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要看如何定義西方文化，西方文化也有一個漫長的發展過程，不同時期有不同的特點，未必有一個固定的、刻板的、變動不居的西方文化。

有些人說，西方文化缺乏綜合視野、非黑即白，比如中醫強調整體觀，西醫則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這種說法可謂大謬。西醫在歷史上也強調整體觀，即使進入現代社會，德國醫學也強調全科醫生，專業不甚精，但強調整體治療、以人為本。德國這種全科醫學主張被日本全盤接受，所以現代日本醫學也強調整體觀，比如給晚年魯迅看病的須藤五百三，他對魯迅身體狀況比較瞭解，魯迅非常信任他，可問題是，他對肺病了解甚少，所以一再誤診。

在宋慶齡、茅盾的干預下，一度請了美國專科肺病醫生給魯迅診病，發現魯迅肺部有兩個囊腫，建議抽液治療。須藤五百三拒絕接受這一判斷，後來無可奈何，只好替魯迅作抽液治療，魯迅的病情確實有所好轉。

然而，魯迅曾在日本學過醫，對日醫比較信任，且當時日醫便宜，符合魯迅的消費水平，加上魯迅曾就很多醫學問題請教須藤五百三，得到滿意答覆，所以他對須藤很信任，拒絕換醫生。

魯迅去世前一天，肺部囊腫破裂，如果有專科醫生在，不難處理，但須藤五百三隻給魯迅打了鎮定劑，並說過了這一夜，就沒事了，最終魯迅出現氣胸，被活活憋死。上世紀80年代，上海的醫院曾就魯迅病案進行專家會診，結論是：須藤嚴重誤診，因其專科知識太差。

可見，強調整體觀反而害死了魯迅。

在西方醫學史上，也有比較複雜的自然療法、草藥等，比如古希臘時代就已經學會從楊樹皮等中間提煉水楊酸（即阿司匹林），有極好的鎮痛效果。而中醫始終沒參透這個奧秘，所以到清末時，中國嚴重缺乏鎮痛劑，許多中醫成方中均包含鴉片。這是導致鴉片氾濫的一個重要原因。

所以說，中醫與西醫的分野本身就是一種錯誤的提法，應該用舊醫和新醫來替代。在舊醫層面，東西方各有特色，方法差不多，思維方式相近，都有一些寶貴經驗，也都有一些離奇錯誤，如何將舊醫轉化為新醫，西方做得比較成功，中國則長期落在了後面。

今天我們說中醫的優點，包括說中國傳統文化的優點，往往建立在對西方歷史、西方文化的高度無知的基礎上，所以坐井觀天，創造出許多離奇的、毫無歷史依據的說法，這種說法如廣泛流傳，恐怕只能讓別人覺得我們太幼稚太愚蠢，大概只能讓華人蒙羞。

如果我們只聚焦在西方文化近5百年上，亦即現代化上，那麼確實可以發現一些侷限性，這個侷限性未必是西方文化的，而是現代性的。換言之，中國走向現代化，也會沾染上這些侷限性，因為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多元現代性的成功案例，幾乎所有國家邁過現代化這個檻後都差不多，其傳統文化都沒能有效起到彌補現代性缺陷的作用。

現代性的主要缺點在於：

1、從熟人社會走向生人社會，對既有的文化、傳統造成了巨大破壞。

2、強調物件性研究，文化、信仰等方面漸被邊緣化，容易形成單向度的人。

3、社會壓力增加，影響了個體對生命的感悟。

4、民族國家的組織形式在客觀上增加了戰爭。

5、出現了人的物化、人的異化。

6、社會的作用下降。

7、對自然資源、環境的毀壞。

但現代性的優點顯而易見，它極大地提高了人類社會效率，創造了更多財富，人類的自由與福祉顯著增加。但現代性真正可怕之處在於，它會將一些阻擋它的力量吸納其中，將其粉碎，然後重組成自己所需要的樣子，就像《湮滅》中的南境，一切DNA都被重組、共享了，原有的秩序蕩然無存，那麼誰是我、我存在的意義何在等，就成了一個無法回答的問題。

雖然現代性有明顯缺陷，但過去5百年曆史證明，妄圖修正它、半推半就、人為訂製，都必然失敗。如何克服現代性，這是一個目前無解的命題。

我想說，世界是平的，民族文化在相互影響的過程中，都有被對方接納和排斥的一面。但是，我們應該更自豪於自己的文化傳統，還是提高拒絕歧視的覺悟？這是政治進步與否的表現。

至於所謂西方文化的侷限性，提法本身就是一種奇怪的視角，因為所謂侷限性應該指的是該文化有無法避免的不利於發展的短處。但是我們可以看到，文化之長短是互相依存的，也就是說，沒有了矛，盾也會消失。討論文化的侷限性就像討論去掉Sunny下的影子後會發生什麼一樣的沒有實際意義。

每一種文化伴隨著不同的人類族群從遠古走入現代，各族群的人們總是利用自己文化的長處發揮自身的優勢，這應該是觀察異族文化的著眼點，著眼於此，有利於疏通自己前進的道路，有利於民族間的和平共處。而把目光放在他人短處的心理是陰暗的，因為與其說是防止自己身上現短，不如說目的是對他人施以制肘，這不是善良。

在開放改革突飛猛進的今天，在我們中間滋長起了對傳統文化的盲目自豪，不論長短全盤死抱，連封建迷信也被新銳說詞包裝得金碧輝煌，之乎者也津津樂道，西方文化的短處也一再被強調，大有去其之盾，施以利矛大刀之勢，誠如我們連缺點都強於他人的優點了。

我發現很多人談中醫的問題，都是在談它“先進”的理念。

中醫中有很多的“理念”，你不能說沒有道理。比如“天人合一”，強調人的生理活動必須與環境協調；比如“身心合一”，強調生理的因素與心理的因素的協調。比如“整體觀”把人體當作一個整體來看待，其認為人之所以生病，是因為外來病邪作用於人體，破壞了人體陰陽平衡，使臟腑、經絡的功能失調，氣血功能紊亂，從而產生各種病變。治療原則是扶正祛邪，調平陰陽；寒者熱之，熱者寒之；實者瀉之，虛者補之；結就要散，逸就要勞；以平為期，以和為重。最終使陽生陰長、陰陽自和，五臟協調，病自然就好了。

這些理念，都有一些道理。問題的關鍵是，這些都僅僅是一種“理念”而已，現代醫學也有這種理念，你必須把大道理轉化成小道理、把理念轉化成可操作性的東西，才可以使其發揮作用。就好比“為人民服務”這個口號也沒有什麼錯，關鍵是政策層面的操作，沒有操作層面的東西，不過是“正確的廢話”而已。

可在實際應用過程中，中醫有正確的理論和方法來實現自己的理念麼？

舉個簡單的例子，比方說一個人視物模糊，讓建立在物理學、化學、生物學、微生物學、解剖學、細胞學、病理學、免疫學、藥理學等科學基礎上的“現代醫學”去診斷，他會檢查是否有眼科疾病？比如角膜炎、虹膜炎、青光眼、視神經炎、球后視神經炎等等；是否有屈光不正？比如近視、遠視、散光等等；是否由其他疾病引起的併發症？比如腦瘤、腦血管瘤壓迫視神經等等。每一種診斷都有清楚而又明確的理論依據，治療方法當然也就不盡相同。

而中醫講究“整體觀”，講究“治本”，講究“扶正祛邪，調平陰陽，五臟協調，病自然好”，OK，這種理念沒有問題。接下來一旦涉及到具體應用，中醫就開始在陰陽五行的基礎上胡亂意淫了。

眼睛為何會出問題？中醫認為，“肝藏血，開竅於目”，眼睛不好，肯定是肝出了問題，所以治眼要從肝入手。而肝屬木藏血、腎屬水藏精，根據五行生剋，水生木，所以腎生肝，即腎藏精以滋養肝血，補肝同時又要補腎。

這些中醫辯證理論，聽上去很“整體觀”，很高深，實際上沒有任何科學依據，全是意淫。比如說現實中因為腦腫瘤或腦血管瘤壓迫視神經造成的視物模糊，是補肝還是補腎？是滋陰還是補陽？

從中醫理論本身來說，為何是“肝藏血”，怎麼就不是腎藏血、脾藏血？肝藏血為何就“開竅於目”，為何不是開竅於口、開竅於耳？中醫認為腎生肝，即腎藏精以滋養肝血，從五行生剋上來說，水生木沒問題，或者說水屬性東西與木屬性東西有互相滋生、促進生長的作用也沒問題，但中醫有何證據證明腎屬水、肝屬木？

科學以事實為依據，科學講究證據，而迷信只要求你絕對相信和服從！

面對這些質疑，沒有中醫能回答出來，他們只會說中醫書上就是這麼寫的或說古人就是這麼傳下來的。那古人又是怎麼知道的？科技領先古人百倍的現代科學都不能證明這些理論，那對世界認知極端低下的古人是如何發現的？

推理很簡單，就是臆想出來的。 換句話說，你能找出一個不是現代人臆想的，幾千年後的科技卻證明不了的理論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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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這些東西不是臆想是經驗總結。

誠然，中醫最初就是源於古人的實踐經驗總結，比如生病以後吃點什麼草藥症狀就緩輕了；比如說哪兒不舒服按按哪兒症狀就減輕了。

可後來呢？受易經八卦、陰陽五行等傳統化影響，中醫在其中加入了越來越多的主觀臆想因素。

如果說蘿蔔順氣、冬瓜利尿等是靠嘗、靠經驗總結出來的，那什麼虎骨壯骨、熊膽利膽、紅棗補血、黑豆補腎、水蛭活血、穿山甲通絡 、蝙蝠屎明目、大米聰耳、小麥除煩等等等等，我不相信這些玩意也能“嘗”出來或透過經驗總結出來。

難道某個瞎子偶爾吃了點蝙蝠屎復明了？還是常吃大米的比常吃饅頭的耳朵更靈敏？還有“腎藏精以滋養肝血、肝藏血開竅於目”這些五臟歸屬五行相生相剋的理論；五臟化五液理論；以及人體的經絡穴位等等理論，又是哪位大師透過什麼實踐經驗總結出來的？誰能說來聽聽？

退一萬步講，就算中醫某些理論是經驗總結，可事實告訴我們，經驗往往是靠不住的。比如中醫認為核桃健腦抗衰老，前幾年在雲南、山西、河北某些盛產核桃的地方出差，見那兒的人天天拿核桃當零食吃，也沒見聰明到哪兒去，也沒見他們比別的地方人更不容易衰老。

就拿上面提到的大米來說，中醫說大米聰耳明目。 第一，從理論上，中醫拿不出任何大米聰耳明目的科學依據；第二，從實踐上，南方人天天吃大米，也沒見他們比北方人耳朵更靈敏，眼睛更明亮；第三，除了中國中醫，沒有一個國家科學界、醫學界承認大米有聰耳明目的功效。無論是理論、實踐應用、還是世界普遍認知，都能證明“大米聰耳明目”就是意淫。

所以說，想做到和能否做到是兩碼事，光有“正確的理念”是不行的，你必須有一套正確的方法或理論來幫你實現自己的理念。而中醫理論，不過是打著“天人合一”、“身心合一”、“整體觀”等旗號，在陰陽五行的基礎上，胡亂意淫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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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中醫為什麼強調整體聯絡呢？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限於生產力的水平，中醫缺乏瞭解細節的能力。（比如說吹了冷風、著涼了後，身體出現不舒服的地方，中醫想當然的就認為是風寒侵體）。

而現代醫學有能力研究生命過程的細節，同時又將這些細節組合起來，這才能真正的把握整體。

比如說一個人腿腳不便，中醫認為“通則不痛，痛則不通”，治療無非就是舒筋活血，活絡經脈等等。

而讓現代醫學來診斷，一定是透過細緻的檢查判斷其病因如何。如果是區域性的肌肉、骨、韌帶的因素造成的，通常是以區域性（腿腳）的治療為主；如果考慮是神經源性的因素，病變部位可能在脊髓或腦，治療手段就要作用於腰或頭；如果是血管因素，在區域性治療的同時，必須考慮全身有無病變，是否與動脈硬化、糖尿病等有關，可能就要治心或胰等；這樣的考慮還有很多很多。

中、西醫哪個說法更科學，相信大家心裡都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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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中醫的有效性。

中醫粉對反中醫的人說的最多的一句話恐怕就是“中醫如果沒效為何會有那麼多人用，沒效為何某某人讓中醫治好了？”

我們經常聽到關於中醫的一個又一個神奇的故事。人們應該注意到，所有人在說中醫能治病時使用的都是同一個方法，這就是舉例證明。比如說，某某電視臺記者患中風在國外不治，回國用中藥起死回生；某某人的小姨子得了一種怪病，西醫束手無策，靠中醫妙手回春等等，卻很少聽說比如中醫成功攻克某某疾病。他們對西醫治好的，而中醫治不好的很“自然的”選擇了遺忘。看來“西醫只報道失敗案例，中醫只報道成功案例”這種說法不是沒有道理的。

中醫並非人類社會中唯一的傳統醫學。史書上有各華人民使用傳統醫術治病救人的記載。例如，古代印度也有使用草藥救治無數病人的記錄，歐洲人的書上記載了使用基於“體液說”的放血療法拯救無數患者的神奇故事。甚至在今天非洲的某些部落裡還流行著用跳大神來驅除病魔的習慣。那裡的部落酋長們說，跳大神很驗靈（不靈驗不會有人用）。

既然各華人民自古到今有這麼多的治病救人的奇效良方，為什麼卻不被納入今日的主流醫學西醫呢？這裡，關鍵的問題就在於現代醫學對於醫藥的“有效性”的認識。

在贊成中醫的人們來看，一種醫術，只要能夠治病，就算是有效了。此話沒錯。可問題在於，怎樣證明中醫可以治病呢？贊成中醫的人們說：“我有說不完的例子”。

表面上看起來，用“舉例說明”來證明一種醫術有效並沒有什麼錯。但是實踐起來卻錯誤不斷。在某些人身上很有效的醫術使用到別人身上看不到任何效果，甚至還會把人給治死了。

這是為什麼呢？透過多年的深刻研究，科學家們逐漸地揭開了這個迷。原來，這裡面有好多額外因素在作怪。比如很多病本來就可以不治自愈，用藥和不用藥並無任何區別；比如藥物或療法的安慰劑心理效應也可以“治病”等等。所以，現代醫學認為，一種醫藥，要確定其是否有效，必須排除這些額外因素才行。

為此，科學家們發明了一套嚴謹的方法來確定醫藥的有效性，這就是雙盲（Double Blind）隨機對照臨床試驗。

雙盲隨機對照臨床試驗，簡單地說，就是隨機地找一組確症的病人，隨機地分成兩組，一組為對照組，另一組為試驗組。病人並不知道自己屬於哪一組。甚至醫護人員也不知道。只有藥品試驗人員知道。兩組病人每天同時服藥。對照組病人服用的是安慰劑，試驗組病人服用的是試驗藥品。 等療程結束後，對兩組病人的治療結果進行比較，只有在療效明顯的情況下，一種新藥才可以被認定有效。

雙盲法可以有效地排除自愈和心理干擾等因素。最後，在正式投放市場之前，還要對試驗者進行長期的跟蹤，以確保沒有長期副作用。

現在我們可以回答為什麼歐洲傳統的放血療法，今日非洲的跳大神以及仍在中國流行的中醫都不能成為今日世界各國的主流醫學了：因為這些傳統醫術大多不能按照現代科學的方法（雙盲實驗）去證明其有效性，或者已經被科學的方法證明是無效或低效，或者毒性太大，即使有效也不可以被作為醫藥使用。

感冒了，喝了一杯板藍根沖劑，三天後好了，到底是板藍根的療效還是人體的自愈？不用隨機雙盲測試誰也不知道。不能因為吃藥在前病好在後，就認為這兩個事件有因果關係。再比如腰疼，貼了一劑“虎骨麝香止痛膏”，第二天“彷彿”好了一點，“彷彿”不痛了，都是很主觀的一種感受，特別是有些作父母的，為了怕子女花錢，為了怕子女不放心，痛也說不痛。再比如中風後遺症，口角下垂，流口水，腿腳不利索。針灸一段時間後，情況好多了。但你怎麼就知道是針灸的作用？如果不針灸一定不會好轉？那沒有針灸的外華人只好祈禱別得中風了。

所以，要說中醫有效，決不能光用例子來說明，必須拿出嚴格的臨床試驗結果，要能夠在成百上千個臨床試驗中被重複。你可以舉一萬個例子說明中醫有效，但我只需要你拿幾百個病人做的雙盲試驗的結果出來。

可惜，中醫不敢，中醫不怕舉例子，就怕雙盲試驗。中醫大夫們一提起大規模雙盲試驗就膽戰心驚。他們不願也不敢面對科學方法來接受檢驗。這是中醫的致命之處。所以中醫必然和其它國家的許多傳統醫學一樣被排除到今天的主流醫學之外。

如果光用舉例子的方法，我們不光可以證明中醫有效，甚至可以證明世界上所有巫醫、算命先生、氣功師、看面相先生、風水先生、占星術者都是有效的。但只要幾個小小的科學試驗就可以將所有這些騙術戳穿。

亞里斯多德在《政治學》裡論述了自己的教育思想。他的教育思想基本上承襲於柏拉圖。他認為，教育與政治密不可分，應由國家管理教育。他從奴隸主階級的立場出發，主張把奴隸和勞動人民排除在教育範圍之外。但他主張在剝削階級內部實行教育民主，所有兒童都受教育，並受同等教育。在德育、智育和體育的關係上，他把智育放在三育之首，德育次之，體育列後。這種秩序排列是建立在他的靈魂理論的基礎之上的。他認為人有三個靈魂，一個是植物靈魂，即身體部分；第二個是非理性靈魂，即動物部分（本能、情感、慾望等）；第三個是理性靈魂，即真正的人性部分（思維、理解、判斷等）。體育是為了植物靈魂；德育是為了非理性靈魂；智育是為了理性靈魂。教育的最終目的是為了發展人的理智，即理性靈魂。所以，智育放在首位是理所當然的。

亞里斯多德最基本的教育思想是自然教育的理論。他根據兒童及青年身心發展的階段性，把教育分為三個時期。一初生至七歲為第一個時期，即幼兒教育時期。在這一時期裡。要順應自然，以兒童身體的發育成長為主。五歲前。要透過遊戲進行身體活動，並注意防止環境中的不良道德的影響。五歲後，可以開始課業學習，但仍應有充分的活動時間。除活動之外，還應讓兒童多聽些神話故事。七至十四歲是第二時期，即相當於初級教育階段。此時，學生已離開家庭而進入公辦學校學習。這一時期，要發展非理性靈魂，以情感道德教育為主，這種教育美其名日“和諧教育”。為了達到這一目的，教育的主要內容是讀、寫、算、體操和音樂。音樂教育是他的和諧教育的核心。他認為，音樂是進行美育的最有效的手段，是實施德育的不可少的內容，因為韻律、曲調對聽者產生深刻影響。慢騰騰的戀歌和輕盈的田園音調可以使人丟掉堅決行動的精神，對幹這些削弱心靈的音樂，國家是不能允許的。相反，雄壯的、英雄的、勝利的曲調能催人奮進，產生堅韌的意志力和堅強的魄力，這是所有公民都必須具備的。音樂還能擔負智育的一部分職能，只要兒童在早年聽好的音樂，就能培育和發展兒童的欣賞力和理解力。音樂還屬於文雅學科。因此，音樂教育是實現人的和詣教育的不可缺少的主要內容和核心。此外；他還提倡人童學習圖畫，目的是讓兒童欣賞人體美。十四歲至二十一歲是第三個時期，這一時期以智力教育為主。此問，要開設算術、幾何、天文、音樂理論、外加文法學、文學、詩歌、修辭學、倫理學和政治學等課程。透過這些學科的學習，使學生的理性靈魂得到發展，實現教育的最高目標。

亞里斯多德既是位教育理論家，又是位職業教師。

柏拉圖死了之後，亞里斯多德就離開了阿加德米學園，到阿塔爾尼亞從事教學活動。阿塔爾尼亞是小亞細亞的一個小王國，國王赫爾米亞是亞里斯多德的同學，特意邀請亞里斯多德到他的王國辦教育傳授知識。可是，好景不長，三年後，波斯西侵小亞時，赫爾米亞兵敗身亡。亞里斯多德為了自身的安全，趁混亂之時，帶著妻子比提姬逃出阿塔爾尼亞，來到米底勒尼的小王國。沒多久，亞里斯多德收到馬其頓王腓力的一封信，邀請他回馬其頓擔任王子亞歷山大的教師。亞里斯多德的父親是馬其頓王的御醫，他的家庭早就和馬其頓王族建立了親密關係。現在國王把栽培王子的重任委託給他，他心裡當然十分高興。因此，他接到信後立即來到馬其頓王宮。

在馬其頓，國王腓力和王后奧林比姬對亞里斯多德十分敬重，給予他很高的待遇。他對教育王子十分盡心。公元前343年，他開始作亞歷山大的老師時，亞歷山大才十三歲，到亞歷山大十六歲時，腓力就宣佈亞歷山大已經成年，並指定亞歷山大在腓力缺位時任攝政。在這幾年裡，亞歷山大從老師那裡學到了豐富的知識，並與亞里斯多德建立深厚的友誼。

由於亞里斯多德的興趣主要放在研究哲學、科學和從事教育上，所以，當他栽培完亞歷山大之後，便回到雅典。他到雅典之後，便在一個名叫呂克昂的地方創辦了一所哲學學校。呂克昂原是伯利克里建造的一個公共遊樂場，裡面有一座神廟，還有可供散步的林蔭道、樹木、噴泉和柱廊。這是比較理想的辦學之地。

亞里斯多德在這裡收徒講學。他講話的方式特別有趣，經常手裡拿著一個散發著香氣的蘋果，在林蔭小道上散步，學生們跟隨其後，一邊聞著蘋果的清香，一邊聆聽老師的教誨。正因此故，人們給亞里斯多德所建立的學派起了兩個名字，一日蘋果派，二日逍遙派。

亞里斯多德學識淵博，他講課的內容十分廣泛。他對所授知識作了一個分類：總體為人類知識，下分兩大部分，一是知識，二是知識工具即邏輯學。知識部分又細分為三部分：詩學或美學，包括美術和修辭學；實踐科學，包括倫理學、政治學和經濟學；理論科學，包括數學、物理學、第一哲學。他向學生講授的知識很多，但重點是講授關於整個世界的哲學理論。

亞里斯多德在雅典辦學期間，他的學生亞歷山大已登上王位，並完成了希臘世界的統一。亞歷山大在一次出征路過雅典時，特意到呂克昂學校拜訪老師。亞歷山大走進呂克昂學校感到清靜而優美，是個理想的辦學地方。當他向老師瞭解了這個學校的情況後，問老師是否需要他向學校提供幫助。亞里斯多德說：“我在這裡研究哲學，要說明世界，說明天體，說明地球，說明地球上的各種生物。為此，我們採集各種動植物標本，進行比較分析研究。然而，由於我們的能力所限，其他地方的動物和稀有植物找不到。如果有可能的話，請你在遠征其他地方的時候，幫我們採集各種動物和稀有植物的標本，並派人給我們送來”亞歷山大十分愉快地答應了老師這個要求。

後來，亞歷山大遠征小亞、波斯、埃及和印度時，專門從軍隊中抽調一千人組成一支特殊部隊。這支部隊每到一個地方，就打獵、捕魚、捉鳥和採集植物標本，然後派專人送到雅典，交到亞里斯多德的手中。這對亞里斯多德的科學研究和教學活動幫助極大。

公元前323年，亞歷山大去世。亞歷山大帝國也隨之分裂。雅典政高也開始動盪，形成親馬其頓派和反馬其頓派。亞里斯多德因為和亞歷山大有師生關係，所以也受到政治風浪的衝擊。亞里斯多德逃離雅典後。呂克昂學校由他的學生狄奧弗拉斯主持。呂克昂學校與阿加德米學園齊名，成為希臘科學文化和教育的中心之一。

總之，亞里斯多德適應時代的需要，提出了和諧教育，文雅教育和自然教育的理論，並進行教育實踐活動，對當世和後世都產生了巨大影響，在世界教育史上佔有一席之地。但他反對女子教育，認為女子的天性劣幹男子，其活動範圍是家庭，服從丈夫與沉靜寡言是她們的美德。就這一點而言，他與其老師柏拉圖相比，竟倒退了一大步。

這個問題感覺是太深奧了，以我貧乏的知識而言，西方文化偏向於非此即彼。傳統的中國文化哲理上是非常厲害的，不僅僅是對和錯就能完全概括的。簡單的講述下，用中醫來和西醫進行者對比，中醫治療講究平衡，君臣佐使等等；西醫鮮明的體現上，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但是說到侷限性，究竟差別在什麼地方，相信大家都會是呵呵了！！

西方人在基督教思想的影響下，認為事物的最佳形態是未來主義的、進步論的、線性史觀的。所以在某個方向上無限地推進，就可以趨近或者抵達事物的終極形態。

東方人認為事物的終極“至善”形態，是其內部各個要素之間達到最佳的平衡。一味地在某個方向上推進，只會導致極端化和失衡，最終使事物瓦解，而不可能是其最佳形態。

一方面，東西方思想的不同特徵，是基於其認識論方法以及因明邏輯學上的差異，總體表現為：

東方文明的理論特徵：整體宏觀的、聯絡的、中道觀或中庸觀。

西方文明的理論特徵：片面區域性的、二元割裂的、極端化邊見化。

這一點從中西醫理論的比較上是最為典型和明顯的。

另一方面，也是因為西方從元朝開始對中華典籍和思想文化的抄襲造成這一特點，因為抄襲者並無師承，只能抓住一些自己能理解的區域性強行解釋，最後的理論就是各種斷裂和不能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