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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文利wen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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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良人執戟2
伏羲文化的中心思想是一一
中華龍文化具體內容有:
1.龍文化。2.玉文化。3.姓氏文化。
4.漁獵文化。5.太極八卦文化。
6.原始文字與數字文化,古代稱之為"數術學"。
簡要展開敘述如下:
甲:龍文化。
原始部落的圖騰都取自自然物或者動植物。
如太陽圖騰、風圖騰、雲圖騰⋯
黃帝集團戰勝蚩尤集團和炎帝集團後,三個部落相融合,為了統一天下(指中原),黃帝採取的政治措施便是創造了"龍"。
這是臆造物,它有鹿角、馬鬃、牛頭、龜足、鷹爪、魚鱗、鱷魚或者蛇身。所有"構件",均取自不同的部族圖騰,各個部族在龍身上看到自己部落的圖騰物,大喜,一致透過,一種安慰和滿足掛在所有部落成員臉上。
乙:玉文化
玉器是尊者的特權和象徵,是原始宗教的祭器,總之,玉器不是武器或者工具,它是原始宗教的祭品和高貴權力的象徵,是精神產品和象徵。
早在八千年前的內蒙赤峰興隆溝遺址就出土了精美的玉玦,墓主人為一個二十五歲左右男性,實際上是耳部裝飾品,楚漢相爭的鴻門宴上,範曾曾摸出耳玦在項羽面前晃悠,意思是"斬立絕",可惜項羽要維護貴族氣質,要在馬背上奪取江山,所以李才女敬了他一聲:鬼雄!
(距今5000年的良渚文化遺址的玉琮)
丙:太極八卦文化
伏羲時代可能只有語言,而沒有文字。"結繩記事"或用"圖示"或者二者共用。這就是當時記事和傳遞資訊的重要方式。
巜河圖》就是這二者的產物。
於是伏羲據此西出了八卦。下面圖片是距今四、五千年前,出土於湖北京山陶器上的最原始太極圖。
關於太極圖的黑白圖案,文化界的專家和有關愛好者都一致認為是白天黑夜的表現,或者延伸到解釋天地萬物的陰和陽。這當然無可非議,完全正確。
但是,在史前文化的所謂"準藝術"中,富有相當想象力的部落文化人把魚隱喻為"男女交合"之意。
如仰韶期半坡彩陶罐所繪魚紋和魚身人面,它的巫術禮儀的含義就是希望氏族子孫"瓜瓞綿綿"而長久不絕的祝福。
限於篇幅,數術文化、姓氏文化、漁獵文化以後沒有空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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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袁聰
伏羲文化的主要思想是:打開了早期人類文化寶庫的大門,令人們從原始愚昧的境界邁進了文明、文化的飛躍時代。
一、從人類早期群居的低階文明——母系氏族向人類高階文明的父系氏族的創造、創新的建立,具有人類質的飛躍,劃時代的偉大歷史意義。
二、伏羲自己首創,封自己為父系氏族的有風氏氏族部落。
三、伏羲規定姓氏,把人們分成不同的氏族,並劃分地盤,分別治理,任用官員去管理整頓,使後代治理國家有例可循。
四、伏羲嚴格規定一夫一妻制,違者重處至刑。
五、伏羲創造了八卦,他常登上甘肅天水的卦台山頂,上觀天象、下視地理。他洞悉世間萬事萬物的內在規律,是一位偉大的文化始祖。如果沒有伏羲創造的八卦源泉,就沒有後來的周易易經。
六、《帝王世紀》中稱伏羲:‘’味百藥而制九針‘’,因此,千百年來,醫學界尊奉伏羲為醫藥學、針灸學的鼻祖。
七、伏羲還發明瞭琴瑟,並譜寫樂曲和歌曲,目的用於禮義、宗教、占卜、巫術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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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全峰山
其實,伏羲文化是華夏先民們在漫長的生息繁衍過程中,對大自然永珍、對宇宙的創生原由、對人類從何而來等等,對這些不解之迷所形成的猜測,想象和推論。
進一步說,伏羲文化也就是華夏遠古洪荒的″先民文化“。我想,這一點是不可置疑的。也就是說,所有的文化和歷史,包括神話的、現實的都是″人類所創造″。
如果說伏羲文化的中心思想是什麼?那把主要內容概括一下就是:
①伏羲為人類帶來了生產和生活的技藝和便利,行走於天上大地之大神,所以被稱為″東方天帝″。
②伏羲發現了大自然,建立了″八卦而順應自然。從發現河圖到天地陰陽,創立了八卦學說一一″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其實這是"觀測、利用、改造、順應"大自然的、最古老的″唯物辯證法"。
④為了紀念伏羲的功德,華夏後人們稱伏羲為″祖師爺″。還修有廟院,給他鑄了″金身像″,以表達華夏子孫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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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明的演進中,在距今約一萬年至六千年的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過渡階段,存在著華夏文明肇啟鴻蒙的伏羲時代。伏羲氏及其部落,以卓越的開拓創造精神肇啟了中華文明,形成了博大深厚、內涵豐富的伏羲文化。中華文明之所以在世界五大文明中唯一未曾中斷,中華文化之所以顯示出異於其他文化的氣質性特徵,皆與其從搖籃到繁榮都深受伏羲文化的浸潤、滋養有密切關係。因此,總結、概括伏羲文化的精神特質及其蘊含的人文精神,對於華夏文明的傳承創新,對於更好地認識、弘揚伏羲文化都具有重要意義。
一、伏羲文化的精神特質
(一)奠基性與根源性
1.隴右地區有關伏羲的文獻記載、考古發掘及文化遺蹟的互證為探索華夏文明起源提供了重要線索。史前時期的隴右地區,氣候較為溫暖溼潤,土壤較為肥沃,為中華先民提供了適宜的生存空間。人文初祖伏羲氏、女媧氏、軒轅氏等皆興起於此。西漢時期,《遁甲開山圖》中即有“仇池山四絕孤立,太昊之治,伏羲生處”[1]之文獻記載。東漢班固《漢書·古今人表》中將伏羲列為“上上聖人”,晉代皇甫謐《帝王世紀》、梁劉昭注補《後漢書志》、北魏酈道元《水經注》等書均將古成紀(今甘肅東部天水一帶)定位伏羲氏的誕生地。
唐代司馬貞為《史記》補《三皇本紀》雲:“太皞庖犧氏,風姓。代燧人氏,繼天而王。母曰華胥。履大人跡於雷澤,而生庖犧於成紀。蛇身人首。有聖德。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旁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於是始制嫁娶,以儷皮為禮。養犧牲以庖廚。故曰庖犧。”[2]這就確立了伏羲在中國古史中的首席地位,也奠定了伏羲傳說持久而深遠地滲透影響中華傳統文化的優勢地位。早在春秋戰國時期,甘肅清水河流域的隴城一帶就建有專門祭祀女媧的祠堂①。1347年,元朝政府在今天水市西關建立伏羲廟。1516年,明王朝頒佈詔令,將秦州(天水)伏羲廟正式確定為人文始祖祭祀地。目前,天水還保留國內規模最大的伏羲廟。在今甘肅天水一帶還有卦台山、伏羲臺、媧皇宮、軒轅谷等很多文化遺蹟,當地至今流傳著不少關於伏羲、女媧、黃帝等的傳說。
據考古學發掘證明,隴右地區大地灣文化歷史年代為距今5000—8000年,大體與伏羲生活的時代相符。大地灣遺址發現的編號為901的房屋基址,距今5500年,總面積420平方米,為多間複合式建築,佈局規整,中軸對稱,前後呼應,主次分明,開創了後世宮殿建築的先河,是華夏文明起源的重要證據。大地灣一期發現的彩陶彩繪符號和馬家窯文化發現的幾十種不同種類的刻劃符號,對探索中國文字起源具有重要意義。大地灣遺址中發現的炭化黍標本,證明距今7000年前,大地灣先民已經種植糧食,說明隴右地區是中國旱作農業的重要源頭。上述考古發掘成果使伏羲造書契、演八卦、發明生產工具、結網罟、興漁獵、創嫁娶之禮等眾多文化貢獻得到了考古學上的印證。上述有關伏羲的文獻記載、考古發掘及文化遺蹟的互證,為探索華夏文明起源提供了重要線索,也說明伏羲文化是華夏民族之根,具有根源性特點。
2.伏羲八卦符號是華夏文明的奠基性成果。《周易·繫辭下》雲:“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3]畫八卦是伏羲最重要的文化貢獻之一,由伏羲而八卦、由八卦而《周易》的易經理論體系,是“華夏民族文化精神和哲學智慧的主要的活水源頭,是中華民族解釋世界、認識自然、規範社會人倫的鑰匙與百科全書,既是中華民族認識世界、指導人類發展的解釋系統,也是一個作業系統。這一完整嚴密、富有民族特色的陰陽變異、和合大同的辯證思維理論和邏輯方式體系,深刻地影響了中華民族的思維方式和文化程序”[4],其文化精神內滲為華夏民族自身的文化基因,鑄就了中華民族的精神譜系。
伏羲氏創設八卦,其中心思想是將客觀世界看成是由無數矛盾對立又統一而構成的動態和諧的統一體[5]。八卦符號的基本結構由陰(--)、陽(一)二爻組成,八卦之中,乾卦象徵天,坤卦象徵地,震卦象徵雷,巽卦象徵風,坎卦象徵水,離卦象徵火,艮卦象徵山,兌卦象徵澤。天稟陽剛之氣,地則厚德載物;陰、陽相生相剋,相資相濟。將八卦兩兩相疊,遂形成六十四卦,共三百八十四爻,成為一個變化無窮又極其縝密的龐大系統。在此基礎上,經歷代先賢的不斷演繹,逐漸形成一套體系完整、思維嚴密、變化無窮、富有民族特色的邏輯思維體系,是華夏文明區別於其他文明的本質標誌之一。
431甘肅社會科學2013年第4期DOI:10.15891/j.cnki.cn62-1093/c.2013.04.018
(二)創造性與開拓性
1.生產工具的進步。工具,既是物質生產的手段,也是一種物質產品。工具的產生與發展,直接關係著人類生產經驗的出現與積累。《周易·繫辭下》雲:伏羲“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6]。可見,在中華民族的史前時期,伏羲氏不但創制、發明了許多原始漁獵工具,而且教原始先民運用工具來提高勞動生產水平。在大地灣及其附近的文化遺址中,出土了結網制繩的工具———紡輪坯和尖狀古錐,這些考古發掘成果使伏羲發明生產工具、結網罟、興漁獵等眾多文化貢獻得到了考古學上的印證。生產工具的發明製作,大大提高了生產力,是中華先民由原始社會進入文明社會的重要標誌之一。
2.造書契,創文字。唐司馬貞《補史記·三皇本紀》曰:“太皞庖犧氏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造書契以結繩之政。”[7]清代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序》亦云:“自庖犧以前,皆結繩為治而統其事也。庖犧做八卦,即文字之肇端。”[8]以上文獻均肯定了伏羲氏造字之說。伏羲符號文字奠定了中國古文字的基礎,表現出伏羲文化高度的創造性特質。
3.制嫁娶之禮。上古之時,先民過著知其母,不知其父的群居生活。隨著時間的延長,群婚的弊端逐漸顯現出來,人類自身的繁衍面臨嚴峻挑戰。為了制止這種愚昧和亂倫現象,太昊伏羲氏改革婚制,制嫁娶之禮。伏羲氏還在華夏大地肇始“正姓氏”的改革。他首先自定“風”姓,然後為當時社會人們定姓氏,有效地區分了先民部落、血緣的不同,保證了人類的健康發展。西周以來“男女同姓,其生不蕃”的觀點,即建立在伏羲氏定姓氏基礎之上。
(三)包容性與象徵性
“象徵就是以某種有形的具體事物來表現或暗示某種觀念、哲理或情緒。伏羲傳說中龍圖騰與八卦符號都具有典型的象徵意義。”[9]漢代以來,有關伏羲、女媧人首蛇身的畫像石(磚)、各種雕塑、雕刻、裝飾藝術綿延不絕。對伏羲女媧這種半人半獸的形象,目前學術界公認實際是伏羲氏族以龍(大蛇)為圖騰,並將其首領神化的反映。聞一多先生認為,龍圖騰是以大蛇為圖騰的伏羲部落在自身崛起、壯大的程序中,不斷融合許多弱小的部族,同時也將臣服部族各種形式的圖騰部分地吸收到自己部落的圖騰之中,於是,“大蛇這才接受了獸類的四腳,馬的頭、鬃和尾,鹿的角,狗的爪,魚的鱗和須,……於是便成為我們現在所知道的龍了”[10]。透過伏羲人首蛇身面紗遮蓋下的龍圖騰,我們看到的是史前時期中華先民們發展壯大、逐漸走向統一的歷史畫卷。
正如顧頡剛所比喻的那樣:“我們的古史裡藏著許多偶像,而帝系所代表的是種族的偶像,但各民族之間的種族觀念向來是很深的。疆域的統一雖可使用武力,而消弭民族間的惡感,使其能安居於一國之中,則武力便無所施其技。於是有幾個聰明人起來,把祖先和神靈的‘橫的系統’改變為‘縱的系統’……使各民族之間發生了同氣連枝的信仰……確是一種極有力的政治作用。”[11]龍圖騰的形成,是以伏羲部族為主體,融合、吸收眾多部族的圖騰特點而形成的一個新圖騰。由於龍圖騰具有高度的象徵性與包容性,包容了各個部落的圖騰特點,故在華夏文明生成之時便已取得優勢地位,後來進而為全體華夏兒女所共同接受,“龍”也就昇華為中華民族共同的象徵。循著龍圖騰的文化蹤跡,展現在世人面前的是一部中華民族的形成史、壯大史和統一史。
(四)民俗性
伏羲八卦思想、“河圖洛書”等是傳統“風水學”、“陰陽學”的理論基礎之一。在歷史演進中,傳統“風水學”、“陰陽學”又與佛、道等宗教,方術,讖緯,中醫學理論及民間巫術、迷信聯姻,在中國鄉土社會有著適宜蔓延的土壤,對民眾心理、社會習俗等產生了巨大的規範與影響作用,流風餘韻、綿延不絕。在尚無文字記載的遠古社會,伏羲氏的文化創造活動多以口傳文學形式流傳,因而充滿傳奇色彩。因為伏羲氏在中國古史中的崇高地位和巨大影響,後世遂將眾多事蹟附會到其身上,更使伏羲形象向傳奇、神秘方向發展,向民間社會深度滲透。伏羲八卦與《周易》既是中國古代哲學與文化的活水源頭,也是中國神秘文化、民俗文化的寶庫。在中國廣博的鄉土社會,伏羲之感生傳說、兄妹成婚、洪水故事、葫蘆神話等神話傳說;造書契、定嫁娶之禮、創立基之樂、結繩而為網罟等各項發明,都伴隨伏羲文化的流傳而進入民間文化體系,成為中華民間文化、民俗文化發展演進中最具持久魅力的“元素”和動力,呈現出鮮明的民俗性特點。
二、伏羲文化的當代人文精神
經過數千年的承傳綿延,伏羲文化已經成為中華文化的重要源頭。近年來,伏羲文化研究中有一種不好的趨勢,就是斤斤計較於史前時代一人一事的考據,一葉障目、不見森林,非要製造所謂的“客觀”歷史,更有甚者否定伏羲氏的存在,否定伏羲文化之價值。我們認為,弘揚伏羲文化,要有辯證眼光和大文化的宏觀視野,不拘泥於一人一事的考據,非要找出所謂的歷史“依據”。事實上,根植於中華民族心靈和生活中的“人文始祖”及其精神,代有興發,不絕如縷,就是難以改變的歷史依據。
在日新月異的現代社會,遍及海內外的華夏兒女對伏羲氏仍然崇拜有加,仍然認為自己是“龍的傳人”,這種現象不僅表明伏羲文化無與倫比的文化價值及後代文人對伏羲氏強烈的認同感,更為重要的是,華夏兒女對伏羲文化的自覺傳承,代表著對某種文化的歸屬,標誌著對某種身份的認同。在中華民族實現“中國夢”的偉大歷史程序中,伏羲文化無疑是可資利用的寶貴文化資源。
(一)弘揚伏羲文化有利於培育中國精神
精神是人生奮鬥的信念支撐,是一個民族前進的不竭動力。“實現中國夢必須弘揚中國精神。這就是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這種精神是凝心聚力的興國之魂、強國之魄。”[12]遠古伏羲時代,當時社會的生產工具至為簡陋,生產力水平極其低下,人們改造自然的能力還極其有限,中華先民們尚生活在茹毛飲血的矇昧時代。然而,伏羲氏帶領先民們毫不氣餒,他們充分發揮自己之聰明才智,在尚是一片荒陋的土地上頑強地奮鬥、艱辛地開拓,表現出不畏艱險的創業精神、自強不息的創新精神和一畫開天的創史精神。晉代潘岳《伏羲贊》雲:“肇自初創,二儀氤氳。粵有生民,伏羲始君。結繩闡化,八象成文。茫茫九有,區域以分。”[13]即頗為準確地指出伏羲文化剛健、向上的精神風貌。這種精神經歷代仁人志士的傳承,已經契入到中華民族的心靈深處,成為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種文化,只有當它滲透到普通大眾的日常行為、生活方式之中才能夠被不斷認同、被代代接受傳承,才具有強大的感召力和生命力。如何對包括伏羲文化在內的傳統文化進行現代闡釋、現代改造,使伏羲文化成為“凝心聚力的興國之魂、強國之魄”,並透過行之有效的教育和引導,為實現“中國夢”的偉大構想而貢獻力量,是一項重大而緊迫的任務。在此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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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夏文明
伏羲文化的創業、創新和創史精神,有利於培養當代中國昂揚向上、改革創新的正能量,有利於激發華人敢為人先的闖勁與鍥而不捨的韌勁,有利於使人們始終保持“自強不息的精神動力,永遠朝氣蓬勃邁向未來”[14]。
(二)弘揚伏羲文化有利於凝聚中國力量
伏羲文化不僅豐富了中華文明的厚重內涵,而且為海內外華夏兒女所廣泛認同,在維繫中華民族的民族認同,增強社會凝聚力方面發揮著文化紐帶功能。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實現中國夢必須凝聚中國力量。這就是中國各族人民大團結的力量。中國夢是民族的夢,也是每個華人的夢。只要我們緊密團結,萬眾一心,為實現共同夢想而奮鬥,實現夢想的力量就無比強大。”[15]在中華民族的文明演進過程中,伏羲氏“一畫開天”,邁開了向文明社會跨越的第一步。今天,在中華大地上,伏羲氏作為公認的“人文初祖”,不僅被漢族所廣泛認同,也為眾多少數民族所深深接受,因而是整個中華民族的共同的“人文初祖”。全體華夏兒女對伏羲的崇敬和禮讚是中華民族凝聚力和感召力的不竭源泉,也是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的強大動力。在漫長的歷史時期,伏羲神話傳說對中華民族國民心理的成長,民族認同的提升乃至國家的統一與強盛,都具有積極的維護、促進之功。伏羲文化所代表的創造精神、和合精神以及包容氣度是聯絡全球華夏兒女的文化紐帶和精神基因。如果說“伏羲文化精神代表了一個時代,那就是中華文明的肇啟時代,是中華民族文化精神的象徵,體現著民族文化觀念和文化精神的形成過程作為中華民族的本原文化和民族的歸宿和母體。弘揚伏羲文化精神,就是對文明和進步的禮讚,對勞動和創造的肯定,對無私奉獻者的感恩,這與我們弘揚民族優秀文化,培育民族精神,建設富強和諧國家的時代精神是相一致的,也無疑會對提高民族自豪感、增強民族凝聚力、激發愛國主義情懷起到積極的作用”[16]。在實現“中國夢”的歷史程序中,我們完全可以利用伏羲文化,凝聚中國力量,形成強大的民族凝聚力,“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用13億人的智慧和力量彙集起不可戰勝的磅礴力量”[17]。
(三)弘揚伏羲文化有利於生態文明建設,增強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自信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僅“是從改革開放30多年的偉大實踐中走出來的”,也是“在對中華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傳承中走出來的,具有深厚的歷史淵源和廣泛的現實基礎”[18]。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要求我們走堅持節約資源、保護環境的可持續發展之路。近年來,隨著人口不斷增加,資源短缺、環境惡化的問題日益突出,在全球範圍人們開始擔心地球這一我們賴以生存的唯一家園還能否繼續提供與保障我們的生存與發展?國外近年來興起的“增長的極限”理論就悲觀地認為,18世紀產業革命以來單純追求、倡導“人類征服自然”,“人定勝天”,其後果之一是人與自然尖銳對立,人類頻繁地受到大自然的報復。諸如資源短缺、環境汙染、生態破壞等造成社會發展的惡性迴圈。解決這一問題,要求人類必須堅持走可持續發展的道路。
伏羲文化的核心是“天人合一”;一部伏羲文化史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一部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歷史,伏羲文化的發展歷史印證了人與自然是應該和能夠和諧相處的。伏羲文化激發一代又一代中華兒女艱苦奮鬥、自強不息,戰勝了無數艱難困苦,創造了偉大的中華文明。今天,我們也能夠繼續拓展和走好適合中國國情的發展道路,從而增強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自信,堅定不移沿著正確的中國道路奮勇前進。
我們要從伏羲文化中汲取啟示,轉變思維方式、生產方式,積極利用現代科技和工業文明的先進成果,去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黨的十八大提出:“必須樹立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生態文明理念,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努力建設美麗中國,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19]這一重要論斷,表明中國將繼續把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作為轉變發展方式,實現科學發展的重要抓手,推動中國經濟社會切實走上可持續發展的道路。這樣,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生態文明,既不是遙不可及的歷史記憶,更不是不切實際的幻想,而是在我們這一代人腳下正在向前延伸的道路。
伏羲文化不僅豐富了華夏文明的內涵,而且以其特有的生命力,為中華文化源源不斷地注入新鮮血液,成為華夏文明創新、發展的動力源之一。伏羲文化被代代承傳,使伏羲氏在中國文化史上文化符號的意義更加鮮明。伏羲文化被不斷髮展創新,說明這個文化符號被一代又一代華夏兒女所接受、所認同。在長達數千年的中華文明程序中,伏羲龍文化、八卦文化等豐富內涵,能贏得全體炎黃子孫的熱愛,甚至超越國界成為全人類共同珍重的文化遺產,其中必然蘊含著經得起歷史檢驗的文化密碼。就此意義而言,研究伏羲文化,不但對當代人文精神的建構必不可少,為實現“中國夢”的偉大構想所必須,還可為研究中華文化的發展演進提供一個新的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