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這個朝代的經歷證明了，儒家士大夫作為統治階層，是不合格的。

一個雖然富足但是因循苟且、不思進取，終於把自己變成了待宰羔羊的朝代，不值得尊崇。

從普通百姓的視角來看，一開始，結束了唐末五代的紛爭亂世，忽然進入了一段長達一百多年的太平歲月，“寧做太平犬，勿為亂世人”，這當然是極好的。何況這一段太平歲月還是經濟、科技高度發達的階段，給普通人生活福祉帶來的提升當然值得肯定。

從儒家士大夫的視角來看，那就更不錯了。從來沒有哪一個朝代如此優容士大夫。無論是政治待遇、還是經濟待遇，都是空前絕後的。宋太祖在宮內立了個鐵牌，要求“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者”。王安石改革時要動士大夫階層的乳酪，來減輕一般老百姓的負擔。文彥博就公然對宋神宗說，陛下是與士大夫共天下，不是與萬民共天下。儒家士大夫爭了幾百上千年的目的，終於達到了。作為一個階層，他們終於成為了帝國真正的統治者。

但是“靖康之恥”讓北宋的地位大大減分。如果說在此之前可以打到85分乃至90分的話，一場“靖康之恥”，讓整個北宋直接變成不及格。

皇室悉數被俘，皇妃、公主成為金人的軍妓，這是何等奇恥大辱？這也就罷了，數百萬平方公里的國土變成人間地獄，遭到野蠻人的肆意燒殺擄掠，整個北中國的數千萬平民百姓，又因此遭受了怎樣的屠殺和離亂之苦？

這個造成半個中國的百姓輾轉溝壑、或死或亡的責任，北宋的統治者，從皇帝到儒家士大夫階層，是推卸不了的。無論此前經濟文化如何發達，也掩蓋不了這個罪責。

北宋這個朝代證明了，無論儒家士大夫們嘴上說得多麼動聽，“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但是作為一個統治階層，他們的眼界、能力都是不合格的。

北宋是趙匡胤在陳橋兵變開啟的王朝，趙匡胤是一個出色的將領，他也深刻的明白，自己奪得天下靠的是兵權，所以趙匡胤當上皇帝以後，他就害怕手下有兵的將領謀反，所以他就杯酒釋兵權，而且在宋朝重文輕武，武將都沒有什麼實權，民間也都看重做文官，練武的人很少，國民身體素材都不行，一到戰亂，將領沒有真本事，從百姓徵兵，壯丁只是湊人數，身體素質不行，皇帝害怕將領謀反比外敵入侵更甚，將領也沒有辦法，全心禦敵，作為皇帝，害怕打仗，一味的求和，導致敵人計程車氣越來越高，北宋的軍隊完全沒有了士氣，一打必輸！

我北宋滅亡認為可能有以下原因，僅供探討：

第一，王安石變法失敗，導致北宋內部矛盾更加尖銳，百姓困苦不堪，國家積貧積弱。

第二，北宋朝庭重文輕武，軍事實力相對弱，軍事部署上強幹弱枝，導致邊防力量薄弱。

第三，以金兵為代表的外部力量強大，靖康二帝被俘後，代表國家權威和尊嚴的皇權難以形成凝聚力第四，政府機構龐大，內部消耗巨大，加之每年要向部勢力交錢，削弱了財力。

第五，宋朝領土沒有包括河西走廊，河套平原等傳統戰馬產區，這些資源都歸了北方敵國。而且失去了長城一線天然屏障。

首先我們要了解北宋滅亡的主要原因，有兩個主要的原因。1、 是皇權膨脹，導致國策決策失當，所謂廟算就輸了；2、超時代建立過於集權的軍事管理制度，導致抗風險能力降低。其實明朝看到了這一點，就部分的恢復了唐軍制。最後，當年澶淵之盟的時候，雙方都發誓，若違此誓，必遭天譴。宋王果然違了誓言，果然就被天譴了。

然後我們根據原因來說說北宋滅亡告訴了我們什麼？

其實，問題已經有了答案，北宋滅亡是皇權的膨脹，也就是説一個國家治理的好不好，主要看這個國家的皇帝是否能夠引領一個國家走向真正美好的未來，正確的決策是必不可少的，一個國家的滅亡有可能就是因為皇帝的一個決策的失誤。

還有的就是建立好自己穩定的軍事結構和制度，都說生於憂患死於安樂，防範意識是要有的，但是更多的是一種踏踏實實的，根據自己國家的真實情況建立的軍事制度，這樣才會發揮最大的效果和作用。

宋朝是中國歷史上了不起一個朝代，在經濟上，在文化上都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但同樣是一個非常讓人痛惜的王朝，因為它的軍事疲弱，一直受到外族的侵擾，以至於被滅國。

宋朝開國皇帝趙匡胤早年是郭威手下的一員大將，其間征戰南唐，功績卓越，受到重用。等到郭威去逝後，柴榮作為養子而接班，趙匡胤更是受到重用。任命趙匡胤為殿前都點檢，掌管殿前禁軍，成為名副其實的軍權掌握者。柴榮死後，北漢及契丹聯兵犯邊，時任歸德軍節度使、檢校太尉的趙匡胤受命前往禦敵。初三夜晚，大軍於京城汴梁東北二十公里的陳橋驛發生譁變，將士於隔日清晨擁立趙匡胤為帝，史稱“陳橋兵變”。大軍隨即回師京城，後周恭帝柴宗訓禪位，趙匡胤登基，改元建隆，國號“宋”。

由此可見趙匡胤的江山是由軍人政變而來的，這一點趙匡胤深知軍權旁落或是將軍勢大的危險，所以建國後透過“杯酒釋兵權”等一系列的手段，解除了手握兵權的大臣們的軍權，在以後的統治中重文輕武，有意壓制軍事力量的發展，這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王朝內部的穩定。但有利有弊，軍事廢弛的後果就是在對外抵禦外辱上非常乏力，屢屢被金國欺負，為了保持統治不得不向其繳納”歲幣“。以至於到最後，金國不滿足於此，乾脆大軍南下，侵佔了汴京城，俘虜了宋徽宗宋欽宗，製造了靖康之恥，由此北宋亡國。

由北宋亡國可以想見：

誰不重視軍事誰就可能被欺負。任何一個國家靠交保護費是不可能真正有獨立的主權的，北宋一直都是對外妥協，根本的原因是國家對待軍事，對待武將的制度導向上出了問題，這種矯枉過正讓大宋王朝最後吞下了自己種的惡果。

主將無能，累死三軍。微宗趙佶在位期間，過分追求奢侈生活，重用蔡京、王黼、童貫、梁師成、朱勔、李邦彥等奸臣主持朝政，大肆搜刮民財，窮奢極侈，荒淫無度。竟將父親留下的當時世界上百分之七十的財產給花光了。他信奉道教，自稱「教主道君皇帝」，大建宮觀，並設道官二十六階，發給道士俸祿。在位期間，爆發方臘領導的民變。在金軍南下之時，看到大勢已去，匆匆把皇位傳給了趙桓(欽宗)，自稱太上皇。大宋朝前面積累的祖宗基業就被他這樣給糟蹋完了，他雖然在書法上藝術上有很高的成就，但政治上確實是一個無能的皇帝。

我認為告訴我們應該吸取兩點。

首先是均衡發展。自安史之亂後，中國經歷了一段紛爭的時代，安史之亂給後來的每一朝皇帝都提了個醒，就是擁有兵權的可怕之處，因此自陳橋兵變建立宋朝起，就開始重文輕武，如號稱八十萬禁軍教頭的林沖，不過就相當於一個支隊長而已，同時湧現出大批詩歌畫家，著名的“清明上河圖”根本就看不到一點陽剛之氣，到國家需要帶兵打仗之時，人才匱乏。

其次是建立大國核心戰略。北宋所處的時代是一個機遇與挑戰並存的時代，處在遼、西夏、金、蒙和吐谷渾的一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因為皇帝高層沒有核心意識，安於現狀，往往以禮讓求和自保，應該利用各國相互茅盾，發揮中原雄厚的物資優勢，分別擊破，逐一呑並之，可惜的是，北宋沒有核心大國意識。

我是老威，我來回答。

說到宋朝的皇位，始於“陳橋兵變”，在那場兵變中，宋太祖趙匡胤自導自演了一出皇袍加身的大戲，在眾武將的擁促下登上了皇位。

由於宋朝的皇位有些“來路不正”，所以宋太祖在開國的時候就立了三條祖訓：第一條是保全柴氏子孫。柴氏就是宋朝的前身後周的皇族，實際上柴氏對趙匡胤也是相當不錯的，趙匡胤知道自己奪了人家的皇位，也是非常過意不去，便立下了這條祖訓。第二條是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刑不上士大夫。第三條就是要遵守前面的兩條。

那麼現在的重點就在於第二條，刑不上士大夫，就是要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為什麼會有這二條呢？原因就在於皇位的來路不正，在講究正統的漢族價值觀當中，這點是一個非常大的汙點。為了能坐穩皇位，就拉上了士大夫，就相當於趙匡胤開了一個公司，他覺得這個公司自己一家人做坐不穩，就分一些股權給士大夫，士大夫分到了股權，就自然會和趙家人一起來維護好這個政權，從而江山就能坐穩了。所以，從本質上來說並不是宋朝的皇帝重視文治，而是不得不重視文治。

於是，整個宋朝便出現了文治繁盛的場面，這也帶來了一個副產品——商品經濟的空前繁榮。

宋朝開朝之初，便定下了文治的基調。

五代十國，先後有五個朝代稱霸中原，又先後被武將奪權。可以說，武將奪權是造成五代政權更迭的原因，為了徹底結束這種武將奪權的局面，趙匡胤便透過杯酒釋兵權這一齣戲，解除了自己手下幾員大將的兵權。

可以說，不光是五代，包括五代的前代唐朝，是亡於地方藩鎮。一般來說中國新的朝代都會吸取前朝滅亡的教訓，趙匡胤也是如此，他想到的就是牢牢控制兵權，打壓武將，使武將不能掌控兵權，這樣江山就穩固了。

那麼打壓武將靠誰呢？就靠文官，所以在整個宋朝，文官的地位是遠遠高於武將的，可以說，宋朝對文官士大夫非常地寬容，在北宋沒有文官被皇帝殺掉的例子，而武將則容易處處被排擠。

除了文官壓制武將，宋朝還採用了番戍制度，遇到屯戍、調動或者作戰時軍隊的編制就會被打亂，並委派一個新的將軍統帥這支軍隊。就這樣經常的打亂軍隊編制，調換將軍，使得並不識將，將不識兵。

一般情況下，一個將領帶領他的部隊，如果時間比較長的話，那麼可以對士兵進行系統性的訓練，而且在長時間的共同生活、訓練中，容易形成一定的默契，將領對軍中的具體情況能夠了解，從而在作戰的時候能夠制定出合理的軍事計劃，在具體對戰的時候，臨場指揮也更有效率。但是如果將領經常調換部隊，部隊和將領之間並沒有一個熟悉的過程就馬上作戰，都還沒有一個相互瞭解的時間，這種作戰效率是可想而知的。更多的是，在王朝的前期軍隊的訓練可能還好，沒有太過於荒廢，而到了王朝的中後期，這些士兵因為長期“沒人管”，也就是一個將領過來時間不長就走了，或者是這些士兵經常被打亂編制，今天去一個部隊，明天又換一個部隊，在訓練上就逐漸地荒廢了，所以在北宋末期軍隊戰鬥力十分的低下也是有這個原因的。

而在中央，趙匡胤設定了樞密院，全國最高的軍事決策由樞密院做出，而樞密院的官員也都是文官，武將進入不了樞密院，參與軍國大事的商議，這就使得制定軍事計劃的往往是一些沒有戰爭經驗的文人，其作戰計劃就容易出現失誤。而且這些文人基本不瞭解軍隊的具體戰鬥力情況，也往往不具備如何排兵佈陣等等專業性的技能，而他們的對手，如遼、西夏甚至後面的金，這些天天在戰場上磨練出來的將領比起來，其軍事效能就不可同日而語了。

所以，北宋的軍事尤其是到了末期，雖然國力強盛，國家非常富有，但是由於軍隊戰鬥力太差，國家才導致了滅亡。

宋朝的繁榮是因為商品經濟，很多時候也許我們沒有系統研究過宋朝為什麼經濟發達，而這一點，在後來英國著名經濟學家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中就給出了系統性的解釋。

亞當斯密是提倡進行自由貿易的，按照他的想法，比如A國和B國，A華人擅長造農具，B華人擅長農業生產。如果A華人都進行農業生產，則每年的產值是100萬，如果A華人都從事農具生產，則每年的產值是200萬；如果B華人都從事農業生產，每年產值是200萬，如果都從事農具生產，那麼每年產值是100萬。現在如果兩國的人都是一半生產農具一半進行農業生產，那麼A國和B國的產值各150萬，總產值300萬。但是如果現在A華人全部從事農具生產，B華人全部從事農業生產，透過貿易，A華人把農具賣給B華人，B華人把農產品賣給A華人，那麼兩個的產值就是各200萬，總產值為400萬，所以透過貿易，兩國的產值都增長了33%，大家的財富就都增加了。而宋朝的文治帶來的商品經濟就是如此促進社會生產的發展的。只不過，在宋朝A國變成了A縣，B國變成了B縣而已。

以上是北宋時代的財政收入情況，我們可以看到峰值是將近5000萬兩白銀，而這個數字，直到清朝乾隆十八年的時候才達到這個水平，當年的財政收入為5000萬兩白銀，而清朝乾隆十八年的人口是4億多，足足是宋朝的4倍左右，可見宋朝的人均收入實際上是遠高於清代乾隆年間的。

上圖是清代末年的國家財政收入情況，1849年的時候清朝基本是一個農業國，財政收入還不及北宋時代。但是到了清朝最後一年，也就是1911年的前十個月，國家財政收入就達到了3億兩白銀，這也是由於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清朝逐步開放了通商口岸，以及洋務運動初步發展了國家工業的結果，可見工商業對國家財富的增長作用，確實是不言而喻的。

以上是北宋和清朝的疆域對比，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出，在清朝開啟國門之前，其政府財政收入與國土面積小了很多的北宋相當，這也能看出當時北宋的社會生產效率，實際上是遠遠高於清代的。

首先是北宋的軍隊規模，由於宋朝皇帝非常忌憚邊關將領掌握兵權，所以大量的軍隊都集中在了中央，成為中央禁軍，中央禁軍最多的時候曾經達到過80萬人。同時為了對付境內的一些盜匪、流寇，很多時候宋朝政府採取了招安的政策，把這些招安的盜匪、流寇收編進了國家軍隊體制。到了宋仁宗時期，軍隊最多的時候達到過140萬人。

其次是北宋的官僚機構日益膨脹，由於宋朝對文人士大夫採取了寬容的政策，很多考上的文人即便沒有職務，也會給一個閒職供養著，於是北宋的虛職越來越多。《宋史·職官志》中描寫的：“居其官，不知其職者，十常八九。”到了公元1071年，也就是宋神宗時期，全國供養的官吏達到了50萬人。

另一方面，對於官員，北宋採取的多是高薪養廉的政策，北宋官員的薪水非常高，就拿包拯，我們熟悉的包青天來說，每個月的固定收入是十五石大米，15石麥，60捆柴，還有2000畝田地的稅收。差不多就是2000貫。折算到我們的人民幣的話，一年的收入是1400多萬人民幣。

一方面，官僚系統不斷擴張，另方面，官員薪水非常高，所以就造成了帝國的危機——

財政危機。

北宋著名的熙寧變法，就是我們熟知的王安石變法，就是在國家空前財政危機中實施的一次不成功的改革。主持變法的是王安石，那麼他的政策具體是那些呢？我們看一看。

王安石變法按照內容來說分為三個方面，一為經濟層面，二為軍事層面，三為文化層面。問題主要就是出在經濟層面。

比如青苗法，本來的意思是農民在青黃不接的時候由國家提供比較低利息的貸款給農民，讓他們去種糧食，然後等到農民糧食有了收成然後再還給國家從而國民兩利，實現共贏。但是到了實際操作層面，地方官員為了完成政績，逼著許多不需要貸款的農民去貸款，而且貸款的利息實際上是非常高的往往達到了20%的年利率，放到今天也是屬於高利貸範疇了。許多農民遭了災害，本來可以逃荒，還能活下去，但是地方官員強制其貸款，第二年的收成往往又還不上貸款，結果是很多農民本來能活的反而活不下去了。

那麼新法不好麼？其實很好，要知道，王安石在具體實施前曾經和宋神宗就新法的內容探討過好幾年才去實施，中間能想到的細節都想到了，但還是出了問題。問題在哪兒呢？

放到我們今天用上帝視角，實際上還是亞當斯密的《國富論》給了我們答案——商人離政府越遠越好，否則市場就會失去作用。

就拿青苗法來說，這是屬於金融業，這個事情按照我們今天的做法，就是由銀行去做這個事情，銀行平時吸收存款，農民遇到資金問題，願意貸款的話自然會去找銀行，而不是這個事情由政府去推動，政府推動就會變成政治任務，而一旦是政治任務就是不惜成本地完成了。另外，市場的利率究竟多少合適？現在我們知道，要有央行，由央媽根據市場情況進行調節，中國目前調節一次的基點是0.27個百分點，這本身就是一個非常繁雜的技術活，北宋時期可能能把利率精確到0.27個百分點嗎？

我們再說下市易法，實際上這個事情不需要政府去做，政府要做的就是維護一個正常的市場，使市場能夠發揮市場調節的作用就可以了。我們現在有統計局這樣的部分，能夠透過一整套科學的統計方法瞭解市場的物價情況，國家再根據物價情況調整產業政策，比如如果市場缺少農產品，國家可以對農業實行優惠政策，如果缺少衣服，可以對紡織業降稅等等，都是需要一整套現代體系來完成的，在宋朝的時候，政府如何能夠了解到市場的具體物價情況呢？

所以，我認為王安石的變法確實是先進的，超過了王安石所處的時代，非常可惜，在王安石的時代沒有亞當斯密的《國富論》這樣的系統性經濟學理論，如果有的話，那麼就不會失敗了。

王安石改革終於失敗了，在宋神宗死後，司馬光成為了新的宰相，他把王安石的新法全部廢除。後來北宋的政治就圍繞著改革和反對改革來回拉鋸，一時改革派佔上風，一時反對改革的佔上風。

而到了宋朝最後的宋徽宗時代，又是改革派佔據了上風，但是改革派只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改革，他們繼續用著改革的名義給自己謀取私利，浪漫主義的皇帝宋徽宗沉迷於藝術的殿堂無法自拔，國家也一天天的走向衰弱。

終於在金華人南下的時候，百萬軍隊作鳥獸散，靖康之變的發生，北宋走向了末路。

還是回到這個題目，從北宋的滅亡，我看到的是惋惜。

因為那個時代確實有可能我們中國能夠走上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如果我們能夠在公元1000年左右的宋朝就走上了資本主義，那麼之後的近代以來的國恥就肯定不會有了。那個時候我們具備了資本主義發展的條件：

一是商品經濟高度發達。

二是高度寬容的文化政策。

要知道，後來的元朝基本不搞科舉，到了明朝的時候文化人的思想就全部禁錮在了八股文之中，沒有了創意。至於清代，在國門被開啟之前，文字獄和四庫全書的修訂，全部都是在限制、禁錮人們的思想，宋代的開放的文化政策在明清之時根本就不存在了。

三是經濟改革為資本主義道路創造了契機

只可惜王安石的變法，沒有一套成熟完善的經濟學理論支撐，如果有的話，那麼至少也能在經濟改革上有所成功。

所以我認為北宋走資本主義道路，缺的只是一套完整的經濟學理論，如果能成的話，算了。歷史沒有那麼多的假設。

所以我只能惋惜。

北宋的滅亡告訴我們“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自古以來，沒有那個國家是可以靠交保護費而長久存在的，鐵血漢唐的輝煌一再警示我們，唯有不忘武備才能鑄就錚錚鐵骨，才能傲視寰宇，睥睨天下英雄~

一：“陳橋兵變”和“崇文抑武”

公元959年，雄材偉略有志一統的周世宗柴榮猝然而崩，幼主柴宗訓匆忙繼位，當此之際，京城內忽然哄傳契丹即將南下攻周。宰相範質等人未辨資訊之真偽就迫不及待的命“殿前都點檢、歸德軍節度使趙匡胤率軍北上。而在周軍行至陳橋驛時，趙光義和趙普率眾發動“陳橋兵變”擁立趙匡胤為帝，隨即，趙匡胤回師開封，迫降後周君臣，建立北宋王朝。

前車之鑑，後車之師。鑑於五代十國的大亂之世，宋太祖趙匡胤為了懲前毖後，畢其功於一役。隨即以“杯酒釋兵權”的形勢全面解除實權武將石守信、高懷德、王審琦等人的軍權。隨後又設定樞密院與中書門下省分掌軍令和政令，以此達到“互相維制”的目的。

二：“匹夫無罪”和“懷璧之罪”

“天下之亂皆自武人始”，宋太祖趙匡胤“崇文抑武”的基本國策雖然使北宋有效避免了武人亂政的局面，卻也因此而埋下了亡國之禍。

“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直接後果就是，整個宋王朝都變得孱弱不堪，文人特質的“優柔”“文雅”“風流”被彰顯的淋漓盡致。文物之間彷彿是天生的對頭，總括兩宋三百餘年，竟然沒有一位武將能夠堂堂正正的秉持國政，率領軍隊，馳騁疆惕、護衛家國。

“天下雖平，忘戰必危”經歷過“仁宗盛治”的北宋繁榮富庶，強大的經濟實力，雅緻的藝術文化使大宋朝成了天下的富貴之鄉。但沉醉在“繁華千古未有”的美夢之中的大宋臣民們卻忘了“匹夫無罪懷璧其罪”的歷史教訓。雅緻有餘而英睿不足的達宋朝就像是香甜肥美卻又無人看護的羔羊，赤裸裸的曝露在北方少數民族的刀槍劍戟之下。

所以，終兩宋三百年，沒有強大的武備作為堅強後盾的大宋朝只能一次又一次的以“交保護費”的方式來維持自己脆弱的繁華和卑微的尊嚴。當真是“在刀尖上跳舞”兇險刺激而悽美異常。

雖說“自古未有不亡之國”但自古亡國者又有誰像北宋這麼屈辱呢？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血一般的事實時刻提醒我們“武備”的重要性。“前車之鑑，後車之師”縱然北宋的亡國之禍距離我們已然數千年之遙，但“萬變不離其宗”，當權者不可以不引以為戒，為民者亦不可以不引以為戒。唯有如此，我們才能正確規避“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的歷史魔咒，不再重蹈北宋士民無時無刻不生活在被生死所威脅的陰影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