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學術界對於“澶淵之盟”這一歷史問題的研究，大多侷限於各個政權範圍之內的歷史事件、歷史人物、典章制度、軍事談判等領域，也有少許人把它與民族關係，多邊問題融合到一起考慮。
但鮮有人注意到“澶淵之盟”對宋、遼之間在此之後發展趨向的影響，以及“澶淵之盟”對北宋政權的削弱、北宋對遼的經濟、文化侵略，甚至瓦解其統治的重要作用。這裡我們就談談這些問題。
一、“澶淵之盟”直接影響到了遼的衰敗與滅亡
是否南下征戰，遼國內部意見是並不統一的的，如：《契丹國志》卷13《遼太祖述律皇后傳》就載：述律皇后知耶律德光欲發兵後晉，即問其發兵原因，耶律德光答曰：“石氏負恩不可容”。可見契丹內部對於是否南下出兵是存在不同意見的。述律皇后還認為“雖得漢地，不可居也，萬一磋跌，悔何指及”，也反映出契丹貴族對於是否統一中原，是存在爭論的。
契丹人（影視形象）
“澶淵之盟”之前，遼國也存在極大的內部矛盾，帝黨與後黨，契丹人與漢人，世家大族、掌兵地方貴族與中央皇權均存在不可調和但又看上去隱秘不發的矛盾。其矛盾本質上是十分尖銳的，只不過在“澶淵之盟”前由於對外的共同矛盾與蕭綽的強勢統治使這一切看似穩定，而“澶淵之盟”之後，由於外部環境發生的變化——對外矛盾的緩解，及之後不久蕭綽所掌握的至高權力的松落，使原本就存在的矛盾被激發出來，並有擴大之勢。而這勢必造成遼國內部政局的動盪。因此遼國之前對外進攻的姿態與高壓之下的團結關係發生了巨大轉變。衰落是毫無疑問的。至於最後被金所滅，其實在此時已經埋下了伏筆。
二、“澶淵之盟”與北宋黨爭
《宋史》載：“景德初 , 契丹南侵……陳堯叟本蜀人，勸上西巡成都；王欽若南士，謀幸金陵……”陳師道《後山談叢》又載：契丹犯澶淵，急書日至 , 一夕凡五至 , ……真宗大駭，取而發之，皆告急也。又大懼 , 以問公（寇準）曰: 陛下欲了此事，不過五日爾：其說請幸澶淵。真宗不語，同列欲退。士庶等止候駕起，從駕而北。真宗難之，欲還內。公曰：陛下既入，則臣不得到，又不得見，則大事去矣。請無還內而行也。
不難發現，在澶淵之戰前，北宋廷內就出現了主戰派與保守派的對立：寇準，畢士安，高瓊等人的主張御駕親征，與陳堯叟、王欽若等人的主張遷都，暴露出北宋內部存在的嚴重問題。雖然看似寇準一派在戰時主宰了北宋的決策，但縱觀北宋往後的歷史，這其實是寇準一派的落日餘暉。在此之後，主宰北宋的卻是另一派！戰後寇準的被貶離京，保守派的上位……是一出令人回味的歷史劇演。尤其是王欽若，丁謂等人巧言亂語，與宋真宗一起演出“封禪”鬧劇等一系列事件，奠定了北宋中期及以後的朝廷性格。
宋真宗趙恆，宋朝第三位皇帝
“澶淵之盟”看似為北宋贏來了和平，但是，在此之後，北宋的黨爭先是以邊事為攻擊手段，接而由內外兼具轉為完全內鬥。王欽若，丁謂也正是利用了“澶淵之盟”對宋真宗心理上和對北宋朝廷上下的影響，邊緣了寇準，控制了朝政。從而導致了北宋朝廷性格由初期的“仍存鬥志”轉變為之後的“議和安定”，直至“宋金和議”和被滅亡國。
三、“澶淵之盟”後
《續資治通鑑長編》載：“以風土之宜，助軍旅之費，每歲以絹二十萬匹、銀一十萬兩，更不差使臣專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般送至雄州交割。”
可以看出“澶淵之盟”條約中：“宋每年向遼贈歲幣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雙方開展自由貿易。”這一條，為宋經濟戰的實施提供了極為便利的條件。
遼國只能用牲畜作為向北宋進行交易的商品，而北宋的手工業產品則是遼所必須的。並且，遼是禁止對宋出售馬匹的，這就導致了對宋貿易的鉅額逆差。遼每年所接收的歲幣，被宋透過貿易重新賺回，並且自己還要貼入大筆的金錢。
到了後期，遼國就已經不發行貨幣了，而認為北宋的錢幣方為正品。宋便由此掌握了實際的財政大權。遼境內的原材料和勞動力大量湧入到南方，成為了北宋源源不斷的資源。北宋打貨幣戰，成功的掏空了遼，遼也因此日益衰弱。
文化上，“澶淵之盟”簽訂後，遼之所以進一步實行偃武修文的政策，是因為受到了透過歲幣往來，邊境貿易傾壓而來的優越的漢文化的輸入與誘惑。誠然，這項舉措使遼的文化程度和禮法制度達到很高水平，不過這也使原本應擅騎能射，逐水草而居的草原民族失去了他的本性。在這，我們並不是否定漢化的益處，而是說對於一個生活在特定自然環境，文化傳統，特殊的周邊形勢的民族，自有其所必須的文化形態。漢文化不見得與其匹合。社會矛盾會因此加劇，甚至會對其民族性的保留與生命力的維持產生消極影響，而遼恰恰在這種消極作用下走向了衰落。
《續資治通鑑長編》書影
由此可見，“澶淵之盟”不單單是一場軍事上的談判，其間更是夾雜了北宋寇準集團、王欽若集團的黨爭；北宋與遼的經濟貨幣戰；北宋對遼的文化侵略；遼國內部漢臣與契丹臣；蕭氏與耶律氏的矛盾。這不僅是軍事與外交的較量，更關係到北宋與遼兩國之後百年的命運與走向。“澶淵之盟”是一場對於兩中國產生了至關重要影響的歷史事件。
長期以來，學術界對於“澶淵之盟”這一歷史問題的研究，大多侷限於各個政權範圍之內的歷史事件、歷史人物、典章制度、軍事談判等領域，也有少許人把它與民族關係，多邊問題融合到一起考慮。
但鮮有人注意到“澶淵之盟”對宋、遼之間在此之後發展趨向的影響，以及“澶淵之盟”對北宋政權的削弱、北宋對遼的經濟、文化侵略，甚至瓦解其統治的重要作用。這裡我們就談談這些問題。
一、“澶淵之盟”直接影響到了遼的衰敗與滅亡
是否南下征戰，遼國內部意見是並不統一的的，如：《契丹國志》卷13《遼太祖述律皇后傳》就載：述律皇后知耶律德光欲發兵後晉，即問其發兵原因，耶律德光答曰：“石氏負恩不可容”。可見契丹內部對於是否南下出兵是存在不同意見的。述律皇后還認為“雖得漢地，不可居也，萬一磋跌，悔何指及”，也反映出契丹貴族對於是否統一中原，是存在爭論的。
契丹人（影視形象）
“澶淵之盟”之前，遼國也存在極大的內部矛盾，帝黨與後黨，契丹人與漢人，世家大族、掌兵地方貴族與中央皇權均存在不可調和但又看上去隱秘不發的矛盾。其矛盾本質上是十分尖銳的，只不過在“澶淵之盟”前由於對外的共同矛盾與蕭綽的強勢統治使這一切看似穩定，而“澶淵之盟”之後，由於外部環境發生的變化——對外矛盾的緩解，及之後不久蕭綽所掌握的至高權力的松落，使原本就存在的矛盾被激發出來，並有擴大之勢。而這勢必造成遼國內部政局的動盪。因此遼國之前對外進攻的姿態與高壓之下的團結關係發生了巨大轉變。衰落是毫無疑問的。至於最後被金所滅，其實在此時已經埋下了伏筆。
二、“澶淵之盟”與北宋黨爭
《宋史》載：“景德初 , 契丹南侵……陳堯叟本蜀人，勸上西巡成都；王欽若南士，謀幸金陵……”陳師道《後山談叢》又載：契丹犯澶淵，急書日至 , 一夕凡五至 , ……真宗大駭，取而發之，皆告急也。又大懼 , 以問公（寇準）曰: 陛下欲了此事，不過五日爾：其說請幸澶淵。真宗不語，同列欲退。士庶等止候駕起，從駕而北。真宗難之，欲還內。公曰：陛下既入，則臣不得到，又不得見，則大事去矣。請無還內而行也。
不難發現，在澶淵之戰前，北宋廷內就出現了主戰派與保守派的對立：寇準，畢士安，高瓊等人的主張御駕親征，與陳堯叟、王欽若等人的主張遷都，暴露出北宋內部存在的嚴重問題。雖然看似寇準一派在戰時主宰了北宋的決策，但縱觀北宋往後的歷史，這其實是寇準一派的落日餘暉。在此之後，主宰北宋的卻是另一派！戰後寇準的被貶離京，保守派的上位……是一出令人回味的歷史劇演。尤其是王欽若，丁謂等人巧言亂語，與宋真宗一起演出“封禪”鬧劇等一系列事件，奠定了北宋中期及以後的朝廷性格。
宋真宗趙恆，宋朝第三位皇帝
“澶淵之盟”看似為北宋贏來了和平，但是，在此之後，北宋的黨爭先是以邊事為攻擊手段，接而由內外兼具轉為完全內鬥。王欽若，丁謂也正是利用了“澶淵之盟”對宋真宗心理上和對北宋朝廷上下的影響，邊緣了寇準，控制了朝政。從而導致了北宋朝廷性格由初期的“仍存鬥志”轉變為之後的“議和安定”，直至“宋金和議”和被滅亡國。
三、“澶淵之盟”後
《續資治通鑑長編》載：“以風土之宜，助軍旅之費，每歲以絹二十萬匹、銀一十萬兩，更不差使臣專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般送至雄州交割。”
可以看出“澶淵之盟”條約中：“宋每年向遼贈歲幣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雙方開展自由貿易。”這一條，為宋經濟戰的實施提供了極為便利的條件。
遼國只能用牲畜作為向北宋進行交易的商品，而北宋的手工業產品則是遼所必須的。並且，遼是禁止對宋出售馬匹的，這就導致了對宋貿易的鉅額逆差。遼每年所接收的歲幣，被宋透過貿易重新賺回，並且自己還要貼入大筆的金錢。
到了後期，遼國就已經不發行貨幣了，而認為北宋的錢幣方為正品。宋便由此掌握了實際的財政大權。遼境內的原材料和勞動力大量湧入到南方，成為了北宋源源不斷的資源。北宋打貨幣戰，成功的掏空了遼，遼也因此日益衰弱。
文化上，“澶淵之盟”簽訂後，遼之所以進一步實行偃武修文的政策，是因為受到了透過歲幣往來，邊境貿易傾壓而來的優越的漢文化的輸入與誘惑。誠然，這項舉措使遼的文化程度和禮法制度達到很高水平，不過這也使原本應擅騎能射，逐水草而居的草原民族失去了他的本性。在這，我們並不是否定漢化的益處，而是說對於一個生活在特定自然環境，文化傳統，特殊的周邊形勢的民族，自有其所必須的文化形態。漢文化不見得與其匹合。社會矛盾會因此加劇，甚至會對其民族性的保留與生命力的維持產生消極影響，而遼恰恰在這種消極作用下走向了衰落。
《續資治通鑑長編》書影
由此可見，“澶淵之盟”不單單是一場軍事上的談判，其間更是夾雜了北宋寇準集團、王欽若集團的黨爭；北宋與遼的經濟貨幣戰；北宋對遼的文化侵略；遼國內部漢臣與契丹臣；蕭氏與耶律氏的矛盾。這不僅是軍事與外交的較量，更關係到北宋與遼兩國之後百年的命運與走向。“澶淵之盟”是一場對於兩中國產生了至關重要影響的歷史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