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品中正制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官吏選拔制度，實質是兩漢察舉制度的一種延續和發展。

九品中正制最初是曹丕篡漢建立魏朝之後，由曹魏政權吏部尚書陳群提出設定的九品官人之法。在曹丕篡漢自立後，劉備也跟著建立蜀漢政權，意為漢朝正統自居，依然沿用兩漢察舉制度，當然不可能採用曹魏政權的官制了。

察舉制是漢朝建立之後，為了適應國家統治的需要，建立了一整套自下而上推選人才的制度。地方郡國推薦人才，國家根據需要進行考核，然後量才使用。

其中察舉的科目也日益完善，有孝廉、茂才、察廉、光祿四行、賢良方正、賢良文學、直言極諫、孝弟力田、明經、明法、明陰陽災異、勇猛知兵法等。

孝廉，始於漢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主要針對孝子、廉吏兩類人進行選拔。

茂才，也就是選秀才，之後為避諱漢光武帝劉秀，才改成茂才。始於漢武帝 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也就是推薦有特殊才能的人。

察廉，主要針對的底層官吏，設定比較早，應該早於漢武帝時期（公元前140年）。

光祿四行，始於漢元帝永光元年（公元前43年），主要針對選拔人員的質樸、敦厚、遜讓、有行（節儉）四種品行，由丞相、御史（副丞相）兩人舉薦。

賢良方正，始於漢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目的是“納天下言”，即廣泛聽取對國政的意見，主要針對公正無私、敢於直言的官員。

賢良文學，始於漢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主要針對品德修養、文化素質兩類人群，賢良就是品德高尚，文學就是文化素質高。

孝弟力田，始於漢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主要分為兩個標準，分別是孝悌的德行和能努力耕作的人。

明經，自秦朝就設此科，經為先秦經典，漢武帝之後為儒家經典。

明法，主要選拔通曉法律的人才。

明陰陽災異，主要選拔知曉陰陽、預知災禍方面的人才，一般在發生天地災異的年份才開設此科。

勇猛知兵法，這個很簡單，主要選拔軍事方面人才。

察舉製為兩漢選拔了大量國家人才，可惜到東漢末年，隨著門閥世族的壯大，依靠察舉推薦人才已被門閥世族所操縱和利用，他們左右了當時的鄉閭輿論，使察舉滋生了種種腐敗的現象。將底層的中小地主階級及知識分子排擠在朝堂之外，剝奪了他們參與政治的要求，在社會上形成了尖銳的矛盾。

九品中正制其實質也是對察舉制的一種改良，而非完全替代。將人才的推薦權利從門閥世族收歸中央，設定中正之官職，由善於識別人才的官員，在各州郡選拔賢有識見、有名望的人員。並將被選拔人員分成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然而九品中正制的推行，依然是選拔官員權利掌握在門閥世族手中，並沒有真正做到唯才是舉，是中央政府對門閥世族的一種妥協，甚至造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結局。

另外蜀漢政權依然採用兩漢察舉制，益州士族也得到了任用。益州士族排外是其基因中古已有之的東西，主要受到四川蔽塞環境影響，生活節奏緩慢，與中原的激烈動盪始終存在矛盾，以至於有“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後治”說法。

曹魏政權採用九品中正制的主要目的就是，緩和與門閥世族之間矛盾，得到他們支援，為曹丕稱帝奠定基礎。更重要的原因是在曹操時期，曹操選用人才主要唯才是舉，不看重門閥世族；這樣做，雖然為曹操統一北方，招徠了大量出身寒門人才，比如戲志才、郭嘉等人；同時也傷害門閥世族的利益，比如曹操殺楊修。曹操死後，曹丕面臨人才凋零，必須得到門閥世族的支援，不得不選擇妥協。

題主的想法是不錯，但是蜀漢實行九品中正制卻會適得其反。

為什麼呢？

劉備漂泊了幾十年，輾轉與各位英雄之下，最後在荊州遇到諸葛亮，才確定了取益州作為基地，然後爭雄天下的戰略。

劉備集團的人，是多個不同時期跟隨他打天下的人。他們對於益州來說，都是外來戶。

對於益州本土人士而言，他們的利益代表是劉璋。劉備到達益州之後，統治益州的核心人物都是外地人。

劉備在益州穩固下來之後，其勢力集團構成如下：

有元老派，包括關羽、張飛、趙雲；

有徐州派，包括糜竺兄弟、孫乾等；

有荊州派，包括龐統、諸葛亮、馬氏兄弟，黃忠，魏延，楊儀，蔣琬，費禕等；

有東川派，包括法正、李嚴、黃權、吳懿和孟達等；

還有西川本土派。

益州本地的東川西川派只是少數，在蜀漢集團內處於從屬地位。

劉備集團的這些外地人，因為“興復漢室”的旗號而團結在劉備周圍；而益州本地人士迫於現實，只能認同劉備的目標，但實際上它們的本心是不願意的。

人家益州本地士族，日子過得好好的，為什麼要出人、出錢、出力幫助你們恢復“你們的”漢室呢？

對於蜀中士族而言：天下已經如此了，安於現狀是最好的；現在你們劉備集團一來，就要把我們綁上你的戰車，為了你的夢想赴湯蹈火，不甘心啊。

所以，益州本地士族與蜀漢興復漢室的目標是不一致的。

人事就是政治。蜀漢集團與益州本土士人的目標不一致，一旦興復漢室的外來戶失去大權，後果可想而知。

因此，蜀漢不能實行九品中正制。

蜀漢選拔人才實行的還是察舉制。諸葛亮始終把最高人事大權掌握在手裡，堅持德才兼備的標準，但又不是求全責備，只要忠於蜀漢、有才能，就可以任用。

採取一種人才制度，需要因地制宜。

曹魏在曹操時期，依然沒有實行九品中正制，因為曹操歸根結底還是寒族出身。他深知把人事權交給士族意味著什麼，同時他也有能力和威望抑制士族。

但是曹丕就不一樣了。他既沒有曹操的謀略，也沒有曹操的威望，因此只能對士族讓步，把九品中正製作為超級大禮包送給士族，以換取士族們對曹魏政權的支援。

但正所謂成也蕭何敗蕭何，最後還是士族把曹魏政權給替代了。

蜀漢從諸葛亮到姜維，不停地北伐，除了要興復漢室之外，另一個目的就是用軍事手段制衡益州士族。

（完）

因為實際上九品中正制是一種妥協，更是一種投降，曹丕為了順利代漢背棄了曹操的唯才是舉。實際上三國都是歷史的逆流，曹操、劉備、孫權都是不願意對世家門閥妥協的，因此三國內部矛盾都是非常巨大的。

三國為何難以統一，很大程度上就是三國都面臨這巨大的政治矛盾，曹操一直都和世家門閥的不妥協的，也從來不是世家門閥的代言人。

所以曹操擊敗了袁紹，擊敗了北方極大部分的世家門閥的代言人，但是終曹操一生也難以解決世家門閥的影響力依舊是與日俱增。袁紹、楊修、孔融、邊讓、陳宮一個接這一個的倒下了，但是還會有新的世家誕生，跟隨曹操三十年風風雨雨的荀彧的反對更讓曹操處於非常難堪又無可奈何的境地。

荀家是門閥，陳家是門閥，司馬家更是門閥，所以曹魏依舊無可奈何的走向門閥世家的代表司馬家族手中，所以說曹操或者說曹魏如果不能為世家門閥的利益來治理國家，雖然能縱橫一時，擊敗了四世三公的袁紹，但最終國家依舊還是在另一個“袁紹”（司馬家族）手中。

同樣諸葛亮和劉備對於益州的門閥是如何對待的呢？拉攏分化瓦解打壓，是蜀漢忠貞不渝的政治策略。所以蜀漢後期無人可用不僅僅是因為國小民弱，更是不得益州人心的表現。

蜀漢劉備和諸葛亮實際上和曹操，和孫權是一樣的，都是外來戶佔據了高位。一個蘿蔔一個坑，更何況壓制本土士族做大是三國的共識，相比來說諸葛亮實際上是做的最出色的一位。

曹操不斷打壓世家門閥，提拔自己的親族和寒門，不惜得罪全天下的世家門閥搞“唯才是舉”，但最終即使是以寒門為名的郭嘉、戲志才實際上依舊和潁川士族有不可割裂的關係。

而到曹丕代漢以後，更加沒有“唯才是舉”的說法，曹操對於繼承人的位置一直遊移不定實際上也有對世家門閥日益強大有關，相比楊修對曹植的影響力來說，曹丕更加有主見，這也是曹丕最終贏得勝利的關鍵因素。

然而讓曹操意想不到的是曹丕最終背離了曹操的遺志，主動和陳群、司馬懿等人妥協，以換取順利代漢的帝位。九品中正制就是這種妥協的產物，合理合法的將做官的權利交給了世家門閥，於是出現“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寒士”的局面。

孫權一直抵制江東世家做大，提拔了許多非江東的人士，江賊出身的周泰、蔣欽，投降的潘睿，淮泗的魯肅、二張、呂蒙，步騭以及從底層提拔的徐盛、丁奉等等，然而到孫權晚期也不得不開始重用陸遜、朱然、顧雍等人，因為世家門閥的人才就是多，就是不斷代，孫權一方面壓制江東世家，一方面又不得不倚重江東世家。

所以當陸遜過問太子的事情，就觸動了孫權的逆鱗，東吳的明天還會是孫家的嗎？太子將來會是江東世家的傀儡嗎？於是孫權幾次三番的派人罵陸遜，陸遜最終鬱鬱而終。

因此實際上，三國的體制都是歷史的逆流，在東漢世家門閥崛起的道理上，雖然是一波三折的，但最終卻依舊回到世家門閥的天下。

世家門閥的崛起實際上從東漢的建立伊始就已經初露端倪，成為歷史潮流不可阻擋。東漢劉秀建國實際上已經是一種豪強政治，劉秀更多是世家門閥所推舉出來結束亂世的人，因此東漢就已經是世家門閥的天下了。

黨錮之禍的產生實際上也是漢王朝對世家門閥的一次抗擊，天下的官員都是世家把持的，皇帝能重用的也只有外戚和太監了，這就是東漢皇朝的無奈。

三國則是世家門閥之間的博弈，但是曹操、劉備、孫權卻成功上位，在拉攏和依靠世家門閥的力量之後，他們都不同程度的想要擺脫成為世家門閥的傀儡，而建立更為強權的中央王朝，而不是後面晉朝出現的“王與馬共天下”的局面。

但是很顯然在無法真正解決官員被世家門閥壟斷的局面下，這種抗爭是無力的，即使到後世氣吞萬里如虎的劉裕也依舊無法徹底解決這個問題。

一直到隋唐，天才的創意“科舉制”的出現，才打破世家門閥的牢籠，歷史從此翻開了新的一頁，也將面臨新的問題，但“科舉制”的先進一直延續到現代社會是毋庸置疑的。

三國魏武帝曹操用人“唯才是舉”，曾三次下令招攬天下豪傑效力，這種不問門第出身，只求能力效率的做法，固然可以為國家注入新鮮活力的血液，可是也遭遇了從東漢以來就根深蒂固計程車族制度的強力抵抗，曹操之所以殺邊讓、殺孔融，都是“寒族與士族”之間矛盾碰撞的結果。

到了魏文帝曹丕時代，由於是篡漢的性質，為了爭取當時佔據了社會風向標計程車族集團，按照尚書陳群（出身潁川陳氏，東漢末年士族集團之一）的建議，建立“九品中正法”（又稱“九品官人制”），承認了士族做官的權力，實際上就是和士族妥協了。

這種制度來源於東漢以來的大族名士主持鄉閭評議以及察舉制，簡單來說就是地方名士們每段時間舉行一次對當代人物的點評（月旦評），點評好的人就可以舉孝廉，正式步入仕途（曹操那句“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的評語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評出來的）。雖然曹魏時期也設立過以考試晉身的“五經課試法”，但其影響力卻完全不能和士族壟斷的“九品中正制”相比。

要知道，九品中正制的本質就是皇家將做官的權力賣給了士族，以爭取他們的支援，穩固自家的帝位。從這一點來看，蜀漢的選官制度也有一點“九品中正制”的影子，尤其是“九品中正制”的第二點：以家世、品德、能力將人分為九品，其中最重要的是家世，只要家世好，品德、能力啥的好說。

不同的是，蜀漢內部結構比之曹魏要簡單得多，主要分為以諸葛亮為首的荊州士族、以李嚴為首的東州士族和以譙周為首的益州士族，而自從劉備建立蜀漢以來，國家的制度就是荊州為主、東州為輔、益州不得進入決策圈的金字塔模式（這些但凡看過《易中天品三國》的人都知道，就不贅言了）。

如果實行了“九品中正制”，那以益州士族為大頭的蜀漢政權，最後肯定會被益州士族逐步蠶食，整個政權由益州把持著了。畢竟荊州、東州兩派都是外來人，和益州士族相比起來，歲月就是他們最大的劣勢，要是換了親曹的益州派來執政的話，那蜀漢最後也還是隻能選擇投降曹魏了（所謂譙周誤國，實際上因為當時荊州和東州派系人才凋零，才被益州派鑽了空子）。

由於蜀漢史料缺失，我們並不知道蜀漢的選舉制度是如何執行的，但查閱了一下《三國志》，我認為蜀漢的做官制度是延續了兩漢時期的徵辟制，這種不同於“察舉制”由下而上推舉官員的制度，是由皇帝（或說當權者）由上而下徵辟人才的，本來只是用以輔助“察舉制”，就像科舉制裡的“恩科”一樣，可是蜀漢由於其權力分佈嚴重不平衡，徵辟制反倒壓倒了察舉制，成為了蜀漢做官的最重要制度。

比如諸葛亮之子諸葛瞻，他剛出生的時候諸葛亮已經四十六歲了，等到諸葛亮去世他才不過十二歲，還遠遠達不到“察舉制”裡“二十歲舉孝廉”的資格，但由於他家世好（丞相之子）、品德高（聰慧可愛）、能力強（工書畫，強識念），尤其是家世好這一點，完全符合“九品中正制”的選拔概念，年僅十七歲就被授予騎都尉，然後就是羽林中郎將、射聲校尉、侍中、尚書僕射，加軍師將軍，等到他官封衛將軍，和董厥共理國事之時，諸葛瞻也才不過三十五歲。蜀漢徵辟制，加上“九品中正制”的家世重視，兩者結合造就了一大批“美聲溢譽，有過其實”的“諸葛瞻們”。像張飛之子張紹、黃權之子黃崇等，本事沒多大，卻多是靠父蔭而入朝拜相，這樣一批年輕人來執政朝綱，其結果就如諸葛瞻所說的“內不能制黃皓，外不能除姜維，進軍不能守衛國土”而已了。所以蜀漢不是沒有用過“九品中正制”，而是因為無法下放權力而實行了變種，我們或許可以將其稱為“九品徵辟制”。

至於為什麼不用“九品徵辟制”來爭取益州士族的支援呢？其實蜀漢三位領導都嘗試過要和益州士族和解的，劉備重用黃權、李恢，諸葛亮釋放秦宓、提拔譙周、馬忠、張翼、張嶷，劉禪更是把蔣琬、費禕、董允等荊州三相的後代排除在了朝廷之外，而提升了益州人黃權和李恢後代的地位。不過這點小恩小惠對已經厭倦了劉家的益州士族來說只是杯水車薪。

益州士族自從劉焉入蜀大開殺戒，劉備入蜀又不斷掀起戰事，把一個好好的“天府之國”變成了“民皆有菜色”的恐怖地區，對荊州、東州人來說，戰爭可以是冠冕堂皇的“復興漢室，還於舊都”，但對益州本土人來說，戰爭就意味著家破人亡，妻離子散。益州士族要以自己的血（賦稅）、自己的肉（百姓）來餵飽蜀漢那個虛無縹緲的夢想（復興漢室），這種“你情我不願”的情況，也就造成了蜀漢和益州士族之間的明爭暗鬥，直到蜀漢滅亡。

所以蜀漢要想爭取益州士族的心，最好的辦法是停止北伐，休養生息，曾跟著諸葛亮、姜維北伐了十幾年、身為兩朝元老的益州人張翼，就因為“是否北伐”這事和姜維在朝堂上進行了一場辯論。如果不是姜維太固執的話，益州士族也未必會在蜀漢大廈將傾時，再狠狠踩上一腳，一起威脅劉禪，讓他投降和逃跑了。

蜀漢沒有實行“九品中正制”，繼續沿用了漢朝的察舉制簡拔人才、徵辟制升用官員。

這主要是蜀漢自詡繼承漢家正統，也順勢繼承了漢家制度。同時，蜀漢政權的外來性質，以及益州士族的態度，決定了不會對他們全面放開政權。

至於益州士族對蜀漢政權的支援，也並非一直都是排斥和放棄，而是經歷了一個過程的，是隨著益州士族自身利益的關切而不斷改變的。

如前所言，蜀漢的立國合法性，很大一部分來自劉備自稱繼承漢家正統。

而察舉制和徵辟製作為漢家使用幾百年的制度，在蜀漢高層看來，並不存在大問題，不會影響政權穩定和興復漢室。

諸葛亮在《出師表》中，勸誡劉禪最重要的一條，就是“親賢臣，遠小人”。這說明，諸葛亮認為蜀漢朝中賢臣並不少，親近重用他們即可。

在蜀漢政策中，幾乎看不到對於察舉制、徵辟制這種人才制度的批評，更不用說改變了。

在劉璋父子當政期間，帶來的東州集團，對益州士族壓制就不小，雙方很不協調。

面對同樣是外來政權的蜀漢，益州士族一開始肯定不會全力支援，蜀漢高層也不會信任他們，相互的戒心就存在了。

即便是劉備死後，諸葛亮任用了不少益州人士，但最高執政者仍然是外來者，如蔣琬、費禕等，而不會是益州士族。

一開始雙方的不合作，是由於互不清楚底細，心生芥蒂、互存戒心。

然而在荊州派人才凋零、東州派又出現李嚴這種對頭之後，為了蜀漢政權的存亡和諸葛亮自己的勢力，諸葛亮還是大量任用了益州士族。益州士族也需要出仕來維護自己的利益。

文臣方面，包括尹默、譙周、秦宓、杜微、五梁等，利用他們的影響力教化蜀中百姓，有利於統治政策執行。

武將方面，諸葛亮也任用張裔、楊洪、何祗、馬忠、王平、張嶷等人，服務於北伐戰爭。

這一時期，益州士族對蜀漢政權是順從的，也是抱有期待的。連《華陽國志》都說“西土鹹服諸葛亮之能拔攬秀異也”。

但是，到諸葛亮逝世、劉禪耽於享樂，蜀漢政權內部開始腐化，而曹魏又日漸強大的時候。益州士族就不得不為自己將來的利益考量了，加上當時蜀中流傳曹氏當國的預言，投降就成了最佳選擇。

外來政權和本地士族在最終目標和根本利益上不一致，註定了相互之間不會太和諧融洽。

但客觀的說，諸葛亮當政之後，益州士族還是在蜀漢政權內，佔據了重要的位置，當然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不然，譙周也不會是最能夠勸劉禪投降的那個人。反過來看，沒有益州士族，就憑死得七七八八的荊州派和東州派，蜀漢不可能存續那麼久。

在當時，沒有哪位掌權者願意被世族壓制，曹魏採取九品中正制也是被迫的，因為曹丕想取代漢朝，自己當皇帝，但阻力很大，他沒有曹操打出來的威望，所以需要外部支援，需要對掌握著大部分社會資源計程車族妥協，承認九品中正制，讓士族來組織人才的選拔，以此換取到了對他代漢的支援，也因此，曹魏的權柄慢慢轉移到了士族手中，為曹魏後被被士族代表司馬氏取代種下了禍根。而蜀漢不採取九品中正制大概有兩方面原因：

第一：蜀漢是不承認曹魏政權的，劉禪也好，諸葛亮也好，認為自己代表的是大漢朝，遵從的是四百年以來大漢朝的制度，曹丕是謀逆，他採取的制度當然也就是惡政，就算要搞官制改革、人才選拔改革什麼的，也應該在蜀漢統一天下後，由代表全天下的劉氏皇帝來改。

第二：蜀漢政權是以劉備幾十年來到處奔波積攢下來的那批人才為主導，諸葛亮是落魄士族，但蜀漢的其餘主導力量全部不是士族，關羽、張飛、趙雲、簡雍、孫乾、麋竺兄弟、魏延、廖化等都不是士族，其中好多還都是寒門，他們和士族天生有一定的對立。

進入益州後，劉備雖然在緩和和益州士族的關係，但絕對不可能因此而把政權中的主導權讓給他們，不僅僅是手下的嫡系和士族的成分矛盾，還在於益州士族的進取心幾乎沒有，劉備的目標是要北伐統一天下的，讓這些保守的益州士族掌權的話，蜀漢的進取心也會被他們稀釋到沒有，在蜀漢滅亡前，也就是鄧艾偷襲到成都城下時，勸說劉禪投降的大多就是益州士族。

而且劉備佔領益州後，益州計程車族也不是全部都真心支援劉備，比如《三國演義》裡面被張飛義釋的嚴顏，在小說裡面他為劉備擊敗曹操立下了大功，可在真實歷史上是至死都沒有為劉備出力，劉備又死的早，失去了這個強力領頭羊，在沒有完全的把握能讓益州士族歸心的情況下，採取九品中正制，放權給益州士族就等於是自殺。

所以蜀漢政權是不可能用九品中正制這種制度放權給益州士族的，至少在劉備和諸葛亮時代是不可能的，諸葛亮死後，益州士族實際上已經逐漸佔領了主導權，所以姜維九伐中原時，基本上是不回成都的，回去了在朝堂上，他會被反對北伐的益州士族們噴死，奪走他的兵權都有可能。

曹魏這邊，藉助九品中正制逐漸奪得大權計程車族代表司馬氏在代魏成功後，其實也不願意繼續採取九品中正制，士族有權，皇族就沒權，但司馬氏又不能明著拋棄它，因此，晉朝的開國皇帝搞分封，他大肆封王，把司馬皇族分封到各地掌握軍政，以此來壓制士族的權柄，想法挺好，可是玩脫了，晉朝後來的滅亡有士族的不作為，但更主要的也是被九品中正制逼出來的分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