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奧威爾的《動物莊園》只是粗略一看，不敢妄評。

簡談體會：

一、動物的性格，形象，作為在特定的環境下形成了類人類社會，並把人類社會的糟糠一面透過不同的形式表現了出來。

二、動物透過不同的性格及表現力對應了人類社會中不同的角色分工，有的像企業家有的如政治家。

三、一群動物從人類手中爭取自由，並在最終成為了爾虞我詐的心態。我理解為想封建王朝的更迭一樣，成功後便忘記了奮鬥的本質。

四、著作的時間在二戰結束後。我的理解是作者意圖透過動物化的方式提醒當政者不要重蹈覆轍，將得來不易的勝利果實再次葬送。

我自己的觀點，奧威爾本人一直反對專制，倡導和平，而他本人也曾在戰爭中受過重傷，他被稱為“一代人的冷峻良心”，有著強烈地社會責任感，《1984》是他對未來人類社會的擔憂和批判，也象徵著他對和平與民主的嚮往。

動物莊園》作為一部寓言小說，作者所真切感受到的是，所謂的平等、自由實在是有限的、相對的、短暫的，

我們從哪裡來，要到哪裡去，我們是誰

這兩本書都是對人類社會深刻的思考。

都是在詮釋我們從哪裡來，我們到哪裡去，我是誰這一問題。

1984講的是虛擬的未來社會，動物莊園講的動物社會，但目標都是直指人類社會。

話題比較敏感，繞著彎說說。

人之所以為人，是因為人有基本的價值和權利。人權宣言和美國自由大憲章，都是對人權的很好啟蒙和保護。

人最重要的是要有思想。

把人看作螺絲釘，有時候是很不人道的。因為我們是人，個性天然差異，所以人人皆不同。但是螺絲釘，一沒有思想，二沒有差別，跟人性背道而馳。

而我們這個社會，有思想的又有幾個。很多人僅僅為了活著，就付出了一生的努力。像螻蟻一樣，為了活著，忙碌而卑微，苟且而可悲，根本沒有時間，精力和文化素養去思考。物質可能是他的一切。

有了思想，就會反思，就會主張權利，社會事件就會發生。這並不是所有的統治者都願意看到的。想想，作為家長，我們對孩子說的最多的就是你要聽話。作為老師，不一定喜歡老實本分的孩子，但一定討厭有想法調皮搗蛋的孩子。

當普羅大眾大都沒有思想的時候，喚醒他們的意識也是很難的。

有句話說的很好，你的腳下就是你的祖國，你怎麼樣，國家便怎麼樣。你是什麼，國家便是什麼。你有了光明，國家就不會黑暗。你就是中國。

這兩本書都是開智之書，願有更多的人看過並思考過。

天，總會亮的。

用一句話評價就是：遊走於政治與藝術之間。

《動物莊園》和《1984》是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踐行其"反對極權主義、捍衛民主社會主義"主張的兩部個人代表作。這兩部小說將政治主題有機地融合在藝術寫作之中，既有思想性，又有藝術性，是典型的優秀政治小說。在作者奧威爾看來，"脫離政治的作品不過是隔靴搔癢，缺乏歷史的厚重性。"事實上，奧威爾把政治小說的寫作當做了一種藝術，而這絕非易事。它很容易滑向兩種極端——要麼過於政治化，生硬灌輸思想主張和意識形態，枯燥乏味而達不到喚醒意識的初衷；要麼過於藝術化，刻意利用語言的模糊性，採用晦澀離奇的象徵，為文學而文學。但這兩部著作以寓言和虛構的形式，成功地實現了"把政治寫作當成一種藝術"的目標。基於此，本文將主要從在政治內蘊和文學藝術兩大角度的成就，去透視這兩部20世紀偉大的英國文學。

在創作政治寓言小說《動物莊園》之前，奧威爾就已經在其早期作品中表現了將筆下人物進行動物化的傾向。這種描寫在作者的寫作歷程中經歷了從簡單服務於外形描寫到揭示象徵意義的轉變。到後期，他乾脆採用寓言的形式，借動物革命諷喻人類革命，創作了《動物莊園》。

1、 政治內蘊：對希特勒法西斯主義和"俄國神話"的再思考

奧威爾出生在英國殖民地的印度，童年耳聞目睹了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尖銳的衝突。與絕大多數英國孩子不同，他的同情傾向於悲慘的印度人民一邊。20世紀30年代，他參加了西班牙內戰，因屬託洛茨基派（在當時即保皇一派）而遭到排擠，歸國後又屢遭打擊，流亡法國。二戰中，他在英國從事反法西斯宣傳。

《動物莊園》啟筆於1944年，恰逢二戰行將結束、世界一片凋零之際，前有東方"俄國神話"與斯大林"大清洗"的餘波未了，後有德意志民族主義帶來的災難赫然在目。在這部政治諷喻小說中，奧威爾以辛辣的筆觸諷刺了泯滅人性的極權主義社會和追逐權力的政治家們，描述了一場動物革命的醞釀、興起和最終的變質：曼納莊園的動物難以忍受人類主人的壓迫，由兩頭豬——拿破崙和雪球作為領導者，帶領莊園所有的動物起來反抗，趕走了原來的農場主瓊斯，最終實現了動物自己統領莊園的願望。農場隨後即更名為"動物農場"，並且制定了農場的憲法——《七誡》。但不久，在領導者之間便出現了分裂，雪球被拿破崙宣判為革命的敵人，為達到一人獨裁莊園的目的，拿破崙不惜捏造一切虛假證據，散發虛有資訊，利用一切手腕驅逐了雪球這個政敵。擁有了絕對領導權的拿破崙，其特殊待遇不斷增加，最終演變成為和人類完全一樣、有過之而無不及的剝削者。憲法也由原來的《七誡》變為"一誡"——"所有的動物都一律平等，但是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加平等。"

縱觀整場鬥爭後，作者讓讀者感受道德是，其中"所有的動物一律平等"實際上都是有限的、相對的、暫時的，世界上沒有烏托邦式的理想社會。一群"天真無畏"的動物懷著對理想的憧憬，衝出了人類管轄的牢籠，卻又出乎意料地跳入了一個新的陷阱。沒錯，當人類被驅逐了，必然就會有另一個角色來接替管理者這個位置，來承擔管理社會這個任務，因為"只要有聚居，就會有組織和領導"。而拿破崙和雪球，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被歸屬為馬克思·韋伯在《經濟與社會》中所論述的克里斯馬型權威，即人格魅力型領導者。正是在"烏托邦"式美好未來的煽動下，全體動物毅然走上了光輝的革命與建設之路。但是"只要有組織和領導，就會有權力的競爭和決鬥；只要有權力的競爭和決鬥，就會既有文鬥，又有武鬥。因為權力本身就是運用實力的意思"。權力是釋放魔鬼的真正誘因。一方面，從"民眾"來看，動物們希冀透過努力獲取的美好"烏托邦"，最終迎來的卻是極權主義社會。另一方面，從統治者來看，拿破崙的初衷是受到老麥哲一席話的啟發後，為了一個理想的平等社會而革命。可是，在嚐到權力所帶來的甜頭後，潘多拉的魔盒被日益開啟，他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利用各種手段殘害曾經的道友，最終和曾經的敵人——人類沆瀣一氣，壓榨昔日的同胞們，成為不折不扣的極權主義者。

2、 文學藝術："陌生化"理論與"黑色幽默"

"陌生化"理論是什克洛夫斯基形式主義的藝術表現形式之一，即作者使敘事作品的"故事"與"情節"陌生化，注重離題事件的藝術創作，打破對事件的正常組合的一種技巧。透過這種技巧，使事件呈現陌生新奇的狀態，使讀者解讀作者所描寫的情景時，不便於用自身生活經驗去直接解構，從而延長了消解過程。《動物莊園》透過寓言故事的形式，將耳聞目睹的社會歷史和現實，轉換成動物農莊的權力嬗變故事。這在宏觀結構上構築了離奇，使讀者閱讀時，能從故事中讀到人類社會的相似性，卻又不能用慣常的人類歷史事件組合，去構想這個新故事的發展。此外，作者還採用了奇特化語言的方式來強化，以"風車計劃"指"社會革命"，以"七誡"指"綱領"，增強語言符號的可感性，使讀者產生耳目一新的感受，而且讀起來像廣告標語，成為了簡短有力的政治諷刺語言。運用奇特化的事件——動物農莊的極權統治，使讀者接受到的不只是原有的所指，而是一種擴大的所指，從而產生一種極權的印象、悲憤的情緒。再加上擬人化修辭格的運用：拿破崙豬——極權主義者、其他動物——社會中形形色色的人、動物莊園——極權社會，取得了化熟悉為陌生的藝術效果。

"黑色幽默"是20世紀產生於美國的一個重要文學流派，它的正式形成晚於這部著作的誕生，但在這部小說中已充滿這種文學意識。黑色幽默的特點是強調世界的荒謬和社會的瘋狂，描寫環境和人生之間的不協調，表現悲觀絕望的情緒和玩世不恭的態度，在冷漠的、無可奈何的自嘲和嘲他中呈現出一種離奇古怪的"幽默"。從運用輕鬆的筆調緩緩地敘述恐懼與死亡來看，字面上無半點悲憫，是一種冷酷、陌生的含蓄，而引發出無可奈何的一縷縷苦笑。如老馬班傑明，原本是最精明的驢，對於農莊中發生的一切恐怖事件，他看得最清楚，但他卻很少開口說，一副視而不見的避世模樣。從"七誡"的實施和篡改來看，拿破崙根據他的需要，對制度做無休止的、隨心所欲的解釋與修改，就如"二十二條軍規"可以隨意皆解釋一樣。

《1984》的創作在《動物莊園》之後。大多數作家在經歷了多年的奮鬥後，熬出了一定的文學成就，便樂於在當地享受吹捧和名聲。但奧威爾不為財富名聲所動。《動物莊園》在1945年大受歡迎後，他內心的負罪感淹沒了成就感。他陷入自己的內心困局之中：是接受那些閃著金錢的星光的橄欖枝去寫週刊，還是潛下心來去創作更加發人深省的著作？這使他痛苦。而此時，《1984》開始在他腦海有了雛形。最後，他離開倫敦，去了蘇格蘭內赫布里底群島的一個偏遠島嶼——侏羅，於1949年創作了《1984》。

1、政治內蘊："記憶政治"與"反記憶政治"的博弈

《1984》與英國作家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俄國作家扎米亞京的《我們》，並稱為"反烏托邦三部曲"。對於這部臨終前的最後一部作品，作者本人認為並未達到最理想的狀態："我對這本書並不十分滿意，但也不是絕對的失望。我從1943年開始構思，我覺得這是個很好的想法。但是如果我沒有染上肺結核，應該會完成得更好。"

自2013年"稜鏡門"事件披露後，關注《1984》的浪潮再度掀起。後世讀者驚異地發現奧威爾在其中構想的高科技監視與控制人類的未來在當代美國化為了觸手可及的現實。從創作時間以及書名上，我們可以看出作者對時序做了顛倒，在基於對大致1948年前後的社會現實的瞭解上，對1984年進行了"政治預言"和未來構想。作者透過透過主人公溫斯頓的夢境和回憶塑造了兩種對立的記憶空間，即溫斯頓模糊記憶中的事實和大洋邦塑造的虛擬歷史空間。本文姑且將其命名為"記憶政治"和"反記憶政治"。

對過去記憶的重置在《1984》所塑造的社會中成為鞏固政權合法性的重要方式。記憶並非只是簡單的個人化主觀經驗，它是具有"進行時導向"功用的一種重構的工具。由此，大屠殺的創傷記憶、公眾慶典等行為被認為是國家和民間組織參與構建過去、引導未來的社會性活動。在《記憶的政治：民主社會中的轉型正義》中，曾考察了一些由集權統治向民主政治轉型的社會，在二戰後的幾次民主化浪潮中，如何處理政權合法性所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創傷記憶，包括屠殺、暴力恐怖統治等問題。這些轉型中的各國政府和組織根據政治、歷史情況，透過特赦、設立真相委員會等方式鞏固其民主法治統治。所以，"重置過去記憶"這一方式對於從資本主義等級社會向極權統治邁進的大洋邦同樣不可或缺。只不過，前者是努力面對真相，後者是極力掩蓋真相。大洋邦幾乎不存在市民社會，而是對民眾實行點對點控制，因此其人民記憶非社會現實所構建，而是——完全由英社構建。在此意義上，從此謊言也是真理，英社的口號："戰爭是和平，自由是奴役，無知是力量"的強大悖論得以深刻凸顯。

《1984》的主人公溫斯頓被捲入了這個恐怖的政治體系中。他在外圍黨的"真理部"工作，其思想和寫作同樣受政治體系全方位的監視和鉗制。他曾經反對這個體系，因此它透過正反兩種模式的寫作，過著他分裂的人生。在他的工作中，他更改過去的記錄，適應英社的政策。他毀掉他人的成果，自己卻偷偷地地寫，私下裡，用舊日記本和舊筆墨，來記錄真實的歷史。前者是有系統地用官方語言撒謊，後者是用真話熱切地追尋真理。"虛假"和"真實"兩種文體，導致他的情緒矛盾衝突，迫使他進行"雙重思考"，在"記憶政治"與"反記憶政治"遊走，苦苦地維持著自己心中關於錯誤與真理的天平。可在這場博弈中他終究是失敗了，在恐怖的全方位監視下他從一開始就連這小小的平衡都不可能維持。但透過這個心藏勇氣和理想的"反叛"形象，奧威爾給後來的讀者傳遞了一些關於真理的隱秘想法；同時，奧威爾獨立思想的作品，會成為現實社會去偽存真的動力。

2、文學藝術：生活經歷與寫作理念的融合

奧威爾認為對他本人而言，虛構事件很難。他曾跟一個朋友說："我總是把自己的性格強加在敘述者身上。總之，我不是一個真正的小說家。這是以第一人稱寫作的一個重要缺點。"他覺得他應該在作品中充分利用他的每一次經歷。如果不能放在小品文或評論中，就應該放在小說中"榨乾用盡"。基於此，我們可以發現，奧威爾筆下的人物和生活，基本都是自己的化身和生活寫照。

奧威爾的童年大部分都在昂貴的貴族寄宿式學校度過。然而，在高昂收費下，學生卻過著食不果腹的生活，甚至為了半夜兩三點到儲藏室偷些吃的而費盡力氣。更讓奧威爾人壽不了的是這裡骯髒的生活環境。奧威爾記憶中的學校骯髒、陰冷，充滿慘淡的氛圍。將這段回憶和《1984》放在一起閱讀，竟然我們發現這種氛圍與"大洋國"裡的情景如出一轍。當溫斯頓坐在滿是熬白菜味的食堂裡，滿懷厭惡地注視著油膩的餐具、積滿塵垢的縫隙時，我們彷彿看到小奧威爾的影子。

但是，真正使學校生活在他心裡造成陰影的，是在學校中受到的欺壓。這欺壓來自於學校的管理者——威爾克斯夫婦。當時，在帝國主義資本輸出的背景下，金錢崇拜是社會主流思想。威爾柯斯夫婦無疑是其中的代表，他們勢利、刻薄，在他們看來，減免窮學生的學費，是一項商業投資，必須獲得聲譽上的回報。一旦學生退步，沒有為學校贏得好名聲，界必須接受體罰，或直接打發掉。奧威爾努力地為他們贏得了兩次獎學金，仍免不了經常捱揍，甚至經常因打他而折斷了馬鞭。一個八九歲的孩子，在陌生的環境中，對成年人惡意的體罰幾乎沒有任何反抗能力。在這段經歷中，奧威爾體會到了充滿敵意的世界裡的規則，以及無法打破這些規則的無奈。陰鬱、沉默、孤獨、對未來充滿悲觀，但對認定的真理卻異常執著，《1984》中的溫斯頓就是奧威爾的縮影。

奧威爾認為參與西班牙內戰是他生命中的重要轉折點。從那以後，在他嚴肅作品中的每一行，都透露這"反對極權主義，捍衛民主社會主義"的語調。《1984》中，"大洋國"虛構對外戰爭狀況，消除舊有的對外關係的歷史記錄，除目前的盟國外，"以前與他國的關係，一概不提"。此外，根據需要封鎖敵對國或盟國訊息，將敵國塑造成魔鬼形象，虛造戰爭的假象，虛報勝利的戰果。因為一方面，勝利能鼓舞民眾士氣，增強其政權合法性；另一方面，英社又經常製造國家處於被外部征服或內部顛覆的假象，以轉移民眾在日常極權統治下的不滿情緒。西班牙內戰中保皇派的失敗，讓奧威爾切身領悟到"歷史是由勝利者書寫的。"透過描繪小說中的大洋國政府行徑，奧威爾讓讀者和他在不同的時空，泛起同樣一絲同情。

作為奧威爾的絕筆之作，《1984》是在他身患晚期疾病的情況下堅持完成創作的。他在療養院時，醫生要採取極端措施不讓他寫作，讓身體和精神完全休息，於是沒收了他的印表機，他便又用圓珠筆寫作；醫護人員又給他的手打上了石膏。奧威爾曾回憶了他在完成這部作品時自身的恐怖狀況，這與《1984》中與溫斯頓經歷的磨難如出一轍："真正令人害怕的是他乾癟瘦弱的軀體。肋骨窄得像骷髏一樣。……扭曲的脊柱令人忍不住驚呼。瘦小的肩膀向前縮成一團，在胸腔形成一個凹陷，脖子只剩皮包骨了，在頭顱的重壓下顯得要垂下來了。"手稿完成後，由於創作背景太過艱辛，以致字跡很難辨認，無法送去打列印，薪酬漲到2到3倍依然無人問津。奧威爾只好自己坐在床上打出了15萬字的小說終稿，終於體力不支，入了醫院。《1984》出版後的7個月，這位卓越的作家去世了。創作這部著作時的奧威爾油盡燈枯，前路未卜，其中關於未來的構想便也相應地殘酷陰鬱。

《1984》是反獨裁、反極權、政治類小說的巔峰之作。

《1984》是英國作家奧威爾於1948年創作的，能與現實相配的政治幻想小說，具有讓人信服的穿透力。

奧威爾寫作的年代，蘇維埃政權已經存在了31年，他看見了，思考了，認識了，於是影射了它。書中那個社會的口號：“戰爭即和平，自由即奴役，無知即力量”。在書中的烏托邦社會，人是沒有私生活的，無論在工作崗位、宿舍，還是公共場所，他都處在電眼的監視與控制之下，權力像魔影，無孔不入。

《1984》作者的描寫簡直像鬼使神差一樣：老大哥、青年反性同盟、電眼、日常生活和人際關係……這本小說的閱讀用心驚肉跳來形容也不為過。

時光荏苒，經歷過“文革”的人們，看到了片中的描繪，無不驚心動魄，感慨良多。

作者另一部小說《動物農場》，也值得一讀。你看那些牛呀、馬呀、豬呀、猴子呀，都去出席集體農場的會議了。荒誕嗎？不！

《1984》有同名電影，可線上觀看。

烏托邦源於人們在實然之上對應然的嚮往。人們如此生活，並不意味著人們應該如此。可以說烏托邦是一種理想，更是對現實政治的批判。但是，一旦烏托邦成為一種永恆之標準，一種為之奮鬥的目標，那麼現實的一切就會成為手段，一切的價值就會簡化為有用與否。所以，哈耶克所說，將現實強行納入理想之軌道，這不是通向天堂之路，相反，這是一條通向奴役的道路。極權主義源自理性主義的極致，是理性人的一種高傲的自負。及時在今天，極權主義依舊如同幽靈一樣存在，當我們被打散成孤獨的個體時，當我們被一場場運動折騰到無力思考時，放我們在恐懼的情感下放棄良心和常識的評判時，極權主義就會捲土重來。所以，閱讀奧威爾，不能停留在故事或者已逝去的歷史層面，而是要多多反思，只有在反思和判斷中才能保持自己的人格獨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