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名士是真名士也，有風骨，有志氣！所以，竹林七賢千古傳頌，永世流傳。

你看看嵇康，謝絕高官厚祿，寧願散居山林，彈琴打鐵。因為好哥們山濤推薦他做官，居然洋洋灑灑寫了一篇著名散文《與山巨濤絕交書》。他多次拒絕司馬昭的召喚，終於引來殺身之禍，誰知，他臨刑之前索琴從容彈了一曲《廣陵散》，嘆了一口氣，說了句:《廣陵散》從此絕矣！這才是最有風骨的名士！千古無二。

嵇康死了，那他兒子怎麼辦？他有哥們啊！誰？山濤，就是你個嵇康寫絕交書的那位啊！是，就是他，也就是他把嵇康的兒子撫養成人，還保舉做官，唉！你想，這是什麼精神啊？或許有人不覺得怎樣，可是，我服，我佩服得五體投地！

再說劉伶，都知道杜康造酒劉伶醉！這哥們灑的也絕，他時常赤身裸體，別人指責他，他卻說，我以天地為衣褲！是他們到我的衣褲裡，你們不羞愧，我如何羞愧！有趣吧，還有更有趣的！這傢伙弄來一輛鹿車，帶著酒與童子趕車前行，別人看到他的童子手裡一直握著鍬，就問童子，你拿著鍬做什麼啊？童子回答說，主人告訴他，那天主人喝死了，在那裡死，就把他埋在那裡。

還有，那個趕著車狂奔的阮籍，王勃的名句就是說他的，阮籍猖狂，豈效途窮之哭！阮籍的侄子阮咸，騎驢追婢和與豬酣飲，直是妙趣橫生，肆無忌憚啊！

說起咱那書聖，那也是一個不羈之人物啊！當朝重量級的人物郗鑒想與王家結親，到書聖的王家來看那個王家子弟合適，大家都精心打扮，以求博得青眼。誰知這王大書聖在籍籍無名的時期，就做出袒胸露腹在東床安然就臥的事來，這郗鑒也是長三隻眼的，他放棄那些花枝招展的王家子弟，把手指向了未來影響中國數千年的書聖王羲之。

魏晉名士才是中國文士真正的風骨，可惜！被太多太多的道貌岸然的，厚顏無恥的後人所拋棄！

這個題目大。沒有能力回答這個問題，只能談點粗淺之見。

一是在那個黑暗的時期，逃離政治。黨錮之禍，使倖免的文人在政治也還有仕途上感到絕望，只得由儒學救國轉為玄學，麻醉自我，放逐自我。

二是他們在殘酷的政治鬥爭中，清醒地認識到自我價值的存在，追求精神世界的安寧。

三是當時社會動亂，但是是一個思想活躍的時代。

四是名士一方面不拘一格，不在乎世人的看法，不注重自己的禮儀與形象，但一方面也隱藏了自己內心的忍辱偷生的無奈，只能“裝瘋賣傻”苟且於世。

五是他們不過分的追求物質享受，而只要達到精神上的愉悅即可。

六是他們無衣食之憂。如果缺衣少食，那他們根本不可能如此而為。

他們的怪異荒誕行為，不是什麼自我意識爆棚，而只不過是用一種裝瘋賣傻的行為，來逃避當時統治者的禍害從而保全自己，也是在發洩對統治者的不滿，忍辱負重地活著。

魏晉時期，人自我意識的覺醒是自兩漢以來歷史前進的結果。在兩漢時代，經董仲舒改造的、摻雜著陰陽五行理論的儒學流行於世，在這種類似神學的儒學統治下，讖緯宿命論支配著人的行動，人的自我意識被壓抑和矇蔽。東漢末年以來，社會動盪摧毀了漢朝的統治，也摧毀了董仲舒儒學對思想的統治，個人自我意識才開始覺醒。

與盛唐的海納百川不同，魏晉是中國本土文化自我蛻變的時期。隨著自我意識的覺醒，魏晉士人非常懂得珍惜自己的生命，不再盲目崇尚捨身取義，而且非常注重生活，追求美。

1、社會動盪

魏晉時期社會經歷了一次次的大動盪，許多名士死於非命，如何晏、陸機、潘岳、劉琨等人先後被殺，殘酷的政治迫害和生命的擔憂，使得魏晉士人的人生充滿了無盡的憂慮恐懼和深重的哀傷。魏晉社會的大動亂帶來了人的思想的大解放，大面積引發人的個體存在意識。

提起魏晉名士，我們的普遍的反應就是，他們或撫琴，或狂歌，或煉丹服藥，或大醉酩酊，個個似乎都是世外高人，整日裡談論的是超凡脫俗的玄學道理，與凡夫俗子劃清界限。這樣一群清高又自命不凡的人，他們的生活簡直是飄飄欲仙，似乎沉重、悲慘等等字眼與他們扯不上關係？

其實，魏晉名士們正是因為凡俗之中過於沉重，這才躲到玄理和藥酒之中逃避，他們的超凡脫俗，不過是一種自我保護。從這種自我保護之中，他們對個人生命的存亡產生了極其深刻的體驗，從而形成了魏晉名士風度，展現他們對生命的看法。

2、儒學沒落，玄學興起

由於連年戰亂，社會動盪不安，出現了人口急劇減少的大衰退局面。原本作為經濟和政治重心的中原地區，在戰亂的摧殘下變得“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由於政治動盪，門閥士族之間經常互相傾軋。這些個人際遇的悲慘也給知識分子們帶來了非常痛苦的生活體驗。

這段時期，追求個體絕對服從群體、以群體作為個體價值實現基礎的儒學開始全面沒落，多元化的文化逐漸介入人們的生活。老莊哲學與佛教相融合興起的玄學，極力強調個體存在的自由性和獨立性，力圖打破儒家的束縛，從而第一次大面積喚醒士人心中潛伏的個體意識。

簡而言之，這種社會有其根本原因，三國時期，殺伐殘酷，社會動盪，民不聊生。而進入魏晉，朝野上下皆有祈盼社會安定之願，進而社會進入相對穩定修養生息期，民生漸旺，生產發展，社會共同心理趨向穩定，故而漸漸產生無為而治的放浪形骸之風，文人成為主要推動者。

魏晉名士，醉心於精神，痴情於玄理，不齒名利，反而名垂千古！這就是所謂的“不期於工而自工”，“不濟濟於名，而名自響！”名利於我如浮雲，反過來就是浮雲於我皆名利！可謂宏闊至極，哪像現在這樣，濟濟於名利，斤斤於錙銖哉！

魏晉名士的自我意識“爆棚”，是有當時的歷史背景、社會形態決定的。阮籍、嵇康成長的年代，時代環境、人生課題與建安文人期間相比，又面臨新的轉型。曹操後，曹丕政權優寵士族，魏明帝和曹爽期間驕奢淫逸，後司馬氏奪取天下。生長在這種特定時代的阮籍、嵇康，再沒有前人“車轍馬跡，經緯四極”的政治理想，對政權失去信心的他們，開始站在更高的人生角度探討精神問題，自我意識迅速崛起。

在阮籍、嵇康看來，秩序森然是社會動亂的根源，是對人性的壓抑。嵇康曾指責君主統治：“昔為天下，今為一身，下疾其上，君猜其亂”。阮籍《達莊論》指責司馬氏說:“汝君子之禮法，誠天下殘賊、亂危、危亡之術耳”。風雲變幻的政局，賦予他們更深刻的人生主體以追求新的人格理想。他們在關注自我生命，探討新的精神境界，將“美”的境界從“以氣為主”轉為“以神為主”，所謂“神”就是內在的精神境界，就是自我意識。從文學作品到生活方式都向往這種境界，阮籍打鐵、劉伶裸體等正是他們追求自我，追求真實內在的切實表現。

中國歷史上有幾個風起雲湧，大哲輩出，各種思想交流碰撞然後走向繁榮的時代。春秋戰國算一個，魏晉南北朝算一個，對現在還孜孜不倦產生影響的民國算一個。魏晉風度可以簡單概括為：尚藥酒、美儀容、真性情、愛智慧、重門第。本文主要談魏晉時人對藥酒的依賴、對外在形象的追求和張揚個性的放達之風，簡單分析其背後原因。

（竹林七賢與榮啟期磚畫）何為魏晉風度

一、魏晉時人對藥與酒的依賴

魯迅先生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中將何晏、王弼和夏侯玄三人列為服藥的祖師。魏晉人所服藥之藥名為五石散，由石鐘乳，，白石英，，等調和而來，本是毒藥，經何晏改造，人服用之後身體發熱，當時人認為此藥吃了有強身健體之用，兼何晏有錢，位高，大家都模仿他，便漸漸流傳開，成為一時之流行。

吃五石散是非常麻煩的，首先非有錢人不能吃。從配藥、服藥到服藥後的行散，富人有錢、有經驗、有時間去折騰，窮人若稍不注意便會被毒死。五石散服下後先無礙，之後藥性出來，人不能休息，必須走路散發藥性（名曰"行散"），走路之後全身發燒，需要脫衣，吃冷食，用冷水澆身，發燒之後又發冷，偏要服熱酒。吃藥之後，面板容易被磨破，故而魏晉時人穿衣宜輕袍緩帶，著舒適寬大的舊衣，不穿鞋襪而穿屐。又因要穿舊衣，衣服不能常常洗，便容易滋生蝨子。在現代人看來是極為不衛生文明的行為，魏晉人卻引以為美談，"捫蝨而談"在當時竟傳為美事。

到東晉的時候，學習的人更多，很多吃不起五石散的人也開始作假，假裝自己吃了五石散而在街上發散，說是"行散"以示闊氣。就象清時尊讀書，就有人以墨塗唇，表示他是剛才寫了許多字的樣子。

魏晉時的禮節本是很繁縟的，父母去世、親友來訪和日常生活都有一定的禮數。比如想去拜訪一個人，在到訪之前，就要設法打聽清楚這個人父母及祖父母的名字，以防在聊天時說到類似的字音。——若有父祖輩離世的人，聽到這個音便會大哭，以示是沒有忘記父母養育之恩的。晉禮居喪之時，也要瘦，不多吃飯，不準喝酒。而服用五石散，在一定程度上破壞了禮節，為魏晉人士"居喪無禮"提供了藉口。"散發"時不能餓著肚子，需要吃冷食，而且要趕快吃，不管什麼時候、不管一天吃幾頓，總之要以散發為首要目的，不然一命嗚呼，用什麼再來遵守孝道和禮儀？因此影響到晉時居喪無禮。

二、魏晉重姿容的由來

魏晉士人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悠閒的存在，由於政局動盪、山河不保、退居南方，他們無法實現儒家"治國平天下"的抱負，他們的眼光由外界轉會修身，他們有了更多的時間和精力來關注自我，修飾自我。魏晉士人的自我欣賞在人物品藻中體現得最為明顯，這種欣賞主要表現在儀容和神韻兩個方面。

《世說新語》中，"容止"與孔門四科並駕齊驅，講述了39則魏晉時代評論人容貌、態度、舉止的故事。關於魏晉人重儀容，有兩個典型的故事。第一個是關於衛玠的：衛玠還是個小孩子的時候，就出落得秀美動人，看見他的人都感慨這孩子是"璧人"，"觀之者傾都"。長大以後更是飽受誇獎，有人說他像玉一樣圓潤，有人說跟他走在一起，彷彿"珠玉在側"，讓自己自慚形穢。衛玠南渡後到豫章，然後到下都（建康），因為長得極其漂亮，名氣又很大，所以"觀者如堵牆"，由於不堪勞累，遂病而死。衛玠自幼體弱多病，加上南渡路上舟馬勞頓和南渡以後的談玄應酬，身體更加虛弱。"看殺衛玠"一事的真實性有待商榷，但這中間表現出來的愛美之心是千真萬確的。另一個故事是關於潘岳的：潘岳年少時居住在都城洛陽，相傳每次乘車出遊，都有女子攜手繞車、投花擲果來表達他們對這位美男子的愛慕之情。每次潘岳回到家裡，車裡都有滿滿的水果，於是就有了"擲果潘郎"這個稱號。和他同一時代的左思，雖然富有文采，但是容貌奇醜，鼠頭獐目，每次出門只能用帽簷遮住臉，否則就會遭到路人唾沫和石塊的攻擊。

魏晉士人愛美成風，但是像潘岳衛玠這樣天生美麗的自然也不在多數。於是人們就格外注重打理自己的容貌不少人甚至薰衣剃面、傅粉施朱，像何晏這樣以白著稱的美男子都"動靜白粉不去手，行步顧影"。

三、 張揚個性的放達之風

1.嵇康打鐵

《晉書·嵇康傳》裡記載了嵇康打鐵的事情："初，康居貧，嘗與共鍛於大樹之下，以自贍給。"嵇康在曹魏掌權時代拜中散大夫，只是個七品的閒職，而這個閒職他也未用心做過，在生兒育女後，還依然鍛鐵洛邑、灌園山陽，悠遊于山林。嵇康和他的朋友向秀一起在房舍旁邊的大樹下打鐵，所得之資拿來貼補家用。嵇康身高七尺六寸，約合現在的180CM，還是相當魁梧高大的，兼有"龍章鳳資，天質自然"的形象。有一次，嵇康在打鐵，司馬氏的謀士、好友，權貴出身的才子鍾會專程去拜訪嵇康，嵇康只顧自己打鐵，對鍾會不理不睬，也沒有所謂的禮數。等到鍾會要走的時候，嵇康問他："閣下因為聽到什麼來到這裡？閣下又看到了什麼而離開這裡？"

鍾會素有才辯，他回答說："我聽到了我聽到的東西才來到這裡。我看到了我看到的東西就離開這裡。"

因為這件事，鍾會記恨在心。於是他回去以後就對司馬昭說"嵇康這個人，才學卓絕，是個危險分子。還有，他可以左右輿論，影響力也不可小覷，留著他，始終是個禍患。"

山濤當年舉薦，嵇康拒不出廬，寫一封《與山巨源絕交書》書面斷交；鍾會親自專門拜訪，嵇康愛理不理；加之又為好友呂安辯護；這許多事情，終於釀成了殺身之禍。

2.劉伶裸體

相比之下，與嵇康同屬於竹林七賢這個小團體的劉伶，似乎行為更放肆了一些。劉伶常常讓僕人扛著鋤頭跟在身後，自己帶一壺酒坐在鹿車上邊走邊喝，並對僕人說："我醉死在哪裡，就把我埋在哪裡。"

《晉書·劉伶傳》記載劉伶夫人勸他戒酒，按劉伶的要求備酒備肉準備禱告鬼神時，劉伶卻跪下來說："天生劉伶，以酒為命。一飲一斛，五斗解酲。婦兒之言,慎不可聽。"復又喝酒吃肉，直到爛醉如泥。

有一次劉伶的朋友去看他，卻發現劉伶全身赤裸一絲不掛地坐在那裡。朋友們大為怪異，劉伶卻很坦然。他滿不在乎地說："天地就是我的房屋，房屋就是我的衣服，諸位為什麼要走進我的褲子裡來？"（見《世說新語·仁誕》：我以天地為棟宇，屋室為褲衣。諸君何為入我褲中？）實在是瘋到沒邊的話。

但其實劉伶是一個心中非常有數的人，他心裡比誰都明白，也很愛惜自己的生命，最後的結局是壽終正寢。一次酒後與人發生口角，對方捲起袖子就要動手，矮小的劉伶馬上讓步。他的說法是："我這幾根雞肋恐怕不值得安放您那尊貴的拳頭。"

實際上這也是劉伶的處世之道。和嵇康相比，他不敢公開對抗司馬政權；和阮籍相比，他不願意委曲求全。所以在司馬氏政權找上門讓他做官時，他所做的是大談虛無，讓對方覺得自己是草包一枚。

3.王羲之高臥東床

王羲之以書法聞名後世，一卷《蘭亭集序》，被譽為天下第一行書。其實除了在書法上的造詣，關於他本人亦有不少軼事，東床快婿便是其中之一。在時聽說的子侄都很英俊，就派門生送信給，想在琅邪王氏家族中挑選女婿，王導讓送信的門生去自家的東廂房隨便選擇。門生回去後對郗鑑說:"王家的年輕人都很值得稱讚，他們聽說來選女婿，都仔細打扮了一番，竭力保持莊重，只有一個青年在東邊的床上露出肚皮看書，唯獨他神色自若，好像漠不關心似的。"郗鑑說:"這人真是好女婿!"郗鑑打聽這個青年是誰，原來是，隨後就把女兒嫁給了他。

之所以王羲之看起來漠不關心，不刻意擺出莊重的模樣，是因為在來相府的路上再三賞玩東漢著名書法家蔡邕的古碑，沉迷不已，相親的事早忘光了。當他急急忙忙來到相府時，因為天氣實在太熱，就隨手脫掉外衣，袒胸露腹，邊喝著茶，邊想著蔡邕的書法。這也是王羲之尚老莊，重自然的體現之一。漢初盛行的黃老之學在魏晉時再度興起，士人的眼光更多地轉向心靈世界內部，在意心靈的舒適和自在，關注自然之美，而非外物加持，追求秉性自由、自然純真的美。

原因一： 政局動盪、家族林立的魏晉南北朝

魏晉風度之所以能夠形成，是由當時的社會環境、政治環境和文化背景共同造成的。反過來，魏晉風度也滋生了那個時代一批批計程車人。

漢末以來，政治黑暗，戰亂頻繁，社會動盪。經過黃巾農民起義和接踵而來的割據混戰，統一的東漢王朝名存實亡，地方性的軍事政權相繼建立。公元220年，曹丕逼漢獻帝讓位；不到半個世紀，司馬炎又逼魏元帝禪讓。而故技重施篡位的司馬炎沒有想到他的王朝如此短命：司馬炎一手建立的西晉只存在了51年，經歷了八王之亂後，西晉很快滅亡，從此晉室南渡，偏安江左，是為東晉。而北部中國則被匈奴人佔據，在較長一段時間內成為少數民族的天下。

西晉滅亡時，北方士族沒有了故鄉，南方士族沒了中央。在政治和文化方面都舉足輕重的大族紛紛南下，流亡的難民雲集建鄴（現在的南京），建鄴成為另一個洛陽。

在建鄴稱帝的司馬炎，既是順理成章地繼承了晉室江山，也是內外矛盾調合的結果。先說外部矛盾。北方匈奴虎視眈眈，中原已經淪陷，晉室的復興之路只有偏安江左，與北方胡族劃江而治。這樣或許能夠保住世家大族的利益，保住華夏文明的薪火相傳。而內部的北方士族把江東看作蠻夷之地，視南人為"亡國之餘"（孫吳政權的殘餘）；南方士族則把北方士族當做入侵者，痛恨他們侵犯自己的土地和利益。在這樣的情況下，必須有一個司馬家族的人當皇帝，需要南北士族的通力合作。有了前者，才能維持"華夏正宗"的名分；有了後者，新政權才不至於是空中樓閣。

東晉想要站穩腳跟，不得不借助世家大族的力量，其政治由君臣共治，或者說由高階士族輪流坐莊，權威和影響力最大的則是王、庾、桓、謝四大家族。而這樣的政治制度並不平穩，西晉是皇室與皇室爭權，東晉則是皇室與權臣鬥。權臣士族之間、北方士族和南方士族之間、高階士族和低階士族之間、士族和寒門之間矛盾重重。這樣的結果是動亂頻繁，前後有王敦之亂、蘇峻之亂、桓溫未遂的篡位、淝水之戰、孫恩之亂、桓玄之亂、盧循之亂……

政局動盪，政權頻繁更替，儒家所教導士人的那一套"治國平天下"的理論，在這個失序的環境下，也難以付諸實際。與其在政權漩渦裡鬥爭，更多的文化人，選擇了把腦袋好好的放在脖子上。借藥、借酒，用外在的放誕掩飾內心的失意和不甘，用放浪形骸的言行舉止裝出廢物模樣，來保護心中的一片淨土。

而家族在這百年鬥爭中扮演的角色，則是士人的依靠。

魏晉時期的世族支配政治、壟斷經濟，可以說世族掌控著國家的政權。在政治上，世家大族把持著為官的通道。魏晉南北朝選官所用的是九品中正制，本是針對漢代察舉制弊端而行，九品中正制設中正官對學子進行品評。品評主要有三個內容，即家世、行狀、定品。定品原則上依據的是行狀，家世只做參考。但是晉以後就完全以家世來定品級，形成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局面。世家大族的利益得到了根本的保障。中正官都是由士族中有名望的人充任，為了家族的利益，他們更傾向於選拔自己家族子弟為官，經濟上面，莊園經濟為世家大族的發展提供了經濟保障。漢代的田莊主透過軍功、繼承、土地買賣和土地兼併獲得大量土地，失去土地的農民作為佃農依附於田莊主，富足的田莊主可以關起門來從事生存、商品製造等。在漢代就得到了長足發展的莊園經濟，在魏晉時延續下去。

家族竭盡所能地為士人提供了方便。所以在他們想做官是總能坐致公卿，而在想避世時又提供經濟上的幫助，讓他們飲酒、服藥、悠遊園林來排解內心的寂寞。傳統的家族文化信仰儒家、宗孔孟，士人從家族那裡秉承了功名致仕、遵從禮教的理想及行為，但在動亂的社會中士人又接受了道教玄學思想，並將其發揚光大，在家族之間形成了清談的風尚。家族和士人的關係是水乳交融、密不可分的，正是士人組成了家族，而家族又用其文化影響著士人。士人的精神總結起來就是"魏晉風流"，是自我意識覺醒後徘徊在仕與隱邊緣，內心痛苦卻外表曠達、故作灑脫以消解苦悶的一種表現。真正稱得上"風流"的人也未必就遠離了苦悶，瀟灑如陶淵明者還追求著儒家理想中的清明盛世，追求著桃源世界。而被評為魏晉風流代表人物的"竹林七賢"，也沒能忘卻塵世。嵇康那樣尖銳地諷刺統治者、諷刺他所處的社會，正是因為他忘不了心中真正的儒家名教，阮籍的窮途而哭和"夜中不能寐"也正是因為無法實現抱負而內心憂煩苦悶。

原因二：儒釋道三教對魏晉士人的影響

漢代獨尊儒術，儒學在成為官學之後變得繁瑣迂腐、妖妄荒唐，兩漢經學發展到後面，連統治者都感到厭煩，更不用說真正有頭腦的知識分子了。進入魏晉後，上流社會便"家棄章句，人重異術"（拋棄儒學，以非儒學的異端為時尚）。雖說名士的生活做派不尊重儒家禮法，但他們骨子裡還是很傳統的儒家

文化的繼承人。他們做事不合儒家禮法，恰恰證明他們是最在乎儒家禮法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實則是心中有著真正的名教，信奉著真正的儒家思想。最好的例子就是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中他說自己"非湯武而薄周孔"，而他在獄中寫的《誡子書》，則囑咐兒子注意人情世故、處處小心，這其實是他從內心認同儒家思想。因為自己無法到達，自己被時局左右，只能用放蕩、出格的言行掩飾自己，對自己的兒子，則是教之他覺得真正重要的處事原則。

（魏晉人清談圖，人物手中所持麈尾，講話時揮動所用。）

玄學是魏晉時思想文化的標杆成果，玄學家主張的是清談或玄談。顧名思義：要求人們遠離政治，迴避現實，蔑視俗務，只關心高深玄遠的道理，嚮往超凡脫俗的高雅生活。玄學家們信仰的物件首推莊子，人們稱孔子為"聖人"，稱莊子為"神人"。在政治生活中遭遇困境之後，連孔子都是遠離政權，周遊列國，設壇講學，那麼魏晉時期計程車人們"卷而懷之"之後，自然把希望寄託於"神人"莊子。道家崇尚虛無，經常提到神仙，給了人們關於仙界的信仰。無論世事如何動盪，道家告訴人們有神仙的存在，有世外仙境的存在，北海有一條叫做"鯤"的大魚，可以扶搖而上九千里，讓俗世中的人有了精神寄託。另一方面，道家給了人們脫離現實煩惱的最可行的途徑——放下功名利祿，返璞歸真。嵇康在樹下打鐵，為《莊子》作注的向秀給他打下手。嵇康和向秀所鍛造的，真是手上那一把鐵器嗎？恐怕還有自己的心境和心智，在一次次的錘打中，在費盡力氣淋漓大汗中思考自己存在的意義，問清自己的內心，是需要衣冠錦簇，做為司馬氏正名的文吏，還是遠離這一切，在田野間放縱真我。他所追求的這些悠遊閒適的生活，當然有莊子返歸自然的精神，不是富貴逸樂，不是任性縱慾，而是一種不受約束、隨情之所至的淡泊生活。

在魏晉士人尋求精神出路，接受了玄學之後，佛教也進入了他們的視野。其實西漢佛教已經傳入中國，只是當時儒家思想正勝，佛教並沒有得到廣泛傳播。佛教最初傳入中國的、被華人所接受的其實是輪迴和因果觀念。一個告訴人們人是有來生的，這就給處於痛苦中的人帶去了希望的曙光。一個又告誡世人要積德行善、承受現世的苦難，到來生的時候就會得到好的回報。比起追求虛無渺茫的神仙的道教，佛教更能給人們帶來精神慰藉。下層民眾有了面對苦難的勇氣，在日常生活中行善懲惡，無形中佛教也維護了封建秩序。

佛教被士人廣泛接受則有更深層的原因，那就是得到精神自由。出家為僧後，不必再受到綱常倫理的束縛，尤其不必受"君為臣綱"的限制，徹底從"名教"中解脫出來。僧侶們談論佛法，擁有相對獨立的話語環境，佛教這種相對的言論自由，吸引了很多士人。由此，他們開始談論佛法，和高僧交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