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為清流派啊？一個組織機構裡沒有什麼派別和朋黨之分！只有對錯之分！有錯馬上改正，這個組織機構才能向正確的方向發展，至於誰說都不重要，但是、一定要有人去說，把問題反應出來。如果、一個組織機構裡有派別和朋黨的存在，那麼這個組織機構就危險了，不積極清除這些派別和朋黨的話，這個組織機構就要滅亡。這是有歷史教訓的啊！

所謂清流不過是“平時束手談心性，臨危一死謝君王”的書生而已，說起來各個是錚錚鐵骨，忠臣死諫，做起來卻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人。

簡單舉一個例子，拿甲午海戰來說吧。1894年，中日在北韓衝突，李鴻章、袁世凱等人都認為此時“列強環伺，國內疲敝”不能再生事端，況且以當時日本的實力“可勘一戰”，都主張接受雙方同時撤兵，承認北韓為共同藩屬。但清流張謇、翁同龢不斷鼓吹中國國力勝於日本，聖上賢於日本，不能對小小日本妥協。年輕的光緒哪裡受得了這種捧，才倉促命淮軍主力增援北韓，但當時一切後勤準備都沒能滿足前線需要。所以，平壤戰役才進行一天，城內的清軍竟然沒有彈藥了，葉志超不得已才從平壤突圍撤到鴨綠江岸，等待補給。這成了清流嘴裡“葉志超狂奔500裡”，攻擊李鴻章的把柄。

其次，威海衛戰鬥進行的激烈。山東巡撫李秉衡作為清流之一，遲遲沒有增援。更可恨的是此時，還不斷彈劾李鴻章軍在山東強徵民財民力。這是國戰，又不是李鴻章後院打架，打架袖手旁觀，還拍手叫好。威海衛失守，日軍調轉威海衛岸炮，炮擊劉公島北洋海軍基地，李秉衡甚至都沒有從背後襲擾一下，坐視北洋海軍被炮火壓制，魚雷封鎖，成為甕中之鱉。

最後，說說翁同龢。翁本人可說是最大的清流了，做了兩代帝師又掌管財政，對晚清政局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但翁本人對新事物一無所知，對海軍一無所知，還固執的覺得北洋海軍足夠強大，不斷的駁回北洋海軍的採購申請，寧願在皇帝大婚，太后壽辰這種面子專案上花費幾百萬兩銀子，就駁回北洋海軍六十萬的申請。不給錢也就罷了，還不斷的想把北洋海軍推上戰場。戰敗後，又一臉的民族正義，不能將中華的土地割給日本，什麼自己願意毀家紓難與日再戰。李鴻章上書說：“哥，你這麼在行，你來主持對日問題吧”，翁又各種推諉拒絕。最後還是李鴻章來跟日本談判，可惜的是密電被日本破譯，日本牢牢把握中國底線，李鴻章在日本受盡屈辱。發誓此生再也不踏足日本，甚至從美國返航經過日本換船，也是在兩船之間架一個木板走過去。

其實這些清流跟我們今天的憤青差不多，整天指手畫腳，真正到他們自己上的時候盡是丟人現眼。對他們我只想說，做好自己的事，其他的有比你專業的人來處理，用不著你嗶嗶，專業人士比你清楚該幹什麼。

晚清清流派是清朝光緒年間統治階級內部的一個政治派別，“清流”原喻指德行高潔、勇於言事，有名望計程車大夫。晚清清流派形成於19世紀70年代，當時軍機大臣李鴻藻因為軍機處的洋務派佔了多數，感到力單勢孤，於是籠絡一批御史和翰林在自己周圍，以壯聲勢，這些“臺諫詞垣”標榜風節，“嚴義利之分”，以經世匡時為己任，時有“清流黨”之稱。

清流派曾繁衍為前後兩代。前清流多北方人，稱“北派”；後清流多南方人，稱“南派”。前清流要求改革弊政、肅整綱紀和興修水利，尤主張堅決抵抗外國侵略。在沙俄覬覦中國西北地區，日本侵略北韓、琉球以及法國侵略越南等問題上，都提出強硬主張，反對妥協。雖有好為空言、不識時務的一面，但與守舊的頑固派不同。慈禧太后對前清流暗中放任，間或利用其奏章博取廣開言路的名聲，達到抑制權臣的目的。後清流主要表現為一個開明愛國的集團。其中以文廷式、志銳、張謇為骨幹，堅決主張抵抗日本侵略並反對當時弊政。當然，後清流也有好紙上談兵的弱點。在甲午戰爭期間，張謇、沈曾植、丁立鈞等人對西方列強抱有過幻想，提出“聯英伐倭”的主張。這些反映出該派的階級侷限性。

清流派說句實話就是一群迂腐的窮酸儒生，比如翁同龢，他在甲午海戰前處處給李鴻章的北洋搗亂，身為戶部尚書卻不給經費，結果呢，導致李鴻章無法購買速射炮導致甲午海戰失敗，那群清流又去罵北洋不行，之前呢，他們根本沒有把甲午海戰當做國與國的戰爭，而是李鴻章的北洋與日本的戰爭。 還有辛丑條約的簽訂，李鴻章當時已經算是退居二線了，該讓翁同龢去，結果那傢伙請病假不上朝了。

不管清流還是濁流，都是流氓，都是喝著百姓血，不幹人事的！所以清就滅亡了。為了出名，告貪官最快，沒有為啥！清流也是蛀蟲的一種，冰毒難道不是毒品？

盡力回答

清流在晚清政治變革中的角色地位

清流因其特殊的成長經歷和思想認識，使他們在晚清政治變革中扮演著特殊 的角色。他們從傳統儒學的薰陶中發展而來，講求修身節慾，追求內心的道德完 善，對傳統的一套迷戀很深，但又有士大夫安邦濟世的經世思想，以修身治國平 天下為人生座標，所以有挽救危局的社會責任感和尊君尚賢，衛護聖道的思想認 知。

他們對學習西方的政治變革運動表現出複雜的態度，充當了阻擋和推進晚清 政治變革的雙面角色。又因其在實際事務中痛感以傳統之道整治世道的艱難，對 西學耳濡目染，習染漸深，出於自強的需要，又鼓吹政治變革，從學習西方中尋 找救國之路。

阻擋和推動變革的雙面角色 鴉片戰爭的爆發，伴隨著“堅船利炮”而來的西方文化，猛烈地衝擊中國傳 統文化的陣地，傳統中學與外來西學劇烈碰撞，從而在思想界出現了對西學進行 吸納和抵制的兩種不同反應，表現在政治變革方面，則始終存在有開新和守舊兩 種思想的對立和衝突。

清流作為群體而步入晚清政壇，正值洋務運動方興未艾， 守舊與洋務兩種思潮尖銳對抗，難以調和。面對思想文化上的這種激烈鬥爭，清 流在思想上有何反應呢？ 深受傳統儒學的薰陶與侵染，帶著濃濃的封建士大夫氣息，清流自然以守護 儒家意識形態為己任，並以此作為價值評判標準，對西學和洋務運動深不以為然， 往往視洋務派為一群寡廉鮮恥的“小人”。

也難怪他們如此，他們持著這種保守思 想有著深刻的社會歷史根源。在中國這樣一個有著幾千年歷史傳承的文明古國， 固有的歷史記憶和文化薰陶塑造了普遍的思維方式，道德規範和價值認同，這一 些深深滲入人們的心理，化為普遍的意志，所以在傳統思想根深蒂固的情況下， 西學的楔入，而且還是伴隨侵略行徑而來，自然會遭到傳統士大夫的抗拒與排斥。 可見清流當初拒絕西方文化是出自一種本能的文化反應。孟子曰：“吾聞用夏變夷 者，未聞變於夷者也。”①

以孔孟之徒自居的清流，自然奉嚴“夷夏之辨”為圭臬， 以傳統的眼光來審視西方的近代科技文化。再者，清流大多數是在朝的京官，對 外很少接觸，昧於時勢，西學知識極其貧乏，所以據納西學，反對洋務運動在所 難免。

正如謝俊美先生評價翁同龢，他認為翁同龢一度保守是因為：一、不直接 參加洋務活動，對洋務新政缺乏真情實感；二、生活在封建統治的核心部位，與 外界接觸較少，缺乏思想溝通。② 這些確屬中肯之言。由於清流這種保守的思想 傾向和捍衛傳統的思維理念，決定他們對西學抱有拒絕的態度，其中不乏視“火 輪者，至拙之船也；洋槍者，至蠢之器也”這類人。①[55] 所以當郭嵩燾稱讚西洋立 國二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並批評中國士大夫不諳時勢，不通外請，一 味虛驕自大，負氣自誇時，立即招致暴雨般的反對。鐵路之議起，守舊派群起反 對，清流也跟著起鬨，說什麼鐵路有“害民生”、“平添廬”、“壞墓冢”等等弊端， 此議在一片反對聲浪中，最終作罷。

當然，清流之所以對洋務派施以種種壓力，一大原因是他們持千年之義理， 以維護傳統道德“正義”一面，比劃出洋務運動的種種不是，所以在“清議“下， 洋務事業舉步維艱，倍受阻隔。此外，在清流看來，“中國在所有昌明盛世都不曾 向夷人學習。他們問道，為什麼在十九世紀中國就必須模仿西方才能富強呢？”

思想觀念保守使他們還找不到“師事夷人“的理論依據。 然而“守舊派與洋務派之間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 江蘇布政使黃彭年有一段話，道出了他當時的心理認識，“臣昔官京師，亦疑機器、輪船、電線、鐵 路非當務之急，以服官各省，澄觀事變，則知今日之趨勢，實不得不然。”黃 彭年（1824—1890），字子壽，貴州貴築人，道光二十七年（1843）進士。他由科 考而進仕途，熟讀四書五經，精通時文帖括，滿腦子都是傳統文化的影子，又久 在京師為官，視野狹小，難免不參照傳統文化的評判標準，否定機器、輪船等近 代西方科學技術的作用，但一改外任，在實際事務中，才深深感到學習西方乃當 時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黃彭年這種思想認識的轉化在當時具有廣泛的代表性。 清流雖然以維護名教為己任，但也繼承了道鹹以來“通經致用”的思想取向， 有著開新的一面。既然洋務派不改變傳統的倫理道德這一套傳國之“道”，只是在 器物層面上學習西方，而且西學確實可資“自強”，於是他們中的的一些人開始慢 慢轉變，尤其是隨著他們眼界大開，切身實際事務後，深深感到時事艱難，必須 變通興辦洋務，於是他們開始轉向洋務。

1880 年，張佩綸丁母憂期間，曾在北洋 官署住了一個月，參觀了電線房，巡視了北洋的海防設施，並親自施放了水雷， 眼界大開。又與李鴻章及其幕僚討論海防建設問題，對《北洋水師章程》的形成， 提出了不少建設性意見。時在李鴻章幕府的薛福成曾言：“辛已之夏，張幼樵學士 至天津，與餘論及北洋水師事宜，餘一夕草此貽之。今者創設海軍已在七、八年 後，局勢又漸有異同，然去年所訂海軍章程，大致尚多與此相和。”⑤[83] 可見張佩 綸由當初憎恨洋務到支援洋務的轉變。其它清流人物，如張之洞、陳寶琛、寶廷、 黃體芳、吳大澂等人，一事也以洋務為“急務”，對興辦洋務事業多有建言，尤其 是張之洞，放外任後，“用人行政，惟以洋務為重。於李文忠，則亦步亦趨，尤極其揣摩之工，非餘子所能望其肩背。”①[64] 清流思想的這種轉化具有普遍性，這與他們“通經致用”的思想傾向有著很 大的關係。

既然傳統的一套不濟於事，學習西方就成了邏輯上的必然。李慈銘曾 經說鄧承修“深惡洋務”，其實後來鄧承修的思想發生了很大變化，在中法戰爭期 間，連番上折建議“修守戰”、“制器械”、“開礦”、“通商”。王維江一語道破了其 中的奧妙，“真正‘深惡洋務’的恰恰是李慈銘本人，所以他願意將鄧承修引為反 洋務的知音。”②[140] 就連當初視洋務為“洪水猛獸”、“亂臣賊子”的丁立均，後來 思想也發生了轉變，1895 年與康有為等人共同創辦強學會，並出任強學會的“正 董”。

清流思想轉化後，對洋務的態度也相應發生了變化，由原來的反對轉向支援。 清流能轉向洋務，其中一大主要因素是兩者在文化觀上有共通之處，都堅持 中學之“體”，維護傳統之“道”，在器物層面上變通學習西方，這與堅持“道”、 “器”都不變的守舊派有著明顯區別。清流思想的這種轉變，並不預示著他們成 為了晚清政治變革的積極推動者。甲午之役，清流深受民族危機的刺激，極力鼓 吹變法圖強，把維新派引為同道，加以保護和舉薦。翁同龢曾在至廖壽恆的密函 中說：“康、梁有其經世之才，救國之方，此弟之所以冒萬死而不辭，必欲使其才 能得所用，用後已也。”③[21]

對康、梁之才大加讚賞，並著力進行薦舉、支援，以 推動維新運動的開展。但是“翁同龢的維新理念、學術觀點和康有為等始終存有 差距”，④[155] 當維新派的變法主張超出了清流所能接受的範圍之後，翁同龢與康有 為等維新派之間產生了嚴重的意見分歧，從當初支援轉而反對康有為變法的繼續 推行。劉體智如此評價翁同龢態度的轉變，“常熟當國既久，以古大臣自勵，頗不 悅於維新異說之驟起，力爭於上前。至康有為之才勝臣十倍，正負氣之語。”⑤[64]

所以後來翁同龢在光緒面前說康有為“居心叵測”。張謇“在京聞康有為與梁啟超 諸人圖變政，曾一再勸勿輕舉，亦不知其用何變法也。至是張甚，事固必不成， 禍之所界，亦不可測。康本科進士也，先是未舉，以監生至京，必遍謁當道，見 則久談，或頻詣見。餘嘗規諷之，不聽。此次通籍，寓上斜街，名所居為萬木草 堂。往晤，見其僕從伺應，若老大京官排場，且賓客雜，心訝其不必然，又微諷 之，不能必其聽也。”⑥[16] 由政見分歧進而對康有為的生活起居都生厭。張之洞更 不滿維新派的“異端邪說”，丟擲《勸學篇》，鼓吹“中體西用”，以反擊維新派變 革體制的主張，直視維新派為一群“亂臣賊子”。 清流既反對變革，又支援變革，這一身兩性的特徵主要是由他們的思想文化 觀所決定的，以傳統之道為標尺，對“道”所能容納的內容予以支援。如果當變 革的內容突破了他們所能接受的程度，則大加阻格。除此之外，清流充當晚清政 治變革的兩性角色，也與他們的身份地位和性格特點有著很大聯絡。翁同龢身為 帝師，“言動皆有法程”，須處處謹慎自持，不敢失墜，所以自始至終他都是一個 溫和的改良者。張之洞也一樣，穩健有餘，進去不足，又以身處湖廣總督的高位 和聲動朝野的名望，所以表現得謹小慎微。“清末新政”期間，在創鉅痛深之後， 朝野上下都瀰漫著改革的呼聲。設議院、行憲政塵囂日上，張之洞本人也懷此想 法，但首施兩端，窺測上意，遲遲不敢發出過激的言論，直到 1904 年，在全國一 片行憲政的聲浪中，才緩緩提出立憲的主張。

自強”的獻策者和實施者 在近代中國，“自強”無疑是最時髦的政治流行語。第一次鴉片戰爭的失敗， 士大夫思想震動很大，堂堂“天朝上國”竟敗於“島夷”，從而滋生了自強的想法， 魏源“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口號，其中就有自強的意蘊。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創鉅 痛深，使當時的清醒之士更覺得潛在的民族危機，自強成了救國的當務之急。1862 年，曾國藩說：“欲求自強之道，總以修政事，求賢才為急務，以學炸炮、學造輪 舟為下手工夫。但使彼之所長，我皆有之。”①[40] 左宗棠也說：“西洋各國恃其船炮， 橫行海上，每以其所有傲我所無，不得不師其長以制之。”②[39] 基於這些認識，這 一批“中興名臣”掀起了以“自強”為目的的洋務運動。

甲午之敗，空前辱國，“自 強”之說更是塵囂甚上，誠如譚嗣同所言：“今夫自強之策，其為世俗常談者。”③[25] 梁啟超說：“若乃科舉、學校、官制、工藝、農事、商務等，斯乃立國之元氣，而 致強之本原也。”④[46] 把改科舉、興學校、改官制，興辦工商、農事等作為自強之 本。庚子之亂，慈禧鑑於空前的統治危機，也高唱“自強”的調子，在諭旨中說： “爾中外臣工，雖知國事至此，斷非苟且補苴所能挽回厄運，惟有變法自強，為 國家安危之命脈，亦即中國民生之轉機。”⑤[85] 把變法自強看成是轉危為安的唯一 途徑，從而開啟了晚清最後一次政治變革。 在初期，清流不大使用“自強”一詞，而是循著傳統的治國之道，用“求治”、 “圖治”、“本圖”、“治本”等傳統術語。光緒四年（1878），張佩綸上《請急人才 折》，提出“圖治之道，首在求賢”。⑥[3] 同年，黃體芳也上折提出“治本之道”，“一 曰廣聰明”、“一曰課臣職”。⑦[20] 透過他們這些主張可以看出，清流起初是立足於 傳統的治國之道，希望透過修明政治、精選人才達到“求治”。由於思想意識的滯 後，他們與洋務派相比，對“自強”的理解存在很大差距，而且對洋務派在“自 強”口號下的種種弊端深為不滿。

前文已述，張之洞曾批判洋務派，“自咸豐以來， 無年不辦洋務，無日不講自強，因洋務而進用者數百人，因洋務而糜耗者數千萬”， 結果仍然是“事閱三朝，積弱如故”。指責洋務派借“自強”之名，奔競、濫舉， 而且又虛耗、靡費，最後還是達不到自強的目的。 俟清流認識慢慢轉化，開始傾向洋務之時，“自強”一詞常見於其奏摺、書信、 日記之中，併為中國之自強獻計獻策。光緒六年（1880），陳寶琛代劉銘傳擬《籌 造鐵路以求自強折》，指出自強刻不容緩，折中說：“臣每私憂竊嘆，以為失今不 圖自強，後難欲圖，恐無日矣。”並提出自強方案，“自強之道，練兵造器，固宜 次第舉行，然其機括則在於急造鐵路。”①[23] 認為練兵、制器固然是自強之道，但 主要還是修造鐵路。張佩綸深感時局危急，提出“攘外必先安內，而富強端在強 兵”，②[3] 建議武科改試洋槍，參西法練兵。光緒十年（1884），他又提出在沿海七 省廣設兵輪水師，購買鐵艦、大炮，添置炮壘，精選水師將才，並建議選派水師 將弁出洋學習，目的是加強海防，以求得自強。黃體芳也專上《變法儲才實求自 強疏》，提出透過變總理衙門之法、變沿海設防之法、變宗學官學之法等措施，並 “儲異日有用之才”，③[20] 來求得自強。後清流代表屠仁守高唱“尊王攘夷”，把抵 抗列強入侵，捍衛國家主權視為自強之道，他說：“俄人偪新疆，窺吉林；英人踞 印度，服緬甸。今法人又入越，地與中國為鄰。始計所以力護越南者，固為國勢 強弱全域性攸關也。爭越南而得，則英俄覬覦之志可衰，他國思逞之心可戡，庶自 強自今日始。”④[6]

甲午戰爭之後，清流對自強的認識更加深刻。張謇替張之洞所擬的《代鄂督 條陳立國自強疏》中，把自強的範圍延伸到除軍事之外的“廣開學校”、“速講商 務”、“講求工政”等方面，提出“立國出於人才，人才出於立學”、“外洋富民強 國之本在於工”等主張。⑤[16] 翁同龢痛感甲午戰爭中中國軍事上的拙劣，提出“以 謂欲圖自強，必自練兵始”，⑥[21] 把練兵作為自強的一項重要條件，並提出興學校、 開新聞報館、印刷書籍，認為“各國富強之基實本於是”。⑦[21] 文廷式的眼光更為 深遠，他說：“和議既成，舉國爭言洋務。請開鐵路者有之；請練洋操者有之；請 設陸軍學堂、水師學堂者亦有之。其興利之法，則或言銀行、或言郵政、或請設 商店（局）、或請設商務大臣。諸人非必無視，諸說亦多可行。然天時人事，則猶 有所待也。”①[65]

他認為開鐵路、練洋操、設學堂以及設銀行、郵政等措施皆自強 之術，但以“猶有所待也”一語，高深莫測。意思是說，開鐵路、練洋操這些方 案只是自強之術，並非根本，而要真正達到自強，則非仿效西方，變更制度不可。 庚子之役後，自強之聲不絕於耳。張之洞聽說朝廷不願行西法之後，非常憤 慨，在致安徽巡撫王之春的電文中說：“變法不重西，所變何事。”②[19] 要求大變舊 法，大行西法以求得自強。張謇於 1895 年即踏上實業救國的道路，他認為“實業 教育，富強之大本也”，③[16] 欲想透過大辦實業和教育達到振興自強。後來“受外 界刺激”，認為非立憲，“無以救之”，毅然走上了立憲救國之路。 清流畢竟是“清流養望”，官場“清客”，手中並無實權，所以縱橫捭闔，獻 計獻策倒是特長，但於實際事務卻很少建樹。不過也有幾位手握權柄，在實際事 務中頗有建樹。前清流代表吳大澂，在幫辦東三省軍務期間，練勇設防頗有建樹， 並“奏請在吉林設機器製造局，並於三姓、琿春各處興築炮臺”。④[24] 張之洞撫晉 後，在實際事物中痛感以前放言高論，於事無補，於是開始著手實際，實事事功。 在山西期間，張之洞設立洋務局，釋出告示招材納賢。署理粵督的時候，正值中 法戰爭，張之洞痛感中國軍事上的落後，在廣州興學練兵，興辦實業，開辦了水 師學堂，聘請洋教習，招募洋工程師，翻譯西學書籍，學習火藥、電線、強水、 紅毛泥等製造技術。

1889 年調任湖廣總督，建立兩湖書院，又設自強學堂，培養 方言、格致、算學、商務等方面人才。在湖北創辦槍炮廠、鐵廠及其他民用企業， 為湖北近代工業的發展打下了基礎。1895 年後，又開辦陸軍學堂、鐵路學堂，設 兩湖書院、經心書院，練自強軍，成為中國近代軍事建設的樣板。張之洞出自自 強的目的，利用手中的職權，大辦實業，為中國近代事業的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 的貢獻。翁同龢也利用自己手中的職權，為著自強的目的，辦了不少實事，例如 開設經濟特科，議設銀行、郵局，尤其是發行“昭信股票”，從章程的制定到局印 的鑄造等一切事宜都親手操辦，誠如他言：“自奉諭旨通飭遵行以後，臣等連日督 同司員，熟計始終，兼籌利弊，擬定章程十七條，內五條系臣部辦法，十二條系 中外通行辦法，繕列清單，恭呈御覽，一俟命下，即由臣部知照禮部，迅速鑄造 昭信局印，並分別諮行各省欽尊辦理。”⑤[21]

儘管後來昭信股票弊端叢生，屢遭“物 議”，但並非他原來所能預測，可見翁同龢為自強之計，絞盡了腦汁。 總之，在民族危機日益嚴重的情況下，清流也喊出了“自強”的口號，他們 從自己的認識出發，呼籲仿效西方，興辦近代軍事、民用和文化事業，表現出熾 熱的愛國熱情和社會責任感。儘管他們中的大多數並無實權，但為著自強的目標獻計獻策，對晚清政治變革起到了推動作用。一些手握實權的清流大員，躬身實 踐，創辦了一批近代企業，為自強作出了實際上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