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修官居極品位置三公唐宋八大家之首，杜甫窮困潦倒晚年還的靠友人接洽才能飽腹，自然不在一個階層上。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寓於心而寓於酒。杜甫是寫不出這樣的文句。

宋代是杜詩傳承與接受最為鼎盛的時代,但凡著名的詩人,與杜詩都會找到一定的淵源關係,但這種淵源關係並非是單向的繼承關係,也體現出一定的複雜性。在總體尊杜的背景下,歐陽修“不好杜詩”就成為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歐陽修一方面稱讚杜甫和李白為舉世所驚的麒麟鳳凰,並認為杜詩有“精強”之處及“豪放之格”,而另一方面他周圍的人卻一再記錄他其實“不甚喜杜詩”,“貴韓而不悅子美”。儘管學界對於歐陽修與杜詩的關係也有所探討①,但大體上受到北宋以來尊杜思潮的影響,而以歐陽修並尊李杜或學習杜詩為其論說的指歸,較少有關於歐陽修在杜詩接受方面的複雜性和個性化的探討。其實,歐陽修內心深處對待杜詩的態度究竟如何?是什麼原因導致了歐陽修的這種矛盾複雜的態度?在北宋前中期杜詩接受由隱而顯的過程中,作為文壇盟主的歐陽修又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和地位?歐陽修對杜詩的接受有著什麼樣的詩學意義?歐陽修對杜詩的接受與歐詩自身詩風的形成及其接受命運有無關聯?這些仍是非常值得探討的問題。

　　一、“歐公不好杜詩”:一樁千年的文學史公案

　　最早記載歐陽修不好杜詩者是比其年小15歲的劉攽。其《中山詩話》雲:

　　歐公亦不甚喜杜詩,謂韓吏部絕倫。吏部於唐世文章,未嘗屈下,獨稱道李杜不已。歐貴韓而不悅子美,所不可曉;然於李白而甚賞愛,將由李白超卓飛揚為感動也。②

　　劉攽在這裡明白表示了自己對歐陽修好韓文但不好杜詩現象的不解,因為韓愈與杜甫有明顯的文章傳承,歐陽修卻只沿流不知溯源。但他仍然試圖給出了一個解釋,那就是也許杜詩並不如李白那樣超卓飛揚,不符合歐陽修的審美趣味。同樣的詫異與不理解也出現在陳師道筆下:

　　陳師道並沒有給出一個解釋,他直接就把這件事歸為“異事”,也許認為已經屬於無法解釋的範疇了。

　　南宋初的邵博則更詳細記載了劉敞就韓杜詩優劣與歐陽修的辯論:

　　歐陽公於詩主韓退之,不主杜子美。劉中原父每不然之。公曰:“子美‘老夫清晨梳白頭,玄都道士來相訪’之句,有俗氣,退之決不道也。”中原父曰:“亦退之‘昔在四門館,晨有僧來謁’之句之類耳。”公賞中原父之辯,一笑也。④

　　其實劉敞也未必真的看不上韓愈詩,只是覺得歐陽修的主韓抑杜論調似太過,所以忍不住一辯。歐陽修對其所辯報之“一笑”,更體現其不好杜詩的態度。

　　劉攽、陳師道和劉敞都是與歐陽修同時或稍後的人,甚至與歐陽修都有著密切的關係。劉敞與歐陽修“同為昭陵(仁宗)侍臣,其學問文章,勢不相下,然相樂也”⑤。歐陽修於《集古錄》的蒐集考訂也多得力於劉敞。劉敞之弟劉攽於歐陽修亦稱“受恩門下,積有歲年”⑥。其所著《中山詩話》與歐陽修《六一詩話》以及司馬光《溫公續詩話》為北宋最早的詩話之作。陳師道19歲時,歐陽修剛過世,雖沒有親識其面,但師道所師從之曾鞏、蘇軾,皆歐公門人,正所謂“頗識門下士,略已聞其風”⑦。因此,《中山詩話》《後山詩話》和《邵氏聞見後錄》的記載大抵有所依據。陳師道、黃庭堅活動的熙豐、元祐年間,杜詩早已風靡天下,二人於杜詩亦用力甚深,面對歐陽修的這種與眾不同的立場,必然要表現出怪嘆、困惑的態度。

　　困惑之後的解釋似乎也是勢所必然,而解釋的層面和角度卻並不相同。劉攽的解釋是從個體審美的角度,聯絡歐詩創作本身及後世評價,因而是基本符合實際的。而邵博記載了歐陽修本人不喜杜詩是因為杜詩“有俗氣”,這個理由與楊億斥責杜甫為“村夫子”的評價頗相類似。

　　“俗氣”與“村夫子”互為表裡,歐陽修與楊億對待杜詩的觀點可謂頗相契合。後世論及歐陽修不喜杜詩這一點時,也多與楊億並舉。⑨我們考察歐集中提到楊億之處,多次流露出敬仰崇慕之情。如《歸田錄》所言:“楊大年每欲作文,……揮翰如飛,文不加點,……頃刻之際,成數千言,真一代之文豪也。”“楊文公億以文章擅天下,然性特剛勁寡合。”“先朝楊、劉風彩,聳動天下,至今使人傾想。”不僅慕其才,而且贊其節。在《六一詩話》中,歐陽修為時人批評楊億、劉筠與錢惟演“多用故事,語僻難曉”加以辯駁,認為這都是後學之弊,還稱譽錢惟演詩“一聯最為警絕”“好句尤多”。這固然反映了歐陽修“不薄今人愛古人”的廣博胸襟,但其受楊億之影響卻也由此透露出箇中訊息。實際上歐陽修早年詩歌受楊億為代表的昆體影響顯著,如:

綠樹低昂不自持,河橋風雨弄春絲。殘黃淺約眉雙斂,欲舞先誇手小垂。快馬折鞭催遠道,落梅橫笛共餘悲。長亭送客兼迎雨,費盡春條贈別離。

　　——《柳》

　　月氣初升海,屏光半隱扉。寒消覺春盡,漏永送籌稀。蘭燭風驚燼,煙簾霧溼衣。清羸急寬頻,頻減故時圍。

　　——《月夕》

　　屬對工整,思致閒適,典雅旖旎,題旨與風貌皆類昆體,可見歐陽修早年於昆體的用心追摹,其晚年所作《記舊本韓文後》亦云“予亦方舉進士,以禮部詩賦為事”。因此,歐陽修詩學觀的抑杜看法與楊億並不是簡單的偶合,應該可追溯到其早年諳熟模仿西昆體詩歌的經歷,而這一點並沒有隨著後來的詩文革新而泯滅,從某個角度提醒著我們詩人及其詩學理念的複雜性。

　　關於歐陽修不好杜詩的理由,還有杜甫才高不可學這樣的解釋。如題章望之撰《延漏錄》雲:

　　予嘗以師禮見參政歐公修,因論及唐詩,謂杜子美才出人表,不可學。學必不至,徒無所成,故未始學之。韓退之才可及,而每學之,故今歐詩多類韓體。⑩

　　在這裡,歐陽修並沒有貶低杜詩,反而是把杜甫的地位提得很高,認為其“才出人表”,但結論卻是“不可學”。這與後世對杜詩“開無數法門”、有路徑可尋的認定大相徑庭,“不可學”的結論在後人看來也難以說通。

　　自此以後,“歐公不好杜詩”便成了文學史上一段公案,歷代論者代不乏人。或以為個性所異:“古人心眼各異,雖前輩大家,不能強其所不好。”或極力為歐陽修辯解:“六一於杜詩既稱其雖一字人不能到,又稱其格之豪放,又取以證碑刻之真偽,詎可謂六一不好之乎?後人之言,未可信也。”清代仇兆鰲也曾根據歐陽修自己對《廬山高》詩的評價,說“歐公推服子美,固在太白之上”。似乎作為宋代詩文巨擘的歐陽修與集古今詩大成的杜甫“不相能”,是大家不願意看到的事實。謙遜博採、轉益多師如歐陽修,怎麼會看不到杜詩的好處?於情於理,我們更願意相信歐陽修是推崇並學習杜甫的。

　　二、“歐公不好杜詩”:歐陽修論杜的文字梳理

　　詩人取法前代,本來沒有統一明確的標準,正所謂“各有所悟入,各有所酷嗜也”。由於生活經歷、個性氣質、審美情趣、道德理念等各方面的差異,詩人們對前賢文學遺產的接受總是呈現豐富多層面的狀態。在尊杜的宋代,歐陽修對杜詩的態度不必與時人相合,卻也不必不合。真實情形到底如何,還需認真揣摩歐陽修詩文作品及同時代各種資料,才能找到答案。

　　首先,我們來考察歐陽修的詩作本身。在歐詩以及同時代人對歐詩取徑的品評中,可以看出歐詩受唐詩影響之處非常多,而在這中間,杜甫幾乎沒有被提及。我們主要考察以下幾種方式:其一,為歐詩中明確標示的擬唐人體,......

　　1.昔時李杜爭橫行,麒麟鳳凰世所驚。二物非能致太平,須時太平然後生。(《感二子》)

　　2.歌詩唐李杜,言語漢嚴徐。(《和武平學士歲晚禁直書懷五言二十韻》)

　　3.景山嘗學杜甫、杜牧之文,以雄健高逸自喜。(《謝氏詩序》)

　　4.風雅久寂寞,吾思見其人。杜君詩之豪,來者孰比倫?生為一身窮,死也萬世珍。言茍可垂後,士無羞賤貧。(《堂中畫像探題得杜子美》)

　　5.唐之時,子昂、李、杜、沈、宋、王維之徒,或得其淳古淡泊之聲,或得其舒和高暢之節。(《書梅聖俞稿後》)

　　6.陳公時偶得杜集舊本,文多脫誤,至《送蔡都尉》詩云“身輕一鳥”,其下脫一字。陳公因與數客各用一字補之,或雲“疾”,或雲“落”,或雲“起”,或雲“下”,莫能定。其後得一善本,乃是“身輕一鳥過”。陳公歎服,以為雖一字,諸君亦不能到也。(《六一詩話》)

　　7.唐之晚年,詩人無復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務以精意相高。(《六一詩話》)

　　8.李白《戲杜甫》雲:“借問別來太瘦生,總為從前作詩苦。”“太瘦生”,唐人語也,至今猶以“生”為語助。(《六一詩話》)

　　9.惟鄭工部文寶一聯最為警絕,雲:“水暖鳧鷖行哺子,溪深桃李臥開花。”人謂不減王維、杜甫也。(《六一詩話》)

　　10.“落日欲沒峴山西,倒著接籬花下迷。襄陽小兒齊拍手,攔街爭唱《白銅鞮》”,此常言也。至於“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然後見其橫放,其所以警動千古者,固不在此也。杜甫於白得其一節,而精強過之。至於天才自放,非甫可到也。(《筆說·李白杜甫詩優劣說》)

　　11.或雲麻溫故學士於登州海上得片木,有此文,豈杜甫所謂“棗木傳刻肥失真”者邪?(《集古錄跋尾》卷一)

　　12.(蔡)有鄰名重當時,杜甫嘗稱之於詩。(《集古錄跋尾》卷六)

　　以上諸條資料中,1、4、7、10條論及對杜詩的態度,故較有價值,多為學者所引用,其餘則是對杜甫僅泛泛點到為止,多無褒貶,難以看出歐陽修的態度,故略而不論。在較有價值的4條資料中,可以看出歐陽修對杜詩不僅無貶抑之語,還評價不低,把他一向推重的蘇、梅二子擬為李杜,並譽為盛世而出的鳳凰,且論杜詩有“豪放之格”。在題畫像詩中,亦以豪論杜。有論者指出這種評價方式具有一定的詩史意義:“李杜並稱,以豪論杜,意在糾正西昆晚唐氣格之卑弱。實際上,詩文革新運動初期正是透過對李、杜豪放壯麗詩風的效仿,擴大了詩歌的疆域,使得宋詩具有了不同於唐音的新面貌。此後,豪放言杜的論調一再出現,並延伸至北宋後期,成為杜詩接受史上的重要現象。”同時,“生也一生窮,死也萬世珍”的表述有“從中晚唐、宋初單純從藝術審美的角度接受杜詩,逐漸演變為兼重作家的人格精神”之趨向,是頗具價值的杜詩接受史料。

　　但在崇杜漸趨高漲的北宋前中期,上述讚譽之詞不免稍嫌籠統而單薄,對杜詩的藝術價值、感人力量以及宋人多推重的忠君愛民亦少涉及,總體上止於肯定而已,談不上熱愛和推崇。反觀同時代人的杜論,王禹偁“子美集開詩世界”的詩史地位認定,宋祁的“渾涵汪茫,千匯萬狀,兼古今而有之”的藝術總評,王安石“願起公死從之遊”的熱切膜拜,蘇軾“一飯未嘗忘君”的道德崇仰,黃庭堅“老杜作詩……無一字無來處”的詩藝神化,這些揄揚之詞固有拔高之處,與實際的杜詩有著“闡釋差距”,但它們引發的崇杜浪潮卻讓歐陽修的泛泛評說湮沒不顯。第10條資料中,雖然論者多以為歐陽修並沒有對李杜有所軒輊(如上述楊文),但行文中我們仍不難體味到其對於李白的賞愛遠過杜甫。此外,我們再來看歐陽修《六一詩話》中對韓詩的評述:“退之筆力無施不可……其資談笑,助諧謔,敘人情,狀物態,一寓於詩,而曲盡其妙。此在雄文大手,固不足論,而予獨愛其工於用韻也”,其對待杜韓二人之親疏遠近,一望可知。

　　筆者認為,由於個性氣質、審美趣味以及所受楊億詩學觀之影響,歐陽修對杜詩是有距離的,在他內心深處,杜詩並沒有佔多少位置,並不是心摹手追的物件。這跟他對韓愈的態度對比就很瞭然,《記舊本韓文後》中所描述的那種對韓文的思慕,與韓集多年相伴的舊物之愛,於筆下流出,感人至深,而於杜詩似乎更多的是漠然。歐陽修沒有記載他多麼熱切的讀杜詩,沒有作過擬杜體詩。因藏書豐富,他也曾校評過杜集,但似乎沒有像周圍的朋友劉敞、蘇舜欽、王安石那樣投入與熱心,在其傳世的數百篇書簡中亦無關於杜詩的談論。在歐陽修的言論中及筆下,杜甫出現的次數不多,地位非常普通;同時,在杜詩傳播接受的歷史中,歐陽修也是不引人注目可以忽略的一環。後人說歐陽修推崇杜詩每每需要挖掘他的微言大義,比如上文提到的仇兆鰲所言“歐公推服子美在太白之上”。且不說歐陽修自譽其詩的記載歷來多有人質疑,因為這種“自許太高”的姿 態和歐陽修一貫的謙遜低調實在不相協調。就算此事為真,資料記載中對杜甫的推崇也是隱約暗藏的,需要轉出一層深入闡釋才能看出來,應該說推崇的力度是非常微弱的。

三、“歐公不好杜詩”與歐詩個性風貌

　　在瞭解了歐陽修內心對於杜詩的真實情形之後,我們來反觀歐詩與杜詩之風貌異同,可以發現,“不好杜詩”的詩論主張對於歐陽修來說不僅僅是簡單的個人好惡,它還深深地影響了歐詩的審美特徵,甚至進一步作用於時代詩壇的整體面貌以及詩史程序。

　　歐詩的整體風貌如何?這個問題不容易回答。自宋以降,歐詩便湮沒在歐文的巨大成就光環下。論者多以為“歐陽以古文名家,其詩遂不大著”。不僅如此,在寥落的品評中,尚有不虞之譽與求全之毀的極端論斷。譽之者贊為“其詩如傾江倒海,直欲伯仲少陵,宇宙間自有此一種奇觀”,毀之者則言“詩道至廬陵,真是一厄”。這些品評誠然有過激之處或是有為而發,可不必輕從,但這也反映出歐詩的詩史地位的複雜性以及風格的不穩定性,難以一言以蔽之。我們來看下面的一些評價:

　　楚老(王安石)雲:“歐詩如玉燭”。葉致遠曰:“得非四時皆是和氣,滿幅俱同流水乎?”公曰:“致遠可謂善鑑裁者。惜乎不令歐公生前聞之。”

　　永叔詩溫潤藻豔,有廊廟富貴之氣。……(永叔)詩篇尤藻麗,句法含永珍。平夷謝雕鐫,醇厚如醞釀。溫溫廊廟姿,不作窮愁相。

　　歐公文字,寄興高遠,多喜為風月閒適之語。

　　永叔《送李留後知鄆州》詩,乃士君子之處富貴,非庸鄙有力者所可為。

　　永叔之詩,如乍成春服,乍熱醱醅,登山臨水,竟日忘歸。

　　“微風動涼襟,曉氣清餘睡。”見平旦氣象,極工。

　　歐詩之評價雖豐富而駁雜,但關於其溫潤秀潔、中和碩大之美的讚譽卻一脈而傳,不絕如縷。可以說,這一特點在歐詩的品評中已相當穩固,是歐詩得到公認的個性風貌表徵。元代的劉壎對此有更細緻的闡發:

　　文忠公得時行道,在慶曆、嘉祐、治平間,正宋朝文明極盛時,故發為詩章,皆中和碩大之聲,無窮愁鬱抑之思。所謂治世之音安以樂,以其時考之則可矣。

　　此處從世情、時序的角度出發,對歐詩風貌的形成作深廣的背景開掘,所論頗為精到。劉壎可謂歐陽修的異代知音,他在別人批評歐詩缺少鍛鍊之工,不能與少陵、山谷爭雄時極力反駁,力挺歐詩,言其“實備眾體,有甚似韋蘇州者,有甚似選體者,有甚似王建、李賀者,有富麗者,有奇縱者,有清俊者,有雄健蒼勁者,有平淡純雅者”,對歐詩之美體悟頗深。劉壎其人生平歷經南宋覆亡,以名節自誓,絕意仕進,入元后生活在異族一統之世,讀到描寫故國太平氣象的歐詩,則別是一番黍離之悲:

　　範蜀公(鎮)嘗謂仁宗四十二年太平,都被柳詞寫盡。以愚觀之,柳詞何足當此?歐詩數聯,或者足以想見當時太平氣象,今錄如左:“萬馬不嘶聽號令,諸蕃無事樂耕耘”。“綠槐夾道飛黃蓋,翠輦鳴鞘向紫宸”。“雲深曉日開宮殿,水闊春風颺管絃”。“玉勒爭門隨仗入,牙牌當殿報班齊”。“鳳城斜日留殘照,玉闕浮雲結夜霜”。……以上數聯,誦其詩,想其景,則昇平氣象瞭然在目,豈季世所得見?引筆至此,流涕太息。

至和、嘉祐間,場屋舉子為文尚奇澀,讀或不成句,歐公力欲革其弊,既知貢舉,凡文涉雕刻者皆黜之。時楊大年、錢希聖、晏同叔、劉子儀為詩皆宗李義山,號“西昆體”,公又矯其弊,專以氣格為主;子美之詩,間有詰屈晦僻者,不好杜詩,特藉以矯時弊耳。

　　他從時代際會、風向扭轉的角度來立論,結合歐陽修力倡古文的主張和實績,這個說法顯得客觀而可信。但同樣是從“矯時弊”的角度出發,清代的吳喬卻得出了相反的結論:

　　義山詩被楊億、劉筠弄壞,永叔力反之,語多直出,似是學杜之流弊;而又生平不喜杜詩,何也?

　　這個矛盾之處頗耐人尋味。杜詩在歐陽修的革新運動中究竟是屬於被矯正的昆體範疇,還是屬於藉以矯昆體的新詩體範疇,竟然有如此相反的認定。與其說這體現了杜詩難以歸類的超一流成就,還不如說反映出在歐陽修詩歌革新運動中杜詩的被邊緣化,鮮有關注。不幸的是,在更廣闊的時代詩壇上,杜詩此時正由隱而顯,與歐陽修主盟的過程相始終。當歐陽修詩論中的非主流變成了整個詩壇的主流,其引領的詩歌革新已經在“主盟”的層面上與時代不合拍。

　　清代的袁枚給出的另一種解釋可以幫助我們更好的體味歐、杜詩二者的關係:

　　人問:“杜陵不喜陶詩,歐公不喜杜詩,何耶?”餘曰:“人各有性情。陶詩甘,杜詩苦;歐詩多因,杜詩多創:此其所以不合也。”

　　袁枚給出的答案儘管並不完全符合歐詩的實情,卻也不無道理。歐詩固有其“創”之處,如詩法的議論化、散文化、題材日常化,都承韓愈而向前推進,並獨具平易特色,對宋調的形成具有開創之功,但如與“開後世無限法門”的杜詩相比,歐詩的“創”仍嫌不足,很多方面未能徹底跳出韓詩的籠罩。而在北宋中後期,對於韓詩藝術的非議之聲漸多,沈括的意見“韓退之詩,乃押韻之文耳,雖健美富贍,而格不近詩”不乏支持者。影響所及,歐詩亦被認為“失於快直”。南宋的陳善即言“歐陽公詩猶有國初唐人風氣,公能變國朝文格,而不能變詩格”。這個論斷頗中其失。後世論家也多言歐詩未能自創面目,尚餘唐人之習。

　　由袁枚所論的“因創不合”這個視角來審視歐詩與杜詩的疏離,可以看出前者偏離了由後者衍化翻出的“以筋骨思理見勝”的宋詩之基調。隨著杜詩漸興,歐陽修詩論中的典範韓愈被悄然革替,與杜詩風貌迥異的歐詩也漸漸為時代詩壇中心所淡忘。

　　四、“歐公不好杜詩”與新舊詩壇革替

　　在崇杜的新時代詩壇上,興起的是詩之“三宗”:臨川之宗、眉山之宗、江西之宗。其中,王安石與黃庭堅在詩壇新舊革替中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二人的崇杜學杜在某種意義上使歐詩終於退至詩壇邊緣,乏人問津,注者闕如,在宋詩史上未能躋身大家之列。

　　關於如何評價歐詩,我們發現,王安石的態度以及他所扮演的角色很是複雜。一方面,他其實是宋人中對歐詩評價較高的一個。如上文所引論歐詩“如玉燭”說,經葉致遠闡釋為“四時皆是和氣,滿幅俱同流水”,成為歐詩的經典評價,後世承流接響不絕;又如舉“行人仰頭飛鳥驚”之句來證歐詩亦有餘味;又如選《四家詩選》列歐陽修於李白之上,引起眾人議論紛紜。但另一方面,對於杜詩的態度,他與歐陽修截然不同。他是宋代尊杜浪潮中出色的舵手。雖然作為一個政治家,其崇杜行為有為其政治理念服務的目的,但這一行為在詩學領域亦引起了深刻變革。有論者認為,“王安石以杜甫代替歐陽修詩論中的韓愈,成為宋代詩學的關捩點”,這確為精到之言。王安石還評李杜優劣雲:“李白歌詩豪放飄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於此而已,不知變也。至於甫,則悲歡、窮泰、發斂、抑揚、疾徐、縱橫,無施不可。”與上文所引歐陽修的“李白杜甫優劣說”對比,王文似專為歐論所發,針鋒相對。王安石與歐陽修其實私交甚篤,他對歐詩的鑑賞評價精妙且不乏揄揚,以上矛盾之處可視為王安石在敬重師友與自我詩學觀之間保持並存不廢的態度,是典型“拗相公”的做法,同時也凸顯出歐詩與杜詩風格之殊異。

　　緊承其後大力崇杜的是黃庭堅,其“無一字無來歷”說及“點鐵成金”說把從藝術技巧上學杜推向極致。已有學者注意到王安石與黃庭堅之間內在的師承關係。“在宋代詩歌史上,創造出更踏實的實質性流派的,實際上不是‘蘇黃’而是‘王黃’。……經過黃庭堅以及江西詩派詩人這樣的媒介,王安石的詩歌觀確實被傳給了陸游、楊萬里等詩人。”

　　雖然王安石與黃庭堅的學杜研杜並沒有讓他們的詩歌風格趨近,如蘇軾所言,“天下紛紛學杜甫,誰得其皮與其骨”,其所得也各個不同,但可以確定的是,王、黃二人沿著學杜的路徑走得更遠,將詩歌領域做了幅度更大更深廣的開拓。南宋陳善在指責歐陽修未能變詩格之後接著說“及荊公、蘇、黃輩出,然後詩格遂極於高古。”而歐詩的“滿幅流水”之美因歐陽修不自覺的遠離杜詩而在這個浪潮中逐漸淡出學詩者的視野。尤其是在江西詩派風靡之時及之後,歐陽修在詩壇的角色越來越微弱,由宋至清近千年未有注本流傳,更無專治學者。

宋太宗、真宗時,學詩者病晚唐萎薾之失,有意乎《玉臺》《文館》之盛,絺組彰施,極其麗密,而情流思蕩,奪於援據,學者病之。……歐陽子出,悉除其偏而振挈之,豪宕、悅愉、悲慨之語,各得其職。今之言文章者,皆其門人。而於詩則不復有同焉,嘗深疑之,其力不能似之與?抑其心之和平不得與之同與?降於後宋,言詩者人人殊,而歐陽子之詩,訖未有宗之者。

　　袁桷的這種困惑與為歐詩的鳴不平,讀來令人感傷。歐文的備受敬仰與歐詩的門庭冷落判若雲泥,反差強烈。而他追問思索之後提出的兩點原因,竊以為頗切中窾要,可以使我們從這些角度去審視歐詩之藝術特徵、總體成就以及在後世的遭遇。

關於“其力不能似之”的含義，一般是指歐陽修的詩才略顯欠缺，這種解釋有其合理性。歐陽修文名太高，而詩才確遜一籌。同時，在文體觀上，歐陽修對詩歌的態度持“有限度的肯定”也是詩成就弱於文的重要原因。顯然，歐陽修沒有沒有鑑別出杜甫與韓愈之間潛在的淵源傳承、詩藝優劣，從而學韓就止於韓。

五、結語

綜上所述，“歐公不好杜詩”，牽涉到歐陽修所處時代的詩歌氛圍、歐陽修對前代詩人接受過程中的複雜關係，並在後來的詩歌演進中因為詩風走向的不同而產生了不同的理解。因此，簡單的“歐公不好杜詩”一語，不僅關渉歐陽修的詩學淵源，詩學觀點、詩學風格和詩壇地位，這一公案也與宋代詩歌的發展演進相始終，成為文學史上一種值得注意的現象。基於此，筆者認為由於個性氣質、審美趣味以及所受楊億詩學觀之影響，歐陽修對杜詩是有距離的，在他內心深處，杜詩沒佔多少位置。同時，“歐公不好杜詩”也深深影響了歐詩的審美特徵，而宋人對歐詩審美特徵的態度也進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詩史的走向，這種走向與以崇尚杜詩的王安石等人在詩壇革新中的相互作用，終於使得歐詩在越來越尊杜的宋代逐漸被擠到了詩壇的邊緣。（作者:孫宗英,浙江大學中文系中國古代文學專業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