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社會是農業社會，農乃根本，重農是肯定的。抑商是為了加強皇權，防止土地兼併的重要手段。如果不這樣做，商人賺盆滿缽滿，積累大量財富，有了錢以後，這些商人肯定會置房產，田產，慢慢的，這些商人就會變成大地主，有錢有地，還有佃戶替他們種田，這跟一方諸侯沒有任何區別。再者，這些大地主會想方設法鑽空子，逃脫賦稅，這樣一來，朝廷的稅賦越來越少，長此以往，地方勢力越來越大，中央很有可能會失去控制，強龍壓不住地頭蛇，朝廷的一些政策損害大地主的利益後，這些人就會聯合起來對抗朝廷，一旦中央政府衰弱，地方勢必做大，割據一方，成為真正的諸侯。其實古代中國皇權統治，一方面依賴這些大地主，一方面又要打擊這些人，將這些人的權益勢力壓縮在一個合理的範圍內。商人士人都有成為大地主的可能，對於這些人朝廷不會置之不理，提防甚至抑制肯定是必要的。

古代皇權至上，貴族次之，都是以血統論社會地位的。封建制度不會允許商賈太肥，更不希望他們富可敵國。國家和地方政府會盡可能去把控和壟斷重要的商業流通渠道

在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下，自戰國起就已形成了“獎耕戰、抑商賈”的社會環境，秦漢之後“重農抑商”、“崇本抑末”，再到宋元時期“專賣”法，和明末及清朝時期的“海禁”，都體現了“重農抑商”的思想。重農抑商是中國古代封建王朝最基本的經濟指導思想，核心思想就是重視農業、以農為本、限制工商業的發展。

重農抑商的經濟制度與封建制度始終保持高度一致的步調絕不是偶然。它是封建社會下自然經濟制度的必然產物。一個國家實行什麼樣的經濟制度是由其經濟基礎決定的。中國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是完全的自給自足型自然經濟，因此中國古代的統治者都將發展農業當作執政之根、立國之本，而大力抑制工商業的發展。封建王朝統治是中央集權專制統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大力發展工商業必然會對自然資源加以開發利用，會嚴重損害封建統治者利益，會發生與國家統治者爭奪“山海陂澤之利”。發現任何工商業，只要有利可圖即會收為官營，禁止私營，保證國家對資源的壟斷權。工商業的發展還會與農業爭奪勞動力資源，導致農田荒蕪，國家糧草短缺，從而影響國家軍隊的建設，大大削弱軍隊戰鬥力，對國家政權鞏固造成嚴重影響。

重農抑商在中國封建社會得以發展、傳承還與中國獨特的地理位置相關。中華民族的主體從遠古時期開始便主要生活在黃河、長江流域，大約在6000年前左右就已逐漸擺脫狩獵和採集的原始經濟，進入以種植業為主的原始農耕經濟。中國先民生活、勞作、繁衍的地方東臨大海，西為戈壁與高原，由於交通不便，與外界聯絡較少。直至1840鴉片戰爭前，華人對外部世界仍知之甚少。在這樣的環境中主要從事農業，是中國從氏族社會逐漸發展成封建國家的基礎。

先講講古代為什麼重農抑商？首先我們要弄清楚古代“重農抑商”的基本內涵，“重農抑商”是歷代統治者的最基本的思想，但“抑商”，並不是完全不準經商，而是抑制私人經商。古代從戰國時起，就有“獎耕戰”，“抑商賈”政策，秦漢以後的“重農抑商”、“崇本抑末”，到宋元時期的“專賣”法乃至明清時的“海禁”，均是重農抑商的表現。併成為中國曆代封建王朝最基本的指導思想，其主張是重視農業，以農為本，限制工商業的發展。當然，這種“重農抑商”、“農本商末”的政策也制約和影響了中國歷史。

那麼，為什麼中國曆代封建王朝均主張“重農抑商”，提出“農本商末”的思想？這是由當時的經濟形態所決定的。在中國幾千年來的封建統治時期，都是以小農經濟的方式進行生產，人們最為關鍵的是解決吃飯的問題，沒飯吃就會要有動亂，因此也就決定了重農為立國之本。無論什麼時候，農業都是國家的根本。通俗地說就是“民以食為天”，民生方面“吃”是第一位的，一個國家糧食是否充裕，是關係到社會穩定的大事。所以好多古代政治家在改革時都會十分重視農業方面。商鞅變法在實行“重農抑商”的政策時就有這樣一條規定：粟帛生產得多的，就可以受到免除傜役的優待。

以上說到“抑商”並不是完全抑制經商，而是抑制私有商業。因為私有商業的行為，利益是最終目標。為了利益什麼壞事都能做，它不同於公有商業，公有商業的行為，民生與社會的穩定是最終目標，並不計較利益方面的得失。所以，中國曆代封建王朝為了穩定封建王朝的統治，防止不穩定因素的發生，對私人商業採取限制的措施。這就是中國曆代封建王朝為什麼積極實行“重農抑商”的根本原因。

中國到了民國時期，隨著西方經濟的侵入，出現了私人商業的發展。

新中國成立後，為了把一個落後的農業國改變成為一個先進的工業國，還是非常重視農業的發展。毛主席明確指出了“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農、工並舉”的方針。農業為國家工業化完成了資本的原始積累，從而促進了工業化的快速發展。

至於說到市場經濟可以自由調配為什麼古代還要實行“重農抑商”政策的問題，其實在前面的分析已經說到，由於當時的經濟形態，如果實行市場調配，因為整個封建時代的生產關係都是私有制，不抑制私人商業，必然會出現大量的私人資本集團，從而與國家統治集團形成對立階層，干擾和影響封建王朝的政權穩定。

市場自由調節是有限度的，政府就是可以彌補這一不足的。

現代的理論不能直接用於古代，重農抑商是封建社會的必然走向。

重農抑商的本質

由於歷史原因，華人普遍對重農抑商抱有批判的態度，但古人對“本末業”的論述問題不大。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其獲利方式不同，工商業對人的吸引更大，而且如果一但獲利，華人往往買田置地，小農於是被兼併，土地矛盾加大。同時工商業的高流動性，使得古代落後的科技無法有效管理戶籍，難以保證稅收核算的準確。

市場調節有弱點

市場只重視利益，題目所說的“平衡”，基本不可能實現，是西方人的說辭罷了。工商業發達了，農業就凋敝了，如前所說，用錢可以買糧食，我只要多掙錢就行了。由於地主的兼併，用錢換地比自己開墾好多了。其實現在也沒有完全放開工商業，尤其是金融業，放貸要比當工人強多了，工人工資也沒被提高呀。

被錢壓死的駱駝

在西方，西班牙是一個典型“栗子”，由於美洲殖民地金銀礦的存在，西班牙人不用生產就能有錢花，結果就是隻能花不能賺，國內依賴國外提供產品，這麼下去也沒問題，但是有海盜，有眼紅的英國——打！這一打起來，錢可以不花，飯不能不吃，西班牙就把殖民地給了英國了。《國富論》中就批判了功利的重商主義，並給出了一切價值的最終來源只能是土地這一論斷。

重農抑商由於涉及複雜的經濟問題而難以評判，不過，可以確定的是，重農抑商必定在中國歷史上發揮了至少是不壞的影響。

因為打仗需要大量糧草！

那時交通不便又不能進口糧食，所以必須得大力生產糧食才能供應國內需求及打仗所用！

生存是第一要素，要生存也就離不開食物的供給，而一切的食物之源也就來自大地。農業也就是一切食物之源的根本，沒有了農業供給的穩定性也就沒有食物供給的穩定性。食物供給不穩定也就必然會產生社會生存的不穩定，商業就如同一種賭博平臺。為什麼說商業就如同一種賭博平臺？這是因為人們經商的目的也就是為了獲利，而利益最大化也就是我們人類追求的終極目標。利益最大化陏之而來的也就是風險性的最大化，要獲取利益最大化也就離不開冒險拼搏。而冒險拼搏也就存在太多的不控性，未知不可預知性。要獲取利益最大化也就要與之相匹配的風險性，冒險也就是賭性。因為賭性也就是利益最大化的表現，所以賭博從古到今都是世界各國最痴迷的一種獲利方式。因為賭博是古今中外人類最痴迷的一種獲利方式，所以賭博也就給我們帶來巨大的吸引力，這種吸引力也就產生巨大的誘惑性。當賭博產生巨大的誘惑性也就必然會產生巨大的市場需求性，當賭博產生巨大的市場需求性也就必然產生巨大的適應性。當賭博產生巨大的適應性也就必然產生無處不在的賭性，當賭性無處不在時也就必然會產生無處不在的賭局。而無處不在的賭局也就必然會產生無處不在的賭徒，產生無處不在的賭徒也就必然會產生無處不在的參賭者，而無處不在的參賭者也就會產生無處不在的投注者，而無處不在的投注者也就會產生無處不在的投機取巧者。而無處不在的投機取巧者也就會產生無處不在的跟風者，而無處不在的跟風者也就產生無處不在的盲從者。無處不在的盲從者也就產生無處不在的無主見者，而無處不在的無主見者也就會產生無處不在的不良价值導向。無處不在的不良价值導向也就會產生無處不在的資源產業生產的過盛，而無處不在的資源產業生產的過盛也就必然會產生無處不在的價值貶值風險性。而無處不在的價值貶值風險性也就會產生無處不在的不可預知性，不可掌控性。而無處不在的不可預知性，無處不在的不可掌控性也就必然會產生無處不在的混亂性與無秩序性。而無處不在的混亂性與無秩序性也就必然會產生一切資料資訊的失真性，對於一個國家來說一切的繁榮昌盛必然是來自國家整體全域性的可掌控性、可維護性、可精確精準的計算性。如果一個人的資料資訊失真也就必然會失去自我管理的最大保障，資料資訊的失真也就心中無數，心中無數也就必然失去了自我調整，自我維護，自我修改，自我掌控的能力。不管是個人還是一個國家，只要存在太多的賭性也就必然會存在太多的投機性。投機性太強也就必然會脫離現實，而脫離現實也就會使自己致身於巨大的風險之中。因為追求利益最大化是一切生命的共性共識，所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也就體現了巨大的賭性。獲利最大化也就要承擔風險最大化，生命存在的利益最大化的表現也就是保障自己的存在。有命就有一切，有存在也就擁有一切。無命也就會失去一切，沒有存在也就沒有一切。當一個人追求利益最大化也就是要始終保障自己的性命的存在，如果一個人追求利益最大化最終導致自己的性命不在，這也就使自己追求利益最大化轉變為追求利益的最小化。我們生存在宇宙空間之中，一切生命追求的利益最大化也就是在賭命。有命也就贏得了一切，而無命也就失去了一切。生命的賭命也就是賭自己的生存空間的長久性，贏得了生存空間的長久性也就贏得了發展的可持續性。生命存在於宇宙空間之中，獲取生命的永恆、獲取發展空間的無限可持續性也就是我們一切生命的共性與共識。因為獲取永恆獲取無限的發展空間是我們一切生命的共性與共識，所以也就產生我們對永恆無限的空間的無限需求性。而面對未知的宇宙空間存不存在永恆無限的發展空間對於我們人類來說一切也就是未知的，面對未知的宇宙空間存在我們每一個人需求的永恆無限的空間嗎？只有存在永恆無限的空間才能滿足我們一切生命對永恆無限的需求，我們需要永恆無限的生存與發展空間也就必然會選擇永恆無限的生存與發展方式。如何獲取永恆無限的生存與發展方式，這也就離不開我們找到一條獲取永恆無限的發展的方向。我們在眾多的道路之中去獲取一條通往永恆無限的發展空間也就離不開我們的成功選擇，面對未知的宇宙空間，面對生與死的選擇我們該怎麼辦？選擇發展的道路也就是生命自我命運的對賭。賭贏了也就會獲取巨大的利益回報，賭輸了也就會付出巨大的利益損失。因為追求利益最大化是一切生命的共性，所以我們每一個參與賭局的人都希望成為贏家。在宇宙設定的生死賭局之中，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宇宙生死賭局的參與者。作為生死賭局的參與者，每一個人都希望自己成為生死賭局的獲勝者，都希望自己成為生死賭局的贏家。成為贏家也就是成為生死賭局的存活者，成為這個世界上價值體系的構建者，成為人類文明的創造者，成為人類歷史的書寫者。賭局的獲勝者也就必然是賭術的高超者，而賭術的高超者也就必然是賭局經歷的豐富者，而賭局經歷的豐富者也就必然會積累豐富的賭局經驗。人類文明社會的歷史發展也就一場一場的生死賭局，古代為什麼會重農抑商？這也就是歷史上經歷無數次生死賭局獲取的經驗教訓。生存是第一要素，有命也就擁有一切。擁有活命的機會也就擁有參與生死賭局的資本，生存的目的是為了發展，而發展的目的也同樣是為了生存。生存是為了自己的存在，發展也同樣是為了自己的存在，自我的存在也就是價值體系的核心。生命存在於任何賭局之中保住了自己的性命也就是贏家，我存在一切都將存在，我不存在一切都將不存在。我的開始也就是宇宙的開始，我們的結束也就是宇宙的結束。我的存在與產生是建立在父母的產生存在之上，沒有父母的產生存在也就沒有我的產生存在。因為我的一切產生存在是建立在父母的產生存在的基礎之上，所以我的自我價值的產生存在也就是父母的自我價值的產生存在。生命的延續與傳承也就是自我價值體系的延續與傳承，而一切的延續與傳承也就離不開後繼有人。當父母把他們的自我價值體系延續傳承給我們，而我們也同樣會把這種自我價值體系延續傳承給子女，而子女也同樣會把這種自我價值體系延續傳承下去。生命的無限存在也就離不開為我們自己開闢無限的生存空間，而無限的生存空間也就離不開無限的延續性與傳承人的產生存在。而無限的延續性與傳承人的產生也就離不開我們自己在今生今世能夠成功的活命存在，只有我們能夠成功的活命才能完成生兒育女，才能完成培養子女成功成長的使命。父母為我們創造成功成長的空間是因為他們對我們的愛，因為愛我們也就使他們心甘情願的為我們付出一切。而同樣我們因為感受到父母的無私奉獻也就產生了愛，產生了愛也就產生了責任與使命。因為責任與使命我們也就會把這種無私奉獻的愛延續傳承下去，為子孫後代創造無限的生存空間也就是我們生命的核心價值觀。因為一切生命的產生存在是建立在無限的可持續性之中，所以一切的核心價值觀都是以可持續性為中心。長存長勝也就是一切可持續性的基礎，長存長勝也就離不開積累長存長勝的經驗方法。而一切的經驗方法的積累也就在於經驗教訓的總結，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古人重農抑商也就來自經驗教訓的總結，生存是第一要素在任何一個時代也不例外。充足的食物供給也就是社會繁榮昌盛的根本保障，離開了堅固的農業基礎一切的繁榮昌盛也就是虛幻的。沒有堅固的農業發展的支撐任何的賭局都是沒有把握的，國家的一切可持續性的根本，也就在於農業發展的可持續性。中國現狀的某一些領或的過度性發展也就表現了過度的投機性，投機性太強賭性也就太強。太強的賭性也就必然會產生賭徒心理，產生賭徒心理也就必然會把利益最大化的放大而把風險最大化的縮小。只會產生對利益的思考而忽略對風險性的評估。一切脫離了實際情況也就必然會把自己致身於巨大的風險之中，而巨大的風險也就必然會給自己帶來致命的打擊。一個充滿投機性的市場也就必然是充滿賭性的市場，賭性太強的市場對國家對社會對個人都是危害多多，危害多多的賭性市場也就必然對國家社會的發展是不利的。也就必然會影響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賭性太強的市場也就必然會成為社會發展的隱患。

答案：市場終究是有著部分趨利避害性，作為封建王朝的統治者，往往需要盡最大可能維護疆域穩定和人口擴充。再加上封建王朝的本質和生產力落後，只能採取重農抑商的政策。

背景描述

但凡是涉及到古代問題，往往更多的需要參考當時的背景環境，以及當時所能夠擁有的諸多外在和內在的發展先決條件。

封建統治時期的特性

封建統治時期生產力落後是一個公認的事實，在那個冷兵器的年代，似乎一切與公眾相關的事情，都需要人為參與。而比人為參與更慘的是，絕大多數土地以及絕大多數農民都只能靠天吃飯。

因為水利工程並不發達，有的時候人們根本沒有辦法梳理水渠，反而需要防患水災和旱災。再加上華夏土地之多之廣，時不時的需要應個急備個災。

重農的特性

重農往往是重視農業生產和發展，只不過在此基礎之上，更重要的是提高農民在封建王朝當中的身份和地位。

抑商的特性

抑商簡而言之就是抑制商人的發展，儘管有些商人他們賺的錢非常多，而且在某個區域影響力非常大，甚至也經常做慈善事情。可是他們的身份地位似乎並不會搬上臺面上來，而且他們自身也會有著某種自卑情緒。重農抑商的提起和發展

重農抑商可以說是古代封建統治者的智慧巔峰所在，當然並不只有這一個巔峰。綜合封建統治時期的發展來看，重農抑商的確起到了維護穩定性的作用，對於封建王朝的統治起到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重農抑商的初期模型

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農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摶心揖志

這句話出自史記秦始皇本紀當中，也能夠看得出來，在秦始皇一統六國建立大一統板塊的時候，就已經意識到了這個問題。

而根據歷史事件的發展延展和變化來看，我們不難得出一個結論：在秦始皇之前的春秋戰國時期，甚至春秋戰國時期在往之前的夏商周時期，就已經意識到重農抑商的可貴性和重要性。

只不過提出理論依據並且切實可行，現今來看流傳度最廣的卻是秦始皇。

商人和農民的命運實現第一次轉折和逆轉，是在一個人的變法時間段裡面，這個人就是商鞅。

沒錯，他的變法不但讓秦國成為了傲視天下的存在，也改變了整個秦國的格局，更重要的是他似乎改變了從秦朝開始一直延續到清朝的封建統治格局和板塊。

商鞅變法當中提到了兩點，這兩點在我們看來可能很難與重農抑商牽扯上聯絡，但結合當時的背景介紹的話，就不難發現其中大有奧妙。

1.土地可以買賣。

2.生產穀物數量和質量多的，可以免除徭役。

秦朝因為當時處於一個特殊階段，既有內部憂患，也有外部戰役，所以秦國的一舉一動都需要萬分小心。

而透過生產穀物的數量和質量來免除徭役，就足以見得商鞅對於農業的重視。大家不要覺得免除徭役是一個很小的獎賞，在秦朝尤其是修建長城，修建秦直路和大型工事的時候，十有八九是受苦受難，而且再也回不了家的。

之前一位史學家說：長城每一塊城磚下面都有可能埋著一個屍骨，這並不是虛妄之談，而是確實有可能存在的。

當然國家要想有一個大進展，就必須先付出大犧牲，這是亙古不變的真理。

重農抑商的最終狀態

重農抑商先後經歷了商周時期，戰國時期，西漢時期，明清時期的發展和演變，慢慢的形成了一整套的重農抑商理念和可執行的制度。

我們從商鞅變法之後開始講起：

西漢時期，因為當時剛剛完成國家的一統，戰亂剛剛結束，百姓流離失所，社會動盪不安，所以漢高祖劉邦直接下令，對農民進行了很大的優惠。並且一巴掌把商人拍在死衚衕裡面，嚴令禁止任何一個商人透過任何關係去購買任何土地，一旦發現嚴懲不貸。

而在唐宋時期，國家普遍比較重視經濟，尤其是在宋朝衍生了諸多經濟大都市。所以在這個時候，對於商人並沒有太多的抑制，可即便如此，也僅僅是承認商人的地位，並且透過政府與商人合作來獲取利益罷了。當時絕大多數商人的身份地位並沒有得到明顯有效的改變，只不過商人的存在合法性和合理性有所提升。

明清時期，對於重視農抑商達到了一個空前的地步，甚至影響了資本萌芽的進展。出現這種情況有多種原因，比如閉關鎖國，比如君主盲目自大，再比如封建統治者過重的集中自己的權力。而且這個時候的封建統治者認為，商人無非就是倒買倒賣，並不能夠提高國內的經濟，也沒有辦法對社會作出貢獻，往往是害了別人，肥了自己。所以官家和政府對於商人進行大肆的剝削，重農抑商也可以說在這個階段達到了第二次頂峰。

重農抑商的運作和優勢

任何一個事物的發展和演變都有著外力推動，而一個事物能夠發展演變數十年數百年，就說明外在大環境的確需要它。與此同時，一個事物能夠發展數千年，就已經說明某個外在環境已經和這個事物有著剪不斷的聯絡了。

重農抑商的運作

重農抑商擁有了體系，這個體系主要有四大方面。

方面一：由封建統治者自上而下的反覆宣傳，農業是國家的基本，商業是國家最低端的行業。這就相當於國家自動的把全華人口分成了369等，而排在最高檔位的便是農民，排在最低檔位的便是商人。

方面二：對土地進行嚴加看管，可以給農民，但不可以給商人。因為商人他們擁有更多的錢財，所以很容易出現土地兼併以及強買強賣的事件。自古以來，尤其是在封建統治的明朝和清朝對於土地兼併極為頭疼。這個時候就會有很多的國家政策傾向於這一方面，他們更願意把土地給窮人，而且是強制分配給窮人，至於富裕人家往往得不到土地或者只能得到規定約束下的很少的一小片土地。

方面三：限制人口的流動。這似乎和重農抑商沒有多大的衝突和影響，但恰恰相反，因為商人最需要的便是流動性。我們可以以《鐵齒銅牙紀曉嵐》這部電視劇舉例，比如和珅做茶葉生意的時候，往往需要把南方的茶葉運到北方來，為什麼呢？第一有差價，第二南方某些地方的茶葉可能質量要好一些。而一旦把人口流動給限制住，商人就沒有辦法進行大區域大規模的運作，至於自己生意能否獲利，則完全處於兩個極端狀況。

方面四：全方位、立體化的限制商人的發展。這一點就比較容易理解了，因為各種歷史記錄或者各種民間野史當中都有過記載，比如不允許商人做官，不允許商人出門乘坐轎子，不允許商人出門的時候穿一些金絲衣服。除此之外，像商人的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都帶有歧視特色。

重農抑商的優勢

王朝幾乎花費了大部分精力使勁的抑制商人扶持農民，這樣做究竟有著怎樣的好處呢？

最明顯的好處便是維護了社會的穩定。對於封建統治者來說，所有的百姓安居落業，他們每年都會種糧食，然後收糧食，收了糧食再種糧食，然後不斷的繁衍子孫便是對自己王朝最大的貢獻。

這一點主要是封建王朝的本質，以及當時處於冷兵器時代人們對於世界認知的侷限所導致的，當然這樣做也無可厚非，畢竟每一個封建王朝都有著自己的顧慮和考量。

除此之外只有源源不斷的糧食才能供養更多的人，這些人在一起就會組成一個強大的國家，當這個國家面對敵國進攻時，可以能夠有效的反擊，提高國家的榮譽和自尊心，保障自己的國民安全。

我們可以以漢武帝北伐的例子來看，漢武帝為什麼能夠源源不斷的向北進攻，衛青和霍去病為什麼能夠一次又一次的組織起有效的反擊呢？原因很簡單，因為漢武帝時期老百姓足夠的多，老百姓種的糧食也足夠的多，社會安定穩定，而這一切都是重農抑商帶來的好處。

沒錯，這就是事實

可以說，從封建王朝的誕生開始就已經和重農抑商牽上了聯絡。

而從秦始皇開始，在之後的延續時間段裡面就會發現重農抑商這樣的政策越來越具體、越來越全面，而且它的影響力越來越大。

當然任何一個制度都有著它的好處，也有著它的壞處，比如重農抑商使得土地兼併現象極為嚴重，而且對於經濟的流通也起到了限制作用。當重農抑商達到極限的時候，反而違反了當時的經濟發展規律，對整個社會的發展起到阻力作用。

但無論如何，重農抑商是古代最為重要的制度，重農抑商的存在對於維護封建王朝的統治，起到了極大的好處和便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