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民族精神到底是什麼？試從其歷史中尋找。 　　自視為天照大神之後裔的大和氏族被現代日本奉為祖先，其在公元前7世紀，獲得日本列島的主要控制權。日本自己的歷史書，為了愛國主義的需要，把所謂帝國的誕生日，由公園7世紀，提前到這個大和氏族第一個天皇，即“神武天皇”(可能是子虛烏有的)在九州開始統治日本的公元前7世紀，並由此認為日本人是神的後裔。古代日本是萬物有靈論，由此產生的日本本土宗教為“神道”。 　　日本的歷史演變，三次受到外來文化的衝擊。第一次是中國的盛唐文化的衝擊。這次衝擊迫使日本以“大化改新詔書”為標誌和發端，全面照搬中國唐朝制度，而導致了所謂日本帝國的真正誕生。這是一次抱負不凡，雄心勃勃的激進改革，是要在日本許多地方還停留在新石器時代的相當原始的社會形態上，強行嫁接一個文化發達而產生出來的統治制度。這次改革被後來的歷史證明是不成功的。儒家文化對社會的約束力不像其在中國大陸顯示的那樣有效，日本內亂不止。這次激進改革有兩點特別值得注意：一是日本天皇的權威不是被削弱而是被加強。中國視皇帝為人，受命於天，替天行道，但日本視天皇本身即是神，且萬世一系。二是由於天皇作為神的權威不可侵犯，專權者就不能廢除天皇，只好假借天皇之名統治國家，這樣就形成了“間接統治”機制。這個“間接統治”，為日本人的自主創新，成為實際政治制度，為1000年後對接英國的君主立憲制，無意中作了事先的準備。 　　天皇是神，其權威不可侵犯、不可動搖，這是直至所謂日本帝國實際建立以來，日本文化和文明的顯著特色，也是其民族精神的一足。另一足是帝國確立後直到德川家族退出統治這一歷史時期形成的武士道精神。其在天皇的精神外殼裡注入了物質的核心，使日本民族精神完成了從形式到內容的合一，從精神到物質的最終打造。完成這個過程的是三位殘酷無情的日本武將：織田信長，豐臣秀吉，德川家康。豐臣秀吉繼承織田信長未竟的事業，完成了國家的統一，建立了強有力的中央集權制。德川家康則保持了豐臣秀吉的成果，併發揚光大，為日本提供了兩個半世紀的長治久安和日本民族精神的另外兩個重要元件：團結和紀律。這兩個元件確保了1867-1868年的激進的明治維新得以用極小的代價完成，避免了十分劇烈的社會震盪。 　　日本歷史演變遭遇到的第二次衝擊是19世紀中葉來自西方。這次衝擊導致了明治維新。德川家族退出日本歷史舞臺時，日本政治文化實現的是一種雙重政治體制，即天皇為國家象徵，不實際參加國家管理，武人效忠天皇，實際掌握國家權力。這個“間接統治”的雙重結構是日本傳統文化的精髓，也是日本民族精神的堅實核心。然而，正是這個獨創的古老的傳統，與現代憲政民主的訴求，在形式上不謀而合。所以1867-1868年明治維新發生時，君主立憲制自然而然成為了日本朝野一致的選擇。 　　主導明治維新的是前大名和武士，他們主持引入君主立憲制，並起草了日本憲法。這決定了明治維新實際上只是一次政治制度形式上的轉變，已然形成的日本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卻得到了實質上的保全；憲法裡雖然包含了西方政治制度的術語，也採用了兩院制國會，但精神和功能上，還是傳統的。明治維新政府實質上具有明確的獨裁專制性質，所以明治維新是“新瓶裝舊酒”。憲政只是變革的一種手段，其目的是要建立一支現代化的軍隊。這個目的很快達到：一支英國模式的海軍和德國模式的陸軍得以建立。明治維新後，新日本的思想和觀念都還是舊日本的，武士道精神的忠貞不渝由原來的對領主而轉變為對現代國家，變成強烈的愛國主義，天皇依然充當著民族團結的象徵和共同獻身的目標。古老的傳說和神道教都被翻出來，以激勵愛國主義的情感和對日本人類使命的信仰；二戰前，日本軍人依然竭力主張效忠天皇，堅稱日本起源於神，比其他民族優越，因而有權將統治擴充套件到其他地區，都還是這種情感和信仰的表現和延伸。 　　這樣，所謂日本的傳統文化價值體系，民族精神就都清楚明瞭。天皇為國家象徵，武人管理國家；民眾，包括管理國家的武人，要絕對效忠天皇，效忠國家，只要需要，就要為天皇，為國家犧牲自己，甚至全家；國家永遠在自己和家族之上，當不能為天皇和國家保全自己的生命的危機出現時，必須切腹自殺，這樣的犧牲具有神聖的價值。可以說，日本傳統文化和價值體系在明治維新之前已經最終形成，民族精神得以樹立；明治維新以及其後發生的一切，與其說是日本接受西方文化的影響，不如說是日本傳統文化和價值體系接受西方世界的挑戰和主動挑戰西方世界。這個挑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以武力挑戰美國而達到頂點。挑戰失敗並導致了日本歷史演變第三次受到外來文化的衝擊，其結果是所謂的和平憲法和一個功能不健全的國家，例如沒有軍隊，沒有對外戰爭權。 　　二戰後，日本無條件投降，卻堅決要求保留其基本國體，即天皇制。名義上的無條件變成實質上的有條件。這個唯一被日本堅持又被戰勝國接受的“條件”證明了日本的政治家的遠見和對國家民族的使命感：不管天皇怎麼有錯，無能，把日本帶到了戰爭的災難中，他們不發怨恨，堅決維護天皇的地位；只要天皇還在，國家即使成了廢墟，國家的精神就還在，國家的魂魄就還在；條件稍微具備，這個精神，魂魄就轉化為物質實體，轉化為實實在在的現代國家形態，剩下的只不過是政治運作的問題。這樣靖國神社就成了政治運作層面上最核心也是最微妙的問題。日本人理所當然的認為，對外作戰的軍人是在為天皇而戰，就是在為國家為民族而戰，陣亡者是在為國家捐軀，不論其他人怎麼說，自己民族的人們，都必須尊重這些捐軀者；只要安撫好，善待，不忘這些捐軀者，這個國家，這個民族，就會有實際的力量。因為天皇是日本的精神、魂魄，武士才是日本的軀體，是日本的實際力量所在。 　　這樣，我們就瞭解了為什麼不管受害國怎麼強烈抗議，小泉都要冒天下之大不韙，決意參拜靖國神社。小泉看似激進卻是一個極端保守主義者，他在以個人的身家性命最大限度維護以上提到的日本傳統文化和價值觀，日本民族精神。這如同布什。布什的伊拉克戰爭和其他許多重大行動，看似激進但實際是在最大限度維護美國所謂“民主自由”的傳統價值系統，並努力在世界範圍內推銷這個價值體系，從而最大限度擴張美國的國家利益。小泉參拜靖國神社，實質的動機和他的幾個前任是一致的，那就是申張日本傳統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

首先研究日本的自然條件，是因為日本民族所處的這一獨特的自然環境從根本上決定了日本民族的自然觀，而一個民族獨特的自然觀勢必向這個民族的其他意識形態滲透，而這些意識形態交叉作用所聚結的影響力，甚至可以規定一個民族的審美情趣。日本民族的自然觀的核心思想是“萬物有靈論”和“天人合一論”。首先，日本列島多姿多彩的絢麗風光使得日本人陶醉於其中，使得古代的日本人認為只有神的國度才有如此美境，認為日本是神所生產的國度，認為日本的山山水水、大地萬物都是神的產物，都承接著神的靈氣，即萬物有靈。這一點在《古事記》中可以得到證明。與此同時，大量的自然災害又使得日本人感到生命受到嚴重的壓抑，颱風、火山、地震這些自然災害因其不可征服而施於日本人以崇高感。

自視為天照大神之後裔的大和氏族被現代日本奉為祖先，其在公元前7世紀，獲得日本列島的主要控制權。日本自己的歷史書，為了愛國主義的需要，把所謂帝國的誕生日，由公園7世紀，提前到這個大和氏族第一個天皇，即“神武天皇”(可能是子虛烏有的)在九州開始統治日本的公元前7世紀，並由此認為日本人是神的後裔。古代日本是萬物有靈論，由此產生的日本本土宗教為“神道”。 日本的歷史演變，三次受到外來文化的衝擊。第一次是中國的盛唐文化的衝擊。這次衝擊迫使日本以“大化改新詔書”為標誌和發端，全面照搬中國唐朝制度，而導致了所謂日本帝國的真正誕生。這是一次抱負不凡，雄心勃勃的激進改革，是要在日本許多地方還停留在新石器時代的相當原始的社會形態上，強行嫁接一個文化發達而產生出來的統治制度。這次改革被後來的歷史證明是不成功的。儒家文化對社會的約束力不像其在中國大陸顯示的那樣有效，日本內亂不止。這次激進改革有兩點特別值得注意：一是日本天皇的權威不是被削弱而是被加強。中國視皇帝為人，受命於天，替天行道，但日本視天皇本身即是神，且萬世一系。二是由於天皇作為神的權威不可侵犯，專權者就不能廢除天皇，只好假借天皇之名統治國家，這樣就形成了“間接統治”機制。這個“間接統治”，為日本人的自主創新，成為實際政治制度，為1000年後對接英國的君主立憲制，無意中作了事先的準備。 天皇是神，其權威不可侵犯、不可動搖，這是直至所謂日本帝國實際建立以來，日本文化和文明的顯著特色，也是其民族精神的一足。另一足是帝國確立後直到德川家族退出統治這一歷史時期形成的武士道精神。其在天皇的精神外殼裡注入了物質的核心，使日本民族精神完成了從形式到內容的合一，從精神到物質的最終打造。完成這個過程的是三位殘酷無情的日本武將：織田信長，豐臣秀吉，德川家康。豐臣秀吉繼承織田信長未竟的事業，完成了國家的統一，建立了強有力的中央集權制。德川家康則保持了豐臣秀吉的成果，併發揚光大，為日本提供了兩個半世紀的長治久安和日本民族精神的另外兩個重要元件：團結和紀律。這兩個元件確保了1867-1868年的激進的明治維新得以用極小的代價完成，避免了十分劇烈的社會震盪。 日本歷史演變遭遇到的第二次衝擊是19世紀中葉來自西方。這次衝擊導致了明治維新。德川家族退出日本歷史舞臺時，日本政治文化實現的是一種雙重政治體制，即天皇為國家象徵，不實際參加國家管理，武人效忠天皇，實際掌握

日本的民族精神到底是什麼？試從其歷史中尋找。 自視為天照大神之後裔的大和氏族被現代日本奉為祖先，其在公元前7世紀，獲得日本列島的主要控制權。日本自己的歷史書，為了愛國主義的需要，把所謂帝國的誕生日，由公園7世紀，提前到這個大和氏族第一個天皇，即“神武天皇”(可能是子虛烏有的)在九州開始統治日本的公元前7世紀，並由此認為日本人是神的後裔。古代日本是萬物有靈論，由此產生的日本本土宗教為“神道”。 日本的歷史演變，三次受到外來文化的衝擊。第一次是中國的盛唐文化的衝擊。這次衝擊迫使日本以“大化改新詔書”為標誌和發端，全面照搬中國唐朝制度，而導致了所謂日本帝國的真正誕生。這是一次抱負不凡，雄心勃勃的激進改革，是要在日本許多地方還停留在新石器時代的相當原始的社會形態上，強行嫁接一個文化發達而產生出來的統治制度。這次改革被後來的歷史證明是不成功的。儒家文化對社會的約束力不像其在中國大陸顯示的那樣有效，日本內亂不止。這次激進改革有兩點特別值得注意：一是日本天皇的權威不是被削弱而是被加強。中國視皇帝為人，受命於天，替天行道，但日本視天皇本身即是神，且萬世一系。二是由於天皇作為神的權威不可侵犯，專權者就不能廢除天皇，只好假借天皇之名統治國家，這樣就形成了“間接統治”機制。這個“間接統治”，為日本人的自主創新，成為實際政治制度，為1000年後對接英國的君主立憲制，無意中作了事先的準備。 天皇是神，其權威不可侵犯、不可動搖，這是直至所謂日本帝國實際建立以來，日本文化和文明的顯著特色，也是其民族精神的一足。另一足是帝國確立後直到德川家族退出統治這一歷史時期形成的武士道精神。其在天皇的精神外殼裡注入了物質的核心，使日本民族精神完成了從形式到內容的合一，從精神到物質的最終打造。完成這個過程的是三位殘酷無情的日本武將：織田信長，豐臣秀吉，德川家康。豐臣秀吉繼承織田信長未竟的事業，完成了國家的統一，建立了強有力的中央集權制。德川家康則保持了豐臣秀吉的成果，併發揚光大，為日本提供了兩個半世紀的長治久安和日本民族精神的另外兩個重要元件：團結和紀律。這兩個元件確保了1867-1868年的激進的明治維新得以用極小的代價完成，避免了十分劇烈的社會震盪。 日本歷史演變遭遇到的第二次衝擊是19世紀中葉來自西方。這次衝擊導致了明治維新。德川家族退出日本歷史舞臺時，日本政治文化實現的是一種雙重政治體制，即天皇為國家象徵，不實際參加國家管理，武人效忠天皇，實際掌握國家權力。這個“間接統治”的雙重結構是日本傳統文化的精髓，也是日本民族精神的堅實核心。然而，正是這個獨創的古老的傳統，與現代憲政民主的訴求，在形式上不謀而合。所以1867-1868年明治維新發生時，君主立憲制自然而然成為了日本朝野一致的選擇。 主導明治維新的是前大名和武士，他們主持引入君主立憲制，並起草了日本憲法。這決定了明治維新實際上只是一次政治制度形式上的轉變，已然形成的日本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卻得到了實質上的保全；憲法裡雖然包含了西方政治制度的術語，也採用了兩院制國會，但精神和功能上，還是傳統的。明治維新政府實質上具有明確的獨裁專制性質，所以明治維新是“新瓶裝舊酒”。憲政只是變革的一種手段，其目的是要建立一支現代化的軍隊。這個目的很快達到：一支英國模式的海軍和德國模式的陸軍得以建立。明治維新後，新日本的思想和觀念都還是舊日本的，武士道精神的忠貞不渝由原來的對領主而轉變為對現代國家，變成強烈的愛國主義，天皇依然充當著民族團結的象徵和共同獻身的目標。古老的傳說和神道教都被翻出來，以激勵愛國主義的情感和對日本人類使命的信仰；二戰前，日本軍人依然竭力主張效忠天皇，堅稱日本起源於神，比其他民族優越，因而有權將統治擴充套件到其他地區，都還是這種情感和信仰的表現和延伸。 這樣，所謂日本的傳統文化價值體系，民族精神就都清楚明瞭。天皇為國家象徵，武人管理國家；民眾，包括管理國家的武人，要絕對效忠天皇，效忠國家，只要需要，就要為天皇，為國家犧牲自己，甚至全家；國家永遠在自己和家族之上，當不能為天皇和國家保全自己的生命的危機出現時，必須切腹自殺，這樣的犧牲具有神聖的價值。可以說，日本傳統文化和價值體系在明治維新之前已經最終形成，民族精神得以樹立；明治維新以及其後發生的一切，與其說是日本接受西方文化的影響，不如說是日本傳統文化和價值體系接受西方世界的挑戰和主動挑戰西方世界。這個挑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以武力挑戰美國而達到頂點。挑戰失敗並導致了日本歷史演變第三次受到外來文化的衝擊，其結果是所謂的和平憲法和一個功能不健全的國家，例如沒有軍隊，沒有對外戰爭權。 二戰後，日本無條件投降，卻堅決要求保留其基本國體，即天皇制。名義上的無條件變成實質上的有條件。這個唯一被日本堅持又被戰勝國接受的“條件”證明了日本的政治家的遠見和對國家民族的使命感：不管天皇怎麼有錯，無能，把日本帶到了戰爭的災難中，他們不發怨恨，堅決維護天皇的地位；只要天皇還在，國家即使成了廢墟，國家的精神就還在，國家的魂魄就還在；條件稍微具備，這個精神，魂魄就轉化為物質實體，轉化為實實在在的現代國家形態，剩下的只不過是政治運作的問題。這樣靖國神社就成了政治運作層面上最核心也是最微妙的問題。日本人理所當然的認為，對外作戰的軍人是在為天皇而戰，就是在為國家為民族而戰，陣亡者是在為國家捐軀，不論其他人怎麼說，自己民族的人們，都必須尊重這些捐軀者；只要安撫好，善待，不忘這些捐軀者，這個國家，這個民族，就會有實際的力量。因為天皇是日本的精神、魂魄，武士才是日本的軀體，是日本的實際力量所在。 這樣，我們就瞭解了為什麼不管受害國怎麼強烈抗議，小泉都要冒天下之大不韙，決意參拜靖國神社。小泉看似激進卻是一個極端保守主義者，他在以個人的身家性命最大限度維護以上提到的日本傳統文化和價值觀，日本民族精神。這如同布什。布什的伊拉克戰爭和其他許多重大行動，看似激進但實際是在最大限度維護美國所謂“民主自由”的傳統價值系統，並努力在世界範圍內推銷這個價值體系，從而最大限度擴張美國的國家利益。小泉參拜靖國神社，實質的動機和他的幾個前任是一致的，那就是申張日本傳統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

日式戰略思維帶有很大的特點，特別重視眼前，眼前發生的問題集中全力解決，身後十年二十年，管不了那麼多，根本不管。

所以日式這種戰略思維帶有特別注意眼前的區域性情況判斷，缺乏遠視，長遠的視角，它甚至沒有。歷史上日本善於向西方學習，為何偏偏沒有學習“戰略觀”？

日本明治時期哲學家中江兆民在《一年有半》裡說了這麼一句話：“中國日本從古至今未有哲學。”中江在19世紀就曾感嘆日本人缺乏“獨創的哲學”，因此“不論做什麼事情，都沒有深沉和遠大的抱負，而不免流於淺薄”！

日本人有不少人獲得了諾貝爾獎，工程的、技術的、電氣的各種理論的都有，文學的也有，但是日本沒有哲學家，尤其叫哲學家、思想家，不僅影響日本、影響東方的沒有。

像中國的孔孟、程朱理學，還有中國的唐詩宋詞，中國的文化的影響，而且我們古往今來一派的，全世界不管東方西方都有這樣一個論調，就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沒有哲學，太淺薄了，這個國家、這個民族沒有哲學不可能有長遠的追求。

日本是個很注重細節的民族，日本民族受益於細微之處良多，但過於注重細小，使日本人容易忽視大局，以致在小事上很精明，大事上不高明。正是因為沒有大局觀才導致日本民族性狹隘的一面。

狹隘性在日本右翼分子身上表現得尤其明顯。可以說，日本右翼勢力歪曲歷史、否認侵略的醜惡言行，已成為日本走向世界、走向未來的一大障礙！！

這個問題，要分三步來說：首先要基本瞭解哲學是什麼？其次再來說說日本的共性和個性問題，最後再分析為何日本沒有真正哲學大家？

首先 什麼是哲學？

哲學：就是關於"世界觀"的學說、也是社會意識形態之一。

"哲學"是有嚴密邏輯系統的"宇宙觀"，它研究宇宙的性質、宇宙內萬事萬物演化的總規律、人在宇宙中的位置等等一些很基本的問題。

"哲學"就是元知識、元理學，即所謂大道至簡。哲學任務就是對現實世界進行元理層面的把握，把多綜合為一或把一區分為多，一和多都是元理。

"哲學"是有嚴密邏輯系統的宇宙觀，它研究宇宙的性質、宇宙內萬事萬物演化的總規律、人在宇宙中的位置等等一些很基本的概念。

馮友蘭在《中國哲學簡史》中提出自己的哲學定義：“就是對於人生的有系統的反思思想”。

哲學的定義一直存有"爭議"，這個領域隨著歷史而不斷地擴張，且根據不同的時代對不同的問題興趣而改變著。一般認同哲學是一種方法，而不是一套主張、命題或理論。哲學的研究是基於理性的思考，尋求能做出經過審視的假設且不跳脫信念或者只是純粹的類推。不同的哲學家對推理的本質有不同的想法。

"中外哲學"的產生皆起源於"疑問"！那麼哲學定義的爭議也是哲學本源問題了！

其次 日本的共性和個性：

日本地處西太平，是一個群島國家，領土主要由北海道、本州、四國、九州四個大島組成+3000多個離島組成，人口大約1億2千萬，島上資源匱乏。

由於特殊的地理和歷史形成，加上古代交通不便，航海技術差。造成日本人的視角狹隘、偏安一隅。加之資源稀缺，經濟發展遲滯，生活貧困。社會發展主要靠少量的貿易和海盜搶劫為主。

近代的日本，透過明治維新，效仿西方的工業化革命，經濟迅速大發展。由於軍事快速崛起，透過侵略戰爭尤其是對中國的殖民，掠奪迅速積累財富，這又反向促進工業化的加速！日本成了近現代的工業化強國！

然發展畢竟就是最近200年的事情，和中國以及其他文明幾千年相比，就是"靈光一閃"，也和哲學這個宏觀的"宇宙觀"的形成有一定的距離！

最後 由於上述大的背景和歷程，導致日本人"心胸狹隘、自私自利"，處處強調自我為中心，缺少宏觀、高度、大視野。

日本戰術投機分子多，但是戰略家很難形成！

其沒有形成哲學的地理、物理、思維的條件和過程，造成日本哲學和戰略的缺失！

基督教的教義哲學:三位一體是日本國沒有滴。

佛教的輪迴轉世哲學日本國也沒有的。

道教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天地分五行:相害相利，相生相剋的哲學日本國沒有。

儒教的君臣，夫婦的哲學日本國沒有。

話說回頭日本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不少！

世界的哲學只有東西方之間的博弈，中國哲學講的是天人合一，西方哲學講的是天人二分。

日本沒有哲學，日本人思想上重感覺、輕抽象、重經驗、輕思辨、重學習模仿。日本除皇族以外分為，如、武、農、工、商，和賤民，因此日本人創造了大和民族精神，讓華人能有共同的信仰。

兩種哲學的碰撞中，日本人明治維新學習了西方，這不等於中國文化沒有影響他們。

希臘哲學和羅馬哲學，提倡的是絕對信仰要求哲學服從神學，早期的基督教雖有虔誠的信仰，卻沒有系統的說服力，迫於傳播發展不得不轉而利用哲學。

愛因斯坦說：哲學是科學之母！西方哲學主張天人二分，即，人可以改變自然征服自然，可改變可分離，求真、辯證、真理、這樣恰恰說明近代西方科技工業發展迅速的原因，因為哲學指引了所有科學的方向。

然而，東方哲學天人合一，追求的是與自然的關係，天人合一也是儒家思想的根本。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也是世界的根本，全球範圍關注氣候變暖，保護環境愛護我們人類唯一的家園，這和我們的哲學天人合一的思想不謀而合……

日本的民族精神到底是什麼？試從其歷史中尋找。 　　自視為天照大神之後裔的大和氏族被現代日本奉為祖先，其在公元前7世紀，獲得日本列島的主要控制權。日本自己的歷史書，為了愛國主義的需要，把所謂帝國的誕生日，由公園7世紀，提前到這個大和氏族第一個天皇，即“神武天皇”(可能是子虛烏有的)在九州開始統治日本的公元前7世紀，並由此認為日本人是神的後裔。古代日本是萬物有靈論，由此產生的日本本土宗教為“神道”。 　　日本的歷史演變，三次受到外來文化的衝擊。第一次是中國的盛唐文化的衝擊。這次衝擊迫使日本以“大化改新詔書”為標誌和發端，全面照搬中國唐朝制度，而導致了所謂日本帝國的真正誕生。這是一次抱負不凡，雄心勃勃的激進改革，是要在日本許多地方還停留在新石器時代的相當原始的社會形態上，強行嫁接一個文化發達而產生出來的統治制度。這次改革被後來的歷史證明是不成功的。儒家文化對社會的約束力不像其在中國大陸顯示的那樣有效，日本內亂不止。這次激進改革有兩點特別值得注意：一是日本天皇的權威不是被削弱而是被加強。中國視皇帝為人，受命於天，替天行道，但日本視天皇本身即是神，且萬世一系。二是由於天皇作為神的權威不可侵犯，專權者就不能廢除天皇，只好假借天皇之名統治國家，這樣就形成了“間接統治”機制。這個“間接統治”，為日本人的自主創新，成為實際政治制度，為1000年後對接英國的君主立憲制，無意中作了事先的準備。 　　天皇是神，其權威不可侵犯、不可動搖，這是直至所謂日本帝國實際建立以來，日本文化和文明的顯著特色，也是其民族精神的一足。另一足是帝國確立後直到德川家族退出統治這一歷史時期形成的武士道精神。其在天皇的精神外殼裡注入了物質的核心，使日本民族精神完成了從形式到內容的合一，從精神到物質的最終打造。完成這個過程的是三位殘酷無情的日本武將：織田信長，豐臣秀吉，德川家康。豐臣秀吉繼承織田信長未竟的事業，完成了國家的統一，建立了強有力的中央集權制。德川家康則保持了豐臣秀吉的成果，併發揚光大，為日本提供了兩個半世紀的長治久安和日本民族精神的另外兩個重要元件：團結和紀律。這兩個元件確保了1867-1868年的激進的明治維新得以用極小的代價完成，避免了十分劇烈的社會震盪。 　　日本歷史演變遭遇到的第二次衝擊是19世紀中葉來自西方。這次衝擊導致了明治維新。德川家族退出日本歷史舞臺時，日本政治文化實現的是一種雙重政治體制，即天皇為國家象徵，不實際參加國家管理，武人效忠天皇，實際掌握國家權力。這個“間接統治”的雙重結構是日本傳統文化的精髓，也是日本民族精神的堅實核心。然而，正是這個獨創的古老的傳統，與現代憲政民主的訴求，在形式上不謀而合。所以1867-1868年明治維新發生時，君主立憲制自然而然成為了日本朝野一致的選擇。 　　主導明治維新的是前大名和武士，他們主持引入君主立憲制，並起草了日本憲法。這決定了明治維新實際上只是一次政治制度形式上的轉變，已然形成的日本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卻得到了實質上的保全；憲法裡雖然包含了西方政治制度的術語，也採用了兩院制國會，但精神和功能上，還是傳統的。明治維新政府實質上具有明確的獨裁專制性質，所以明治維新是“新瓶裝舊酒”。憲政只是變革的一種手段，其目的是要建立一支現代化的軍隊。這個目的很快達到：一支英國模式的海軍和德國模式的陸軍得以建立。明治維新後，新日本的思想和觀念都還是舊日本的，武士道精神的忠貞不渝由原來的對領主而轉變為對現代國家，變成強烈的愛國主義，天皇依然充當著民族團結的象徵和共同獻身的目標。古老的傳說和神道教都被翻出來，以激勵愛國主義的情感和對日本人類使命的信仰；二戰前，日本軍人依然竭力主張效忠天皇，堅稱日本起源於神，比其他民族優越，因而有權將統治擴充套件到其他地區，都還是這種情感和信仰的表現和延伸。 　　這樣，所謂日本的傳統文化價值體系，民族精神就都清楚明瞭。天皇為國家象徵，武人管理國家；民眾，包括管理國家的武人，要絕對效忠天皇，效忠國家，只要需要，就要為天皇，為國家犧牲自己，甚至全家；國家永遠在自己和家族之上，當不能為天皇和國家保全自己的生命的危機出現時，必須切腹自殺，這樣的犧牲具有神聖的價值。可以說，日本傳統文化和價值體系在明治維新之前已經最終形成，民族精神得以樹立；明治維新以及其後發生的一切，與其說是日本接受西方文化的影響，不如說是日本傳統文化和價值體系接受西方世界的挑戰和主動挑戰西方世界。這個挑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以武力挑戰美國而達到頂點。挑戰失敗並導致了日本歷史演變第三次受到外來文化的衝擊，其結果是所謂的和平憲法和一個功能不健全的國家，例如沒有軍隊，沒有對外戰爭權。 　　二戰後，日本無條件投降，卻堅決要求保留其基本國體，即天皇制。名義上的無條件變成實質上的有條件。這個唯一被日本堅持又被戰勝國接受的“條件”證明了日本的政治家的遠見和對國家民族的使命感：不管天皇怎麼有錯，無能，把日本帶到了戰爭的災難中，他們不發怨恨，堅決維護天皇的地位；只要天皇還在，國家即使成了廢墟，國家的精神就還在，國家的魂魄就還在；條件稍微具備，這個精神，魂魄就轉化為物質實體，轉化為實實在在的現代國家形態，剩下的只不過是政治運作的問題。這樣靖國神社就成了政治運作層面上最核心也是最微妙的問題。日本人理所當然的認為，對外作戰的軍人是在為天皇而戰，就是在為國家為民族而戰，陣亡者是在為國家捐軀，不論其他人怎麼說，自己民族的人們，都必須尊重這些捐軀者；只要安撫好，善待，不忘這些捐軀者，這個國家，這個民族，就會有實際的力量。因為天皇是日本的精神、魂魄，武士才是日本的軀體，是日本的實際力量所在。 　　這樣，我們就瞭解了為什麼不管受害國怎麼強烈抗議，小泉都要冒天下之大不韙，決意參拜靖國神社。小泉看似激進卻是一個極端保守主義者，他在以個人的身家性命最大限度維護以上提到的日本傳統文化和價值觀，日本民族精神。這如同布什。布什的伊拉克戰爭和其他許多重大行動，看似激進但實際是在最大限度維護美國所謂“民主自由”的傳統價值系統，並努力在世界範圍內推銷這個價值體系，從而最大限度擴張美國的國家利益。小泉參拜靖國神社，實質的動機和他的幾個前任是一致的，那就是申張日本傳統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

首先研究日本的自然條件，是因為日本民族所處的這一獨特的自然環境從根本上決定了日本民族的自然觀，而一個民族獨特的自然觀勢必向這個民族的其他意識形態滲透，而這些意識形態交叉作用所聚結的影響力，甚至可以規定一個民族的審美情趣。日本民族的自然觀的核心思想是“萬物有靈論”和“天人合一論”。首先，日本列島多姿多彩的絢麗風光使得日本人陶醉於其中，使得古代的日本人認為只有神的國度才有如此美境，認為日本是神所生產的國度，認為日本的山山水水、大地萬物都是神的產物，都承接著神的靈氣，即萬物有靈。這一點在《古事記》中可以得到證明。與此同時，大量的自然災害又使得日本人感到生命受到嚴重的壓抑，颱風、火山、地震這些自然災害因其不可征服而施於日本人以崇高感。

自視為天照大神之後裔的大和氏族被現代日本奉為祖先，其在公元前7世紀，獲得日本列島的主要控制權。日本自己的歷史書，為了愛國主義的需要，把所謂帝國的誕生日，由公園7世紀，提前到這個大和氏族第一個天皇，即“神武天皇”(可能是子虛烏有的)在九州開始統治日本的公元前7世紀，並由此認為日本人是神的後裔。古代日本是萬物有靈論，由此產生的日本本土宗教為“神道”。 日本的歷史演變，三次受到外來文化的衝擊。第一次是中國的盛唐文化的衝擊。這次衝擊迫使日本以“大化改新詔書”為標誌和發端，全面照搬中國唐朝制度，而導致了所謂日本帝國的真正誕生。這是一次抱負不凡，雄心勃勃的激進改革，是要在日本許多地方還停留在新石器時代的相當原始的社會形態上，強行嫁接一個文化發達而產生出來的統治制度。這次改革被後來的歷史證明是不成功的。儒家文化對社會的約束力不像其在中國大陸顯示的那樣有效，日本內亂不止。這次激進改革有兩點特別值得注意：一是日本天皇的權威不是被削弱而是被加強。中國視皇帝為人，受命於天，替天行道，但日本視天皇本身即是神，且萬世一系。二是由於天皇作為神的權威不可侵犯，專權者就不能廢除天皇，只好假借天皇之名統治國家，這樣就形成了“間接統治”機制。這個“間接統治”，為日本人的自主創新，成為實際政治制度，為1000年後對接英國的君主立憲制，無意中作了事先的準備。 天皇是神，其權威不可侵犯、不可動搖，這是直至所謂日本帝國實際建立以來，日本文化和文明的顯著特色，也是其民族精神的一足。另一足是帝國確立後直到德川家族退出統治這一歷史時期形成的武士道精神。其在天皇的精神外殼裡注入了物質的核心，使日本民族精神完成了從形式到內容的合一，從精神到物質的最終打造。完成這個過程的是三位殘酷無情的日本武將：織田信長，豐臣秀吉，德川家康。豐臣秀吉繼承織田信長未竟的事業，完成了國家的統一，建立了強有力的中央集權制。德川家康則保持了豐臣秀吉的成果，併發揚光大，為日本提供了兩個半世紀的長治久安和日本民族精神的另外兩個重要元件：團結和紀律。這兩個元件確保了1867-1868年的激進的明治維新得以用極小的代價完成，避免了十分劇烈的社會震盪。 日本歷史演變遭遇到的第二次衝擊是19世紀中葉來自西方。這次衝擊導致了明治維新。德川家族退出日本歷史舞臺時，日本政治文化實現的是一種雙重政治體制，即天皇為國家象徵，不實際參加國家管理，武人效忠天皇，實際掌握

日本的民族精神到底是什麼？試從其歷史中尋找。 自視為天照大神之後裔的大和氏族被現代日本奉為祖先，其在公元前7世紀，獲得日本列島的主要控制權。日本自己的歷史書，為了愛國主義的需要，把所謂帝國的誕生日，由公園7世紀，提前到這個大和氏族第一個天皇，即“神武天皇”(可能是子虛烏有的)在九州開始統治日本的公元前7世紀，並由此認為日本人是神的後裔。古代日本是萬物有靈論，由此產生的日本本土宗教為“神道”。 日本的歷史演變，三次受到外來文化的衝擊。第一次是中國的盛唐文化的衝擊。這次衝擊迫使日本以“大化改新詔書”為標誌和發端，全面照搬中國唐朝制度，而導致了所謂日本帝國的真正誕生。這是一次抱負不凡，雄心勃勃的激進改革，是要在日本許多地方還停留在新石器時代的相當原始的社會形態上，強行嫁接一個文化發達而產生出來的統治制度。這次改革被後來的歷史證明是不成功的。儒家文化對社會的約束力不像其在中國大陸顯示的那樣有效，日本內亂不止。這次激進改革有兩點特別值得注意：一是日本天皇的權威不是被削弱而是被加強。中國視皇帝為人，受命於天，替天行道，但日本視天皇本身即是神，且萬世一系。二是由於天皇作為神的權威不可侵犯，專權者就不能廢除天皇，只好假借天皇之名統治國家，這樣就形成了“間接統治”機制。這個“間接統治”，為日本人的自主創新，成為實際政治制度，為1000年後對接英國的君主立憲制，無意中作了事先的準備。 天皇是神，其權威不可侵犯、不可動搖，這是直至所謂日本帝國實際建立以來，日本文化和文明的顯著特色，也是其民族精神的一足。另一足是帝國確立後直到德川家族退出統治這一歷史時期形成的武士道精神。其在天皇的精神外殼裡注入了物質的核心，使日本民族精神完成了從形式到內容的合一，從精神到物質的最終打造。完成這個過程的是三位殘酷無情的日本武將：織田信長，豐臣秀吉，德川家康。豐臣秀吉繼承織田信長未竟的事業，完成了國家的統一，建立了強有力的中央集權制。德川家康則保持了豐臣秀吉的成果，併發揚光大，為日本提供了兩個半世紀的長治久安和日本民族精神的另外兩個重要元件：團結和紀律。這兩個元件確保了1867-1868年的激進的明治維新得以用極小的代價完成，避免了十分劇烈的社會震盪。 日本歷史演變遭遇到的第二次衝擊是19世紀中葉來自西方。這次衝擊導致了明治維新。德川家族退出日本歷史舞臺時，日本政治文化實現的是一種雙重政治體制，即天皇為國家象徵，不實際參加國家管理，武人效忠天皇，實際掌握國家權力。這個“間接統治”的雙重結構是日本傳統文化的精髓，也是日本民族精神的堅實核心。然而，正是這個獨創的古老的傳統，與現代憲政民主的訴求，在形式上不謀而合。所以1867-1868年明治維新發生時，君主立憲制自然而然成為了日本朝野一致的選擇。 主導明治維新的是前大名和武士，他們主持引入君主立憲制，並起草了日本憲法。這決定了明治維新實際上只是一次政治制度形式上的轉變，已然形成的日本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卻得到了實質上的保全；憲法裡雖然包含了西方政治制度的術語，也採用了兩院制國會，但精神和功能上，還是傳統的。明治維新政府實質上具有明確的獨裁專制性質，所以明治維新是“新瓶裝舊酒”。憲政只是變革的一種手段，其目的是要建立一支現代化的軍隊。這個目的很快達到：一支英國模式的海軍和德國模式的陸軍得以建立。明治維新後，新日本的思想和觀念都還是舊日本的，武士道精神的忠貞不渝由原來的對領主而轉變為對現代國家，變成強烈的愛國主義，天皇依然充當著民族團結的象徵和共同獻身的目標。古老的傳說和神道教都被翻出來，以激勵愛國主義的情感和對日本人類使命的信仰；二戰前，日本軍人依然竭力主張效忠天皇，堅稱日本起源於神，比其他民族優越，因而有權將統治擴充套件到其他地區，都還是這種情感和信仰的表現和延伸。 這樣，所謂日本的傳統文化價值體系，民族精神就都清楚明瞭。天皇為國家象徵，武人管理國家；民眾，包括管理國家的武人，要絕對效忠天皇，效忠國家，只要需要，就要為天皇，為國家犧牲自己，甚至全家；國家永遠在自己和家族之上，當不能為天皇和國家保全自己的生命的危機出現時，必須切腹自殺，這樣的犧牲具有神聖的價值。可以說，日本傳統文化和價值體系在明治維新之前已經最終形成，民族精神得以樹立；明治維新以及其後發生的一切，與其說是日本接受西方文化的影響，不如說是日本傳統文化和價值體系接受西方世界的挑戰和主動挑戰西方世界。這個挑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以武力挑戰美國而達到頂點。挑戰失敗並導致了日本歷史演變第三次受到外來文化的衝擊，其結果是所謂的和平憲法和一個功能不健全的國家，例如沒有軍隊，沒有對外戰爭權。 二戰後，日本無條件投降，卻堅決要求保留其基本國體，即天皇制。名義上的無條件變成實質上的有條件。這個唯一被日本堅持又被戰勝國接受的“條件”證明了日本的政治家的遠見和對國家民族的使命感：不管天皇怎麼有錯，無能，把日本帶到了戰爭的災難中，他們不發怨恨，堅決維護天皇的地位；只要天皇還在，國家即使成了廢墟，國家的精神就還在，國家的魂魄就還在；條件稍微具備，這個精神，魂魄就轉化為物質實體，轉化為實實在在的現代國家形態，剩下的只不過是政治運作的問題。這樣靖國神社就成了政治運作層面上最核心也是最微妙的問題。日本人理所當然的認為，對外作戰的軍人是在為天皇而戰，就是在為國家為民族而戰，陣亡者是在為國家捐軀，不論其他人怎麼說，自己民族的人們，都必須尊重這些捐軀者；只要安撫好，善待，不忘這些捐軀者，這個國家，這個民族，就會有實際的力量。因為天皇是日本的精神、魂魄，武士才是日本的軀體，是日本的實際力量所在。 這樣，我們就瞭解了為什麼不管受害國怎麼強烈抗議，小泉都要冒天下之大不韙，決意參拜靖國神社。小泉看似激進卻是一個極端保守主義者，他在以個人的身家性命最大限度維護以上提到的日本傳統文化和價值觀，日本民族精神。這如同布什。布什的伊拉克戰爭和其他許多重大行動，看似激進但實際是在最大限度維護美國所謂“民主自由”的傳統價值系統，並努力在世界範圍內推銷這個價值體系，從而最大限度擴張美國的國家利益。小泉參拜靖國神社，實質的動機和他的幾個前任是一致的，那就是申張日本傳統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

日式戰略思維帶有很大的特點，特別重視眼前，眼前發生的問題集中全力解決，身後十年二十年，管不了那麼多，根本不管。

所以日式這種戰略思維帶有特別注意眼前的區域性情況判斷，缺乏遠視，長遠的視角，它甚至沒有。歷史上日本善於向西方學習，為何偏偏沒有學習“戰略觀”？

日本明治時期哲學家中江兆民在《一年有半》裡說了這麼一句話：“中國日本從古至今未有哲學。”中江在19世紀就曾感嘆日本人缺乏“獨創的哲學”，因此“不論做什麼事情，都沒有深沉和遠大的抱負，而不免流於淺薄”！

日本人有不少人獲得了諾貝爾獎，工程的、技術的、電氣的各種理論的都有，文學的也有，但是日本沒有哲學家，尤其叫哲學家、思想家，不僅影響日本、影響東方的沒有。

像中國的孔孟、程朱理學，還有中國的唐詩宋詞，中國的文化的影響，而且我們古往今來一派的，全世界不管東方西方都有這樣一個論調，就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沒有哲學，太淺薄了，這個國家、這個民族沒有哲學不可能有長遠的追求。

日本是個很注重細節的民族，日本民族受益於細微之處良多，但過於注重細小，使日本人容易忽視大局，以致在小事上很精明，大事上不高明。正是因為沒有大局觀才導致日本民族性狹隘的一面。

狹隘性在日本右翼分子身上表現得尤其明顯。可以說，日本右翼勢力歪曲歷史、否認侵略的醜惡言行，已成為日本走向世界、走向未來的一大障礙！！

這個問題，要分三步來說：首先要基本瞭解哲學是什麼？其次再來說說日本的共性和個性問題，最後再分析為何日本沒有真正哲學大家？

首先 什麼是哲學？

哲學：就是關於"世界觀"的學說、也是社會意識形態之一。

"哲學"是有嚴密邏輯系統的"宇宙觀"，它研究宇宙的性質、宇宙內萬事萬物演化的總規律、人在宇宙中的位置等等一些很基本的問題。

"哲學"就是元知識、元理學，即所謂大道至簡。哲學任務就是對現實世界進行元理層面的把握，把多綜合為一或把一區分為多，一和多都是元理。

"哲學"是有嚴密邏輯系統的宇宙觀，它研究宇宙的性質、宇宙內萬事萬物演化的總規律、人在宇宙中的位置等等一些很基本的概念。

馮友蘭在《中國哲學簡史》中提出自己的哲學定義：“就是對於人生的有系統的反思思想”。

哲學的定義一直存有"爭議"，這個領域隨著歷史而不斷地擴張，且根據不同的時代對不同的問題興趣而改變著。一般認同哲學是一種方法，而不是一套主張、命題或理論。哲學的研究是基於理性的思考，尋求能做出經過審視的假設且不跳脫信念或者只是純粹的類推。不同的哲學家對推理的本質有不同的想法。

"中外哲學"的產生皆起源於"疑問"！那麼哲學定義的爭議也是哲學本源問題了！

其次 日本的共性和個性：

日本地處西太平，是一個群島國家，領土主要由北海道、本州、四國、九州四個大島組成+3000多個離島組成，人口大約1億2千萬，島上資源匱乏。

由於特殊的地理和歷史形成，加上古代交通不便，航海技術差。造成日本人的視角狹隘、偏安一隅。加之資源稀缺，經濟發展遲滯，生活貧困。社會發展主要靠少量的貿易和海盜搶劫為主。

近代的日本，透過明治維新，效仿西方的工業化革命，經濟迅速大發展。由於軍事快速崛起，透過侵略戰爭尤其是對中國的殖民，掠奪迅速積累財富，這又反向促進工業化的加速！日本成了近現代的工業化強國！

然發展畢竟就是最近200年的事情，和中國以及其他文明幾千年相比，就是"靈光一閃"，也和哲學這個宏觀的"宇宙觀"的形成有一定的距離！

最後 由於上述大的背景和歷程，導致日本人"心胸狹隘、自私自利"，處處強調自我為中心，缺少宏觀、高度、大視野。

日本戰術投機分子多，但是戰略家很難形成！

其沒有形成哲學的地理、物理、思維的條件和過程，造成日本哲學和戰略的缺失！

基督教的教義哲學:三位一體是日本國沒有滴。

佛教的輪迴轉世哲學日本國也沒有的。

道教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天地分五行:相害相利，相生相剋的哲學日本國沒有。

儒教的君臣，夫婦的哲學日本國沒有。

話說回頭日本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不少！

世界的哲學只有東西方之間的博弈，中國哲學講的是天人合一，西方哲學講的是天人二分。

日本沒有哲學，日本人思想上重感覺、輕抽象、重經驗、輕思辨、重學習模仿。日本除皇族以外分為，如、武、農、工、商，和賤民，因此日本人創造了大和民族精神，讓華人能有共同的信仰。

兩種哲學的碰撞中，日本人明治維新學習了西方，這不等於中國文化沒有影響他們。

希臘哲學和羅馬哲學，提倡的是絕對信仰要求哲學服從神學，早期的基督教雖有虔誠的信仰，卻沒有系統的說服力，迫於傳播發展不得不轉而利用哲學。

愛因斯坦說：哲學是科學之母！西方哲學主張天人二分，即，人可以改變自然征服自然，可改變可分離，求真、辯證、真理、這樣恰恰說明近代西方科技工業發展迅速的原因，因為哲學指引了所有科學的方向。

然而，東方哲學天人合一，追求的是與自然的關係，天人合一也是儒家思想的根本。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也是世界的根本，全球範圍關注氣候變暖，保護環境愛護我們人類唯一的家園，這和我們的哲學天人合一的思想不謀而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