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東女真族只是促使明朝滅亡的一個誘因，並不是全部因素，準確的來說是明朝滅亡的是明朝內部的官僚鬥爭，史稱為為明朝亡於黨爭。

其實在崇禎皇帝接手的時候，明朝就已經是一個爛攤子了。雖然那個時候後金軍隊及其囂張，但是在孫承宗的一手操持之下，建立了關錦防線，知道後金軍隊攻入中原關錦防線依然沒有被攻破，所以說這件事和軍隊沒有關係，完全政治上的失誤。

明朝末期，由於後金軍隊的持續進攻，打仗需要大筆資金，明朝政府不得不加強兵役以及稅務的徵收。全國各地賦稅不斷加重，這就造成了各地流民不斷增加，社會不穩定因素急劇上升，各地的農民紛紛起義。於是就造成了明朝政府一邊要對付後金軍隊，一邊要對付農民的起義軍。

我在當時以魏忠賢為首的朝廷宦官組織不斷的內鬥消耗了朝廷中的有生力量，比如孫承宗等優秀將領，其實，劉東大片地區並不是被後金攻陷的，而是明朝那些愚蠢的獎勵主動把大片的疆土拱手讓人，一聽到後金軍隊前來進攻的訊息，還沒打仗就直接跑了。跑了之後還有臉朝廷領賞。

所以說明朝政府並非亡於民變、後金，而是亡於黨政是有一定道理的。

看待歷史，一定要以全面的眼光看待，需要以點帶面，透過這一個點，去發掘出其他與之相聯絡的點，最終形成一個完整的面。

毫無疑問，後金（清）是導致明朝滅亡的一個重要原因，但實際上，明朝之亡，根本在於自身，正是其自身的原因，造成了一系列不可收拾的局勢，那麼，不妨就以遼東作為突破點。

遼東的局勢，可以說是明朝解決邊境問題失敗的典範。明朝在建國不久，即在東北設立奴兒干都司，管理今天吉林，黑龍江以及外興安嶺一帶的女真人，並且授予當地女真領袖以明朝官職，實行羈縻統治。

實際上，在最初，奴兒干都司對於東北的控制力並不弱。然而，到了宣德年間，明宣宗忽然實行了全面的戰略大收縮，這個收縮不僅僅是在東北方面，還包括西南的安南地區。朱瞻基這麼做，目的是為了休養生息，將重心放在內政方面，這固然有其道理:對外維持強大的威懾，太過於費錢，而且由於朱棣五次遠征，六次航海，明朝的財政已經吃緊。因此，朱瞻基的考量和做法，在當時都沒什麼問題。

然而，威懾這種東西，一旦消失，是很難再產生的。

自此之後，明朝撤銷奴兒干都司，對東北的控制完全依靠那些女真人的首領，而這些首領由於明朝勢力的退出，變得獨立起來。在此之後，明朝與女真，實際上發生過多次衝突。

宣德年間的大收縮，作為一個戰略思想，一直持續到明朝滅亡。正是明朝對東北的控制不力，在一百多年之中，給了女真崛起的機會。當努爾哈赤成為建州女真首領後，他先後統一了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的一部分，自此，女真完成了整合，開始向外擴張。

而此時的明軍，已經完全不是女真軍隊的對手了。這又涉及到另一個問題，明朝的軍制。通俗而言，明朝的衛所制度和軍戶制度，就是利用衛所將一群軍戶固定起來，使之世世代代成為軍戶。衛所的負責人則是較小級別的武將。這種制度的好處就是，防止武將與士兵過度熟悉從而發生軍事政變；而其消極影響無疑是更大的，那就是軍戶逐漸淪為衛所負責人的奴隸，衛所的田地逐漸成為衛所管理者的私田，從而形成軍事農奴和軍事地主。

這樣一來，明朝軍隊的戰鬥力自然下降。應對蒙古馬匪的小規模打草谷尚可，一旦碰到後金這種規模化的兵團作戰，那就徹底吃癟了。所以，邊境的將領為了戰績，通常都在建立自己的私人武裝——家丁。雖然朝廷不允許，但因為正規軍實在太爛，所以只能默許。家丁雖然作戰英勇，但面對兵團作戰的敵人，個人的勇武沒有太大作用，而且家丁由於耗費錢財，所以規模往往並不大。

在這種情況下，明朝的正規軍毫無用處，家丁又不能完全解決邊防需要，後金又吞併了蒙古，這就使得明朝徹底失去了優勢。

即使這樣，如果明朝內部稍微穩定，那退守山海關，還是有希望的。但是，其內部也不穩定。這是為什麼?這還得追溯到明朝的戶籍制度和宗室制度。簡單來說，明朝的戶籍制度，將人的社會分工用國家權力固化，且限制流動，這樣對於被限制人而言很難受，於是其紛紛逃跑。在明英宗時期，大規模的流民問題已經出現，一隻沒有得到解決；而宗室制度更不得了，明朝養了一批只吃飯不幹活的王爺，這些人中有的甚至享有對封地的收稅權，大肆剝削老百姓。

這種情況到了明末，達到了峰值。照理說，正規軍對付農民起義沒問題吧。但事實上，軍戶都成了軍事農奴，而李自成宣揚“闖王來了不納糧”，自然，正規軍倒戈了。這樣一來，明朝徹底沒法玩了。

所以說，後金，或者遼東，只是擊敗明朝的一個強大的點，而其背後，反應了明朝內部太多問題。因此，明朝的滅亡，不是因為運氣，也不是偶然，而是具有很強必然性的。

如果說四分五裂並且生產力低下的蒙古各部的時候，明朝尚且能夠憑藉體量優勢以及蒙古沒有能力攻克設防嚴密的城市這些優勢來保證對蒙古的壓制，那麼明朝無法壓制滿洲，原因就是滿洲人佔據了全部的優勢。

按理說，滿洲人口同明朝相比是典型的小國寡民，明朝完全可以憑藉體量優勢繼續維持對滿洲人的壓制，但是明朝沒做到。繼薩爾滸大戰明軍慘敗之後，八旗兵席捲遼東，明朝無人能敵，何也？

準確點說，滿洲人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優勢，來化解自己的劣勢。比如說，既然自己人口少於明朝，就發揮己方整體戰鬥力優勢；發現火器強於傳統弓箭，就充分利用繳獲明朝的火器為自己服務，甚至在技戰術上還優於明朝；既然明朝國力雄厚，那就逐漸削弱明朝的實力，以時間換取實力的此消彼長；等等。

當然這也是很有效果的，透過多次軍事行動，滿洲人完全掌握了戰場的主動權，並吸引明朝將大部分資源投入遼東，快速削弱了明朝的實力，並且從明朝獲得了大量的財物、糧草以及人力資源，最重要的是就是明朝重金培養的炮手和鑄炮工匠集體反水投了後金。

就明朝自身而言，可以用糟糕透了來形容。明朝整個兩百多年，可以用萬馬齊喑來形容，最直接的表現就是戶籍制度，戶籍制度限制了老百姓的人身自由和社會地位，導致社會階級固化。比如工匠因為勞動創造不了價值而沒有勞動積極性，同時也喪失了創新的動力。老百姓因為戶籍制度導致人口不能流通，工商業嚴重受損，而且戶籍制度往往會造成農民破產，但是明朝的解決辦法僅僅是屠殺以及強行驅趕回故地而沒有賑濟、安置的手段，成化年間荊襄流民就有幾十萬人被迫害死。

最慘的還是軍戶，一旦入了軍戶，就標誌著其本人和子孫後代永遠成為國家農奴，不僅要服兵役，還要承擔繁重的田賦，甚至還經常被達官顯貴拉去當奴隸使喚。同時，那點可憐的份地，以及少的可憐的軍餉，還隨時要被長官剋扣、拖欠，甚至拖欠數月甚至一年，發到手裡能有兩三成就差不多了。對於這些可憐計程車兵來說，他們唯一的辦法就是逃亡。

所以不能指望底層民眾、士兵對明朝會有多少認同感，他們有些甚至逃到口外，比如說蒙古的板升，就是不堪重負而逃到口外的漢人集中起來的。

比如說，在遼東就有大量的老百姓不堪明朝壓迫，選擇了逃亡到口外，正所謂生於遼不如走於胡，他們或成為滿洲人的屬民最終融入到滿洲人中，要麼結成獨立的堡寨，但是由於口外的糧食產量低，他們最終在生活方式以及文化上和滿洲人一致。如果說認同感，他們可能會認同於滿洲而非明朝，要是讓他們做一個選擇的話，他們很難會選擇明朝。所以也可以理解為什麼後金調整政策後遼東漢人會選擇效忠滿洲大汗了。

同時，由於明朝糟糕的的稅收體系，大量的資源投入了遼東這個無底洞，以及刮地皮的從民間徵稅，導致災民遍地，遍地白骨，活不去的老百姓選擇了揭竿而起去討活路。最終，明朝的精銳部隊都被清軍消滅之後，李自成就逼死了崇禎，明朝滅亡。

此時關內已經處於無政府狀態，換句話說，就是明朝朝廷已經不復存在，此時對於清朝來說是最好的時機。所以，歷史開啟了一個新的紀元。

全文完

遼東問題確實困死大明，原本明朝在坑爹的藩王制下，大明的財政收入愈發的縮水，而遼東的頻繁戰事，更像個燒錢的大火炕，加速了明王朝的破產。

尤其是關錦防線建立以後，明朝的財政壓力變得更大了。天啟六年，遼餉已增至7714121兩，財政虧空高達146575兩。明史記事本末》戶部給事中黃承昊上言：“今出數共五百餘萬，而歲入不過三百二三十萬，即登其數，已為不足，而重以逋負，實計歲入僅二百餘萬耳！”而遼人養遼土用的遼東軍屯，最多的時候也只能產出11萬兩來，根本不夠塞牙縫的。因為遼東軍餉過高，國內政策腐敗，國家稅源不足，政府只能提高賦稅，逼得農民造反不斷，把大明的局勢攪得殘敗不堪。

事實上明朝是曾經有機會解決遼東問題的，就是熊廷弼建立廣元防線和1627-1628年冬季袁崇煥給察哈爾部送糧食之前這兩次機會。第一次是因為努爾哈赤還沒有完全做大，遼東尚有大片土地和軍兵握在大明手裡，如果堅持熊廷弼的政策，努爾哈赤的後金會最終亡於破產。可惜當時朝廷黨爭太過激烈，作為楚黨的熊廷弼成為了東林黨的眼中釘，終於是被拔除了。

第二次是1627-1628年的冬天，這是近四百年最冷的冬天，冷到塞外無糧，後金本來因為努爾哈赤的趨勢就已經有些政局動盪了，再加上無糧，本來就不服氣的葉赫部和海西女真的幾個大部落隨時都會倒戈分裂出去，如果大明什麼都不做，就可以坐看後金瓦解，到時候只要對付皇太極的建州女真一支即可。但是袁崇煥太過心急實現自己的包圍圈計劃，給察哈爾送了大量的糧食，直接引來了皇太極的搶糧大軍，順便打服了察哈爾和朵顏部，打開了通向關內的薊北/宣化路線，使得關錦防線的作用被大打折扣。後金不但挺過了危機，還變得更加強大了。

再往後，大明像消滅後金就幾乎不可能了。比較軍隊戰力不在一個水平，而且鹹魚皇帝朱由檢各種騷操作弄得明軍亂七八糟，一批又一批的天之良將戰死沙場，到最後大明已是無人可用，只能等著滅亡了。

仔細翻閱資料檢視後金崛起的過程，就會發現，它的興起絕非偶然。

在萬曆三大徵還未開始之前的那些年，遼東女真各部之間還處於混戰時期，遼東在李成梁的管控下，對女真諸部的態度是，誰強打誰，保持諸部落之間的一個均勢，使其不能坐大，威脅到帝國的北疆。

相對於蒙古諸部，女真部族的半漁獵半農耕性質，使得明廷容易掌控，所以從明朝建國以來，女真一直都處於明廷的保護性轄制下，即不完全統屬於大明，但諸部又需要藉助大明的力量來強化自己對部族的統治。

但隨著形勢的發展，大明帝國中天日落，帝國財政的問題，雖經過萬曆頭十年張居正的革新，有所好轉，但張居正人亡政息，後來又被萬曆清算，國家整個財政系統又回到了老路上，開源的路子被東南大商人大地主與文官集團堵死，而傳統的土地賦稅，由於土地兼併嚴重，加之國朝對讀書人及官員賦稅的優待，使得財政更加惡化。

在沒有戰爭的時期，大抵還能勉強做到收支平衡，但一旦戰事一起，赤字就出現了。無論是圈養的宗室、還是靡費的衛所，屬於國家無法迴避的財政開支大頭，這兩項大額開支完全是虧本生意，回報率低得可憐。

而九邊防禦體系的建設與維護，因為沒錢，也一年不如一年，在基本解決了東南倭患之後，大明已經是在負重前行了。

李成梁作為後萬曆時代，九邊之中頗有作為的武將邊臣，也隨著抗倭援朝戰爭的打響，不得不改變對女真的策略，不再繼續出兵教訓那些稍微冒頭的女真部族，而是轉而扶持努爾哈赤這樣的後起之秀。

寧夏之役與北韓戰爭對帝國遼東邊防的影響是巨大的，李成梁的兒子，遼東總兵李如松先後轉戰寧夏、北韓，雖然都取得了勝利，但代價也不小，其後又征討入寇的蒙古，最終在交戰過程中身亡。作為李成梁最優秀的兒子，李如松的死，對李成梁的打擊是巨大的。

兩次戰爭所帶來的結果是，遼東再沒有實力維持之前的防禦政策，開始不斷收縮，幾乎再也沒有出兵征討女真部族的情形。形成這種局面，主要原因就是這兩次戰爭，確實消耗了不少遼東的兵力，李成梁賴以為傲的遼東鐵騎損失也不小，短時間內，以明廷惡化的財政水平，要重新恢復萬曆初期的遼東鎮實力，是完全不可能的。

而努爾哈赤，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崛起的。他以十三副鎧甲起兵，很聰明地在混戰的女真諸部中選擇了一個不會被群起攻之的理由，即為父報仇對尼堪外蘭開戰。而這一件事情，對於李成梁而言，是沒有壞處的，起碼在當時是這樣的。

當努爾哈赤統一建州女真後，李成梁為其取得了明廷授予的建州都督的職位，但實際上這種行為也只是順勢為之。而當努爾哈赤的實力已經超過遼東的時候，李成梁已經無可奈何了.....

倘若大明有能力，使得遼東的實力長期處於優勢地位，形成對女真諸部的戰略性威懾，努爾哈赤再厲害，其實也沒有辦法一飛沖天。很有人講是遼東李成梁縱容了努爾哈赤，或言之其養寇自重，或許李成梁有這樣的打算，可問題是，倘若遼東真的對女真諸部具有絕對優勢，又何必玩這種把戲。努爾哈赤沒崛起的時候，李家在遼東的經營已經十分穩固了，朝廷有什麼理由去剷除一個邊鎮總兵？

等到努爾哈赤完成了海西、葉赫女真的收編，覺得自己可以跟明朝掰掰手腕的時候，遼東就已經形成了困局。

在努爾哈赤整個崛起的過程中，雖然遼東限於實力袖手旁觀，但實際上也有輕視努爾哈赤的意思，畢竟女真都內鬥了百來十年了，或許在李成梁眼中，努爾哈赤做到建州都督已經頂天了，可他沒想到自己死後，這個看著長大的小傢伙居然以一己之力統一了整個女真三部。

如果明廷在努爾哈赤征伐海西、葉赫的時候，足夠重視，積極出兵，合縱連橫，是有足夠的力量很大的機會將努爾哈赤打回原形，至少將其限制在建州，可遺憾的是，明廷對遼東女真的形勢缺乏認識，從而也就沒有任何強有力的規劃，最終導致了熟悉遼東鎮軍隊建設的努爾哈赤的坐大。

在努爾哈赤偷偷發育了十年後，主動找上明廷的時候，天國上朝才發現東北這疙瘩的小土著居然敢跟大佬叫板，於是集結兵力準備畢其功於一役，直搗建奴老巢，然而三路大軍，前赴後繼在薩爾滸中了努爾哈赤的埋伏，損失慘重，最終完全喪失了野戰主力。

倘若明廷的財政局面能夠改善，有足夠的錢糧，在重新建設一支野戰主力，或許還能改善日益惡化的遼東局勢，但若要徹底消滅努爾哈赤，拿需要的就不僅是一支主力，還需要更為高效的指揮系統了，反正在黨爭嚴重的明末，指揮系統因為受政治鬥爭的影響，效率低下不說，關鍵是不協調啊。

首先來回答題主的第一個問題，遼東問題是否真的困死了大明？

我的答案是否定的。

眾所周知，大明王朝是被李自成破了北京城，然後崇禎帝煤山自殺，明朝正式亡國。

當時明朝已經面臨了很多的問題，除卻遼東努爾哈赤的威脅之外，當時面臨的壓力主要還有以下幾個方面：

以李自成、張獻忠為首的農民起義軍，東征西討，攻城略地，把大明王朝從裡到外戳出了好多個大窟窿，明朝沒辦法，決不能放任農民起義軍不管，最開始搞了一個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把主要的鬥爭矛頭瞄準了農民起義軍，並且制訂了一系列的防線來阻止農民軍，不過後期為了把重點放在北方，內部防線潰散，所做的努力功虧一簣。

北方蒙古諸部落一直都對明朝虎視眈眈，而明朝為此所設的九邊雖然一直存在，但是由於屯兵制遭到了破壞，軍隊的戰鬥力幾乎可以忽略不計，所以北方防線形同虛設。

這個時候蒙古諸部落如果趁勢發動進攻，帶來的危害將是毀滅性的。

明朝末年，各種天災不斷。蝗災，水災，旱災，地震，泥石流。各種自然災害應接不斷，對老百姓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影響。太平時候如果碰上災年，政府還能夠賑災救民，可是趕上亂世，政府打仗都沒錢，救老百姓更沒有指望了。老百姓活不下去，就會起來鬧事，激起民變，很容易就發展成農民起義軍。

所以說沒有這些的話,大明朝的日子還可能好過點，或許與後金還有一戰之力，有一點贏得希望。不過要說是遼東困死了明朝，顯然也太過絕對了，它只是眾多因素中一個比較重要的因素而已。

再回答第二個問題，為何說明朝不可能徹底解決遼東地區女真問題？

怎麼樣才算是徹底解決呢？這本身就是一個悖論。就按照一般的理解，徹底解決這個問題，就是它永遠服從你的統治，永遠不起來鬧事，可是這可能嗎？統治已久的中原地區尚且不能做到，何況遼東諸地呢？

而且就現實情況來看，朱棣在遼東設立努爾幹司的時候，其實已經很穩妥的解決了遼東問題。在當時看來這就是一個萬全之策，不過歷史的發展總是出乎人的意料的，後來一系列變數的疊加才導致了遼東問題的激化，這是誰也沒有料想到的。

所以說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或許存在一個萬全之策來解決某一個問題，但是若是以發展的眼光來看的話，並不存在什麼絕對的萬全之策。那麼徹底解決遼東問題自然也就是一個悖論。

“兵馬未動，糧草先行”，這是冷兵器時代軍食在戰爭中地位的簡捷說明。大明的遼東問題可以說是遼東軍食問題，遼東的爭奪，這既是明清雙方軍事力量的對抗，也可以說是雙方政治實力和經濟實力的較量。本文僅就遼東的軍食問題來分析遼東問題對大明的困擾。

1369年，即洪武二年，明朝正式開始了對遼東的統治。洪武、永年時期，解決遼東問題採取的措施有兩種:一、從江南和山東等地每年把數十萬的糧食、棉花等軍需品源源不斷的運往遼東，但是海運，陸運所用的人力物力浩大，且風險高，海上風高浪險，時有漂溺發生，陸運經常被遼東各族襲擊；二、遼東屯田，朱元璋“令本處軍人屯田自給”，到永樂年間，遼東屯田達到最高潮時期，“軍餉頗有贏餘”，但是宣德過後，遼東軍屯制度走向衰弱，遼東地方官貪汙腐敗，遼東軍戶苦不堪言，大量逃亡，到了正統八年，軍屯所獲屯糧僅為永樂時期最高額的二分之一。如何解決軍食不足就成為困擾明政府的大問題。

概括起來，明代中期解決遼東軍食問題採取了三種措施。一、從山東海運軍需品。這一方案耗費的人力物力巨大，如果這一年風調雨順還好，可如果遇上大旱等自然災害，對政府財政來說就是一個巨大的負擔；二、在遼東各衛所開中鹽糧。但是成化以後，“私鹽日多，越境貨賣，官鹽不通，而鹽法遂為破壞”，並且權貴宦官又從中謀取私利，弘治十年之後，鹽糧開中逐漸衰弱，後來甚至用銀子代替糧豆，可對於權貴來說，怕就怕你不用銀子，用了銀子才能更好的剋扣；三、京運年例。啥意思？就是每年遼東糧食不足了，戶部不運糧食，運銀子，一年一次，讓當地百姓官自己買糧食，可到了成化年間，“其地不通舟輯，既無轉運民糧，開中鹽糧又無應者”，這其中根本沒提到京運年例，那些能夠養一半遼東人的銀子去哪了，我想大家都知道。而到了弘治年間，更是提前三年使用年例，簡單說這就是財政赤字，而且這赤字多的讓政府根本負擔不起，戶部為了解決心中寅吃卯糧的情況，不得不增加年例銀兩，到嘉靖末年，年例增加到將近20萬兩，佔當時政府收入的十分之一，這對政府是一個多麼大的累贅。

明朝遼東軍食問題日益嚴重並直接影響到明清戰爭程序的是萬曆時期。大體可分為兩個階段，前一階段是萬曆初年到萬曆二十年援朝戰爭爆發之前；後一階段從萬曆二十年到萬曆四十餘年撫順清河失守。

萬曆初年到萬曆二十年，是遼東軍食成倍增長時期，這時期年例增加有多方面原因，從客觀上分析，明政府達成了和蒙古俺答汗的和盟，又和三娘子保持和平關係，明西部邊境壓力大減，但東蒙各部卻加緊了對遼東的進攻，女真各部也日益強大，連年騷擾遼東，給遼東防禦造成了巨大威脅。從主觀上分析，萬曆初年張居正任首輔，他綜核名實，對明朝政治經濟軍事進行改革。在遼東修復邊牆，城堡等， 同時鼓勵邊將殺敵立功，在張居正支援下，李成梁等人多次進攻蒙古和女真，給他們以沉重打擊，但打仗消耗的是糧食，是錢，而蒙古和女真又為遊牧民族，人家打不過就跑，啥都不給你留下，明政府根本沒有以戰養戰的機會，一場仗打下來，明政府除了虧錢就只有虧錢，而且你一走人家就回來了，讓人煩不勝煩。除此之外，明政府為提高戰鬥力而後餉養兵，遼東的軍食在這一時期是得到了某種程度的保障，可是政府的財政也被此所拖累。

萬曆二十年到萬曆四十五年，是明清戰前遼東所用年例最多時期，也是遼東邊備最為廢弛時期。萬曆二十年六月，援朝抗倭戰爭爆發，戰爭持續數年，所用白銀數百萬，為支援前線，遼東軍民在人力物力上付出重大犧牲，原本青壯年不多的遼東，邊備更加困難。壬辰戰爭之後，努爾哈赤日益強大，屯田自食已不可能，只能靠增加京運年例來解決軍食問題，明政府財政已到崩潰的邊緣。

軍食的缺乏，有各種各樣的原因，如屯田的破壞，募兵制的出現，家丁的增加，各族的進逼，官吏的貪汙，支出的昌濫等，但一個最重要的原因是統治階級的腐朽。明初所制定的軍戶制到中後期已經完全崩潰，軍官靠世襲所得，普通軍戶幾乎沒有晉升的機會，而且軍官們把普通的軍戶當做奴隸來看待，導致軍戶大量逃亡，使遼東幾乎無兵可用，而世襲的軍官更是不堪，所謂是千兵易得，良將難求。而且明政府的個別統治者，在遼東軍食不足，連連告急時，不但不發內帑，反而向太倉伸手索取白銀，使遼東境況更加不好收拾。

所以遼東問題對大明來說就是心口上的一把刀子，而且還被明初的封建制度這張大手緊緊握住，根本沒有拔出來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