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蒙古的西進大軍主要分為兩支，一支為旭烈兀的西征大軍，主要任務是進攻伊斯蘭世界，他擊敗了阿拉伯帝國，佔領了巴格達和敘利亞，並準備揮師埃及。另一支是金帳汗國軍，主要方向是進攻基督世界，長久以來和波蘭、匈牙利的交戰中佔據上風。在此期間，蒙古開創了鼠疫“細菌戰”，歐洲因為鼠疫“黑死病”3個世紀死亡了約2000萬人，整個歐洲人口銳減了近1/3，歐洲各國都人心惶惶。

用嚴格的組織紀律組織將散漫的遊牧民組織起來，讓他們不再在正面戰場上不堪一擊

將草原上所有的遊牧民族團結起來，組成了一個所謂的蒙古部落，讓他們跟隨自己搶劫農耕文明

蒙古騎兵在戰術上有優勢，但是優勢有限。所以蒙古帝國在征討不熟悉遊牧民族戰術的歐洲、中東時雖然連連得手。

遊牧民族在歷史上一直是一股不容忽略的力量存在，他們逐水草而居，以藍天白雲為帳，文明落後，習俗野蠻，卻建立了強大如突厥帝國、塞爾柱帝國、花剌子模帝國、蒙古帝國、奧斯曼帝國、金帳汗國的草原帝國，成為廣大定居民族無法擺脫的夢魘。

農耕文明在與漁獵文明對決中之所以屢屢敗下陣來，其一是因為攻守之勢不同。草原上氣候條件相對惡劣，冬天有雪災，夏天有旱災，還有狼災、蟲災……脆弱的自然環境迫使遊牧民族必須不時地對農耕地區發動劫掠才能滿足基本生存需求，而農耕區一般處在土壤肥沃、氣候適宜的區域，農耕民族缺乏征服遊牧民族的動力，而且遊牧民族沒有定居的習慣，很難透過軍事征服消滅其有生力量。古往今來，農耕文明基本上對遊牧民族採取守勢，東西方歷史上都有透過修築長城防止蠻族入侵的先例。

其二，遊牧民族儘管在物質文化上發展緩慢，但是存在很大的軍事優勢，這一優勢是由具備精湛弓箭技術和極端靈活性的騎兵發揮出來的。他們從孩提時代就接受訓練，在一望無際的大草原上追逐獵物，精通各種潛伏和追蹤的詭計。在戰場上遇到敵人，他們會突然發動襲擊，又迅速消失，然後再出現，緊緊追隨敵人，不讓自己被捉住，像追逐獵物一般，折磨對方，直到敵人筋疲力盡，才發動致命一擊。蒙古騎兵在進攻時極少與敵人貼身肉搏，而是透過投射或弓箭進行遠端攻擊，瓦解對方士氣，之後近戰用蒙古刀收割人頭，在冷兵器時代，這種騎兵戰術基本上毫無破綻。對農耕文明壓倒性的軍事優勢是草原帝國能夠一統天下的關鍵，一旦封建王朝國力衰退，遊牧民族就會趁虛而入，以摧枯拉朽之勢將敵對勢力徹底蕩平。

其三，遊牧民族能主動接受先進文明同化，避免了觀念、習俗、宗教信仰的衝突。草原民族見識了農耕文明的繁榮和昌盛，很容易心嚮往之，在推翻封建王朝並取得統治權後往往傾向於接受先進文明的馴化，這樣就極大地緩和了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的摩擦。歐洲基督教信仰之爭持續了幾個世紀，先進文明間的融合不僅緩慢，而且充滿了反覆、鮮血和戰爭。

遊牧民族雖然憑藉強大的軍事優勢征服了一個又一個農耕民族，但是除了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國祚延續了600多年，多數草原王朝都很短命。戰無不勝的草原英雄在馬上征服了天下，但當脫下戰袍，放下屠刀後，便迅速迷失在了紙醉金迷中，還有什麼比安逸的生活更能腐蝕一個勇士的靈魂呢？而且在火炮和槍械技術成熟後，遊牧民族殘存的最後一點優勢也化為虛無，當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騎士們騎著戰馬，揮舞著馬刀，衝向曾經匍匐在地臣服於他們，現在卻端著步槍嚴陣以待的敵人時，落日的餘暉將他們的背影永遠定格在了黃沙之上。

你好，問題中的草原征服型廣義上指的是遊牧民族。

在世界歷史上遊牧民族征服先進文明的例子很多，比如：早期的古巴比倫王國，就是由遊牧民族閃米特人征服農耕文明的蘇美爾人建立的，中國歷史上的元朝也是，還有徵服西羅馬的哥特人，都屬於遊牧民族一統天下。

我認為原因有以下幾點：

1.作為遊牧民族主要靠狩獵，養殖牲畜來維持生計，在草原上會進行長時間的打獵，包括為了尋找肥沃的草料地點進行遷徙，這種方式相對於定居民族在是更貼近戰爭生活的。

2.每個遊牧民族的男子都需要學會騎馬打獵，天生就是騎士與獵人，這點與定居型的民族在個體戰力上有很大的區別，漢族政府很長時間計程車兵不是全職的，相當一部分都是有戰時候當兵，和平時候種田。這樣士兵的軍事素質就會產生一定的差距。當武器裝備拉不開差距，自然不如遊牧民族的軍隊。

3.遊牧民族要想強大也必須團結，通常一個遊牧民族會分成眾多的部落，他們在不同的獵場打獵，宗教文化包括習俗都會有點差距，如果分散作戰，其實也不足為慮。成吉思汗征服中原地區最主要的基礎就是統一了蒙古各部落。

4.軍隊作風，農耕和城邦文明的人們打仗都是靠征服供給，依城作戰，這就涉及到後勤問題，當戰線拉長或者孤軍深入，就會出現供給不上的危險。而遊牧民族不同，他們進攻其他文明目的很直接，搶錢搶糧搶資源，打完就地補給，甚至擄掠當地人回去當奴隸。他們是不存在後勤問題的，以戰養戰，來去迅速。

5.內部原因，如果強大的城邦文明沒有出現問題，通常遊牧民族也是沒有機會的，宋朝屬於積弱已久，內部腐朽不堪。歷史上的秦漢都面對過統一各部落的匈奴，但是都取得了勝利，這與國力是否強盛也有很大的關係。

最後說一點：落後文明徵服先進文明即使能夠征服統一，但是也是很難持續的，通常會有兩個手段：一是被當地文化同化，進行民族融合。二是利用宗教或者文化手段，強行維持信仰統一。

我認為草原征服型王朝有幾個特點比較容易統一天下，第一個是草原王朝靠畜牧業來維持部族生計，這種生存方式相對簡直便捷，不像農耕方式有那麼多的各種條件給制約。第二個草原王朝的人民善於騎馬，他們有較強大的騎兵部隊，騎兵部隊速度快，善於機動打起仗來就非常有優勢，第三個就是草原王朝的人民都是生活在北方，北方人本身身材就比南方人身材更高大健壯，無論力氣身高什麼的都比農耕民族厲害點，所以以上三點是草原王朝更容易統一天下的有利條件

一提到匈奴，大家肯定會有一個固有印象，就是匈奴在軍事上很強大，而且長期對漢朝進行壓制。比如，漢朝初年的時候，劉邦被匈奴的四十萬騎兵圍困在白登山上七天七夜，最後只能用計脫身。而在被壓制了七八十年之後，漢朝直到漢武帝才有能力組織起北伐。這個故事當然沒有錯，但僅是真實歷史的一部分而已。如果站在匈奴的角度，把這個故事再講一遍，內容就會大不一樣。這就要從匈奴政權的起源說起。

我都知道，在學術界有一個公認的事實，就是中國之所以會在秦朝時完成政治統一，最主要的一個原因就是來自北邊匈奴的軍事壓力越來越大。戰國時期入侵中原的匈奴騎兵規模就已經有十幾萬了，而到了漢初的時候，匈奴已經能夠一次性出動40萬大軍，所以，中原只有構建更大規模的政治體才能夠同匈奴抗衡。這個理論雖然沒有錯，但在真實的歷史程序中，有一個時間差的問題。秦朝統一天下是在公元前221年，六年之後秦始皇就發動了對匈奴的北伐，三十萬大軍從長城出擊，把匈奴擊退了七百里。有一句話，我們都知道叫“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抱怨”。也就是說，至少在秦朝時期，在軍事上中原是對草原反壓制的。但是，僅僅十五年之後，同樣出動三十萬大軍的劉邦卻差一點被圍困致死。中原和草原，雙方的力量對比似乎發生了逆轉。那我們就要問，這十五年中，草原上究竟發生了什麼？

匈奴的另一面

對於匈奴來說，這十五年的日子真的不好過。首先南邊秦始皇把他們擊退了七百里，其次西邊的月氏也對匈奴進行軍事壓迫，匈奴為生存不得不向月氏進貢，而東邊的東胡也在不斷蠶食匈奴的領土。南、西、東三個方向同時對匈奴進行壓制，匈奴真是到了生死存亡的境地了。此時此刻，匈奴有兩種選擇。第一是離開草原，向更北的，環境更惡劣的地方遷徙；第二，就是想辦法讓自己強大起來。北遷的成本實在太高，所以匈奴只能背水一戰。

其實，匈奴自身的實力並不弱，問題在於他們原先的政治體制，讓他們的軍事優勢發揮不出來。公元前209年之前，在政治上，匈奴處於一盤散沙的狀態，那個時期，雖然也有單于，但他的政治地位實際上僅是部落聯盟的聯盟長而已，就跟周代的天子相似，對各個部落基本沒有控制力，更不要說統一指揮了。這就是為什麼，中原地區會頻繁地遭受匈奴的入侵，因為入侵的匈奴根本不是一夥的。前面雖然說過，戰國時期就有十幾萬的匈奴軍隊入侵中原，但這十幾萬軍隊是拼湊起來的，目的就是為了搶劫，所以，十幾萬大軍被李牧很輕鬆的就擊潰了。這種形式到了冒頓單于的時候發生了改變，冒頓單于是一個鐵腕單于，他為了當權，不惜弒父殺妾。他建立了一支屬於自己的直屬軍隊，並利用軍事和外交手段將原本鬆散的匈奴重新統一，建立了匈奴帝國，時間就是公元前209年。說巧不巧的是，秦始皇在後一年去世。後來的事情大家都熟悉了，冒頓先擊敗了東胡，然後驅逐了月氏，甚至月氏首領的頭骨都被他拿來當酒壺。在東西兩邊都搞定之後，冒頓率四十萬大軍南下，逼迫漢朝同匈奴展開貿易與和親。這就是為什麼，匈奴能夠在十幾年之中迅速崛起的原因。

這個時候匈奴是東亞地區的頭號霸主，按理來說應該高枕無憂才對，但實際情況卻不是這樣。即使是逼著漢朝採取和親和貿易的政策，匈奴在面對漢朝的時候，仍然不輕鬆，原因很簡單，兩個政權的實力相差太大了。匈奴的總人口是150萬左右，只有漢朝的1/40，雙方的人口體量根本不是一個數量級別。雖然，在軍事上匈奴勝了漢朝，但組成一支四十萬的大軍，這事對匈奴來說已經是極限了。同時，北方草原氣候惡劣，除了牲畜和毛皮之外，幾乎什麼都沒有。因此，在經濟物資上，匈奴嚴重依賴中原。這樣一來，匈奴就陷入了一種很尷尬的境地，一方面與漢朝為敵，另一方面又要嚴重依賴漢朝。但如果在經濟上嚴重依賴漢朝，匈奴就很難保持政治上的獨立。史書就曾經記載，漢朝向匈奴開放貿易之後，“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但是，如果匈奴為了保持政治獨立而和漢朝完全斷絕經濟關係，連生存都會變得很困難。於是，在這種情況下，匈奴單于就採取一種“外部邊界戰略”。這裡的“外部邊界”指的是中原和草原之間的界限，這個“外部邊界戰略”，其實就是利用軍事優勢，不斷向漢朝施壓。於是，即使是在有和約的情況下，匈奴仍然會不定期地對中原進行軍事劫掠，逼迫漢朝更新條約。這樣一來，匈奴就可以利用軍事，一方面保持自己的獨立和平等，另一方面又以此來獲取更多的經濟利益。這種戰略一直持續到漢武帝時期。

漢武帝之後，匈奴的“外部邊界戰略”開始崩潰，主要原因有兩個，第一，在絕對實力上面，匈奴的軍事力量已經不足以支撐其政治獨立了，也就是原先那種透過武力逼迫漢朝更新條約的辦法，失效了。第二，匈奴內部爆發了政治危機，整個帝國開始分裂。第一個原因大家都很熟悉，不用多說，我們重點說一說第二點原因。剛才說到，匈奴原本只是鬆散的部落聯盟，是冒頓單于把匈奴在政治上統一起來的。這種模式存在一個致命的缺陷，因為從本質上來說，匈奴單于並不是一個制度，而是一種權威，只有擁有權威的人，才能領導匈奴。這樣一來，匈奴就沒有固定的權力繼承模式，往往都是兄終弟及。也就是說，只有當最後一個弟弟去世以後，才輪到子一輩繼承權力。這樣一來，匈奴的繼承者就不十分明確，同一時間可能有很多人都有繼承的資格。於是，在遭受漢朝的軍事打擊之後，匈奴一度分裂成五個部分，史稱“五單于並立。”在這種情況下，外部邊界戰略肯定執行不下去了，於是匈奴開始了“內部邊界戰略”。這個戰略其實也簡單，就是為了能夠戰勝其他單于勢力，五單于之一的呼韓邪單于就在政治上依附漢朝，在名義上成為漢朝的從屬，然後利用這層關係，向漢朝謀求經濟支援，以此來打擊其他的單于部落，恢復匈奴的統一。所以，歷史上，匈奴分裂成了南北兩支，南匈奴採用“內部邊界戰略”在漢朝的幫助下，將北匈奴趕出了北方草原。

過去，我們看待匈奴總是帶著一種中原視角，把匈奴看作是外部的軍事和政治威脅。卻沒有想到，站在匈奴的角度，漢朝也是一種外部威脅。同時，匈奴自身也存在著內部危機，而為了應對這些危機，匈奴自身也經歷了很多歷史階段。從鬆散的聯盟到政治統一，從“外部邊界戰略”到“內部邊界戰略”。而且，在歷史上，不僅匈奴面臨著這樣的問題，經歷了這些階段。唐朝時的突厥和明朝時的蒙古，都有相似的經歷。比如突厥也曾分為南北突厥，蒙古也曾分裂成東西蒙古，這是一種草原政治的典型模式。

東胡是如何興起？又為什麼能在中原地區成功地建立政權？

我們首先來解釋一下“東胡”。“東胡”有兩種含義，首先和匈奴同一時期，生活在中國東北和俄羅斯西南地區的部落，被稱為“東胡”，這是狹義上的東胡。廣義上的東胡，指的是在“東胡”部落消亡之後，在這一地區生活的其他部落，比如鮮卑、契丹、女真、滿洲等等。在歷史中，“東胡系”和“草原系”有一個最大的不同，就是匈奴、柔然、突厥都沒有在中原地區建立過政權，只有蒙古統一過中原。而鮮卑、契丹、女真、滿洲都曾經在中原地區建立過比較成功的政權，這是為什麼？原因說起來其實很簡單，“草原系”的遊牧者所建立的政權都是隻有草原視角的一元政權，而“東胡系”的遊牧者建立的政權是一種二元政權，因為它們能同時兼顧草原視角和中原視角。

我們下面來詳細地解釋一下，這是什麼意思？我們首先來解釋一下一元政權。在第一部分中，我們已經詳細講述了匈奴的政治邏輯。在匈奴那一套政治邏輯中，無論是“外部邊界戰略”還是“內部邊界戰略”，其出發點都是自身的政治需要和經濟需要。中原地區對他們來說，僅僅是可以被搶劫和敲詐的“錢袋子”，另外，中原還有可能威脅他們生存的政治力量。所以，他們既沒有在中原地區建立政權的興趣，甚至對不能進行遊牧的領土也不感興趣。他們一心一意就是保持自己的政治獨立，即使在名義上成為漢朝從屬的時期，匈奴的政治在實際上也還是獨立的。後來的突厥、回鶻，都是如此。比方說，在安史之亂的時候，唐朝平定不了叛軍，還藉助回鶻的力量收復長安。我們都知道，當時的長安已經是千年古都了，是農耕文明最繁華的所在，按理說回鶻可以乘機佔領長安，或者向唐朝提出其他的領土要求。但是，回鶻在收復長安之後，將長安城一搶而空，只留下一座空城給唐朝，他們只對財富感興趣，對領土幾乎沒有絲毫興趣。像這種只有草原政治意識的政權，就是一元政權，更準確地說，是草原性“一元政權”。

既然匈奴、突厥、回鶻的政治都是以草原為中心，那麼這種政治模式必然是無法適用於中原的。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即便是匈奴在中原地區建立了政權，比如東晉時期的前趙、後趙，也都是曇花一現，存在不了多長時間。這裡稍微解釋一下，嚴格意義上“後趙”政權是羯人建立的，但羯人實際上是匈奴的一個旁支，所以“後趙”政權算是匈奴文明。

那麼為什麼像鮮卑、契丹、女真這樣的“東胡系”就可以成功地在中原建立政權呢？因為，他們建立的政權，一般同時具有中原和草原的二元性，或者說遊牧和農耕的二元性。比如說，南北朝時期的北周政權。北周雖然是鮮卑人建立，但是北周政府卻能做到，從具體的文化背景中剝離，在政治上既不偏袒鮮卑，也不偏袒中原，建立了一個具有雙重文化認同的政權。再比如，北周政權讓所有人都姓鮮卑的姓氏，隋朝的開國皇帝楊堅，就曾經叫“普六茹堅”，“普六茹”就是鮮卑姓氏。姓氏雖然改了鮮卑的，但是在文化上北周卻是大力推崇儒學的。而且，在政治上，北周是鮮卑、中原並重，大批的中原士人在北周政權中有很高地位。後來的遼和金也是如此，遼的行政系統有南北之分，北院管契丹，南院管中原。金朝一方面以騎射打天下，另一方面又極其推崇中原文化，金朝的各個皇帝都精通儒學和詩詞。這種能同時兼具和平衡草原、中原兩種文化的，就是“二元政權”。書中總結這種二元政權的模式說：二元化讓官僚機構和遊牧的軍事部落都被統合在皇帝手中，於是這位皇帝對於雙方而言都具有絕對的權威。

那麼，為什麼“東胡系”可以建立二元政權呢？原因有兩個。第一個原因比較根本，草原和中原之間界限分明，年降水量高於四百毫米，就可以進行農業耕種，而少於四百毫米的就只能長草。所以地理上的四百毫米等降水量線就是南北之間的分界線，這條線大約跟長城的地理位置相當。但這種界限也不是絕對的，在中國東北部和俄羅斯西南地區，因為地靠海洋，所以這裡最北邊是草原，中間是森林，南部是可以進行農耕的地區。所以，在經濟和生活模式上，這一地區的部族，既熟悉遊牧，又熟悉農耕，因此天然就兼具中原和草原的二元視角，這是根本原因。還有一個直接原因，就是從北魏到北周，鮮卑人透過長達上百年的嘗試，終於建立起了一個二元化政權的先例，讓後世有了模仿的物件。

於是，中原、草原和東胡之間，就構成了一個完整的權力週期。最開始的博弈是在草原和中原之間展開的，例如漢朝與匈奴，唐朝與突厥、回鶻。而等到草原和中原雙雙衰落之後，東胡政權就透過二元化的方式，在中國北方崛起。例如，匈奴和漢朝衰落之後，鮮卑崛起。唐朝和回鶻衰落之後，契丹和女真崛起。

元朝和清朝在政治上有什麼不同

我們知道了草原政權和東胡政權的政治邏輯，以及在他們的影響下，中國歷史，或者說東亞歷史的運轉週期。但是歷史從來都不是數學題，所有的政治邏輯和歷史週期，都有例外的時候，這個例外，就是元朝和清朝。這兩個王朝都是統一中原的遊牧政權，蒙古雖然在血緣上和“東胡系”有關係，是鮮卑旁支的後裔，但在後來的幾百年中，他們主要的生活方式和政權崛起都是在北方草原。所以嚴格來說，蒙古是“草原系”政權，他們建立的元朝存在的時間不足一百年；滿清源自東胡系，他們所建立的大清，存在了276年。

先來說元朝，關於元朝，很多人都認為元朝是中國歷史上面積最大的朝代，有3300萬平方公里，幾乎相當於兩個俄羅斯大。但實際上，元朝雖然面積大，但卻只有1375萬平方公里，只比清朝大59萬平方公里，有3300萬平方公里領土的不是元朝，而是蒙古帝國。蒙古帝國是成吉思汗建立，後來的繼任者前後分別是窩闊臺、貴由、蒙哥。蒙哥死後，忽必烈和弟弟阿里不哥爭奪汗位，這直接造成了蒙古帝國的分裂。四大汗國和元朝各自獨立互不統屬，雖然後來四大汗國曾一度承認元朝是“宗主國”，但仍然改變不了蒙古帝國分裂的事實。也就是說，元朝只是原先蒙古帝國的東亞部分，控制區域包括北方草原和中原。

我們在前面說過，草原系的遊牧政權對中原領土沒有興趣，但蒙古看上去是一個例外，它不僅統一了中原，還在中原建立了政權。不過，從嚴格意義上來說，這並不算是個例外，因為統一中國只是當時蒙古征服世界計劃的一部分。而後來，元朝之所以會建立，完全是因為蒙古帝國分裂導致的。更關鍵的是，元朝雖然統一了中原和草原，但是在政治邏輯上，它依然延續的是草原系的一元傳統，這一點在很多方面都有體現。

比如在認知方面，蒙古人根本無法理解中原地區的優勢和作用，他們曾一度想將中原地區改造成草原。其次在文化方面，他們對於中原文化極度排斥。在元朝皇帝中，除了忽必烈和元順帝之外，其他皇帝都幾乎不會中原的語言。他們還把儒家思想放置在很低的位置，所謂“九儒十丐”，就是說儒生的社會地位，僅僅比乞丐高。然後在社會層面，人被分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社會地位相差很大。最後在行政方面，擔任政府高階職位的全都是蒙古人和色目人，而中原人只能擔任低階職位。這一切都說明了，元朝是一個以蒙古人為中心的一元化政權。所以，元朝的政權其實很不穩定，忽必烈和元順帝在位時間加起來剛超過五十年，而在剩下的四十多年中，竟先後出了十幾位皇帝。而且在這不到一百年的時間裡，來自民間的武裝起義，竟先後有18次之多。種種跡象都表明，光靠蒙古人和蒙古文化，是無法長期治理和控制中原的。

而且在元朝皇帝的觀念中，中原地區自始至終都是一個可有可無的存在。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元順帝，在朱元璋的軍隊兵臨城下的時候，元順帝幾乎沒有嘗試任何方式的抵抗，直接棄城而走。書中對此評價說：儘管元朝首領們已經長期遠離草原生活，但他們還是以同樣隨意的方式，像他們的前輩獲取中原一樣，輕易就放棄了中原，全然不考慮有什麼後果。

和元朝相比，清朝不僅存續時間更長，而且在政治上高度穩定，領土面積也跟元朝差不多，有1316萬平方公里。清朝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不僅僅在於它延續了“東胡系”的“二元政治”。甚至還超越二元政體，建立了一個多元政體。

剛才說到，“二元政體”就是讓政府本身具有遊牧和中原的雙重身份認同。而清朝不僅建立了雙重身份認同，還進一步建立了多重身份認同。比如，我們都知道，清朝的軍隊以“八旗制”為主，而“八旗制”不僅僅包括滿洲人，還有蒙八旗和漢八旗。不僅如此，清軍入關時還藉助了一股純中原的力量，就是吳三桂。在平定天下之後，吳三桂和其他中原軍事力量被封為具有實權的“藩王”，和八旗軍事貴族平起平坐。

當然，很多人都知道，在康熙時期吳三桂被清朝政府武力平定，但這並不是說清朝政府打壓純中原的軍事力量。在吳三桂被平定之前，滿洲的軍事貴族，就隨著鰲拜的倒臺被康熙狠狠地打壓過一次。也就是說，在軍事上，清朝政府並不特別偏袒任何一方。在政治上也是一樣，在政府機構中，滿、漢官員的比重幾乎差不多。而且清朝十分重視科舉制，無論出身草原還是中原，大部分人都要透過科舉制才能入朝為官。

這是清朝處理滿洲與中原關係的策略，是典型的“東胡系”政治傳統。但是，清朝和北周、契丹、女真不同的是，清朝不僅同時建立了中原和草原的身份認同，還陸續建立起了其他地域的身份認同，比如西藏與蒙古。我們可以看到，清朝皇帝既是中原地區的皇帝，又是滿洲八旗的旗主，還是蒙古地區的大汗和藏地的文殊菩薩轉世。也就是說，清朝政府建立了至少四種文化身份認同，這就是為什麼說清朝超越了傳統二元政治的原因。

在這種政治模式下，過去作為中原和草原區隔象徵的長城，就完全失去了實際上的意義，從此變成了歷史遺蹟和文化符號。過去，在東亞地區博弈的三角關係，也在清朝最終完成了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