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嘉誠應該知道是個死局，因為雍正讓孫去，就是用孫對年geng堯實施的欲擒故縱法，孫嘉誠不以死相爭，就不可能把功高蓋主的年推向斷頭臺。他們都為雍正王朝殉了葬！

謝謝邀請。這件事我是一直有個疑問的。孫嘉誠應該是與年羮堯平級別的，按大清律法，年羮堯是沒有權利殺孫嘉誠的！發生這種事情，和弱智年羹堯是非常有關係的！皇帝本來就是派孫嘉誠去節制年羮堯，可年羹堯他僅僅是一個傻逼而已，殺了滿朝皆知的忠巨孫嘉誠，年羹堯就必死無疑了！孫嘉誠天不怕地不怕，不會計較個人生死的！他根本就不可能去考慮生死問題，腦袋一根筋的人！而年羹堯這種腦殘之人也能當上大將軍？而且還節制幾個省？這也是我搞不明白的事！

孫嘉誠向來是一個視死如歸的人。當年他和張廷玉的一番對話就可以看得出他的一生要“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了新朝鑄幣銅鉛含量的佔比他不惜口出“狂言”：

新朝鑄幣是為了便利流通，還是為了粉飾太平

甚至當著雍正的面頂撞總理王大臣胤禩，被逐出朝門。

張廷玉晚上去看望他，他連線待張廷玉的茶葉都沒有，清貧至此卻甘願放棄京師六品的身份，去貧困地區當縣令，不大治甘願領罪。沒成想雍正卻直接讓他官升三品，予以重用。

孫嘉誠赴西北大概就是抱著必死的決心，或者“你死我亡”的決心去的。

孫嘉誠是一個清官諍臣，他看不慣貪官汙吏，容不下爾虞我詐，他有的就是一顆為天下百姓誠心，為皇帝的忠心。雍正舉全國的錢財送年羹堯在西北打仗，但是年羹堯在西北卻囂張跋扈，貪汙腐敗，雖然有一定的戰功，但是過於張揚，甚至因為押運糧草或者稍有不滿他意的地方殺死了很多無辜的官員。孫嘉誠是第1個看不慣的，羅布臧丹增還沒有平定的時候，孫家誠就敢仗言直說。即使被雍正罰去到大殿外跪了一天求雨，他依然執意不改，勢必要懲處年羹堯。

但是這個時候西北戰事在即，年羹堯的存在還十分必要，所以雍正呵斥了孫嘉誠。當年庚陽西北獲勝以後，孫嘉誠又是第1個站出來秋後算賬的，西北戰事已經平定，那麼是時候對於年羹堯的所作所為做一次清算了。雍正這個時候還不能殺死年羹堯，如果一旦對年羹堯進行處罰，首先西北的軍心容易不穩，第2個很容易留下狡兔死走狗烹的罵名。在年羹堯得勝歸來之後，雍正一個合理的解決方式就是讓孫家誠和年羹堯重歸於好，畢竟兩個人都是他寵幸的臣子。

我想雍正並不是要真正的殺死年羹堯，也並不是要把孫嘉誠送到西北送死。他更樂意看到的局面是孫嘉誠到了西北成為了封疆大吏，以後牽制著年羹堯，希望年羹堯收斂。

但是孫嘉誠不這樣想，孫嘉誠這個人直來直去，並不適合那個圓滑的官場。孫家誠的眼裡揉不得沙子，他看不慣的所有的事情都要說出來，尤其是在整頓吏治上，在他眼裡貪汙腐敗，囂張跋扈濫殺的官員就應該“死無葬身之地”，不管他是皇親國戚還是皇帝寵臣，我都要站起身來，挺起胸膛懟上去。孫嘉誠兩次上書雍正處罰年羹堯不成，那麼他去西北必然就是抱著“你死我亡”的決心去的。孫家成這樣為雍正盡心盡力，還有另一方面的原因就是“士知己者死”。孫嘉誠當年科考的時候本來可以高中前三甲，但是因為相貌醜陋而被分配到了翰林院做編修。

雍正不因為他相貌醜陋，也不因為他當面頂撞總理王大臣，相當看重他的才華直接將他從六品提拔到了三品，可見雍正就是孫嘉誠的知己。

從前面的劇情來看孫嘉誠因為上書清朝鑄幣不成功，或許如果不是李紱阻止，他很可能就一頭撞死在了殿前。

不過雍正有一些不地道的地方，整體來看，他確實是為了年羹堯而犧牲了孫家成。畢竟他了解年羹堯也瞭解孫嘉誠，或許這就是帝王心術，是対年羹堯的最後考驗，我把機會都留給你，你自己要得寸進尺就怪不得我了。所以年羹堯捅破了窗戶紙，也捅破了自己的生機。

《雍正王朝》中的孫嘉誠當然知道此去西北是“十死無生”的局面，但是他沒有絲毫猶豫的去了，大有“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悲壯，因為雍正說過讓他和年羹堯好好的相處的，但是孫嘉誠沒有妥協，說自己就是這麼個脾氣。

孫嘉誠西北之行不得不去，即使他不想去也不行，因為這是雍正皇帝的要求，雍正要求孫嘉誠去西北幫助年羹堯，其實就是要孫嘉誠去“送死”，孫嘉誠認為自己是“忠臣”，年羹堯是“奸臣”，所以作為忠臣，當然是“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即使雍正現在要求孫嘉誠去死，估計孫嘉誠也不會猶豫。

年羹堯進京，囂張程度讓人咂舌，孫嘉誠作為一個“正直”的御史言官，風聞奏事，彈劾百官是其本身職責所在，所以面對年羹堯如此做派，如果孫嘉誠不行動起來，就是孫嘉誠的失職，所以孫嘉誠第一時間對年羹堯進行了彈劾。

孫嘉誠奉旨“求雨”是比較引人注目的事情，包括年羹堯也比較關注，因為古代都比較迷信，講究天意。

當然即使是孫嘉誠“將雨求了下來”，雍正也沒有處置年羹堯，原因有好多種，最重要的是理由不夠充分，所以雍正需要繼續捧著年羹堯，讓年羹堯不斷的犯錯，讓越來越多的人都反對年羹堯，才能洗脫自己“殺功臣”的名聲。

孫嘉誠正是在這種情況下被雍正派往了西北軍中，這是“捧殺”年羹堯的一個環節，看看年羹堯會不會殺孫嘉誠。

孫嘉誠也非常明白自己的身份和職責，西北之行就是“死諫之行”用自己的死來扳倒年羹堯，孫嘉誠認為自己是“死得其所”的。

《雍正王朝》中的諍臣孫嘉誠，歷史上的原型實際上有兩位，一位是歷經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名臣孫嘉淦，而另一位則是在歷史上頗受爭議的蔡珽。

對比這兩位孫嘉誠的歷史原型人物，孫嘉誠展現了前者孫嘉淦清廉節儉、敢言直諫的為官風尚，進而深得雍正器重，並且其在御史大夫階層具有極高的威信與聲望。與此同時，孫嘉誠與年羹堯的之間的恩怨，也像極了歷史上年羹堯與後者蔡珽之間勢同水火的關係，特別是一直以來年羹堯都將蔡珽視為自己的眼中釘和肉中刺，幾次三番的想要處之而後快，這也與劇中二人之間激烈的矛盾衝突相對應。

只不過，蔡珽最終非但沒有被年羹堯整死，反而被雍正提拔為左副都御史，專門收集收集年羹堯的罪證，進而成為了年羹堯倒臺的重要推動者，而《雍正王朝》中的孫嘉誠卻被年羹堯加害，以“壯志未酬身先死”的結局慘淡收場，讓人唏噓不已。

孫嘉誠午門外求雨，讓年羹堯對其是充滿了憤恨。

雍正在剛剛登基的時候，青海的蒙古貴族羅卜藏丹津發動了叛亂，而此時雍正的皇位尚不穩固，朝中依然有著非常龐大的反對勢力，因而可以說這場叛亂讓雍正處在了內憂外患的不利局面之中，由此陷入了巨大的困境。

在這樣的情況下，雍正讓年羹堯擔任撫遠大將軍，率領二十多萬朝廷的大軍前往西北平叛。

而此時的雍正，選擇並重用年羹堯，實際上已然是他唯一的選擇。

一方面，這個時候的雍正，只有將數量如此龐大的軍隊交到“自己人”的手中，他才能夠放心，而以雍正的親信班底，能夠帶兵打仗的也就只有十三阿哥胤祥和當時還是陝甘總督的年羹堯。可是雍正此時又離不開胤祥，他需要胤祥繼續坐鎮京城，輔佐自己推行新政，同時也要時刻警惕著八阿哥胤禩等人的反撲。所以他能選擇的人也就只剩下了年羹堯。

另一方面，年羹堯經過之前“推舉大將軍王”時候被雍正的敲打，這些年已經老實了許多，況且自己妹妹嫁給了雍正，這時已經被封為了貴妃，雍正也算是手中握著重要的“籌碼”進行牽制，也算是比較放心由年羹堯領兵出征。

就這樣，年羹堯率領大軍，開赴青海平叛。而最終的結果也沒有令雍正失望，雖然整個過程非常的曲折，所耗費的時間非常長，朝廷國庫的開銷也是非常之巨大，但終究是平定了這次叛亂，算是幫助雍正穩固了皇位，同時也為雍正新政的推行，創造了一個相對安定的邊疆環境。

於是，雍正對於年羹堯可謂是恩寵有加，不僅極盡封賞，還予以了其莫大的殊榮，他這樣做除了是對年羹堯表示感謝外，也是要將年羹堯樹立成典範，給那些質疑他的人看，特別是十四阿哥胤禵以及八爺黨的眾位皇子。

然而，這個時候的年羹堯的心態已然發生的重大的變化，他不僅居功自傲，就連對待雍正都開始有所不敬，在加上他任人唯親，結黨營私，弄得朝堂上下是議論紛紛。

可是此時的年羹堯正在得寵之時，朝臣們對其是敢怒不敢言，甚至還需要可以的迎合，比如隆科多，雍正將年羹堯之子過繼給他，他也是放下全部身份和地位去笑臉相迎，這也恰恰說明了年羹堯在朝堂上的影響力與威懾力。

可面對如此權勢、地位正處於巔峰時期的年羹堯，依然有官員敢於直諫，抨擊年羹堯的所做所為，他就是孫嘉誠。

“根據我朝名臣于成龍推的《易》理，京師久旱乃是朝中有奸臣，這個奸臣就是年羹堯！”

而孫嘉誠更是當著雍正的面，呵斥年羹堯的種種罪責。當然，這個時候的雍正面對孫嘉誠如此口無遮攔的彈劾年羹堯，必然是有所想法的，於是，雍正當即安排孫嘉誠前往午門外求雨。

“你不死說天旱是因為年羹堯是奸臣嗎？那好，你這個忠臣就去午門外跪在太陽底下求雨去！”

此時的年羹堯也非常密切的關注著局勢的發展，因為孫嘉誠彈劾他的這一舉動，是他所沒有想到的，特別是在這個時候向雍正進行諫言，可以說是令年羹堯的顏面掃地。

於是年羹堯此時的心中，對於孫嘉誠必然是充滿了憤恨，不過相對來說，年羹堯的心態還算是比較平和，換句話說，此時的他根本看不上、也看不起孫嘉誠， 更加不相信的以孫嘉誠職務和地位能掀起怎樣的波瀾，對他自己造成怎樣的影響。

可是事實上，年羹堯真的想錯了，因為他不僅錯看了孫嘉誠，更是錯看了雍正皇帝。

此時雍正已經開始對年羹堯有所不滿，只不過，年羹堯自己沒有領悟到。

在此之前，雍正面對年羹堯在朝堂上“只知有將領，不知有皇上”的狂悖說辭，已經是心生不滿，這一切已經透過年羹堯的妹妹年秋月進行了發洩。

而在朝堂上，孫嘉誠彈劾年羹堯的行為，可以說讓雍正是又驚、又喜、又恨。

說他“驚”，是因為此時的他對於孫嘉誠敢於在這個時候直諫年羹堯的狂妄行為表示驚訝，畢竟這個時候的年羹堯剛剛立功，又是極盡受寵，孫嘉誠可以說是豁出了身家性命來向雍正諫言，這讓雍正感到了一種“不可思議”。

說他“喜”，是因為雍正對於年羹堯的種種不滿，有人能夠替他說了出來，讓雍正的心中是倍感欣慰，並且對於孫嘉誠的膽識與品行有了極高的評價。

說他“恨”，既是雍正對於年羹堯的恨，同時也是對於自己的恨。他恨年羹堯的如此行徑極大辜負了自己的一番苦心，恨他自己則是因為此時的他卻又不能動年羹堯，畢竟自己對於年羹堯有著一系列的封賞，當前又處在這樣一個特殊的局面之下，況且在此之前，雍正已經為自己輕率的褒獎諾敏和張廷璐而被種種打臉，而這一次他面對又是同樣的“尷尬”的局面。

於是，他選擇讓孫嘉誠前往午門外求雨的方式，就是要將自己的不滿用這樣一種方式告知年羹堯。

試想下，如果雍正此時真的對孫嘉誠彈劾年羹堯極度不滿，或者說為了保護年羹堯而決心不管不顧孫嘉誠的話，那麼大可當下就以“妖言惑眾”、“擾亂超綱”的罪名將其治罪。

可是雍正並沒有處置孫嘉誠，實際上這就說明，雍正在一定程度上認可了孫嘉誠的話，並且將孫嘉誠所言的真假，交給老天去評判。

如果孫嘉誠真的求來了雨，則說明上天已經認定，年羹堯就是“奸臣”，這必然會讓年羹堯有所警覺，因為這是“天意”。

而如果孫嘉誠沒有求回來雨，雍正也不會處置孫嘉誠，這對於雍正以及年羹堯反而是一個臺階，但是雍正也必然會以此做些文章，向年羹堯提個醒，讓他注意收斂，畢竟孫嘉誠的行為，代表著的是“人心”。

當然，不管有沒有求到雨，雍正都不會處置年羹堯，也不會收回對於年羹堯所有的封賞，這個時候的他還是非常的需要年羹堯，因而雍正只會選擇用提醒、暗示的方式，來告誡年羹堯。

只是年羹堯依然對於雍正的警示選擇了漠視，並且依舊是我行我素，甚至還在非常直接的拒絕了雍正所提出的“裁兵”、“減費”、“試行火耗歸公”這三件事，於是，雍正也就這樣在萬般無奈之下，讓孫嘉誠跟隨年羹堯前往了西北。

孫嘉誠之死，可以說是一個讓所有人都沒有想到的結局。

當聽聞孫嘉誠死後，雍正立馬下定決心處置了年羹堯，也正是因為如此，不少人認為，雍正是故意藉著孫嘉誠與年羹堯之間的矛盾，讓孫嘉誠前去西北送死，為的就是給懲治年羹堯留下藉口與理由。

然而，這僅僅是一廂情願的想法，此時的雍正不想失去年羹堯，同樣，他也不想失去孫嘉誠。

首先，這個時候的雍正，確實是太缺人了。

“九子奪嫡”期間，雍正一直是以“孤臣”自居，因而除了自己這面的十三阿哥胤祥、年羹堯、李衛、田文鏡，以及康熙留給自己的張廷玉、馬齊、隆科多等人，朝堂上並沒有多少自己可以信賴的支援力量。在這樣的情況下，年羹堯“潛邸奴才”的身份以及同雍正幾十年的交情更加顯得彌足珍貴，所以即便是年羹堯真的有錯，但雍正依然不會輕易的放棄年羹堯。

至於孫嘉誠，是雍正自己發現並且提拔重用的“新生代官員”，不僅是因為孫嘉誠對於他、對朝廷和國家都是忠心耿耿，更重要的是孫嘉誠是朝中少有的為官清廉、敢於直諫的諍臣，雖然數次當面頂撞雍正，可雍正對他依舊是充滿了好感。

所以，這二人都是雍正所認定的國之棟樑，也對他們的未來有著美好的規劃，失去一個都是非常心痛的事情，更不會用拿其中一個去“換”另外一個，對於雍正來說，是一萬個“捨不得”的。

其次，雍正讓孫嘉誠前往西北，除了是對孫嘉誠的能力與品行的認可，還希望他能夠起到時刻警醒年羹堯的作用。

雍正讓孫嘉誠在午門外求雨，可之後既沒有處置年羹堯也沒有處罰孫嘉誠，就說明雍正對於這樣的結果是予以預設的，年羹堯應該對此產生警覺而有所收斂。

所以，雍正讓孫嘉誠前往西北，在推行新政的同時，也是為了讓年羹堯看到孫嘉誠就想到午門求雨之時，想想“天意”和“人心”，以此來匡正自己的行為得失，改正此前一系列錯誤的行為，這才是雍正想要看到的。

再次，雍正確實也不相信年羹堯會真的殺掉孫嘉誠。

儘管年羹堯此前也有擅殺朝臣的行為，可那是在平叛的特殊時期，屬於“將在外軍令有所不受”，可如今叛軍已經被平定，局勢已經趨於穩定，那麼年羹堯本不應該再向此前一樣殺人立威。

況且，此前斬殺的官員，多為地方官員，也與雍正的關聯不大，而孫嘉誠是雍正親自安排的，或者說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欽差”的身份，衝這一點，年羹堯也應該有所禁忌。

而最終的結果卻令人大失所望，孫嘉誠推行新政，無疑是極大的觸動了年羹堯以及其整個政治集團的利益，再加上孫嘉誠一貫的膽大直言的性格，激怒年羹堯也就變得不可避免，最終為自己引來了殺身之禍。

對於孫嘉誠而言，當他去西北的時候，他也必然不會料到自己會有這樣的結局。

當然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因為他的職務和差事，是雍正安排的，他不認為也不會相信年羹堯會有如此大的膽量去真的用如此極端的方式抵制雍正，這種完全超乎與“人臣之道”舉動至少對於孫嘉誠來說，是無法想象的。

孫嘉誠當然會想到此去西北，改革必然是阻力重重，與年羹堯的交往也必然是矛盾、衝突不斷，或許孫嘉誠也做過最壞的打算，但是以他不畏強權、不畏艱險，只想著一心為公這樣的脾氣與性格，也依然會欣然前往。

而這也讓人對於孫嘉誠的品行更加是肅然起敬。

當年羹堯在殺掉孫嘉誠的時候，除了宣洩其本人對於孫嘉誠的不滿外，或許也是對於雍正的一種危險試探，他也想看看此時的雍正對於他的態度究竟有沒有改變。

可年羹堯這一次確實是玩火自焚了。

如果說面對年羹堯此前的居功自傲，雍正還可以看在其功勳上予以寬恕的話，那麼這次，年羹堯用殺掉孫嘉誠的方式，表達的是對於雍正命令的抗拒，以及對於雍正所推行新政的公然抵制，這必然是不能為雍正所容忍。再加上此時朝堂上對於年羹堯近乎於一邊倒的反對聲音，也讓雍正在百般思量後最終下定決心除掉年羹堯。

就這樣，孫嘉誠的死成為了“壓斷駱駝脊背的最後一根稻草”，直接導致了年羹堯的覆亡。而在失去了孫嘉誠這樣一位自己的忠臣、諍臣的同時，雍正也失去了年羹堯這樣一位功臣和親人，雍正心中的傷感與苦悶，也是可想而知的。

憑著孫嘉誠的聰明勁兒，怎麼會不知道去西北就是個死局？

孫嘉誠求雨的時候，老十三允祥曾問過他一句話：你想做龍逢比干？什麼是“龍逢比干”？無非就是千古名臣忠臣的榜樣，但是名臣忠臣都沒有什麼好下場，比干因忠剖心而死，極其慘烈。

參風頭正勁的年羹堯，孫嘉誠即是冒著死的風險而為。這可比不得當堂揭發老八允禩制錢中的貓膩，那是因為老八允禩不得勢。可是年羹堯卻是雍正的紅人，恩人，在風頭上去彈劾他，豈不是往死路上奔？

但這對於雍正皇帝而言，卻是一個極好平衡的機會，帝王痛恨朋黨，但是也利用朋黨，因為“鷸蚌相爭漁翁得利”的道理，孫嘉誠屬於清流的代表，而年羹堯則屬於權臣，兩個集團互鬥可以沖銷針對皇帝的力量，皇帝則可居中調和，從而達到施政的目的。

說實在話，雍正皇帝看到飛揚跋扈的年羹堯，自個兒心裡那點不舒服早就迸發出來了，正好苦於沒有人出來打頭陣，孫嘉誠可謂跳得適當。這就是孫嘉誠的智慧，能夠把握時機，搶先一步，博得頭籌，這樣的人必然首先引起皇帝的注意，從而得到皇帝的重用。

年羹堯當著滿朝文武的面讓雍正皇帝冊封屬下的官職，“年選”由此產生。“年選”則是阻礙雍正新政，讓雍正真正難以忍受的關鍵所在。西北初定，羅布贊旦增逃走，可是國庫空空如也，雍正提出了自己的難題，想裁軍，年羹堯不答應，想節支，年羹堯也不答應，想縮小供應範圍，年羹堯還是不答應，無奈之下，只有實行新政，才能對大軍有所保障，可是年羹堯還是面露難色。

對於這樣的背景，孫嘉誠不可能不知道，雍正皇帝這會兒讓孫嘉誠去西北，無異於羊入狼群，要知道，孫嘉誠可是去推行新政的。實際上，年羹堯雖然拒絕了雍正皇帝的三個要求，但派孫嘉誠前往西北推行新政，實質上是雍正皇帝否定了年羹堯的拒絕。要不然，他還派孫嘉誠去幹個啥子？

年羹堯的官封得太大了，需要有人對他進行牽制，雍正皇帝當然知道孫嘉誠在年羹堯的屬地推行新政就等於說大白話，派孫嘉誠去，無非就是實踐帝王之術，耍權臣之間的平衡術。而孫嘉誠心裡自然明白，此去西北，他孫嘉誠是深入狼窩，莫說是推行新政，能不能夠生存下來還難說。

要說，這就是雍正皇帝故意為之，雖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是縣官不如現管，西北可是年羹堯的地盤啊，在京城，年羹堯不敢把孫嘉誠怎麼樣，可是到了年羹堯的地盤，孤身一人的孫嘉誠，沒有後備力量的支援，怎麼開展工作？

雍正皇帝把孫嘉誠當做一隻羊，放進了西北這個年羹堯的狼窩，他焉能不死？就算年羹堯不殺孫嘉誠，他的那些部下，只怕也會尋著機會就把孫嘉誠幹掉了。千里之外的皇帝，鞭長莫及，又怎麼管得了一個小小孫嘉誠的性命？

為什麼孫嘉誠明知道這是一個死局，卻還是要去？做龍逢比干，千古名臣的楷模唄。《康熙王朝》中四大輔臣之一的蘇克薩哈，不就是因勢單參鰲拜，結果皇帝也保不了，眼睜睜讓鰲拜給殺了？有時候臣子唯有犧牲才能換來時機，孫嘉誠和蘇克薩哈一樣，不過是雍正換取收拾年羹堯時機的一顆棋子罷了。

這一點，聰明的孫嘉誠當然知道。既然皇帝要你隻身前去，那就註定死路一條，可是唯有如此，才可換取更好的時機收拾年羹堯，這就是政治邏輯。不僅如此，雍正皇帝激起了年黨與清流的矛盾，從而可以放手懲治年羹堯，這個殺功臣的“黑鍋”便被雍正皇帝摔得遠遠的。

其貌不揚的孫嘉誠是戶部雲貴司六品主事，以清正廉潔，剛正不阿作為人生信條。年羹堯取得西北大捷凱旋班師，面對百官跪迎居然高坐馬上視而未見。雍正召見軍中將領時，年羹堯竟然說出“他們只知將令不知皇上”的狂悖之言。滿朝文武對年羹堯的桀驁不馴、囂張跋扈敢怒而不敢言。唯有直腸子孫嘉誠，頂著冒犯天威的大不敬罪名，上疏彈劾剛替朝廷立下不世功勳的徵西大將軍年羹堯。

孫嘉誠說京畿數月無雨乃是因為朝中有奸臣，這個奸臣就是年羹堯。雍正聞奏後勃然大怒，打發他到午門外跪地求雨。雍正的意思很明確，既然你孫嘉誠說年羹堯是奸臣導致京畿久旱無雨，指使你上奏彈劾的是天道，那麼就派你去求雨以驗證其言。如果真是上天指使你上奏彈劾，必會降下甘霖，否則就是你危言聳聽，汙衊朝廷功臣。結果好端端的炎炎夏日突然間風雲變色，不一會兒下起了瓢潑大雨，證實了孫嘉誠感天動地的一片赤誠之心。

雍正對年羹堯入京以來的所作所為深感不滿，但鑑於他剛剛立下戰功，穩定了岌岌可危的朝局，一時半刻找不到藉口來發作。孫嘉誠的彈劾奏摺正好用來敲打敲打不可一世的年大將軍，好讓他趁機收斂，盡忠職守，好好鞏固西北防務。為了減少西北十萬大軍的龐大開支，雍正借賜宴之機把孫嘉誠派到西北經營軍需財務，實際上就是安插一個耳目去打探年羹堯在西北前線的虛實。年羹堯在西北揮金如土，草菅人命的不法行徑早已傳遍天下，但沒有真憑實據，自然也就無法將其定罪。

孫嘉誠豈會不知前往西北是深入虎穴、九死一生，但他無怨無悔，只要能替朝廷除奸，他甘願獻出自己的性命。他每一次出場都是冒死進諫，寧肯殺身成仁，成為像“龍逢比干”一樣的千古忠臣，也不願尸位素餐，成為只知唯命是從的“磕頭奴才”。雍正的本意並不是把孫嘉誠派去送死，他希望年羹堯能夠有所警覺，有所收斂，也希望孫嘉誠能夠與年羹堯合衷共濟，把西北防務切實整頓好。

可年大將軍在西北過得是窮奢極欲的富貴生活，一道小炒肉要把一頭豬驅趕得精疲力盡才在背上下刀取肉，一道大白菜要把一顆菜剝得只剩下最嫩的兩片葉子，妻妾侍寢需要“翻牌子”，公然違背世俗禮法，不臣之心昭然若揭。年大將軍當然不會受孫嘉誠的監視，到西北後找了個由頭把孫嘉誠給殺了。雍正在江蘇收到京城轉遞的六百里加急，得知年羹堯公然把孫嘉誠給殺了，將他的最後一絲幻想徹底擊碎，緊急安排嶽鍾琪接替徵西大將軍一職，把年羹堯貶為杭州將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