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的“中國”一詞，是一個比較寬泛的概念，既有“中央”、“中央之城”、“都城”、“京師”、“國中”、“王畿”、“一國之中心”、“天下之中心”、“中原及中原政權”、“漢族及漢族政權”等多種涵義[1]，又有“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的文化涵義，等等。興起於東北地區的契丹族挺進中原建立遼政權(也稱契丹政權)，即利用和發揮了歷史上比較寬泛的“中國”概念，根據自己的需要，在不同時期取“中國”一詞的不同涵義而自稱“中國”，形成了他們的“中國”認同觀念。由於歷史上“中國”一詞既是一個地理概念、民族概念、文化概念，又是一個政權概念，因此，契丹人的“中國”認同也就包涵有民族認同、文化認同、政治認同和國家認同等多方面的內涵，而契丹人自稱“中國”則是這些認同的最高表現形式。
綜合各種史書記載，我們認為，契丹人的“中國”認同觀念，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自稱炎黃子孫，屬於“中國”
元人所修《遼史》，比較系統地記載了契丹人自稱“炎黃子孫”的情況，如《遼史》卷2《太祖紀贊》稱：“遼之先，出自炎帝，世為審吉國。”《遼史》卷63《世表》也說：“庖犧氏降，炎帝氏、黃帝氏子孫眾多，王畿之封建有限，王政之布濩無窮，故君四方者，多二帝子孫，而自服土中者本同出也。考之宇文周之書，遼本炎帝之後，而耶律儼稱遼為軒轅後。儼志晚出，盍從周書。蓋炎帝之裔曰葛烏菟者，世雄朔陲，後為冒頓可汗所襲，保鮮卑山以居，號鮮卑氏。既而慕容燕破之，析其部曰宇文，曰庫莫奚，曰契丹。契丹之名，昉見於此。”元人所修《遼史》主要根據遼人耶律儼修撰的《遼史》等資料修成。我們根據上述史料，可以知道，遼朝史官耶律儼在修《遼史》時，曾依據契丹源於東胡之後鮮卑之說，取《晉書》、《魏書》等書以東胡、慕容鮮卑、拓跋鮮卑為黃帝之後的觀點，認為契丹為軒轅(黃帝)後，將契丹人說成是黃帝子孫。而元人編寫的《遼史》則認為契丹族是從鮮卑族中的宇文鮮卑直接發展而來，因此，取《周書》宇文鮮卑自稱為炎帝之後的說法，將契丹說成是炎帝子孫。傳說炎帝和黃帝是兄弟，同出於少典，有關契丹人始祖的說法雖然有黃帝和炎帝之不同，但最終還是一源，都是炎黃子孫。
《遼史》中有關契丹人自稱“炎黃子孫”的記載，為近年來考古出土的契丹人的墓誌碑刻所證實。如1989年內蒙古赤峰巴林左旗楊家營子鎮石匠溝遼墓出土了《大契丹國夫人蕭氏墓誌》，碑文在談到蕭氏的丈夫耶律汙斡裡時說“公諱汙斡裡，其先出自虞舜”，明確將黃帝之子昌意的七世孫虞舜說成是契丹人耶律汙斡裡的祖先[2]118。2003年，遼寧阜新蒙古族自治縣平安地鄉阿漢土村宋家梁屯北山遼墓出土了《永清公主墓誌》，其碑文稱“蓋國家系軒轅皇帝之後”[3]，軒轅即黃帝，明確地將契丹人說成是黃帝之後。這說明，契丹人自稱“炎黃子孫”是毋庸置疑之事。
二、襲用“中原”即“中國”、“九州”即“中國”的理念，以為自己部分進入中原地區且在“九州”中國之內，應該屬於中國
歷史上“中國”的含義之一是用來指稱中原地區，主要的是一個地理概念。至於中原所包括的範圍，並沒有人認真進行界定，但一般認為，幽雲地區多在中原政權管轄範圍之內，屬於中原，屬於中國。因此，史家認為，遼太宗耶律德光佔領幽雲十六州地區，就是進入“中國”，故稱遼“太祖帝北方，太宗制中國”[4]905。
中國古代對“中國”和世界的認識，還有“九州”和“大九州”、“十二州”之說。在《尚書·禹貢》較早構建的“九州”天下體系之中，冀州是中心，為“帝都”之所在。有關冀州的地域範圍，《禹貢》並沒有明確論述，但“冀州”條下有“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於河”等記載，王肅和孔穎達等人在為《禹貢》作註疏時，認為“島夷”即“東北夷國名也”，“渤海北距碣石五百餘里”，如果按這種解釋，可知冀州地域範圍十分廣遠，已經到達東北之地。由於冀州地域廣遠，“禹治水之後，舜分冀州為幽州、幷州，分青州為營州，始置十二州”[5]128。《大明一統志》在記載此事時說：“舜分冀東北為幽州，即今廣寧(今遼寧北鎮)以西之地；青東北為營州，即今廣寧以東之地。”按此推論，則幽、並、營三州已達北方塞外及東北廣寧以東的遠夷之地。按照此種說法，遠達塞外之地的幽、並等州原來都屬於冀州，冀州為“九州”之中心，為“中國”，無怪乎在南宋皇帝降元之後，陸威中等人為了討好元人，稱“禹貢之別九州，冀為中國”[6]286。元人撰寫《遼史》時即持此說，謂“帝堯畫天下為九州。舜以冀、青地大，分幽、並、營，為州十有二。幽州在渤、碣之間，幷州北有代、朔，營州東暨遼海。其地負山帶海，其民執干戈，奮武衛，風氣剛勁，自古為用武之地”[4]437，將遼人活動地域說成是《禹貢》“九州”之冀、青分出來的幽、並、營州地域，幽、並、營州地域原在“九州”之內，後在“十二州”之內，“九州”、“十二州”是“中國”，遼人活動的地域自然就成了中國之地域。《禮記·王制篇》亦稱“四海之內九州”，認為九州在四海之內，四海之內應該包括遼人活動地域，遼天祚帝耶律延禧即持此說，他曾在冊封完顏阿骨打的冊文中稱“荷祖宗之丕業，九州四海屬在統臨”[7]22，不僅將遼人活動地域說成在“九州四海”之內，而且將“九州四海”說成都在他天祚帝的統治之下。
古人還把神秘的天空看作神界，將二十八宿等眾星拱衛的北極看作是“天中”。認為，“二十八舍(宿)主十二州”[8]1346，二十八宿拱衛的北極所籠罩之地就是“中國”。《松漠紀聞》記載了一條為大家所熟知的史料，“大遼道宗朝，有漢人講《論語》，至‘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道宗曰：‘吾聞北極之下為中國，此豈其地邪？’”[9]22這則史料中所稱《論語》的原文是：“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各家註釋多強調“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10]2461，很少有人直稱“中國”者。遼道宗將各家註釋所說的眾星拱衛的北極之下為“天之中”說成是“中國”，無疑是在強調二十八宿拱衛的北極主十二州，應該包括《禹貢》“九州”及舜時的“十二州”，也就是說應該包括遼朝在內，遼朝也是中國的一部分。
三、襲用佛經“南贍部洲”之說，自稱“中國”
契丹人在其國號“遼”或“契丹”之前加稱“南瞻部州”的石刻資料很多，其義為何？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鄭樵《通志》認為“釋氏謂華夏為南贍部洲”。馬端臨《文獻通考》對鄭樵的觀點提出了質疑，謂“鄭氏因牛、女間有十二國星，而以為華夏所佔者牛、女二宿，且引釋氏南贍部州說以為證，然以十二次言之，牛、女雖屬揚州，而華夏之地所謂十二國者，則不特揚州而已，又揚州雖可言東南，而牛、女在天則北方宿也，與南贍部州之說異矣”[11]2215，認為牛、女二星所主之地僅為“九州”之中的揚州之地，並非是全部的華夏之地，與佛教所說的“南贍部洲”不是一回事。
確實，“南贍部洲”是佛教有關大千世界地理體系構想的“四大部洲”之一，按佛教經典《俱舍論》的說法，在無邊無際的宇宙之中，人類居住的世界分為“四大洲”，“一南贍部洲，二東勝身洲，三西牛貨洲，四北俱盧洲”。其中，“南贍部洲”，不僅包括中國，也包括天竺、日本等地。朱熹曾說“中國為南潬部洲，天竺諸國皆在南潬部內”[12]2212。由於“中國”在“南贍部洲”之內，因此，歷史上也有人稱“南贍部洲”為“中國”。契丹人在其國號前加稱“南贍部洲”，既有契丹屬於南贍部洲之意，也有契丹屬於“中國”之意。這也是契丹人自稱“中國”的一種表現。 四、襲用歷史上“夷狄用‘中國’之禮則中國之”的思想觀念，自稱“中國” 中國古代歷史上的“中國”一詞，除了具有“華夏”、“漢人”、“中原政權”、“漢族政權”等涵義以外，還是一個文化概念。孔子十分注意以“禮”區分中國和四夷，並認為中國和四夷可以互相轉化。韓愈《原道》在概括孔子這一思想時說：“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13]174這種用“禮”來區分中國和四夷以及中國和四夷可以互相轉化的思想，對後世產生了深遠影響。契丹人即接受了“所以為中國者，以禮義也，所以為夷狄者，無禮義也”[14]的思想觀念，認為自己有文化，懂禮儀，可以稱“中國”。洪皓《松漠紀聞》中記載了一條大家所熟知的史料：“大遼道宗朝，有漢人講《論語》……至‘夷狄之有君’，疾讀不敢講。(道宗)則又曰：‘上世獯鬻、獫狁，蕩無禮法，故謂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異中華(中國)，何嫌之有!’卒令講之。”就是將“禮法”、“文物”亦即文明視為區分華(中國)夷的標誌，認為契丹人有文明，已經同中華無異，也應該稱“中國”。
五、自稱“北朝”
契丹人自稱“北朝”之事，在歷史上頗有影響。根據史書記載，早在遼太宗時期，契丹人就已經遵循歷史上稱南北並立政權為“南北朝”的習慣而自稱“北朝”了。北宋政權建立之後，遼人仍稱北宋為“南朝”而自稱“北朝”。如遼景宗乾亨三年(981)遼人趙衡所撰《張正嵩墓誌》稱：“我北朝大聖皇帝，初創乾坤”[15]68，就是契丹人明確自稱“北朝”的一個例項。此後，契丹人自稱“北朝”的事例就更多了。如遼聖宗統和二十二年(1004)十月，投降契丹併為契丹所任用的王繼忠在代表契丹向宋朝上書時曾說：“北朝日候朝廷使者”[16]7687，用“北朝”指稱契丹，用“朝廷”指稱宋朝。十一月，王繼忠再致宋書稱：“乞自澶州別遣使者至北朝，免致緩誤”[17]1283等等，所說的“北朝”都是指契丹。遼聖宗與宋簽訂“澶淵之盟”，正式確立了“南朝”和“北朝”的稱呼。據《續資治通鑑長編》等書記載，宋遼簽訂澶淵之盟，“所致書，皆以南、北朝冠國號之上。”[17]1299宋將作監王曾不同意，認為古時候“尊中國(指漢族)，賤夷狄”，如果現在與契丹互稱南北朝，“是與之亢立，首足並處”，擔心以後“又病倒植”，即擔心以後契丹由“足”變為“首”，而北宋由“首”變為“足”，建議只稱其“國號契丹足矣”。宋真宗雖然認為王曾說的有理，但仍以“使者業已往，又重變，遂已”①。從中可以看出，宋遼簽訂“澶淵之盟”時，宋人對稱自己為“南朝”，稱契丹為“北朝”，存在不同認識，甚至可以說宋人是不情願的。這就說明澶淵之盟簽訂之時，有關“南朝”和“北朝”的稱呼，並非是宋人提出來的，而是契丹人提出來的。後來，契丹遣使賀宋乾元節，其國書“去其國號，止稱‘南朝’、‘北朝’”，宋人大為不滿，經過中書省和樞密院“二府”討論之後，特下詔“學士院，自今答契丹書，仍舊稱‘大宋’、‘大契丹’”[17]4141。但契丹人仍然堅持使用“南朝”和“北朝”的稱呼。其原因除了學者們強調的契丹人意欲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以取得與北宋平等地位以外，還應該寓有更深層次的涵義，就是契丹人為其自稱“中國”大造輿論。我們知道，澶淵之盟簽訂之時，宋遼強調雙方為兄弟之國，遼聖宗稱宋真宗為兄，宋真宗稱遼聖宗為弟，契丹人強調“書稱大宋、大契丹”不以“南朝”“北朝”相稱，“非兄弟之義”[16]7700，所強調的無疑具有南朝北朝是“一家兄弟”的意思。另據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記載，“契丹主聞真宗崩，集蕃漢大臣，舉哀號慟”，契丹主“謂其妻蕭氏曰：‘汝可致書大宋皇太后，使汝名傳中國。’”《契丹國志》在記載此事時則說，契丹主謂後曰：“汝可先貽書與南朝太后，備述妯娌之媛，人使往來，名傳南朝。”《續資治通鑑長編》記載的“中國”一詞在《契丹國志》一書中變成了“南朝”一詞。遼聖宗在講此事時，到底是使用“中國”一詞，還是使用“南朝”一詞，我們現在已經說不清楚了，但有一點是可以說清楚的，那就是宋人在當時常常是“中國”和“南朝”二詞混用，因此，他們在寫書時，常常會自覺不自覺地將“中國”寫成“南朝”，將“南朝”寫成“中國”。可見，當時“南朝”和“中國”二詞是相通的，南朝北朝是一家，“南朝”是中國，“北朝”也應該是“中國”，恐怕這就是遼聖宗堅持自稱“北朝”的真實用意。
六、契丹人聲稱他們擁有“傳國寶”，應該為中國正統
中國古代曾有得到傳國寶者方為中國正統的說法。據說，秦始皇用藍田山玉製成一枚玉璽，刻有李斯書寫的“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八個字，號曰傳國璽。漢高祖劉邦滅亡秦朝，秦王子嬰將這枚傳國璽獻於漢高祖。王莽篡奪西漢皇帝之位時，“就元后求璽，後乃出以投地”，被摔壞一角[18]1621。後來，此璽又傳東漢光武帝，漢末軍閥割據，東吳孫堅進入洛陽，從井中撈出此傳國璽，傳於孫權，“後歸魏”，魏文帝又在此傳國璽上用隸書刻寫了“大魏受漢傳國之寶”幾個字。後來，此傳國璽又由魏傳晉，西晉滅亡後，“璽入前趙劉聰。至東晉成帝咸和四年(329)，石勒滅前趙，得璽。穆帝永和八年(352)，石勒為慕容俊滅，濮陽太守戴施入鄴，得璽，使何融送晉。傳宋，宋傳南齊，南齊傳梁。梁傳至天正二年(552)，侯景破梁，至廣陵，北齊將辛術定廣陵，得璽，送北齊。至周建德六年(577)正月，平北齊，璽入周。周傳隋，隋傳唐”[8]227，唐改名為“受命寶”。歷代王朝均以為得到秦朝傳國寶者為“中國正統”，因此“往往模擬私制”。據宋人王欽若等撰《冊府元龜》記載，後周太祖廣順三年(953)，太常寺官員上疏說，南北朝時期，北朝和南朝均傳有“神璽”(傳國寶)，並認為真璽由唐傳後梁，後梁傳後唐，後唐末帝兵敗，“以傳國寶隨身自焚而死，其寶遂亡失”，後晉高祖石敬瑭在天福初年，“以傳國寶為清泰(後唐末帝李從珂)所焚，特置寶一坐”，又重新制作一枚假傳國寶，後在遼太宗滅亡後晉時，由晉出帝“皇子延煦等奉國寶並命印三面送與遼主”，遼太宗知“其國寶即天福初所造”之假傳國寶，稱“所進國寶，驗來非真傳國寶”，令晉出帝將“其真寶速進來”，晉出帝奏稱“真傳國寶因清泰末偽主從珂以寶自焚，自此亡失，先帝登極之初，特製此寶，左右臣寮備知，固不敢別有藏匿”[19]1799。說明會同九年(946)契丹人從後晉手中得到的傳國寶不過是一枚假傳國寶，再加上那時的契丹人並沒有自稱“中國正統”的想法，因此，對那枚假傳國寶並未十分重視。
到了遼聖宗時期，契丹人萌生了自稱中國正統的思想，聖宗於太平元年(開泰十年，1021年)七月“遣骨裡取石晉所上玉璽於中京(今內蒙古寧城西大明城)”[4]913，並作《傳國璽詩》雲：“一時制美寶，千載助興王。中原既失守，此寶歸北方。子孫宜慎守，世業當永昌。”②明確表達了契丹人自稱“中國正統”的思想。遼興宗即位以後，又“以《有傳國寶者為正統》賦試進士”[4]914，將遼人稱正統問題作為科舉考試試題令參加科舉計程車人進行論述，說明在此之前，契丹人已經在社會上掀起了一場有關契丹人稱“中國正統”問題的大討論，並在有關學校的學習內容中灌輸契丹人稱中國正統的思想。契丹人利用他們從後晉手中得到的這枚假傳國寶，為契丹承後晉為“中國正統”大造聲勢，表明契丹人自稱中國正統意識十分強烈。
遼道宗以後，遼人聲稱自己是“中國正統”的史料更是屢見不鮮，如遼道宗鹹雍八年(1072)刻石《建立靜安寺碑銘》中稱：“今太祖天皇帝，總百年(一作“紹百世”)之正統，開萬世之寶系。”[15]360李氏北韓鄭麟趾撰寫的《高麗史》記載，壽昌六年(1100)，遼道宗派遣蕭好古等前往高麗冊封高麗太子，聲稱“朕荷七聖之丕圖，紹百王之正統”[20]165。天祚帝在冊封高麗王的冊文中稱“朕祗遹先猷，紹隆正統”，在給高麗國王的詔書中稱“朕紹開正統，奄宅多方”[20]173。就是到了天祚帝被金人俘虜，在其所上投降書中仍然念念不忘表白：“伏念臣祖宗開先，順天人而建業，子孫傳嗣，賴功德以守成。奄有大遼，權持正統。”[21]508說明自遼聖宗以後，契丹人已經明確自稱“中國正統”，並公開向宋朝和高麗等國宣稱自己是“中國正統”。
七、契丹人認同中國傳統文化
興起於東北地區的契丹人，進入中原以後，就以中原政權繼承者自居，視中國傳統文化為自己的歷史文化。因此，他們尊崇炎帝和黃帝以及歷代有為帝王，積極學習歷史上中國各個朝代的治國經驗，並制定了“尊孔崇儒”的基本國策，接受了歷史上“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政”[18]192，“中國尚禮義”[22]7480，“中國者，禮義之所存”[17]8624，“中國者，禮義之所由出也”[17]9473等儒家思想觀念，“頗取中國典章禮義”[17]6952，“治國建官，一同中夏”[17]3319，“改服中國(主要指漢族)衣冠”[22]9337，“飲食服玩之盛，盡習漢風”[17]3412，使自己的文化迅速躋身於中國文化之行列。宋人富弼曾說，契丹人“得中國(主要指中原和漢族，下同)土地，役華人力，稱中國位號，仿中國官屬，任中國賢才，讀中國書籍，用中國車服，行中國法令”，“皆與中國等”[23]3641。成為契丹人自稱“中國”的重要理論根據。
八、明確稱契丹為“中國”
契丹人不僅透過自稱“炎黃子孫”、自稱“北朝”、自稱“南贍部洲”、自稱懂禮等表達自己是“中國”的思想認識，有時也直接稱自己為“中國”。如《遼史·耶律倍傳》記載，遼太祖耶律阿保機曾“問侍臣曰：‘受命之君，當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對。太祖曰：‘佛非中國教。’(耶律)倍曰：‘孔子大聖，萬世所尊，宜先。’太祖大悅，即建孔子廟，詔皇太子春秋釋奠。”[4]1209這則史料，固然表達了遼太祖耶律阿保機對“中國”的無比仰慕，但也說明他開始以“中國”自居了。《遼史》卷104《文學·劉輝傳》又記載，遼道宗時，身為太子洗馬的劉輝曾上書說，“西邊諸番為患，士卒遠戍，中國之民疲於飛挽，非長久之策。為今之務，莫若城於鹽濼，實以漢戶，使耕田聚糧，以為西北之費。”[4]1455將“中國”一詞與“諸番”、“漢戶”以對舉，說明他所說“的中國”，就是指契丹。此外，刻於遼天祚帝天慶八年(1118)的《鮮演大師墓碑》中也稱“高麗外邦，僧統傾心；大遼中國，師徒翹首”[15]668，以“大遼”對“高麗”，以“中國”對“外邦”，無疑也是用“中國”一詞指稱契丹遼朝。
近年來，學者對契丹文字研究有了新的進展，即實先生認為1930年出土的《遼道宗哀冊》篆蓋上的契丹小字“契丹”二字於義為“大中”，“契丹國”就是“大中國”的意思[24]。劉鳳翥又從出土契丹文字中發現，契丹人用契丹文字稱自己建立政權的國號為“大中央契丹遼國”、“大中央遼契丹國”等，在“契丹遼國”或“遼契丹國”雙國號前冠有“大中央”一詞。他認為“‘中央’也可視為國號‘中國’的‘中’。倘如此，則是同時使用‘中、契丹、遼’三個國號”[25]。劉鳳翥先生將“中央”釋為“中”，沒有進一步釋為“中國”。其實，這些石刻契丹文字中的“大中央”、“中央”、“大中”等就是“中國”、“大中國”的意思。如前述《鮮演大師墓碑》所記載的“大遼中國”一語，雖然與契丹文字中的“大中央遼國”兩個片語的前後順序不同，但意思是一樣的，這就為我們將石刻契丹文字中的“中央”、“大中央”解釋成“中國”、“大中國”提供了有力證據。契丹人將“中國”一詞作為自己同時使用的雙國號或三個國號之一，恐怕這就是俄語稱“契丹”為“中國”的重要原因之一。
以上可以看出，契丹人一直自稱“中國”，具有強烈的“中國”認同意識。並非像有些人所說的那樣，契丹人實行南北面官制，仍然奉行“草原本位”政策，不可能有“中國”認同意識。其實，契丹人是否具有“中國”認同意識，與契丹漢化或者沒有漢化亦即奉行“草原本位”問題並沒有必然聯絡。
我們認為，契丹自稱“中國”，主要原因是那時還沒有一個政權用“中國”一詞作為自己政權的國號，也就是說，“中國”一詞並沒有成為某一民族或某一政權所獨有的專有名詞，因此，你可以稱“中國”，我也可以稱“中國”，大家都可以稱“中國”。另外，中國古代“中國”一詞常常用來指稱“中原”，契丹人進入中原即可據以自稱“中國”。中國古代“中國”一詞還用來指稱文明禮儀，是一個高貴的美稱，因此，契丹人也願意使用這一美稱，以顯示自己高貴，有文化，懂禮儀。當然，契丹人自稱“中國”也有為其便於統治中原各族人民服務的用意，等等。
正由於，契丹人自稱“中國”與契丹“漢化”問題沒有必然聯絡，主要是為其統治中原各族人民服務，因此契丹人在自稱“中國”的同時，並不反對宋朝和其他政權稱“中國”，仍然承認宋朝和漢人是“中國”。據史書記載，契丹一直稱五代、北宋以及歷史上的中原政權為“中國”，如《遼史》一書“中國”一詞共出現15次，其中6次為遼人所使用，除一次明確指遼人以外，均指中原及佔據中原的五代政權。司馬光《資治通鑑》“中國”一詞共出現594次，其中為遼人使用共6次，皆指中原或中原政權。歐陽修《新五代史》“中國”一詞共出現134次，其中遼人使用5次，均指中原和中原政權。李燾《續通鑑長編》“中國”一詞共出現756次，其中遼人使用7次，皆指佔據中原地區的北宋政權。《契丹國志》“中國”一詞共出現58次，其中遼人使用9次，皆指中原及中原政權。可見，遼人自建立政權之始，即承認五代、北宋以及歷史上的中原政權是中國。
此外，我們還可以看到，契丹人自稱炎黃子孫，並沒有否認漢人是炎黃子孫的意思；他們以為自己部分進入中原地區且在“九州”和“十二州”之內，應該屬於“中國”，並沒有否認北宋在“中原”，也在“九州”和“十二州”範圍之內的意思；他們依據佛教“南贍部洲”之說，自稱“中國”，並沒有否認宋朝也屬於“南贍部洲”；他們在接受“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等賦予“中國”以文化意義的觀點、大力張揚夷人懂禮即為“中國”的同時，並沒有否認漢人懂禮也是“中國”的意思。實際上，他們認為歷史上“中國”一詞並非為漢人所獨有，契丹人也可以稱“中國”，這就是契丹人的“中國”認同意識，也是我們常說的“中華(中國)多元一體”的思想認識。
正由於契丹等各個民族具有“中國”認同意識，才將中國各個民族逐漸凝聚在一起，共同形成中華民族。因此，我們完全可以說，契丹等各個民族“中國”認同意識萌生和發展，為統一的多民族的“中國”的形成、“中國”國號的確立以及中華民族的形成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契丹人、女真人，除了軍事上先進，其他方面都不如中原。見賢思齊，一來二去就被漢族給化學反應了，連影都找不到了。
中國古代的“中國”一詞，是一個比較寬泛的概念，既有“中央”、“中央之城”、“都城”、“京師”、“國中”、“王畿”、“一國之中心”、“天下之中心”、“中原及中原政權”、“漢族及漢族政權”等多種涵義[1]，又有“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的文化涵義，等等。興起於東北地區的契丹族挺進中原建立遼政權(也稱契丹政權)，即利用和發揮了歷史上比較寬泛的“中國”概念，根據自己的需要，在不同時期取“中國”一詞的不同涵義而自稱“中國”，形成了他們的“中國”認同觀念。由於歷史上“中國”一詞既是一個地理概念、民族概念、文化概念，又是一個政權概念，因此，契丹人的“中國”認同也就包涵有民族認同、文化認同、政治認同和國家認同等多方面的內涵，而契丹人自稱“中國”則是這些認同的最高表現形式。
綜合各種史書記載，我們認為，契丹人的“中國”認同觀念，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自稱炎黃子孫，屬於“中國”
元人所修《遼史》，比較系統地記載了契丹人自稱“炎黃子孫”的情況，如《遼史》卷2《太祖紀贊》稱：“遼之先，出自炎帝，世為審吉國。”《遼史》卷63《世表》也說：“庖犧氏降，炎帝氏、黃帝氏子孫眾多，王畿之封建有限，王政之布濩無窮，故君四方者，多二帝子孫，而自服土中者本同出也。考之宇文周之書，遼本炎帝之後，而耶律儼稱遼為軒轅後。儼志晚出，盍從周書。蓋炎帝之裔曰葛烏菟者，世雄朔陲，後為冒頓可汗所襲，保鮮卑山以居，號鮮卑氏。既而慕容燕破之，析其部曰宇文，曰庫莫奚，曰契丹。契丹之名，昉見於此。”元人所修《遼史》主要根據遼人耶律儼修撰的《遼史》等資料修成。我們根據上述史料，可以知道，遼朝史官耶律儼在修《遼史》時，曾依據契丹源於東胡之後鮮卑之說，取《晉書》、《魏書》等書以東胡、慕容鮮卑、拓跋鮮卑為黃帝之後的觀點，認為契丹為軒轅(黃帝)後，將契丹人說成是黃帝子孫。而元人編寫的《遼史》則認為契丹族是從鮮卑族中的宇文鮮卑直接發展而來，因此，取《周書》宇文鮮卑自稱為炎帝之後的說法，將契丹說成是炎帝子孫。傳說炎帝和黃帝是兄弟，同出於少典，有關契丹人始祖的說法雖然有黃帝和炎帝之不同，但最終還是一源，都是炎黃子孫。
《遼史》中有關契丹人自稱“炎黃子孫”的記載，為近年來考古出土的契丹人的墓誌碑刻所證實。如1989年內蒙古赤峰巴林左旗楊家營子鎮石匠溝遼墓出土了《大契丹國夫人蕭氏墓誌》，碑文在談到蕭氏的丈夫耶律汙斡裡時說“公諱汙斡裡，其先出自虞舜”，明確將黃帝之子昌意的七世孫虞舜說成是契丹人耶律汙斡裡的祖先[2]118。2003年，遼寧阜新蒙古族自治縣平安地鄉阿漢土村宋家梁屯北山遼墓出土了《永清公主墓誌》，其碑文稱“蓋國家系軒轅皇帝之後”[3]，軒轅即黃帝，明確地將契丹人說成是黃帝之後。這說明，契丹人自稱“炎黃子孫”是毋庸置疑之事。
二、襲用“中原”即“中國”、“九州”即“中國”的理念，以為自己部分進入中原地區且在“九州”中國之內，應該屬於中國
歷史上“中國”的含義之一是用來指稱中原地區，主要的是一個地理概念。至於中原所包括的範圍，並沒有人認真進行界定，但一般認為，幽雲地區多在中原政權管轄範圍之內，屬於中原，屬於中國。因此，史家認為，遼太宗耶律德光佔領幽雲十六州地區，就是進入“中國”，故稱遼“太祖帝北方，太宗制中國”[4]905。
中國古代對“中國”和世界的認識，還有“九州”和“大九州”、“十二州”之說。在《尚書·禹貢》較早構建的“九州”天下體系之中，冀州是中心，為“帝都”之所在。有關冀州的地域範圍，《禹貢》並沒有明確論述，但“冀州”條下有“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於河”等記載，王肅和孔穎達等人在為《禹貢》作註疏時，認為“島夷”即“東北夷國名也”，“渤海北距碣石五百餘里”，如果按這種解釋，可知冀州地域範圍十分廣遠，已經到達東北之地。由於冀州地域廣遠，“禹治水之後，舜分冀州為幽州、幷州，分青州為營州，始置十二州”[5]128。《大明一統志》在記載此事時說：“舜分冀東北為幽州，即今廣寧(今遼寧北鎮)以西之地；青東北為營州，即今廣寧以東之地。”按此推論，則幽、並、營三州已達北方塞外及東北廣寧以東的遠夷之地。按照此種說法，遠達塞外之地的幽、並等州原來都屬於冀州，冀州為“九州”之中心，為“中國”，無怪乎在南宋皇帝降元之後，陸威中等人為了討好元人，稱“禹貢之別九州，冀為中國”[6]286。元人撰寫《遼史》時即持此說，謂“帝堯畫天下為九州。舜以冀、青地大，分幽、並、營，為州十有二。幽州在渤、碣之間，幷州北有代、朔，營州東暨遼海。其地負山帶海，其民執干戈，奮武衛，風氣剛勁，自古為用武之地”[4]437，將遼人活動地域說成是《禹貢》“九州”之冀、青分出來的幽、並、營州地域，幽、並、營州地域原在“九州”之內，後在“十二州”之內，“九州”、“十二州”是“中國”，遼人活動的地域自然就成了中國之地域。《禮記·王制篇》亦稱“四海之內九州”，認為九州在四海之內，四海之內應該包括遼人活動地域，遼天祚帝耶律延禧即持此說，他曾在冊封完顏阿骨打的冊文中稱“荷祖宗之丕業，九州四海屬在統臨”[7]22，不僅將遼人活動地域說成在“九州四海”之內，而且將“九州四海”說成都在他天祚帝的統治之下。
古人還把神秘的天空看作神界，將二十八宿等眾星拱衛的北極看作是“天中”。認為，“二十八舍(宿)主十二州”[8]1346，二十八宿拱衛的北極所籠罩之地就是“中國”。《松漠紀聞》記載了一條為大家所熟知的史料，“大遼道宗朝，有漢人講《論語》，至‘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道宗曰：‘吾聞北極之下為中國，此豈其地邪？’”[9]22這則史料中所稱《論語》的原文是：“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各家註釋多強調“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10]2461，很少有人直稱“中國”者。遼道宗將各家註釋所說的眾星拱衛的北極之下為“天之中”說成是“中國”，無疑是在強調二十八宿拱衛的北極主十二州，應該包括《禹貢》“九州”及舜時的“十二州”，也就是說應該包括遼朝在內，遼朝也是中國的一部分。
三、襲用佛經“南贍部洲”之說，自稱“中國”
契丹人在其國號“遼”或“契丹”之前加稱“南瞻部州”的石刻資料很多，其義為何？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鄭樵《通志》認為“釋氏謂華夏為南贍部洲”。馬端臨《文獻通考》對鄭樵的觀點提出了質疑，謂“鄭氏因牛、女間有十二國星，而以為華夏所佔者牛、女二宿，且引釋氏南贍部州說以為證，然以十二次言之，牛、女雖屬揚州，而華夏之地所謂十二國者，則不特揚州而已，又揚州雖可言東南，而牛、女在天則北方宿也，與南贍部州之說異矣”[11]2215，認為牛、女二星所主之地僅為“九州”之中的揚州之地，並非是全部的華夏之地，與佛教所說的“南贍部洲”不是一回事。
確實，“南贍部洲”是佛教有關大千世界地理體系構想的“四大部洲”之一，按佛教經典《俱舍論》的說法，在無邊無際的宇宙之中，人類居住的世界分為“四大洲”，“一南贍部洲，二東勝身洲，三西牛貨洲，四北俱盧洲”。其中，“南贍部洲”，不僅包括中國，也包括天竺、日本等地。朱熹曾說“中國為南潬部洲，天竺諸國皆在南潬部內”[12]2212。由於“中國”在“南贍部洲”之內，因此，歷史上也有人稱“南贍部洲”為“中國”。契丹人在其國號前加稱“南贍部洲”，既有契丹屬於南贍部洲之意，也有契丹屬於“中國”之意。這也是契丹人自稱“中國”的一種表現。 四、襲用歷史上“夷狄用‘中國’之禮則中國之”的思想觀念，自稱“中國” 中國古代歷史上的“中國”一詞，除了具有“華夏”、“漢人”、“中原政權”、“漢族政權”等涵義以外，還是一個文化概念。孔子十分注意以“禮”區分中國和四夷，並認為中國和四夷可以互相轉化。韓愈《原道》在概括孔子這一思想時說：“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13]174這種用“禮”來區分中國和四夷以及中國和四夷可以互相轉化的思想，對後世產生了深遠影響。契丹人即接受了“所以為中國者，以禮義也，所以為夷狄者，無禮義也”[14]的思想觀念，認為自己有文化，懂禮儀，可以稱“中國”。洪皓《松漠紀聞》中記載了一條大家所熟知的史料：“大遼道宗朝，有漢人講《論語》……至‘夷狄之有君’，疾讀不敢講。(道宗)則又曰：‘上世獯鬻、獫狁，蕩無禮法，故謂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異中華(中國)，何嫌之有!’卒令講之。”就是將“禮法”、“文物”亦即文明視為區分華(中國)夷的標誌，認為契丹人有文明，已經同中華無異，也應該稱“中國”。
五、自稱“北朝”
契丹人自稱“北朝”之事，在歷史上頗有影響。根據史書記載，早在遼太宗時期，契丹人就已經遵循歷史上稱南北並立政權為“南北朝”的習慣而自稱“北朝”了。北宋政權建立之後，遼人仍稱北宋為“南朝”而自稱“北朝”。如遼景宗乾亨三年(981)遼人趙衡所撰《張正嵩墓誌》稱：“我北朝大聖皇帝，初創乾坤”[15]68，就是契丹人明確自稱“北朝”的一個例項。此後，契丹人自稱“北朝”的事例就更多了。如遼聖宗統和二十二年(1004)十月，投降契丹併為契丹所任用的王繼忠在代表契丹向宋朝上書時曾說：“北朝日候朝廷使者”[16]7687，用“北朝”指稱契丹，用“朝廷”指稱宋朝。十一月，王繼忠再致宋書稱：“乞自澶州別遣使者至北朝，免致緩誤”[17]1283等等，所說的“北朝”都是指契丹。遼聖宗與宋簽訂“澶淵之盟”，正式確立了“南朝”和“北朝”的稱呼。據《續資治通鑑長編》等書記載，宋遼簽訂澶淵之盟，“所致書，皆以南、北朝冠國號之上。”[17]1299宋將作監王曾不同意，認為古時候“尊中國(指漢族)，賤夷狄”，如果現在與契丹互稱南北朝，“是與之亢立，首足並處”，擔心以後“又病倒植”，即擔心以後契丹由“足”變為“首”，而北宋由“首”變為“足”，建議只稱其“國號契丹足矣”。宋真宗雖然認為王曾說的有理，但仍以“使者業已往，又重變，遂已”①。從中可以看出，宋遼簽訂“澶淵之盟”時，宋人對稱自己為“南朝”，稱契丹為“北朝”，存在不同認識，甚至可以說宋人是不情願的。這就說明澶淵之盟簽訂之時，有關“南朝”和“北朝”的稱呼，並非是宋人提出來的，而是契丹人提出來的。後來，契丹遣使賀宋乾元節，其國書“去其國號，止稱‘南朝’、‘北朝’”，宋人大為不滿，經過中書省和樞密院“二府”討論之後，特下詔“學士院，自今答契丹書，仍舊稱‘大宋’、‘大契丹’”[17]4141。但契丹人仍然堅持使用“南朝”和“北朝”的稱呼。其原因除了學者們強調的契丹人意欲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以取得與北宋平等地位以外，還應該寓有更深層次的涵義，就是契丹人為其自稱“中國”大造輿論。我們知道，澶淵之盟簽訂之時，宋遼強調雙方為兄弟之國，遼聖宗稱宋真宗為兄，宋真宗稱遼聖宗為弟，契丹人強調“書稱大宋、大契丹”不以“南朝”“北朝”相稱，“非兄弟之義”[16]7700，所強調的無疑具有南朝北朝是“一家兄弟”的意思。另據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記載，“契丹主聞真宗崩，集蕃漢大臣，舉哀號慟”，契丹主“謂其妻蕭氏曰：‘汝可致書大宋皇太后，使汝名傳中國。’”《契丹國志》在記載此事時則說，契丹主謂後曰：“汝可先貽書與南朝太后，備述妯娌之媛，人使往來，名傳南朝。”《續資治通鑑長編》記載的“中國”一詞在《契丹國志》一書中變成了“南朝”一詞。遼聖宗在講此事時，到底是使用“中國”一詞，還是使用“南朝”一詞，我們現在已經說不清楚了，但有一點是可以說清楚的，那就是宋人在當時常常是“中國”和“南朝”二詞混用，因此，他們在寫書時，常常會自覺不自覺地將“中國”寫成“南朝”，將“南朝”寫成“中國”。可見，當時“南朝”和“中國”二詞是相通的，南朝北朝是一家，“南朝”是中國，“北朝”也應該是“中國”，恐怕這就是遼聖宗堅持自稱“北朝”的真實用意。
六、契丹人聲稱他們擁有“傳國寶”，應該為中國正統
中國古代曾有得到傳國寶者方為中國正統的說法。據說，秦始皇用藍田山玉製成一枚玉璽，刻有李斯書寫的“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八個字，號曰傳國璽。漢高祖劉邦滅亡秦朝，秦王子嬰將這枚傳國璽獻於漢高祖。王莽篡奪西漢皇帝之位時，“就元后求璽，後乃出以投地”，被摔壞一角[18]1621。後來，此璽又傳東漢光武帝，漢末軍閥割據，東吳孫堅進入洛陽，從井中撈出此傳國璽，傳於孫權，“後歸魏”，魏文帝又在此傳國璽上用隸書刻寫了“大魏受漢傳國之寶”幾個字。後來，此傳國璽又由魏傳晉，西晉滅亡後，“璽入前趙劉聰。至東晉成帝咸和四年(329)，石勒滅前趙，得璽。穆帝永和八年(352)，石勒為慕容俊滅，濮陽太守戴施入鄴，得璽，使何融送晉。傳宋，宋傳南齊，南齊傳梁。梁傳至天正二年(552)，侯景破梁，至廣陵，北齊將辛術定廣陵，得璽，送北齊。至周建德六年(577)正月，平北齊，璽入周。周傳隋，隋傳唐”[8]227，唐改名為“受命寶”。歷代王朝均以為得到秦朝傳國寶者為“中國正統”，因此“往往模擬私制”。據宋人王欽若等撰《冊府元龜》記載，後周太祖廣順三年(953)，太常寺官員上疏說，南北朝時期，北朝和南朝均傳有“神璽”(傳國寶)，並認為真璽由唐傳後梁，後梁傳後唐，後唐末帝兵敗，“以傳國寶隨身自焚而死，其寶遂亡失”，後晉高祖石敬瑭在天福初年，“以傳國寶為清泰(後唐末帝李從珂)所焚，特置寶一坐”，又重新制作一枚假傳國寶，後在遼太宗滅亡後晉時，由晉出帝“皇子延煦等奉國寶並命印三面送與遼主”，遼太宗知“其國寶即天福初所造”之假傳國寶，稱“所進國寶，驗來非真傳國寶”，令晉出帝將“其真寶速進來”，晉出帝奏稱“真傳國寶因清泰末偽主從珂以寶自焚，自此亡失，先帝登極之初，特製此寶，左右臣寮備知，固不敢別有藏匿”[19]1799。說明會同九年(946)契丹人從後晉手中得到的傳國寶不過是一枚假傳國寶，再加上那時的契丹人並沒有自稱“中國正統”的想法，因此，對那枚假傳國寶並未十分重視。
到了遼聖宗時期，契丹人萌生了自稱中國正統的思想，聖宗於太平元年(開泰十年，1021年)七月“遣骨裡取石晉所上玉璽於中京(今內蒙古寧城西大明城)”[4]913，並作《傳國璽詩》雲：“一時制美寶，千載助興王。中原既失守，此寶歸北方。子孫宜慎守，世業當永昌。”②明確表達了契丹人自稱“中國正統”的思想。遼興宗即位以後，又“以《有傳國寶者為正統》賦試進士”[4]914，將遼人稱正統問題作為科舉考試試題令參加科舉計程車人進行論述，說明在此之前，契丹人已經在社會上掀起了一場有關契丹人稱“中國正統”問題的大討論，並在有關學校的學習內容中灌輸契丹人稱中國正統的思想。契丹人利用他們從後晉手中得到的這枚假傳國寶，為契丹承後晉為“中國正統”大造聲勢，表明契丹人自稱中國正統意識十分強烈。
遼道宗以後，遼人聲稱自己是“中國正統”的史料更是屢見不鮮，如遼道宗鹹雍八年(1072)刻石《建立靜安寺碑銘》中稱：“今太祖天皇帝，總百年(一作“紹百世”)之正統，開萬世之寶系。”[15]360李氏北韓鄭麟趾撰寫的《高麗史》記載，壽昌六年(1100)，遼道宗派遣蕭好古等前往高麗冊封高麗太子，聲稱“朕荷七聖之丕圖，紹百王之正統”[20]165。天祚帝在冊封高麗王的冊文中稱“朕祗遹先猷，紹隆正統”，在給高麗國王的詔書中稱“朕紹開正統，奄宅多方”[20]173。就是到了天祚帝被金人俘虜，在其所上投降書中仍然念念不忘表白：“伏念臣祖宗開先，順天人而建業，子孫傳嗣，賴功德以守成。奄有大遼，權持正統。”[21]508說明自遼聖宗以後，契丹人已經明確自稱“中國正統”，並公開向宋朝和高麗等國宣稱自己是“中國正統”。
七、契丹人認同中國傳統文化
興起於東北地區的契丹人，進入中原以後，就以中原政權繼承者自居，視中國傳統文化為自己的歷史文化。因此，他們尊崇炎帝和黃帝以及歷代有為帝王，積極學習歷史上中國各個朝代的治國經驗，並制定了“尊孔崇儒”的基本國策，接受了歷史上“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政”[18]192，“中國尚禮義”[22]7480，“中國者，禮義之所存”[17]8624，“中國者，禮義之所由出也”[17]9473等儒家思想觀念，“頗取中國典章禮義”[17]6952，“治國建官，一同中夏”[17]3319，“改服中國(主要指漢族)衣冠”[22]9337，“飲食服玩之盛，盡習漢風”[17]3412，使自己的文化迅速躋身於中國文化之行列。宋人富弼曾說，契丹人“得中國(主要指中原和漢族，下同)土地，役華人力，稱中國位號，仿中國官屬，任中國賢才，讀中國書籍，用中國車服，行中國法令”，“皆與中國等”[23]3641。成為契丹人自稱“中國”的重要理論根據。
八、明確稱契丹為“中國”
契丹人不僅透過自稱“炎黃子孫”、自稱“北朝”、自稱“南贍部洲”、自稱懂禮等表達自己是“中國”的思想認識，有時也直接稱自己為“中國”。如《遼史·耶律倍傳》記載，遼太祖耶律阿保機曾“問侍臣曰：‘受命之君，當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對。太祖曰：‘佛非中國教。’(耶律)倍曰：‘孔子大聖，萬世所尊，宜先。’太祖大悅，即建孔子廟，詔皇太子春秋釋奠。”[4]1209這則史料，固然表達了遼太祖耶律阿保機對“中國”的無比仰慕，但也說明他開始以“中國”自居了。《遼史》卷104《文學·劉輝傳》又記載，遼道宗時，身為太子洗馬的劉輝曾上書說，“西邊諸番為患，士卒遠戍，中國之民疲於飛挽，非長久之策。為今之務，莫若城於鹽濼，實以漢戶，使耕田聚糧，以為西北之費。”[4]1455將“中國”一詞與“諸番”、“漢戶”以對舉，說明他所說“的中國”，就是指契丹。此外，刻於遼天祚帝天慶八年(1118)的《鮮演大師墓碑》中也稱“高麗外邦，僧統傾心；大遼中國，師徒翹首”[15]668，以“大遼”對“高麗”，以“中國”對“外邦”，無疑也是用“中國”一詞指稱契丹遼朝。
近年來，學者對契丹文字研究有了新的進展，即實先生認為1930年出土的《遼道宗哀冊》篆蓋上的契丹小字“契丹”二字於義為“大中”，“契丹國”就是“大中國”的意思[24]。劉鳳翥又從出土契丹文字中發現，契丹人用契丹文字稱自己建立政權的國號為“大中央契丹遼國”、“大中央遼契丹國”等，在“契丹遼國”或“遼契丹國”雙國號前冠有“大中央”一詞。他認為“‘中央’也可視為國號‘中國’的‘中’。倘如此，則是同時使用‘中、契丹、遼’三個國號”[25]。劉鳳翥先生將“中央”釋為“中”，沒有進一步釋為“中國”。其實，這些石刻契丹文字中的“大中央”、“中央”、“大中”等就是“中國”、“大中國”的意思。如前述《鮮演大師墓碑》所記載的“大遼中國”一語，雖然與契丹文字中的“大中央遼國”兩個片語的前後順序不同，但意思是一樣的，這就為我們將石刻契丹文字中的“中央”、“大中央”解釋成“中國”、“大中國”提供了有力證據。契丹人將“中國”一詞作為自己同時使用的雙國號或三個國號之一，恐怕這就是俄語稱“契丹”為“中國”的重要原因之一。
以上可以看出，契丹人一直自稱“中國”，具有強烈的“中國”認同意識。並非像有些人所說的那樣，契丹人實行南北面官制，仍然奉行“草原本位”政策，不可能有“中國”認同意識。其實，契丹人是否具有“中國”認同意識，與契丹漢化或者沒有漢化亦即奉行“草原本位”問題並沒有必然聯絡。
我們認為，契丹自稱“中國”，主要原因是那時還沒有一個政權用“中國”一詞作為自己政權的國號，也就是說，“中國”一詞並沒有成為某一民族或某一政權所獨有的專有名詞，因此，你可以稱“中國”，我也可以稱“中國”，大家都可以稱“中國”。另外，中國古代“中國”一詞常常用來指稱“中原”，契丹人進入中原即可據以自稱“中國”。中國古代“中國”一詞還用來指稱文明禮儀，是一個高貴的美稱，因此，契丹人也願意使用這一美稱，以顯示自己高貴，有文化，懂禮儀。當然，契丹人自稱“中國”也有為其便於統治中原各族人民服務的用意，等等。
正由於，契丹人自稱“中國”與契丹“漢化”問題沒有必然聯絡，主要是為其統治中原各族人民服務，因此契丹人在自稱“中國”的同時，並不反對宋朝和其他政權稱“中國”，仍然承認宋朝和漢人是“中國”。據史書記載，契丹一直稱五代、北宋以及歷史上的中原政權為“中國”，如《遼史》一書“中國”一詞共出現15次，其中6次為遼人所使用，除一次明確指遼人以外，均指中原及佔據中原的五代政權。司馬光《資治通鑑》“中國”一詞共出現594次，其中為遼人使用共6次，皆指中原或中原政權。歐陽修《新五代史》“中國”一詞共出現134次，其中遼人使用5次，均指中原和中原政權。李燾《續通鑑長編》“中國”一詞共出現756次，其中遼人使用7次，皆指佔據中原地區的北宋政權。《契丹國志》“中國”一詞共出現58次，其中遼人使用9次，皆指中原及中原政權。可見，遼人自建立政權之始，即承認五代、北宋以及歷史上的中原政權是中國。
此外，我們還可以看到，契丹人自稱炎黃子孫，並沒有否認漢人是炎黃子孫的意思；他們以為自己部分進入中原地區且在“九州”和“十二州”之內，應該屬於“中國”，並沒有否認北宋在“中原”，也在“九州”和“十二州”範圍之內的意思；他們依據佛教“南贍部洲”之說，自稱“中國”，並沒有否認宋朝也屬於“南贍部洲”；他們在接受“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等賦予“中國”以文化意義的觀點、大力張揚夷人懂禮即為“中國”的同時，並沒有否認漢人懂禮也是“中國”的意思。實際上，他們認為歷史上“中國”一詞並非為漢人所獨有，契丹人也可以稱“中國”，這就是契丹人的“中國”認同意識，也是我們常說的“中華(中國)多元一體”的思想認識。
正由於契丹等各個民族具有“中國”認同意識，才將中國各個民族逐漸凝聚在一起，共同形成中華民族。因此，我們完全可以說，契丹等各個民族“中國”認同意識萌生和發展，為統一的多民族的“中國”的形成、“中國”國號的確立以及中華民族的形成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