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公元七世紀初至九世紀末，日本為了學習中國的文化，先後向大唐帝國派出了十幾次遣唐使，其次數至多，規模之大，時間之久，內容之豐富，可謂是史無前例。

公元630年，日本舒明天皇派出了第一批遣唐使，至公元895年的二百六十多年間，日本一共十九次派出了遣唐使。

公元894年，日本又準備再次派遣唐使，已經任命了菅原道真為遣唐正使，但是因為他的死命諫阻，遂從此正式停止了遣唐使。

從公元630年至894年的二百六十多年間，日本派出的遣唐使因故中止三次，實際成行的十六次，這其中有一次僅抵達北韓半島的百濟國，有兩次是作為送回唐朝專使的“送唐客使”，另一次是因為入唐使者久客未歸而派出的迎接使，因此實際上名副其實的正式遣唐使應該是十二批。

從日本派遣唐使的背景和目的上看，大致可以將其分為四個階段：

公元630年—659年為第一階段

這一時期的遣唐使，是為了日本當時對大唐的學習和外交雙重政策。所派的遣唐使必須要學習唐朝的先進政治體制，用以幫助日本國內落後的政治體制，並仿照大唐帝國，在日本建立先進的中央集權體制。其次是與大唐相對立，來保護他們在北韓的既得利益，進而探查大唐帝國對北韓半島的利益和態度。

公元665年—669年為第二階段

這一時期，日本因為其地理及經濟落後等原因，日本國長期處於被東南亞諸國孤立的境地。在白江口大海戰中慘敗後，日本為了改變地理上孤立的現狀和落後封閉的局面，也是為了改善他們與大唐帝國的不利狀況，在新羅統一北韓半島後，日本連續兩次派出遣唐使前往大唐，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為了修補在白江口之戰中，日本與大唐帝國的之間的裂痕。

公元702年—752年為第三階段

此時的大唐已經進入了鼎盛時期，無論是政治、經濟、軍事還是文化及技術，都以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繁榮局面，正值盛唐時期。故此，為了將唐朝豐富多彩的物質生活資料帶回日本島國，促進日本國內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繁榮，在這一階段，日本先後派遣了四次遣唐使來中土大唐，用以全面廣泛的借鑑吸收盛唐的先進文化和技術。歷史可以證明，日本當時的奈良文化，也正是在這一時期達到了最繁榮的時期。

公元777年—838年為第四階段

此時的唐朝日趨顯出衰落的跡象，這一時期的日本遣唐使，在規模是並不弱於第三期，甚至在人數是還有所超過，但在精神是已是強弩之末。此時的唐朝正是“安史之亂”後，內有藩鎮割據、宦官專權、朋黨之爭，外有回鶻、吐蕃的入侵，國勢江河日下，文風逐漸衰落。

而日本則是凡是可以吸取和借鑑的都以大體輸入完畢，此時的日本貴族們也以喪失了在波濤之中，追求盛唐文化的熱情和勇氣，而且遣唐使的派遣也需要大量的經費，因此，日本政府深感在財政上日益無力付出，故於894年最終做出了停止遣唐使的決定。

日本派遣唐使，財力負擔很重，從任命使臣到出發，光準備就需要兩三年，其中包括造船，籌辦禮品﹑衣糧﹑藥物﹑薪俸﹑留學生和留學僧侶在大唐的各項費用等等。

因為當時的日本人還沒掌握季風的規律，大海之上的驚濤駭浪，隨時會把使船裂為兩截，幾乎每次遣唐使在往返途中，總有船隻遇難，只有一次是來去平安，所以，遣唐使雖是無尚的榮耀，但也有人因怕危險而畏縮不前。日本朝廷選拔的使臣大多為通曉經史、才幹出眾而且漢學水平較高、熟悉唐朝情況的第一流人才，甚至相貌風采、舉止言辭也是出類拔萃者。

在日本眾多的遣唐使之中，第二階段最為重要，也就是第五和第六遣唐使，這兩次的規模和航線與第一期差不多，但其政治意義卻十分突出，不同於一般的遣唐使。皆因663年，唐、日在北韓進行了白江口之戰，日軍慘敗，被迫從北韓半島撤回了軍隊，並深恐唐軍乘勝進攻本土。

故而連忙派出第五次、第六次遣唐使，主要是為了修補白江口之戰造成的唐日關係裂痕，而白江口一役，決定了當時東亞地區的政治格局。

白江口之戰，促使日本退守本土，在此後的九百餘年(至1592年豐臣秀吉侵略北韓)間，日本未敢再大規模入侵北韓半島。

白江口戰敗後，日本中大兄皇子深恐唐朝與新羅軍隊進攻日本本土，於是從664年起，花費巨資，先後構建了四道防線。其中，日本在九州的太宰府建"水城"，它實際上是一座用於防禦的土壩，壩長1.2公里，底部寬80米，高十餘米，外側是一條5米深的水溝，為了保險，667年，日本將都城從飛鳥遷至近江的大津宮。然而，唐朝和新羅的軍隊並沒有乘勝進軍日本本土……

日本在北韓遭到慘敗後，深知自己不是中國的對手，若不趕緊求和，唐朝一旦下決心進攻日本，自己連還手之力都沒有。所以，日本連連派出"遣唐使"赴華，對大唐天子畢恭畢敬。日本遣唐使到中國來只是傾力學習唐朝文化，不再向朝廷要求冊封，甚至甘心於等同"蕃國"，大唐白江口一戰揚名，東亞地區重定格局。

秦皇漢武文治武功——一統華夏、開疆拓土，彪炳千古。遺憾的是當大漢王朝的落日西沉後中華民族隨即陷入了魏晉南北朝三百餘年的大分裂大動盪的歷史時期，這一時期出現了五胡亂華和兩腳羊的人間慘劇。公元589年隋文帝楊堅滅南陳，終結了持續三百餘年的大分裂大動盪。

如果說秦漢時期是中華大一統帝國的起源誕生，那麼隋唐時期就是中華大一統帝國的重建——在經歷持續三百餘年的大分裂大動盪後江山重歸一統。巧的是開啟中華大一統帝國重建歷史的隋朝和締造中華大一統帝國的秦朝一樣二世而亡，然而就是這個二世而亡的短命王朝為後世留下了三省六部制和科舉制，留下了大運河，這些遺產對之後的李唐王朝產生了不可估量的深遠影響。

李唐開國之初就經歷了玄武門之變——太宗李世民殺死兄長李建成、弟弟李元吉，逼迫父親李淵讓位於自己。然而就在他即位剛十二天的時候東突厥十萬大軍由頡利可汗親率一直進擊到大唐王朝的都城長安城下飲馬渭水。這時的李世民選擇了忍辱負重——拿出國庫所有積蓄賄賂頡利可汗，與此同時自己親赴突厥大營求和，然而即使在此時他也依然堅持絕不放棄長安城。儘管是前來求和，但當他單槍匹馬步入突厥營帳和頡利面對面談判時頡利被震懾住了，不久突厥退兵，但這件事被李世民和他的臣民視為國恥牢牢銘記。

僅僅只過去了三年李唐王朝就聯合反對頡利可汗的各部族向其發起全面的戰略報復：唐軍深入突厥腹地俘虜頡利可汗滅東突厥。自此大量突厥人開始自動內附，突厥血統從此逐漸融合到中華民族大家庭的血脈之中。盛唐時期五品以上的突厥籍武官多達一百多人，幾乎佔到五品以上武官的一半。公元630年東北和西域各部族紛紛要求內屬大唐王朝，各族首領齊聚長安，共同尊奉唐太宗為天可汗。也是在這一年孤懸海外的倭國向大唐帝國派遣了第一批遣唐使，在此前他們已派出三次遣隋使。

從公元七世紀初至九世紀末約264年的時間裡日本為了學習中國文化先後向唐朝派出十幾次遣唐使團。其次數之多、規模之大、時間之久、內容之豐富，可謂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空前盛舉。遣唐使對推動日本社會的發展和促進中日友好交流做出了巨大貢獻。公元630年舒明天皇派出了第一次遣唐使，此前日本已先後派出過三次遣隋使，從630-895年的二百六十多年間奈良時代和平安時代的日本朝廷一共任命了十九次遣唐使。其次數之多、規模之大、時間之久、內容之豐富，可謂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空前盛舉。遣唐使對推動日本社會的發展和促進中日友好交流做出了巨大貢獻。公元630年舒明天皇派出了第一次遣唐使，此前日本已先後派出過三次遣隋使，從630-895年的二百六十多年間奈良時代和平安時代的日本朝廷一共任命了十九次遣唐使，其中任命後因故中止者三次，實際成行的十六次。但有一次僅抵北韓半島的百濟國，有兩次是作為送回唐朝專使的“送唐客使”，另有一次是因入唐日使久客未歸而特派使團前往迎接的“迎入唐使”。因此實際上名副其實的遣唐使是十二次。延續二百餘年的遣唐使在不同時期組織、規模、交通路線都有很大變化，基本上可以分為四個時期：

第一時期是舒明天皇時期（公元629——641年）到齊明女皇時期（公元655——661年），約30年的時間，第一、二、三、四次的遣唐使的派遣都屬於這個階段：

第一次：大使：犬上三田耜 副使：藥師：惠日 來華時間：630年8月(舒明天皇二年八月) 回日時間：632年8月(舒明天皇四年八月)

第二次：大使：吉士長丹、高田根麻呂 來華時間：653年2月（孝德天皇白雉四年五月） 回日時間：654年7月（孝德天皇白雉五年七月）

第三次：押使：高向玄理 大使：阿邊麻呂 副使：藥師：惠日 來華時間：654年2月（孝德天皇白雉四年二月） 回日時間：655年8月（齊明女皇元年八月）

第四次：大使：坂合部石布 副使：津守吉祥 來華時間：659年7月（齊明女皇五年七月） 回日時間：661年5月（齊明女皇七年五月）

這一時期的遣唐使團的特點是：規模小（最多兩隻船）、人數少（不超過250人）、組織不嚴密各色人等配備不整齊，一般沿著北韓半島、遼東半島航行，然後橫渡渤海灣口，到山東半島登陸，在經陸路前往長安。

第二時期是天智天皇時期（662——671年）的兩次遣唐使即：第五、六次：

第五次：大使：守大石 副使：坂合部石積 來華時間：665年12月（天智天皇四年十二月） 回日時間：667年11月（天智天皇六年十一月）

第六次：大使：河內鯨 來華時間：669年（天智天皇八年） 回日時間：北路？670年（天智天皇年九年）遣使‘賀平高麗’。

這兩次規模和航線與第一期差不多，但其政治意義十分突出，不同於一般遣唐使活動。因663年，唐、日在北韓進行了白江口之戰，日本失敗，撤回軍隊，並深恐唐軍乘勝進攻本土。次年唐朝的使者郭務悰、劉德高相繼來日，故而第五次遣唐使大概是為了送劉德高而派遣的。第六次遣唐使也是為了修補白江口之戰造成的唐日關係裂痕而派出的。

這兩次遣唐使除了顯示實力外最主要是震懾，而且當時的日本政局並不穩定，從661年7月齊明女皇病逝到668年1月3號中大兄皇子即位，這幾年中日本‘群龍無首’，中大兄皇子以皇太子‘稱制’的方式處理朝政。日本吃了敗仗後深恐唐軍乘勝進攻本土，而唐朝為了震懾日本，才繼派出使者郭務悰、劉德高來日。有些希望這次‘遣唐使船’走這條路線。

第三時期從文武天皇時期（697——707年）至孝謙女皇時期（749——758年），約五十年間的四次遣唐使是遣唐使的最盛時期。這四次遣唐使，即：第七、八、九、十次。

第七次：執節使：粟田真人 大使：坂合部大分 副使：巨勢邑治 來華時間：702年6月（文武天皇大寶二年六月） 回日時間：704年7月（文武天皇慶雲元年七月）

第八次：押使：多治比縣守 大使：大伴山守 副使：藤原馬養 來華時間：717年3月（元正女皇養老元年三月） 回日時間：718年10月（元正女皇養老二年十月）

第九次：大使：多治比廣成 副使：中臣名代 來華時間：733年4月（聖武天皇天平五年四月） 回日時間：734年11月（聖武天皇天平六年十一月、八年七月）

第十次：大使：藤原清河 副使：大伴古麻呂 副使：吉備真備 來華時間：752年（孝謙女皇天平勝寶四年潤三月） 回日時間：753年12月（孝謙女皇天平勝寶五年十二月、六年正月、四月）

這兩期的特點是規模大，航線也和上期不同。

第四時期從光仁天皇時期（770——780年），到仁明天皇時期（834——850年），約六十年，派出三次遣唐使，即第十一、十二、十三次：

第十一次：大使：佐伯今毛人 副使：小野石根、大神末足 來華時間：777年6月（光仁天皇寶龜八年六月） 回日時間：778年10月、11月（光仁天皇寶龜九年十月、十一月）

第十二次：大使：藤原葛野麻呂 副使：石川道益 來華時間：804年（桓武天皇延歷二十三年） 回日時間：805年6月（桓武天皇延歷二十四年六月）

第十三次：大使：藤原常嗣 副使：小野篁 來華時間：838年（仁明天皇承和五年） 回日時間：839年8月、10月，840年4月、6月（仁明天皇承和六年十月、七年四月、六月）

這一時期的遣唐使在外觀規模組織上不弱於第三期，甚至有所超過，但在精神上已是強弩之末。此時唐朝正是安史之亂之後，內有藩鎮割據、宦官擅權、朋黨之爭，外有回紇、吐蕃等的入侵，國勢江河日下，文風逐漸衰頹，而日本則是凡可汲取和借鑑的已大體輸入完畢，貴族們也喪失了出沒波濤追求唐文化的熱情和銳氣，而且遣唐使的派遣需要大批經費，日本政府也深感財政日益無力支付，故於894年做出了停派遣唐使的決定。

遣唐使之所以被廢止主要基於以下原因：首先以當時日本的航海技術而言要跨越中日之間的東海海域其實是需要歷經千辛萬苦的，甚至從某種意義上而言是冒著性命之危的，遣唐使團之所以冒著生命危險遠渡重洋就是為了學習大唐的先進文明，然而安史之亂後的唐朝出現了藩鎮割據的現象——一方面日本覺得大唐文明已然式微；另一方面各地的割據藩鎮阻斷交通進一步增加了日本使團赴唐的難度；另外經過二百多年的吸引移植唐代文化，日本已基本完成改革，並在此基礎上開始萌生具有日本特色的國風文化，因此對中國文化學習的需求已不那麼迫切。而且每次遣唐使耗費巨大，加上路程艱辛，也令使臣視為畏途。而唐朝赴日貿易也不斷增加，也彌補過去靠遣唐使解決對唐貨的需求。因公元894年宇多天皇接受了已任命而未出發的第十九次遣唐大使的奏請，於次年正式宣佈停派遣唐使。

遣唐使的廢止意味著中日官方外交關係至此暫告一段落，取而代之的是中日之間的民間貿易：唐朝的商人、僧侶赴日者不斷增加，日本人來華也日益普遍。甚至在唐朝滅亡後日本依然和割據江南的吳越國保持著較為頻繁的貿易和文化交流，北宋開國結束五代十國亂世後日本僧人奝然來華，受到比遣唐使更高的禮遇。《宋史》雲：“太宗召見奝然，存撫之甚，厚賜紫衣。於太平興國寺，上聞其國王一姓傳繼，臣下皆世官。因嘆息謂宰相曰：“此島夷耳，乃世祚遐久，其臣亦繼襲不絕，此蓋古之道也。中國自唐季之亂，宇縣分裂，梁、週五代享歷尤促，大臣世胄，鮮能嗣續。朕雖德慚往聖，常夙夜寅畏，講求治本，不敢暇逸。建無窮之業，垂可久之範，亦以為子孫之計，使大臣之後世襲祿位，此朕之心焉。”

公元663年中日之間爆發了有史以來第一次戰爭衝突——白江口之戰，在這場中日千年首戰中唐軍幾乎全殲了四倍於己的日軍。白江口之戰後遣唐使的頻率、規模和影響力甚至更勝戰前：第七至第十次遣唐使（669~733年）的遣唐使規模一般為四條船、五六百人，這一資料大約是戰前的兩三倍。在兩國的使者隊伍中有一個比較特殊的群體——唐日“混血兒”：在兩百多年的交往中日本人在唐結婚生子和唐人在日本結婚生子的現象並不是什麼稀奇之事——公元734年作為第十次遣唐使的護送使前往日本的唐朝音樂家袁晉卿、皇甫東朝及其女兒皇甫升女後來都留居日本，他們的“混血”後代一直熱衷傳播大唐文化。公元717年（開元五年）日本第九批遣唐使入唐，日後成為李白好友的晁衡（當時還叫日語名字阿倍仲麻呂）就在這批遣唐使中。天寶十二年（753）十一月十五日鑑真大師在經歷五次東渡失敗的經歷後率弟子40餘人從揚州（今瓜洲鎮入江口處）出發第六次啟程渡海，同年在日本薩秋妻屋浦（今九州南部鹿兒島大字秋月浦）登岸，經太宰府、大阪等地，於次年入日本首都平城京（今日本奈良），受到日本朝野僧俗的盛大歡迎。此時鑑真大師已然雙目失明，可還是經過不懈努力開創了日本佛教的南山律宗。第九批遣唐使歸國後的718年（日本養老二年）大和朝廷進一步完善舊律令，形成《養老律令》。如果非要說歷史上曾存在過中日友好的時期，恐怕就該算是這一時期了——這一時期大唐帝國開疆拓土國力鼎盛，日本放下一切架子虛心學習——這倒是應了那句老話“中國強，日本為臣妾；中國弱，日本為寇盜”。公元894年日本單方面結束派遣遣唐使，至此這段中日曆史上真正的友好時期結束，之後這個民族開始逐漸走向狂熱好戰的道路。

公元894年是中日關係史乃至整個東亞朝貢冊封體系的轉折之年——這年八月日本朝廷任命菅原道真為遣唐大使，準備組織第20次遣唐使。然而這支使團尚未出發就半途而廢，緊接著日本朝廷更是宣佈從此終止近三百年來一直延續的向中華隋唐帝國派遣朝貢使節的既定國策。要說清日本停止遣唐使的原因就得先了解日本當初派遣使節的原因。

縱觀兩千餘年的中日關係史中日本遣使來華無非兩個目的：其一中華帝國的強大令日本感覺到威脅時日本就會主動遣使來華；其二借中華帝國之威名壓服周邊的新羅、百濟等國以及日本國內不服朝廷管束的部族。日本最早通使中國是在漢光武帝時期——當時日本列島上的倭奴國和鄰國狗奴國爆發衝突，於是想借漢帝國的名號壓狗奴國一頭。倭國對漢帝國的朝貢因黃巾起義而中斷，曹魏建國後日本列島上的邪馬臺國女王卑彌呼才再次遣使朝貢並接受魏明帝冊封的“親魏倭王”稱號。

在經過三國和五胡亂華的混亂時代後日本不再前來朝貢，這主要是因為這一時期的中原大地皇帝輪流做、城頭變幻大王旗，沒哪個政權能對日本構成威脅，另一方面日本就算想抱中原王朝的大腿以壓服鄰國和部族也不知道該抱誰。直到5世紀初北魏和南朝宋分別統一了北中國和南中國，實現了中華民族的區域性統一，於是相繼有五代倭王先後遣使朝貢，而日本使團無一例外朝貢的是南朝。

隋朝完成南北統一後又用兵北韓半島，這令日本感覺有必要和這個新興的強大帝國保持良好的關係，然而聖德太子領導下的日本朝廷卻向當時的隋煬帝楊廣遞交了一份寫有“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的國書，很明顯聖德太子將日本置於和大隋王朝平起平坐的地位。也是在這一時期日本朝廷的最高統治者的稱號由大王改稱天皇（事實上在此之前的日本歷代天皇都是後世追封），這在當時可是了不得的事——按東亞傳統的以中國為核心的朝貢體系：只有中國天子才可以自稱皇帝，周邊藩屬國只能稱王，而不能稱皇稱帝，由大王改稱天皇標誌著日本實際自此時起就以遊離於以中國為核心的朝貢體系之外了。

大唐帝國取代隋王朝後日本持續派出遣唐使，不斷學習先進的大唐文明。尤其是在白江口之戰被只有自己四分之一兵力的唐軍所敗後日本連續派出第五次和第六次遣唐使，其實這兩次遣唐使的主要目的就兩點：其一因為白江口戰敗而向大唐請降；其二打探唐朝的動靜虛實以證實唐朝是否會乘勝進攻日本本土。當日本知道唐朝並無遠征日本之意後就開啟了進一步全面效法大唐文明的改革，恰恰因為白江口之敗反而令日本更加謙虛地學習大唐文明。與此同時國力蒸蒸日上的大唐帝國也希望打造萬國來朝的盛世景象，所以要求日本必須每15~20年左右遣使來唐一次。

公元755年安史之亂爆發，叛亂持續了8年，本來在此期間日本應該按和大唐的約定派出一次遣唐使，可日本的小算盤是：日後中原大地究竟姓李或是姓安都是未知數，自己這時遣使萬一拜錯了廟門......於是日本在外交和軍事上開始了新動作：早在713年唐朝在東北地區設立渤海都督府。渤海都督府和大唐其他羈縻州府一樣是冊封當地部族首領而實現羈縻統治的，實際上渤海都督府同時又是接受大唐冊封的渤海郡國，這是一個具有半獨立性的國中之國。渤海郡國從727年起曾多次遣使日本，日本一開始的應對比較冷淡，安史之亂後日本開始積極和渤海展開互動外交：759年日本甚至計劃與渤海南北夾擊新羅。不過日本在國書中以上國自居，稱渤海為孤懸海外的彈丸小國——日本天皇應該是把地圖拿倒了：究竟誰孤懸海外呀？

862年日本真如親王隨唐朝商人張支信的商船來唐併到達長安。按大約20年左右朝貢大唐一次的慣例而言：此時的日本也到了該遣使入貢之時了，唐朝方面就真如親王一行當成是日本朝廷官方委派的朝貢使節。然而這次日本玩了一個小花招：這次日本並未以官方名義派出正式使團，而是由真如親王帶著自己的隨從乘坐唐朝來日貿易的商船前往大唐，可真如親王畢竟是日本皇族，因此也可以將真如親王之行視為朝貢。日本方面之所以安排這樣一次曖昧不清的派遣可謂一石二鳥：對唐朝方面將其解釋為朝貢以搪塞唐朝；留下轉圜的餘地——在適當的時機拒不承認這是一次朝貢行為，以滿足日本日益膨脹的民族自信。

唐朝方面並不瞭解日本這些小心思，在唐朝方面的邏輯認識中這就是一次朝貢行為，那麼按慣例到880年前後就該準備新的遣唐使派遣工作了，但876年前後唐朝爆發了大規模的農民起義，起義波及大半個中國，到880年前後東都洛陽和西都長安都成了戰場，一向善於投機取巧的日本像安史之亂時一樣選擇暫時觀望。與此同時日本國內打算和東亞傳統的以中國為核心的朝貢冊封體系徹底決裂的意向也越來越清晰，於是自真如親王來唐後三十年左右大唐朝廷與州府再沒見日本使節來華“朝貢”，唐朝廷和管理相關事務的地方官不是傻子、瞎子，自然注意到了這點，但因忙於鎮壓國內的農民起義而無暇顧及此事。

大約在892~894年隨著起義的日漸平息時任溫州刺史的朱褒派人送信到日本要求日方遣使朝貢。在接連遭受安史之亂和農民起義的打擊後唐朝出現了嚴重的藩鎮割據現象：朱誕、朱褒兄弟利用這樣的時機割據溫州，成為一方土皇帝。長期割據溫州的朱氏家族對朝廷有很大的建議權和影響力，朱褒之所以會關注中日交通這一問題原因主要有二：其一營造敦促外國來朝的盛景進一步提升自己的威望；其二朱褒治下的溫州是唐日貿易的重要港口，而口岸貿易抽解所得是州府財政的主要來源之一。

儘管此時的大唐王朝已然行將就木，但瘦死的駱駝比馬大——打日本還是不成問題的。雖然朱褒不是唐朝皇帝，但畢竟也是一方實力派，是能對大唐朝廷施加影響的，這令日本方面不敢輕視朱褒的來信。所以收到朱褒來信的日本朝廷當即決定組織第20次遣唐使，然而被任命為遣唐大使的菅原道真卻明確加以反對。菅原道真的反對理由是大唐凋敝——這其實是菅原道真冠冕堂皇用來反對出使的理由，其實他還打著自己的小算盤：隨著大唐帝國的凋敝，對遣唐使的招待也大不如前，自己冒著生命危險跨洋越海，結果卻一無所獲，這樣的傻事怎能幹？最奇葩的是菅原道真在給天皇的回覆中居然特意寫道：國之大事不獨為身——此乃為國家大事考慮，不只是為了我菅原道真個人的身家性命，這倒真有此地無銀三百兩的意味。

菅原道真的反對固然有他自己的小算盤，不過日本朝廷最終採納他的意見卻是經過深思熟慮的：隨著大唐帝國的日漸凋敝，日本自覺可以向大唐學習的地方越來越少。而兩國之間發達的民間貿易完全能滿足日本對“唐物”的需求，已不再需要透過朝貢貿易來獲得。與此同時原本就對以中國為核心的朝貢冊封體系始終沒打心裡認同的日本在經過長期效法大唐的改革後民族自尊心乃至自大心理日益膨脹——894年前後正是日本由全面效法大唐文明的唐風文化向將大唐文明本土化的國風文化轉型時期，這時的日本具有越來越強的本位意識，於是決心脫離以中國為核心的東亞傳統的朝貢冊封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