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誣陷胡惟庸謀反後，即撤銷了宰相一職，連三省都不要了，自己直接管六部，已經夠專治的皇帝就更加專治了。而所謂的內閣就是一秘書機構，沒有實際權利，內閣人員即大學士比六部尚書職位低三級。從此以後，中國再無宰相，皇帝也沒有了助手，所有權利歸一。

大明朝是繼中華文明出現斷層後的又一延續。明太祖朱元璋一生生殺決斷，殺人無數。一個乞丐出身的皇帝，沒有什麼高貴身份，為了力排眾議，加強皇權。他只能採用一個最原始的方式“殺”。朱元璋還做了一件加強皇權的大事，那就是廢除宰相，建立內閣。

廢除丞相制度，是歷史的退步。過度的中央集權，並不利於國家的發展和穩定。朱元璋這個人太過愛權，早就想廢黜丞相制度，所以故意縱容胡惟庸作惡，胡犯小錯的時候，朱元璋看不見。胡的過錯越來越大的時候，朱元璋立時發難，可見此人的用心之險惡。朱元璋不但將胡丞相五馬分屍，還以此為藉口，一舉將中國2000年的丞相制度廢除，從此相權盡消，天下權柄盡歸皇帝一人之手。之前，相權還能與皇權互相制約，到了霸道的朱元璋之手，天下唯有皇權。朱元璋終於做到了獨夫的境界。

到了明神宗上位，內閣權力達到一個頂尖，致使“部權盡歸內閣”。有一個人叫做張居正，他就是內閣的人，不是宰相的他卻擁有宰相的權力。

從此以後，國家的興旺，大多數時候只能依賴於皇帝一人。如果皇帝是一個開明的君主，國家還可能正常維持運轉，如果皇帝是昏庸兒，則非江山百姓之福。

所以過度集權，非百姓之福。就像拔河，皇權和相權平衡最好。哪一方贏了，都是倒一片。高層倒一點，百姓死一片！

當然對強化君主專制有積極作用，如其後代子孫嘉靖帝四十年不上朝，依然可以將大明帝國的政權牢牢抓在手裡。

宰相在中國封建社會中央集權制度內部可發揮雙重作用:既可以輔佐皇帝,幫助皇帝處理政務,決策機要;也可能因權力過重而威脅君權,因而形成了君權與相權的矛盾.朱元璋廢除宰相制度後,可解決君相矛盾,設立內閣減輕皇帝負擔，但軍國大事均由皇帝個人裁決,.皇帝獨操權柄,有利於防止權臣專政,加強統治,有利於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鞏固.

朱元璋廢除丞相設立內閣，最大的好處就是加強了皇權！

結合朱元璋自身經歷和性格，分析設立內閣的原因。

朱元璋最大的特點就是不信任官員，從中央到地方，不停的分權，讓官員互相監督，最後又藉著胡惟庸案一舉廢了丞相制度。雖說後來又有了丞相的替代品內閣，但還是比丞相差了很多。

舉個例子吧，朱元璋廢丞相之後，混的最好的內閣首輔當屬張居正了吧，上搞定皇帝和皇帝他媽，下有太監頭子支援，手握票擬、批紅兩大權利，外加東廠特務，簡直就是個土皇帝，但張居正也就能欺負欺負朝臣，在皇帝未成年的時候把皇帝當兒子教訓，如果讓張居正廢了萬曆，那是絕對做不到的。萬曆五年的一個奪情風波張居正就差點沒被朝臣逼死，這皇帝還是跟他同一戰線的，如果他提出要廢皇帝，那大家不是要把天翻了。

所以從朱元璋廢除丞相後，文官集團最多也就是跟皇帝吵吵架，抬抬槓，厲害點的管管皇帝的私生活，但誰也不能威脅到皇帝的位置，除非你能把所有文臣都聚集到一起，魏忠賢、張居正都做不到呢，誰還能。

縱觀歷史發展變遷，朱元璋廢除宰相，設立內閣這個措施對明朝發展利大於弊。

歷史上從三公制度，隋朝分省，唐朝三省六部，宋朝同平章事，明朝內閣和清朝軍機。這中間除了零星幾個準備篡位的 曹操 高歡之類的 自己封自己丞相， 已經沒有可能再有一個人能集中權力與皇帝對抗。

明朝的內閣只有議政權沒有決策權。通俗點說就是，皇帝拿你當回事，那麼皇帝會參考你的建議。皇帝不把你當回事那麼你早晚罷免。

本來國家政務是由宰相統領各部門領導來完成的，但是朱元璋廢除宰相之後，就跳過了宰相這一環節直接由皇帝統領百官。雖說這避免了出現權臣。

所以朱元璋廢除宰相，設立內閣，很大程度上鞏固了皇權的統一。

先說結論：朱元璋廢宰相設內閣，維護了皇權，使中國古代政治制度在明清到達巔峰。然而就這項制度來說，並不利於維護明朝的統治，甚至可以說這一制度為明朝滅亡埋下禍根。明朝滅亡。除了崇禎時期積重難返，還有制度上的根源。下面我們來詳細闡述一下。

總論：明代是中國近代史的開始時期，同時也是世界近代史的開始時期。從明迄今，六個世紀，五百多年，西方歐洲走上一個新的近代史階段，中國也復如是。明以後接著就是清，我們要了解清代，該先了解明代，現代中國大體是由明開始的。可惜的是西方歷史這一階段是進步的，而中國這一階段則退步了，至少就政治制度來講，是大大退步了。

倘使我們說，中國傳統政治是專制的，政府由一個皇帝來獨裁，這一說法，用來講明清兩代是可以的。若論漢、唐、宋諸代，中央政府的組織，皇權相權是劃分的，其間比重縱有不同，但總不能說一切由皇帝專制。到了明太祖洪武十三年，據正史記載，因宰相胡維庸造反，明太祖受了這個教訓，從此就廢止宰相，不再設立。他並說以後他的子孫也永遠不準再立宰相。所以明代政府是沒有宰相的，清代也沒有。所以我們說，中國傳統政治，到明代有一大改變，即是宰相之廢止。

明代政府，經過這樣的改變，一切大權，就集中到皇帝。我們若把明代政府這樣的組織，來回頭和漢唐宋各代的傳統政府一比較，便知以前宰相職權在政府之重要。但明代雖說一切事權集中在皇帝，究竟還有歷史舊傳統，亦並不是全由皇帝來獨裁。有許多事，是必經廷推、廷議、廷鞫的。當時小官歸吏部尚書任用，大官則由七卿，九卿，或再加上外面的巡撫總督開會來公開推舉，這叫廷推。倘使有大事，各部不能單獨決定，也常由七卿，九卿公決，這叫做廷議。倘使有大的獄訟，三法司解決不了，也由七卿，九卿開會定獄，這叫做廷鞠。這一制度，本來漢代早就有，朝廷集議大事，屢見正史記載，可見一切事，還不是全由皇帝獨裁的。

無論如何，在明代，一切事，總之是皇帝最後總其成。但皇帝一人當然管不盡這許多事，因此我們就得講一講皇帝的秘書處。明代皇帝的秘書處，當時稱為內閣。秘書便是內閣大學士。因為皇帝在宮裡辦公，他需要幾個秘書幫他忙，這些人的辦公地點在中極、建極、文華、武英四殿，還有文淵閣、東閣兩閣。這些處都在內廷，所以這些人就稱為內閣學士或內閣大學士。內閣學士原本的官階只五品，而六部尚書是二品，可見內閣學士在朝廷上地位並不高。上朝排班，大學士的朝位班次也在尚書的下面。今且說這些大學士做些什麼事情呢？在太祖時，內閣學士不過像是皇帝的顧問，遇皇帝有不清楚的事，可以隨時問他們，聽他們意見，做皇帝之參考。奏章批答，從前是宰相的事，現在是皇帝的事。皇帝不能一一親自動筆，便口授大學士寫出，這所謂“傳旨當筆”。由皇帝吩咐下來，這事怎樣辦，那事怎樣批，他們只照皇帝意見寫下。所以照理，大學士不過是皇帝的私人秘書，政治大權還是在皇帝，不在大學士。

據當時統計，自洪武十七年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先後八日間，內外諸司送到皇宮裡的奏章，共有一千一百六十件。每件奏章裡，有講一件事的，也有講兩三件事的，共計有三千二百九十一件事。此因中國地方大，一切事集中到中央，中央政府所當預聞的事當然多。遠從秦始皇帝時，早已把天平秤著公文，兀自天天看到深夜不得息，何況到明代？那時，西方還沒有現代像樣的英、法諸國。西班牙、葡萄牙這些小國家，不論疆土那麼小，政治規模也簡單得可憐。這當然不能與中國比。試問當時偌大一個國家，件件事要經皇帝批核，這當然很困難。

我們試看北平故宮，前面三大殿，是朝會之所，後面如乾清宮等，由皇帝住宿。他天天要到前面來辦公，距離既相當遠，北平之氣候九月就結冰，次年二三月才解凍，早上天氣尤其冷。而中國政府傳統習慣，會議上朝，總要在日出前，早上天不亮就朝會，皇帝也須黎明即起，等到太陽出來便散會了。一般做官人，多半住宮城外，遠的如前門外騾馬市大街等處。早上跑進皇宮有很遠的一段路，騎著一匹馬，帶著一個僕人，掌一盞燈籠，四更五更就要去。到了紫禁城，還得下馬，仍準騎馬的只有少數幾個人。一律須先到朝房，靜候皇帝上朝。皇帝出來，天還沒大亮，遇到天氣寒冷，那時也沒有近代的防寒裝置。火爐很簡陋，生些炭火，不過擺擺樣子而已。明制一天有三次朝，稱早朝、午朝、晚朝，如實則皇帝要三次出面見群臣及民眾。

皇帝一天要上朝三次，多少的麻煩。明太祖是開國皇帝，天下是他打來的，以前他是皇覺寺和尚，掃地挑水也幹過，他有這樣精力，可以做獨裁的皇帝。明成祖也還是親手打天下，他是封出去的王，從北京打到南京來篡了皇位，他也有精力可以親裁庶務。再下去的兒孫，生長在深宮，精力逐代萎縮，便不能這樣做。甚至不能天天出來上朝見群臣。今天不上朝，明天事情就接不上。事情接不上，不能叫文武百官在那裡老等著，也不能群臣們說了話，皇帝無辭可答。後來皇帝便只有偷懶，把政權交付與內閣，閣權慢慢地重起來。

然而明代大學士，他在官職上的地位雖然低，他在政府裡的權任卻很高。因為一切奏章，政事，看詳批答，都要經他們手。

但我們應知明代的天下，將近三百年之久，最初是皇帝親自在內閣，後來有些皇帝不常到內閣，由內閣條旨票擬送進去批。甚至有幾個皇帝則長久不管事，因不管事而更不能管事，就變成怕見大臣了。於是經年累月，不再到內閣，一切公事都要送進宮裡去。最有名的就是萬曆皇帝明神宗，他做了幾十年皇帝，有二十幾年沒有上過朝，政府裡大臣都沒有見過他一面。當時人傳說他抽大煙，真假不知，不過這也很可能。自憲宗成化以後，到熹宗天啟，前後一百六十七年，皇帝也都沒有召見過大臣。但我們也不能盡怪這些皇帝的不好，因他們精力、智力有限，天天困在深宮，而要處決一應國家大事，這何等的不容易。無怪他們要怕事偷懶，避不上朝。我們只該怪明太祖訂下那制度的不好。即是廢宰相而由皇帝來獨裁政事，那一制度確實在要不得。

現在再說皇帝和內閣日常不見面，於是皇帝和內閣中間的接觸，就多出一重太監上下其手的機會。皇帝有事交付與太監，再由太監交給內閣。內閣有事，也同樣送太監，再由太監上呈與皇帝。這樣，太監就慢慢地弄了權。甚至皇帝嫌麻煩，自己不批公事，私下叫太監批。批紅的實權，落到太監手裡，太監變成了真皇帝，掌握政府一切最高最後的決定權。遇到太監懶批的，便把來當作包魚包肉的廢紙用。這種黑暗腐敗，在歷史上，只有明代有。太監領袖稱司禮監，明代政制最壞時，私禮監便是真宰相，而且是真皇帝。當初太祖定製，一面廢去宰相，一面卻也預防到太監預聞政事的可能。故在洪武十七年，鑄了一塊“內臣不得干預政事”的鐵牌，掛在宮門裡。可見太祖心裡盡明白，廢了宰相，由皇帝來獨裁，太監接近皇帝，易於得弄權。正如漢武帝把相權攬在宮裡，也預知嗣皇帝幼小，容易招致皇太后預政，所以要先把母后賜死。這些可有之流害，他們也是想到的，然而明太祖規定不準立宰相，這是他後人遵守了，始終沒有敢違背。至於不準太監干預政事，他後人卻沒有遵守。明代太監預政，就比任何朝代干預得厲害。（王振: 明朝第一名當權宦官，引致土木之變，明英宗被俘。 劉瑾:明朝時當權宦官，後被處凌遲處死。 魏忠賢: 明朝時宦官，以敗壞朝政著名。）這哪裡是太祖始料所及呢？

在這種情形下，外面弄得沒辦法，內閣學士若真要做點事，也必須先勾結太監。因為內閣見不著皇帝面，非結合太監，一切政事便透不上最高層。明代有名內閣大學士張居正，這是近人所推中國歷史上大政治家之一個，但他也只能結合太監，才能攬實權。在神宗萬曆還沒有做皇帝時，張居正就是神宗的師傅。神宗做了皇帝，張居正是當朝皇帝老師，而且又是內閣大學士。然而先生見不到學生面，大學士照政制論，是無法主持政令的。於是張居正只有同司禮監勾結，他才能舒展抱負，來策動當時的政事。但當時朝臣大家都反對張居正，說他不像前朝宰相，不是政府正式的行政首長，不該弄權專政。這批評實在也不錯。當時尚書六部才是政府最高行政長官，他們只須聽命於皇帝，並不須聽命於內閣。

若內閣和六部發生意見，六部可以說：你不是宰相，不是大臣，不該管我們的事。不該管的事而管，不該攬的權而攬，此是權臣，非大臣。權臣弄權與大臣當權，在中國傳統政治觀點上是大有分別的。大臣是在當時的制度上有他正當的地位的。在中國傳統制度下，宰相無事不該問，無權不該把。他不問事，不當權，是失職，是無能。並非宰相，而問事攬權，是奸臣，是權臣。權臣弄權，這是違反國法的，也是違反政治上的傳統道德的。然而明代的制度，則根本沒有一個正式的宰相。六部尚書乃及七卿九卿，始是名正言順的大臣。當時反對張居正的人，他們心裡想：部（六部）院（都察院）長官，分理國事，只受皇帝節制，你做內閣大學士，只是皇帝私人顧問，你在皇帝面前，“從容論思”是你的責任，你不該藉著這一點關係正式出面來干涉部院，那是你越權。因為張居正要管事，所以他要各衙門奏章公事每樣備兩份，一份送內閣，一份送六科給事中。

這又是他不對。給事中雖官階低，但在當時政制法理上，一切檔案，該他過目，這是不錯的。內閣則並無必須預聞之職權，只皇帝私下要他預聞才預聞。所以當時人反對張居正，張居正是沒有理由答辯的。他於是只有向皇帝去辭職，他說他“所處者危地，所理者皇上之事，所代者皇上之言”，這幾句話，絲毫也不錯。然試問當時何嘗有一道正式命令叫張居正代理皇帝呢？依照中國政治傳統，皇帝不該干預宰相的事，此在講漢、唐、宋三代政制時，已詳細述及了。現在是內閣不得干預皇帝的權，就明論明，是不錯的，張居正也無法自辯。現在我們不瞭解當時這情形，總認為張居正是一大政治家，他能主張講法治，其實他本身就已違法了，而且違反了當時國家的大本大法呀。該皇帝管的事，他來管，那豈非不法之至嗎？若張居正在漢唐宋三代，那是一好宰相。依明代制度論，張居正是一內閣學士，不是政府中最高領袖，不得以內閣學士而擅自做宰相，這是明代政制上最大的法理，也是明代之所以異於漢唐宋傳統的。張居正要以相體自居，他一死，他家就被抄了。雖然他在明代有很大的建樹，但當時清議，並不講他好話，這就因為認他是一個權臣，非大臣。這不是專就他功業言，而是由他在政府之地位上的正義言。此刻我們要提倡法治，卻又來推尊張居正，這正為不瞭解明代政治制度。當知明代的政治制度，早和漢、唐、宋傳統有了很大的變化。張居正並未能先把當時制度改正，卻在當時制度下曲折謀求事功，至少他是為目的不擇手段，在政治影響上有利弊不相抵的所在呀！我們以上的說法，只就制度與法理論，不從事業和居心論。至少在當時那些反對派的意見是如此。

我們詳細講述這一層，正為闡明制度如何牽制著人事，而明代此項制度之要不得，也就即此更可論定了。

朱元璋廢除宰相實際上是君權與相權鬥爭下的必然結果。

起因:元朝末年，宰相統管全國軍政大權，使得皇權不穩，內亂屢生。

廢相始末:朱元璋吸取前朝教訓，廢除宰相，設立內閣，使得皇帝代替行使宰相權利，但也加重了皇帝的負擔，內閣後期演變成實際上的“宰相”。

作用:

（1）加強皇權，使中央權力歸於皇帝一人。

（2）避免奸相權臣威脅到皇帝，穩定國家統治。

（3）提高行政辦事效率。

（4）加重皇帝負擔。

宰相相當於君主的助手，自然而然要分享一下君主的權力，自戰國時期產生相國以來，宰相的權力是日趨縮小的。宰相權力縮小在宋朝時期已經成為定局，當時有一相三參，二相二參，相就是宰相，“參”則是指參知政事，相當於副宰相，後期參知政事的職務和宰相無差別，群相制度等於分割了宰相的權力，利於皇帝控制朝政。

朱元璋按照漢唐的制度設立了三大府：中書省，管理行政，中書省設定左右丞相，下轄六部；大都督府，管理軍事；御史臺，監察機構。（胡惟庸像，最後一位有宰相職務的官員）

朱元璋廢除宰相意義到底有多大？

明朝宰相負責全國的行政，胡惟庸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位有丞相的頭銜的官員。胡惟庸因得到朱元璋的寵信，擔任多年的“獨相”（原來有左、右宰相），大權獨攬，很多事情不稟報朱元璋就處理了，反對自己的奏章也壓下來了，胡惟庸的相權極度膨脹，直接威脅到皇帝的權力和權威。其實這事朱元璋一直在把控中，安排了很多間諜監控朝中主要大臣，胡惟庸不知死活，拉幫結派，自以為可以撼動皇帝，結果被殺，牽連三萬多人被殺。

1380年正月，朱元璋明令廢除宰相這一官職，從此以宰相為名稱的再也沒有出現在歷史中，但只是官職頭銜沒有，和宰相權力相當的職務還是有的。譬如明朝的內閣首輔，清朝的首席軍機大臣等都是事實上的宰相，內閣成員或者軍機處成員是事實上的副宰相。說的直白一點，朱元璋只是廢掉了宰相這一名稱的官員頭銜而已。

廢了宰相之後，六部直接歸皇帝管理，皇帝權力高度集中，朱元璋也因為自己管理全國行政變成了工作狂，一年四季沒幾天休息的日子。著名歷史學家吳晗曾經統計過某一時間段朱元璋的工作量。擷取的時間段為1384年9月14日至9月21日，合計8天時間；內外各部門送達奏摺1660件，反映的事情達到3391件，平均每天處理奏摺207件，處理事情424件。朱元璋凌晨3點起床，四五點鐘就開始工作，一直工作到深夜，每年休息三天，擱誰身上也不好受啊，沒幾天朱元璋就累壞了。

朱元璋為了加快處理的時間，自己找了7個秘書為他分門別類處理奏摺，瞭解奏摺的內容，然後綜合處理奏摺和國家政事，效率提高了不少。不過這個秘書群體逐漸形成內閣的雛形，明成祖時期在皇帝秘書的基礎上成立了內閣。明朝的內閣一般有1-7人不等，後來逐漸維持在5-6人左右的數量。

朱元璋是農民起義出身，他的權力慾望和控制慾望特別強，胡惟庸胡亂作為自然不能忍受，殺胡惟庸兼管行政，自己處理行政也完成的不錯，但終究不是長久之計，後世皇帝未必能趕得上他這麼勤於政事。

明朝內閣制的運作模式如何？明朝初期的宰相有三大權力：決策權、議政權、行政權，廢除宰相改立內閣（1402年，朱棣）後，宰相的權力被分割。內閣分得”議政權，六部分得行政權，決策權牢牢把控在皇帝手中。地方上分行政權、司法權、軍事權，歸三司管理，直接對六部負責。

後經過明朝幾任皇帝的完善，明朝行政運作日趨成熟，具體模式如下：

一、外朝有內閣，內部有司禮監。內閣閱奏摺議政，意見寫好貼在奏章上（稱票擬）遞交司禮監，司禮監呈交皇帝“批紅”，也就是最終的決策了，其實皇帝也就撿著重要的批示，其他都交給司禮監的太監處理了。很多太監不識字，明宣宗時期還成立了太監識字班讓太監學習文化知識，以期達到能處理奏摺的能力。

二、外朝有三法司（刑部、督察院、大理寺），內朝有錦衣衛、東廠、西廠、內行廠等機構，他們的職責有時是重疊的，互相監督控制。（清朝沿襲了明朝的批紅制度，如下為清朝皇帝的批紅“知道了”）

三、中央派駐地方上的大員有總督、巡撫，內廷有派駐地方上的鎮守太監、守備太監等等，都是互相監督制衡的部門。

明朝從中央到地方，從政治到經濟，雙軌系統配置，互相監督制衡，保障皇帝安全的行使決策權。有時不需要皇帝親自出面，行政機構照常運作，皇帝非常清閒，如果自己願意勤政那是另外一種情況（如崇禎），懶惰是人的天性，很多明朝皇帝是怠於政事的，總體把控就可以了。

內閣制度下的明朝皇帝？

有雙規系統運作朝政，因此明朝出現了幾十年不上朝的皇帝，如嘉靖皇帝、萬曆皇帝，他們雖然不上朝，但明朝的大局面仍然把控在手中，並非散手不管。如日本在萬曆年間侵略北韓，在日本豐臣秀吉的決策中認為萬曆皇帝已經很久不上朝了，如果派遣優勢軍力，迅速擊敗北韓，等明朝反映過來時北韓已經亡國了。豐臣秀吉沒想到，他出兵北韓，萬曆皇帝立馬跑到前臺佈置軍力，選擇將領，籌備軍費，迅速出兵北韓，遏制了日軍的速勝。（明武宗朱厚照像）

也有四處玩耍的明武宗朱厚照，他雖然很多時間不在北京，但司禮監的奏摺還是要呈送他批閱，不在皇宮或者北京照常處理政務。

其實明朝內閣、司禮監等的雙規制度有一個致命的弱點。假如內閣首輔和司禮監的首席太監聯合，會導致皇帝被架空，權力會集中在內閣首輔和司禮監手中，這是對皇權的巨大威脅。如萬曆初期，內閣首輔張居正和司禮監太監馮保合作，內外廷控制了所有權力。（劉瑾像）

內閣制度是為了加強皇權而設立的，作為秘書班底形成的內閣，在明朝缺乏法定的權力和地位，只是輔助政事，受皇權制約，同時也受司禮監的太監製約。內閣成員只有議政權力，如果想要取得實際權力，必須透過非正常手段巴結宦官，這樣才能取得實際權力，長此以往，宦官就凌駕於內閣之上。

假如是英明的皇帝，宦官權力會受到遏制，假如昏庸的皇帝往往造成宦官專權。如明英宗時期的王振，明武宗時期的劉瑾，明熹宗時期的魏忠賢等。

明熹宗時期，外廷中的官員都想進入內閣，進而成為內閣首輔，為了爭權奪利形成了不同的黨派，有東林黨（江蘇無錫東林書院派官員）、楚黨（湖廣人士官員）、浙黨（浙江官員）、宣黨（安徽宣州官員）、昆黨（江蘇崑山官員）、齊黨（山東官員）、閹黨（依附於宦官的官員）等。黨爭也是明朝滅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沒有什麼完美的政治制度，內閣制也是如此，只是將行政模式化的一個關鍵部門，任何制度都要靠人來運作，人和制度契合就是好制度，反之則使王朝衰敗、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