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廢除宰相制度是循序漸進，有預謀有計劃的，不是突發奇想的，更不是一蹴而就的。

他首先讓大家奏事“勿關白中書省”，換句話說不讓中書省知道朝政大事，那麼這相當於直接免掉了中書省的權力，接著以謀反的罪名殺掉中書左丞相胡惟庸，洪武23年，又以一個基本上是莫須有的罪名賜死李善長，洪武28年，他說: 朕罷丞相，設府、部、都察院分理庶政，事權歸於朝廷。嗣君不許復立丞相。臣下敢以請者置重典，從此宰相制度就被徹底廢除了。

但是制度雖然廢除，但是宰相要處理的事務一件都不會少。朱元璋每天處理的政務達數百件，不過他精力過人，經常熬夜絲毫不懈怠，所以政務的處理並不是一個大問題。

等到了朱棣，情形大變。朱棣是軍旅出身的皇子，擅長軍事征戰，奪取皇位之後，他幾次讓皇太子監國，他自已則數次征討蒙古，樂此不疲，政務自然不能再像他父親朱元璋一樣事無鉅細的處理。於是他採取了一些辦法，首先增加文淵閣的人數，不過那時的殿閣大學士僅僅是“入值”學士，也就是高階顧問秘書，接著讓他們去兼任東宮官，負責從小教育培養皇太子。

到了朱棣的後代明仁宗朱高熾之時，開始授權閣臣可以上條旨，就是閣臣可以對於奏事直接給出處理意見交給皇帝，皇帝自然可以從這些條旨裡面挑一個作為處理方案，大大減輕了皇帝閱讀批覆奏章的負擔。

明宣宗時，這件事情發展成為一種制度:票擬，奏章呈皇帝批示以前，由內閣學士“用小票墨書”，把批閱建議寫在紙上並貼在各奏疏的對面上呈皇帝。

這種制度下，出現了所謂三楊輔政的局面。

此時還出現了閣臣兼任六部尚書的情況，當然閣臣絕對不能兼任吏部尚書，否則等同於事實上的宰相。不過到了明嘉靖萬曆時期，尤其是張居正時期，內閣首輔已經能夠事實上控制吏部尚書了，宰相事實上覆活了，不過那僅僅是特殊情況，終究不能成為長久的制度，只是曇花一現罷了。

擴充套件思考:

明朝中後期閣臣權力的膨脹，其實宣告了朱元璋廢除宰相的努力失敗了。

一項制度在當時的條件下能利國利民，這僅僅是好方案，如果能長期穩定執行，才能叫做好制度。

朱元璋制定了很多好的方案，例如太監不能幹政，例如貪汙必受重懲，例如任人不論出身(布衣擔任布政使)，可是這些方案的執行靠的是朱元璋個人的威望，以及後世子孫對皇明祖訓的遵守，換句話說，這些東西並不堅固，都是靠人的主觀性就保證的。所以這些方案禁忌很快就被打破了，明成祖時就有太監做監軍了，仁宣時太監就開始受教育了，明中期，太監已經遍佈全國礦產地了。要當閣臣，也必須從進士而翰林，從翰林而入內閣，唯此一途而已，當布政使也必須進士出身，普通吏員是絕無希望的，人才上升途徑變得狹窄無比。

我來簡略回答

這個問題就一句話 忙不過來

中國古代相權和皇權一直是在鬥爭的 大趨勢是皇權越來越集中 相權越來越弱從漢代的獨相到唐代的多相 但是終歸還是有丞相 必將龐雜的政務需要人處理 只是把權力分散了 但是朱元璋為了集權廢掉丞相職位 所有的政務都要他一個人處理 他精力過人 勤於政務 但是後世子孫不可能都是他的風格 時間久了自然感覺力不從心 只能尋找幫手 朱棣的內閣學士就是在此背景下產生的 但朱棣也雄才大略 所以僅僅需要低階助手 不需要事實上的丞相 但後世的守成子孫做不到這些 政務越來越多的依靠這些本來是秘書性質的內閣學士 慢慢的從事實上就是內閣來處理政務了 皇帝只是保留了最終裁判權 所以內閣的領導也就變成事實上的宰相了 不用說太多 就這麼簡單

首先我們要先明白一件事，皇帝跟丞相的關係:皇帝相當於最高決策者，所有的問題，都要由他來決斷，可事情太多，皇帝就忙不過來，那麼就要有一個人來幫皇帝處理問題，這樣呢，丞相就出來了，可皇帝的權利就被分了一半。

我們朱老闆，自稱淮西布衣，窮橫，他認為丞相這個職位的存在是有風險的，很容易架空皇帝，胡惟庸就是個最好的例子，我們朱老闆是不允許這樣的事發生的，於是我朱老闆，決定自己幹，可他後來的子孫又不像他一樣是個勞模。

朱棣靖難以後，為了證明自己的正統，他恢復了朱元璋在位時的一切政策，發現老朱那一套實在是累，而且處理問題也不是很快捷，於是我們永樂帝就想到一個方法，組內閣，就蓋了中極殿、建極殿、文華殿、武英殿、文淵閣、東閣，挑選翰林院裡優秀的人才議事。

明宣宗時期內閣的權利得到了進一步提升，朱瞻基娜認為朱棣這套，雖然比他太爺爺朱元璋好，但是的處理問題也不是很快捷，於是乎他就下令讓內閣的成員對每一件事情他們決議出來，由他自己披紅，也就最終決定權，

內閣裡的成員品級都是六品，但是在後來的發展中品級跟權利都上去了，處理問題的速度也上去了。

因為他的子孫沒有他的能力，不像他一樣是工作狂。廢掉了丞相，意味著很多事情就要他自己幹。自己親自幹，除了是疑心病，不相信臣下之外，也是極端權力慾的表現。

但實際上皇帝並不好乾，想要做一個負責的皇帝是要做很多事情的。朱元璋能夠日理萬機，但他的子孫生於深宮之中，卻大多沒有總攬國政的能力和興趣，於是他們不得不把國務交給他們親信的人。

廢除丞相後，中書省的權力劃歸六部，六部尚書分理全國政務，六部往上就直接到了皇帝那裡。後來的皇帝忙不過，就另設殿閣大學士，作為皇帝的秘書的性質。但是大學士的品級並不高，不過正五品。朝會的排位在六部尚書、侍郎的後面。大學士一開始只是皇帝身邊的顧問，章奏的批覆必須有皇帝的命令。明成祖以後，大學生逐漸受到親任，有了“內閣”的稱號。朱棣和朱高熾的時候，與大學士商議國家大事，但章奏的批覆仍出自皇帝，不委他人。

到朱瞻基的時候，內閣就有了很大不同，權力更大。大學士雖然品級不高，但是這時候，楊溥、楊士奇、楊榮，都以三孤（少師、少傅、少保）、尚書等官兼大學士，就有了很大不同，既有實權又兼皇帝顧問秘書的性質。這時候的內閣有了“票擬”之權，就是章奏由內閣大學士看過，寫好批覆意見，由皇帝裁奪。等到朱瞻基以後的皇帝，日漸頹廢，不親理朝政，像嘉靖皇帝和萬曆皇帝甚至可以二十多年不上朝，內閣大學士寫好條旨，由宦官批決，這樣給了宦官專權的機會。

朱瞻基以後的內閣其實處於宰輔的地位，但是權力有限，只能提供意見，決定權在皇帝，皇帝又把批決的權力給了宦官，就是司禮監。因此明代的司禮監超過了宰輔，閣臣想掌握實權，就要結納宦官，以防其掣肘。有明一代，出了很多權勢熏天的太監，如王振、汪直、劉瑾、魏忠賢。

內閣大學士處於宰輔的地位，但一般內閣有好幾位大學士，大學士也有論資排輩，居於首位的就是內閣首輔。像有名的奸臣嚴嵩就做了嘉靖朝幾十年的首輔，隆慶、萬曆時期，出了徐階、高拱、張居正這樣較有作為的內閣首輔，但他們也必須結好宦官，才能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

內閣首輔其實就是沒有頭銜的宰相了。

內閣設立的初衷並不是為了代替丞相

皇帝需要處理的時期太多，處理不過來，而且有些是需要有人個建議，皇帝也不好處理。所以有了內閣，內閣一開始的人品級很低，只是一些秘書。幫皇帝處理日常一些事務，最終該怎麼辦，還是皇帝發話。

真正的轉折點是明仁宗時期，進入內閣的人都是高階官員，他們本來就是各個部門的尚書，自己向皇帝提完建議，自己再執行，因此提高了內閣大臣的地位。其實內閣一直都沒有直接統轄六部的權力，而是透過票擬，最終由皇帝定奪，間接凌駕於六部之上，因為很多事情皇帝也不能都操心，一般的事情就按照內閣票擬來了。

內閣首輔的權力還是不如丞相的，內閣首輔只是皇帝的高階秘書，他的權力都是透過皇權來間接實現，而不是自己真正掌握多少權力。皇帝一句話，就可以換一個內閣首輔，沒有反抗的餘地。內閣不會威脅到皇權。還有司禮監製衡。用內閣是方便皇帝處理政務的。

內閣首輔也會有一些制約，內閣裡一般同時還有其他幾位輔臣，設次輔，首輔雖然是第一位的，但是也不能一個人在內閣裡說的算，也沒法隱瞞，除非把所有的閣臣都收服。內閣首輔與丞相還是差很多的。

朱元璋廢掉丞相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是正確的。因為在當時丞相的權力已經愈發強大。丞相是所有官員之首，同時也是君王最得力的助手。所以說丞相一旦獨攬大權，君王很難以和平手段從丞相手中再將權力奪回來。

朱元璋時期的丞相無論是李善長，還是胡惟庸，他們都是一直跟隨在朱元璋身邊的功臣。尤其是李善長，他甚至在戰爭時期就已經在朱元璋身邊鞍前馬後，出謀劃策，可以說是大明開國第一文臣。以這樣的威望，李善長所擁有的權力和勢力幾乎可以說是在之前歷朝歷代都不曾出現的。因為自漢高祖劉邦以後就再沒有出現過平民開國皇帝與平民開國宰相了。權力很多時候是與勢力相互聯結的。一個人有權無勢，那麼終究會被勢力大的人所吞噬。而有勢無權的人則會積極的攫取權力。朱元璋就是典型有權而無勢的平民皇帝。他完全是靠自己的才能一刀一槍，赤手空拳打出了大明江山。但是他身邊的謀士也是與他一路走來，在軍中的威望也是不低的。所以說朱元璋自然而然就對周圍的開國功臣集團起了疑心。特別是在步入老年之後，他看到了繼承人的懦弱，無論是朱標還是朱允炆他們都很難獨當一面的對付老臣。

所以說，朱元璋廢掉了丞相在一定時期內可以說是正確的。但是他不應該連同中書省一併撤掉，因為中書省是國家的最高中樞核心機關，不僅負責決策更負責中央各項事務的反饋與處理。廢除了中書省就好比是一個龐大的軀幹但是卻缺乏大腦。僅憑皇帝一人能力是很難駕馭起整副軀幹的。所以說皇帝必須要有一個核心的班底，這個班子就是中書省，這也是歷朝歷代延續中書省建制的原因。可是朱元璋將中書省一併廢掉，這就造成某些制度的制定與完善、反饋都不能很及時的執行。

到了朱棣之後的各位皇帝漸漸發現了這樣的問題弊端，所以明朝後來設立了內閣。內閣類似於過去的中書省，但是機構要比中書省精簡。內閣來處理各項事務，然後再反饋給皇帝，相當於是精簡了的中書省，可以說將朱元璋廢中書省的政策改頭換面修改一番後又繼續奉行起來了，只是不在名字不再叫中書省罷了。內閣大學士他們的權力可以說直比宰相，但是最終的裁決權歸到了皇帝手中，有點類似唐代的群相制度。這種內閣制度也是歷史上最好的分權方式，既可以保證君主不會太過操勞，同時也能保證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和長效執行，也是這種制度維持了朱明王朝200餘年的天下。

在古代皇權社會，皇權與相權之爭其實一直都存在，直到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在胡惟庸案之後廢除中書省和丞相，將中書省職權歸於六部，由皇帝直接掌管六部百司，這才結束了皇權與相權之爭。然而，由於皇帝個人精力實在有限，內閣作為皇帝的秘書便開始登上了歷史舞臺。那麼內閣是如何從秘書上升到實際宰相的呢？其實這期間有個漫長的過程。

明朝最初沿襲了元朝的制度，設立中書省，並分置左、右丞相，直到洪武十三年（1380年），胡惟庸案之後，明太祖朱元璋廢除了中書省和丞相，將中書省屬官全部各處，僅存中書舍人，而將中書省之權歸於六部，由皇帝直接掌管六部百司的政務，實際上等於兼任宰相，把君主獨斷專行擴大到了頂峰。

然而，權力集中的同時，工作量也隨之增加，即使是朱元璋這樣的工作狂，他也根本沒有辦法做到事必躬親，因而在洪武十三年（1380年）九月設立了四輔官輔佐自己，以儒士王本、杜佑、龔斆為春官，杜教、趙民望、吳源為夏官，秋、冬官由春、夏官兼任。之後又在洪武十五年（1382年）撤銷了四輔官，改設華蓋殿、武英殿、文淵閣、東閣諸大學士，用來輔佐自己處理政務，這實際上已經是內閣的雛形。

明成祖朱棣即位之後，特派解縉、胡廣、楊榮等入午門值文淵閣，參預機務，稱為內閣，內閣制度至此建立。此前，丞相擁有決策權、議政權和行政權，因而權勢極大，而這時的內閣只有議政權，而決策權則牢牢抓在皇帝手中，行政權則被交給了六部，地方上的三司也是直接對六部負責。可見，正如“閣臣之預務自此始，然其時，入內閣者皆編、檢、講讀之官，不置官屬，不得專制諸司。諸司奏事，亦不得相關白”所言，此時的內閣只是作為皇帝的秘書部門存在的，並不同於此前的丞相。

內閣的設立也形成了明朝特殊的權力執行機制，那邊是“票擬製度”。凡是朝廷的重要文書，先由內閣負責擬定幾條意見，以筆墨寫於票簽上，然後與奏摺一起呈送皇帝批准，這個過程便被稱為票擬。皇帝再根據內閣擬定的意見進行最終拍板，以紅字進行批示，這被稱為“批紅”或“硃批”。

其實，內閣的“票擬”就是給皇帝提供參考的初步意見，只是省卻了皇帝查訪和思考的過程罷了，最後拍板的仍然是皇帝的“硃批”。例如某地上報災情，首先要查訪災情是否屬實，然後再根據實際情況制定救災方式，如果要撥款，那麼戶部是否有錢；如果要調糧，那麼臨近哪個省份有糧等等。內閣的工作就是省去了皇帝去調查和思考的過程，並提出幾點可行性意見，然後交由皇帝最終拍板決定。

因此，內閣權力的大小和地位的高低，最初表現在“票擬”被採納的程度上，即決定於皇帝對內閣成員的信任程度。

最初的內閣大臣不僅品級較低，且沒有任何實權，只屬於幕後工作者。但這一情況在明仁宗和明宣宗時期開始得到改變。

△明仁宗朱高熾

明仁宗朱高熾在位時，因楊士奇、楊榮等乃是東宮舊臣，深受自己信任，因而這兩人不但得以進入內閣，而且均兼有尚書職位。這就使得內閣不但擁有了議政權，而且擁有了一定的行政權，同時由於深受皇帝信任的緣故，他們甚至擁有一定程度的決策權，內閣由此開始從幕後走到臺前。

這一情況曾在明英宗早期有過反覆，因為太監王振深受寵信的緣故，內閣權利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削弱。然而由於正統十四年（1449年）“土木堡之變”的爆發，王振身死之後，以兵部侍郎于謙為首的強大的外廷官員們接過了權力，而且由於功勳和武將集團在這次災難中損失慘重，文官集團權力大增。明代宗朱祁鈺時期，王文以左都御史進吏部尚書後進入內閣，自此之後，誥敕房、制敕房俱設中書舍人，六部承奉意旨，內閣等於將議政權和行政權牢牢抓在了手中，內閣首輔則成為了實際上的百官之首，權力開始得到大大加強。

△“土木堡之變”後內閣權力再度加強

事情到了明憲宗時期又有反覆，在他統治初期三位權力較大的大學士李賢（死於1467年）、陳文（死於1468年）和彭時（死於1475年）相繼去世後，他雖然將劉定之（死於1469年）和商輅（1477年退隱）等賢良增補進內閣，但同時也啟用了名聲不佳的萬安（死於1489年）和劉吉（死於1493年），再加上他對萬貴妃的過分寵溺，使得內閣權力曾一度大為削弱。但到明孝宗時內閣權力卻再度開始加強，他不僅啟用了劉健、李東陽、謝遷等賢良，且對他們信任有加，而此時的內閣實際上已經成為百官之首，已經足以對抗皇權，這在正德年間已經體現的淋漓盡致。

到了嘉靖年間，明世宗朱厚熜改華蓋殿為中極殿，謹身殿為建極殿，將大學士的朝位班次，列在六部尚書之前，地位大大提高。至此，明代內閣大學士雖無無宰相之名，卻已經實有宰相之權。到嘉靖二十一年，權臣嚴嵩任武英殿大學士後，專擅朝政二十餘年，內閣除了沒有最終的決策權之外，權力已經完全與從前的宰相別無二致。

歷經嘉靖、隆慶兩代的發展，到萬曆早期時，內閣權利開始達到頂峰。由於皇帝年幼，身為帝師的張居正很容易影響皇帝的決策，再加上代為批紅的宦官馮寶也與張居正關係不錯，於是內閣首輔張居正便把自己的意見授意他人，寫成奏章，再由自己“票擬”贊同，最後再由皇帝同意。如此一來，大臣的“奏章”，閣臣的“票擬”，皇帝的 “批紅”全部操之於張居正之手，內閣權利達到頂峰。

事實上，到了萬曆初年張居正執政時期，張居正的改革讓內閣成為政府運轉的中樞，張居正實際上已經接近於現代首相的地位。

為了便於理解，用大白話加比喻給大家描述一下明代內閣制。

大明集團是個家族性企業，產業覆蓋全國，董事長朱元璋嫌總經理（丞相）權利太大，有架空取代董事長的威脅，就找個由頭把總經理這個職位撤了，自己直接掌控公司的所有權利，累雖然累點，但是老頭為了家族企業傳續也認了。

而且為了防止這一職位“復辟”，還把不設總經理（丞相）寫到了規章制度（皇明祖訓）裡。

這樣做好處是有了，董事長（皇帝）不用在擔心因為分權導致對公司（國家）的掌控力下降，人事部、財政部、安保部、後勤部（六部）什麼的頭頭腦腦只需要直接對董事長負責就行；壞處就是董事長的工作量成倍增長了，原來只需要把控公司大致走向就可以，現在公司裡大大小小的事都需要董事長簽字做決斷，平均一天最少要看200份檔案。

享受是沒時間享受了，點燈熬夜、飯無定時是常事兒，那就甩開膀子幹吧，老頭做這個決定的初衷很好，但是他高估了子孫後代對於工作的態度和能力。

朱元璋死後，大明集團經過一點波折，迎來了第三位董事長——朱棣，這位仁兄不是什麼好人，但算個合格的董事長，工作起來也很有他老爺子的勁頭，不過因為工作需要，需要經常出差（打蒙元），而且一出差就是好幾個月，這就讓他不能真正意義上總攬公司事務。

怎麼辦呢？最好的辦法當然是找人分擔！但是老爹留下的規章制度又不允許重新設定總經理職位……那能不能既不招總經理，又能幫忙把事變了呢？

可以！以前總經理（丞相）之所以權利大，主要是決策權、議政權、行政權都握在手中，除了董事長外，公司沒人治得了他，如果把三項權利拆分開呢？

於是董事長朱棣就招了幾個腦子聰明的人，設定一個“高階秘書處”（內閣），給他們“學士”頭銜，幫助自己在公司政策上出主意，但是給的職位級別都不高。

實際執行政策的權利由公司六個部門具體負責；董事長自己牢牢把持決策權，這樣一來，自己拿捏不定時有人能問問，不用自己一個人去琢磨了，人也有精力乾點其他事。

等到朱棣的兒子朱高熾做董事長時，秘書處（內閣）已經可以直接給出事務處理意見，董事長從裡面挑一個作為處理方案，這等於從解答題變成了選擇題，減負有沒有？

時間再往後推，新任董事長朱瞻基上臺後，這種給董事長減負的事已經成為一項完善制度：票擬，全國各個分公司大大小小的事，全部先由公司內部信訪局（通政使司）彙總，然後生活秘書（司禮監）拿給董事長過目，再交給秘書處（內閣），秘書處負責草擬處理意見，然後生活秘書把意見轉給皇上批准，最後由監察處（六科）核對下發。

自此，大明集團新權利機構正式形成，秘書們不但可以兼職公司裡，六大部門主管的高階職位，而且因為事務太多，有些董事長懶得操心，一般的事情就直接按票擬來了。

等於說公司去掉了一個總經理，但是扶起了好幾個掌握總經理許可權的“秘書”，區別只是名字不同～甚至到了後期，有一個叫張居正的首席秘書，開創了大明集團秘書處的鼎盛——成為了整個公司運營的中樞。

延伸一下，明代的內閣制優點在於分擔皇帝行政壓力；強化君主專制，因為內閣雖然後期權重，但是仍比不了宰相，閣臣的選用，完全要看皇帝的意願，事實上等同於皇帝透過內閣指揮六部；最主要的是避免了權臣出現，內閣雖分首輔次輔，但基本不存在一言堂的情況，閣臣的權利主要來自於皇帝的認可，張居正是個例外。

缺點嘛，應該說最大的問題是催生了“宦官干政”，因為皇帝也信不過這幫秘書，就給他們找了這麼一幫對手進行政治平衡，內閣的票擬需要由司禮監批紅才能生效，強如張居正也必須聯合內庭的馮保，才能保證內閣的政令可以正常下發。

一旦丞相的權力不受控制，首先輕鬆架空皇帝，讓皇帝徒有虛名。其次，丞相為了鞏固自己的極權，可能結黨營私，甚至篡位。

所以朱元璋在吸取了明初黨爭的教訓後，撤銷了丞相，後來在第2.5代皇帝朱棣任內，改為內閣制。

內閣制是成功的，畢竟大部分皇帝沒有朱元璋的能力，無法把全國的事情僅憑一己之力就料理清楚。所以，它在明君的管理之下，讓內閣成員發揮能力，確實能夠實現高效治理。

但它的設定有一個前提，就是皇帝不能是昏君。昏君連明太祖顯靈也救不了，別說是內閣了。只要是一箇中規中矩的君主，就能讓內閣成員完全發揮能力，同時相互制衡，誰都無法一家獨大。不得不說其設計的初衷是非常高明的。

為什麼後來的明朝皇帝，又紛紛設定內閣首輔呢？主要是因為一個字——懶。皇帝懶政，乾脆交給一個信得過的人拉倒，自己要麼去騎馬旅行，比如武宗，要麼做木工，比如熹宗。甚至到了明後期，皇帝懶到連內閣首輔都不用，直接任用宦官。

因為用宦官更方便，每天都在臥室伺候著，隨叫隨到，而內閣首輔卻只能上朝的時候，或者在豹房、西苑辦公的時候見到。

另外，內閣大臣都是正兒八經“考”上來的，只能義正辭嚴的和皇帝說話，皇帝有不對之處還會被批評。但是宦官就不一樣了，處處迎合皇帝，所以到了明朝中後期，在曹吉祥、魏忠賢、汪直這些宦官面前，內閣都是空氣。其中更有甚者，比如王振，據傳竟然偷走了太祖所立的“內臣不得干政”鐵牌。

沒有完美的制度，也沒有完美的人，對於君主集權制來說更是如此，江山最多隻能傳承300年，或許就是王朝的極限、歷史的定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