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精通梵文和多種西域古代語言。更有盛傳其通曉包括英、法、德、俄、西班牙、日、蒙、阿拉伯、梵、巴利、突厥、波斯、匈牙利、滿、藏、希伯來、拉丁、希臘、回鶻、吐火羅、西夏、北韓、印地、暹羅等20餘種語言。

陳寅恪對歷史語言學和“死文字”的運用，並非專注於通曉語言本身，更非是將學習外族文字作為奇巧淫技式的學問展示，他更多的還是借用語言為輔助工具，其學問的核心關照，還是海內文明、中土史地。

陳寅恪先生治學最大的特點是歷史語言學的運用和發揮。在西方歷史語言學派的影響下，他利用自己熟悉多門語言的優勢，對中外文資料進行比較研究，並在歷史研究中引入文化史學觀點，提升了史學研究的視野和境界。例如在《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他睿智地指出種族與文化問題是研究中古史最重要的關鍵。在民族融合與文化整合關係上，他提出“北朝胡漢之分，在文化而不在種族”的論點。這對背書中華民族的融合與發展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

其次，陳寅恪繼承了清代乾嘉學者治史中重證據、重事實的實證精神，又吸取西方的“歷史演進法”，即從事物的動態演化和聯絡考察歷史，探究史料，運用這種中西結合的考證比較方法，對一些資料進行追問。而且在這個基礎上，注意對史實的綜合分析。在繼承傳統的前提下，陳寅恪對考據方法加以創新，形成了他獨具特色的新考據方法。這種新考據方法即“詩史互證”與比較的方法。陳寅恪先生晚年所著《柳如是別傳》是陳寅恪“詩史互證”的力作，此書透過箋釋錢謙益、柳如是的詩文，系統論述了明末清初的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陳寅恪“詩史互證”方法的運用，既是對史料範圍的擴充套件，也是對考據方法的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