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即位時，從政治上和經濟上進一步強化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已成為封建統治者的迫切需要。

主張清靜無為的黃老思想已不能滿足上述政治需要，更與漢武帝的好大喜功相牴觸；而儒家的春秋大一統思想，仁義思想和君臣倫理觀念顯然與武帝時所面臨的形勢和任務相適應。於是，在思想領域，儒家終於取代了道家的統治地位。

建元元年（前140年）武帝繼位後，丞相衛綰奏言：“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得到武帝的同意。

太尉竇嬰、丞相田蚡還薦舉儒生王臧為郎中令，趙綰為御史大夫，褒揚儒術，貶斥道家，鼓動武帝實行政治改革，甚至建議不向竇太后奏事。竇太后對此不滿，於建元二年罷逐王臧、趙綰，太尉、丞相也因此被免職。

建元六年，竇太后死，儒家勢力再度崛起。

元光元年（前134年）武帝召集各地賢良方正文學之士到長安，親自策問。

董仲舒在對策中指出，春秋大一統是“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現在師異道，人異論，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使統治思想不一致，法制數變，百家無所適從。

他建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

董仲舒指出的適應政治上大一統的思想統治政策，很受武帝賞識。

儒術完全成為封建王朝的統治思想，而道家等諸子學說則在政治上遭到貶黜。

西漢從開國一直到漢武帝之前尊崇的是道家的黃老學說，從漢武帝后開始到以後都尊崇的是儒家思想。

一、黃老之學。黃老學說在治國理政方面主張："貴清靜而民自定"。其核心思想就是"無為而治"。大概意思是掌握政治要領即可，不要作過多的干涉。由於秦國末年，戰亂不斷，人民居無定所，迫切需求安定富裕的生活，而當時的黃老之學正好被當政者選中。漢初蕭何、曹參、陳平等大臣都主張施行"好黃老之學"，施"無為之政"。劉邦登基後，採用叔孫通的建議，任蕭何為丞相，採取與民休息、清靜無為、休養生息的黃老政策，鼓勵生產，輕徭薄賦。漢文帝、漢景帝兩朝繼承劉邦的政策，推行黃老學說，制定“與民休息”“輕徭薄賦”的策略，從而達到百姓安居樂業、國家富裕安康的局面，一舉開創“文景之治”。

二、儒學思想。黃老學說是一種清淨無為，在治理上相對保守的一種策略，是西漢初年治國的實際需要。而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義”和“禮教”，重在透過強調禮來規範家庭、社會、國家的秩序，是一種道德強的高階要求。由於漢武帝一朝徹底解決了諸侯王問題，而且不斷開疆擴土，國家版圖一直向西延伸，光靠國家機器難以維持穩定，於是儒家思想被漢朝統治者選中。到了漢武帝時期，他廢除了漢朝以“黃老學說、無為而治”治國的思想，積極治國，採納董仲舒“獨尊儒術、罷黜百家”的建議，重用儒術，使得儒家思想一直延續至今。由於採用儒家學說，解決了當時王朝面臨的諸多問題，才使得漢武帝的帝國空前強盛，開創了為後人稱頌的“漢武盛世”。

評語：不管是推崇哪種學說，其最主要的考慮是能否符合當時特定的歷史環境，解決國家面臨的問題。立國之初，國家急需要發展經濟，因而黃老之學被推崇；國家統一後，急需要一個統一的思想管理遼闊的疆域和數以萬計的臣民，所以儒家思想被推崇。

縱觀兩千多年來儒家之所以能獨領風騷，一方面是因其思想核心即哲學上的天人觀念、倫理上以“仁”為核心的“三綱五常”、政治上的大一統主張，在根本上都有適應了封建專制統治需要的因素。

我是文史小劉，敬請各位高手指正！

西漢初年，漢高祖不喜儒學，使儒家的學術源流幾乎斷絕。

後來，漢惠帝廢《挾書律》，使諸子學說復甦，其中儒、道兩家影響較大。在學術思想發展的低潮中，道家的黃老無為思想為漢初統治者所提倡，居於支配地位，各種不問流派的思想家也都樂於稱說黃老之言。

到 文、景時期，出現了由無為到有為、由道家到儒家的嬗變趨勢。

到漢武帝即位時，從政治上和經濟上進一步強化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已成為封建統治者的迫切需要。主張清靜無為的黃老思想已不能滿足上述政治需要。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董仲舒建議漢武帝實行的統治政策。而儒家的春秋大一統思想，仁義思想和君臣倫理觀念顯然與武帝時所面臨的形勢和任務相適應。董仲舒指出的適應政治上大一統的思想統治政策，很受武帝賞識。於是，在思想領域，儒家終於取代了道家的統治地位。

西漢建國初期由於秦末農民起義和楚漢四年爭霸戰爭的影響已然是民生凋敝，百廢待興，加之北方匈奴的威脅。在這種情況下西漢統治者為了緩解民生問題積蓄國力，採取了黃老之學（主要為無為而治）來休養生息，對北方匈奴則是和親以求安寧的屈膝政策。經過數十年的勵精圖治（文景之治等），西漢國力日漸強盛，等到漢武帝即位後，一改以往的屈膝政策，經濟上大力發展農業和商業，剝奪諸侯王的鹽鐵經營權（即鹽鐵專營），政治上大力提倡中央集權，剝奪諸侯王諸多權力（推恩令等），文化上一改黃老之學的無為而治政策，推行儒學（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大力發展太學等等，軍事上則是北擊匈奴，迫使匈奴西遷（導致歐洲遭難），開疆擴土。經過數十年的經營，漢武帝開創了西漢盛世，史稱漢武帝為漢武大帝。

西漢是中國歷史上屬於強盛的一個時代，在西漢湧現出了許多的名人將士，以及思想家等。楚漢之爭結束後，劉邦統一全國，國號為漢。

西漢建立後，由於長久的戰爭，致使經濟凋敝，局面百廢待興。百姓生活苦不堪言，統治者運用黃老之說的思想治理國家。在西漢早期，運用黃老之說思想是為了恢復經濟，發展生產。隨著經濟得到發展，民生恢復的蒸蒸日上，

統治者發現黃老之說並不適合西漢的再發展，漢武帝上臺後，廢除了黃老之說的思想，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確立儒家的思想為治國思想，並用法律的形式確定下來，自此以後，儒家思想處於獨尊地位，不斷影響了後期歷朝歷代的發展。

西漢立國的正統思想大致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西漢立國之初到漢武帝親政

在這個階段中，西漢王朝極力推行道家黃老學說的“無為而治”。

之所以推行道家的“無為而治”，這跟西漢立國之初，常年的動亂造成國家滿目瘡痍、民生凋敝有關。同時，西漢前期的各統治者也吸取了秦王朝因橫徵暴斂、嚴刑峻法而導致滅亡的教訓，這些都促使西漢統治者要制定相對寬鬆的政治、經濟制度。

而主張“無為而治”的黃老思想恰巧滿足漢初封建統治者的統治需要，所以，道家學說很快被統治者推崇起來，使得黃老思想獨尊於朝廷。

第二個階段：漢武帝親政到西漢亡

漢武帝上臺後，不僅不再推行“黃老學說”改推行“儒家學說”，甚至還同意了，儒家學者董仲舒提出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請求。

漢武帝這樣做，是因為這一時期道家的“無為而治”已經不能再適應統治的需要了，甚至還危害到漢王朝的穩定。從漢初至武帝，推行近百年的“無為而治”，一方面推動了國家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也是的君主對人臣的控制很弱，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很弱，著名的“七國之亂”便是因為中央政府對地方管控不夠而造成的。

所以，漢武帝為了加強皇權和中央集權的需要，決定在全國範圍內推行儒家思想。

我是沫白，我來回答。

西漢早期剛建國時，漢高祖劉邦借鑑於秦國滅亡的歷史教訓和當時國家荒涼悽慘、經濟蕭條，國力虛弱。遂採取道家“黃老治術”、無為而治的理念治理國家。

劉邦駕崩後，他的兒子漢文帝和他的孫子漢景帝為減清人民的負擔，均採用道家思想。主張無為而治，休養生息。在此期間，國家平穩發展，廣集良倉，國富兵強。為後來的漢武帝平定叛亂，安定邊疆打下了基礎。

漢武帝時期，為了實行中央集權，統一全國，遂要統一思想。原先的老子無為而治的思想與漢武帝的政策背道而馳。於是漢武帝放棄道家思想，尋找更合適自己的統治理論。董仲舒乘機抓住機會，修改了儒家學說。使得儒家思想更符合漢武帝統治的需要。

漢武帝於是聽從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開始成為了正統思想，一直延續下去，直到封建王朝的結束。

西漢初期，經過常年戰亂，百姓流離失所，社會百姓需要休養生息來恢復經濟，為適應西漢初經濟恢復和鞏固統治的需要，漢高祖劉邦使用戰國時期的哲學、政治思想流派，是黃帝學派和老子學派的合稱，講究“無為而治”，而且漢高祖劉邦對儒家思想很瞧不起，秦朝的遺臣陸賈曾向他稱道儒家的《詩》、《尚書》，劉邦對儒家思想嗤之以鼻，呵斥道:老子騎馬用刀槍打天下，哪裡用的著什麼《詩》、《尚書》。

經過文景之治後到漢武帝時期，七十多年的休養生息和經濟建設，經濟水平已經發展到一定的程度。在思想上還是“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漢書.董仲舒傳》。這樣下去勢必影響政治的長治久安。“無為”的國策明顯已經不能適用。所以漢武帝接受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儒家思想從此成為長髮兩千多年的正統思想。

從戰國末期到西漢，中國在政治上、經濟上和政治上的總趨勢都是走向大一統。戰國時代七雄並立，百家爭鳴。到了秦朝，六國覆滅，天下歸一。而在文化上也實行了“焚書坑儒”、“以法為教”的政策。西漢前期，推行黃老學派的無為而治、休養生息。到了漢武帝時期，無為而治已經不適應社會發展的需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開始被提出來。但是儒學想取代黃老學的正統地位是一個艱難的過程，這個過程也反映了西漢政府治國方略的大轉變。

一，無為而治和內憂外患的衝突

漢朝建立後，推行了黃老學派的無為而治政策。其主要的思想原則也就是“塊然若無事，寂然若無聲，官府若無吏，亭落若無民。閭里不訟於巷，老幼不愁於庭。”在政治上，減少秦朝以來的苛政嚴刑，儘量不要改變過去的政治體制，“遵而勿失”；在經濟上，推行了休養生息，減免賦稅，儘量不修大工程，以免耗費民力財力；在外交上，採取懷柔、和平等措施，儘量減少戰爭的爆發。

•漢代畫像石《庖廚圖》

經過了幾十年的休養生息，西漢的經濟到漢文帝和漢景帝時期進入了繁榮的局面，史稱“文景之治”。到漢武帝繼位之初，國家的經濟達到了頂峰狀態，班固在《漢書·食貨志》中描述到“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餘財。京師之錢累百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腐敗不可食。”雖然其中不免誇張之辭，但休養生息給西漢帶來的繁榮還是足以說明。

漢陽陵：文景之治的證明

但無為而治過分強調不干預，也開始加重一些政治矛盾。在經濟上，由於政府幹預較少，使得民間土地兼併日趨嚴重，失去了土地的農民要麼成為了流民，要麼依附於豪強地主，成為了農奴。“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在政治上，地方的諸侯王勢力羽翼豐滿，對中央產生了巨大的威脅，在漢景帝時期的“七國之亂”便是西漢諸侯問題的全面爆發。在外交上，匈奴強盛，不斷侵擾邊疆地區，而南越等國也反覆無常。

漢代宅院

因此，繼續推行過去無為而治的政策已經難以調節這些地方和外部出現的新問題，無為而治必定將被一種新的統治思想取代。而這時候儒學經過荀子、賈誼、董仲舒等人的不斷吸收了法家、陰陽家等學派的思想，改造儒學，使得儒學成為了一門能夠為君主專制、中央集權服務的新儒學。因此，新儒學取代黃老學派的地位便成為了歷史趨勢。

二，獨尊儒術確立的艱難過程

在漢武帝繼位之初，朝中有許多大臣已經開始支援儒學。如田蚡和竇嬰都喜歡儒學，《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記載：“魏其、武安俱好儒術”。而漢武帝本人由於從小接受衛綰等儒生的教育，因此也十分喜歡儒學。但漢武帝上臺之初，國家實權還掌握在竇太后的手中，而竇太后則是黃老學派的堅定維護者。她曾要求宗族人員都必須習讀《老子》等道家書籍，稍有非議則遭到懲罰。早在漢景帝之時，儒生轅固生就差點被竇太后處死。因此，漢武帝要推行儒學必然會面臨巨大的阻力。

影視中的竇太后

公元前140年，漢武帝下令要求中央和地方的官員向朝廷舉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也就是廣招人才。此時的丞相衛綰提出說舉薦的人才必須是儒生，“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漢武帝同意推行此政策，這是“獨尊儒術”的第一次嘗試。然而由於竇太后掌握大權，獨尊儒術就只能成為一紙空文。

漢武帝

第二年，御史大夫趙綰和郎中令王臧希望漢武帝能夠親政，建議上書不必經過竇太后。結果很快，趙綰和王臧被捕入獄，被逼自殺，而丞相竇嬰、太尉田蚡也被免職。這次事件表明竇太后的勢力依然十分頑固，而剛剛繼位之初的漢武帝顯然武力和竇太后抗衡。

東漢太學講學畫磚

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漢武帝在和竇太后的鬥爭中開始取得了勝利。公元前138年閩越國進攻東甌，東甌向漢朝求救，漢武帝“遣中大夫嚴助持節發會稽兵，浮海救之”。這說明漢武帝已經掌握了軍權。公元前136年，漢武帝正式設立了“五經”博士，將儒家經典《詩經》、《禮記》、《周易》、《尚書》、《春秋》作為官方的教材。五經博士的設立標誌著儒學開始正式從未正統思想，而黃老學派開始退出了政壇。第二年，竇太后去世，標誌著無為而治的時代正式結束了。

三，獨尊儒術的正式施行

竇太后去世的第二年（公元前134年），漢武帝再一次釋出了推舉賢良的對策。董仲舒提出了“天人三策”，向漢武帝獻上了三個建議：第一，推行了天人感應、君權神授學說，將君權的合法性歸結於天命，將君權神權化；第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認為不是孔子的學術活動都應該加以禁止，以統一思想；第三，建立太學，為以儒治國培養人才，在民間大規模建立學校，以教化百姓，“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

董仲舒

漢武帝很快接受了董仲舒的思想，並且開始全面推行以儒治國。公元前124年，漢武帝命令命令丞相公孫弘在長安設立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太學由博士任教授，初設五經博士講授《五經》。在地方，漢武帝下令建立郡國學校，地方的教育系統建立了起來。在太學儒學的子弟為“博士弟子”或“太學弟子”，有免除賦役的特權。這些學生通過了嚴格的考試程式後，有機會從政當官。自此之後，學習儒學成為了當官的主要通道，以至於“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

漢代教育

大約過了10年後，漢武帝開始實行了儒家的“改正朔，易服色，興禮樂，行封禪”，進行了大規模的禮儀制度改革。公元前113年，漢武帝改年號為“元鼎”，接受儒家的天命觀；前110年，漢武帝東巡，到泰山進行了大規模的的封禪活動；前104年，漢武帝宣佈改訂禮制和曆法，“正歷，以正月為歲首。色上黃，數用五，定官名，協音律。”漢武帝的這些政策都符合了儒家“天人感應”、“君權神授”的神學思想。

岱廟

在法律上，儒家思想開始也開始滲透其中。針對秦朝刑法過於嚴酷，缺乏人文關懷的缺陷，西漢的儒生開始“援禮入法”，用儒家的思想來改造刑法。董仲舒和公孫弘等將“五經”的經義作為審判案件的依據，並且得到了漢武帝的支援。至此，儒家的經典就擁有了法律的作用。董仲舒告老還鄉後，“朝廷每有政議，數譴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得失”（《後漢書》）。於是董仲舒寫下了《春秋決獄》一書，記錄了232個例子作為樣本，“動之經對，言之詳矣”。漢武帝也要求諸子學《公羊春秋傳》，為以後處理國事打好基礎。春秋決獄的實施標誌著儒家經典的法律化，有效地化解了儒家倫理綱常和法律之間的矛盾。

當然，儒學的推廣是在政治上、經濟上和文化上都全面體現的，由於篇幅有限，不再一一列舉。在新儒學的指導下，漢武帝實行了大規模的制度改革，如實行了推恩令，設立刺史制度，中外朝制度等等，實現了從無為而治到大有為的轉變。

新儒學為了迎合了漢武帝加強君主專制、中央集權的需求，因此漢武帝能夠全面推行獨尊儒術。獨尊儒術對中國歷史上造成了十分重要的影響，從漢朝之後，儒學便一直成為了歷朝歷代的官方思想，而儒學也在不同吸收其他學派和宗教的理論而不斷改造

這件事情說起來的話，前因後果都有。

一開始的時候，高祖劉邦推翻了秦國，秦國推行的是哪家的？思想法家的思想也就是重法重典，犯了罪，那肯定得用嚴苛的法律嚴苛的刑法來執行，這也因此造成了秦國百姓敢怒不敢言，漢高祖劉邦在秦國的時候曾經見過這一段歷史時期，所以對這件事情也蠻痛恨的，因此他要求剛剛建立起來的漢王朝不能夠推行秦國的法律，畢竟有人牴觸這些東西。

不推行法家的思想，推行什麼思想呢？蕭規曹隨，從開國之初蕭何制定法律開始在這之後的利潤宰相其實都是按照蕭何制定的規定來執行的，朝廷出了什麼大事情基本上是不管最著名的曹參，曹參這個人就是在宰相的位置上啥事情都不管，出了事情別人叫他去管，他都懶得去管。

為什麼會出現這個情況？因為漢朝的整個一個法律制度基本上是承襲著秦國的法律制度，只不過比秦國更加寬鬆一點，在加上多年的楚漢戰爭使得中原大地名不聊生，所以這個時候漢王朝的主體治政思想就是黃老之說，也就是道家的思想。

雖然看起來這有一些消磨代工的嫌疑，但是把更大的空間去交給人民自己去打理，在空間還算富裕的情況之下是有一定的作用的，人的生產力被大大的調動了起來個地區地方的人民老百姓參政的積極性也大大的提升起來，整個漢王朝提現出來一種欣欣向榮的感覺，漢文帝漢景帝也正是藉助著這種思想，將整個國家的財富推到了一個巔峰。

但是等到漢武帝時期，很顯然這個思想不夠用了，為什麼漢武帝想要解決北方的一個重要敵人匈奴，這個時候用黃老之說戰鬥力提不上去，打不過匈奴人，這是要丟臉的，所以漢武帝打算重新去要法家的思想。

這些人怎麼可以從政呢？這些人怎麼可以治理一個國家呢？什麼都不會，什麼都不瞭解一下，實際情況跟原先那些法家的大錢相比，簡直差的不是一個檔次。

就在這個時候董仲舒站了出來，董仲舒原本是一個儒家子弟，後來他結合了儒家，法家，道家等多家的思想雜糅成為了一個新如家，這個帶有部分侵略性，但偏向於溫和的思想，一下子就被漢武帝給吸引了，武帝希望的就是有這樣的思想，幫助他去逆襲匈奴，去爭霸整個天下。

這件事情也告訴我們任何一家思想，只會死記硬背，最後只會被淘汰掉，哪怕是儒家思想，最後也只會被人給唾棄。

他如此故事咱們還得接著說，漢武帝推行的一個政策，那就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個政策推行的目的很明確，第一統一思想，第二調動國家機械。第三增加中央對於各個地方的管理，透過這種思想的吸入讓各個地方重新受制於中央。

再加上漢武帝推行的一系列中央管理地方的政策，比如說推恩令，郡縣制的繼續擴大，個國家朝著漢武帝所設想的方向一直在偏移，而漢武帝的這條國策也一直執行到漢朝最終結束的時候。

真是一個有趣的現象，便是漢武帝雖然提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但是在漢朝末年也就是三國時期各個人才的表現來講，其實多家的思想仍然在那個時期有所體現，這證明漢武帝對於中國思想的改變，並不是一種單純意義上的閹割，而是一種推崇，並非是直接將其他思想全部湮滅掉，由此可見某些儒生的嘴真的是沒腦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