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經濟很窮。1.統治者的極度腐敗。2.由於實行“海禁”這樣的閉關鎖國政策導致經濟的落後。3.那個時候只有少數人學習西方開辦一些工廠（洋務運動和民族資本主義等）。

不過GDP國民生產總值總量還是很大的，世界前三的樣子。當時的中國因為人多，而且很少買外國的東西，都是洋人高價來買咱們的。所以國民生產的東西價值很高。說GDP高是沒錯的。

窮則是因為各式各樣的對內對外的戰場。太平天國和兩次鴉片戰場，中法戰爭，後期的甲午戰爭，八國聯軍等。把國庫裡的白銀掏空了。

但是人民手裡的錢也不多。大部分的白銀落在了地主，官僚，買辦，外國商人的手裡。人民窮，政府更窮。

但是清朝沒有廣泛使用紙幣，主要還是銀子（清末開始出現和使用銀元）和銅錢。

進入1900年代的清末，大清的經濟情況還真的確實是形勢一片大好，滿清政府創造了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經濟增長奇蹟，令列強刮目相看。各個城市的面貌也日新月異發展著，農村人口也紛紛進入城裡從事各種勞動。

經濟增長奇蹟，使得朝廷也有足夠的錢組建了武器裝備精良的新軍，清末新軍的現代化裝備和待遇已經不差列強了。

取得這些成就的原因，是因為經濟、文化層面的洋務運動取得了奇蹟般的巨大成就。一些城市更成為洋務運動的典範城市，特別是上海，成為亞洲第一，世界第三的的發達城市。

然而慈禧保守派們只滿足於經濟、文化的奇蹟增長成就，不願意進行政治改革，使之洋務運動取得的巨大經濟成就並不能有利於大清國庫和富裕廣大人民。洋務運動使得王公貴族們，官員們都更加有錢，都更加愜意，而且還產生了一些人身依附於朝廷的新的特權階級——紅頂商人，比如郵傳部大臣沈宣懷。

即使不是紅頂商人，很多商人們被迫或主動與各大小官員們勾結在一起，也比比皆是，見怪不怪了。

傳統特權階級和新的特權階級越來越有錢，甚至富可敵國。但朝廷國庫卻沒有錢，武昌起義爆發後，曾經無比忠於朝廷的袁世凱第一個反水，大清正式滅亡，開啟國庫，只有十枚銀元。

亦官亦商的沈宣懷自己可是富可敵國。沈宣懷與民爭利，作為郵傳部大臣的他，建議朝廷將各省民間自己眾籌到資本建立的鐵路、郵政轉為朝廷領導。這個措施遭到了許多地方的反對，四川、廣東、湖南和湖北發生了保路運動。盛宣懷命令各地加以強硬鎮壓。1911年10月10日，大清的精兵——新軍，其主力奉命進入四川鎮壓的時候，武昌守備空虛，武昌起義爆發，進入四川鎮壓的新軍主力也響應起義，產生的後果，小學歷史書上早已清清楚楚寫明白了——大清亡。

武昌起義爆發後，沈宣懷遭到了朝野各方的譴責，許多人責怪他與民爭利的收路政策導致了動亂，盛宣懷被革職移居大連，永不再用。一不做二不休的沈宣懷後來又幹脆逃往大清事實上的敵國：日本。

中華民國元年（1912年）初，圓滑投機的盛宣懷在日本知道孫中山的南京政府急需籌款用作軍費，以對抗在北京的袁世凱民國北洋政府。沈宣懷便以所謂的中日"合辦"漢冶萍公司的辦法取得日本借款，與開始還不明真相的孫中山南京政府聯絡上關係，想以此來挽救自己的不利處境。沈宣懷和不懷好意的日本壟斷財閥秘密勾結策劃，意圖騙取孫中山南京政府分別在日本神戶和中國南京，同聽命於日本侵略分子的日本壟斷財閥三井和正金財團簽訂兩個性質相同的漢冶萍中日"合辦"賣國性質的草約。同年2月12日，淪為漢奸的盛宣懷從日本正金銀行提取300萬日元借款，把這筆錢的一部分轉三井洋行，三井洋行轉給孫中山南京政府約250萬日元。當真相被拆穿後，中國南北舉國譁然。盛宣懷在中國南北人民和袁世凱北洋政府，孫中山南京政府的強大壓力下，被迫同意廢除賣國性質的草約，並辭去漢冶萍公司總經理職務。

圖：亦官亦商的郵傳部大臣沈宣懷。

清朝的經濟不能用GDP來計算。因為GDP是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計算經濟產出的方法，包括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清朝處於封建經濟階段，不適合使用GDP。

同治以前，清朝統治者為了維持統治秩序、照顧某些貴族（如滿、蒙貴族）的特權、獨佔某些地區的特產、保持內地田賦的穩定，對一些邊疆地區，一直實行著嚴格的封禁政策，不許內地的漢族流民長期定居邊疆。出人關、塞，必須先到衙門領取有數的滿文或漢文“印票”，或到指定的關卡記檔查驗、繳納票稅，才予放行；“邊牆”不得逾越，設有封堆、臺卡的山、河、圍場的地方不準私墾。因此，同治以前，雖然一些漢族流民也有偷偷定居塞外、關東的，但是，數量還不算多，而且不得不提心吊膽，擔心被驅趕回鄉。

然而，鴉片戰爭以前，全華人口已達四億以上，比雍正時竟增加了十幾倍；而土地卻並沒增加，加上貧富分化更趨嚴重，災荒連綿。以山西為例，光緒四年（1878），即餓死500萬人；光緒十八年（1892）餓死100餘萬人！因此，人民不得不大規模地背井離鄉，奔向人煙較少的禁區。朝廷方面，由於人民連綿不斷地起義，打得朝廷手忙腳亂，加之財政困難日甚一日，所以也不得不鬆弛禁錮，並企圖透過放荒增加田賦收入；而到了光緒後期，強鄰壓境、邊患日烈，也就不得不撤銷禁令，“移民實邊”。這樣，清初以來的封禁政策，就逐漸被人民衝破，邊疆地區的開發和建設也就隨著流民的日益增多而大大加強了。

東北是滿族發祥之地，為了保護“龍脈”，獨佔參、貂之利，並使本地官兵和京旗官兵有隨缺地畝、養家的恆產，從康熙七年（1668）廢止“遼東招民開墾例”起，到咸豐十一年（1861）準開吉林雙城堡（今黑龍江雙城縣）、舒蘭河一帶止，193年間，漢族人民的開墾均為“非法”。

只有在故鄉已無法謀生的漢族流民，才在東北紮根開墾。道光中葉，在黑龍江呼蘭河流域的漢族“民戶”，已有5600戶，開墾了27500多垧土地。而嘉慶時吉林的漢人即有6000多戶了。漢族流民墾荒的積極性很高，咸豐十一年（1861），朝廷決定部分開放禁令時，呼蘭有個叫楊繼民的，一次就押領20餘萬垧荒地！為了財政的需要，光緒六年（1880），朝廷規定了三種獎勵移民的辦法：每畝地賣價4串錢，買不起的每畝納租600文；免租稅5年，地熟後，每垧只交租稅660文；烏蘇里江地區免納租稅，每戶補助32兩安家費。為了鼓勵定居，同治五年（1866）開始允許漢族婦女出關，光緒四年（1878）最終廢除漢婦出關之禁。

光緒四年（1878）、光緒三十年（1904），吉林墾務局和黑龍江墾務局相繼設立，標誌著東北已由部分開放時期進入了全部開放時期。而光緒三十年至宣統三年（1911），吉、黑地區一共開放荒地6975995垧。由於漢族流民的不斷激增，清末，僅黑龍江地區即有5363400餘人，較之乾隆中期，增加了將近90倍！至於遼寧、吉林，則比黑龍江開發建設得還要早得多。

蒙古諸部，因最早歸附清朝，因此，清朝賜爵蒙古諸王，極力保護諸王一貫的生活方式；然而，在東三省的蒙古各旗，在漢族流民大量流入的情況下，開墾較早。乾隆五十六年（1791），位於吉林、黑龍江的郭爾羅斯部，十年之內，已有耕地265648畝。地處黑龍江省西北的依克明安部，到光緒三十四年（1908），旗內所有牧地（除烏裕爾河沿岸外），已全部開放，蒙古牧民只有180家了。

在遼闊的內、外蒙，由於蒙、漢人民的共同開發，已經形成了農業區、牧業區和半農半牧的三種經濟區，牧畜的品種也多樣化了（有了驢、騾的飼養）。光緒時期，還用力經營外蒙，允許蒙漢通婚，獎勵漢人開墾，規定用漢文寫公文，啟發蒙民學習。光緒三十二年（1906），雲貴總督岑春煊奏請熱河、察哈爾、烏里雅蘇臺、庫倫、科布多等地設行省，根據就是漢族流民已很多。第二年，理藩院尚書肅親王壽耆巡視蒙古，喀喇沁王還同意開放。漢族農民發展了歸化、土默特、察哈爾等地的農業，交流了土木建築（糧倉、土木結構房屋）、渠灌、菜園、果園的技術，還“依蒙族、習蒙語、行蒙俗、入蒙籍、娶蒙婦”。內蒙出現了許多市鎮，外蒙的王呼勒、額爾德尼昭和庫倫，也相當繁榮。直隸的獨石口、馬廠，為蒙古一等公德鑑所有，德鑑有功於朝廷，所以朝廷一直禁民徙居，但光緒八年（1882），也清丈了土地。

同治以前，漢族人民被禁止流入臺灣，朝廷還宣佈“臺民（平原地區的漢、高山兩族人民）私入番地（山區）者亦治罪”。同治十三年（1874），日、美侵擾臺灣後，兩江總督沈葆楨請廢前禁，漢人於是得以自由出入臺灣。

光緒二年至七年（1876~1881），左宗棠平定新疆叛亂、向俄索回伊犁之際，奏請改設行省、移實漢人。光緒十年（1884），新疆改設行省，朝廷每年還將“協餉”（補貼）由乾隆時的61萬兩增至290多萬兩。漢人的大量移入，各族人民的辛勤勞動，使天山北部的烏魯木齊河流域也產了稻子，南部的莎車、吐魯番、巴楚、鄯善和疏勒都產棉，和闐、莎車、疏勒、阿克蘇等地還發展了養蠶業，每年各產棉幾十萬擔、絲幾千擔。天津、北京、兩湖、山西、江蘇、浙江、安徽、江西、陝西、雲南、四川各省漢人，都日益增至新疆，使伊犁有小北京之號，迪化（烏魯木齊）有小南京之目；娘娘廟和水磨溝的廟會，士女雲蒞，百貨駢集①，競妍鬥豔，舉城若狂！

至於南巴老林，則開放得更早。嘉慶四年（1799），工部尚書彭元瑞奏：“與其置之空閒，……何若酌置編氓。”嘉慶皇帝害怕流民無處謀生再行暴動，也就同意了。五年之後，深山老林逐漸開墾。道光初年，江西、廣西、貴州、湖南、湖北、四川、陝西各省的流民，寓居這裡的，已是好幾百萬人了。

禁區的突破，是廣大人民長期鬥爭的結果，人民吃盡了風餐露宿、流血流汗的苦痛；但廣大漢族人民和邊疆少數民族人民的血汗沒有白流，它建設了邊疆，保衛了邊疆，促進了邊疆經濟的發展和各族人民的加速融合。

二、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情況

道光以後的清朝，活像一個渾身長滿了寄生蟲的病人。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吸盤，死死地叮在華人民的身上，拼命地吮吸華人民的血液。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統治，極端地阻礙著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

從道光二十年（1840）起，到光緒二十七年（1901）止，東、西方列強用軍艦和大炮，一步一步地完成了中國經濟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化。光緒晚期，帝國主義套在華人民脖子上的三根絞索——商業資本、銀行資本和工業資本，更是越勒越緊了！

不擇手段而又靠了不平等條約享有不對等貿易特權的外國商人，拼命向中國傾銷洋貨，瘋狂地掠奪中國的農副產品和礦產。同治八年（1869），蘇伊士運河開通；同治十年（1871），香港、倫敦間海底電線接通等，使得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商業掠奪大大加強。同一年，西方國家對華貿易總值100003700兩，光緒二十一年（1895），竟增加到300001498兩。洋貨的傾銷，進一步改變了中國的出超地位：同治十年到光緒十年（1871~1884），中國每年平均只輸出7060萬兩的貨物，光緒十一年到二十一年（1885~1895），每年也只平均輸出9964萬兩；而西方國家輸入中國的洋貨總值，則每年平均為7340萬兩和100002672兩。中國的茶、絲出口貿易，越來越受到外國資本家的控制：英商用印度的茶葉，抵制中國的茶葉；日本改進了蠶絲生產的技術，也使中國蠶絲的出口量下降。19世紀70年代，中國茶、絲的出口，佔全部出口品的80％，而到90年代，下降為不到60％；而90年代傾銷到中國來的洋貨，竟比70年代的增加了100％以上！外國的棉布、棉紗、煤油、鋼鐵、五金、機械、電器材料、顏料、藥品、呢絨充斥了中國的沿海和內地；中國的蛋類、皮毛、豬鬃、山貨、桐油、食糖、大豆以及礦石、礦砂，卻廉價地被運到外國。經營這種掠奪性貿易的，是外華人經辦的大大小小的洋行。這種洋行，到19世紀末已有933個。它們透過這種不對等的貿易，獲得的是高額利潤。美國的大來洋行，壟斷了中國的進口木材，40年以來，獲得純利7億美元；德國的美最時洋行，也獲得了淨利2億元。英國資本家的代理人，60年代起已經營中國內地牧民的駝絨，80年代還跑到歸化（呼和浩特）去搶購羊毛。

外國的銀行資本逐漸控制了中國的金融。設立最早的外國銀行，是英國的麥加利銀行。同治六年（1867），英國又在上海設立匯豐銀行。後來，英國還設了亨利銀行，法國也設立東方匯理銀行，德國也設了德華銀行，俄國、日本、美國則分別設了華餓道勝銀行、正金銀行、花旗銀行。它們控制著中國的海關行政，還發行紙幣，經營外匯，發放短期高利貸款，同時還進行大量的投資。清朝的借外債，開始於同治四年（1865）。到光緒二十年（1894），清政府共借了六次外債，總額約4000萬兩；光緒二十一年至光緒二十五年（1895~1899），短短的四年間，清政府又借外債七次，總額達300007000兩！外國政府和外國銀行的款子並不白借，中國除了付給高額利息之外，還要用海關、鹽稅、厘金作抵押，還要允許外華人在中國修築鐵路、經營鐵路、開礦採礦。甲午戰後，法國修築和經營了滇（龍州）越（同登）鐵路，奪取了滇、桂、粵的開礦優先權、佔有滇省猛烏、烏得二地，開了河口、思茅為商埠；德國修築和經營了膠濟鐵路，英國修築和經營了九龍鐵路和滬杭甬鐵路。光緒二十三年（1897）8月28日到光緒二十九年（1903）7月14日，野心最大的俄國，竟透過所謂“華俄道勝銀行”，修築和經營了從滿洲里到烏蘇里江及旅順、大連的全長2437公里的“東清（中東）鐵路”。在這條橫貫縱穿中國東北三省的鐵路沿線，還居然設定了俄國的行政、司法、駐軍、巡警機構。到光緒三十三年（1907），俄國透過這條鐵路，佔用了東北200894垧土地，霸佔了沿線的森林、礦山的開採權和內河航行權。他們還在沿線建立了松脂廠、火柴桿廠、木材蒸餾廠，一系列的發電廠、麵粉廠、榨油廠、糖廠、菸廠以及羅西安洋行（光緒二十四年，1898）和秋林洋行（光緒二十六年，1900），對華人民進行殘酷的剝削，把中國的財富源源不斷地運走。到宣統三年（1911），俄國利用中東路運到海參崴（符拉迪沃斯託克）的東北大豆，就有34089000普特之多！

外國的工業資本壟斷了中國的工業命脈。各國銀行的工業投資，到光緒二十八年（1902）一年，即已達到700008790元（美金）。其中，英國有200006030元，佔33％；俄國有200004650元，佔313％。大量的投資，使各國控制了中國的礦山、工廠、鐵路、航運等等。俄國控制了扎賚諾爾煤礦，英國控制了開灤煤礦，日本控制了撫順煤礦……英國開辦了怡和、老公茂紗廠，德國開辦了瑞記紗廠，美國開辦了鴻源紗廠，日本也開辦了東華紗廠，光緒晚期，日本還控制了“漢冶萍煤鐵廠礦股份有限公司”。直接控制、開辦還嫌不夠，它們又在華人開辦的廠、礦（如上海裕源紗廠、山東嶧縣的中興礦）中，投入股份，以便對中國的新興工業進行間接操縱。英國的怡和、太古，美國的旗昌等輪船公司，控制了沿海和長江中、下游的航運。以俄國為首的各帝國主義國家，除了大肆掠奪東北三省之外，還深入到中國的內、外蒙古地區侵略。光緒二十七年（1901）以後，在內蒙、外蒙地區，俄、日著名的洋行，即有二十幾家之多。宣統元年（1909），英、美的菸草公司，也侵入了內蒙、外蒙。20世紀初，內蒙的商品達153種，而洋貨竟佔了121種！其中，俄國商品，增多了22％。

蒙地區，僅庫倫一地，俄國商人便有3600人。光緒二十六年（1900），俄國侵略者設立了“蒙古金礦公司”，大肆掠奪外蒙的金礦。僅在額爾德尼昭王旗、馬貝子旗等15處，到宣統三年（1911），即共掠走黃金135000餘兩。

帝國主義為了鞏固對中國的政治壓迫和殖民剝削，培植了一批洋奴買辦和封建軍閥。買辦和軍閥，借帝國主義的後盾，不僅在清朝政府裡當了官，而且辦了一些廠、礦。清末當了朝廷郵傳部尚書的江蘇武進人盛宣懷（1844~1916），就當了一輩子的洋奴。他最初只不過是李鴻章幕下的一個小小的“文案”，但在籌劃和經辦輪船招商局的過程中，和美、英輪船公司打得火熱，跟它們多次訂立“齊價合同”，又以局產作押借到外債，很快就發了跡。不久，他又建議創辦和親手“總辦”了電報局，與丹麥、英國的電報公司簽訂條約，竟當了海關道的監督。不過，官運亨通的他，不論是辦輪船招商局，還是辦電報局，都離不開西方殖民者的“開恩”，不敢違背主子們的旨意。19世紀末、20世紀初，他接辦漢陽鐵工廠（後改名“漢冶萍煤鐵廠礦股份有限公司”）後，又不得不向德國借了400萬馬克的錢來買採煤機器，向日本預支礦石款300萬日元。他“督辦鐵路總公司事務”，首先想到的還是用出賣路權，向外國銀行借款！其他一些官僚資本家，離開了帝國主義，也同樣辦不成自己的企業。辦開平礦的唐廷樞，原是英國怡和洋行的職員，資本家鄭關應、徐潤也分別在太古、寶順等洋行裡當過“採購員”，即買辦。

清末形成的一批軍閥，也在各親一派帝國主義的情況下，辦了一些廠、礦。袁世凱的兩個得力干將段祺瑞和曹錕，就各自辦了山西陽泉廣懋、正豐等煤礦和天津恆源紗廠，他們都以日本帝國主義為靠山。袁世凱本人也在開灤煤礦和水泥廠搞投資。

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壓迫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封建主義也同樣遏制它的發展。許多封建官吏大量購置和霸佔土地，極力鞏固封建的土地所有制。袁世凱在河南彰德、汲縣、輝縣有四萬畝的良田；東三省總督徐世昌在輝縣也置田五千畝，在青島的一處房產即價值40萬兩；東北軍閥湯玉麟、吳俊升（外號“吳大舌頭”），有地八九萬畝；而張作霖、張宗昌等的“裕寧屯墾有限公司”，更佔領吉林土地、森林、礦山1320多萬畝之多！至於封建的苛捐雜稅，那就簡直是多如牛毛：什麼“戶口捐”、“自治捐”、“學堂捐”，什麼“印花稅”、“硝稅”、“漁業稅”等等，無處不有，此外，還發行什麼“公債”（光緒三十一年即1905年，袁世凱在直隸一省就強迫發行了480萬兩）！袁世凱的二哥叫袁世敦，袁世敦的妻弟叫張鎮芳。張鎮芳在天津搞了個“籌款局”，大肆摧殘工商業，拼命搜刮民財，一斤煙、酒也須交稅16文，長蘆的鹽引也每斤加價四文，只這兩項，光緒二十九年（1903）就搜刮到150萬兩！

在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摧殘壓迫下，中國的民族資本主義發展得十分曲折緩慢。為了滿足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者的胃口，光緒八年（1882），李鴻章籌辦上海機器織布局以後即下令：“十年之內，只准華商附股搭辦，不準另行設局。”這就是說：中國民商，只能附股於官僚洋務派的企業中，不許自辦大企業；因此，直到19世紀80年代，民間工商業者自辦的小企業，資本不過幾千元，最多也不過幾萬元。同治十一年到光緒22年（1872~1894）間，中國商辦的新式企業，一共只有54個，總共才有500多萬元的資本，還不到官辦、官督商辦或地主開辦企業資金的三分之一；而且這些企業，在帝國主義的“競爭”下，還隨時有垮臺的危險。有個叫胡光墉的絲織業主，在外商壓低絲價的競爭下，終於破產關門。

甲午戰爭之後，部分官僚呼籲振興，清廷被迫宣佈各省“招商多設織布、紡織等局，廣為製造”，民族資本主義才有了一些發展。光緒二十一年到二十四年（1895~1898）間，全國新辦企業50多家，資本約有1200萬元；到光緒二十六年（1900），竟增辦到82家，資本達1600萬元；到三十二年（1906），更增至136個，資本達到2700萬元。其中以紡織業的發展最顯著：無錫的業勤紗廠、蘇州的蘇綸紡織廠、杭州的通益公紡織廠和南通的大生紗廠，都是比較大的。繅絲業的發展也很顯著：光緒二十一年（1895），上海繅絲廠只有12家；二十四年（1898），增加到20來個；二十九年（1903），又增至24個，絲機8526架；宣統元年（1909），已有35家，絲機11058架；而宣統三年（1911），更增加到48家，絲機達13737架了。此外，麵粉、火柴、水泥、菸草、玻璃、機器製造、採煤、冶鐵、煉油（煤油），也都紛紛開辦起來。

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使19世紀50年代即已誕生的工人階級日益壯大，也使中國資產階級在十九世紀末已成了一個獨立的階級。由於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它的力量很弱，因此，和強大的帝、官、封經濟相比，它不過像汪洋大海中的小島。這種情況，也就鑄成了它的兩面性：革命性和妥協性。

宣統二年，度支部奏試辦宣統三年預算，歲入為類八：曰田賦，經常四千六百十六萬四千七百有九兩，臨時一百九十三萬六千六百三十六兩，皆有奇。曰鹽茶課稅，經常四千六百三十一萬二千三百五十五兩。曰洋關稅，經常三千五百十三萬九千九百十七兩。曰常關稅，經常六百九十九萬一千一百四十五兩，臨時八千五百二十四兩。曰正雜各稅，經常二千六百十六萬三千八百四十二兩。曰釐捐，經常四千三百十八萬七千九百七兩。曰官業收入，經常四千六百六十萬八百九十九兩。曰雜收入，經常一千九百十九萬四千一百有一兩，臨時一千六百有五萬六百四十八兩。附列者為類二：曰捐輸，五百六十五萬二千三百三十三兩。曰公債，三百五十六萬兩。皆臨時歲入。

也就是1910年清政府歲入財政2.97億兩白銀，大概4000多萬英鎊，也不算太富裕，畢竟當時的大英帝國歲入3億多磅，俄國歲入也差不多2億磅，就連日本這個小國都歲入3000多萬磅。

但是這並不算什麼問題，因為當時清政府的近代化改革剛剛起步，近代化經濟體系以及工業體系尚未建設完畢，還處於起步階段。再者中國也有自己的後發優勢，因為中國的市場尚未完全開發。所以，一旦中國建立了完善的近代化經濟體系，那麼以中國龐大的市場並不愁不能崛起。今天的中國也是這樣，因為中國市場仍然沒有完全開發，但是欣慰中國建立了一套完善的現代化經濟和工業體系，所以中國在短短几十年內快速崛起。

所以，清政府末期的繁榮主要是清末新政一系列近代化改革帶來的，但是清政府走錯了路，把自己玩死了。而且中國近代化歷程也因為清政府的完蛋而徹底被斷送，因為軍閥割據了，還談什麼發展！更何況當時的中國連正常國家都不是，離解體只差一步。

不過還好共和國政府又挽救了中國，並完成了中國的現代化改造。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