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南韓受到日本的打擊確實挺厲害。日本繼限制向南韓出口三種重要的半導體原材料後，又把南韓踢出享受貿易便利的白名單，連續的組合拳幾乎把南韓給打暈了。

引起這次貿易危機的導火索就是文在寅要求日本就強徵南韓勞工重新賠償，當年朴正熙和日本簽署的《日韓請求權協定》不算，需要推倒重來。日本在交涉無果後，斷然揮起貿易制裁大棒，打向南韓。這次，日本可不是鬧著玩，是下了狠手的，看樣子非要制服南韓才會罷休。

那麼，已經簽過的協議非要推倒重來，顯然不符合國際慣例。日本在佔領殖民半島期間，確實表現的窮兇極惡，又是強徵勞工，又是強徵慰安婦，鬧得整個半島雞犬不寧，賠償南韓是天經地義的。當時，日本根據協議，共賠償南韓8億美元，這在1965年已經是鉅額賠償了。因為在那時，美國生產總值才僅有7400多億美元，日本為909億美元，南韓更少，只有31.2億美元，世界上一百多個國家的各自生產總值尚未超過8億美元。也就是說，日本當時拿出生產總值的近百分之一賠付南韓，已經盡了最大努力了。協定簽署半個多世紀了，文在寅突然說不算數了，而且還在本國起訴日本相關企業，必須再賠付南韓被強徵民工每人1億韓元（約合人民幣8.8萬元）。這下子，日本人不幹了，超過9成的日本民眾支援安倍政府給南韓人點顏色看看。（南韓受害勞工舉行集會向日本抗議）

既有民意支援，日本政府也早有打壓南韓高科技產業的打算，因為很多南韓高科技產業和日本高度重合，讓日本相關產品在國際市場失去競爭力。在這種情況下，日本連續祭出重拳，直搗南韓經濟的軟肋，這讓南韓叫苦不迭。

這樣看來，文在寅是製造這起貿易爭端的始作俑者。文在寅原本想用追索勞工賠償的辦法，激起民族主義和民眾的愛國熱情，以此來抬高自己有些下行的支援率。但沒想到，賠償款要不成不說，反倒讓南韓陷入危機當中。所以，文在寅在處理和日本的關係上，顯然是不夠成熟，判斷也出現了重大失誤。

當然，日本和南韓這樣的貿易爭端，即使現在不發生，將來也必然會發生，因為這關係到誰做東亞地區高科技電子產業老大，及提高國家經濟收入等戰略性問題，日本對南韓在電子領域趕超日本的勢頭早就感到不安了。不過，文在寅要不是率先向日本發難，這次的貿易爭端肯定會推遲，或者以別的方式進行，並且，日本也不可能採取如此激進和決絕的辦法，向南韓發起攻擊，而是會採用比較緩和及逐步推進的辦法，逐步達到自己的目的。

因此，假如朴槿惠仍然在臺上，以她對日本採取的妥協姿態，日韓之間在經貿領域不會發生如此激烈的碰撞。所以，每個領導人在內政外交的策略方式上的不同，必然會產生不一樣的結果。至於到底是要尊嚴，還是放低姿態避免經濟受損害，那就看領導者的選擇與把握了。如果非要評判文在寅和朴槿惠誰對誰錯，還是南韓人最有資格，我們只能算是看客吧。不過，無論是文在寅弄巧成拙，還是朴槿惠迫於壓力，曾向日本妥協，一個不爭的事實就是，南韓相對日本，實力上差距真的不小！這也決定了南韓和日本爭鬥，肯定會處於被動挨打的地位。

現在南韓備受日本的打壓和制裁，即非文在寅的錯誤，也非朴槿惠的過錯，而是南韓經濟結構與歷史人文文化之間的二元結構造成的，南韓經濟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開始，承接從日本及美國轉移出來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開始實現經濟崛起，從一開始，南韓經濟就形成了嚴重依賴對外貿易的經濟架構。

但是南韓經濟在取得一定的成就後，南韓的民族自信心也開始成長起來，但南韓的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太脆弱，尤其是南韓經濟不得不嚴重的依賴日本經濟，而日本正是對南韓近現代傷害最大的國家，近現代南韓被日本侵略滅國殖民，並大量的徵用南韓勞工及慘無人道的慰安婦，這讓南韓面對日本這個經濟大國極為不自信，因此南韓經濟發展越好，這種民族自信心就會越脆弱。

這種結構性的問題，在朴槿惠執政時期和文在寅執政的如今，早就出現，這兩位南韓總統並非不想改變這種情況，只是所在的黨派側重點不一樣，朴槿惠所在的黨派，強調營造整個經濟環境，依託南韓的大企業，主張與日本進行經濟合作取代分歧，而文在寅更強調南韓經濟的獨立性，並壓制南韓大型財閥！

實際上以國家長遠發展來看，文在寅所在的黨派的主張相對更有建設性，國家發展過度依賴大型企業，只會讓南韓政府逐步淪為大企業的代言人，而南韓經濟未來的發展動力，還是需要中小企業的活躍參與。

同時文在寅主張的經濟具有獨立性，例如：本次日本政府制約南韓的貿易管制，本身就是瞄準了南韓半導體過度依賴日本原料和配件致命的缺點，因此即便日本不對南韓相關產業進行管制，也不能改變南韓經濟存在嚴重風險的問題。

因此日本對南韓的經濟施壓，並非文在寅或者朴槿惠的問題，相反，文在寅政府或許有機會改變這種結構上的問題！

南韓先是被日本限制進口三種半導體生產所必需的原料，昨天又被日本踢出了貿易出口“白名單”。南韓遭受到的這一系列打壓和制裁，都是文在寅推行的一系列政策導致的。此次韓日貿易摩擦與朴槿惠沒有任何關係。

日本對韓製裁，是因為文在寅政府有錯在先

日本發動對南韓的貿易制裁最直接的原因是，兩國政府無法就二戰期間日本強徵南韓勞工的賠償達成一致。

日本認為自己現在不應該再出錢賠償這些南韓勞工，早在1965年韓日兩國恢復邦交時簽署的《日韓請求權協定》解決了這個問題。南韓現在再讓自己賠償二戰勞工就是拿自己當冤大頭。

因為這份檔案裡明確規定了：日本政府向南韓政府無償提供3億美元、有償提供2億美元，以此解決兩國及國民間的所有索賠權問題，之後南韓“不能再提出任何主張”。

但是文在寅本身就是南韓政壇本土派，奉行的是仇日的一系列政策。文在寅上臺後並不認可這個《日韓請求權協定》，宣稱南韓放棄的只是官方索賠權罷了。所以文在寅積極鼓動南韓的二戰勞工及其家屬對日本企業提起個人索賠。

文在寅政府又怕日本企業會賴賬，直接把涉嫌二戰期間強制徵召南韓勞工的企業在南韓的資產就行了查扣。這下日本政府是真的生氣了，當即決定對南韓發動貿易政策，事情一步一步發展到了今天。

朴槿惠主政，絕不會和日本鬧得這麼僵

朴槿惠的爸爸朴正熙青年時曾經就讀於日本士官學校，也參加過二戰時期的日本軍隊。因此朴正熙個人主張就非常親日，他也把對日本的好感灌輸給了女兒朴槿惠。

朴槿惠從上任到被彈劾下臺，四年半里都奉行的是對日友好的政策。甚至為了討好日本，朴槿惠還與日本政府達成了南韓“慰安婦”在政府層面的和解。

如果現在還是朴槿惠主政南韓不一定會發展的更好，但是韓日之間絕不可能鬧到這一步。朴槿惠也絕不可能去炒作二戰南韓勞工的問題。這就是我說日本對南韓貿易戰和朴槿惠沒有關係的原因。

是南韓民族的錯。哈韓的，看好自己的樣板，自己也是如此，只是沒有自知之明罷了。

日韓的這次衝突，實際上是民族矛盾爆發表面化。正因為是民族矛盾，所以美國也無法調停，不是什麼放任不管，它首先沒資格解決這種民族矛盾，其次也不想參與，不插手是明智的。

南韓實際上一直處於民粹氛圍，青瓦臺魔咒是全世界獨此一家別無分店的，就是因為民粹造成。雖然，當今世界各國民粹化逐步明顯、擴張，但南韓的歷史最長，也最偏激。很多華人很欣賞南韓的偏激民族主義，再與民粹相結合，釋放的危害，是自己沒有警覺的，民粹會把偏激民族主義作為政治正確而推動得越來越過火。

日本對於南韓來說，就是一隻千年成精的狼。時不時的就會被狼吃上一口，防不勝防。朴槿惠以為二戰後的日本狼，早就被美國拔掉了狼牙，可以成為南韓信得過的朋友。

狼愛上了羊，羊也愛上了狼。朴槿惠她爹朴正熙，認為自己做了總統，就是南韓的主人，為了報答日本主子安信介哥倆的知遇之恩，提攜之義。這個被甲級戰犯安信介稱之為“比大多數日本人更像日本人，比大多數日本人更忠於天皇陛下的高木君”。也就是朴正熙，作為日本的走狗和主子平起平坐，談起和平協議，能簽下什麼樣的協議，可想而知。

翻遍《韓日請求權協定》，日本對於侵略殖民南韓的歷史，沒有一句道歉，更別提謝罪！沒有一個字，表示日本對南韓進行戰爭賠償。只有日本向南韓提供經濟發展貸款。除了日本政府3億美元的現金貸款，不用還本，其餘的5億貸款，都是用於購買日本機器裝置。

南韓購買5億美元的日本機器裝置，價格由不得南韓討價還價，3億美元不用還本貸款，早就加在5億美元的裝置中，和大日本小鬼子玩智商，朴正熙這隻日本豢養出來的走狗，真的不配。

安倍狂妄叫囂，“戰後出生的日本人，無需為戰前的事道歉，日本永遠都不會再道歉”。

南韓進入發達國家的圈子裡，就像暴發戶土豪一樣，一想到自己被日本侵略殖民統治歷史，就感覺祖宗臉上無光。不差錢的南韓，藉著要求賠償戰爭損失，實際上，就是要求日本政府道歉謝罪！

朴槿惠執政後，為了證明她爹朴正熙，不是日本的走狗，更不是南韓的賣國賊，她向日本要來10億日元（合920萬美元）的“慰安婦治癒金”。對大約30萬慰安婦的悲慘命運作為治癒補償。人均31美元。但是，日本政府沒有一個字是，道歉！

日本拿出來這十億日元，就是封口費，用於買斷南韓政府的嘴。南韓政府收了日本的錢，就不允許在國際場合，再提慰安婦這個詞。否則，就是違反協議。

2014年，南韓大法院判決4名二戰時期，被日本強徵勞工勝訴。要求日本政府賠償這4個勞工4億韓元（合人民幣240萬元）。朴槿惠聞聽，立刻和南韓大法院院長梁承泰聯絡，要求他延後釋出判決令。梁院長和樸家父女感情不錯，硬生生的把判決令延後4年之後，由於大法院內部洩密，才把判決令公之於眾。

文在寅總統，面對媒體公之於眾大法院的判決令，只有兩個選擇，拒絕和執行。拒絕意味著文在寅違法事實成立，下臺之後，必將遭到司法清算；執行大法院判決令，就意味著和日本徹底翻臉。

文在寅總統，選擇執行大法院判決令。這也算是明哲保身吧！

狼要吃羊，是天性，由不得羊去做選擇；羊要和狼玩天真，最終吃虧的還是羊。笑面虎也是虎，沒牙的狼也是狼。微笑換不來憐憫，獻媚就怕表錯了情。

文在寅一上臺，就攤上一手爛牌。沒辦法，就得攤牌。生死有命，富貴在天。堅持就是勝利，反日終歸成功。打仗親兄弟，反日有親朋。這個道理，文在寅能懂。

文在寅對日反擊，絕不會是孤立無援。兄弟雖然窮，可是不差幾個“荷包蛋”，這才是讓安倍癟三膽顫心驚由來。兄弟隙於牆，共御外辱。何懼之有？

當前，日本和南韓互相把對方從出口白名單中剔除，促使兩國關係陷入幾十年來最大的一次危機之中。首先是8月2日上午，日本方面將南韓移出在安全保障出口管理上享受優惠待遇的出口“白名單”。日本方面表示，該決定將在8月28日起生效。隨後，在8月2日下午，南韓總統文在寅召開了緊急國務會議，文在寅在會議上譴責日方的決定，並警告稱日方要為今後發生的一切後果負全責。同時南韓方面對等報復，將日本也剔除了南韓出口“白名單”。從表象上講，這次日韓貿易爭端和兩個日韓之間簽訂的協議有關——《韓日慰安婦協議》和《二戰勞工的賠償協議》。

文在寅搬到青瓦臺後，恰逢南韓多次出現勞工賠償案，於是文在寅決定重新審視和解讀之前日韓簽署的《二戰勞工的賠償協議》，南韓法院審理勞工賠償案，日本敗訴，被判決承擔鉅額賠償。

南韓法院判決日本必須在規定的時間內支付這筆賠償款，如果按時不支付賠償款，則南韓就依法沒收並拍賣日本在南韓的資產。

在《韓日慰安婦協議》上，文在寅的態度也差不多，就是重新審視和解讀。

日本在7月份突然向南韓掀起貿易制裁，實際上就是衝著勞工賠償案來的，8月1日，雙方在曼谷召開的類似於最後攤牌的雙邊外長會議上，日本外長也明確要求，南韓需要正確對待勞工賠償案和《二戰勞工的賠償協議》。南韓外長拒絕了日本方面的要求，於是8月2日，韓日貿易爭端2.0版正式上演。《韓日慰安婦協議》，本身就是朴槿惠在任時和日本簽署的。

雙方簽署協議目的很明確，就是日本出一筆錢，從此買斷日本和南韓的慰安婦問題。《二戰勞工的賠償協議》不是朴槿惠時期簽署的，時間要早的多，但當時簽署協議時日本的立場和簽署《韓日慰安婦協議》時一樣，就是出筆錢，買斷了勞工的賠償這檔子事。

在朴槿惠時代時，南韓民間勞工賠償問題也鬧的很兇，但是朴槿惠由始至終沒有拿該議題向日本發過難。

所以很明顯，日本當下實施貿易制裁，就是為了施壓給文在寅政府，讓其承認《二戰勞工的賠償協議》和《韓日慰安婦協議》，也就是不要再拿這兩個歷史問題來折磨日本。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似乎這次日本受到南韓製裁和打壓，文在寅的錯要大一點。

不過，從深層次來講，無論是朴槿惠，還是文在寅，他們的政策選擇和這次日韓貿易爭端本身不存在必然的聯絡。

日本掀起貿易爭端，實際上是把南韓當“藥引子”，加速日本自身產業鏈的整合，排除下游產業鏈。

當下逆全球化之風盛行，大國都在進行產業鏈的整合，進而縮短產業鏈和降低成本，降低外貿依存度，日本實際上就是藉著這次日韓貿易，進行自身產業鏈的整合，以應對當前的趨勢。

南韓調整國策是勢在必行的。。

就源頭分析，南韓過於自信的選擇緊跟美國日本，是此次坐困愁城的根本原因。。大國外交最講究不要把自己擺到一條路上去，萬一在既定的同盟路線上低頭狂奔，又被迎頭痛擊，屈辱之餘還很容易束手無策。。

南韓的軍事和經濟命脈被美國把控，原材料和技術又被日本掐脖子，雖然民族情緒高漲，但是南韓拿不出什麼有效的方法。。

假以時日，持續努力如果還是走不通不會等死，南韓面對日本又不可能受辱屈服，南韓未來只能是改變國策。。友好北韓，讓北韓出頭牽制日本是退出日韓安保協約之後的重手，而訪問中國尋找產業鏈的替代會讓日本瑟瑟發抖。。

南韓押寶美日韓同盟收穫屈辱，未來只能在美日和中朝俄之間當旋轉門，成為亞洲的土耳其，這樣才會被美日重視 。。

日本能夠很尊重的承認歷史錯誤，前提是大家要團結起來一起壓垮日本，現在南韓單挑日本必然受辱失敗，未來只能團結中朝俄，四家一起找日本談歷史問題，日本就會乖了。。

從根上說是朴正熙的錯，他為了自己的獨裁統治用了人家日本大把的金錢技術等等。但答應的條件（其實是“喪權辱國”的條件），現在文在寅又不幹了。日本急眼了，拼命報復。朴槿惠如果當權會比較聽日本的……

繼7月1日日本宣佈對向南韓出口的三種半導體材料（氟聚醯亞胺、光刻膠、高純度氟化氫）進行管制以後，8月2日日本內閣批准透過《出口貿易管理令》修正案，決定把南韓排除出獲得貿易便利的“白名單”。針對日本的貿易制裁，南韓決定進行反擊，8月2日南韓總統文在寅宣佈將日本剔除出南韓的貿易白名單。

一、二戰強徵勞工賠償問題。

1965年，南韓和日本為了實現兩國邦交正常化，日韓兩國簽署了《日韓請求權協定》。根據該協議，日本向南韓政府賠償了8億美元，作為對二戰日本強徵南韓勞工的補償，兩國關於強徵勞工賠償算是完成。

但是，文在寅上臺以後，南韓政府積極支援民間對日本二戰強徵勞工的索賠問題。南韓最高法院認為，《日韓請求權協定》並不妨礙個人索賠請求權，所以南韓最高法院判決新日鐵住金公司等日本企業承擔二戰時期強徵南韓勞工賠償責任。如果日本企業不履行賠償責任，南韓法院對日企在韓資產進行扣押。

南韓的這種做法引發日本強烈的抗議，日本認為南韓勞工的請求權問題已經解決，南韓民眾不能再向日方索賠。多家日本企業由於拒絕履行南韓法院的判決，導致在韓資產遭到南韓法院的扣押，由此引發日本和南韓之間的衝突。

二、“慰安婦”問題

2015年，朴槿惠政府與日本簽定了《韓日慰安婦協議》，兩國爭執了半個多世紀的慰安婦問題終於畫上了句號。根據這一協議，日本政府正式向南韓道歉，並將出資10億日元（約合6100多萬元）建立“和解與治癒基金會”，用於賠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被日軍強徵的南韓慰安婦。

根據當時兩國政府達成協議，《韓日慰安婦協議》是“最終和不可逆轉”。也就是說，在這個協議簽署以後，韓方不得再以慰安婦問題在世界上干擾日本，也不得再向日本提出任何的賠償要求。

朴槿惠政府當時簽署《韓日慰安婦協議》也是有自己的苦衷的。奧巴馬政府為了推行自己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希望日韓早日解決歷史問題，減少這兩個東亞盟友的內耗，所以不斷向南韓政府施壓。朴槿惠政府當時承受了來自美國奧巴馬政府的巨大壓力，所以在慰安婦問題上做了很大的讓步，日本政府也趁機壓價，導致日本賠償金額過低，只有6100萬元。

《韓日慰安婦協議》的簽訂遭到南韓民眾的不滿和抗議，被認為是朴槿惠政府的賣國條約，這也直接導致朴槿惠的支援率大幅下降。

文在寅上臺以後，順應民意，在“慰安婦問題”上對日採取強硬態度，對朴槿惠政府簽署的《韓日慰安婦協議》進行重新審查。2018年11月21日，在全華人民的強烈抗聲討中，文在寅政府正式宣佈《韓日慰安婦協議》無效，韓日慰安婦問題戰火再起。

對於韓日貿易爭端到底是誰的責任問題，文在寅政府肯定脫不了干係。文在寅上臺以後，為了獲得更多的民意支援，奉行民粹主義，推翻南韓前政府簽署的《日韓請求權協定》和《韓日慰安婦協議》，對日採取強硬政策，支援民間繼續對日索賠，這是引起日本對韓貿易制裁的直接原因，也是主要原因。

當然，朴槿惠政府同日本簽署的《韓日慰安婦協議》也是有問題的。朴槿惠政府對日本的妥協讓步，是犧牲了南韓民眾的利益，這也是引發南韓民眾對該協議不滿的重要原因。但是，這也是南韓所處的國際地位決定的，南韓在大國的夾縫中求生存，很多事情都是身不由己，就連戰時指揮權都掌握在美華人的手裡，南韓有時候也很無奈。

日韓貿易戰的起因是文在寅重新審視《二戰勞工的賠償協議》和《韓日慰安婦協議》，而日本則認為這兩件事早就了斷，文在寅的做法是隨意撕毀日韓早已達成的協議，不守信用，所以就對南韓發起貿易戰進行報復，試圖逼迫文在寅妥協，承認之前的兩個協議。如果這樣看的話，文在寅是有錯的。然而，如果細究就會發現這裡面是很複雜的，從根上講還是日本的錯。如果沒有日本侵略半島、殖民奴役半島人民的罪行，何來的韓日曆史問題。

戰後，日本對於歷史問題一直諱莫如深，對自己犯過的罪行遮遮掩掩，從來沒有一句對亞洲受害各國的正式道歉，更別提賠償了。日本的算盤是隨時間的流逝，亞洲各國就會淡忘其歷史罪行。但是，二戰後半島出現的新國家南韓卻成了日本很頭疼的一個始終抓住歷史問題不放的國家。其實，南韓一直存在著兩種對日態度，一種是主張對日親密，以二戰中為日本服務過的群體為主。這批人在戰後基本沒有受到清算，反而憑著之前的資源佔據了南韓政府重要權力機構以及南韓經濟的絕大部分。《二戰勞工的賠償協議》就是1965年朴正熙與日本簽訂的，雖然朴正熙是想以此換來日本的經援發展南韓經濟，但顯然這個協議當時籤的比較草率，這與朴正熙在二戰中當過日本軍人、戰後沒有被清算有關。朴正熙在二戰期間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後來成為日本陸軍一名少尉。在校期間，朴正熙學習很刻苦，以至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校長誇獎他說：“高木（1939年日本在半島強制推行‘創氏改名’運動，朴正熙據此改名高木正雄）君雖然是半島出身，但精神卻完全是日本人。像高木那樣效忠天皇陛下的人，就是在日本人當中也是罕見的。”朴正熙的基因和對日態度自然也遺傳給了他的大女兒朴槿惠，《韓日慰安婦協議》就是朴槿惠執政時期籤的。如果說她爸當年簽訂《二戰勞工的賠償協議》還是為了換取南韓發展的原始資金，那麼朴槿惠急火火籤這個《韓日慰安婦協議》就是自己對日親密態度的表現。在南韓另一種對日態度就是廣大民眾的要求日本徹底為其侵略南韓的歷史罪行正式道歉並進行鉅額賠償。雖然他們不掌握南韓權力和經濟命脈，但是人數龐大，輿論影響不容輕視。這也使得那些內心對日親善的南韓政壇人物不敢在表面上流露出來，只能偷摸去做。文在寅就是底層民眾對日態度的一個代表，因為他出身就很寒微。文在寅之所以要重新審議兩個韓日協議，與他的對日態度有關。但是文在寅做的有些過激，就是如果日本不賠償，就沒收並拍賣日本在南韓的企業資產。這下子日本炸了，於是就有了現在的貿易戰。安倍也是藉此向南韓表明“我不是吃素的，不要老拿歷史說事，我就是不道歉、不賠償你能怎麼滴。惹我，就打你七寸，讓你知道馬王爺有三隻眼。”因此，日韓貿易戰不能簡單的將鍋甩在文在寅或者朴槿惠的頭上，這是日韓歷史糾葛、現實競爭以及兩國民族主義思想升溫、國際局勢發生劇變等諸多因素下的一種必然。（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