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變法失敗的根本原因是觸動了既得利益者們的利益，而支援他得人又太少。

包括年輕的皇帝，雖然有改革的想法，但是改革的決心不是很強，手段不強硬也不高明。

另外，改革派內部也不是鐵板一塊，內部爭權現象不斷，而王安石對於改革派內部矛盾處理不及時，遇到挫折就辭官撂挑子，如何能保證改革的持續性？

改革終歸在於變，王安石對於改革之法在推進過程中的適用性沒有及時的調整，對於改革中犯的錯誤沒有及時的改正，導致很多舉措損害到了老百姓的利益。

所以，王安石的改革在雖不堅定但是也還算支援他的神宗去世後，最終徹底失敗了。

王安石的為什麼改革失敗，是一個非常複雜和龐大的課題，不是三言兩語就可以說清楚的。問題中提到的兩個有利條件，皇帝年輕，丞相智慧，只是必要條件，並非必要充分條件。

分析古今中外的改革，成功的少，失敗的多。總結改革成功的經驗，可以用孫子兵法上面的一句話來概括：上下同欲者勝。也就是我們現在說的，把各方面的積極性調動好，發揮好，保護好。

以此來分析王安石改革，會發現王宰相恰恰違反了這條規律。他在推行改革的過程中，不是團結大多數人來支援改革，而是倚仗神宗的信任，對那些反對甚至只是善意提出改進意見的人，一律無情打擊，這樣就把自己和幾乎整個官僚階層對立了起來。而他起用的所謂新黨人才，大多數熱衷於整人，幹事情不行，落下了舊黨攻擊改革的口實。所以後來儘管神宗再次起用他，也無法堵住天下悠悠眾口，只能黯然下臺，終老鐘山。

總之，王安石改革失敗是一次政治藝術欠缺造成的失敗，改革的實體內容應該是非常先進的，也為後世如張居正等人的改革提供了借鑑。

不是我方不努力，而是敵方太強大。觸動利益比觸動靈魂還要難。既有利益者，不會允許乳酪被觸動的，除非被打疼了，打慘了，乃至打死了。

宋神宗年輕進取，王安石雄才大略，兩人聯袂開展的熙寧變法為什麼最後失敗呢？

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

王安石變法治標不治本，變法之根本，首先在吏治。歷史上著名的變法，比如商鞅變法，一開始就拿官吏貴族階層開刀，變法的飛刀直指要害之處。可是王安石變法，卻偏偏少了吏治這個最重要的環節。為什麼呢？

我想，王安石是吸取范仲淹慶曆新政的教訓。在王安石變法之前，范仲淹主持慶曆新政，提出十大改革措施，其中前四項是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長官，都是針對吏治。但是范仲淹激進的改革措施，最後在保守分子的反攻倒算之下草草收場。改革吏治，風險太高，成本太大，王安石有意避開了。然而，改革未觸及根本，只觸及枝節，註定了變法的失敗。沒有良好的吏治，試問變法如何推行？

王安石變法主要集中在理財與強兵兩個方面，內容很廣泛，但是很難說十全十美。

以經濟改革來說，王安石的目的是促生產、均賦稅、抑兼併，但是出臺的一些政策，卻沒有讓百姓真正獲益。比如說青苗法，是政府給農民提供農業貸款，這個出發點是很好的。但是政府貸款不是免息的，年息二分，也就是20%。這個利息，今天我們來看，也可以算得上高利貸了。現在國家金融高管不是說了，收益超過8%的理財都是高風險嗎？王安石貸給農民的是20%的利息，難怪歐陽修要罵說：“直是放債取利耳。”這是赤裸裸的與民爭利。

沒有一個良好的吏治，政策在執行過程中，往往變了樣。

還是以青苗法為例。本來政府提供貸款20%利息就不低了，在執行過程中，又被官吏加到30%。有些地方官吏在規定的利息外，還有種種勒索，導致實際利息達到80%甚至100%。本來想救濟農民於青黃不接時的良政，到頭來成為惡政。

再比如免役法。宋代徭役眾多，平常百姓家每年都要給政府幹活，只出力而沒有任何報酬。免役法就是廢除役法，改由百姓出錢充役，稱為免役錢。按理說，百姓交了免役錢，自然可以不用服勞役。但是一旦政策到了地方，完全變了樣。免役錢交了，地方政府又巧立名目強迫百姓服役，活照幹，錢還得交，兩頭受罪。就連神宗皇帝都說：“已令出錢免役，又卻令保丁催稅，失信於民。”

總而言之，王安石變法之所以最後失敗，在於改革重心不對，政策不完善，特別是政策的執行非常不力。有一句話說，選擇比努力更重要。宋神宗與王安石都很努力地改革，但是一開始選擇的方向就有偏差，沒有雷厲風行地整頓吏治，再好的政策也沒有用。

王安石變法最終失敗也是難以避免的。主要原因是各地豪強富賈的聯合抵制，因為，原來是地方權貴豪強的利益，被王安石集中收刮到朝廷，於是就形成朝廷與地方爭利的局面。

還有個原因是:朝廷的開支入不敷出，冗員、冗兵越來越多，費用越來越大，無論怎樣收刮民脂民膏，也不夠補上越來越大的財政窟窿。王安石變法搞的是開源，朝廷卻沒有在節流方面做好精兵簡政的工作。

朝廷面對困局，沒有更好的良策，最終只能在積貧積弱中逐漸走向衰弱之路。

宋神宗年輕有為，王安石聰明有智慧，最後“王安石變法”怎麼就會失敗呢？拋開變法觸動了官僚地主的利益，引起他們的反撲這些說法，僅就宋神宗和王安石兩個變法的主要負責人，談談變法失敗的原因。

宋神宗登基時很年輕，從小就顯得不凡，志向遠大，學習認真，且有決心對國家進行改革，立志要“雪數世之恥”，收復失地。年輕且有決心，看著非常有希望，但是年輕的另一面是沒有政治經驗，容易被情緒控制。變法改革者要麼如商鞅那樣雷厲風行，要麼是張居正那樣老謀深算，最重要的要有一個堅定不移的信念。當宋神宗看到汴梁城門小吏鄭俠畫的《流民圖》裡面的百姓因為變法的關係流離失所，宋神宗動搖了，王安石罷相，改革進行不下去了。

王安石作為變法改革的總設計師，王安石個人人品上沒的說，朝廷委派高官給他也不動心，一直在地方進行改革實驗，可稱賢人。文學上“唐宋八大家”之一，智慧方面也是無可挑剔的。可是王安石在性格上有極大的缺陷，他的外號叫“拗相公”，性格執拗到偏執的地步。作為宰相要有大肚量，也要有靈活的手腕，能聽取不同意見，在變法碰到問題時要懂得變通。

王安石的做法是任何反對變法的官員都被踢出圈外，任免官員只看他是否支援變法，任何的反對意見幾乎都不聽。以畫《流民圖》的鄭俠為例，鄭俠出身進士，為官時一身正氣，為民請命，開始時就是王安石提拔的，對王安石的知遇之恩也心懷感激。但是對因變法過程中給老百姓造成的侵害提出不同意見，向王安石直言不諱表達，王安石沒有做出回答，也疏遠了鄭俠。王安石雖然不喜歡鄭俠了，但也知道他是個忠心耿耿的人才，透過兒子和其他人接觸鄭俠，讓他當任新設立的修經局檢討之職。鄭俠沒有答應，最後被調到開封府當守城門的小吏。其實這類人和事很多，像蘇轍、程灝開始都對變法改革充滿期待，只是有些問題意見不同都被調離中央，到地方任職。王安石身邊和他一起變法的人才幾乎都在《宋史.奸臣傳》裡，除了政治對手司馬光是史學家，寫歷史的人會有偏向。從後來的表現來看王安石身邊參與變法的人沒一個拿的出手的，不是內訌就是一門心思打擊反對派。最重要的助手呂惠卿為了自己上位，把王安石寫給自己的私人信件交給宋神宗，因為裡面有一些改革對百姓禍害事情的報告。王安石給呂惠卿信裡寫到“不可使上知”，把這些信件拿出來，等於證明王安石欺君，導致王安石二次出任宰相之位，很快就下臺了。章惇、曾布、蔡卞幾個人為了爭相位，鬥得是不可開交。對“舊黨”下手不是一般黑，章惇和蘇東坡過去是好朋友，對蘇東坡打擊最狠的也是章惇。更多的是蔡京、沈括之流，為了做官在王安石面前說盡變法好話，一有風吹草動，最先跳出來反對新法的也是他們。從這幾方面來看王安石變法就很難成功。

王安石變法首先觸犯了地主官僚的利益，也限制了官僚權貴的權力。王安石變法是爭對當時冗費開支龐大，官僚機構臃腫，國家財政困難而提出的。也是為了抑制豪強土地兼併、高利貸盤剝和賦稅徭役的繁重而制定的。王安石變法既是形勢所迫也是因時而變，治國要安民，但是對國家政權最大的危害，往往不是來自平民百姓，而是來自官員的權力濫用，貪官汙吏只圖自己私利而不顧民族大局，最後導致國破家亡，這幾乎成為歷代朝代更迭的通病。而經濟利益的矛盾歷來是社會矛盾和社會動盪的根源。若要構建和諧社會，必須縮小貧富差距，防止兩極分化。可在利益面前，人們的爭權奪利往往不擇手段。熙寧新法的推行，首先就遭到皇親國戚的發難，接著又有既得利益者保守派的攻擊詆譭，發展到後來竟演變成激烈的黨爭。不僅有保守派對王安石本人的揶揄譏諷和騷擾攻擊，甚至還把天災等自然現象說成是上天對變法不滿的表現。這些皇親國戚和保守勢力聯合起來，共同反對變法，他們認為：變法侵害豪強利益不利於統治，保甲法使士兵習武練藝自備武器就會起兵反叛，皇親納稅就是侮辱權貴會引發騷亂，種種輿論攻擊和官吏的挑拔離間，外有司馬光為首的保守派抵制嘲諷，內有變法派內部的分裂爭權，特別是王安石的學生鄭俠獻給神宗的《流民圖》的誣陷，使王安石被迫辭職，變法被迫終止。

再者，《易經》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國家選官任吏的目的就是讓官吏為民謀利、為民造福、為民獲益。選官也是為了合理調整社會經濟利益，解決利益均衡問題，進而緩和社會矛盾，發展生產維護穩定社會。王安石變法是在宋神宗支援下，新法向縱深展開，然而，受改革大潮的裹挾，新派勢力急驟擴大，其中難免魚龍混雜，泥沙俱下，各色人等紛紛倒向新派，更多的人想的是乘此捷徑藉機升官發財，更有甚者，這些貪官汙吏利用推行變法之機會，藉機循私舞弊，或把官僚貴族的稅賦負擔轉嫁到無辜百姓頭上，對老百姓盤剝壓榨。或為官者乘變法公權私用，乘機貪汙斂財牟取暴利。促使天下百姓也對變法憤憤不平。認為王安石不通人情不明事理，皆呼之為‘拗相公’。

變法演變成黨爭，嚴重的黨爭必定任人唯親，謀私損公，是非共蔽，忠讒互淆，大臣爭權奪利，貪汙腐化；小吏觀風使舵，敷衍塞責。朋黨爭利，賦役混亂，有勢者更加兼併土地敲詐勒索，豪強惡霸再對貧民敲骨吸髓，迫使貧民傾家蕩產鋌而走險。 據史書記載，雖然變法規定的利息是二分，但經過中間貪官汙吏的層層盤剝，最後貸款農民要返還的實際利息，竟達到原先設定的三十多倍，比高利貸還要高許多。於是逼得農民寧肯去借高利貸，也不敢向政府貸款。官僚階層的腐化墮落、胡作非為終致民怨國衰、民流政散。變法的“利民之政”變成了“擾民之舉”。再如徽宗朝的蔡京，先以變法之名竊弄國柄，然後巧立名目變亂法度，荼毒生民。最終導致宋江方蠟起義爆發，北宋王朝也遭受外族入侵的禍亂，有了靖康之災難，皇帝被俘擄，蔡京也餓死貶途。

王安石變法，發生在北宋神宗時期。王安石的變法行動，涉及到了北宋政治、經濟、文化、商業等各方各面。在宋神宗、王安石的大力支援下，這項變法行動開始了，歷時16年，當時的確取得了巨大效果。但最終被繼位者宋哲宗一一取消，變法失敗。

王安石變法的根本目的，是讓宋朝成為強國、富國，革除自北宋開國以來的各種弊政。這次變法被視為、中國封建社會的第二次巨大變革，王安石變法與商鞅變法並列相稱。那麼王安石變法具有如此積極的意義，理應會讓北宋強大，可結果為什麼會是變法失敗、北宋逐漸滅亡呢？。

首先我大致介紹下王安石變法的具體內容。

經濟上，採用青苗法、免役法、均稅法、水利法、市易法，這些方法的根本目的，就是增加北宋的財政稅收。軍事上，採用保甲法、裁兵法、將兵法、兵器法、保馬法，改變士兵跟將軍不熟的現象；科舉上，採取任人唯才的方式，提拔任用真正有抱負、有理想的人。

這每一項措施，都是直接針對北宋王朝的根本弊病所在，所以王安石的這些法令一實施，馬上帶來了明顯的效果：北宋的財政充實了，國庫極其充足，可以供北宋揮霍二十年之久；軍隊強大了，進攻吐蕃，收復了河、岷等五州，這是北宋軍事上少有的一次大勝仗。

而王安石變法失敗的原因，大致有四個方面因素：

第一點，宋神宗與王安石，君臣相離。宋神宗，作為北宋王朝的最高統帥，相信王安石，那麼王安石的變法自然能夠順利實施。所以變法初期，王安石與宋神宗兩人君臣同心，一下子推廣了十幾條變法，國家的財政、軍事得到極大改善。

可是，隨著變法的不斷深入，逐漸觸碰到了封建大地主的利益。代表地主階級保守派一方的大臣、開始不斷向神宗吐槽：王安石人品極差，變法搞的天下老百姓流離失所，種地的不敢種地，當兵的不敢當兵，自殘的自殘。

神宗開始也是不相信，堅決變法，可是隨著吐槽的人越來越多了，神宗動搖了，連司馬光、蘇軾、歐陽修等等這些名垂青史的大臣都開始反對了。

神宗只想躲避一下，恰巧這時老天爺也來發威了：天下大旱，老百姓中不了地了。這難道是上天在警告我嗎？神宗開始動搖了變法的心念，這時司馬光等等保守派開始發言，要停止變法；同時，也扯上了神宗的媽媽、奶奶，讓她們在神宗面前哭個不停，痛罵王安石。

最終，在大臣的責難、親情的感化中，神宗徹底動搖了。隨即王安石被免職。自此王安石變法遭受重創，雖然之後王安石也有再擔任宰相，但終究難敵神宗的媽媽、奶奶，也得不到神宗的信任，變法由此沒落。

第二點，反對黨的勢力巨大。換句話說，王安石的變法不得人心，沒有籠絡到朝中的大臣。歐陽修、司馬光、蘇軾，這每一個人都是朝中的名臣，有權勢，有名望，同是都是地主階級的有力代表。

在如此重要的變法中，王安石卻是一個人也沒爭取到，這不得不說是王安石變法的巨大失策。歐陽修是王安石的老師，蘇軾是王安石的同門師兄弟，但都反對王安石，親近的人都沒有搞定。

這些力量合起來，就構成了反對新法的巨大阻力，每天都在神宗耳邊扇扇風，最終吹倒了王安石。

第三點，就是王安石執行心法太過急功近利了，變法實行方法不對。變法，本來就是一件很難的事情，改變的是北宋中每個人的思想、行為，哪有那麼快就實施的呢？

但王安石忽略了客觀社會規律，短短十六年，就推動執行了十幾條新法。由於推行的過於急促，導致新法的許多弊病被放大了，如青苗法中，王安石為了快速推行，就給地方官府下達任務指標，導致地方官府強迫老百姓借貸，有些地方官府甚至放高利貸、從而來衝抵任務指標，最終搞的老百姓怨聲載道。

還要就是免役法，這個方法雖然一下子讓國家財政撈到了不少錢，但卻也讓許多貧苦老百姓承擔了、更重的經濟負擔。不想當兵，交錢就可以不用當兵了，這對一些富有人家而言，都是些小問題。

但對賣包子、擺地攤這樣的小老百姓而言，簡直就是要人命，交了免役錢，才能經營生意；可這交的錢，竟然比做生意要的錢還要多。最後在北宋的大街小巷，經常出現商販跟稅務部門的人大罵街頭，甚至一些商人以死相拼，極大地激起了民怨。

第四點，王安石變法派內部分裂，任用人員出現失誤。王安石具有法家思想，做事守規矩，認制度，不認活人。於是王安石變法派中，就出現了許多小人，但由於他們都支援變法，王安石也就任用他們了。這就給了司馬光為首的反對派一個巨大理由，這王安石任用小人來改革，這是要敗壞北宋的天下啊。

王安石也是無可奈何，由於這個變法的思想太過於超前，變法找不到有用的人才，只能先暫用這些支援變法的人，畢竟他們還是支援變法行動的，雖然這些人人品不咋樣，但也能盡一份力量。

但小人終究只是小人，最終當王安石再度出任宰相時，變法派內部已經出現了分裂，一些人都考慮自己的私利，不顧全變法大局。整個變法派難以團結，在加上反對派的逐個擊破，變法逐漸失去官員支援。

王安石的變法，在種種外力阻擾下，艱難地執行了16年，為北宋王朝帶來了巨大的效果，但由於保守派的強大勢力、以及執行方法的錯誤，最終變法失敗，導致北宋王朝陷入變法、反變法的黨爭之中，社會根基也被動搖，從而北宋朝局逐漸沒落。

歷史上的改革，都是用改革強臣所推動的。任何一個國家和社會都需要改革，每個人也都希望改革，但是真若改革的旋風颳起來的時候，很多支援改革的人都會變成反對派，尤其在觸及自己利益的時候，改革就會被完全淹沒在反對的聲浪當中。北宋王安石的變法在主持開始渴望眾望所歸，朝野上下都希望這名改革先鋒能夠給當時的北宋帶來新氣象。但最終卻事與願違，王安石對於大宋的忠心可謂日月可鑑。

但最終依然被斥為大奸大惡之徒，就連歐陽修，司馬光，蘇哲，蘇軾兄弟也都批評王安石的變法。 現在很多人都認為司馬光，歐陽修等人是古代官僚地主階級的代表，是反對變法的保守勢力，為此刻在歷史的恥辱柱上與王安石形成鮮明對比。但這樣做論斷的前提是王安石的變法一定是對的，但誰又能證明王安石的變法真的沒有不足之處呢？甚至於是說王安石變法並沒有根據北宋的客觀社會實際而進行。完全是根據王安石自身的理解而制定的。我們可以承認，王安石並沒有私心，而是一片公心，但這種忽視客觀事實的變法，北宋真的能夠進行下去嗎？

北宋立國100多年，積累的社會問題並不少，即便是歐陽修等人也希望有識之士能夠成為北宋的掌權者進行一場改革。但是社會經濟的客觀法則，是至高無上的一個變法想要成功，首先要根植於當時的社會經濟狀況就好比王安石變法。封建社會有一個明顯的土地矛盾現象，小農經濟是王朝政權的統治基礎，小農經濟的盛衰與王朝直接掛鉤，但是政府徵收的賦稅卻常常使小農經濟破產。最好的解決辦法就是減輕國家的賦稅，讓國富民強，但王安石的變法至始至終都沒有改善這種生產關係和國家覆水之間的矛盾。 而只是透過借貸的方式解燃眉之急。

王安石只是做到了原本由大地主，大官僚，大商人所謀取的暴利變成了國家開源的一部分。老百姓不僅沒有得以減輕賦稅，反而變本加厲的被徵收更多的稅收。王安石的變法，實際上就是在原先老百姓就已沉重的賦稅基礎之上。透過國家借貸的方式將地方實力派的錢搜刮到中央。也就是說，這場變法和改革，實際上並不是針對老百姓徭役沉重的問題而進行的。青苗法舉個例子，青苗法的利率並不低，是40%，再加上糧食價格浮動的損失，再加上地方政府，中央政府邊疆地區都要透過徵收賦稅的方式得以基本運轉。

再加上運輸也要老百姓自己負責，這一系列的成本加起來與變法之前，私人高利貸並沒有差太多。王安石的青苗法並沒有改善生產關係，而只是在原有的基礎之上，儘可能的向地方收取錢財，充實國庫，以緩解中央政府的財政危機。王安石變法的經濟改革實踐與經濟思想在某種程度上是脫節的，也不符合客觀實際，這才是新法遭到很多人反對並最終擱置的原因。當然這一些王安石其實是認識到的。

但是中央政府的財政危機必須要得到解決。北宋的爛攤子不是一點半點，總有一些輕重緩急，而王安石選擇了中央政府財政問題為先，防止老百姓破產為主。 但老百姓也總是在破產的邊緣苦苦掙扎。如果王安石變法能強行推動。 這些問題會隨著改革的進行持續而慢慢鋪開。但是王安石已經失去了所有階層對於他的支援。而當時的神宗皇帝雖然支援王安石變法，但他想到的只是國庫的充實而並不是整個變法的成功，王安石與宋神宗之間的思想和舉措都存在明顯的分歧，最終只能辭官。而最為現代稱道的就是王安石變法當中抑制兼併的政策。這在原始封建時代自然有利於老百姓生存狀況的改善，但是商品經濟大發展的北宋，就意味著閹割了北宋主要的財政來源。 雖然北宋依然是個農業國家，但是商品經濟異常活躍，城鄉之間，國際之間貿易已經成為北宋的重要稅源之一。

但如果單單僅靠賦稅的加減打擊富豪，抑制分化雖然能夠暫時增加國庫收入獲得百姓的支援，但他並不利於新經濟成分的孕育，不利於社會的進步。即便變法成功。北宋也得經濟也只是在原地打轉。由封建社會農耕經濟到商品經濟，再到資本經濟，再到最終的資本主義社會。 中國總是在商品經濟發育到時候開始，打擊豪強。使得老百姓當中大量的勞動力一直束縛在土地上，無法變成工人。抑制兼併的最終結果，自然就是老百姓一小塊兒的土地進行耕種，國家並再次收稅。

作為一個農業國家，北宋一直無法進行大土地經營。生產效率也一直是小國寡民。 在沒有工廠，沒有金融，沒有網際網路的時代，國家的財富就是依靠土地而產生的。土地無法盤活，實行規模經濟。無論國家經歷怎樣的改革，最終的結果都會失敗。這就是為何漢朝以後的歷次改革多隻能有一時效用，最終都會失敗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