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督府作為最高軍事機構,節制內外諸軍,“凡天下將士兵馬大數,蔭授遷除與征討進止機宜皆屬之”。洪武十三年(1380),出於加強皇權的需要,明太祖下令改大都督府為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分領在京和在外各都司衛所。

明代五軍都督府，創設於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起初為大都督府（第一個擔任大都督就是朱元璋的侄子，一代名將朱文正）。至洪武十三年（1380年），明太祖朱元璋以“權不專於一司，事不留於壅蔽。”為由將大都督府一分為五。自此之後成為定製直到明亡，統領全國軍隊的最高軍事機構。

明朝雖然以武功建國，賴於諸多將帥們的能征慣戰才取得天下，但軍將集團們在朝廷中的話語權在建國後越來越低，尤其是明軍的軍事指揮權，逐漸由武將轉移到文臣身上。並且這種轉變是非常迅速的——洪武、惠帝的時代結束以後，在明朝能夠單獨統帥一個方面軍團的大將幾乎都是由文官擔任的。

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皇帝想防備軍將、遏制武人的權勢，就必須將軍隊與統兵將領分開，取而代之以與軍隊沒有利益相關的文臣，而且這些文臣一般都是專事委任，其立場必然與中央皇權保持一致，從而達到了保持軍隊忠誠度的目的。但是另一方面，以文臣統帥軍隊也是明朝的必然選擇。

所謂必然選擇，包含了軍事指揮與後勤兩個部分：

首先，明代的武將文化素質能力是非常低。

類似戚繼光這樣的文武全才在大明軍屆是鳳毛麟角，絕大部分將官目不識丁，渾然草莽，這與明代將領世襲、對繁浩的文字學習沒有動力有著極大的關聯。但這造成了另一個問題，就是軍政的執行與軍令的傳達無法完成——這些與中央的關聯都是需要文字工作來完成的。

儘管明代中央政府的軍令往往是一式兩份——那種駢句文言是傳遞給朝堂士大夫的、而簡單白話的軍令則是傳達給軍隊將領的，但文化素質太低的將領依然不能很好貫徹落實中央的主張。因此，在“不想讓武將社會地位與影響力上升”與“希望軍隊的軍政軍令能夠暢通執行”中間做一個權衡，就成了讓當朝的文官出任方面軍統帥。

其次，明代軍隊的後勤並不是統一的，而是由中央委派、由各個地方——準確說是縣，來共同完成。

所以文官統帥們的頭銜前面都有“xx地方經略、巡撫、總督”等，原因就是這位文官需要在得到中央授權以後，在自己的轄區內調動各個地方的錢糧人力，而這是一件非常複雜、繁重的文字工作，並且其中包括了相當多的人事問題。因此，在沒有總參謀部統領後勤的時代，明軍的將帥主官由文官擔任就成了必然。

但這湧現了另一個問題，一支軍隊如果由文臣擔任主帥，那麼其軍事指揮能力應該如何保證？

明朝一直存在著軍事貴族集團，他們世襲武將職務、高等爵位，但他們的作用是維護朝廷對中下層軍隊的控制，而不是用來對付真正意義上的大戰爭，例如名將戚繼光，就是世襲的正四品指揮僉事，但他的才幹並不是他這個階層的人所能共有的。所以等到戰爭來臨，軍事指揮的任務又落到了國家的正常人才群體——科舉士子身上。

明代沒有軍事人才培養機構，因此對於社會上軍事人才的發掘，靠的是引導。

與當今社會一些文科類考試類似，考試的內容會有一個大的主題，如果能提前猜測到這個主題，那麼複習就會事半功倍。這個主題往往與當時的社會熱點所聯絡，因此，社會的需求造就了考試的主題。明代的人才選拔也一樣，每當國家受到軍事力量威脅，考試的內容便往往與軍事有關。

這裡可以做一個粗略的統計：明代邊防問題可以說是“頭重腳輕”——即英宗代宗時代與萬曆崇禎時代是軍事問題最突出的時候，軍事建設往往成為了國家大政的重頭，而其他時代則緩和得多。比如，經歷土木堡之變後，明代宗景泰皇帝在景泰二年與景泰五年的殿試均提到了邊防與軍隊的問題（因為殿試三年一次，所以景泰朝的殿試全部都提到了軍事建設）。

之後的時代，因為明代邊軍的調整以及蒙古部落的分裂，軍事問題又得到了緩和，所以成化、弘治、正德時代均只有一次殿試問及軍事。

而到了崇禎皇帝的時代，六次殿試全部都以軍事問題為主，並且崇禎皇帝親自與考生對談，討論救國方略。這種政治氛圍經過傳導，到了地方上也會增加軍事的考核。例如著名文學家、愛國詩人張煌言，他在縣試中就被考核了騎射，並且成績優異，最終步入仕途報效國家，直至殉國。

那麼這種以引導為主的方式，在明代軍事建設中有沒有發揮出成效呢？

大體上算有成效，尤其是在國家危難、社會動盪時期，不知兵而出任將帥，後果是非常高的。在這種雙向選擇的情況下，選拔的人才基本上堪當其任。

比如成化朝狀元吳寬就在殿試中向成化皇帝對著輒需變革的邊境防禦體系指出“戍其地則用其民”，即動用邊兵來守衛邊疆，因為邊兵“安於水土、習於金革”，能夠省去國家呼叫內地人力物力的消耗。他還強調國家應當重視偵查斥候以及邊防烽燧的作用，讓邊防體系能夠靈活起來。

嘉靖年間，因為海上走私貿易被朝廷嚴厲遏制，海防危機爆發。當時的海上威脅遍佈江浙閩，嚴重影響了朝廷的漕運安全與社會穩定，因此嘉靖四十一年進士們在殿試中就指出：是選拔將帥人才沒有得當，到任的官員沒能夠盡心盡力——總之朝廷沒用心。針對此，後來叱吒明朝政壇的王錫爵以及後張居正時代維持明朝運轉的首輔申時行提出了將帥的委任要“專權”，不能有宦官的掣肘。而他們的主張在後來也得到了嘉靖皇帝的採納。

到了明末，在空前的制度危機與國防危機之下，崇禎朝狀元劉同升向崇禎皇帝指明：因為社會土地的過度集中以及人口的大規模流動，此時的明朝已經無法實現屯田養兵了；並且因為中原的大規模戰亂，透過商人運送糧食來換取鹽引的條件也以及不存在了，國家之疾已經不能緩治，需要下猛藥了。

從中我們不難看出，雖然這些書生從來沒有參與過軍事制度的制定以及軍營生活，但是他們對於自身時代所抱有的軍事問題是能夠洞悉的。

而在外指揮的文臣，除了明朝中期打贏了播州之役的李化龍、平定廣西叛亂的心學大師王守仁，在明朝末年更是湧現了一批名將。例如締造遼東防線、讓明朝的東北邊防穩固多年的孫承宗以及被孫承宗所提拔的袁崇煥，力挽狂瀾、力挫後金的袁可立，還有在中原斬獲甚多、卻最終晚節不保的洪承疇。

這些人雖然最終沒能夠挽回明朝滅亡的頹勢，但是他們的表現與作為，卻能夠證明他們是具備方面統帥的能力的。

明朝軍事的失敗，歸根結底是軍事制度的落後，而非軍事人才的不足。

明朝的軍事制度，在北伐大戰爭結束以後，就逐漸趨於內斂、趨於穩定。文化程度、社會地位不高的軍官把持軍隊、沒有軍隊支援的文官們控制軍隊的後勤、管理，這樣使得軍隊完全臣服於皇帝、服務於皇帝。但是這樣的軍事制度是無法面對勢均力敵的對手的，更重要的是，這樣的軍隊也無法革新、進入近代化。

明朝軍隊需要的不僅僅是一群懂得戰略的指揮官、更需要一批能夠促進軍隊進步的戰術指揮官——而這種人才的需求，是要求國家能夠正規化、批次培養的，這種時代的來臨，就要等到中國步入近代以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