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砸缸”之故事已是家喻戶曉，他的機智勇敢、臨危不亂備受世人稱頌，可謂是一舉成名。司馬光從小聰明好學，二十歲中進士甲科，最終官拜宰相。

在史學上司馬光最大的成就是撰寫《資治通鑑》，他與史馬遷並稱“史界兩司馬”，魯迅先生將《史記》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兩司馬之史學成就彪炳青史。司馬光晚年由於反對王安石變法而被立為反面人物，被視為迂腐頑固之人。

那麼正史中的司馬光到底是怎樣一個人？真的是個不懂變通而固執守舊的人嗎？

在探索歷史真相前，我們先來看看蘇軾，紀曉嵐與宋朝官方是如何評價司馬光的？

【蘇軾】

蘇軾為司馬光寫《行狀》時，給了司馬光很高的評價，《司馬溫公行狀》之片段一，神宗駕崩後，司馬光來開封奔喪，守門侍衛看見司馬光便把手放到額頭上說：“此乃司馬相公也。”司馬光所到之處，幾千名老百姓聚集圍觀，把路堵的馬都不能透過，百姓大喊：“您不要走了，留下來當宰相輔佐天子，救活百姓吧。”

司馬光此時並未官拜宰相，神宗病逝後，司馬光得到太后的賞識，授任為宰相，可是就一年多便病逝了。

蘇軾之《司馬溫公行狀》記載，神宗崩，光赴闕臨。衛士見公入，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民遮道呼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

《司馬溫公行狀》之片段二，司馬光病重，已是神志不清，卻喃喃自語唸叨國家事。司馬光去世後，其家人把他所寫的八張遺表獻給朝廷，裡面記述的全是當世之務。後來有人把司馬光的畫像印刷好拿到市場上去賣，每家每戶都來買，他們在吃飯前都會向司馬光禱告。

蘇軾之《司馬溫公行狀》記載，病革，諄諄不復自覺，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既沒，其家得遺奏八紙，上之，皆手札論當世要務。京師民畫其像，刻印鬻之，家置一本，飲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購之京師，時畫工有致富者。

【紀曉嵐】

《四庫全書·集部九》光德行功業，冠絕一代，非斤斤於詞章之末者。而品第諸詩，乃極精密。

【宋朝官方】

司馬光病逝後，賜諡號“文正”，“文正”是文官最高的諡號，北宋一共72位宰相，238人副宰相，擁有“文正”之諡號者僅有三人。

蘇洵《諡法》卷二：惟眾人之所同服者正也，天下之議惟眾為最公。

無論是蘇軾筆下，還是宋朝官方，乃至清朝人對司馬光的評價都很高，他受百姓的尊敬與愛戴。可是，司馬光在晚年由於反對王安石變法，給人們留下迂腐頑固之形象，那麼哪一種更接近歷史真相，蘇軾說的就一定正確嗎？他有沒有參雜個人偏見呢？首先我們要從司馬光的成長環境說起。

司馬光的成長環境

司馬光，1019年出生於光州光山，籍貫夏縣涑水鄉（今山西夏縣），北宋政治家，史學家，宦遊之子。司馬光之父司馬池先後在光州光山、壽州安豐、遂州小溪、洛陽、開封、耀州、利州、鳳翔府、開封等地方任職，由此可見司馬光在二十歲之前頻繁遷居，這種生活讓他積累了豐富的社會知識。在司馬光的成長曆程中，有三人對他頗有影響，給他傳遞無限的正能量。

第一位、父親司馬池

“司馬光砸缸”的故事到如今還廣泛流傳，這段英雄事蹟從發生到北宋滅亡之前的一百年間，在北宋流傳最為廣泛，但是司馬光卻沒有記下這段英雄事蹟，卻對父親的教誨記憶猶新。那麼司馬光是如何看待自己砸缸這件事？又是如何看待父親的教誨呢？

司馬光砸缸發生在公元1025年左右，地點是在河南光山縣，當時司馬光只有7歲左右。“司馬光砸缸”之故事講述小司馬光臨危不亂的砸缸救人，他的機智勇敢讓世人稱頌，但是司馬光並沒有記下砸缸的英雄事蹟，而是親筆記下謾語一事，謾語就是說謊的意思。

據《聞見後錄》記載，司馬光五六歲時，剝青胡桃皮，不成，姐姐幫忙剝，也不成，姐姐便離開，女僕成功以熱湯脫之，姐姐回來之後便問：“皮誰剝的。”司馬光說：“我剝的。”這件事前後經過都被司馬池看見了，於是父親便呵斥兒子司馬光不誠實。

宋邵博《聞見後錄》卷二一：“光年五六歲，弄青胡桃，女兄欲為脫其皮，不得。女兄去，一婢子以湯脫之。女兄復來，問脫胡桃皮者。光曰：‘自脫也。’先公適見，訶之曰：‘小子何得謾語。’光自是不敢謾語。”

從此以後司馬光再也不敢撒謊了，還以此為鑑來教育自己的學生。

司馬池為官後，清正廉明，不攀附權貴，嚴格要求子女，給子女傳遞正能量。

第二位、恩師龐籍

龐籍是《三峽五義》龐太師的原型，龐太師是個奸臣，而正史中的龐籍是個正面人物，一代名臣被電視劇抹黑。龐籍不攀龍附鳳，為官清廉，從未殘害忠良，與范仲淹是好友，是司馬光的恩師。龐籍也是司馬家的鄰居，與司馬池是同僚好友，交情深厚。龐籍在官場上視司馬光如己出，一生給予照顧。

第三位、劉燁

劉燁是司馬池的上司，為人正直，而且劉燁家族從北齊到宋朝，世代為官，家世顯赫，可謂是真正的貴族。

眾所周知，劉太后歌妓出身,一直想要個顯赫的家世，於是單獨召見劉燁，想入劉燁家的家譜，卻遭到劉燁委婉拒絕，劉太后並未死心，軟磨硬泡不依不饒的非得入劉燁家譜不可，劉燁萬般無奈之下裝死，然後強烈要求離開開封。後來劉燁到了洛陽擔任沒有實權的官職，直到去世。跟太后攀親是多少人夢寐以求的事，為何劉燁這麼強烈的拒絕呢？

劉燁覺得劉太后畢竟是歌女出身，讓她入宗譜不僅不光宗耀祖，反而辱沒門楣。

劉燁為人正直，不攀附權貴，原則性強，祖宗造假違背原則。

由此可見，龐籍、劉燁、司馬池為人正直，不攀附權貴，不停的給司馬光傳遞正能量。

司馬光政治生涯

司馬光勤奮好學，博聞強記，深得父親喜愛。司馬光在二十歲前跟隨父親到各地赴任，可謂是社會知識豐富。

公元1038年，年僅二十的司馬光參加會試，高中甲科，授任為華州判官，從此步入仕林，華州距離父親任職的同州較近，司馬光常常探望父母，同年與張存之女喜結連理。公元1039年，司馬光因父親調任杭州，此時司馬池已年近六十，司馬光為便於照顧年邁的父母，於是向朝廷申請調任蘇州，正當仕途之路慢慢步入軌道之時，司馬光母親病逝。按照封建社會的居喪制度，司馬光必須居喪三年。公元1041年，司馬池在晉州病逝，享年61歲，司馬光極度悲傷。在為父母服喪期間發奮寫作，化悲痛為力量，在這期間撰寫文章甚多，都頗有價值。公元1044年，司馬光服喪期滿重返仕途，時年二十六歲，接下來的兩年先後授任為宣德郎、將作監主簿、地方知縣等。公元1046年，司馬光奉調進京，擔任大理評事、國子直講，開始為期三年的教書生涯。從公元1049年開始，龐籍多次向仁宗推薦司馬光，得到龐籍的推薦，司馬光先後被任命為館閣校勘，同知太常禮院，任殿中丞，專任史官與鄆州典學。司馬光之諡號風波

公元1051年，樞密使夏竦病逝，仁宗極度悲傷，夏竦是仁宗的啟蒙老師，他對夏竦可謂是情深意重，為了表達對夏竦的懷念之情，仁宗想賜夏竦“文正”之諡號，整個開封輿論譁然，以司馬光為代表的太常禮院堅決反對，因為夏竦根本配不上“文正”的諡號，夏竦不配“文正”之諡號的原因如下：

夏竦無節操也無禮義廉恥，還是個官迷。夏竦病重後，向皇上請旨回到開封治病，畢竟開封是首都，醫療資源優越。老百姓對於夏竦回京之事議論紛紛，說夏竦是裝病並非回來治病，從這件事也可以看出夏竦在老百姓心中的口碑並不好。但是由於夏竦是仁宗啟蒙老師的緣故，仁宗堅持要賜夏竦“文正”之諡號。

給夏竦“文正”之諡號不符合當時的制度，也破壞了禮法，夏竦沒有功績卻人品低劣。而且也未受到百姓的愛戴，要想賜“文正”之諡號，必須符合公論。

由於仁宗繞過宰相與考功司，直接賜夏竦“文正”之諡號。司馬光連續兩次上疏批評仁宗，對仁宗直言不諱。他說：“夏竦貪婪，生活作風墮落，為人奸詐，而守邊無功，偶爾守邊還把女人帶在身邊，倘若真的給夏竦‘文正’之諡號，那些真正有功正直之人，您賜他們什麼樣的諡號呢？長此以往又會導致什麼樣的惡果呢？”

夏竦諡號之事，宰相群體集體保持沉默，只有司馬光為代表的太常禮院和一些諫官挺身而出，堅決反對仁宗的不公之舉，最終仁宗被說服。

王安石變法

王安石乃變法強人之一，因倡導變法而被世人稱頌，作為王安石變法反對派的代表，司馬光卻備受世人責備，其實王安石跟司馬光向來志同道合，由於兩人站在變法的對立面，最終關係疏遠，那麼王安石到底推行了什麼新法，為何遭到司馬光強烈反對呢？

公元1054年，司馬光離開志同道合的王安石和包拯，去往鄆州，不久被提升為通判，次年由龐籍推薦被任命為幷州知州，後調任幷州通判。三年後重返中央授任為開封府推官，不久被任命為同知諫院。公元1065年，仁宗去世後兩年，朝廷任命司馬光為龍圖閣直學士，但是仍然留任諫職。由於司馬光對諫官失望，藉此機會屢次上疏，堅決要求免去諫官之職，得到英宗批准。公元1067年，英宗病逝，太子趙頊即位，是為宋神宗，神宗即位後先後任命司馬光為翰林學士，御史中丞。

此時，大宋朝財政困難，危機四伏，神宗憂慮不安，年輕氣盛的神宗想要重振大宋昔日之輝煌。多方尋求治國安邦之道，神宗認為王安石的方案正合自己的心意。

公元1069年，神宗任命王安石為參知政事，主持變法，王安石在神宗的大力支援下，開始大力推行新政。青苗法是新法的核心部分，顧名思義就是向農民發放貸款，幫助農民度過荒年，以便保障農業生產，從而讓危機四伏的國家走上富國強民的道路。

以我們現代人的眼光來看，青苗法不僅利國利民，而且可遏制民間高利貸的橫行，如此富國強民之變法為何遭到司馬光及宰相在內的一大批人的反對呢？原因主要有以下四點：

只能說王安石是個理想派，青苗法的初衷是美好的，但是等到執行以後，就改變了它的宗旨，自願貸款變成強制貸款，無論貧賤富貴都要貸款。貸款農民貧富等級不同貸款的額度也有差別。

政府按照貸款農民貧富差距來劃分等級，十戶為一組，每組成為互相擔保的單位，每當貧戶無法償還貸款時，那麼富戶就要負連帶責任。必須按時還貸，這個跟宋朝當時民間的高利貸有所差別，當時的高利貸是可以拖欠的，如果借款人與貸款人之間發生衝突，朝廷是不予以立案的。反對派認為部分官員濫用職權放貸收息，給平民增加負擔，比起民間高利貸有過之而不無極。司馬光的晚年生活及結局公元1071年，司馬光見好友範鎮因反對王安石而被罷官，司馬光上疏表示抗議，不久便請命退居洛陽，再也不參與政事，專心撰寫《資治通鑑》，長達十五年之久。公元1085年，神宗病逝，宋哲宗即位，皇太后重新啟用司馬光，先後任命司馬光為知陳州，門下侍郎，皇太后非常倚重司馬光，司馬光主張廢除新法，對農民實施“仁政”。不久司馬光官拜宰相，很快將免役法、青苗法廢除，王安石變法徹底結束。公元1086年，司馬光病逝，享年68歲。

綜上所述，其實王安石和司馬光在正史中都是正面人物，是良臣，只是政見不同，導致最後矛盾日益加深，他們的初衷都是想富國強民。王安石變法思想前衛，但是由於下級官員腐敗無能，濫用職權，最終利民的新法不僅沒有使老百姓富裕起來，反而加重了老百姓的負擔。加上王安石急於求成，讓宋朝雪上加霜，從此以後大宋王朝逐漸走向衰敗，只能說理想很豐滿，現實卻很骨感。

司馬光(1019一1086)為北宋時期的朝中大臣，歷史學家。字君實，陝州夏縣(今屬山西省)涑水鄉人，世人稱其為涑水先生。寶元進士。

宋仁宗末年任天章閣待制併兼任侍講知諫院。宋英宗朝時進入龍圖閣直學士，判吏部流內詮。其立志編撰《通志》，以作為封建統治階級的借籤。於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撰成戰國迄秦期間的八捲上進。而後英宗命設局繼續編修。到宋神宗時賜名為《資治通籤》。王安石任宰相時實行新政，打擊和抑制大地主豪強勢力，鼓勵中小地主階級發展農業生產、興辦產業，以增加稅收，但司馬光卻竭力反對王安石的主張，與王安石在皇帝面前爭論，強調祖宗之法不可變。被任命為樞密副使，但其不肯就此職，便於熙寧三年(公元1070年)出任知永興軍(今陝西的西安)。次年又退居在洛陽，以書局自隨，繼續編撰《通籤》，到了元豐七年(公元1084年)成書。他從發凡起例至刪削定稿，都是親自動筆。元豐八年宋哲宗即皇位，高太后聽政，召其入朝主國政，次年任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僅在數月間盡廢除王安石主政時的新法，並罷黜新黨。

為相八個月病亡，被追封為溫國公。遺著有《司馬文正公集》、《稽古錄》等。

司馬光是中國北宋時期著名官員，也是民間鼎鼎大名的人物，眾所周知的“司馬光砸缸”和皇皇鉅著《資治通鑑》，就是他給我們留下的財富。

實際上，司馬光可沒有這麼簡單，接下來，悅史君給大家介紹一下。

司馬光是一個才子，小時候就有“司馬光砸缸”的故事，長大後進入仕途，也是被時人和皇帝看重。

直到司馬光遇上了王安石，雙方發生政見衝突。

兩人私下裡是朋友，都有自己的抱負，但王安石激烈的變法舉措，司馬光無法接受，就跟皇帝辭職，去洛陽撰寫《資治通鑑》。

反對王安石的不止司馬光，還有很多皇親貴胄和官員，而變法實施過程中，也對百姓造成了影響，王安石被罷官、請辭數次，一波三折。

宋神宗駕崩後，司馬光出山，被任命為宰相，將王安石新法全部廢除，死後也得到君臣的祭奠。

此後新舊法一直在鬥爭，司馬光在新人執政期間，被徹底抹黑，直到北宋滅亡。

從南宋開始，司馬光恢復了自己的地位，著名政治家、文學家，但因涉激烈反對王安石變法，他的光芒受到了遮掩。

悅史君認為，司馬光確實是一個偉人，但他在廢除新法時太激烈，這也算是一個瑕疵吧。

司馬光就是書呆子一個。

司馬光是中國最有名的史學家之一，也是最有成就的讀書人之一。

司馬光的《資治通鑑》直到今天，也是研究宋代之前歷史的教科書類著作。

但是，司馬光此人過於迂腐，政治主張都是荒謬的。

而且，司馬光沒有解決現有問題的才能，卻堅決反對王安石的變法。

這就是典型的，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當時宋代國家財政問題嚴重，軍事上部隊龐大但無戰鬥力。

王安石的一系列改革雖然執行時候有很多問題，但作用還是明顯的。

成熟的政客應該不斷修改改革，而不是像司馬光之流上來就否定。

司馬光認為強調祖宗之法不可變，說什麼“透過倫理綱常的整頓，來把人們的思想束縛在原有制度之內”，實際上就是毫無作為。

王安石被他們搞垮以後，司馬光上臺廢除所有新法。然而，直到司馬光死前主政1年多，毫無政績可言。

其實司馬光死的很及時！

如果他沒有及時死掉，皇上讓他接任王安石，用他所說的一套挽救國家。司馬光必然毫無作為，最終灰溜溜的被皇帝懲處。

實際上，司馬光除了內政無能以外，又將神宗朝時宋軍戰爭得之土地，無償送還給西夏，外交也是非常失敗。

司馬光也明白新政的重要性“王安石等所立新法，果能勝於舊者存之”。

但是，司馬光是對人不對事，因對王安石本人的厭惡以及派系鬥爭，才堅決反對變法。

這種腐儒還是老老實實的寫歷史比較好，讓他們主政就是國家的災難。

司馬光（1019年-1086年），字君實，號迂叟，漢族，陝州夏縣（今山西夏縣）涑水鄉人，世稱涑水先生。

司馬光被視為“醇儒”，舉止合乎禮，生活簡樸，他雖然對儒學的理解非常深刻，但是理解是一回事，踐行是另一回事，而司馬光卻是一個典型的言行不一的人。

司馬光如果作為一個史學家，作為一個學者，絕對是一個楷模。

花一十九年，日夜不輟，撰寫不朽鉅著《資治通鑑》。《資治通鑑》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一部可以與《史記》媲美的史書。

曾國藩評價《資治通鑑》：“竊以先哲經世之書，莫善於司馬文正公《資治通鑑》，其論古皆折衷至當，開拓心胸……又好敘兵事所以得失之由，脈絡分明；又好詳名公巨卿所以興家敗家之故，使士大夫怵然知戒。實六經以外不刊之典也。閣下若能讀此書，而參稽三通、兩衍義請書，將來出而任事，自有所持循而不至失墜。”

但是他不是一個合格的政治家。

宋朝社會問題其實早在宋仁宗時期就出現了苗頭，范文正公為首的大臣就進行了一波改革，結果改革阻力太大，范文正公被貶出汴京。而到了宋神宗時期(宋神宗趙頊[xū]（公元1048年5月25日―公元1085年4月1日）) ，宋朝社會矛盾已經非常尖銳，大宋王朝已經開始出現了衰退如果此時還不進行變法，大宋不可避免的要走向衰亡。

宋神宗趙頊

宋神宗也非常清楚和了解當時宋朝的情況。所以大膽任用王安石，正式開啟了王安石變法。的確，王安石變法存在非常多的問題和諸多不足，但是不可否認的是王安石變法的確填平了財政虧空、人民也有所富裕、達到了富國強兵的目的。

但是司馬光堅決反對，他反對的理由大致有兩個:一是：祖宗之法不可變；二是：與民爭利。

所謂的祖宗之法是一般是開國第一二任皇帝針對王朝初創時期的情況有針對性的制定的制度，時間一長，社會情況出現了變化，制定的制度也應該變化，但是司馬光不管這些，保守派就是要堅決執行祖宗家法，哪怕是錯了也不要緊。

對於第二條，則說王安石變法把本該屬於百姓的財富強行掠奪到了國庫，容易激起民變。其實，王安石變法的確對某些地方的百姓利益造成了損害，但是更多的是損害了地主商人官宦人家的利益，而司馬光和很多保守派都是出生於地主或官宦家庭。

如果司馬光只是和王安石政見不和的話，那隻能算君子之爭。但是司馬光不僅僅是一個失敗的政客，還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偽君子。

王安石

第一、司馬光是一個嚴於律人寬以待己的雙標人士。

他寫的《資治通鑑》注重的是人事興衰卻不是道德原則，但是他反對變法時卻往往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上，對變法進行道德綁架。遍觀他的奏章就知道，此人可以把自己的任何觀點都表達得忠厚混融。

司馬光口口聲聲堅持祖宗之法不可改，然而在宋神宗死後他卻支援高太后執政，開啟了大宋王朝後宮干涉朝政的先河。 大宋王朝立國之日起就是嚴令後宮不得干政，所以歷代想掌權的太后都和文官集團領袖不對付，但是司馬光卻公然支援高太后掌權。

高滔滔

第二、司馬光心胸狹小，虛偽至極

在宋神宗去世後，司馬光重新上臺掌權，他立馬廢除了所有的王安石變法的所有內容。所有內容。所有內容。重要的說三遍。連一些有顯著效果、利國利民的好法規也一起被廢除，不僅如此，所有新黨人士全部被貶官。有些同屬保守派陣營的尊重事實、同情新黨的官吏也一起遭殃。宋神宗和王安石十幾年的心血，一朝被全部廢除。

司馬光說自己和王安石只是政見不同而已，自己和王安石只是君子之爭。但是事實卻是對新黨大加報復，就是同情新黨的舊黨人員都遭到鎮壓。其中就包括大文學家蘇軾。也可以從蘇軾身上看出司馬光的虛偽。如果僅僅是政見不同，為何同為舊黨的蘇軾只是替新黨說了幾句話，就遭到貶官?這足以說明司馬光的虛偽和心胸狹小。

從此之後大宋王朝再也沒有敢於變法的志士，也沒有可以變法的環境。

第三、司馬光開啟了宋朝黨爭

雖然在司馬光之前大宋王朝大臣之間也存在派系鬥爭，但是畢竟規模小、鬥爭程度相對較低，並沒有對大宋王朝產生太大的影響，然而自從宋神宗死後司馬光掌握朝政大權後，進行了針對新黨一系列的報復。司馬光將改革派視之為敵寇，不管好人壞人，不管有功有過，不管是百姓還是官員，只要是支援王安石變法的全部受到了嚴酷的迫害。 從此之後大宋的朝堂沒有對錯、好壞之分，是有保守派和改革派兩大陣營。自此大宋王朝內部黨爭越來越激烈，內耗也越來越嚴重，最後直接將北宋王朝拖入深淵。

第四、司馬光是一個賣國者

司馬光對內嚴酷的對待新黨人士的同時，對外卻是一味退讓、不思進取、只求苟安，絲毫沒有作為一個宰相的魄力和才能。司馬光的對外政策中最讓人無法理解、無法接受的是他居然將宋朝犧牲幾十萬軍民得來的西夏之地退還給了西夏。還美其名曰這是為了大宋的和平，為了大宋的穩定。經過范文正公、王安石的幾十年的耕耘，耗費了宋朝無數人力物力，犧牲了幾十萬軍民的戰略要地居然被司馬光一句話就送回給了西夏。透過此次退還，也造成大宋王朝自此之後國策發生了巨大變法，再也沒有人有開拓疆土的決心了，大家都只求自保只求苟且。

第五、司馬光重用奸臣

自司馬光之後國家大權落到了高太后和姦臣手中。 司馬光全盤否認王安石變法的同時，朝中很多品行忠良的大臣也認識到了變法的一些好政策，想保留一部分優良的政策，司馬光就大肆重用一批首鼠兩端的奸臣來替代這些忠良大臣，這批奸臣中就包括蔡京。從此之後太后掌權、輕佻的端王掌權、奸臣蔡京掌權，朝堂之上烏煙瘴氣，朝綱混亂，再也沒有心憂天下百姓計程車大夫階層。

《資治通鑑》有云:“是故才德全盡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 凡取人之術，苟不得聖人、君子而與之，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則？君子挾才以為善，小人挾才以為惡。挾才以為善者，善無不至矣；挾才以為惡者，惡亦無不至矣。”

“自古昔以來，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餘而德不足，以至於顛覆者多矣，豈特智伯哉！”

司馬光應該認認真真、仔仔細細的讀一讀自己寫的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