，剷除滋生腐敗現象的土壤，仍然具有十分積極的借鑑作用和啟迪意義。

流氓大師朱熹的"存天理，滅人慾"對封建王朝的統治起到了一個禁錮百姓枷鎖的作用，極大控制了百姓的思想，其作用使百姓更加的奴性化，懦弱愚味劣根化，使國家的滅亡也更加的提速化？

朱熹虛偽的理學，所謂的"存天理"不過是存的統治階級的治民理術，"滅人慾"滅的是百姓對生活的期望和訴求？朱熹的偽學，就是奴化民眾的不二經典，也是統治階級治民的不二法寶？

朱熹自以為是皇帝的老師，裝出正統儒家大師的樣子，實乃衣冠禽獸？只有他有權用道德約束別人，口口聲聲的叫喊著"存天理，滅人慾"，本人卻放縱私慾，於人爭風吃醋得不到嚴蕊而迫害之，玩寡婦，奸兒媳，逼納尼姑為妾，貪髒枉法，製造冤，假，錯案等種種惡行齷齪致極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