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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口水雜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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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德羊生活
有虎的州縣,官府要請有經驗的獵戶捕虎。水滸中的解珍解寶就是登州獵戶,負責捕虎。正是因為官府有賞賜,毛太公才陷害解珍謝寶。而捕虎的手段,則有設陷阱、使用弓箭射殺等等。
除了這些,在宋代還有靠佛法降虎一說。北宋就有一位伏虎禪師,本姓葉,法名惠寬。在汀州開元寺出家為僧,領悟佛家要旨。時境內虎豹出沒為害,他以解脫慈悲力馴服虎豹,於是眾稱之“伏虎”禪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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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家風家教
《禮記·檀弓下》中有一則數千年一直被歷代文人念之不絕的故事。這則故事的原文如下:“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為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於識之,苛政猛於虎。”
這是一則專門講苛政比老虎可怕的故事,這也是中國歷史最早明確記載虎的文字。孔子一直倡導的“仁政”,那麼“苛政”自然與“仁政”相對立,孔子用這個事例來教育那些治國者,要懂得憫恤人民,才會讓政權能夠穩定與長久。拋開政治上的含義,“苛政猛於虎”的故事,也從一個側面看出,中國古人日常生活中,認為最無情冷酷的野獸,莫過於老虎,既然老虎為害一方,所以在漫長的中國歷史上,致力根除虎患的事蹟不勝列舉。當然,相對於民間對虎的敬畏恐懼,上流社會則對虎充滿了興趣。
秦朝時,朝廷專門修了“上林苑”飼養各種野生動物,到了漢代,其中還專門設定了“虎圈”。《史記·張釋之馮唐列傳》裡記載,漢文帝時,謁者僕射張釋之,一日隨文帝至虎圈,“釋之從行,登虎圈。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這裡說的“虎圈”其實就是今天我們經常逛得動物園,只不過,這種動物園都是宮廷裡貴族才能觀賞。既然是動物園,禽獸比多,但是單單以虎為名,說明虎在當時不僅數量較多,其地位也較其他猛獸更高。“嗇夫”幾句話讓漢文帝頗高興,他嚴厲斥責“上林尉”,要免掉這個不稱職的吏,拔擢“嗇夫”,後來張釋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為口辯而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錯不可不審也”勸文帝謹慎,漢文帝聽完張釋之的諫言,感覺有道理,便曰終止了拔擢“嗇夫”的想法。
漢武帝時,有名的“飛將軍”李廣在家賦閒的時候,曾在藍田的南山,也就是現在的終南山“射獵”,“廣所居郡聞有虎,嘗自射之”。當然李廣“射獵”的虎絕不是後來“正龍拍虎”中的虎,那時,終南山確實有貨真價實的老虎。李廣後來遷居到右北平,也就是今天河北省北部承德、赤峰一帶,也常常射獵,“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殺之。”可見當時的虎的分佈頗廣,陝西、河北、山東都有出沒。不僅北方,南方的淮河流域以及長江中下游以及浙江,都有虎的蹤跡。南北朝時,蕭泰鎮守襄陽,當時的老虎到處出沒吃人,村民都要在村口設定門欄。
唐朝建立後,中原地區經過大規模的戰亂,虎的數量開始有所減少,“安史之亂”之後,除了陝西境內的南部山區還有數量不少的虎,河南中部地區的虎已經很少見到,而河北、山東的大部分地區的虎也開始向渤海灣一帶轉移遷徙了。
除了戰爭的影響,人口的增長,還有便是政府官吏的捕殺以及鼓勵民眾參與捕殺虎,也是虎減少的重要原因。唐朝天寶年間,河南的緱氏縣東“太子陵”有虎,縣令張竭忠“大獵於太子陵東石穴中,格殺數虎”。唐朝鹹通年間,許昌的西部幾十公里處有虎出沒,駐守此地的“忠武軍”,統軍李琢認為這是禍害,一直想辦法除去。一個軍卒聽說後,找到虎穴,因母虎出門覓食,獨留三隻幼崽,他便抱出三隻幼崽,交給統軍李琢,李琢大喜,“給廩帛、加軍職”,並且誇獎他:“嘗聞‘不探虎穴,焉得虎子’,此夫是也!”從此,這裡“不復更有虎暴”。
從漢代開始,國家出臺的法律中就有對捕殺猛獸的獎勵條款,而虎是猛獸中最具代表性的撲殺物件。“漢律”有“捕虎一,夠錢三千。捕豺一,夠錢百”的規定。晉朝時,法律規定,捕成年虎,政府獎勵三匹絹,幼虎一匹半絹。當時的一匹絹應該有一千錢到一千四百錢左右,當然,絹也有等級,政府的獎勵,應該不會是質量上乘的絹,當時普通絹,即使如此,也與漢代的捕虎賞格相若。唐朝時,捕殺虎等猛獸,獎勵似乎比漢晉要多,例如宋朝人錢易在《南部新書》中寫道唐朝時捕虎賞格,有:“諸有猛獸之處,聽作欄宑、射窩等。得即送官,每一頭賞絹四匹,捕殺豹及狼,每一頭賞絹一匹,若在監牧內獲者,各加一匹。其牧監內獲豹,亦每一頭賞得絹一匹。子各半之。”《唐六典》裡也有記載:“諸有猛獸處,聽作欄宑、射窠等。得即於官,每一賞絹四匹。殺豹及狼,每一賞絹一匹。若在牧監內獲豺,亦每一賞絹一匹,子各半匹。”
以上文中的“猛獸”特指虎,之所以在唐代的獎勵裡不寫明“虎”字,主要原因是唐朝的開國皇帝李淵的祖父名“虎”,所以,“虎”字在唐代要避諱。晉朝捕獲一頭虎的賞絹為三匹絹,到了唐代,變成四匹,看起來應該是有所增加,可是如果我們看了唐代的絹價,就發現實際上並不如此。唐代時,以天寶年間的標準來看,當時的絹價一匹是三百到七百錢左右,因此,雖然賞格為四匹,但是比漢晉還是要低。
宋代社會經濟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社會分工更加深化,職業的“虎匠”出現,他們專門從事捕虎的活動,所以,對“虎匠”的報酬中多了一項賞錢,這也反應出專司此業者對於猛獸的消滅所作的貢獻比一般人要大的這樣一種狀況。宋代的捕虎賞格比起唐代來更高,唐朝時,捕虎為絹四匹,到了宋代,增漲到絹五匹,如果是“虎匠”捕殺的虎,額外還要給賞錢五貫。賞格的增漲說明,宋代的虎患與漢魏南北朝時期頻繁的虎患相比,已經大幅減少,猛獸禍害百姓的事例,除了宋初時,還可以見到,到了宋代中後期,則越來越少。因此,捕獲猛獸的報酬自然比前代定的高。與虎相比,豹、狼的報酬提高得更多,這恐怕因為改用了坑宑、機具等一類與捕虎相同的裝置,不再像從前那樣易於捕獲了。
明清時,捕獲野獸的裝置更加發達,而虎等野獸越來越少。在唐律中明確規定,設定捕虎機具的場所,一般分為鄉村田野與深山老林兩類,到明朝,法律規定,捕獵的場所只能在深山曠野猛獸出沒之處,並且還附加條件,如果不立望竿,懸掛標識,則要科以笞四十的處罰。這一重大變化,說明,在非深山曠野的鄉村田野,猛獸出沒已經極少看到了。唐朝時,因為陷阱、機具有誤傷死人的案件,一般處罰都是以鬥殺傷、鬥毆傷減等處罰,到了明清時,如果致人死亡的,要受杖一百,徒三年、埋葬銀十兩的處罰,“清律”中還特別規定,“非深山曠野,致殺傷人者從殺傷論”,比唐律規定要重,這更加表明,人群的活動範圍與唐代時,早已不可同日而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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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當下說歷史
古時候,全國各地處處都有虎患,有虎的州縣,官府首先要請有經驗的獵戶捕虎。水滸中的解珍解寶就是登州獵戶,負責捕虎。對此,官府是有賞賜的。而捕虎的手段,則有設陷阱、使用弓箭射殺等等。
除了這些,在宋代還有靠佛法降虎一說。北宋就有一位伏虎禪師,本姓葉,法名惠寬。在汀州開元寺出家為僧,領悟佛家要旨。時境內虎豹出沒為害,他以解脫慈悲力馴服虎豹,於是眾稱之“伏虎”禪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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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飄渺孤泓影
虎,大型貓科豹屬動物,被稱為“百獸之王”,為珍稀瀕危物種。虎為亞洲特有物種,分佈很廣泛,從外興安嶺針葉林到開闊的草地,再到熱帶沼澤都有。
關於虎的的歷史起源比較公認的觀點是,200萬年虎起源於東亞(現今華南虎分佈區),然後沿著兩個方向擴散,即虎沿西北方向的森林和河流系統進入亞洲西南部;沿南和西南方向進入東南亞及印度,一部分最終進入印度尼西亞群島;在向亞洲其它地域擴散和輻射適應過程中,虎演化為9個亞種,即華南虎、西伯利亞虎、孟加拉虎、印支虎、馬來虎、蘇門答臘虎、巴釐虎、爪哇虎、和裡海虎。至20世紀中葉,裡海虎、爪哇虎、巴釐虎已經滅絕。中國曾經分佈有華南虎、東北虎、孟加拉虎、印支虎、裡海虎。
虎傷人事件一般為華南虎。
李廣射虎出自《史記.李將軍列傳》,原文: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鏃。視之,石也。因復而射之,終不得復入石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嘗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之。意思是李廣將軍聽說自己所在的郡時常有虎出現,他就經常去射虎,他在右北平射虎時,虎曾跳起來抓傷了他,他終於把虎射殺。
武松打虎其實是作者施耐庵虛構而成,其實是施耐庵的好友卞元亨,這卞元亨是商人一枚,也是一個武舉人,曾經一腳踢中老虎下顎,這是元朝末年的事,後來卞元亨謫戍遼東鹹平,於明朝永樂年被赦歸故里。施耐庵加以美化,虛構武松,加入水滸傳。
以上只不過是殺虎的兩個小故事,其實還有很多。《太平廣記》記載有唐朝一個故事,天寶末年,有個叫勤自勵的男子,由於戰事頻繁,從軍後十年不返。家中妻林氏,父母因其女婿從軍未歸,便將女兒接回孃家,強迫其改嫁。改嫁當晚,勤自勵回來,得知訊息異常憤怒,就拿著寶劍去孃家要人。林家距離勤家十多里,路遇大雨,電閃雷鳴,看路邊有樹洞,便進去躲雨。進去發現有3只小老虎,勤自勵怒氣正無處發洩,一口氣殺了它們。不一會一隻大虎回來,叼了一個婦人,扔到地上,他一看是自己妻子林氏,殺了老虎,與妻子抱頭痛哭。他們尋思可能還有老虎,果不其然,待雨停後,月亮出,有隻母老虎出現,隨殺之。 《元史》卷200的《烈女傳.胡烈婦》,記載有虎口救夫的故事。渤海邊有個叫劉平的人,帶著妻子和孩子去棗陽服兵役。一路上曉行夜宿,一日來到一條沙河的小河邊,於是便依水扎棚,做飯過夜。晚上正當這家人進入夢鄉的時候,一隻老虎出來覓食,叼走了劉平,劉平掙扎中吵醒妻子,妻子奮力追趕,抓住了老虎尾巴。老虎用尾巴抽打劉平妻子,就在她堅持不住時,兒子被吵醒,拿了劉平的寶劍,殺死了老虎。此時劉妻也顧不得包紮自己傷口,與兒子抬著劉平去城裡醫治。這件事傳到當地縣官耳中,於是撫卹他們母子,並立書設立榜樣。
其實從秦漢至此,都有老虎傷人事件,秦漢時人口稀少,農耕區域比較集中,相於生態植被保護很好。自唐朝至明朝,虎傷人事件開始增多,到清朝更是加劇。明朝之前虎災只出現在浙江蕭山、安徽祁門、福建福州等少數幾個縣市,而到明清時期,幾乎遍及東南各省,據統計,發生虎患的州縣近200個。在清代,東南地區有349個州縣,有虎災發生的州縣有一半以上。據史料記載,死傷百人以上的虎災有31次,究其原因,不過是開墾荒野太頻繁。
中國東南地區南高北低,北部和中部為平原,南部為丘陵山區,地屬亞熱帶,氣候溫暖,森林茂盛,野生動物眾多。自古以來就是華南虎的樂園。
明朝時期,人口增長過快,政府鼓勵開墾山地。尤其後來玉米紅薯傳入,更加刺激山地開墾。開墾林地,老虎失去家園,當然要下山尋找出路,所以經常有傷人事件。到了清朝,康乾盛世,人口再次劇增,土地兼併更加嚴重,越來越多農民無地可耕,只能去開發更多的林地。越來越多猛獸無家可歸,所以出現在人們面前。僅僅東南地區,在明清兩代,據統計有514只老虎出現在人前,這是之前一千年老虎出現數量的85倍。民國時期,老虎依舊猖獗吃人。由於老虎頻頻下山傷人,贛縣還直接在《民國日報》上表露“徵求現在武松”。後來為了滅虎患,各地紛紛組織了打虎隊伍,江西的南昌、九江、安吉出動數百人圍剿老虎,結果捕殺了150只老虎。結果造成了老虎數量急劇下降,後來打虎變成了保護老虎。
其實,虎患為人所逼,惡性迴圈。自秦漢至明清,也沒有正式的打虎批文。倒是老虎越來越少,想打老虎還得找到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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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揚楊劉
李廣射虎是記載於司馬遷史記裡面的故事,原文是:李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鏃,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嘗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之。李廣,隴西(今甘肅)人,是漢朝大將,善騎射,祖輩精通箭術,故他自幼即練就了過硬的射箭本領,在歷次戰鬥中,勇猛殺敵,屢立戰功。
漢武帝時,李廣為右北平郡太守。當時這一帶常有老虎出沒,危害人民。出於為民除害,李廣經常帶兵出獵。一日,李廣狩獵回來,路過虎頭石村,已是夜幕降臨時分,月色朦朧。這裡怪石林立,荊棘叢生,蒿草隨風搖曳,刷刷作響。行走間,突然發現草叢中有一黑影,形如虎,似動非動。這時,李廣讓士兵閃過,拉弓搭箭,只聽“嗖”的一聲,正中獵物,於是策 馬上前察看,當正要搜取獵物時,不覺大吃~驚,原來所射並非一虎,而是虎形巨石。仔細一看,鏃已入石。這時眾隨從也圍攏過來觀看,均讚歎不已。當時李廣也不自信,又 回到原處上馬重射,比前更加用力,可是連射數箭,都沒入石。事後,當地百姓聞聽此事更加敬慕。弓箭是人類的一項重大發明,他可以稱為是人類最偉大的武器了,他和火使人類的戰鬥力大大增強,可以有效對付大型猛獸,原始人就是靠著弓箭征服世界的,而且原始人的對手更強大。在古代社會,人類如果想捕殺虎的話,靠弓箭和陷阱,並不是特別難的,畢竟人才是食物鏈的頂端,比老虎還要高。
武松打虎,是施耐庵所著《水滸傳》中的故事,主要講述梁山好漢武松回家探望兄長,途經景陽岡,至酒家沽飲十八碗,醉後欲行趕路。酒家告以岡上有虎傷人,勸其勿行。武松不信,在岡上果遇一條吊睛白額大蟲。武松奮起平生之力以雙拳將虎打死,為當地老百姓除去一大害。但考慮《水滸傳》畢竟只是一部文學作品,難免會虛構一些事情,來突出梁山好漢的英雄氣概。老虎重達好幾百公斤,力量是普通成年人的幾十倍,靠雙手赤手空拳打死老虎肯定是不現實,除非萬不得已的情況,大家千萬不要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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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打虎的歷史很悠久,大概在三四千年前就已經出現在甲骨文和獸骨的記錄上了。遠古社會,人與虎的距離很近,為了生存人虎之間免不了有衝突。
不過在那個時候,生產力很低,個人肯定完不成打虎,所以就會出現眾人在王或諸侯的領導下,一起圍獵老虎。打老虎逐漸成了一種帝王宣示武力的方法,例如“武王狩,禽虎二十有二”(《逸周書集訓校釋四》)講的就是周武王狩獵的事情。
秦漢後,農業開發的範圍進一步擴大,加上戰爭不斷,打虎除了是帝王的愛好,也是將軍們展現實力的資本,例如西漢時的飛將軍李廣,“廣所居郡聞有虎,嘗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之。”(《史記·李將軍列傳》)
魏晉時期,中原戰亂,虎患也相對平和了。有意思的是,這一時期,由於世家大族崇尚“文化打虎”,史冊中充斥著以德伏虎,用道德來感化老虎的祥瑞記錄。“君弟子三人。隨道士邢邁入宣城涇縣白水山。去縣七十里,餌術黃精,經歷年所。有鹿走依舍邊伏眠,邁等怪之,乃為虎所逼。邁乃咒虎退。鹿經日乃去。”(《何法盛晉中興書·晉諸公別傳·杜夷君》)
《二十四孝》中的“打虎救母”資料圖
唐宋時期,隨著社會與文化的進步,人虎衝突更是有增無減,一些傳奇小說中也充斥著虎吃人、人打虎的鏡頭。一些民間獵人由於長期狩獵,總結出了一套打虎辦法,甚至以此為業。“潯陽有一獵人,常取虎為業,於徑施弩弓焉。”(《太平廣記》)
比較有名的宋元民間“說話”就是“武松打虎”的故事,從清代《臨安縣誌》和《西湖大觀》記載可知,歷史上杭州確有武松此人,但在正規的史籍資料中並沒有其打虎的記載,相反民間故事中就有很多。武松的故事最早見於南宋羅燁《醉翁談錄》,《武行者》小說篇目。這些全都是文學創作,因此武松打虎的事情並無實據可考證,但從側面反映了當時虎患嚴重,百姓迫切希望出現打虎英雄。
人們打虎的另一原因,是隨著醫學的發展,老虎的藥用價值被髮掘。唐代孫思邈撰寫的《備急千金要方》卷十一《肝藏》載:“(虎骨)治肝虛寒勞損,口苦,關節骨疼痛,筋攣縮煩悶。”於是上至皇帝下至平民,都不惜為此而冒險打虎。
元代,中國歷史上又一次實現大一統,從東北到江南都有民間打虎英雄,甚至還有女子殺虎的記錄,讓人歎為觀止。在《元史》卷200的《烈女傳·胡烈婦》中記載:“胡烈婦,渤海劉平妻也。至元七年,平當戍棗陽,車載其家以行。夜宿沙河傍,有虎至,銜平去。胡覺起追及之,持虎足,顧呼車中兒,取刀殺虎,虎死,扶平還至季陽城求醫,以傷卒。”整個故事非常有畫面感,稱其為“烈婦”一點也不誇張。
明清時期,人口快速膨脹,土地資源嚴重緊張,山林資源也被大面積地破壞。在耕地不足的情況下,人們將目光盯向了山區,環境的破壞不僅僅造成了某些動物的滅絕,老虎的生存也受到威脅。這時,老虎開始走出深山老林,正式向人類宣戰,所以說明清以來,中國的虎患發展到空前絕後的激烈時代。虎患災害最終遍及華北平原、西部地區、東南地區、雲南地區、以及南部沿海等地。
這種災難到底比起之前有多厲害?僅以東南地區為例,明清時期此地區出現虎患514次,是前一千年該地區發生虎患次數的85倍,幾乎平均每年發生一次。更為可怕的是,人虎衝突的頻率幾乎是隨著時間推移越演越烈。
這一時期的老虎作惡十分猖狂與兇殘,甚至直接到居民家中傷人。明憲宗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就發生過這麼一件事:“九月二十四日,天尚未明,湖墅夾城巷北,有黃斑虎軀體雄偉,自南河遊至巷。有腳伕謝四,因早出行,與虎交肩行過,被虎爪傷左肩。虎遂入前巷知州凌煌家,據廳上大吼,鄰里無不杜門。凌家破後壁逃,虎遂登樓,地方奔告官司,喚獵戶二十餘人,擒之無策,後以石灰灌入袋內,上瓦揭開,放日光,虎仰視,以灰迷其目,次以堅利長槍刺其口,始獲送官。”(《錢塘縣誌》)
更令人想不到的是,上海也曾經是個老虎出沒的地方。從今天儲存的一些上海各縣誌和鄉鎮志中,隨處可見老虎傷人的記錄。例如正統二年(1437年),寶山吳淞附近有白額虎,傷65人,堪稱是單隻老虎傷人最多一次,據《寶山縣誌》記載,當時的場景是“繃村繞舍時縱橫”,“有時咆哮嘯一聲,怒音十里秋風狂”,害得“居民號慟死不辜,哭聲夜半於穹蒼”。嘉靖三十年(1541),有二虎來到金山衛城,傷三人。萬曆三十五年(1597)七月,金山衛城又有二虎來到,也是傷三人。(《金山縣誌》)
晚清上海老照片
清代的上海老虎傷人不但神出鬼沒,而且傷人後往往可以逃走。例如康熙二十三年(1684)寶山廣福出現老虎,傷兩人後逃走。(《石岡廣福合志》)乾隆十六年(1751),外岡鎮瞿門涇附近的樹木深密處,跳出一隻老虎,傷人後逃走。(《外岡志》)
《金山縣誌》中還記載過一件事情,大概是在順治十五年(1658)四月,一隻白虎衝到了金山衛城內,“負一嫗去”,雖然官兵與老虎進行了英勇格鬥,但結果卻被咬死四人,“民俱闔戶”,而老虎卻大搖大擺地走了,可見隨著時代進步,老虎的戰鬥力也在不斷增強
虎患這麼嚴重,民間和官府都不得不想盡辦法捕殺老虎。與明以前的打虎行動有著明顯不同的是,此時官府成為打虎驅虎的主導力量,不但徵調官兵、差役打虎,還會招募獵戶打虎,當然也少不了施德政、作禱虎文驅虎等迷信措施。
面對老虎直接闖到民居中的囂張,官吏們有時甚至要親自督捕,在要害地點還要佈防設兵。康熙時的《羅源縣誌》中就記載:“康熙四十七年春群虎夜夜入市,三月,遊擊陳騰龍督兵民捕之,前後殺獲六虎,患遂息。”《鹽乘》中也記載,雍正年間,“虎至城東蔡氏門前咥人”,因此“始設把總以兵防守”。
在一些有駐軍的地方,如果看到老虎出沒也會開展圍捕。順治四年(1647),“泖西有虎”,守兵迎其首射之,“中目而殪”(《松江府志》)。一些圍捕老虎的行動有時是受到上級的指示,例如光緒《寶山縣誌》中提到寶山所的老虎傷害了數十人,經過各級政府的層層上報,最終到了皇帝的手上。皇帝遂下令“詔下襄城伯李隆遣吳淞所千戶王慶、縣丞張鑑捕之”,縣丞張鑑將此次政府組織的捕虎行動詳細記錄在了《殺虎行》裡。
在記錄中,官府組織了一支滅虎隊伍,“爰遣壯士十餘人,赳赳勇力誰敢當。雕弓引發白羽箭,鐵騎森列羅刀槍。郡侯重民委蓮幕,幕召切切食不遑。”最終,這個殺虎大隊完成了任務,“尋蹤覓跡走林麓,驅逐攫殺如屠羊。籲呼號令殄民患,食其肉兮刳厥腸。行人聚觀集如市,歌者快者聲琅琅”。張鑑寫詩時估計滿是得意洋洋,通篇都是讚揚之音,真實場景也許沒有這麼誇張,但的確反映了當時官府會號召百姓來有組織的打虎。
雍正行樂圖之打虎
除此之外,官府還會出賞錢招募獵戶來打虎,這些獵戶有多年的打虎經驗,打虎效果通常不錯,官府對此法也是樂此不疲。江西安遠縣縣誌記載:“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境內多虎,白日噬人,知縣李多柞懸賞募善捕者旬日獲十三虎。”《尤溪縣誌》中也有記載:“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虎入城,知縣閔本貞募善捕者射之,一日於西郊外連中雙虎。”
對於農商為主的上海來說,僱人圍捕老虎的方法十分受用。明正德年間,嘉定安亭就在發現老虎後,“購獵者捕之,其患遂息”(《安亭志》)。可見,當地官府都非常喜歡這種出錢招募的方式,不但針對性強,效率也高。
明清時期的虎患如此猖獗,說明虎的生存環境遭到了人為的極大破壞,人與虎的矛盾到了對抗性的地步,要麼虎吃人,要麼人殺虎。打虎的工具和方法也隨著技術的進步更加多元化,甚至炸藥、鳥銃和短槍火藥都用在了打虎上。
其實,這些吃人的老虎之所以養成這種習性,是跟環境的變遷脫不開關係的。明清後人口密度的增加,農耕地的擴張,都進一步逼得老虎們無處可去,也就必不可少會去襲擊人類。乾隆後,各地虎患日漸減少,經濟社會的發展也趨於穩定。但老虎卻因為過度的捕殺以及生存環境被侵佔,到了瀕臨滅絕的邊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