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想透過辦一屆奧運會來實現日本再一次的經濟騰飛或者日本在國際上的地位和影響力，1964年東京奧運會是日本實現東亞大國的一次里程碑，藉此想洗刷日本軍國主義侵略戰爭的侵略本性，以經濟大國形象來換取對亞洲國家的新形象，64年奧運會後日本經濟騰飛，日本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進步，但天不遂人願，2020年東京奧運會遇到新冠疫情全球爆發，看來日本想借奧運會進一步騰飛的願望會落空，實現自己經濟、政治、軍事、世界影響力的大國也不會實現

日本前首相森喜朗因發表涉嫌歧視女性言論而被迫辭去日本奧組委主席之職，這一事件最近引發日本政壇一場小規模地震。這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奧運”對菅義偉政府及當前日本政治的敏感度和重要性。

第一，奧運已成菅義偉政府執政合法性的一種象徵。2020年9月中旬上任以來，成功舉辦東京奧運會就成為日本國民對菅義偉政府的主要期待之一，而後者也將東京奧運會定位為其“臨危受命”的主要任務，希望依託成功舉辦東京奧運會扭轉疫情對日本國家造成的負面效應和日本經濟的持續頹勢。菅義偉2021年新年祝詞和在國會發表的施政演說中，抗擊疫情和舉辦奧運會均是頻繁出現的詞彙。

誓保東京奧運順利舉辦成為事關菅政府未來政治生命的重要風向標。東京奧運會若因疫情或政治鬥爭等因素取消或再度延期，必將影響菅政府的執政地位和政治穩固。但如果東京奧運會成功舉辦，則菅政府在日本政壇的政治地位及政權穩固度均將提升，對9月份的自民黨黨首選舉及首相連任等均可產生正面影響。鑑於此，菅義偉政府在奧運問題上想放手一搏，不允許“奧運問題”再有閃失。

在此背景下，森喜朗不當言論事件發生後，儘管包括菅義偉在內多名政治人士曾想力保，但迫於形勢和民意壓力，最終做出以換人來“滅火”的無奈之舉，試圖在短時間內將負面影響壓縮到最小。不僅如此，在新奧組委主席和新奧運相人選問題上，菅義偉政府的選擇也頗謹慎小心，同時選擇兩名女性出任，目的就是希望直接回應國民的批評和呼聲，並顯示對女性的尊重和重視。

第二，奧運成為菅政府拯救日本經濟為數不多的依託之一。日本2020年GDP同比下跌4.8%，是11年來首次負增長，也是有GDP統計以來僅次於2009年的第二大降幅。雖有疫情因素影響，這一資料還是被認為反映了“安倍經濟學”所創造的長期景氣繁榮的結束，這更對“菅經濟學”發起了挑戰。

眼下，疫情對“菅經濟學”仍造成極大不確定性。受其影響，政府旅遊支援專案被迫暫停，日本旅遊業再度迎來低潮期。不僅如此，日本國內製造業及服務業的復甦情況也不理想，始終沒能恢復至疫情前的水平。在全球經濟仍面臨巨大衰退挑戰的情況下，這對作為外向型經濟體的日本經濟而言，顯然不是利好訊息。鑑於此，舉辦奧運會就成為菅政府的經濟“押寶”，期待奧運會產生直接和間接經濟效應能幫日本走出泡沫經濟崩潰的陰霾。但客觀而言，疫情背景下的奧運經濟效應可能相當有限，藉助奧運來解決眾多經濟問題的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

第三，奧運也是菅義偉政府外交政策的核心詞。在1月的達沃斯對話會、近期的G7峰會以及其他不同重要外交場合，東京奧運會始終是菅政府高官提及的關鍵詞。高調宣傳奧運、擴大奧運外交輻射範圍，業已成為日本外交的主要方向和重要抓手。對於擅長使用經濟外交的日本而言，奧運外交的重要性和可操作性可謂廣闊，而且更容易產生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菅政府絕不願失去東京奧運會這一重要機會，尤其後者還被寄望幫助其朝著實現“政治大國”的夢想更近一步

奧林匹克運動經歷了一百多年的發展，已遠遠超越了體育範疇，成為世界大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世界各國充分利用奧運會這一國際舞臺展示國家的綜合國力、科技實力、文化魅力、經濟實力，並以此促進國家、民族及人之間的相互溝通和交流。作為奧林匹克運動週期性與高潮性的活動內容，奧運會對提升國家國際地位和聲望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這也是各國爭辦奧運會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