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事兒真不能怪錦衣衛不給力。

明代宗的悲劇，最重要的原因只有一個，就是他的親兒子朱見濟先他而死。

英宗被蒙古人俘虜後，明代宗最初是以親王的身份監國。于謙等大臣為了斷絕也先拿著英宗待價而沽的念頭，力主代宗即皇帝位，然而，尷尬的是，代宗即位之前，英宗的兒子朱見深，也就是後來的明憲宗，卻先一步被立為皇太子。

正統十四年秋八月，英宗北狩，皇太后命王監國。己巳，皇太后詔立皇子見深為皇太子。九月癸未，王即皇帝位，遙尊皇帝為太上皇帝，以明年為景泰元年，大赦天下。

代宗既已即位，于謙又堅持不與也先議和談條件，也先拿捏著英宗意思也就不大了，所以景泰元年的八月，英宗被接回了北京，尊為太上皇，被軟禁了起來。

於時八月，上皇北狩且一年矣。也先見中國無釁，滋欲乞和，使者頻至，請歸上皇。大臣王直等議遣使奉迎，帝不悅曰：“朕本不欲登大位，當時見推，實出卿等。”謙從容曰：“天位已定，寧復有他，顧理當速奉迎耳。萬一彼果懷詐，我有辭矣。”帝顧而改容曰：“從汝，從汝。”先後遣李實、楊善往。卒奉上皇以歸，謙力也。

到了景泰三年五月，明代宗廢掉了朱見深的太子之位，而改立自己的兒子朱見濟為太子。

雖然遭遇了很多物議，但既然這麼做了，說明代宗已經牢牢掌控了局勢。如果不出什麼意外，大明的帝統從英宗轉到代宗一系，似乎已經沒有什麼懸念了。

代宗沒想到的是，第二年的十一月，自己剛立的太子朱見濟卻病死了。

朱見濟這一死，要求重立朱見深為太子的呼聲就又起來了。

明代宗畢竟年紀還輕，再生兒子的希望還是有的，所以，他並不願意重立朱見深為太子，萬一自己又生兒子了，難道再廢立一次不成？

但只要他一天沒兒子，按照明太祖立下的宗法規矩，朱見深就是當然的接班人。

試問，在這種情況下，就算錦衣衛事先探到了風聲，誰又敢去邀功討賞呢？

從景泰元年到景泰八年，只要代宗願意，他有足夠多的手段和機會，讓哥哥和侄兒意外死亡，但他們一直都還活得好好的。

這就說明，代宗的心不夠狠，手不夠辣，不願意背弒兄殺侄的罵名。

準備告密的人必須想清楚，代宗死後，即位的會是誰？自己今天拿點賞賜，以後有沒有可能連命都賠進去。

就算明代宗真的下狠手除掉哥哥和侄兒，他自己沒有兒子，將來繼位的還是近支的宗室，輿論肯定會同情英宗父子，告密者未來的風險仍然很高。

所以，朱見濟一死，除非再生個兒子，代宗的悲劇幾乎很難避免了，聰明人幾乎都把注押在了英宗父子身上，這是既有名分又有實利的事兒。

就連明代宗最信任倚重的于謙，他也預設朱見深實際的儲君地位。

在這種情況下，明代宗偏偏生病了，病得還很重。

八年，帝將郊，宿齋宮，疾作不能行禮，召亨代。亨受命榻前，見帝病甚，遂與張軏、曹吉祥等謀迎立上皇。

而代宗則病到不能上朝。你不上朝，有人上朝啊。

景帝明當視朝，群臣鹹待漏闕下。忽聞殿中呼噪聲，方驚愕。俄諸門畢啟，有貞出號於眾曰：“太上皇帝復位矣！”

奪門之變在正月，代宗暴死在二月，究竟是病死，還是被殺，可就不好說了。

如果代宗夠狠，能及早除掉哥哥和侄兒，我想，即使他後來病重，石亨和徐有貞等人，也不可能妄動，畢竟沒了上皇和舊太子，他們隨便擁立一個藩王，可沒這麼有合法性和號召力哦。

別怪錦衣衛了，它可能真的啥也沒聽到，也不想聽到——

“我能怎麼辦？我也很無奈啊……”

一

錦衣衛是國家機器，是為國家服務的，同時也是忠於皇帝的。

皇帝是不定期更換的，國家差不多兩百年才換一茬。

在這樣的情況下，忠於國家的理念比忠於皇帝的理念更具有長遠眼光。

當然忠於皇帝比忠於國家更具有現實意義，但代宗要死了，代宗立的太子也就是他唯一的兒子也死了。

這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

二

錦衣衛是隻聽命於皇帝的特務組織，對於徐有貞和石亨的陰謀應該多少是知道一點的。

但讓人意外的是，錦衣衛在政變之時保持了沉默。

其實這並沒有什麼好奇怪的，錦衣衛也是正常人，他們也有自己的現實選擇。

那就是英宗的接班是必然的，因為代宗無子。

既然代宗時日不多了，投靠新主子只是時間的問題。

在這時，向代宗皇帝彙報徐有貞和石亨的陰謀也改變不了英宗和他兒子朱見深馬上接班的事實，反而會讓新主子英宗對他們有看法。

與其如此，不如裝胡塗，假裝不知道。萬言萬當，不如一默。

三

英宗和代宗本是好兄弟，但自從英宗被俘、代宗當皇帝開始，一切都變了。

代宗剛開始沒有思想準備，不想當皇帝。後來他發現當皇帝的好處了，就開始迷戀權力了，甚至不希望英宗回來。

當然英宗回來後，代宗雖然待他不好，但沒有殺他，畢竟當年是相親相愛的好兄弟。

代宗死後，真正最可悲的是于謙這個以一己之力挽救了大明命運的人。

石亨和徐有貞兩個小人借復位無名的理由殺死了于謙，當英宗知道這一切之後，雖然，也處置了這兩個小人，但于謙再也回不來了。

先說當的背景，正統十四年(1449)八月，明英宗在土木之變中被俘。九月，兵部尚書于謙、吏部尚書王文等擁立英宗弟郕王朱祁鈺為帝(即明代宗。1450年8月英宗被瓦剌釋放回來後，景帝只迎拜於東安門，為了阻止英宗復位，把他安置於南宮，實際上軟禁起來。隨後又冒天下之大不韙廢了明英宗的太子朱見深而改立自己的兒子朱見濟為太子成為皇位繼承人。然而人算不如天算，朱見濟第二年因病夭折。朱見濟死後，代宗沒有其它子嗣，立儲之事也一直懸而未決。直到景泰八年代宗病重，一群野心家石亨、徐有貞、宦官曹吉祥等串通合謀，於正月十六晚發動了奪門之變，迎英宗復位。

1457年正月十六晚上發生這麼驚天動地的事，事發前以耳目眾多，訊息靈通的錦衣衛完全不知道似乎不合情理。但事實是，事發當晚錦衣衛的確沒有做出一絲反應。個人認為，唯一的解釋是有人下命令不讓動。那麼是誰不讓動呢？從當時的各種情況分析應該是于謙。當時于謙是大權在握，京城發生這麼大事，平時自己的政敵們頻頻接觸，而且有軍隊調動。種種這些想瞞過於謙幾無可能，最關鍵，當時的錦衣衛指揮使是于謙的女婿。況且有史料記載當晚于謙的兒子發現情況後，馬上就報告了自己的老子。以于謙當時的勢利及手裡掌握的資源想要阻止這事應該不難。有史料明確記載，代宗知道有人謀反，第一反應是于謙。這足以說明於謙有能力謀朝篡位，那更不用說阻止石亨等人了。至於于謙為什麼沒有阻止，為什麼會做出這樣的決定，這恐怕是千古之謎了。

代宗還是仁慈的，一百個不情願還位英宗父子但也不敢另立藩王造成更大的波瀾。于謙和錦衣衛都沒動實際是他們權衡後認為英宗復位對自己沒有不利所以不動。于謙這樣的教科書式的中國士大夫模範可能結局宿命就是這樣慘吧，悲哀

要回答這個問題，需要了解“奪門之變”是在什麼情況下發生的。當時代宗朱祁鈺已經不病入膏肓，早就不能上朝了，臣下們包括于謙在內，都認為皇上應該明確太子職位。代宗自己的兒子早逝，又不想恢復英宗兒子朱見濬的太子職務，所以，就一個勁兒的拖，朝臣對於代宗的這個態度應該是有意見的。當時，被軟禁的英宗也不過三十出頭，其兒子朱見濬十一二歲，都可以是皇帝的人選，這一點代宗與群臣都是心知肚明的。此刻，讓代宗主動把皇位再交還哥哥英宗或原太子朱見濬，他心有不甘，而自己又沒有兒子可傳位，於是在皇位繼承問題上就是不表態。而大家又不便向代宗皇帝明確建議，這個問題就拖在那兒。這時幾個投機鑽營家出現了，主謀有兩個，一個叫石亨，一個叫曹吉祥。石亨統領京營，爵位是武清侯， 掌握京城兵權；曹吉祥是宮內太監，能夠交通內外。他們與都督張杌、左副都御史徐有貞商量：如果由代宗傳位朱見濬，程式正常進行，沒有自己什麼事。如果趁代宗還沒有去世，自己主動組織政變，扶持英宗復位，就立下了不世之功。幾個投機分子一拍即合，透過曹吉祥的路子向英宗密陳，正在被軟禁的英宗，也非常想恢復帝位，便與他們組成政變團體。對於石亨他們操作的這個過程，特務機關錦衣衛可能確實不知道。包括于謙在內，大多大臣們認為皇上雖然病重，但人還在，他們還在，沒有想到投機分子的想法與行動，錦衣衛也不例外。其實，錦衣衛在朝廷運作中的作用被小說、電影神化了，現實中就是個專伺巡察緝捕權力的機構，大家恐懼錦衣衛，一是這個機構有時取旨行事，藐視一切權力；二是當其首領為人奸詐或朝廷昏亂時，他們與宦官控制的東廠、西廠勾結一起、狼狽為奸、殘害良善。而在“奪門之變”發生之前，這兩種情況均未出現，所以，錦衣衛就不能預先知道有“奪門之變”了。

大勢所趨，無人能擋。

主要有以下幾點原因：

1、代宗也就是朱祁鈺已經病入膏肓，其子朱見濟也早已夭折太子之位一直空缺，說白了就是朱祁鈺這一脈已經無緣皇位絕後了。最有可能繼承皇位的就是年僅三十出頭的朱祁鎮和他的兒子朱見深，這是不爭的事實，即使朱祁鈺一直在竭力拖延此事，但滿朝文武已經心知肚明，連掌握大權有能力謀反的于謙都對“奪門”事件持沉默態度，就更不要說錦衣衛了，借他八百膽子也不敢竄出來。2、朱祁鎮的偉大個人魅力，朱祁鎮當皇帝不行，但做人絕對是高手，無論是當皇帝時還是當囚犯時對人都是以誠相待，身邊的人包括滿朝文武對其都是有深厚感情的。即使在任用王振這點上導致帝國差點關門，但朱祁鎮並未失德，在所有人心目中他還是皇位的最佳人選。再加上朱祁鈺對他的迫害，更是讓人們同情並站在他這一邊。

3、錦衣衛的問題，雖然當時錦衣衛指揮使是于謙的女婿，但他一個人並不能代表整個錦衣衛。原因是大部分錦衣衛的中上層幹部是以前朱祁鎮當皇帝時王振的人馬，雖然王振死了，但這批人留了下來，隨著朱祁鈺上位，一朝天子一朝臣，他們自然不在受寵，倍受打壓。所以當他們看到朱祁鈺病重時，內心絕對是激動的，因為一旦朱祁鎮或兒子上位，就是他們的出頭之日。所以即使他們得到“奪門”的訊息也絕不會去阻攔，相反他們還會暗中相助。

所以，根本原因在於當時皇儲之位懸空，朱祁鈺馬上就要玩完，所有人都不知道結果如何，誰也不敢輕舉妄動，相反朱祁鎮的上位性更大，一旦站錯隊就是滅頂之災。就憑朱祁鎮在東安門吼的那一嗓子，天位已定。

首先做一下介紹

朱祁鎮:土木之變被俘虜，回國後以太上皇的身份被弟弟朱祁鈺囚禁。

朱祁鈺:朱祁鎮的親弟弟

“奪門之變”是太上皇朱祁鎮復辟的事件，參與人有徐有貞，石亨，曹祥吉和張軏。此時是景泰八年正月，朱祁鈺病重，但皇帝必須主持郊祭，所以朱祁鈺將主持權交給了石亨，石亨就這樣掌管著宮城鑰匙，夜晚調一千士兵悄悄進城，先去迎接太上皇朱祁鎮，隨後一起出發到東華門，朱祁鎮以太上皇的身份輕鬆的就進去了，隨後到奉天殿敲響上朝的鐘——復辟成功。這期間為什麼錦衣衛沒有察覺呢？一，現在的錦衣衛已經不再是朱元璋時期的錦衣衛了，不可能對大臣時時監視，而且還被號稱特務中的特務的東廠盯著，也怕被抓住把柄。二，皇帝病重，並沒有給錦衣衛下達過什麼旨意，能混就混是很多做官的準則。三，太上皇朱祁鎮身份優勢，儘管朱祁鈺不喜歡朱祁鎮，但這不代表別人不重視這位太上皇，所以，東華門朱祁鎮一聲“我是太上皇”就不廢一兵一卒就開了門，全程沒有什麼打鬥。整個預謀包括前期的秘密商討，這期間只要老實一點錦衣衛不可能看得出來，奪門之變開始到結束只花了幾個時辰，而且並沒有打鬥，所以錦衣衛根本還沒反應過來朱祁鎮就已經成功了。

明朝錦衣衛很厲害，有明一朝，雖然在某一個短時期內受到壓制，但絕大部分時間錦衣衛都是皇帝身邊的紅人，是皇帝最信賴的機構之一。

但在“奪門之變”中，錦衣衛卻沒有提前為代宗皇帝通風報信，而是聽任英宗皇帝復位，而沒有進行阻止。為什麼呢？

一是明朝文臣武將多重義。明朝皇帝雖然都不怎麼樣，但每朝都有為了天下大義而抗爭的大臣而且時有所見。這都為明朝政局中出現為了朝廷大義而不失本份的環境和土壤。所以，當英宗復位時，錦衣衛的指揮史是于謙的女婿，都沒有揭竿而起，反命抗爭，而是接受了這樣的事實。

二是代宗已經病危，後繼無人，只能是英宗一支復位，或其本人，或其子孫，這是基本的現實問題。所以在人們的心目中，既然代宗病入膏肓，時日不多。那麼英宗復位也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錦衣衛沒了老主子，自然需要考慮新主子的人選，所以也不會在此進行抗爭。

三是英宗皇帝朱祁鎮的個人魅力不錯，在他當政時，對朝中大臣以及手下都是體恤寬仁，所以當時朝中大臣及官宦對於英宗還是很有感情，也是有一定的人心基礎的。所以在代宗皇帝后繼無人時，人們自然想到的，還是他的哥哥，英宗皇帝能夠復位，才是最佳選擇。

當然，真正受到傷害的是于謙。作為朝中的正直之士，一人獨撐危局這麼多年，突然遭此橫禍，身家受誅。如果不是身邊徐有貞和石亨等小人作祟，或許還有一線生機。其實英宗是知道于謙有功的，並沒有必殺他的決心。于謙死後，當時的皇太后聽到訊息，還一連嘆息心疼了好幾天呢。

代宗指景泰皇帝朱祁鈺，他在“土木之變”後上臺，又於“奪門之變”中下臺（並且死了），由此可見，景帝在位的八年，是風雨飄搖的八年，景帝的政治地位經歷了一個由缺乏基礎（他由親王驟然登位）到逐漸穩固，又因為沒有皇嗣而暗含危機的過程。

景帝身體不好，又沒有兒子，這是景泰後期最為微妙的朝廷大事，也是誘發奪門之變的根本原因。

正因為此，景帝年間（從正統十四年到景泰八年正月，景泰八年在英宗復位後改為“天順元年”），是明代“特務機構”獲得較大發展的一個重要時期。

如我查到一份《安千戶墓銘》，作者是明中期著名學者羅玘，墓誌主人是一個叫安順的東廠官校。墓銘提供了關於東廠的重要材料，摘錄如下：

景泰初，也先（瓦剌首領）未即悔禍，南土弄兵之戎，所在蜂起，一二奔命之臣，乘時觀望，多其身圖。由是姦伏於肘腋間，莫可擿拔。景皇帝赫然震怒，恐有以戚我上皇，遂嚴偵探之柄，拔錦衣群校，置之東廠，使之入微搗深，不以時達。

說的是景泰初年，政治形勢不穩，於是景帝從錦衣衛撥出大批官校，置於東廠，令他們秘察奸宄，所得情報隨時進奏。

可見，與錦衣衛相比，景帝更加重視由其私人（親信宦官）統領的東廠，為此“撥錦衣群校（校尉），置之東廠”，使一度衰弱的廠權得到復興。

明代的“特務緝事”，過去還較為隱秘（如東廠什麼時候設立的，一直就是個迷），直到景泰年間，始張大其權勢，成為一種具有廣泛社會影響的顯赫的“公權力”。有關東廠的記事，是從景泰中才開始出現的；景泰二年正月，實錄中出現“掌行事者右少監阮伯山”，這是正史第一次出現內官“掌行事”的名義，阮伯山最後的官稱是“掌東廠官校行事太監”，他也是目前可知的第一位東廠太監。

但以“發奸”為責的東廠卻有嚴重失職，一些投機家密謀“奪門”，它竟毫無覺察，致使景泰時代在一場鬧劇一樣的政變中黯然收場。

為什麼奪門之變，廠衛都沒能及時發現呢？

二、廠衛從來都不具有真正“發奸”的能力

景帝“嚴偵探之柄”，加強內官緝事權，目的是為了“發奸”，也就是及時舉發有謀逆和謀反企圖的高官重臣，這也是設立廠衛的初衷。

但從明朝兩百多年的實踐來看，廠衛從來都沒能真正“發奸”。廠衛的職權非常之“濫”，幾乎無所不包（可參見拙著《明代宦官制度研究》，其中對廠衛職權有詳細梳理），其執法物件往往濫及小民；而恰恰是它監督“權臣”的功能無法得到發揮。比如景泰年間關於東廠的第一條記事，見於黃瑜的《雙槐歲鈔》，其中就說廠役播虐，“害及（來京會試）舉子”。對廠衛真正生懼的，是小官和京城商民百姓，而不是大官僚和大太監。

在明代歷史上，除了奉旨“發奸”，廠衛從沒主動檢舉過任何一個“權臣”作奸犯科的“逆謀”；它往往還淪為權臣的鷹犬，成為政爭的工具。

具體到“奪門之變”，有如下幾個因素使得廠衛無法及時“發現”並向朝廷奏報：

其一、奪門之變本質上是一樁政治投機，也就是大傢伙見景帝病得不行，眼看就要死了，而他又沒有兒子，皇位後繼無人，景帝一死，只能迎取原太子朱見深繼位。一幫陰謀家們從中看到了掇取“奇福”的機遇，與其由朱見深繼位，眾人無功，不如先行介入，將軟禁中的英宗解救出來，扶立到皇位上去，英宗必然感恩戴德，還之以巨大的報償。於是一干重臣，迅速集聚在“利”字大旗下，來了個令人大跌眼鏡的奪門之變。事成之後，他們果然升官的升官，得爵的得爵，都賺了個盆滿缽滿，唯獨苦了一個病怏怏的景帝。

這樣的大好事，掌錦衣衛和東廠的“緹帥”和“廠公”，如果事前得知，也想從中分一瓢羹呢！英宗復位後，因為“奪門之功”，提拔獎賞了大批“有功之人”（實為冒濫），其中不少就是廠衛官員。

其二、事發突然，變起宮城，是奪門之變成功的根本保證。

參與密謀的徐有貞、石亨、曹吉祥、張軏等人，除了徐有貞，都是景帝的親信，掌握大權（尤其是石亨、張軏掌握兵權，另有大太監曹吉祥在內接應）。他們聽石亨說景帝病得不行，眼看就要死了，立馬起了背主之心，並想到這樣一條奇計，經過簡單的密謀，立即付諸實施，利用他們在宮苑內調動兵力、活動便利的條件，趁夜就把這事幹成了。實際上他們乾的事也很簡單，就是把英宗從軟禁地南宮接出來，直接送到朝會上，坐到寶座之上，令朝臣被動地接受這個現實。而景帝因為病重，還躺在寢宮毫無所知。

由於密謀者全是當朝權勢顯赫的重臣，他們行動又迅速，事發又在宮苑之內，所以錦衣衛或東廠根本沒有能力去刺察此事。如前所說，奪門之變的本質是政治投機，就是有人提前知道了，“特務頭子”們馬上想到的，恐怕是趕緊加入進來，而不是冒著風險去奏報。反正景帝不行了，英宗復位，理所當然，參與進來，還有好的報償，誰不樂意呢？

景帝不行，換英宗來做，不能等同於一般的“謀大逆”，所以當參加朝會的百官大臣，包括于謙在內，發現坐在寶座上的，竟然不是景帝，而是英宗時，雖然不明其故，卻也沒有一個人挺身而出，加以質問，都一個個頭頂一個大大的問號，默默地接受了現實。這也是奪門之變能夠成功的根本。

我看前面有人說，于謙的兒子在錦衣衛任職，他早已知道事變將發生，純屬“想當然耳”。廠衛即便得到一些大臣謀逆的資訊，也不會奏報作為兵部尚書的于謙，而是應該奏報內廷（甚至是由東廠太監直接向皇帝本人進奏）。何況在錦衣衛任職，錦衣衛是一個大衙門，管事非常多，未必做錦衣衛官就是管偵緝之事。

奪門成功後，英宗坐在門上，馬上下旨，從朝班中拿了兩個人：大學士王文和兵部尚書于謙，又從內廷拿出四個人：張永等司禮監太監。百官全部在場，為何只拿這六個？顯然因為他們被視作景帝最為親信的官員。這六個人很快一齊在西市掉了腦殼。于謙在奪門之變中毫不知情，當英宗復位後，他也沒有表達對景帝的個人忠誠。

我想問一下，假如錦衣衛發現奪門之變的陰謀，他要怎麼做，他敢怎麼做？如果他躬於職守，盡職盡責，提前向一個已經病重將死皇帝告發，那皇帝死後繼位的英宗或者英宗之子會讓他好好活著嗎？因此，不要說錦衣衛沒發現，即使錦衣衛發現了陰謀，也不可能去告密為了升官發財，最高明的做法是加入進去，

要怪就怪代宗皇帝沒有兒子，沒有太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