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是中國古代詩歌的開端，來自於民間，有孔子編訂，是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涵蓋了從西周到春秋中葉的民間風俗，政治經濟，統治階級的內涵。先秦時期稱為《詩三百》，到了西漢時期尊為儒家經典。

他開創了中國現實主義文學的里程碑。多以重章疊句的形式出現，曲韻優美，不加修飾，適合民間傳唱。

現代社會在學習中多以教本形式教閱，重在瞭解古代文學修辭手法，瞭解當時社會背景，人文風貌……

《詩經》是中華三代以來收集的詩歌集，詩歌多達幾千首。由於孔子對上古時期的比如說部落圖騰如獅身人面、人身牛面、蛇身人面等等誤認為是“怪力亂神”，於是在整理先秦詩歌、史料時，進行了大量裁剪刪除，將《詩經》三千首，刪減到《詩經》三百首……在今天看來，這是多麼的不可估量的損失與遺憾……後來司馬遷寫《史記》，也秉承孔子歷史觀，把上中古中華歷史當成了“怪力亂神”視為神話，這是一種由於歷史侷限無心的歷史虛無……這當然是更為值得遺憾……

《詩經》，是中國古代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前11世紀至前6世紀)的詩歌，是周王朝由盛而衰五百年間中國社會生活面貌的形象反映，其中有先祖創業的頌歌，祭祀神鬼的樂章；也有貴族之間的宴飲交往，勞逸不均的怨憤；更有反映勞動、打獵、以及大量戀愛、婚姻、社會習俗方面的動人篇章。

《詩經》現存305篇（共311篇，其中6篇為笙詩，即只有標題，沒有內容，稱為笙詩六篇——南陔、白華、華黍、由康、崇伍、由儀），《詩經》內容豐富，反映了勞動與愛情、戰爭與徭役、壓迫與反抗、風俗與婚姻、祭祖與宴會，甚至天象、地貌、動物、植物等方方面面，是周代社會生活的一面鏡子。

《詩經》分《風》、《雅》、《頌》三部分。《風》出自各地的民歌，《雅》分《大雅》、《小雅》，多為貴族祭祀之詩歌，祈豐年、頌祖德，《小雅》中也有部分民歌。《頌》則為宗廟祭祀之詩歌。《雅》、《頌》中的詩歌對於考察早期歷史、宗教與社會有很大價值。以上三部分，《頌》有40篇，《雅》有105篇(《小雅》中有6篇有目無詩，不計算在內)，《風》的數量最多，共160篇，合起來是305篇。古人取其整數，常說"詩三百"。

《詩經》關注現實、抒發現實生活觸發的真情實感，這種創作態度，使其具有強烈深厚的藝術魅力，是中國現實主義文學的第一座里程碑。《詩經·國風》是中國現實主義詩歌的源頭，在《七月》中，可以看到奴隸們血淚斑斑的生活。《詩經》的語言不僅具有音樂美，而且在表意和修辭上也具有很好的效果。《詩經》時代，漢語已有豐富的詞彙和修辭手段，為詩人創作提供了很好的條件。《詩經》中數量豐富的名詞，顯示出詩人對客觀事物有充分的認識。《詩經》對動作描繪的具體準確，表明詩人具體細緻的觀察力和駕馭語言的能力。

《詩經》在文學史上的研究，主要集中於四個方面:一、關於《詩經》的性質、時代、編訂、體制、傳授流派和研究流派的研究；二、對於各篇內容和藝術形式的研究；三、對於其中史料的研究；四、文字、音韻、訓詁、名物的考證研究以及校勘、輯俠等研究資料的研究。《詩經》在中國文學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遠的影響，奠定了中國詩歌的優良傳統，中國詩歌藝術的民族特色由此肇端而形成。從《詩經》開始，抒情詩成為詩歌的主要形式之一。《詩經》的"賦、比、興"的表現手法，在古代詩歌創作中一直被繼承和發展著，成為中國古代詩歌的一個重要特點。《詩經》的誕生(包括產生、採集與編成)，首先在詩歌體裁形式上創立了中國詩歌史上的新體式--四言體，且這種體式影響波及了後世各代的詩歌創作。從詩歌的節奏韻律上說，《詩經》也為後世詩歌創了先例，尤其在詩歌的押韻形式與韻部等方面，為後世詩歌提供了正規化與典型，這在詩歌創作史上具有重要價值與意義。更重要的是，《詩經》在創作上首開了寫真的藝術風格--以其樸素、真切、生動的語言，逼真地刻畫和表現了事物、人物及社會的特徵，藝術地再現了社會的本質，為後世文學創作(尤其詩歌創作)提供了藝術寫真的楷模與借鑑正規化。具體地說，《詩經》為當時和後世活畫了一卷社會與歷史圖畫，真實地反映了上古時代社會的面貌，謳歌了上古時代人民的勤勞、勇敢，鞭撻了統治階級的卑劣、無恥，為後世留下了立體的、具象的歷史畫卷，是一部豐富生動的上古時代百科全書。

《詩經》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部詩歌總集，共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約五百多年的詩歌作品三百零五篇。《詩經》成書的時間，大約在春秋後期。這部詩集是周王朝命其樂師把那些由各國樂師蒐集、經諸侯進獻、彙集到王朝的詩歌和王朝的公卿列士、巫史等專職人員製作的詩歌，加以整理、編纂而成的。從《詩經》用韻的規律和語言形式的統一來看，可以推斷，這些詩篇曾經過後人整理、編訂過。有人認為《詩經》三百篇是孔子最後刪訂而成，這無據可考，並不可信。

《詩經》分《風》《雅》《頌》三部分，都是由於所用音樂的不同而得名的。“風”是地方樂曲的統稱，共一百六十篇。通常所說的《詩經》中的民歌絕大部分在這裡面。“雅”借作“夏”，周人把西周王朝直接統治的區域叫做“夏”，其樂歌稱為“夏聲”。周王朝把夏聲看作是正聲，因“雅”有“正”意，所以把“夏聲”作品稱為“雅”，共一百零五篇，多數出於士大夫之手。“頌”主要是用於宗廟祭祀的舞曲，共四十篇。

《詩經》的主要藝術特色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詩經》的作品多方面地描寫了現實生活，表現了不同階級和階層在現實生活中的感受，真實地反映了現實事物。二是賦、比、興的表現手法。《詩經》運用的賦比興表現手法，樸素、鮮明、貼切、形象，獲得了顯著的藝術效果。三是獨特的結構形式。《詩經》中的詩篇在結構形式上，多數是四字一句，隔句押韻，讀來韻律感強，郎朗上口；同時又常常根據所表達的思想內容而衝破四言的定格，採用參差錯落的形式，增強其表現力；還有章節上的復迭，透過反覆詠唱，增強其音樂性與節奏感。

《詩經》是中國文學光輝的起點，在中國乃至在世界文學史上都佔有很高的地位。它對後世文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詩經》的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給後世的作家樹立了楷模，啟發和推動詩人、作家去關心國家命運和人民的痛苦，把反映現實作為創作的出發點。自楚辭、漢樂府民歌以下歷代進步文人的優秀詩作和歷代勞動人民的優秀民歌，都深刻地體現了《詩經》的現實主義精神。《詩經》中比、興的表現手法，在中國古典詩歌創作中一直被繼承、發展著。此外，《詩經》民歌重迭反覆的形式，準確、形象、優美的語言，都被後世詩人作家大量吸取運用。可以說《詩經》既為中國古典現實主義詩歌奠定了基礎，又以豐富的文學藝術滋養和哺育了歷代文學家，在中國文學史上具有深遠的影響和舉足輕重的地位。

  孔子的《詩經》是中國古代文學鉅作其中之一，也是中國史上最早的詩歌總集，《詩經》創作於春秋中期，《詩經》反映出了古代社會的政治、經濟，社會風俗等面貌，反應出來自於社會底層的現狀。 《詩經》採用立體化的展現方式，描述了三千年前的中國社會的一種狀態，明主階級關係、愛情婚姻，還有生產勞動，歷史事件、禮儀習俗等具體描述，從多個角度、多個層次展示了中國古代社會生活的場景畫面，透過對《詩經》的賞析，我們既可以瞭解古代社會的生存環境，又可以更真實的瞭解民俗風情。 正是從多個角度的描寫手法，所以奠定了《詩經》在古代乃至文學界的地位，在中國古老的文學歷史長河中，以真情流露的描述來記錄古代的現狀，說明了古代文化的博大精深，透過真實的事件記載為基礎，彙集成中國的文化精髓，再加上《詩經》的風格平易質樸，所以《詩經》表現出熱情、積極的人生態度。 《詩經》的誕生直接影響了後代詩人的創作，所以說《詩經》在文學史上有著崇高的地位，以及深遠的影響，熟讀《詩經》教育一代又一代後人，詩歌中主人公有著鮮明的形象特點，這些詩透過感情的傾訴，讓人感受到其個性。

中國詩歌真正始於《詩經》時代。在文學史上被儒家奉為經典，是立言、立行的標準。

《詩經》內容豐富，反映了勞動與愛情、戰爭與徭役、壓迫與反抗、風俗與婚姻、祭祖與宴會，甚至天象、地理、地貌、動物、植物等方方面面，是周代社會生活的一面鏡子。

《詩經》的社會功用（包括士大夫與朝廷統治者）利用它來宣揚和實行修身養性、治國經邦。

孔子十分重視《詩經》認為“不學詩，無以言”。《詩經》“風雅頌”、“賦比興”，直接影響了中國文學的發展。

《關雎》中國文學歷史的開篇之作。是一首“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的民間情歌。把《關雎》用在婚禮上，從“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唱到“琴瑟友之”，“鐘鼓樂之”，也是喜氣洋洋，兼說體貌之美和德行之善。歌頌的是一種感情剋制、行為謹慎、以婚姻和諧為目標的愛情。

《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華”。美麗的女子似嫩嫩的桃枝，鮮豔的桃花。

《擊鼓》“執子之手，與子偕老”。讓我握住你的手，同生共死上戰場。

《蒹葭》“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早晨的薄霧籠罩著一切，晶瑩的露珠已凝成冰霸。一位羞澀的少女緩緩而行。

波蘭、捷克、羅馬尼亞、匈牙利也都有《詩經》譯本。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巴次大陸都正在傳播《詩經》。越南社會科學院列《詩經》越文全譯為國家專案，蒙古文全譯也即將完成。《詩經》正以凣十種語文在世界傳播，在各國的《世界文學史》教科書上都有評介《詩經》的章節。詩經學是世界漢學的熱點。

《詩經》在中國文化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具體體現在政治價值、歷史價值、文學價值三個方面，誠如聞一多先生所言，它是宗教、是政治、是教育，是社會，它是最全面的生活。

著名學者聞一多曾在《神話與詩·文學的歷史動向》一文中說；“詩似乎也沒有在第二個國度裡，像它在這裡發揮過的那樣大的社會功能。在我們這裡，一出世，它就是宗教，是政治，是教育，是社會，它是最全面的生活。維繫封建精神的禮樂，闡發禮樂意義的是詩，所以詩支援了那整個封建時代的文化”。

這段話正是對《詩經》歷史地位的最好概括，它對中華文化影響之大，澤被華人之多，是任何文學作品都無法匹敵的，《詩經》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其“最有價值”之處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詩經》中的許多詩，尤其是《雅》《頌》，當初就是政治家為政治目的而創作，就是被當作政治工具而加以運用的，《詩經》時代以“禮樂”治國，周人所說的“樂”，即詩、樂等文學藝術的統稱。

中國古代格外注重詩樂的政教功能，古人一方面認為詩樂是人們思想感情的真實自然的流露，

故曰：“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人之道也。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也”

另一方面古人還認為詩樂能反映政治，“聲音之道，與政通矣”，政治決定詩樂，詩樂反映政治，故審樂以知政，“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以誘發喜樂敬愛之心，以防哀怨之聲作，追求“同民心而出於治道”

同時，古人還認識到，詩樂不僅反映政治，而且有助於政教，遠比仁言的抽象說教更為有效，所謂“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正是這一思想的體現，於是周代統治者大規模地制禮作樂，將“樂”作為最重要的教化工具。《詩經》也成為周代知識分子求學求仕的必修課，人人爛熟於心，張口即出，搖筆即來，用《詩》來提高道德修養，言語修辭，出使專對，美刺時政，同時《詩經》本身也鮮明地表現出周人的政治觀念，即敬天保民，敬德保民。

最終《詩經》登上儒家神聖的祭壇，《詩經》為六經之首，就變成了政治，變成了宗教，在相當長的漫長的歷史時期，對中國文化的影響，首先是它的倫理教化觀念而不是其文學的意義。這就是所謂的“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詩經》的影響度是其他經書無法相比的。

《詩經》的歷史價值首先決定於它的真實性。由於秦始皇“焚書坑儒”，的歷史災難，使“現存先秦古籍，真贗雜糅，幾乎無一書無問題”，《詩經》篇幅短小，且又押韻入樂，便於記誦，被廣泛應用，普及程度高，文字記載與口耳相傳兩條流傳渠道，使《詩經》得以真實完整地流傳下來。《詩經》的真實性決定了其珍貴的史料價值，故梁啟超贊曰：“其真金美玉，字字可信者，《詩經》其首也”（《要籍解題及其讀法》）

其次，決定於它的創作時代之早，《詩經》是中國古代第一部詩歌選集。詩之創作始自西周初期（公元前十一世紀），至春秋中葉（公元前六世紀）。若《商頌》確為商末作品，那麼《詩經》的創作年代還要前提一二百年。

在世界文化史上，就時代而言，可與《詩經》相匹比的恐怕只有古埃及的《亡靈書》，古巴比倫的《漢謨拉比法典》而已，《聖經》最古老的部分是公元前九世紀的作品，《荷馬史詩》記敘的雖是公元前十二世紀的歷史，而創作卻是公元前八世紀至公元前六世紀的事，而且荷馬史詩還更多地帶有人類童年時期的宗教神學色彩，而《詩經》則更多地表現出只有理性覺醒時代才可能出現的尚實的價值取向。

再次，決定於它內容的豐富。《詩經》是周代各階級階層的共同創作，它像一面多稜鏡全方位地反映周代社會的方方面面：祭祀詩反映了周代的禮制及天，鬼（祖先）並重的天命觀；周民族史詩記敘了周民族的發祥，壯大，取代殷商，鞏固政權的歷史；士大夫的政治美刺詩記載了周人的政治觀念；下層百姓怨刺詩反映了兩個階級在社會地位，產品分配諸方面的懸殊差別及兩個階級之間的尖銳矛盾與衝突；戰爭徭役詩反映了戰爭給人民帶來的災難，反映了人民對戰爭的厭惡，對和平安定生活的嚮往；農事詩則直接記載了周代農業經濟的發展水平及在農業大文化背景下中華民族精神氣質及審美趨向的發生發展；婚戀詩生動地記載了婚俗的發展演變及周人擇偶的標準與方式，也反映了在男尊女卑的社會背景下女子的悲慘命運。

《詩經》是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絕大部分作品都是公元前十一世紀到公元前七世紀從西周建國到春秋中葉的五百年間的產物，其空間環境基本上是在黃河流域的中原地區和長江流域以北的地區，也就是中華文明的核心地區，作者上至王公貴族，下至農夫皂隸，題材非常廣泛，農業祭祀，戰爭徭役，政治美刺，男女情愛，悼亡懷人等社會生活中的一切無所不包。

《詩經》就是在如此遼闊的時空文化背景中展示了中華民族的心靈歷程，反映了我們祖先的勤勞與善良，創業與守成，反抗與鬥爭，理想與願望，歡樂與哀傷，仇恨與愛戀，它的每一篇作品，都凝聚了古人無數次的生活經歷和情感體驗，沉澱著從遠古到周代社會的文化積累，全面真實地反映了上古時期的社會生活與人的精神風貌。

作為我們民族心理開始成熟時產生的第一部詩集，《詩經》還集中展示了我們中華民族根源於自己的歷史特點和精神性格所形成的中國詩歌的文化精神，包括憂患意識，鄉土情結，人本思想和現實精神，一部《詩經》，使人們能夠從世俗中看社會，從個體中看群體，從際遇中看人生，從生活中看歷史，因而給人以縱深歷史感與廣闊現實感的《詩經》便從最深刻的歷史傳統，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特徵這些最根本的方面，揭開了中國詩歌史上的古典現實主義傳統，並以其博大精深的文化內涵和輝煌的藝術成就而光耀史冊，成為中國文學的“聖典”。

這可是個太大的題目了。

《詩經》在中國思想史和文學史上，都屬於奠基之作。

還有一點可以肯定，《詩經》，不是“孔子收集古代各種詩歌編訂而成”。

孔子所做的工作，是對“古本之《詩》”進行了整理和編定，以作為他教學生的教材，這個本子叫“定本”。

《詩經》非孔子最早編成。

學者們大多贊成，《詩經》成書，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西周時期；春秋時期；戰國時期。其實，直到秦漢，《詩經》才最終定型。

今本《竹書紀年》說，周康王三年“定樂歌”，這大約是在公元前1000年前後。

《國語.周語上》載：“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橐弓矢。我求懿德，肆於時夏，允王保之。’”

可證，周公此詩，曾在《詩》中。也可證，西周初期已有了《詩》的《頌》《雅》部分。

鄭玄《詩譜序》言：“至於大王、王季，克堪顧天，文、武之德，光熙前緒，以集大命於厥身，遂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時《詩》，《風》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

“正經”，指的就是“《詩》之古本”。

《詩》在西周初期，已經有了“古本”。

這個“古本”，是由周廷的樂官、史官採編而成。樂官、史官“采詩”“輯詩”不絕於書。

周廷的“文字”編成之後，要分發給各個諸侯國。

按照《周禮.天官.司書》和《左傳》的說法，詩、書等典冊，是分“邦中之版”和“諸侯之策”的。

諸侯們，根據“諸侯之策”來“統一思想”教育吏民。

《禮記.王制》載：“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

《禮記.內則》又載，周貴族子弟年屆十三，即要“學樂、誦《詩》”。

春秋中期，吳公子季札聘魯觀樂，所演奏的樂歌順序是《風》《小雅》《大雅》《頌》。這是在孔子之前。

從宋儒朱熹到清儒朱彝尊，皆認為孔子不可能刪詩。

唯一的解釋，傳下來的《詩》，是孔子教學生的課本——他從“古本”裡，只選編了這“三0五首”。

學者們，稱這個版本為“定本”。

西周至春秋，王室和諸侯們，是把《詩》作為“朝廷檔案”和“德育課本”看待並使用的。

《國語.楚語上》載，春秋前期，楚莊王的大臣申叔時給太子上課，“教之《詩》，而為之導廣顯德，以耀明其志”。韋昭注云：“導，開也。顯德，謂若成湯、文、武、周邵、僖公之屬，諸詩所美者也。”

《左傳隱公三年》說，“《風》有《採繁》《採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這是春秋早期。

孔子極其重視以《詩》教學。

他說：“不學詩，無以言。”（《論語.季氏》）

何以如此？

孔老師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語.為政》）

他認為，他編成的這部《詩》，概括起來，就是讓人學過之後能“思想純正”。

上海博物館收藏了一批戰國竹簡，從中整理出一部《詩論》，記載了孔子對《詩》的很多重要觀點。其第16號簡記載——

“孔子曰：吾以《葛覃》得氏（氒）初之詩，民眚（性）古（故）然。見其美，必谷反一本。夫葛之見歌也，則以蒙棘之古也。后稷之見貴也，則以文武之德也。”

這段話的大意是，孔子說，他從《葛覃》感悟到《詩》初始的“面貌”，這就是人性的表達，人的本性固然如此。人的本性，見到高尚至美的東西，就要追根溯源，《葛覃》就是如此。詩中歌頌“葛”，是因為人們穿了用葛織的綌，就會聯想到山谷裡生長的葛，由此也會聯想自己的本源，那就來自父母呀。自己應當及時歸寧父母，以盡孝道。人有了這樣的品德，才能給父母增添光輝。后稷那麼受人尊敬，靠的就是文王武王身上恪守孝道的品德呢！

孔老師絕非“徒有虛名”，他對《詩》的鑽研是蠻下功夫的，感悟也絕不淺薄。

終於說到《詩經》“在文學史上有著怎樣的影響和地位”了。

一開始就說過了，《詩經》，是中國文學的奠基之作。

其重大影響，再高的評價也不為過。

國內外所有中國文學史的書籍中，都對《詩經》有極高的評價，不再重複。

可以說，後世所有文學體裁中，都有《詩經》的影子，特別是韻文——楚辭、漢賦、駢文、唐詩、宋詞、元曲，追根尋源，都必回到《詩經》。

當然，體裁和形式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在於從《詩經》開始，開創了中國文學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水乳交融的先河，此後的數千年中國文學，無不遵循了這一創造的最高原則。所有中國歷史上的優秀文學作品，或以現實主義著稱，如杜甫，或以浪漫主義出新，如李白，但沒有哪一個彪炳史冊的文學巨匠，能遊離於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相融合的這一中國文學創作主流之外。

從美學角度說，《詩經》幾乎從一開始，就為中國文學定下了極高的標準。這是一個足可傲視世界的極高座標，是後來歷代的文學作品，有了“統一”的“度量衡”。於此才可以解釋，公元前的戰國時期，楚辭能夠達到那麼高的藝術水平。在這樣的美學標準和思想的推動下，中國文學才能“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

《詩經》在文學創作技法上，亦臻於完美，後代對“賦比興”的不同理解，不僅說明其創作技法的高超，也證明這是久待挖掘的“富礦”。

《風》《雅》《頌》之區別，既包含了宮廷文學的正規化，又囊括了廣大地域不同風格的民間文學，這是中國文學，從一開始，就不獨為官方所壟斷，同時亦在任何時期都可能有多種流派存在，保證了中國文學大花園中“百花齊放”。

特別重要的，《詩經》中的詩，就是歌詞；“誦”，即“唱”。《詩》與樂，從一開始就緊密相連。《詩經》只存在，也促進了中國音樂的發展，唐詩宋詞元曲都是其後繼遺脈。

《詩經》對中國文學的影響足夠廣泛深遠，還是那句話，給予多高的評價都不為過。

《詩經》是中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如果把文學發展比喻為河流，它就是河流的源頭，給後世的詩歌和文學作品輸送了一股清流，其表現出的對生活的熱情，對人生的積極態度，已以及其崇高的道德情操，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詩人，奠定了中國詩歌藝術的高地。

《詩經》是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是現實主義詩歌的源頭，直接開啟漢樂府詩歌、唐代新樂府運動，對唐代現實主義詩歌巨人杜甫的詩風有直接影響。《詩經》歷來備受重視。孔子曾編訂、修改《詩經》，後來漢武帝將其與《尚書》、《禮記》、《周易》、《春秋》合稱“五經”，作為儒家經典著作。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說：“《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而《毛詩大序》中把“風雅頌”與“賦比興”合稱“六義”。其實前三者指的是詩的分類；後三者賦、比、興指的是詩的表現手法。

準確的說詩經不應該是孔子蒐集而成，最早她是勞動節層創作發展，是文化社會整合彙編成，她最大的貢獻是為戰國的歌賦提供了文學通途，為漢魏奠定了豐厚的基礎，為唐宋的詩詞鼎盛提供著成熟的養份，使中國文學走向無可比擬企及的高度，可以說沒有詩經的出現，中國文化猶如失去半壁一般，她是功不可沒的存在。

詩經，在中國文學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遠的影響，奠定了中國詩歌的優良傳統，哺育了一代又一代詩人，中國詩歌藝術的民族特色由此產生。　　

詩經表現出的關注生活的熱情、強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識、真誠積極的人生態度，被後人歌贊傳頌，甚至直接影響了後世詩人的創作。

可以說，沒有詩經，中國的詩人至少會延遲數百年才會產生，詩經記錄並證明了華人民很早就擁有了高水平的文化。

《詩經》是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反映從西周到春秋中期政治、經濟、社會等多方面的風貌，在文學史上有著極高的地位和深遠的影響。

《詩經》對勞動、打獵、婚嫁、祭祀、徭役等真實的生活進行了具體的描寫，抒發作者的真情實感。這種以事實為基礎的寫真作風對後世文學影響深遠，從漢樂府民歌直至現代詩詞都繼承發展了現實主義傳統，湧現了一大批傑出的現實主義詩人和作品。

賦是直接敘事，興是由彼物轉此物，《詩經》常以景物起興，再引出要表達的主題，情景交融，意境十分優美。《詩經》還採用了大量的比喻，如“手如柔荑，膚如凝脂”，“有女同車，顏如舜華” ， “一日不見，如三秋兮”，建築“如鳥斯革，如翬斯飛”……比喻新穎獨特、生動傳神。

賦比興手法的運用為後世文人提供了很好的借鑑，如《楚辭》的託物言志，唐宋詩詞的寓情於物，以及其它作品的諷諭手法，無一不是從詩經中學習，繼承、發展而來。

《詩經》除少數篇章敘事外，基本都是抒情詩，《詩經》為中國詩歌奠定了抒情為主的發展方向。比興手法的應用，使抒情委婉細膩、曲折動人，從而形成了中國詩歌特有的內涵和韻味。

《詩經》除了運用賦比興手法外，還應用對仗、排比、疊詞、雙聲詞、對比、反覆多種表現手法，使詩歌的詞句工整、音調優美、形象逼真、感情真摯，達到絕佳的藝術效果。 《詩經》詞彙豐富，以簡練的四言體為主，節奏和諧，韻律鏗鏘，因而《詩經》語言十分形象準確、韻律優美。

《詩經》是中華先賢和無數民眾智慧的結晶，是中華民族的文化精髓，是後世爭相學習模仿的詩歌典範。

先秦諸子常引用詩經中的句子，進行說理論證，漢代《詩經》被列為的必讀五經之一，直至現代也是我們華人學習的經典。古今的多少文人學士已經將《詩經》融會貫通，並運用到文學作品中去，因此很多文學作品中，我們處處可見《詩經》的靚麗身影。

《詩經》高度關注現實，關心政治，抨擊時弊，憂國憂民。《詩經》的這種風雅精神引導後人形成正確、健康的人生觀，形成良好的審美觀念和高尚的道德情操。這是我們每個華人應該領會、學習並實行的。

《詩經》在中國古代詩歌取得了極高的藝術成就，我們每個人都應該努力語學習國學經典，感悟經典，從經典獲得薰陶、汲取強大的精神力量。

1.詩三百思無邪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思無邪，可以從兩個方面理解：

第一，就是沒有邪念，思想純正。詩經裡寫愛情的就是愛情，《草蟲》裡一句“未見君子，憂心忡忡。”將女子對心上人濃濃思念之情描寫的淋漓盡致；寫怨恨也寫的很直白，“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沒有了我，你後悔去吧！沒有拐彎抹角，直來直去。

第二，就是不虛假。此句在《論語今讀》中的註文是：“《詩經》三百首，用一句話概括，那就是：不虛假。”註釋中又說：“蓋言詩三百篇，無論孝子、忠臣、怨男、愁女，皆出於至情流溢，直寫衷曲，毫無偽託虛徐之意。詩經裡寫小官小吏的生活《小星》，“肅肅宵征，夙夜在公。”整日忙忙碌碌。寫婦人們的勞作，"采采芣苡，薄言採之。采采芣苡，薄言有之。" 每一種生活都很真實，不虛假。

2.詩可以興可以觀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義，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孔子的意思是，學習詩經，可以激發平生意氣， 可以提高觀察能力，可以培養樂群精神，可以抒發怨恨不平。 近可以侍奉父母，遠可以侍奉國君。能夠多認識鳥獸草木的名稱。

所以從此也可看出，詩經作為了解西周的百科全書，它既有文學文化價值，也有科學價值。

3.不學詩無以言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

孔子認為，《詩經》三百篇，內容健康，思想純正，合乎禮義，符合儒家的政治道德標準。《詩經》既是“使於四方”所必備的“言語”修養，也是培育德性的讀本。

到西漢，隨著儒術的被尊崇，儒家經典《詩經》等被當作聖賢大法來讀，《詩》便像法典一般神聖！

在我們後世的人看來，也是如此，我們可以從詩經裡汲取的營養和文化太多了！詩經的歷史地位，可以說像母親河一樣，是我們歷史文化的源泉呢！你們說呢？

《詩經》不是孔子收集編訂的，其實是周朝王室和各國諸侯都有的文化。只是到春秋時期王室衰微，文化散落民間。孔子這個時候收集整理《詩經》，刪掉一些重複或不好的，編定傳世的《詩經》版本。

開

起了

極壞影響。

因為這些“詩”

本來有譜，被孔子一整，

譜被整丟了，造成了孔子的學生

都成了不靠譜的的學生，

影響非常沉痛。

《詩經》，中國文化的源頭之一。也是中國詩詞源頭。

《詩經》是中國古代詩歌的開端，是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公元前11世紀~公元前6世紀）的詩歌，共305篇。《詩經》在先秦時期稱為《詩》或《詩三百》，西漢時被尊為儒家經典，始稱《詩經》，並沿用至今。

《詩經》在內容上分為《風》、《雅》、《頌》三部分。《風》是周代各地的歌謠;《雅》是周人的正聲雅樂，又分為《小雅》和《大雅》;《頌》是周王庭和貴族宗廟祭祀的樂歌，又分為《周頌》、《魯頌》、《商頌》。

《詩經》在中國文學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影響，它奠定了中國詩歌的優良傳統，中國詩歌藝術的民族特色由此而形成。

從歷史價值角度而言，《詩經》全面反映了西周、春秋的歷史，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民俗、文化、文學藝術等社會的各個方面。後世史學家的史書敘述這一歷史階段狀況時，相當部分依據了《詩經》的記載。

周代文化的鮮明特徵之一，是產生了不同於前代而又深刻影響後代的禮樂文化，《詩經》在相當程度上表現了周代的這種禮樂文化，成了儲存周禮的有價值的文獻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