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休（憂）和奪情是明朝總結前人經驗的創新舉措。丁休（憂）者，家中直系長輩去世，後輩要回家鄉守孝，通常為三年，皇帝也要數十天，以示孝道。奪情者，當皇帝或權力最高層覺得這位同志實在太重要，不能長時間回鄉守孝，必須留在任上。

明朝的奪情與宋朝的程朱理學發生了嚴重的衝突，後者認為百行孝為先，不守孝的枉為人，更不配為官，所以明朝的官員即使是再如何擔憂人走茶涼的問題（一走三年啊……）也無論如何都不願意動用“奪情”。至於張居正先生，這位明朝第一首輔，因為種種的原因，上至皇帝下至九品言官，無一背後痛恨，在任上時誰也不能輕易動他，但丁休三年了嘛……大權旁落就意味著我為魚肉了。其間牽扯太多權力鬥爭，這裡就不提了，大至知道何為丁休（憂）和奪情就可以了。

丁憂是指某些官員家中父親或母親去世後需要回家守孝三年，當然這期間就不能當值，必須辭官。而奪情就是皇帝認為某個需丁憂的官員位置重要，離不開，離開後工作無法順利進行，也找不到合適替補者。言下之意就是奪某個官員盡孝之情，不讓其丁憂。丁憂與奪情一般是不伴隨什麼權利之爭的。

明萬曆時期，萬曆皇帝奪情，主要因為新政離不開張居正，張居正的作用很大。而當時那麼多人反對，主要是因為張居正損壞了這些官員的利益，本就想張居正離開中斷新政。再者，古代對孝順十分重視，某些人會認為張居正也有不想丁憂的內心想法，這就會讓人反感而遭致反對。反對的人大多數還是因為自己利益，也有人也是看重孝道反對。

丁憂，是父親母親去世了，兒子要回家鄉處理喪事並守孝，接宋到明清時期官場規矩，守孝前後加起來約三年，實際上大多數官員守孝一年不到二週年，以示自己對父母的敬意和哀思。奪情者，當皇帝或執政大臣覺得這位守孝時間已經夠長的了，處理喪事已經差不多了，一年左右提前復出，不需要能長時間守孝，這叫奪情。

明朝的大多數官員奪情一般的是回鄉處理喪事後，由皇帝和執政輔政者下指令提前復出。父母死不奔喪的官員很少，中國古代傳統文化是家、親、天下，立身孝為先，治家有方然後才能平天下。父母死後不奔喪、不守孝的枉為人，更不配為官。因此，明朝的官員即使是再如何擔憂，人走茶涼的問題，無論如何都會奔喪處理喪事。

主要爭議是張居正，這位明神宗萬曆年間初期的首輔，從一開始就奪情不奔喪處理父親喪事，而讓子代勞。丁憂三年是否合理暫不談，張居正貪權戀位的嘴臉雖然暫時被皇帝和張居正二人壓住，但是不贊成的官員還是很多的，只是不好公開表示反對。

張居正奪情，說明權力鬥爭還很激烈，並非代表大明朝萬曆年間，離開張居正，朝庭就倒閉了。張居正為相，實際上就是奪權，並且權力集中到他一人手中，張一人說了算。因此如果丁憂，處理國家大事的權力就旁落到次輔和其他輔相和皇帝手中，這是他最不願意的。

其他大小臣工，沒有張居正獨裁的權力。因此父母去世，要居喪丁憂一年左右。然後由朝廷決定是否奪情提前復職。

這裡說說自己對丁憂的看法。我以為古代資訊閉塞，處理父母喪事丁憂基本是正面的，特別是久居朝庭六部主事以上六品以上官員，丁憂去各省農村鄉下，可以廣見識多蒐集社會三教九流的資訊，還可以適當休息，同時也有時間思考官民之道，對以後更好處理與百姓有關事務有利。但是時間不應太長，六月到一年足夠的。

丁憂期間，不做官時，才能更好觀察思考為官之道。同時可能減輕官場上激烈的鬥爭，讓官場爭鬥暫時停下。因此才能形成明代父母去世，官員丁憂的制度。

丁憂與奪情，是具有鮮明儒家特色的制度，從漢朝開始出現，至清朝結束，延續了兩千年，對官場生態有著較大的影響。

嚴格來說，丁憂有明確的制度規定，但奪情則是作為丁憂的針對性補充出現。更多隻是一種權宜之計或者一種權術手段。

至於對權力鬥爭的影響，丁憂的出現是基於儒家的理念，但之後不久就成了沽名釣譽的手段，而奪情也演變成攬權或打擊對手的工具。對於不同層級的官員，丁憂的影響有著較大的差異。

“丁憂”就是在職官員的父母過世後，必須停止一切工作，回到家鄉為過世親人守孝二十七個月(也有三年、二十個月等制度，各朝代和時期不一)。

在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儒家思想倡導的行為被寫入法典，使之成為具有法律效力的規定，丁憂制度就是其中之一。

古人認為“忠孝”不分離，一個人必須首先是個孝子，才有可能忠君愛國;一個人居家恪守孝道，步入社會才能遵守誠信，為臣為官才能忠貞不二。在這種思想的影響下，丁憂制度就成了各朝代一致奉行的鐵律。

在唐代之前，官員的選拔只要以察舉製為主，也就是地方推舉。察舉制十分注重平時表現，社會對個人的評價很重要，“孝”是被薦舉者必備的重要品質和首要條件，而丁憂守制又是孝的應有之義。也正是因此，一旦在入仕之前有父母亡故，丁憂是必然的選擇，否則無疑斷送了未來的仕途。而朝廷也願意提拔一些遵守丁憂規制較好的人，以作為榜樣。至於才能如何，反而不是優先的考量了。

據《後漢書》記載，陝西扶風人韋彪在居喪的三年中“不出廬寢”，三年後“羸瘠骨立異形，醫療數年乃起”。漢代行“舉孝廉”的選官制度，故韋彪於東漢光武帝建武末年（56年）當上了郎中，接著又受到漢明帝親自召見，漢章帝時期，更官至大鴻臚。

當然也有反其道而行之的。比如東晉名臣溫嶠。

東晉元帝司馬睿拜溫嶠為散騎侍郎，溫嶠因丁母憂推辭。司馬睿以詔書的方式對他一頓嚴厲數落。最後，溫嶠迫於皇權的巨大壓力，“不得已乃拜”。

反面典型自然也有。最典型的案例是趙宣，他在丁憂期間居然直接住進墓道中，而且一住就是“二十多年”，真可以說是創造了中國丁憂史上空前絕後的記錄。可惜的是，這位趙宣被發現在二十年的丁憂期間育有五子，而丁憂期間是嚴禁同房的。結果就是這位趙宣二十年的做戲最終換來牢獄之災，也算是偽君子的現世報了。

奪情（又稱“奪情起復”），即奪其哀情，令其復職。是指朝廷於大臣喪制款終，召出任職，或命其不必棄官去職，不著公服，素服治事，不預慶賀，祭祀、宴會等由佐貳代理。

當然，就如漢獻帝禪讓曹丕時，曹丕三次三讓一樣，被奪情起復的官員，不能馬上答應，而要婉拒，如是者幾次三番，最後才在無奈之下奪情。

唐肅宗時的宗室李涵，他辭讓竟達七次，也是創了記錄。

對朝廷來說，丁憂制度有著重要的意義。但也有麻煩。有些人一旦丁憂，對朝廷來說會是極大的麻煩。比如守衛邊關的武將，敵人可不會管邊將是否去丁憂了。

基於這樣的考慮，朝廷對於一些特殊情況做了相應的規定。也就是所謂的奪情了。

毫無疑問，這對某些官員來說，是個極好的訊息。

畢竟多年苦熬才做到了現在的位置，這一丁憂，至少27個月，朝廷不可能一直空著那位置，等自己回來，那位置上早已另有他人了。

奪情對於不同層級的官員影響差異很大。

對於某些大佬來說，一方面他們或許更自律，所以會自願丁憂，但朝廷又離不開他們，最終奪情，侯君集、長孫無忌、于志寧、李勣 、房玄齡、褚遂良、李義府、姚崇、陸象先、張九齡等。也有拒絕奪情的，比如張說和陳叔達。

需要說明的是，朝廷的奪情是有明確的物件。一般針對高階官員，中下層官員是沒有多少機會的。但有個群體特殊，那就是武將。唐宋時都有規定，武將不得丁憂，但可以請假，一般一百天左右。

大佬們一般不在意丁憂，畢竟有底氣。武將不用丁憂。那受丁憂影響最大的是誰呢？

是中下級官員。影響是多個方面。

一個是上面說的官位問題，十年寒窗苦，三年丁憂悲。

另一個則是資歷。丁憂就少了三年的資歷，而升遷除了部分功績卓越的，多數都是要靠資歷來熬，人生又有幾個三年呢？所以影響很大。

最後一個方面則是收入。丁憂期間官俸減半，宋朝俸祿優厚還好，像老朱手下那些人，工資本就可憐，這再一減半，真要喝風了。

所以官員們就動起了其他心思。比如中級官員營求奪情。也就是走門子，請大佬們出面為自己爭取奪情。

此風開於宋初，在宋太宗時期就有了。御史張廓於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指出：“京朝官定父母憂者，多因陳乞，與免持服……”

宋仁宗時期，知制誥夏竦犯了事被貶到貴州，後又被重用，“不幸”恰逢其母過世。為了仕途發展，夏竦悄悄來到京城，找到宰相王欽若代奏請求奪情。

營求奪情到了後世，愈發氾濫，甚至令皇帝們不勝其煩，多次下令丁憂官員一律去職回籍。

如明英宗於正統十二年（1447年）就強調：“內外大小官員丁憂者，不許保奏奪情起復。”清代更甚，找人代奏奪情已經到了“習為故常”的地步。

至於低階官吏，連營求奪情的資格都沒有，無權無勢，但他們也捨不得自己的烏紗帽，就想出了“匿喪不報”的辦法。

與營求奪情相比，匿喪不報的成本和風險就大了：營求奪情即使未得批准，也不致受到處罰，而匿喪不報就是非法的，丟官不說，還要遭到杖責之類的體罰，甚至充軍。儘管如此，冒險者仍如過江之鯽。

禮制發展到一定階段，往往淪為政治鬥爭的工具。奪情也不外如是。

因奪情而引發政治鬥爭影響最大的，無疑就是萬曆年間的張居正奪情。

萬曆五年（1577年）九月二十六日，張居正父親病死。依禮，張居正應即刻辭職，回鄉丁憂。

但此時張居正權勢正如日中天，生怕一旦離去，他人謀其位，況且他的改革也正在關鍵時期，一旦丁憂，改革可能夭折。畢竟張居正的改革動了太多的人蛋糕，在朝野中反對他的人很多。

但他自己顯然沒法說不想去丁憂。因此暗中指使大宦官馮保出面挽留。馮保傳中旨，命吏部尚書張瀚奉詔留張居正。張居正本人也一再要張瀚以吏部尚書的身份出面留他。

然而，張瀚卻始終不為張居正所動。張瀚的下級戶部侍郎李幼滋想要討好張居正，“首倡奪情”之議。內閣大臣呂調陽、張四維首先附和張居正，並引前朝事例，請張居正奪情視事。御史曾士楚、吏科都給事中陳三謨亦上疏請留，自此，“和者相繼”。　　

萬曆五年（1577年）十月十八日，翰林院編修吳中行上書疏劾，說張居正奪情是違背“萬古綱常”。之後，檢討趙用賢、刑部員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聯名上疏，彈劾張居正奪情是“貪位忘親”。

張居正大怒，十月二十二日廷杖吳中行、趙用賢各六十，艾穆、沈思孝各八十。這四人都被打得氣息奄奄，不成人形，旁人都不敢多看一眼。　　

觀政進士鄒元標，見此情勢，立即厚賄太監，並馬上上一疏反對奪情，言辭十分尖銳，批評張居正素來以“非常之人”自居，而他“以奔喪為常事而不屑為”，說明他實際上與禽獸無異。張居正大怒，下令廷杖鄒元標一百六十。鄒元標因為之前賄賂過太監，雖然挨的板子比別人多，反倒挺過來了。他因此成為大名人，極為沾沾自喜。鄒元標如此，不過是“沽名訕上”，欲博得犯顏死諫的美名。　　

吳中行、趙用賢革職除名，艾穆、沈思孝、鄒元標被髮配充軍。

此事最終驚動萬曆，下詔說張居正“親承先帝付託，輔朕衝幼”，“朕切倚賴，豈可一日離朕”，命張居正在官守制，“奪情”風波才算平息了下來。　　

直到次年三月，張居正才歸家葬父。朝廷內外對“奪情”一事議論紛紛，反對張居正者抨擊他是“貪位忘親”，置“萬古綱常”於不顧。

而此事，也讓張居正深受刺激，自此事件後，更加偏恣，《明史》載“居正自奪情後，益偏恣。其所黜陟，多由愛憎。左右用事之人多通賄賂。”

而奪情事件，也最終成為他死後被論罪抄家的禍根。

以上便是丁憂奪情的由來，已經對於權力鬥爭的影響

丁憂就是從西漢到清朝，服父母喪事的三年服喪期內，官員要去職回家守孝。其核心就是“孝”。

（1）丁憂奪情存在時間非常長

兩晉南北朝時期，就是兄弟姐妹都能丁憂。唐代丁憂觀念有所弱化。宋朝又開始興盛，元朝有所弱化，明清兩朝繼續發展。

因為有的官員地位比較重要，出於工作需要可以不必丁憂，或者提前結束丁憂。這就是“奪情”。

“丁憂”“奪情”從西漢就有所以相關勢力比較多，我們說說宋朝和元朝的情況，用以擴充套件非明朝之外的其他知識。。

（2）元朝的“丁憂”政策

忽必烈時期最著名的文臣當屬劉秉忠，劉秉忠命名“大元”又建造了大都，同時構建了整體的儒家統治系統。起初，丁憂問題只適用於漢人，忽必烈時期大多屬於草創期。

可以說，元朝統治的“儒家化”的失敗，主要是忽必烈之後的皇帝們都僅僅是“忽必烈政策”的實踐化。總體並無發展。

例如1298年就規定：凡值喪，除蒙古、色目人員各從本俗外，管軍官並朝廷職不可曠者，不拘此例（即丁憂三年實際27個月）。

1304年又規定：禁衛軍、邊防軍等可以不丁憂。

1305年又規定：吏員、陰陽人、醫生不能丁憂。

自元文宗（1328年10月—1332年9月）開始，蒙古人、色目人開始可以丁憂。自此，不斷地反覆中。

（3）奪情對政治的影響

除了明朝比較有名外，宋朝關於“奪情”的政治鬥爭也挺明顯。

宋朝神宗的李定匿喪：宋神宗、王安石對李定匿進行“奪情”，守舊派為此發動言論攻擊。最終，經過反覆拉鋸戰，李定匿以退職轉任為結果。

南宋政權理宗的史嵩之起復：史嵩之被政治對手利用，受到七百多名儒生地反對，宋理宗最終放棄了“奪情”。

“奪情”對政治的影響很明顯，簡單一句話就是：因為“丁憂”佔據了絕對的道德優勢，在封建社會下，儒家文明佔統治地位下，“奪情”者往往“贏了也掉層皮”。

在長達“三年”的不居政時期裡，“大權旁落”是最明顯的。皇帝、其他人都可能借此機會“削權”；“丁憂”完成後造成“蘿蔔坑裡已經有蘿蔔了”的難題；“丁憂”期間可能被政治對手查出各種問題等。

這個完全要看在朝庭內部的實力，你要是高官厚祿，朋黨成群，自然可以留在朝廷，還會有人幫你說話，如果你只是一個小官小吏，或者是一個孤臣，那你只能乖乖回家了

“丁憂”，翻譯成現在漢語就是“休喪假”。在外工作的人，如果父母親去世，就要請假回家奔喪。這個假，在古代稱為“丁憂”。“丁”是成年男人，男人長大成人也叫成丁。“憂”是憂懼，《論語》中有“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是為父母得享高壽而喜，憂自然是懼怕死亡。所以，奔父母之喪，在古代叫丁憂。

現在的喪假一般都很短，幾天後就要回單位上班了。而在古代的“丁憂”，時間是很長的。從知道父母之喪那一天算起，不計閏，在家休息二十七個月，稱為守制。因為時間太長了，有些身居要職的人，工作上確實離不開，要出來為國家做事，皇帝便下達旨意命其停止守孝，出來工作，這種做法，稱為“奪情”，出來重新做官，稱為復。“奪情”之意就是剝奪人倫親情，移孝作忠，為國家和朝廷辦事。

“奪情”聽起來似乎不像好事。你看，人倫之情都被剝奪了。但是，現實中卻不是這樣，古代的“丁憂”制度，只對官員適應，普通農民在家種田，不可能休息三家，家裡的活總是要乾的。可是，官員必須這樣。一旦進入“丁憂”狀態，官員的奉祿沒了，權力也沒有。相當於失去工作了。雖說三年後可以起復，但誰知有沒有位置了？正因此，有些當官的會有隱喪不報的情況。封建社會中，統治者以孝治天下，官員必須做百姓的表率，所以，宋明之後各個朝代對官員隱喪不報處理是很嚴格的。官員們一但被發現隱喪不報，人格上就會被瞧不起。

“奪情”開始時不適用於文官，只適用於武將。因為國家戰爭時期，將軍們領兵打仗，不能因為家庭之事影響國家安全。直到今天，部隊將士們因為作戰訓練的原因，沒有給父母送終的有很多。這一點，古今相同。文官的奪情，相對就很少了。明朝時期，在張居正之前，奪情的官員也有幾個，基本上都是朝廷大員。皇帝確實離不開，有所依重，便行“奪情”，但這種情況的出現，確實很少。

張居正的“奪情”之所以引來鋪天蓋地的反對，弄出天大的風波，是有其特殊原因的。

客觀上說，當時的朝廷確實離不開張居正。原因很簡單，張居正的父親是在萬曆五年九月份去世的。當時，張居正在萬曆初年開始了改革，推行新政，到這時，工作已經開展了三年半了。各項工作都是張居正親自主正在順利推進中。張居正確實離不開。有人或許會說，政府的工作，誰幹都一樣，不過按部就班而已。但萬曆初年的情況是國家處在改革之中，離開了張居正，其它還真未必能主持的了。

舉個例子，當時的漕運和河道治理是個難題。張居正已經著手解決這個問題，這是一個幾百年的老大難問題，張居正解決的辦法很像改革初期的摸著石頭過河，遇到什麼解決什麼問題。也就在這個時期，他把河道衙門和漕運衙門合併，派水利專家潘季馴治理河道，取得了很大成績。這此工作都是要臨機決策，不是按章辦事就可勝任的。除此之外，還有丈量土地等等一系統工作，需要張居正的主持。為了工作能夠持續，張居正確實不能離開。

從萬曆皇帝這兒，透過五年多的相處，萬曆皇帝已經對張居正產生了依賴，而且當時，正在給萬曆準備大婚，除了張居正親自主持，其它人，萬曆也信不過。

但我個人覺得，張居正最後因為奪情鬧出泫然大波，與這些客觀因素雖然有關，但最主要的原因不在這兒。而在於張居正個人的態度上。

張居正之前，明朝也有奪情的文官。他們的做法是，聽到訊息立馬收拾東西回家奔喪，一刻也不停留。到家處理完喪事，或兩二個月，甚至一兩個月，皇帝覺得朝廷中確實需要，下旨“奪情”，再回來做事。如果張居正採取這種辦法，或許不會有後來那麼大的風波。可是，張居正的事業心太強了。接到父親的死訊，他雖然也想回去處理，但他更放不下手裡的事情。遲遲不做回家的打算，當然，萬曆也不放他。這樣，張居正的以國為先，在別人的眼裡就成了戀棧權力。於是，愛他的，恨他的，都站到他的對立面去了。

我們先看看張居正遲遲不回去奔喪在朝廷中引起的反映。

先看內閣：明朝的內閣制，開始就是皇帝的秘書班子。因為朱元璋廢除了宰相制，便組建這樣一個秘書班子幫皇帝處理政務。內閣成員稱為輔臣，以入閣時間排序，入閣最早的稱為首輔，首輔稱“當國”，與當家類似。當首輔去職三日後，按慣例，次輔的座位移到左邊，同僚們穿紅袍為其升為首輔道賀。萬曆五年時，為次輔的是呂調陽，因為張居正沒有入閣辦事。呂調陽的座位雖沒稱到左邊，但同僚已為其道賀了。呂調陽居然也接受了。這讓張居正很上火。

六部：萬曆不想張居正走，於是下旨吏部，讓吏部慰留張居正。吏部尚書張翰覺得這樣幹不符合規定，不想辦，就去找吏部左侍郎何維柏商量。何維柏說：“父親去世，理應回去奔喪，慰留什麼？”於是，二人楞是違旨不辦，萬曆一氣之下，將二人都罷了官。

言官：言官就是彈劾人的。最先彈劾張居正的，是隆慶五年的進士，翰林院編修吳中行和檢討趙用賢。他們都是張居正的門生，為此事，毅然彈劾張居正。接著刑部的兩個官員也上了摺子。

萬曆皇帝為了壓制反對張居正奪情的聲音，下旨對彈劾張居正的吳中行的四人進行梃杖。

為了搭救吳中行等人，禮部尚書馬自強率百官去求張居正。如果說話，大概吳中行等人的杖責或許會免除。但張居正的心胸還是不夠寬闊，他自己也容不下這些不體諒自己的人。於是，吳中行等人幾乎被打死。但這也沒有壓服反對的人。眼看吳中行等人被打之後，萬曆五年的新科進士鄒元標連夜上書彈劾張居正。三天後，他也被杖八十大板，留下終身殘疾。

張居正去世之後，新法很快被廢除，家族受到清算，造成他兒子張敬修的自殺，張居正自己也差點被開棺戮屍。恐怕與奪情時的心胸不夠開闊有關係。

到天啟朝，張居正被平反，恢復名譽。促成這一事件的一個重要人物，就是已經當上左都御史，當年在張居正奪情事件中受過杖刑的鄒元標。過了四十多年後，鄒元標看到了大明朝在沒有了“貪戀權位”的張居正之後，是怎樣一步步走向沉淪的。對於少年時的行為，就算不後悔，他也一定理解了當初的張居正。

張居正的奪情事件，在當時，是有權力鬥爭的意味，但反對張居正的人，未必就是壞人，比如吳中行、鄒元標等人，他們都是光明磊落的君子。他們維護的是一種社會倫理秩序。可是在明後期，這個秩序背後的文化已經開始腐朽和沒落了。

丁休（憂）和奪情是明朝總結前人經驗的創新舉措。丁休（憂）者，家中直系長輩去世，後輩要回家鄉守孝，通常為三年，皇帝也要數十天，以示孝道。奪情者，當皇帝或權力最高層覺得這位同志實在太重要，不能長時間回鄉守孝，必須留在任上。

明朝的奪情與宋朝的程朱理學發生了嚴重的衝突，後者認為百行孝為先，不守孝的枉為人，更不配為官，所以明朝的官員即使是再如何擔憂人走茶涼的問題（一走三年啊……）也無論如何都不願意動用“奪情”。至於張居正先生，這位明朝第一首輔，因為種種的原因，上至皇帝下至九品言官，無一背後痛恨，在任上時誰也不能輕易動他，但丁休三年了嘛……大權旁落就意味著我為魚肉了。其間牽扯太多權力鬥爭，這裡就不提了，大至知道何為丁休（憂）和奪情就可以了。

丁憂是指某些官員家中父親或母親去世後需要回家守孝三年，當然這期間就不能當值，必須辭官。而奪情就是皇帝認為某個需丁憂的官員位置重要，離不開，離開後工作無法順利進行，也找不到合適替補者。言下之意就是奪某個官員盡孝之情，不讓其丁憂。丁憂與奪情一般是不伴隨什麼權利之爭的。

明萬曆時期，萬曆皇帝奪情，主要因為新政離不開張居正，張居正的作用很大。而當時那麼多人反對，主要是因為張居正損壞了這些官員的利益，本就想張居正離開中斷新政。再者，古代對孝順十分重視，某些人會認為張居正也有不想丁憂的內心想法，這就會讓人反感而遭致反對。反對的人大多數還是因為自己利益，也有人也是看重孝道反對。

丁憂，是父親母親去世了，兒子要回家鄉處理喪事並守孝，接宋到明清時期官場規矩，守孝前後加起來約三年，實際上大多數官員守孝一年不到二週年，以示自己對父母的敬意和哀思。奪情者，當皇帝或執政大臣覺得這位守孝時間已經夠長的了，處理喪事已經差不多了，一年左右提前復出，不需要能長時間守孝，這叫奪情。

明朝的大多數官員奪情一般的是回鄉處理喪事後，由皇帝和執政輔政者下指令提前復出。父母死不奔喪的官員很少，中國古代傳統文化是家、親、天下，立身孝為先，治家有方然後才能平天下。父母死後不奔喪、不守孝的枉為人，更不配為官。因此，明朝的官員即使是再如何擔憂，人走茶涼的問題，無論如何都會奔喪處理喪事。

主要爭議是張居正，這位明神宗萬曆年間初期的首輔，從一開始就奪情不奔喪處理父親喪事，而讓子代勞。丁憂三年是否合理暫不談，張居正貪權戀位的嘴臉雖然暫時被皇帝和張居正二人壓住，但是不贊成的官員還是很多的，只是不好公開表示反對。

張居正奪情，說明權力鬥爭還很激烈，並非代表大明朝萬曆年間，離開張居正，朝庭就倒閉了。張居正為相，實際上就是奪權，並且權力集中到他一人手中，張一人說了算。因此如果丁憂，處理國家大事的權力就旁落到次輔和其他輔相和皇帝手中，這是他最不願意的。

其他大小臣工，沒有張居正獨裁的權力。因此父母去世，要居喪丁憂一年左右。然後由朝廷決定是否奪情提前復職。

這裡說說自己對丁憂的看法。我以為古代資訊閉塞，處理父母喪事丁憂基本是正面的，特別是久居朝庭六部主事以上六品以上官員，丁憂去各省農村鄉下，可以廣見識多蒐集社會三教九流的資訊，還可以適當休息，同時也有時間思考官民之道，對以後更好處理與百姓有關事務有利。但是時間不應太長，六月到一年足夠的。

丁憂期間，不做官時，才能更好觀察思考為官之道。同時可能減輕官場上激烈的鬥爭，讓官場爭鬥暫時停下。因此才能形成明代父母去世，官員丁憂的制度。

丁憂與奪情，是具有鮮明儒家特色的制度，從漢朝開始出現，至清朝結束，延續了兩千年，對官場生態有著較大的影響。

嚴格來說，丁憂有明確的制度規定，但奪情則是作為丁憂的針對性補充出現。更多隻是一種權宜之計或者一種權術手段。

至於對權力鬥爭的影響，丁憂的出現是基於儒家的理念，但之後不久就成了沽名釣譽的手段，而奪情也演變成攬權或打擊對手的工具。對於不同層級的官員，丁憂的影響有著較大的差異。

“丁憂”就是在職官員的父母過世後，必須停止一切工作，回到家鄉為過世親人守孝二十七個月(也有三年、二十個月等制度，各朝代和時期不一)。

在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儒家思想倡導的行為被寫入法典，使之成為具有法律效力的規定，丁憂制度就是其中之一。

古人認為“忠孝”不分離，一個人必須首先是個孝子，才有可能忠君愛國;一個人居家恪守孝道，步入社會才能遵守誠信，為臣為官才能忠貞不二。在這種思想的影響下，丁憂制度就成了各朝代一致奉行的鐵律。

在唐代之前，官員的選拔只要以察舉製為主，也就是地方推舉。察舉制十分注重平時表現，社會對個人的評價很重要，“孝”是被薦舉者必備的重要品質和首要條件，而丁憂守制又是孝的應有之義。也正是因此，一旦在入仕之前有父母亡故，丁憂是必然的選擇，否則無疑斷送了未來的仕途。而朝廷也願意提拔一些遵守丁憂規制較好的人，以作為榜樣。至於才能如何，反而不是優先的考量了。

據《後漢書》記載，陝西扶風人韋彪在居喪的三年中“不出廬寢”，三年後“羸瘠骨立異形，醫療數年乃起”。漢代行“舉孝廉”的選官制度，故韋彪於東漢光武帝建武末年（56年）當上了郎中，接著又受到漢明帝親自召見，漢章帝時期，更官至大鴻臚。

當然也有反其道而行之的。比如東晉名臣溫嶠。

東晉元帝司馬睿拜溫嶠為散騎侍郎，溫嶠因丁母憂推辭。司馬睿以詔書的方式對他一頓嚴厲數落。最後，溫嶠迫於皇權的巨大壓力，“不得已乃拜”。

反面典型自然也有。最典型的案例是趙宣，他在丁憂期間居然直接住進墓道中，而且一住就是“二十多年”，真可以說是創造了中國丁憂史上空前絕後的記錄。可惜的是，這位趙宣被發現在二十年的丁憂期間育有五子，而丁憂期間是嚴禁同房的。結果就是這位趙宣二十年的做戲最終換來牢獄之災，也算是偽君子的現世報了。

奪情（又稱“奪情起復”），即奪其哀情，令其復職。是指朝廷於大臣喪制款終，召出任職，或命其不必棄官去職，不著公服，素服治事，不預慶賀，祭祀、宴會等由佐貳代理。

當然，就如漢獻帝禪讓曹丕時，曹丕三次三讓一樣，被奪情起復的官員，不能馬上答應，而要婉拒，如是者幾次三番，最後才在無奈之下奪情。

唐肅宗時的宗室李涵，他辭讓竟達七次，也是創了記錄。

對朝廷來說，丁憂制度有著重要的意義。但也有麻煩。有些人一旦丁憂，對朝廷來說會是極大的麻煩。比如守衛邊關的武將，敵人可不會管邊將是否去丁憂了。

基於這樣的考慮，朝廷對於一些特殊情況做了相應的規定。也就是所謂的奪情了。

毫無疑問，這對某些官員來說，是個極好的訊息。

畢竟多年苦熬才做到了現在的位置，這一丁憂，至少27個月，朝廷不可能一直空著那位置，等自己回來，那位置上早已另有他人了。

奪情對於不同層級的官員影響差異很大。

對於某些大佬來說，一方面他們或許更自律，所以會自願丁憂，但朝廷又離不開他們，最終奪情，侯君集、長孫無忌、于志寧、李勣 、房玄齡、褚遂良、李義府、姚崇、陸象先、張九齡等。也有拒絕奪情的，比如張說和陳叔達。

需要說明的是，朝廷的奪情是有明確的物件。一般針對高階官員，中下層官員是沒有多少機會的。但有個群體特殊，那就是武將。唐宋時都有規定，武將不得丁憂，但可以請假，一般一百天左右。

大佬們一般不在意丁憂，畢竟有底氣。武將不用丁憂。那受丁憂影響最大的是誰呢？

是中下級官員。影響是多個方面。

一個是上面說的官位問題，十年寒窗苦，三年丁憂悲。

另一個則是資歷。丁憂就少了三年的資歷，而升遷除了部分功績卓越的，多數都是要靠資歷來熬，人生又有幾個三年呢？所以影響很大。

最後一個方面則是收入。丁憂期間官俸減半，宋朝俸祿優厚還好，像老朱手下那些人，工資本就可憐，這再一減半，真要喝風了。

所以官員們就動起了其他心思。比如中級官員營求奪情。也就是走門子，請大佬們出面為自己爭取奪情。

此風開於宋初，在宋太宗時期就有了。御史張廓於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指出：“京朝官定父母憂者，多因陳乞，與免持服……”

宋仁宗時期，知制誥夏竦犯了事被貶到貴州，後又被重用，“不幸”恰逢其母過世。為了仕途發展，夏竦悄悄來到京城，找到宰相王欽若代奏請求奪情。

營求奪情到了後世，愈發氾濫，甚至令皇帝們不勝其煩，多次下令丁憂官員一律去職回籍。

如明英宗於正統十二年（1447年）就強調：“內外大小官員丁憂者，不許保奏奪情起復。”清代更甚，找人代奏奪情已經到了“習為故常”的地步。

至於低階官吏，連營求奪情的資格都沒有，無權無勢，但他們也捨不得自己的烏紗帽，就想出了“匿喪不報”的辦法。

與營求奪情相比，匿喪不報的成本和風險就大了：營求奪情即使未得批准，也不致受到處罰，而匿喪不報就是非法的，丟官不說，還要遭到杖責之類的體罰，甚至充軍。儘管如此，冒險者仍如過江之鯽。

禮制發展到一定階段，往往淪為政治鬥爭的工具。奪情也不外如是。

因奪情而引發政治鬥爭影響最大的，無疑就是萬曆年間的張居正奪情。

萬曆五年（1577年）九月二十六日，張居正父親病死。依禮，張居正應即刻辭職，回鄉丁憂。

但此時張居正權勢正如日中天，生怕一旦離去，他人謀其位，況且他的改革也正在關鍵時期，一旦丁憂，改革可能夭折。畢竟張居正的改革動了太多的人蛋糕，在朝野中反對他的人很多。

但他自己顯然沒法說不想去丁憂。因此暗中指使大宦官馮保出面挽留。馮保傳中旨，命吏部尚書張瀚奉詔留張居正。張居正本人也一再要張瀚以吏部尚書的身份出面留他。

然而，張瀚卻始終不為張居正所動。張瀚的下級戶部侍郎李幼滋想要討好張居正，“首倡奪情”之議。內閣大臣呂調陽、張四維首先附和張居正，並引前朝事例，請張居正奪情視事。御史曾士楚、吏科都給事中陳三謨亦上疏請留，自此，“和者相繼”。　　

萬曆五年（1577年）十月十八日，翰林院編修吳中行上書疏劾，說張居正奪情是違背“萬古綱常”。之後，檢討趙用賢、刑部員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聯名上疏，彈劾張居正奪情是“貪位忘親”。

張居正大怒，十月二十二日廷杖吳中行、趙用賢各六十，艾穆、沈思孝各八十。這四人都被打得氣息奄奄，不成人形，旁人都不敢多看一眼。　　

觀政進士鄒元標，見此情勢，立即厚賄太監，並馬上上一疏反對奪情，言辭十分尖銳，批評張居正素來以“非常之人”自居，而他“以奔喪為常事而不屑為”，說明他實際上與禽獸無異。張居正大怒，下令廷杖鄒元標一百六十。鄒元標因為之前賄賂過太監，雖然挨的板子比別人多，反倒挺過來了。他因此成為大名人，極為沾沾自喜。鄒元標如此，不過是“沽名訕上”，欲博得犯顏死諫的美名。　　

吳中行、趙用賢革職除名，艾穆、沈思孝、鄒元標被髮配充軍。

此事最終驚動萬曆，下詔說張居正“親承先帝付託，輔朕衝幼”，“朕切倚賴，豈可一日離朕”，命張居正在官守制，“奪情”風波才算平息了下來。　　

直到次年三月，張居正才歸家葬父。朝廷內外對“奪情”一事議論紛紛，反對張居正者抨擊他是“貪位忘親”，置“萬古綱常”於不顧。

而此事，也讓張居正深受刺激，自此事件後，更加偏恣，《明史》載“居正自奪情後，益偏恣。其所黜陟，多由愛憎。左右用事之人多通賄賂。”

而奪情事件，也最終成為他死後被論罪抄家的禍根。

以上便是丁憂奪情的由來，已經對於權力鬥爭的影響

丁憂就是從西漢到清朝，服父母喪事的三年服喪期內，官員要去職回家守孝。其核心就是“孝”。

（1）丁憂奪情存在時間非常長

兩晉南北朝時期，就是兄弟姐妹都能丁憂。唐代丁憂觀念有所弱化。宋朝又開始興盛，元朝有所弱化，明清兩朝繼續發展。

因為有的官員地位比較重要，出於工作需要可以不必丁憂，或者提前結束丁憂。這就是“奪情”。

“丁憂”“奪情”從西漢就有所以相關勢力比較多，我們說說宋朝和元朝的情況，用以擴充套件非明朝之外的其他知識。。

（2）元朝的“丁憂”政策

忽必烈時期最著名的文臣當屬劉秉忠，劉秉忠命名“大元”又建造了大都，同時構建了整體的儒家統治系統。起初，丁憂問題只適用於漢人，忽必烈時期大多屬於草創期。

可以說，元朝統治的“儒家化”的失敗，主要是忽必烈之後的皇帝們都僅僅是“忽必烈政策”的實踐化。總體並無發展。

例如1298年就規定：凡值喪，除蒙古、色目人員各從本俗外，管軍官並朝廷職不可曠者，不拘此例（即丁憂三年實際27個月）。

1304年又規定：禁衛軍、邊防軍等可以不丁憂。

1305年又規定：吏員、陰陽人、醫生不能丁憂。

自元文宗（1328年10月—1332年9月）開始，蒙古人、色目人開始可以丁憂。自此，不斷地反覆中。

（3）奪情對政治的影響

除了明朝比較有名外，宋朝關於“奪情”的政治鬥爭也挺明顯。

宋朝神宗的李定匿喪：宋神宗、王安石對李定匿進行“奪情”，守舊派為此發動言論攻擊。最終，經過反覆拉鋸戰，李定匿以退職轉任為結果。

南宋政權理宗的史嵩之起復：史嵩之被政治對手利用，受到七百多名儒生地反對，宋理宗最終放棄了“奪情”。

“奪情”對政治的影響很明顯，簡單一句話就是：因為“丁憂”佔據了絕對的道德優勢，在封建社會下，儒家文明佔統治地位下，“奪情”者往往“贏了也掉層皮”。

在長達“三年”的不居政時期裡，“大權旁落”是最明顯的。皇帝、其他人都可能借此機會“削權”；“丁憂”完成後造成“蘿蔔坑裡已經有蘿蔔了”的難題；“丁憂”期間可能被政治對手查出各種問題等。

這個完全要看在朝庭內部的實力，你要是高官厚祿，朋黨成群，自然可以留在朝廷，還會有人幫你說話，如果你只是一個小官小吏，或者是一個孤臣，那你只能乖乖回家了

“丁憂”，翻譯成現在漢語就是“休喪假”。在外工作的人，如果父母親去世，就要請假回家奔喪。這個假，在古代稱為“丁憂”。“丁”是成年男人，男人長大成人也叫成丁。“憂”是憂懼，《論語》中有“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是為父母得享高壽而喜，憂自然是懼怕死亡。所以，奔父母之喪，在古代叫丁憂。

現在的喪假一般都很短，幾天後就要回單位上班了。而在古代的“丁憂”，時間是很長的。從知道父母之喪那一天算起，不計閏，在家休息二十七個月，稱為守制。因為時間太長了，有些身居要職的人，工作上確實離不開，要出來為國家做事，皇帝便下達旨意命其停止守孝，出來工作，這種做法，稱為“奪情”，出來重新做官，稱為復。“奪情”之意就是剝奪人倫親情，移孝作忠，為國家和朝廷辦事。

“奪情”聽起來似乎不像好事。你看，人倫之情都被剝奪了。但是，現實中卻不是這樣，古代的“丁憂”制度，只對官員適應，普通農民在家種田，不可能休息三家，家裡的活總是要乾的。可是，官員必須這樣。一旦進入“丁憂”狀態，官員的奉祿沒了，權力也沒有。相當於失去工作了。雖說三年後可以起復，但誰知有沒有位置了？正因此，有些當官的會有隱喪不報的情況。封建社會中，統治者以孝治天下，官員必須做百姓的表率，所以，宋明之後各個朝代對官員隱喪不報處理是很嚴格的。官員們一但被發現隱喪不報，人格上就會被瞧不起。

“奪情”開始時不適用於文官，只適用於武將。因為國家戰爭時期，將軍們領兵打仗，不能因為家庭之事影響國家安全。直到今天，部隊將士們因為作戰訓練的原因，沒有給父母送終的有很多。這一點，古今相同。文官的奪情，相對就很少了。明朝時期，在張居正之前，奪情的官員也有幾個，基本上都是朝廷大員。皇帝確實離不開，有所依重，便行“奪情”，但這種情況的出現，確實很少。

張居正的“奪情”之所以引來鋪天蓋地的反對，弄出天大的風波，是有其特殊原因的。

客觀上說，當時的朝廷確實離不開張居正。原因很簡單，張居正的父親是在萬曆五年九月份去世的。當時，張居正在萬曆初年開始了改革，推行新政，到這時，工作已經開展了三年半了。各項工作都是張居正親自主正在順利推進中。張居正確實離不開。有人或許會說，政府的工作，誰幹都一樣，不過按部就班而已。但萬曆初年的情況是國家處在改革之中，離開了張居正，其它還真未必能主持的了。

舉個例子，當時的漕運和河道治理是個難題。張居正已經著手解決這個問題，這是一個幾百年的老大難問題，張居正解決的辦法很像改革初期的摸著石頭過河，遇到什麼解決什麼問題。也就在這個時期，他把河道衙門和漕運衙門合併，派水利專家潘季馴治理河道，取得了很大成績。這此工作都是要臨機決策，不是按章辦事就可勝任的。除此之外，還有丈量土地等等一系統工作，需要張居正的主持。為了工作能夠持續，張居正確實不能離開。

從萬曆皇帝這兒，透過五年多的相處，萬曆皇帝已經對張居正產生了依賴，而且當時，正在給萬曆準備大婚，除了張居正親自主持，其它人，萬曆也信不過。

但我個人覺得，張居正最後因為奪情鬧出泫然大波，與這些客觀因素雖然有關，但最主要的原因不在這兒。而在於張居正個人的態度上。

張居正之前，明朝也有奪情的文官。他們的做法是，聽到訊息立馬收拾東西回家奔喪，一刻也不停留。到家處理完喪事，或兩二個月，甚至一兩個月，皇帝覺得朝廷中確實需要，下旨“奪情”，再回來做事。如果張居正採取這種辦法，或許不會有後來那麼大的風波。可是，張居正的事業心太強了。接到父親的死訊，他雖然也想回去處理，但他更放不下手裡的事情。遲遲不做回家的打算，當然，萬曆也不放他。這樣，張居正的以國為先，在別人的眼裡就成了戀棧權力。於是，愛他的，恨他的，都站到他的對立面去了。

我們先看看張居正遲遲不回去奔喪在朝廷中引起的反映。

先看內閣：明朝的內閣制，開始就是皇帝的秘書班子。因為朱元璋廢除了宰相制，便組建這樣一個秘書班子幫皇帝處理政務。內閣成員稱為輔臣，以入閣時間排序，入閣最早的稱為首輔，首輔稱“當國”，與當家類似。當首輔去職三日後，按慣例，次輔的座位移到左邊，同僚們穿紅袍為其升為首輔道賀。萬曆五年時，為次輔的是呂調陽，因為張居正沒有入閣辦事。呂調陽的座位雖沒稱到左邊，但同僚已為其道賀了。呂調陽居然也接受了。這讓張居正很上火。

六部：萬曆不想張居正走，於是下旨吏部，讓吏部慰留張居正。吏部尚書張翰覺得這樣幹不符合規定，不想辦，就去找吏部左侍郎何維柏商量。何維柏說：“父親去世，理應回去奔喪，慰留什麼？”於是，二人楞是違旨不辦，萬曆一氣之下，將二人都罷了官。

言官：言官就是彈劾人的。最先彈劾張居正的，是隆慶五年的進士，翰林院編修吳中行和檢討趙用賢。他們都是張居正的門生，為此事，毅然彈劾張居正。接著刑部的兩個官員也上了摺子。

萬曆皇帝為了壓制反對張居正奪情的聲音，下旨對彈劾張居正的吳中行的四人進行梃杖。

為了搭救吳中行等人，禮部尚書馬自強率百官去求張居正。如果說話，大概吳中行等人的杖責或許會免除。但張居正的心胸還是不夠寬闊，他自己也容不下這些不體諒自己的人。於是，吳中行等人幾乎被打死。但這也沒有壓服反對的人。眼看吳中行等人被打之後，萬曆五年的新科進士鄒元標連夜上書彈劾張居正。三天後，他也被杖八十大板，留下終身殘疾。

張居正去世之後，新法很快被廢除，家族受到清算，造成他兒子張敬修的自殺，張居正自己也差點被開棺戮屍。恐怕與奪情時的心胸不夠開闊有關係。

到天啟朝，張居正被平反，恢復名譽。促成這一事件的一個重要人物，就是已經當上左都御史，當年在張居正奪情事件中受過杖刑的鄒元標。過了四十多年後，鄒元標看到了大明朝在沒有了“貪戀權位”的張居正之後，是怎樣一步步走向沉淪的。對於少年時的行為，就算不後悔，他也一定理解了當初的張居正。

張居正的奪情事件，在當時，是有權力鬥爭的意味，但反對張居正的人，未必就是壞人，比如吳中行、鄒元標等人，他們都是光明磊落的君子。他們維護的是一種社會倫理秩序。可是在明後期，這個秩序背後的文化已經開始腐朽和沒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