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董仲舒於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提出，在漢武帝時開始推行。《董仲舒傳》中記載了董仲舒提議的原話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在《武帝紀贊》中，記載了漢武帝的做法是"罷黜百家，表章六經"。該思想，已非春秋戰國時期的儒家思想原貌。而是摻雜道家、法家、陰陽五行家的一些思想，體現了儒家思想的"相容"與"發展"特性，是一種與時俱進的新思想。它維護了封建統治秩序，神化了專制王權，因而受到中國古代封建統治者推崇，成為兩千多年來中國傳統文化的正統和主流思想。

近代中國史，率先揭露"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人是清末民初的著名思想家易白沙(1886-1921年)，1916年在《新青年》雜誌上發表《孔子平議》一文。

中文名稱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外文名稱

Deposed 100, only Confucianism

歷史文獻

《董仲舒傳》、《武帝紀贊》

提出者

董仲舒

別名1

罷黜百家，表章六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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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董仲舒建議漢武帝實行的統治政策。所謂的"罷黜百家，表章六經"、"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指的就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前者是後者的別名。

漢初，在政治上主張無為而治，經濟上實行輕徭薄賦。在思想上，主張清靜無為和刑名之學的黃老學說受到重視。

武帝即位時，從政治上和經濟上進一步強化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已成為封建統治者的迫切需要。

主張清靜無為的黃老思想已不能滿足上述政治需要，更與漢武帝的好大喜功相牴觸;而儒家的春秋大一統思想，仁義思想和君臣倫理觀念顯然與武帝時所面臨的形勢和任務相適應。於是，在思想領域，儒家終於取代了道家的統治地位。

建元元年(前140年)武帝繼位後，丞相衛綰奏言:"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得到武帝的同意。

太尉竇嬰、丞相田蚡還薦舉儒生王臧為郎中令，趙綰為御史大夫，褒揚儒術，貶斥道家，鼓動武帝實行政治改革，甚至建議不向竇太后奏事。竇太后對此不滿，於建元二年罷逐王臧、趙綰，太尉竇嬰、丞相田蚡也因此被免職。

建元六年，竇太后死，儒家勢力再度崛起。

元光元年(前134年)武帝召集各地賢良方正文學之士到長安，親自策問。

董仲舒在對策中指出，春秋大一統是"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現在師異道，人異論，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使統治思想不一致，法制數變，百家無所適從。

他建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

董仲舒指出的適應政治上大一統的思想統治政策，很受武帝賞識。

儒術完全成為封建王朝的統治思想，而道家等諸子學說則在政治上遭到貶黜。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西漢武帝實行的封建思想統治政策，也是儒學在中國文化中居於統治地位的標誌。

西漢初年，漢高祖不喜儒學，使儒家的學術源流幾乎斷絕。博士制度雖承秦制依然存在，但博士人數不多，且僅具官待問而已，在傳授文化方面難以起多大作用。惠帝廢《挾書律》，使諸子學說復甦，其中儒、道兩家影響較大。在學術思想發展的低潮中，道家的黃老無為思想為漢初統治者所提倡，居於支配地位，各種不問流派的思想家也都樂於稱說黃老之言。文、景時期，出現了由無為到有為、由進家到儒家的嬗變趨勢。舊秦博十伏生出其壁藏《尚書》二十八路，文帝派晃錯從其受業。此時。博士之數達到七十餘人，百家雜陳而儒家獨多。儒家的《書》、《詩》、《春秋》以及《論語》、《孝經》、《孟子》、《爾雅》都有博士，其中《詩》博士有齊、魯、韓三家，《春秋》博土有胡毋生、董仲舒二家。這為漢武帝獨尊儒術提供了條件。武帝即位時，歷經文景之治，社會經濟已得到很大的發展。與此同時，隨著地主階級及其因家力量的強大，從政治和經濟上進一步強化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已成為封建統治者的迫切需要。在這種情況下，主張清靜無為的黃老思想已不能滿足上述政治需要，更與漢武帝的好大喜功相牴觸。而儒家的春秋大-統思想、仁義思想及君臣倫理觀念，又恰恰與漢王朝當時所面臨的形勢和任務相適應。於是，在思想領域，儒家思想終於取代了道家的統治地位。

建元元年(前140)，董仲舒在舉賢良對策中提出建議:凡是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的各家學說，都要從博士官學中排除出去。漢武帝對董仲舒的這種大一統思想非常賞識。武帝又採納丞相衛綰之議，罷黜治申不害、商鞅、韓非、蘇秦、張儀之言的賢良。漢武帝此舉受到好黃老的祖母竇太后的強烈反對，她於次年藉故把鼓吹儒學的御史大夫趙綰和郎中令王減繫獄。儒家勢力受到打擊，但武帝在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又置《五經》博士，使儒家經學在官府中更加完備了。建元六年(前135)，竇太后死，儒家勢力再度倔起。元光元年(前134)，他將不治儒家《五經》的太常博士一律罷黜，排斥黃老別名百家之言於官學之外，提拔布衣出身的儒生公孫弘為丞相，優禮延攬儒生數百人，還批准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根據成績高下補郎中文學掌故，吏有通--藝者選拔擔任重要職務。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獨尊儒術以後，官吏主要出自儒生，儒家逐步發展，成為此後二千年間統治人民的正統思想。雖然這樣做不利於學術文化的發展，但在當時卻有益於專制制度的加強和國家的統一。

中央集權

中央集權的產生最早由中國戰國時期思想派系之一的法家系統提出君主專制形式所衍生出的一種政治結構，法家代表之一的韓非在他的論著中認為:現有社會局勢混亂，割據勢力強大的情況下，需要君王統一國內一切力量來維護統治，這便需要有一個權力集中的政府來輔助君王統治國家，擴大領土。同時在當時社會中農業自然經濟需要有一個相對穩定的環境發展，同時作為社會中主要生產資料的佔有者地主而言，也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政府鎮壓農民的反抗，來維護自己對土地的所有權。

公元前140年，丞相衛綰對漢武帝說，現在推薦的官員，都是喜歡法家的思想，但不利於統一思想，他們的言論經常有擾亂輿論的危險。漢武帝於是讓各地官員推薦懂得儒家思想的人，他親自主持考試。董仲舒在回答漢武帝的問題時，回答得非常好。從此，漢武帝就開始重視儒生了，讓他們參與到國家的管理中，有的還做了丞相。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董仲舒提出來的，意思是廢除其他思想，只尊重儒家的學說。以後，凡是做官的人都要懂得儒家的學說，用儒家的思想來解釋法律。獨尊儒術之後，中國古代的封建正統思想就開始確立了，但真正的全面確立是到了隋唐時期。

影響與作用

背景

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文教政策，是中國歷史上劃時代的歷史事件。這一政策幾乎為以後各代統治者所遵奉，長達兩千年之久，對中國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和各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形成，產生了深刻影響。

對於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發生，古代史學家多認為是漢武帝與董仲舒君臣撮合而成的，一個是為了建立 大一統帝國的需要，一個是出於爭奪學術地位的需要，因此，三道策問，一拍即合。其實，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發生和其他重大歷史事件的發生一樣，都有其深刻的社會背景，只要深入到當時的歷史背景中去，細加鉤沉比勘，就不難揭示其事實真相。

治民之術的需要

首先， 獨尊儒術是改善治民之術的需要。統一的封建帝國，自秦始皇建立到漢武帝執政，經歷了近一百年，封建帝國的主要社會矛盾，即農民和地主之間的矛盾，得到了充分的表現，如何處置和緩和這一矛盾，是封建統治者選擇和確立統治思想的基本出發點。對於如何統治人民的問題，漢代統治者認真總結了秦亡的教訓，認為秦統治者在取天下時是成功的，但在守天下、治天下時卻是失敗的，這是由於不懂得 逆取順守 的道理。這一論斷符合歷史實際。秦建立以後，對於如何處理高度集中的政治與高度分散的經濟之間的矛盾還缺乏經驗，不懂得為了加強集權統治，必須用宗法制度和宗法思想來管轄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尤為失策的是未能改變兼併六國時的法治手段，沒有采用倫理道德教化的方式來處理各種社會問題。為了統一思想，秦統治者採用了兇殘的 焚書坑儒 的措施，使不應激化的矛盾激化了，驅使眾多的知識分子參加了農民起義。秦王朝的暴力統治不僅表現在政治文化上，而且在經濟上也進行了空前的橫徵暴斂，強使精壯勞力服役，搞得民不聊生，終於在公元前209年暴發了農民大起義。秦二世而亡，意味著法家暴力統治思想的破產。

無為之治的終結

漢代初年地主階級的有識之士，開始認識到: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史記·秦始皇本紀》)。漢代統治階級順應歷史發展的需要，實行了與民休息的無為之治，並因之帶來了社會經濟的繁榮發展。但是這種治民之術，既不能解決化民易俗，建立統一的封建倫常觀念的問題，也不能使分散的小農經濟與政權凝聚為一體，更為有害的是這種放任政策，聽憑富賈豪族掠奪民財，兼併土地，從而激化了階級矛盾。到漢武帝時期，農民已處在 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 (《漢書·食貨志》)的悲慘境地，迫使農民奮起抗爭，在文帝之時，京城長安內也發生了 盜賊 的暴力事件。

階級矛盾逐漸加劇，使漢代統治者意識到清靜無為政治已不適應封建統治的需要了。儒家集以往文化之大成，對於如何御民的問題，制定了一套符合中國封建宗法社會國情的辦法:第一，以宗法制度和宗法思想駕馭天下。中國的封建社會改造並保留了奴隸社會的宗法制度，以家族為單位的小農經濟是封建社會的基礎，這是一個重要特點。對此，先秦以來的各個學派，有著不同的認識。法家認法不認親，對宗法制度有否定的一面。墨家主張 兼愛 、抹煞等級差別，不利於宗法制度的確立。管仲學派則是肯定與否定參半，黃老學派繼承了這一傳統，沒有對宗法制度給予至高的位置。儒家則不同，聲稱以 孝悌為本 ，主張強化君父之權。儒家經典系統儲存了中國自原始社會末期至春秋戰國以來有關宗法觀念的思想資料。經歷秦漢之際思想學術的大融合，儒家學者又根據井田制廢除，私有經濟產生，宗族解體為家族，以及郡縣制和中央集權制確立等新情況，對古老的宗法制度進行了一番加工改造，設計了一套以個體家族為基本單位的宗法制度，這一加工改造體現在漢初儒師的 造禮 活動之中。董仲舒繼之又明確提出了三綱 、 五常 之說，進一步強化了儒家的宗法思想，並有助於鞏固中央集權。按照儒家的學說，可以循著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順序，理順國家政權和家族性個體農業者之間的關係。

儒家地位的肯定

儒家關於宗法制度和宗法思想的理論，符合中國封建社會的實際狀況，這是它被定為一尊的重要原因。第二，主張推行仁政。儒家學說有一重要特點，就是把政治倫理化，將統治者與服從者的政治關係染上宗法觀念的溫情色彩。這一理論運用於治道，則提出了 仁政 的主張，這是儒家有別於其他學派的又一重要表現。法家認為仁義是過時之物，故濫用暴力，結果激化了社會矛盾。黃老學派主張 持以道德，輔以仁義 (《準南子·覽冥訓》，行仁義必須服從於自然無為的道論，從而放縱了地主階級的貪婪本性，使社會矛盾日益加劇。儒家提倡仁政，對地主階級有一定製約，防止他們幹出 殺雞取卵 的蠢事。漢初儒家吸取了刑名之學的思想，認識到禮樂刑政具有相輔相成的關係，主張將仁政與法治結合起來，以德為主，以刑為輔，重視道德教化，較妥善地處置了德與刑的關係，符合 逆取順守 的治國方略。賈誼是漢初儒家的傑出代表，他勸導君主和各級官吏帶頭為善，對百姓施以示範開導的政策。同時他又主張對反對朝廷、漁肉百姓的地方割據勢力，施以 斤斧 ，加以鎮壓制裁。董仲舒將興學置教、培養賢吏與推行仁政緊密結合起來，發展了先秦儒家 修己以安百姓 的思想，對於建設賢德而幹練的封建官僚機構，提出了切實可行的建議。儒家的仁政主張，有助於緩和階級矛盾，提高吏治水平，不失為封建地主階級的長治久安之策。第三，以天道人情教化百姓。封建統治者需要藉助宗教神學的力量來加強統治，中國和外國概莫能外。法家的無神論和統治階級的需要是相牴觸的，秦漢之際的方士為帝王求長生不死之藥，只服務於統治者個人，並未解決統治百姓的問題。董仲舒卻適應封建統治的需要，著眼於鞏固整個封建國家的政權，對儒學進行了神學化的改造:他的 天人感應 論，使倫理道德神學化了;他的 君權神授 說，為君主專制的合理性，提供了神學的論證。董仲舒建造的神學化的儒學體系，雖然有別於出世而消極的宗教，卻積極配合了統治階級的政治需要，進而抬高了儒學的地位。

漢武"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適應西漢政治、思想和社會轉軌變型需要的重大舉措，先後以十一年之久，歷經罷黜刑法、議立明堂、增置博士、絀抑黃老，制策賢良和任用儒吏六個階段，由政治開路到理論完成繼而組織實現，構成一個險象環生、波瀾迭出的歷史過程。此舉對後世歷史產生深刻影響:一方面，使漢代儒家經學得到重大發展，並從此成為後世歷代的正統思想;另一方面，它又桎梏民族思維，使學術自由從此成為後代士子的奢望，中華民族為此付出極其高昂的代價。

爭議

作為中國歷史上一位著名的專制帝王，漢武帝在思想文化界首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政策，確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統與主導地位，使得專制"大一統"的思想作為一種主流意識形態成為定型，而作為一種成熟的制度亦同樣成為定型;是他完成了專制政治結構的基本工程，所謂"內聖外王"，剛柔相濟，人治社會的政治理想第一次因為有了一套完備的仕進制度而得以確立;是他使得大家族的生活方式成為一個社會牢固、安定的勢力，並進一步推而廣之，最終使之成為整個宗法制國家的基礎。

不過，若從另一個角度去看，漢武帝的文治武功固然自有其進步意義，但它對歷史的負面影響卻也同樣不容忽視，像專制"大一統"的思想固然能夠增強民族之間的凝聚力，但同時卻也將專制集權推向了登峰造極之地步;大家族的生活方式雖然的確成為超穩定社會之基石，但同時也使得人治政治成為兩千年不變之定式;至於漢武帝時代連年不斷的戰爭與攻伐，則更是造成了社會動盪、民不聊生之惡劣後果，其間利弊得失，自是一言難盡。

有人說"一個專制的時代必然是一個嚴酷的時代"，這句話質之漢武帝的時代也同樣適用。事實上，在人治社會中，越是有作為的君王，其破壞力往往也會越大，就像宋代詩人蓮池生在自己的詩中所寫的那樣:"漢武愛名馬，將軍出西征。蹀血幾百萬，侯者七十人。區區僅得之，登歌告神明。""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固然是君主常態，"好大喜功、黷武嗜殺"對於他們也不過只是一個尋常故事。為一己之私慾而大動干戈，帝王的個人好惡實際關係到千百萬人的身家性命，所謂"天子一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即是對帝王個人作為的最佳註腳。作為一代英主，漢武帝的確是中國古代極有作為的皇帝之一，但英主也是凡人。從漢武帝對待神仙方術的態度，可以看出他偏執與迷狂的心態，從"巫蠱之禍"的發生，更能夠看出他晚年的冷酷殘忍、喜怒無常--人治社會常常會出現像漢武帝這樣的"半截偉人"。受到生理、智力、年齡等諸多方面的限制，漢武帝的個人作為也不過是暴露了人治社會的共同弊端而已。 關於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闢謠: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歷史上的漢武帝是鮮有的賢明君主，他在位期間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可是現代的人們越來越懷疑這件事情的真實性，許多人認為一個能夠用"罪己詔"進行自我批評的君主，必然做不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事情。隨著時間的推移，近代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發現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真相，為了提高儒家思想的地位，儒家信徒班固捏造了事實，讓漢武帝背了數千年的鍋。

儒家思想的負面影響

以孔丘為創始者的儒家法律思想，是建立在以家庭為本位，以倫理為中心，以等級為基礎的法律制度和意識形態。主張"禮治"和"德治"，也就是"人治"。儒家人治論的要旨在於:聖賢決定禮法;身正則令行;法先王，順人情。儒家在禮與法的關係上強調禮治，在德與法的關係中強調德治，在人與法的關係中強調人治。自漢"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成為思想意識形態的一極，後世無非是對它進行修修補補，它獨霸中國二千餘年。封建思想實質上就是儒家思想，它至今仍然在現實社會中影響著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生活，並及於法律等各個層面。物極必反，沒有了百家爭鳴的局面，單一的思想模式，造就的政治法律文化--那就是專制。歷史證明，人治和專制是一脈相承的。要建立現代司法理念，這種本土環境法律思想的人治化，與強調以制度、規則來約束人們的行為的法治觀是格格不入的。儒家思想是建立現代司法理唸的最主要的思想障礙。那就是法治觀念先天不足。

第一點，“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其目的並不是要禁絕其它思想的傳播。我們常常把西方的歷史當成中國的歷史，以為我們曾經像西方的中世紀一樣，以一教為國教，不容質疑，對其它異端思想則燒之、禁之、屠之、滅之，這樣的事在中國歷史上絕少發生。

第二點，“獨尊儒術”的“儒術”和我們說的“儒家”是有區別的，這個“儒術”即包含了儒家思想，也容納了道家、法家、陰陽家等等思想，它本身是包容的，並不絕對排斥不同思想主張。

所謂的“儒術”是一個雜糅不同思想的綜合體，它固然以儒家思想為主體，但也相容了其它流派的思想。

所以可以總結道，“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並不是在搞思想上的討伐和統一，而是一種政策上的選擇。打個比喻，漢武帝任命儒生為博士，就像新任的美國總統辭去上一任總統任命的政務官，換上和自己政治理念相近。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就是說白了廢除其他思想，指尊奉儒家。

在漢代初年，儒家和道家針鋒相對，無論是政治思想和體制都是異常激烈。儒家的思想如大一統思想，仁義思想和君臣倫理等級道德與漢武帝所面臨的問題相呼應。所以漢武帝廢除了其他思想，就推崇儒學思想。漢武帝因為推崇儒學思想，在當時的中國有著極大的促進作用，提出了休養生息的策略，國家綜合實力日益壯大。其中的代表人物董仲舒提出了一種方略，統一思想，讓儒學成為傳統思想，宣揚統一，以理服人、以德報怨、德化育人等政治方略。在當時的大環境下，被皇帝接納，於是儒學成為國家主流思想，拒絕所有外在思想的存在。

影響：儒學思想成為封建社會最為完美的統治工具，儒學在漢武帝時期，確立為中國的主流思想，直到影響到清朝覆滅，影響力極深，甚至都已經刻畫到華人的骨子裡。儒學是在專制的統一下完成的政治結構的基本工程，就是“內聖外王，剛柔並濟，恩威並施”第一個人治社會的的完美確立，最終成為整個國家的統治工具。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董仲舒建議漢武帝實行的統治政策。所謂的“罷黜百家，表章六經”、“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指的就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前者是後者的別名。是董仲舒於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提出，在漢武帝時開始推行。《董仲舒傳》中記載了董仲舒提議的原話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在《武帝紀贊》中，記載了漢武帝的做法是“罷黜百家，表章六經”。該思想，已非春秋戰國時期的儒家思想原貌。而是摻雜道家、法家、陰陽五行家的一些思想，體現了儒家思想的“相容”與“發展”特性，是一種與時俱進的新思想。它維護了封建統治秩序，神化了專制王權，因而受到中國古代封建統治者推崇，成為兩千多年來中國傳統文化的正統和主流思想。董仲舒指出的適應政治上大一統的思想統治政策，很受武帝賞識。

儒術完全成為封建王朝的統治思想，而道家等諸子學說則在政治上遭到貶黜。 [1]  [2-3]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西漢武帝實行的封建思想統治政策，也是儒學在中國文化中居於統治地位的標誌。

誠謝邀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西漢董仲舒於公元前134年提出，並在漢武帝時期開始推行的。《董仲舒傳》中記載了董仲舒提出來的原話是“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漢武帝為了統治的需要，接受了摻雜著道家、法家等思想的新儒學。“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作為一種新思想，維護了封建統治制度，神化了封建專治皇權，符合封建統治者的利益，因此一直受到中國古代封建統治者的推崇，成為了封建時代中國傳統文化的正統。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儒家思想，是孔子、孟子之後，儒家思想發展的最高峰，是封建統治與儒家思想相互配合，相互利用的產物。董仲舒結合時代發展脈搏，提出來的儒家思想，影響了漢朝到清朝的幾乎所有朝代，後世雖有所發展，但依然沒有跳出原來的匡匡。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儒家思想，隨著清王朝的覆滅，退出了歷史舞臺，中國的發展迎來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時代，中華民族的發展進入了新階段。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大儒董仲舒向漢武帝提出的治國方略，這件事在當時到底發沒發生過還是兩說，就依它在歷史上真實發生過，但從歷史發展的過程來看，漢武帝其實並未採用董仲舒的建議，而是採取霸王道雜用的方法治國，那麼歷史上認為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它的內容有哪些呢？下面一起來看看。

【一】統一思想和法度

漢帝國建立後，雖然經秦始皇的焚書浩劫，各家學說遭受嚴重打擊，但秦是個短命王朝，所以，百家學說在那個時代仍末徹底消亡，民間尚有不少傳承。漢朝歷經多年的休養生息，國富民強，各種思想在民間氾濫，而思想又影響人們的行為，造成了國家管理的諸多不便，於是董仲舒建議漢武帝根據當時的國情結合儒家學說統一全國的宗法制度和思想。也就是以個體家族為基本單位，在社會上推行儒家的“三綱五常”的宗法制度，強調統治集團以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念，理順國家政權和個體家族的關係。

【二】推行仁政

秦朝的滅亡很大程度上在於用法過度，忽略了仁義，從而造成了百姓與政府的矛盾日益增長。而道家的無為而治又放縱了地主階級的貪婪無度，從而魚肉百姓，也同樣加深了群眾與政府之間的矛盾。所以董仲舒建議漢武帝在全國推行仁政，以德為主，以刑為輔，重視道德教化，而統治階級和地主階級應帶頭向善，努力修行自身。董仲舒的仁政主張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群眾與政府之間的關係，使得漢王朝得以穩固。

【三】君權神授

劉邦是從一個平民逐步登上皇帝寶座的，這就在社會上造成了一種心理上的影響，既然你劉邦可以做皇帝，那為什麼我們不能做皇帝呢？所以，董仲舒向漢武帝提出了“天人感應論”，在儒學的倫理道德上增添神學色彩，認為皇帝之位是上天授予的，誰也不可以取代。君權神授，為君主專制的合理性提供了強有力的保障，適應了統治者的需要。

【總結】

漢武帝與童仲舒的“天人三策”，一方面提高了儒學經學的地位，確立了儒學在中國曆朝歷代的正統思想，維護了國家的統一。而另一方面，儒學也禁錮住了華人幾千年的思想，使中華民族為此付出了昂貴的代價。

《漢書·儒林傳》所追述的是秦漢時期的儒家各個流派發展演化的程序，不難看出，秦始皇時期的焚書坑儒的確對儒學傳播造成了相當嚴重地後果。無論是從儒學傳播的載體還是人員上，都陷入了從未有過的岌岌可危的狀況。但還是有一些習儒之士拼命保下了一批儒學經典，如伏生和孔府，將書藏與牆壁之中得以倖免。

陳勝起義，山東儒生效命軍營。在劉邦的軍隊中，也有不少儒生，如陸賈，在劉邦貴為天子卻無法感受到作為天子的尊貴之時，是這位儒生制訂了一套禮儀制度，頓時朝堂上一派肅穆，“左右呼萬歲”，天子之儀油然而生。這是儒學送給大漢的第一份厚禮，相信對於大漢帝王們來說是記憶猶新的。

但儒在秦漢之際並不是一個招人喜歡的身份。秦始皇之所以坑儒焚書，便是一些所謂的儒生在摻雜了陰陽、鬼神等雜說之後，為了功名利祿而坑蒙拐騙，從而深深傷害了始皇帝的心。幾百年過去了，儒再也不是孔子時代的真儒了，在法學功利心的引導下，儒也開始趨於世俗化，“廣收博取”著社會上的各種思想，秦代的儒尤其是能夠活躍在始皇帝朝堂上的儒，都是充滿功利心的，沒有獨善其身的本分，更沒有兼濟天下的胸襟。透過各種伎倆坑蒙拐騙，儒在這些人的代言下逐漸成為眾矢之的。大漢初立，但劉邦及其班子卻高興不起來，滿目瘡痍的江山該如何興國安民呢？如陸賈所問“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雖然陸賈提供了一套治國方略，並且一部分很卓有成效，但秦儒的卑劣形象影響過重，劉邦他們也是心有餘悸。因此，劉邦及其班子最終還是選擇了清靜無為的黃老學說，與民休息，休養生息，從劉邦到武帝初期，歷經六朝，領導者始終不渝的堅持了不干擾百姓生息的政策。而黃老思想的確讓大漢受益匪淺，糧倉漸漸滿了，百姓的錢袋子也漸漸鼓起來了，商業興隆，百業興旺，一個嶄新的帝國終於體體面面的站起來了。

但儒生從未退出過大漢的舞臺，相反在這一過程中，儒生們也多次嘗試著“奪權”，試圖將國家的指導思想從黃老學說轉為儒家思想。但秦儒的形象一直都在，文帝時備受皇帝喜愛的儒生賈誼，“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正說明文帝心中的儒依然跟鬼神緊密聯絡著。雖然孔子對鬼神之說敬而遠之，但後代的儒生則越來越強調鬼神以滿足秦皇漢武等帝王的長生不死的願望。當一次次慘重的代價擺在前面的時候，儒生的地位與形象自然會越來越低。文帝曾派親信大臣晁錯到山東跟隨伏生學習，而其另外一個寵臣新垣平則同樣也是打著儒生的名號。新垣平是趙地人，“以望氣見上”，能言會道，說的天花亂墜。在新垣平的慫恿下，一向節儉的文帝在京城建立了五帝廟用於祭祀，對新所言更是聽之從之。“於是貴平上大夫，賜累千金。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謀議巡狩封禪事”。這儼然是一次為儒學翻案的行動，當然會引起朝中大臣的注意。丞相張蒼和廷尉張釋之等迅速展開了對新垣平的調查。而此時，貴而驕的新垣平並沒有意識到，還自鳴得意地上演了一出天降神杯的鬧劇。他命匠人在玉杯上刻上了“人主延壽”的字樣，並謊稱這是上天的意象。這種假把式相信經歷過秦末動亂的張蒼等大臣們都心知肚明，很快便有人告發新垣平弄虛作假，連同他的所謂望氣之說也都是子虛烏有。文帝再一次成為儒生戲弄的猴子，當然使他勃然大怒，新垣平被“夷三族”。

也正是新垣平的這處鬧劇，使得大漢的統治者對儒生的恐懼再次提升，對其警惕心更重。景帝朝儒生在朝很多，但基本都不中用，尤其是景帝朝主政的是其母后竇太后，這是一位黃老思想的鐵桿粉絲，更是被新垣平等新儒們毒害的一位受害者。在她的內心深處，新垣平等儒生深深玷汙了她的丈夫漢文帝的名譽，因此她對儒耿耿於懷。一直到漢武初年，十六七歲的漢武帝登上了皇位，在太皇太后的干預下，大漢依然執行著清靜無為的政策。

但漢武帝不是文帝，也不是景帝，他不想在所謂的“無為”之中等待“為”的機會。再加上一個小孩子的年齡，對老祖母的處處掣肘心生不滿。為了樹立自己的威信，他起用了自己的舅舅武安侯田蚡。田蚡當然也希望自己能夠建功立業，因此，也積極探求一種與眾不同的治國之道，以博得武帝歡心。而在當時可供選擇、戳手可得的指導思想也只有儒學，並且它相對成熟，並且其積極入世的思想也正和武帝建一番功業的需求。於是，田蚡拉攏當時的丞相竇嬰，一同向武帝推薦了儒生王綰、趙臧，頗得武帝歡心。在王、趙的建議下，武帝越來越與竇太后對立，甚至建元二年，趙等建議武帝以後不需要把政事奏知竇太后。儒生的激進一下子惹惱了深宮裡的竇太后，她對外朝的動向瞭如指掌，對王、趙等新貴們的底細更是明知於心。竇太后劈頭的第一句便是“此欲復為新垣平也！”足見文帝朝新垣平等儒生之事對竇太后的影響之深。在老太后的真憑實據之下，漢武帝不得不廢黜明堂，並將王、趙下獄，自殺。而田蚡和竇嬰都免官。支援黃老思想的許昌出任丞相。這是武帝朝的第一次儒生博弈，但這一次大敗，連同所謂的“罷黜百家，表彰六經”的政策也形同曇花。

但這一切都沒能阻止住武帝奪權的願望，這一次失敗只是更堅定了他走一條不同於祖母的治國道路。建元六年，竇太后崩，武帝毫不客氣地免除了丞相許昌，立田蚡為相。但此時的儒生隊伍也是流派紛呈，到底哪一派是正宗，哪一派可以為成為治國思想，漢武帝上需要斟酌。當時有兩位大儒，一位是董仲舒，另一位是江公。董長於言辭，而且名滿天下。江公口吃，不善言辭。武帝最終選擇了董所代表的公羊學。但巧妙地勢漢武帝並沒有選擇董仲舒，而是選擇了公孫弘。公孫弘僅僅是學了點儒學皮毛的公羊派，除了揣度聖意別無他長。司馬遷毫不客氣地指出“公孫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公孫弘只是憑藉著“希世用事”、“從諛”的伎倆位至公卿。恐怕這正是武帝所需要的儒生，他不需要像董仲舒那種有原則有底線有操守的儒生，而公孫弘這種對儒只是一知半解的儒生無原則無底線，剛好可以滿足一個強勢皇帝的需求，他們只要承命即可，遵從帝意去執行就可以了。

從公孫弘由一介寒儒到一朝丞相開始，儒生開始名正言順的爬上大漢的朝堂，從武帝朝開始，儒生濟濟一堂。而儒在得以光明正大的同時，也面臨著一個挑戰，如同司馬遷在《儒林列傳》開篇所講的那樣，“餘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嘆也”。讀書是為了功名利祿，那麼還能讀出書中的真知嗎？儒是否還能擔當的起治國思想的大任呢？但武帝不在意這個，他在意的是終於有一個施展自己拳腳的舞臺位子拉開了。儒生在武帝之後的更是“變本加厲”，興盛的一發不可收拾，“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百有餘年，傳業者浸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眾至千餘人”。但正像司馬遷的擔心一樣，儒生沒有擔起治國的重任，相反在他們相互傾軋、推諉和空談中，大漢一天天走向了沒落。更為可悲的是，大漢江山居然是讓一個偽儒王莽輕易間取代了，而那些曾經效命漢室的儒生們又彈冠相慶的站立在新朝的廷堂之內，山呼萬歲。

儒，你那本該有的操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