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文帝劉恆（前202~前157）在位期間輕徭薄賦，注重生產，是古代中國從秦末農民起義到楚漢相爭以來的一個歷史穩定發展時期，當時的漢帝國，對內國家還是比較貧窮，對外匈奴也是漢帝國最大的外部威脅。

前180年繼位，當時距離秦始皇統一六國僅僅過去了40多年，距離秦滅亡也只有27年的時間，這期間從秦滅亡，到楚漢相爭，再到劉邦稱帝，呂后專權，發生了太多的事情，可以說國家一直處於一個連年戰亂的時代，在往前推四五百年，春秋戰國時代，幾百年的割據紛爭，各諸侯之間的相互征伐，到了劉恆繼位之時，國家已經完全積貧積弱，而漢文帝又是一個從代國入主中央的帝王，當時他能夠從諸多藩王中脫穎而出的一個主要原因是因為6他在中央沒有權勢，沒有外戚勢力，所以從大的環境和小的原因來說，為了自己的帝位穩固，為了漢帝國的長久發展，那時候的國策必須是休養生息，恢復生產，做為帝國的一把手為了能夠將國家治理好，以身作則，勤儉持家是最好的表率。

到了漢武帝劉徹繼位的時候，國家經過幾十年的發現，經過文景之治的恢復，漢帝國的實力和綜合國力吳四十多面前的文帝繼位時期已經不可同日而語，國家富足，兵強馬壯，讓漢武帝有了反擊匈奴的資本。

二漢武帝是一個完全在宮中長大的帝王，漢帝國每年向匈奴的屈辱求和他都記在心裡，所以就有了在經濟和軍事實力都允許的8情況下對匈奴的大規模反擊，最終打垮了匈奴，但是透過對匈奴的戰爭，漢武帝的野心也不在滿足於漢帝國已有的土地，他要向外擴張，增加帝國版圖，這就免不了一場場的戰爭和一次次的對外用兵。

司馬遷的《史記》編纂的時間剛好是漢武帝時期，對於武帝一朝的歷史可以說都是親身經歷，所以記載也是最為詳細，對於文帝時期的歷史，由於已經過去了四十多年，沒有親身經歷，所以都是以史料記載為主，當然司馬遷在漢武帝時期所經歷的宮刑也讓他對漢武帝或多或少有一定的怨恨，在《史記》的編纂過程中難免會有個人感情色彩加入其中。

所以司馬遷記載的文帝勤儉，武帝尋求長生不老丹藥有一定的真實性，但是也不能說關於武帝的記載全都是尋求丹藥，對於武帝的豐功偉績也是記載了不少的。

這個說法有些偏頗，司馬遷的先祖就是周朝的史官，而史官不是人人都能當的，他們必須有超人的知識儲備，過人的見解以及收集史料的能力。他的父親司馬談在武帝初年被任命為太史令，做起了祖先的老本行，耳濡目染，司馬遷從小也對史學有著濃厚興趣，他趁著壯年遊歷了大漢的名山大川和著名歷史事件的發生地，都過實地考察、探訪的方式獲得許多第一手的史料，同時遍讀史書，耗盡畢生精力，完成了這部史家絕唱《史記》。

但《史記》是在徵和二年(公元前91年)全書完成的，在此之前司馬遷為不得已投降匈奴的李陵說了幾句話而被處腐刑，如果這本秉事實而書寫成的《史記》讓漢武帝看到，不但自己命不保，全族也要被滅，最主要的自己一生心血《史記》將被漢武帝一把火燒掉。

因此，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寫道，《史記》寫完後，要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就是要將《史記》藏在深山裡，漢武帝想找到它將它燒掉也不可能，然後讓後人在一些大都邑里傳播。

司馬遷死後，他的家人把《史記》藏匿在他的女兒司馬英的家中，他的外孫楊惲自小就閱讀了此書，一生中將此書閱讀了三遍，每讀一遍總是熱淚盈眶。在漢宣帝時，楊惲被封為平通侯，想到他外祖父司馬遷的《史記》這部鉅著塵封了二十多年，也該是重見天日了。於是就上書漢宣帝，把《史記》獻了出來，公開發行，從此天下人才能公開閱讀這部鉅著。

但有意思的是，關於漢武帝劉徹的傳記叫做《孝武本紀》，所謂“孝武”乃是劉徹的諡號，而諡號的來源則是一個人死後，人們總結他一生的所做作為給予的最終的評價，劉徹一生好戰且武功顯赫，因此得諡“武”。可是上文也說了，本書成書的時候劉徹還活著，活人怎麼會有諡號呢?作為嚴謹的史學家，司馬遷在他生前便預知漢武帝的諡號，因此只有一個可能，這篇本紀是後人撰寫。

其實，在楊惲將《史記》獻出時，也是留了個心眼，雖說風聲已經沒那麼緊了，可書中“誹謗”本朝的微詞甚多，楊惲還是不敢全部呈現，於是就故意拿去了其中言辭最為激烈的十卷，其中就包括漢武帝本人的傳記，它本來的名字叫做《今上本紀》。宣帝得此書，通閱之後讚賞不已，傳令群臣抄寫檢視，以史為鑑，但在後世的流傳過程中這十卷逐漸流失。流傳至今的《史記·孝武本紀》並不是司馬遷所寫，而是由西漢經學家褚少孫根據《史記·封禪書》補寫的內容。

所以現在《史記》中看到的內容似乎都是表現漢武帝一生追求長生的事蹟，但漢武帝的功績其實在《史記》其它篇幅中也有介紹，應該全面看待!

《史記》被稱為謗史，主要原因是司馬遷思想裡殘留的貴族意識，他對劉邦這些人的態度都在書中表達出來了。

漢武帝和司馬遷有個人恩怨，而司馬遷時，漢武帝還活著，沒有給活人立傳的。所以，司馬遷在漢武帝的傳中就不那麼明說，只把封禪最主要內容寫寫。

不過，漢武帝的事蹟，他在其他人的傳記裡都提到過，我們基本可以拼出漢武帝的生平。

司馬遷不是故意掩蓋漢武帝的功績，他把漢武帝都分散寫進了書裡。他這麼寫，我認為一是為了避禍，李陵的事給他敲響了警鐘。

二是想讓這本書流傳下去，避免被毀滅的命運。他既不能違心去寫，又不能避開，就乾脆採取分散描寫，主傳不寫的辦法。

漢文帝劉恆其為人寬容平和，在政治上保持低調。漢高祖死後，呂后專權，諸呂掌握朝廷軍政大權。前180年，呂后一死，太尉周勃、丞相陳平等大臣把諸呂一網打盡，迎立代王劉恆入京為帝，是為漢文帝。

漢文帝即位後，勵精圖治，興修水利，衣著樸素，廢除肉刑，使漢朝進入強盛安定的時期。當時百姓富裕，天下小康。漢文帝劉恆在位23年，車騎服御之物都沒有增添；屢次下詔禁止郡國貢獻奇珍異寶；平時穿戴都是用粗糙的黑絲綢做的衣服；劉恆為自己預修的陵墓，也要求從簡。在中國曆代帝王中，劉恆是一生都注重簡樸為世人稱道的皇帝。 文帝的政治方針和措施，使當時社會經濟獲得了顯著的發展，統治秩序也日臻鞏固。西漢初年，大侯封國不過萬家，小的五六百戶；到了劉恆和景帝時期，流民還歸田園，戶口迅速繁息。列侯封國大者至三四萬戶，小的也戶口倍增，而且比過去富實多了。漢朝社會開始進入治世。

司馬遷：孔子言‘必世然後仁。善人之治國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誠哉是言！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德至盛也。廩廩鄉改正服封禪矣，謙讓未成於今。嗚呼，豈不仁哉！

《太史公自序》：“漢既初興，繼嗣不明，迎王踐祚，天下歸心；蠲除肉刑，開通關梁，廣恩博施，厥稱太宗

司馬遷撰寫《史記》，態度嚴謹認真，實錄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寫的每一個歷史人物或歷史事件，都經過了大量的調查研究，並對史實反覆作了核對。

而縱觀司馬遷在史書上對於漢武帝的記載大多都是記載一些他窮奢極欲，刑法嚴苛，而且又常年征討四方，給大漢的百姓帶來了很大的壓力，使得無數的農民因此破產，也導致了一些地方發生了農民起義。這些記載雖然記，是因為漢武帝對司馬遷施了宮刑，司馬遷出於個人情感，很難客觀公正評價漢武帝。這也是歷代史學家早有定論的，所以《史記》有“謗書”之稱。司馬遷在《史記》中對漢武帝的政策負面描寫較多，時不時暗藏諷刺。對漢武帝所寵愛的人多作譏貶，包括霍去病，衛青等一代名將，具體描寫好處比較少。而對不受漢武帝重用的人描寫則比較多，例如對李廣。 對於漢武帝的封建專制統治，司馬遷則予以揭露。揭露漢武帝的殘暴虛偽，奢侈縱慾。《封禪書》所記漢武帝大搞“鬼神之事”，《酷吏列傳》所記酷吏，則絕大部分是漢武帝時的官吏。如司馬遷用諷刺的文辭，揭露了武帝的爪牙張湯等酷吏的兇殘和姦詐，活龍活現。

這個問題其實還真有點複雜，司馬遷的心理就是比較複雜的。

但首先要明白一點，今天的史記不是司馬遷的本來的面目，書中的今上本紀是假的，直接是後來將封禪書改寫的，所以司馬遷原本對漢武帝的本紀描寫怎樣已經不可考證了，這是前提。

司馬遷本身對漢武和漢朝的功業是崇拜的，假如沒有漢武的時代，要讓司馬遷完成史記是無法做到的，史記就不叫史記了，這個說法可能比較難以理解。但正因為那個恢弘的時代，才促使司馬遷去完成父親的太史公書，記錄煌煌歷史，說白了，這同樣是漢武那個時代才有的雄心壯志，本質上不就是漢武一樣的心理嗎？只不過一個在治國，一個在著述，漢武是英雄的時代，司馬遷、張騫、衛霍都是某種方面的英雄，難道不是嗎？

所以，司馬遷從內心來說，對漢武是崇拜的，這一點毫無疑問。

否則，司馬遷如何要對李陵求情？固然司馬遷對李廣有同情敬重的心理，但他和李陵是好基友嗎？不是，司馬遷和李陵根本就沒有多少交情，只是泛泛之交。

為什麼司馬遷還要求情？這就是司馬遷對漢武盡職忠心的層面，司馬遷的思想不同於漢武，對開疆拓土雖然崇拜，但對戰事的態度是持保留意見，尤其後期不斷對塞外用兵。要說司馬遷當時已經是儒家仁義思想，反對法家的酷吏，可能的確有這層關係，但也不好說完全是。可能司馬遷也傾向黃老道家說不定，對張良、漢文休養生息是認同的。

之所以他批評漢武的追求長生，主要是認為過於迷信這些對治國有不好的一面，並不是反對黃老道家的內容，其實司馬遷脫離不了漢朝時代，整個時代風氣都是如此的。

但實際上漢武的思想並不是當真迷信方術，而是隻要對他有好處，他就願意相信，對儒家地位是提拔的，但沒有到獨尊儒術的地步，這是誤解，對法家酷吏漢武是信任的，但法制嚴酷是漢朝繼承秦朝而來，好比司馬遷會遭宮刑。按制度說，只要司馬遷交贖款，他可以不用受刑，也是法律規定，但他沒有錢，所以只有受刑。同樣道理，李陵李廣利等人敗績，要是回到中原，只有受到嚴刑懲處，可能被殺，就因為刑律嚴酷，一些漢將就投匈奴了，有這方面的心理壓力，這在漢朝法制的一些研究中已經被指出是一種現象。

所以司馬遷對漢武的真實態度很複雜，雖然有不少批評，但其實他的成就本身也離不開漢武製造的平臺，他對漢武功業是崇拜的，但個人遭遇和一些思想上有牴觸，也是事實。

孝經雲“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這是儒家對待身體的基本看法。但是撰寫《史記》的司馬遷被漢武帝實施宮刑，其心理上的傷害要遠遠大於身體上的傷害。士有四恥，其一則為：詬莫大於宮刑！對於司馬遷而言，上不孝於先祖列宗，下無顏對士民親友，刑不上大夫之說對於他來說更是一種諷刺。

任何一個史官在做史的過程中都不可避免的帶入個人主觀意願，我相信司馬遷是，陳壽是，包括後來資治通鑑的撰寫者司馬光一樣是，漢武帝對司馬遷實施的宮刑不光摧毀了他作為一個男人的尊嚴，更嚴重的是讓其成為不孝之人，這在當時是很嚴重的一件事，要知道身體缺少零件的，死後連祖墳都入不了。這樣天大的仇恨司馬遷沒把漢武帝寫成十惡不赦的昏君就已經是手下留情了。 在司馬遷筆下，漢武帝主要錯在窮兵黷武，好大喜功，任用酷吏，相信方士這幾點，站在史官的角度，司馬遷起碼做到了站在歷史的角度看問題，說的基本屬實，《史記》中除了上古史話，其他透過考證基本無阿諛奉承之語，更無主觀推測之事，限於當時的歷史觀，他觀察不出漢武帝的種種措施利在千秋也是很正常的。包括漢武帝自己，恐怕也並不知道自己的政策會深深影響後世幾千年。

司馬遷寫史記的立場，也許有些唯心，導致其作品有一定主觀性，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其寫史的立場往往站在第三者立場看問題，肯定功績同時也貶斥失誤，不失為一部“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偉大史書著作。

漢文帝一生勤儉執政，漢武帝一生追求長生，我認為並不是作者司馬遷故意掩蓋漢武帝的功績。

人們之所以會有這種觀點，因為司馬遷曾替李陵辯解，下蠶室受宮刑，後以刑餘之身著史記，人們會認為司馬遷因怨恨漢武帝會在書中黑他，我認為這種觀點站不住腳。

第一，漢昭帝宣帝都是漢武帝子孫，在封建專制下，如司馬遷黑漢武帝，皇帝會放過他？即使有這心也沒這膽。

第二，司馬遷也不是這樣的人。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說得很清楚：……西伯拘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而作《春秋》，韓非囚秦，《說難》《孤憤》，孫臏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詩三百者，大抵聖賢發憤之所作也。此人皆意有所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在此司馬遷把著《史記》的原因說得很清楚了，所以作為正直的人，他不能也不會黑漢武帝。

第三，至於寫漢文帝一生節儉，也不是故意拔高他，而事實就是這樣。因為漢文帝劉恆是庶子出身，他母親薄姬秦末是魏王豹之妻，後薄姬被漢所虜，進入後宮入織室，一個偶然的機會高帝幸了薄姬，生下漢文帝后，薄姬再很少見到劉邦了。公元前196年，高祖平陳豨之叛後封劉恆為代王，薄姬隨兒子入代。正因為庶出，薄姬又不被高祖寵愛，所以漢文帝從小養成節儉的習慣，後雖當皇帝，仍然非常節儉，這是習慣所致。文帝想建一露臺，因惜十戶之財而作罷。所以司馬遷這樣寫，應該說是符合漢文帝實際的，並非拔高他。而漢武帝雄才大略，文治武功確實卓爾不群。再加上文景以來，黃老思想佔有極重要的地位，雖然後來聽從董仲舒建議獨尊儒術，但黃老思想在漢武帝本人而言，他從小受父親影響，耳濡目染，所以他相信神仙，追求長生不老，這也是事實。加上漢武帝本人晚年多疑而又殘暴，司馬遷秉筆直書，怎能是掩蓋漢武帝功績呢？

所以說這種觀點站不住腳。

大家好，這裡是小青春，一個熱愛探討歷史的小青年！

題目當中的孝文帝應該是漢文帝，孝文帝是南北朝時期的，應該是題目錯誤了！

話回正題，《史記》當中，司馬遷所描述的漢文帝一生勤儉執政，輕徭薄賦，注重民生的君王，但在他手下的秦皇漢武中的漢武帝卻是個熱愛武功，刻薄寡恩，脾氣暴躁的暴君！如此大的反差，很難讓人不懷疑司馬遷有個人的偏見在裡面！

魯迅先生曾經稱讚《史記》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就是因為實際具有及其高的文化性和參考性。作為一個用人來記錄的史書，就難免夾雜作者個人的情感在裡面！我們平常寫作時最常用的一個勵志事例就是司馬遷受宮刑，在獄中完成《史記》！而宮刑的始作俑者，就是他筆下的漢武帝！古代男尊女卑，作為一名男人，受到宮刑，這是何等大的屈辱，在《史記》的寫作當中摻雜自己的感情，似乎也可以理解！這可能是大多數人的看法，我也一樣，我也同意這樣的看法，但是我要表達的是，雖然《史記》當中參雜了個人的感情，但這並不代表著他所記錄的事情是假的！

古代的史官是一個非常特殊的群體，雖然他們的權力不大，不能改變國家的政策方向，但國家的君王卻不能無視他們，因為自己的對於後代的印象，全憑他們手下的一隻筆。也正是因為這樣，古代的史官將真實的記錄事件作為自己的人格標準，行為準則，人生規範！而司馬遷就是一個史官，而且是出生於史官世家，所以司馬遷記錄的事件是真實發生的，雖然他對漢武帝有意見，但他絕對不會憑空捏造來汙衊漢武帝！

有很多人曾經評價漢武帝和秦始皇是很相似，他們的脾氣都不太好，而且都喜歡武力，也都很痛恨匈奴。秦始皇迫於國內的形勢，沒有將匈奴消滅，這就使得匈奴成為了漢朝的心腹大患！在漢文帝時期，國家修生養息，積攢力量，到漢武帝時候，國家就有了消滅匈奴的實力，這也使得漢武帝名流千史！在我看來，漢武帝就如同唐朝的唐高宗一樣，漢文帝為漢武帝消滅匈奴準備好了一切條件，唐太宗的貞觀之治也為唐高宗平定高句麗準備好了條件！《史記》當中可能真的存在對漢武帝的偏見，但絕對不會埋沒他的功績，更不會將他的缺點隱藏！

《史記》的作者是司馬遷，因為秉筆直書，為李陵敗降之事辯解而受宮刑。他作為史官，最大的原則就是實事求是，如實記錄，因此史記上記錄漢孝文帝勤儉，漢武帝追求長生這應該都是事實。

漢朝自劉邦建國起，前後歷29任皇帝，共計407年。在這29任皇帝中，比較有作為的是漢高祖劉邦，漢武帝劉徹，漢光武帝劉秀，雖然名氣上不及前三位，但實際上漢孝文帝劉恆也是非常有作為的一位皇帝。

漢文帝劉恆（前202年—前157年），漢高祖劉邦第四子，漢惠帝劉盈之弟。公元前180年，呂后一死，太尉周勃、丞相陳平等大臣把諸呂一網打盡，迎立代王劉恆入京為帝，是為漢文帝。

漢文帝即位後，勵精圖治，興修水利，衣著樸素，廢除肉刑，使漢朝進入強盛安定的時期。當時百姓富裕，天下小康。追求孝道，親自為母親嘗湯藥，留下一段美談。漢文帝與其子漢景帝統治時期，政治清明，百姓富裕，開創了文景之治 。

漢武帝劉徹(公元前156年7月14日-公元前87年3月29日)，西漢第七位皇帝，傑出的政治家、戰略家、詩人。

劉徹十六歲登基，為鞏固皇權，漢武帝建立了中朝，在地方設定刺史，開創察舉制選拔人才。漢武帝時期攘夷拓土、國威遠揚，東並北韓、南吞百越、西征大宛、北破匈奴，奠定了漢地範圍，首開絲綢之路、首創年號，興太學。劉徹在各個領域均有建樹，但在位後期窮兵黷武，又造成了巫蠱之禍，為其整體正面形象留下負面評價，徵和四年(公元前89年)，劉徹下罪己詔。

對於漢文帝和漢武帝兩個都是很有作為的一代君主，漢文帝一生更多的勵精圖治，對自身要求比較嚴格，他一生追求仁德，下令廢除了肉刑，廢除連座等，奉行以德服人，以德治天下。他在在位23年非常節儉，每天就穿件普通的絲衣，也不允許夫人穿華麗的衣服，自己的陵墓，也不允許放貴重的東西，一切都要節省，不能煩擾百姓。

而漢武帝劉徹則是一位大開大合的皇帝，東征西討，開疆拓土，建立了不世之功。但他到了晚年，也開始多疑怕死起來，開始尋找長生不老之術，開始相信方士，服用仙丹，聽信宦官讒言，廢嫡立幼，造成了一定的混亂。

司馬遷作為漢武帝時的史官，因為李陵的事為其辯解而造到宮刑，受到了生命的威脅但他還是秉持了事實求是的態度，如實記錄了漢武帝追求長生不老的事情而已，但對於漢武帝的武功大略也多有記錄和著墨，這才使後世之人看到一個有血有肉完整的漢武帝。

西漢皇帝漢文帝和漢武帝二人所謂爺孫兩人，但無論是性格還是作為都完全不同。“文”和“武”都是後人對於他們的追諡，當然這一個字是不能夠概括全部的，比如漢文帝劉恆和魏文帝曹丕，都是諡號為“文”，其作為是不一樣的。 　　漢文帝劉恆為劉邦的第四個兒子，其母親為薄太后，薄太后只是當年的一名宮中美人，只不過陰差陽錯的被劉邦寵辛，因而生下了劉恆。可以說劉恆母子一直都不受待見，不僅是劉邦本人不待見他們，就連兇殘的呂太后也快把劉恆給忘了。就因為薄太后和劉恆性格內斂甚至說懦弱，才得以在呂雉的血腥鎮壓時，活了下去。周勃和陳平平定諸呂后，借鑑呂氏之亂，就想找一位性格隨和甚至軟弱的劉邦子孫，這樣，代王劉恆被推上了皇帝大座。 　　毋庸置疑，劉恆一如既往的在做一個忠厚老實的人。他勵精圖治，提倡樸素和節儉，重視農耕和水利，為西漢早期的建設制定了很多有利的方針政策。同時，劉恆還注重個人修養，他雖貴為皇帝，仍然天天伺候薄太后，在全國範圍內推行孝道，另外，劉恆還廢除了很多殘酷的刑罰，極大的提高了自己在百姓中的形象。可以說劉恆是一個明君，是一個優秀的守成之主。 　　再說漢武帝劉徹，他在中國歷史上可謂大名鼎鼎，是和千古一帝秦始皇齊名的帝王。劉徹十六歲親政，掌管國家大權，在竇太后死後，他成為了獨一無二的最高統治者。其實劉徹早期也很憋屈，宮內有崇尚道家學說的竇太后，還有處處不和諧的陳阿嬌家族，還有一幫子唱反調的老臣，再加上北方的匈奴，這些都在不停的為他製造麻煩。然後，雄才大略就是雄才大略，劉徹耗死了竇太后，廢除了陳阿嬌，處決了一部分老臣，完全掌權後，宣佈全面對匈奴作戰。 　　劉徹先後多次派人攻打匈奴，比如人們知道的衛平和霍去病，都是北擊匈奴的得力干將。衛青出身於家奴，靠他姐姐衛子夫才被劉徹發現，而霍去病的母親就是衛子夫的姐姐，可以說衛家軍團是劉徹北擊匈奴的最強大的力量。為了打敗匈奴，劉徹不惜全國徵兵，舉傾國之力支援戰爭，任何人一旦對北擊匈奴有不利影響，都會被送上斷頭臺。比如飛將軍李廣，就被逼迫的自殺，還有李陵，雖然是因為被迫投降，可他家人還是被劉徹全部殺死。恰恰是有了這些努力，漢武帝劉徹時期，對匈奴作戰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 　　漢武帝晚年，猜忌心更重，不惜誣殺太子，四處尋找長生不老之法。同時他還好大喜功，大規模的泰山封禪，可謂是勞民傷財。各種冤案錯案也是隨處可見，可以說劉徹晚期的統治是比較黑暗的。雖然臨死前下個所謂的“罪己詔”，但也沒有多少改變。最是無情帝王家，劉徹逼死自己的太子後，立幼子劉弗陵為太子，卻在立之前，先殺了太子的母親鉤弋夫人，足以說明劉徹是一個很絕情的人。 　　司馬遷雖說寫《史記》講究嚴格按照歷史事實，可在寫漢武帝時候確實有點帶著情緒，這也正常，誰讓劉徹給了判了個宮刑呢，連男人都做不成，司馬遷能說他好話才怪。其實，司馬遷也沒有說太多劉徹的壞話，只不過是更多的記錄劉徹的好大喜功、窮奢極欲、迷信長生、用人唯親以及窮兵黷武等，這樣給人的感覺是劉徹好像就是一個暴君，但他確實有殘暴的一方面，這是毋庸置疑的。再說漢文帝劉恆，性格溫和，重視農耕，廢除酷刑，是個賢德明君，司馬遷誇獎他也是符合史實的。 　　文學家也好，史學家也罷，都是人，都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如此，無論寫什麼東西都會有自己的感情在文字中展現，司馬遷的文章也不例外。個人覺得，恰恰是因為有個人感情在內，才使得《史記》成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再看看其他的史書，尤其那些多個人和在一起編撰的史書，往往就缺乏了一絲生氣，讀來有點味同嚼蠟。總之一句話，宏哉《史記》，大哉司馬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