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來就幾乎沒有。

這與清代的官員俸祿制度有關。

清制，正一品大員的標準年薪是180兩及180斛糧食，正七品則為45兩及45斛糧食。這麼點的收入，如何養活官員一家及必須請的師爺這些自聘人員？還不要說正常的社會交往。

提到清朝的官場，有一句很經典的話，叫做“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一個清廉的知府，三年都得撈十萬兩白銀。那些不清廉的有多兇，其實就可想而知了。

清代的官場，它的腐敗是一種深入骨髓的腐敗。沒有清官不單純是他們的素質降低了，而是體制爛透了。

有清一代，賣官鬻爵全面放開，捐官成了一種理直氣壯的“仕途”。這些靠著花銀子上位的人，你覺得他們會不在任上撈回來？

這些靠捐官上位的人貪，那些走科舉“正途”的人又怎樣呢？說實話，也一塌糊塗。因為這個官場就是這樣冗官太多，你有了功名也不一定能夠補缺。要能儘快補缺，你就得花錢。進入官場以後，上下打點左右逢迎，還是得花錢。裡裡外外都是錢，那你不貪，這些錢上哪兒來？？

歷朝歷代在末期都會出現賣官鬻爵的現象，而且是預示著這個王朝已經日薄西山而只有清朝，賣官鬻爵賣了二百多年，這也就是為什麼馬戛爾尼看到的“乾隆盛世”是“觸目所及無非是貧困落後的景象”。

試想連被後人頂禮膜拜的“清官”都是買來的，國家還能發展嗎？老百姓還有活路嗎？

民間傳說的“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接下來就看看幾個清朝有名的“清官”，看看他們究竟有多“清”，民間說法用在他們身上合適否。

之前有演義小說《施公案》，那裡面施世綸是個身有殘疾相貌醜陋但為官清正廉明的小縣官。但是真相是身為漢軍鑲黃旗旗人的施世綸根本就沒當過縣令，他因為老爹海霹靂施琅的關係，一當官就是從泰州知州起步（以廕生授江南泰州知州），而且在當官前就跟著父親施琅參加過澎湖海戰，還寫下過一首詩，當時看來是豪情滿懷，但現在看來卻充滿了諷刺意味，因為最後兩句是“生奪澎湖三十六，將軍仍是舊英雄”——施琅原先是鄭成功部將。這首詩頗有點“宋張弘範滅宋於崖山”的味道。

施世綸從泰州知州做起，做了一輩子肥缺：泰州商業極其發達；然後做揚州知府、江寧知府、江南淮徐道、湖南布政使、漕運總督，特別是做江寧知府的時候，很得總督範承勳（范文程第三子）賞識。施世綸母親去世，範承勳給康熙上書挽留，但是被御史告了一狀：母喪不丁憂守制，不孝。

康熙對施世綸的評價是：“朕深知世綸廉，但遇事偏執，民與諸生訟，彼必袒民；諸生與搢紳訟，彼必袒諸生。處事惟求得中，豈偏執？”這下大家知道施世綸的名氣是咋來的了吧？“彼必袒諸生”，讀書人豈不感恩戴德著書立傳大加頌揚？

第二個看看劉墉了，劉墉跟施世綸一樣，也不用考舉人，直接就參加了最後一級的殿試，成績還算不錯，直接進了翰林院當上了庶吉士。劉墉一方面仗著父親劉統勳的關係，另一方面靠大興文字獄起家，劉墉是不是清官，劉墉寫字的紙都佈滿金線。曾有清朝人描述道：“劉文清（劉墉諡號文清）公故地在驢市衚衕西頭，南北皆是。”

以上兩個“清官”的官位是靠著“恩蔭”得來的，接下來說兩個“清官”，他們的官帽直接就是買來的。

一個是李衛，他生在富豪之家，直接就買了個從五品副司長（兵部員外郎），跟地方上的知州平級（具體可參考清代官制）。按照清朝賣官的明碼實價，這個級別在光緒年間是1474兩白銀，在乾隆年間是6820兩，最貴的時候就是康熙晚期，一個七品縣官就要一萬五千兩銀子，李衛的從五品員外郎就是那個時候（五十六年）買的，按照知縣的標準遞增，沒個兩三萬兩白銀是拿不下這個官職的，而且清朝有個更缺德的規定：你買了官但是不一定能當得上（後補），想真正掌權還得花錢（補實缺），而這補缺送禮可能要比買官花的錢更多。 再看看李衛當從五品的官一年的俸祿是多少：八十兩！這麼計算，李衛要不吃不喝乾上二百五十年（按買官最低價格兩萬兩計算）才能“回本”，“千里求官只為財”，要說李衛花兩萬兩銀子就是為了給老百姓服務（那五個字不能說），您信嗎？

最後咱們再來說說田文鏡，那可是“公認的清官”，甚至“窮得連白菜都吃不起”。但事實呢？他的“大學文憑”都是買來的，而且是“名牌大學”國子監的“監生”，不過當時有個比較正大光明的稱號，叫“捐監”——專門給有錢沒學問的人設立的制度。 “捐監”後有了國子監的監生身份是可以直接做官的，田文鏡買到監生之後就做了副縣長（縣丞）。

回看明朝的海瑞考到頭髮白才考了個舉人，而且第一份工作就是個沒品級（不入流）的縣學教諭，遠不如人家田文鏡直接買了個副縣長。

所以你說說看，這些看似在清朝名氣很大的所謂清官，原來都是這路貨色，那麼是否可以說，有些人認為清朝幾乎沒有清官有一定的道理呢？

清承明制，首先這要怪明太祖朱元璋，這位最底層出身的皇帝制定了古今中外最低的俸祿，還規定貪汙八十貫以上殺頭。明朝的俸祿是多少，按七品知縣來算七石五斗，看著不少，還有一定數量的寶鈔（明朝的紙幣）。問題是糧食大部分“折色”，用寶鈔來抵或者用進貢來的胡椒、蘇木來充數，寶鈔越到後來越貶值。“千里來當官，只為吃和穿”，這樣的俸祿不貪汙會是什麼結果呢？整個大明王朝最有名的清官海瑞，母親做壽買二斤肉，全省官場都轟動，他們家吃肉了，可見平時窮成什麼樣了。那麼這會形成怎樣的結果呢？這個結果恐怕是朱元璋怎麼也想不到的，貪汙制度化，各種冬天炭敬、夏天冰敬、出任地方官時的別敬，成了明碼標價，所有官員都要遵守的陋規。

清兵入關後不懂對如何統治一個大帝國，只能用漢臣，結果也把明朝形成的官場陋規傳了下來，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明朝還有于謙、李東陽、海瑞這些始終在道德上堅持聖人標準來約束自己的官員。清初那些為清政府出仕的官員本身就是“帶路黨”，能指望這些人能堅守道德底線。除了電視劇裡那個于成龍，整個清朝就沒有官員能幹淨的，因為整個的官僚系統已經形成了一張網，所有的貪腐都是制度化，市場化的明碼標價。

根據《道鹹宦海見聞錄》作者張集馨記載，清朝的貪腐是明碼標價，補上實缺，一個職位給哪個衙門裡哪個官員，多少錢是有規定的，雖然不能擺到明面上，價格多少大家心裡有數。有趣的是你還不能多給，給某人多了，同級別的其他官員不高興。你要有錢都給多了，後面謀此職位的人會不好辦。張集馨到任陝甘督糧道，前任官員和你交接工作時，前任能拿多少石糧食換成糠都是有陋規的。每年給上司巡撫等各位大人上供多少“冰敬”、“炭敬”，都是有定數的。巡撫和各路往來官員招待都是由你包辦，要知道這位巡撫大人可是大名鼎鼎的清官林則徐。即使道德品質如林則徐這樣的官員在這大染缸裡也無法免俗， 他也要給上面“冰敬”、“炭敬”的。同樣曾想做個“道德鬥士”的曾國藩，在宦海沉浮幾十年後，只能做到“內聖外王”。手下大將鮑超送了十多包禮物，曾國藩只收了頂帽子，給容閎謀了個肥缺，只收了二十兩。從這些能看出曾國藩是要做個清官的，現實是到北京述職，要給各級京官一、兩萬的冰敬、炭敬。大小官官員都要給，人家京官沒其他油水，就靠地方官的孝敬。帶兵打仗多年，有三千多萬軍費去戶部稽核報銷，那也要規矩，那叫“部費”，按一釐三收錢要四十萬兩白銀。曾國藩多次找人疏通，減免到八萬，後來慈禧太后下旨打仗辛苦了，稽核免了。但是講好的八萬兩曾國藩也不敢不付，以後還有賬目要透過戶部報銷的。

整個清王朝開始時吏治就敗壞，貪腐就像一張滔天大網，把體制內的所有官員都籠罩在裡面，都要按這套陋規辦事。任何想要挑戰的人，都無法在官場上生存。唯一在吏治上有作為的是雍正皇帝，他也只是在制度上推出“火耗歸公”制度。這並不是解決了貪腐問題，而是把原來由各地方官收稅時，隨意向百姓加收因為鑄造銀錠發生的損耗。按統一的損耗率，變成正稅，國家統一徵收，然後返還給地方官。這樣既解決地方官隨意攤牌，又把原來由地方官收火耗銀，上供給上面。變成了由上頭髮“養廉銀”給地方官，這個上下的改變對吏治產生極大影響，本來嗎拿人家手短。俗話說“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其實就是清朝貪腐的制度下的真實寫照。知府其它方面都清清白白，光火耗和各種孝敬，三年就能賺回十萬銀子。

清朝幾乎沒有清官這句話說得太過絕對了，清朝當然有清官，數量肯定也不少，如果一個朝廷幾乎沒有清官了，那麼這個朝廷還怎麼維持下去？清朝可不是曇花一現，他們統治的時間還是很長的。

那麼為什麼人們會有這樣的想法呢？因為在清朝的時候，朝廷公開賣官，實際上買官賣官這件事在中國歷史上還是很常見的，當然這是下下策，遇到國庫實在沒錢的時候，朝廷就會透過賣官的方式來增加收入，最瘋狂的時候是東漢末年。

清朝的時候也是如此，清朝末年的時候國庫空虛，很多方面都是入不敷出，為了緩解這一局面朝廷想了很多的辦法，其中一個就是賣官。清朝賣官是明碼標價的，因為如果不這樣，還會有官員去偷拿這份錢，或者是趁機抬高價格。

並不是啥官都能買，如果所有官職都能夠買得到的話，那這個朝廷也不用存在了，肯定是亂成了一鍋粥，關於能賣的官都是有硬性規定的，比如吏部的任何一個位置都絕不能賣，因為吏部是六部之首，能買到最大的官是道臺，道臺比巡撫低一級。

那麼這些人會清廉嗎？肯定是不會的，花了那麼多的錢買官，自然是要撈回來的，只靠朝廷發的俸祿恐怕自己快退休了才能回本。所以他們上任之後肯定會不停的斂財。不止是清朝末期的時候朝廷這樣做，康熙也這樣做過。乾隆時期最搞笑，買官的太多了，官位都被買的差不多了，剩下的基本都是虛職，依然有人買。

朝廷的賣官資料如果仔細去看，的確是令人觸目驚心，因此很多人認為清朝是沒有清官的，好在大清還有自己的底線，並不是啥官位都往外賣。

清朝明碼實價地鬻官賣爵，飽受社會學家及歷史學家垢病。其實Sunny操作比暗箱更好，因為賣官所得的鉅額款項大多進了戶部的金庫，而不是吏部官員私囊。清朝的覆滅，內因是驕奢淫逸的慈禧太后對外妥協屈膝，對內橫徵暴斂一手造成的。

如果有人認為清朝幾乎沒有清官，那我要誇他一句：“哥們兒，你的感覺太對了，太符合史實了，清朝就是沒清官，絕對沒有。”

清朝絕對沒清官，這個論斷一點兒也不極端，它恰恰是非常理性非常靠譜的論斷。

為啥這樣說？因為清朝官員的俸祿完全不能支撐他們的正常開支，不但不夠養家，甚至連日常工作上的開銷都不夠，那些變態的滿清皇帝其實是在逼著所有清官都變著貪官。

當然，無論多麼混蛋的皇帝，都不想讓臣子貪汙腐敗，可是滿清皇帝實際推行的政策和制度，確實在客觀上逼著臣子去貪汙。

為啥要這樣說？

聽我慢慢道來。

清朝初年，官員俸祿跟明朝一樣，都是極其變態的低薪。有多低呢？知縣一年薪水只有45兩，知府一年薪水只有105兩。

那時候，鄉間私塾先生吃住和節禮除外，一年束脩大約是10兩；江南一個勤苦農民耕種二十畝田，一年收入大約是5兩。知縣一年45兩，知府一年105兩，跟私塾先生比，跟普通農民比，難道不是高收入階層嗎？

但是賬不能這麼算，因為教書和種地的開銷很小，當官的開銷卻很大。清朝任何一個級別的地方官，上至總督，下至縣令，都要僱師爺，否則根本沒辦法開展工作。總督平均要僱傭二十個師爺，知縣平均要僱傭六個師爺。這六個師爺的年薪，每人最低也要50兩，最高可能多達500兩。就算按50兩計算，一個知縣僱六個師爺，一年300兩就花出去了，可是薪水只有45兩，連一個師爺的工資都不夠。

怎麼辦？貪汙唄。

到了雍正年間，地方官都有了養廉銀，總督那個級別平均每人每年能拿到15000兩養廉銀，知縣那個級別平均每人每年能拿到700兩養廉銀。這筆養廉銀是官員薪水的十幾倍乃至幾十倍，似乎夠官員養家餬口了，但仔細一算賬，還是遠遠不夠，因為滿清皇帝非常變態，待官員如奴僕，對他們既嚴厲又摳門兒，不是“折色”，就是“罰俸”，偶爾還逼著他們“捐俸”。

所謂折色，就是將祿米折成錢，本來一石大米值一兩銀子左右，朝廷卻按一石大米五錢銀子來發放。譬如說你每年祿米100石，該折成100兩，但實際到手的只有50兩。

所謂罰俸，就是扣工資或者停工資。今年賦稅徵收任務沒有完成，停發一年工資；明年寫給皇帝的請安摺子弄錯了格式，再停發一年工資；後年你的轄區出了兒子打老爸的忤逆案，朝廷認為你在道德教化上不夠努力，繼續停發工資。當年袁枚在江寧當知縣時，就曾經因為沒有完成漕糧徵收任務，被停發了一年工資。像這種情況，在清朝官場相當常見，有的官員為了討好皇帝，甚至主動申請罰俸，顯得自己嚴於律己，讓皇帝明白他是一個忠心耿耿、不計私利的好官。

捐俸就更不用說了，就是把朝廷發自己的工資再捐給朝廷，你給我1000兩，我再還你2000兩，一分錢不要，還倒貼，光拉磨不吃草，光貢獻不要回報。曹雪芹的爺爺曹寅當江寧織造兼巡鹽御史時，就經常幹這樣“大公無私”的事情，他每年只有105兩銀子的正俸和108兩銀子的津貼，但卻幾千兩幾千兩地向康熙捐款。

工資被剋扣，被停發，還要捐出比工資多得多的錢，清朝官員靠什麼餬口呢？靠什麼發財呢？靠什麼實現“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人生理想呢？答案是明擺著的——靠貪汙嘛！

另外清朝官場還有一項制度：每一個地方官都有責任有義務自掏腰包，填補境內的財政赤字，這叫“賠補”。

廣東省廣州府南海知縣杜鳳治算過一筆賬：“收十五萬二千，九萬正項，餘六萬，每月用兩千，一年賠萬餘。”南海縣每年收入十五萬二千兩的賦稅，其中九萬兩要上交，剩下六萬多兩歸南海縣支配。而南海縣衙每月的辦公開支就高達兩千兩，再加上其它開支，一年得花掉七萬多兩。可支配六萬多，要花掉七萬多，南海縣每年竟有一萬兩左右的財政赤字，按照滿清官場的制度，這個窟窿需要杜鳳治自己掏腰包去“賠補”。

杜鳳治有這個財力填補赤字嗎？靠他的合法收入肯定是不行的。南海知縣的年俸、祿米和養廉銀加起來，假如不罰俸、不停俸、不捐俸也不折色的話，一年最多收入1590兩，哪有能力去填10000兩左右的大窟窿呢？如果填不上，他就得坐牢，就得抄家。怎麼辦？只有貪汙。

滿清統治三百年，官員多如牛糞，有一絲一毫不貪汙的沒有？

我可以斬釘截鐵地回答：沒有！

按照大清律例，凡官員在正俸和養廉銀之外，收受禮物，加徵火耗，均為貪汙。按這個標準，所有的滿清官員都在貪汙。包括滿清朝廷屢次表彰的大清官于成龍，也按照“舊例”加徵了清江農民的“火耗”（相當於農業稅取消前的“村提留”和“鄉統籌”）。因為假如不加火耗，公共開支根本不夠，把他于成龍全家賣了，也填不平那個巨大的財政赤字。

既然于成龍也在貪汙，那清廷為什麼還要表彰他呢？因為他將貪汙所得用在了公共開支上，沒有裝進自己的腰包。

清朝怎會沒有清官呢？隨便舉兩個清朝鼎鼎大名的清官：

“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

這兩句是誰的詩句？

這是清代清官、大文豪、揚州八怪之一鄭板橋的著名詩句：

濰縣署中畫竹呈年伯包大丞括 / 墨竹圖題詩

清 · 鄭燮

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

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情。

這首詩的意思是：

（鄭板橋）在衙門書房躺著歇息，聽見外面大風吹打竹梢發出蕭蕭沙沙之聲，頓時想起民間疾苦，會不會有老百姓吃不飽、穿不暖、屋漏偏逢大風雨之類事情？

我雖然官職低微，普通的州縣官吏，但是老百姓的生活、溫飽冷暖，還是要牽掛著，只有這樣才稱職，對得起這份差事。

“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這兩句可與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兩句相媲美！

都是強調做官要心懷天下蒼生，要有憂患意識，要時刻關心百姓疾苦。

歷史上，心懷天下蒼生，時刻關心百姓疾苦，為民辦實事的官員，有很多！

第一個

鄭板橋（鄭燮），做過兩任知縣。

史載：乾隆九年（1744年）鄭板橋擔任範縣知縣期間，重視農桑，體察民情，興利除弊，當地百姓安居樂業。

乾隆十一年（1746年），鄭板橋調到濰縣做知縣，這一年，山東發生大饑荒，有些地方出現“易子而食”（人吃人）惡劣現象！

濰縣原是繁華興旺的城市，由於連年災荒，哀鴻遍野，民不聊生，救災工作就成了鄭板橋主政濰縣頭等大事！鄭板橋開倉放糧，準備物資供應，讓百姓領票支取糧食和生活用品。

鄭板橋又大興工程，修城牆，挖水塘，招收遠近饑民開工，供給伙食。下令查封本縣屯糧大戶，開設粥廠救濟災民。所有屯糧不供應社會的大戶人家，都被查封，這項政令使得一萬餘名饑民得以活命。

鄭板橋真是救民於水火、造福一方的好官啊！

第二個

一代廉吏于成龍

順治十八年（1661年），于成龍44歲出仕為官，懷著“此行絕不以溫飽為志，誓勿昧天理良心”的高尚情操和政治抱負，接受清廷任命，從山西千里迢迢來到廣西羅城做知縣。

這時的羅城，剛劃入清朝統治版圖不到兩年，由於局勢未穩，前面兩任知縣一死一逃。

于成龍做羅城知縣是件苦差事！不是一般的苦，很苦。羅城遍地荒草，城內只有居民六家，茅屋數間，縣衙就是三間破茅房。這哪是縣城、縣衙啊，簡直是廢墟一片！

于成龍沒有後悔，既來之則安之，他住在一座關帝廟裡。

因為環境惡劣，隨他赴任的五名隨從人員，有的病死，有的受不了艱苦就逃走了。

但于成龍不退縮，以堅強意志，就地紮根下來，處理正事。

史載“扶病理事”。當時他還帶著病做事。

于成龍針對羅城社會治安混亂，田地荒蕪，百姓外逃，就施行“治亂世，用重典”的方略，打壓豪強黑惡勢力，扶持正義善良與弱小，他在羅城做了三年知縣，使羅城擺脫混亂局面，減少貧困，社會迴歸安定，百姓安居樂業，呈現出一派興旺氣象。

兩廣佈政使金光祖很重視於成龍在羅城的政績，將羅城評為廣西全省治理的典範！

康熙六年（1667年），兩廣總督金光祖舉薦于成龍為廣西省唯一“卓異”（優秀）。朝廷提拔于成龍做合州知州。（今重慶合川區）

于成龍在合州勤政愛民，不到二年，合州人口驟增，田地開闢。于成龍大力招收民眾開墾荒地，發展生產。因為政績顯著，清康熙八年，朝廷擢升于成龍為湖廣黃州府同知。

于成龍是康熙朝名臣，出名的勤政愛民，關心百姓疾苦，敢為民請命！他有能力，又清廉，後來做到巡撫、總督。被康熙帝評為“天下廉吏第一”。青史留名。

在報刊發表文章原用筆名：東山尹，莊滿，鳴白，營種。

1996～2005年在全國暢銷雜誌包括

廣東省《共鳴》《家庭》《深圳青年》《佛山文藝》《江門文藝》《惠州文學》《同舟共進》《炎黃春秋》《家家樂》《金橋》

河北省《文史精華》

河南省《名人傳記》《人生與伴侶》《時代青年》

湖北省《幸福》《治安縱橫》《知音》《警笛》《今古傳奇》

湖南省《康樂園》

廣西《西江月》《靈水》

海南省《青年時代》

四川省《龍門陣》《分憂》《成都商報》

雲南省《女性大世界》

陝西省《家庭之友》

內蒙古《這一代》

上海《青年一代》《文匯報》

安徽省《戀愛婚姻家庭》

北京《婚姻家庭》

吉林省《演講與口才》《做人與處世》

黑龍江省《家庭生活指南》，等等雜誌報紙發表各類文章160多篇；

創作

123萬字長篇歷史武俠小說《誰主天下》

60萬字長篇歷史武俠小說《還我河山》

39萬字名人傳記《北洋軍閥列傳》

武俠小說在《江門文藝》連載；

撰寫《科學發展觀》理論文章17篇；

創作歷史題材電視連續劇本一部；

深入研究中醫藥和腫瘤學科20年

評職稱靠買賣，評的是金錢權力和美色。

為了職稱，跑關係需要時間，找門路需要精力，拉關係需要金錢。籌齊那些需要的條條框框，同樣需要時間、精力、和金錢。所以留給搞教學的時間也就沒有多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