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得來說，這個東西應該可以看作是歷史的必然趨勢。

首先有一樣東西，我們必須得提及，那就是井田制，由於一開始人們的生產與生活水平比較低，所以只能夠開發那些比較肥沃的土地，而這種制度就是讓貴族擁有這些土地，只允許當地的居民在這塊土地裡面耕作，透過在這塊土地裡耕作，生產出來的糧食，然後上交給自己的貴族，然後貴族可以得以維持與生存下去。但是後來隨著生產力水平的提高，終於大家可以在一些不適合耕作的土地上進行生產與生活了，只是此時井田制的存在，就讓貴族，感覺自己很受傷，因此為了能夠得到更多的稅負能夠使得自己的稅收能夠提高，春秋時期，作為孔子家鄉魯國，率先打破了周朝的禮儀制度選擇直接根據田地的畝數，面積和大小來收取稅賦。

生產力的不斷提高，使得當時春秋時期的人口得到了大幅度的增加。人口亦增加對於各個諸侯國來說，能夠參戰的兵力數目就開始疊加，軍隊越來越多，導致當時的諸侯能夠管控的土地也越來越多，最終大家之間的事例出現交錯以後發生了紛爭，產生的戰爭，透過不斷地上演戰爭這個大的戲碼，實現土地與土地之間的兼併諸侯國又獲得更多的人口，更多的土地去掠奪更多的土地和人口，這樣大的國家越來越大小的國家越來越小，最終諸侯之間相互兼併，形成了七個比較大的國家，這就是我們俗稱的戰國七雄。

與此同時，雖然說當時的春秋戰國時期，整個中國還處於青銅時代，但是隨著技術的演變以及貴族對於青銅冶煉技術的開放兵器的研發變得越來越方便，軍隊的殺傷力也越來越大麗茹在早期比如說周朝，當時周平王東遷以後，與當地的鄭國發生了戰爭，雙方打了幾個月，最後死傷只有幾千人，但是隨著戰爭越來越推延到了後期，尤其是武安君白起的時代，那個時候殺人都是以10萬人作為計算，戰爭對於整個國家的創傷越來越重，一個國家只要在一場大的戰役裡面受了失敗，就不可能像春秋時期那樣，經過幾年的勵精圖治，就能恢復過來。比如說南韓與魏國就是在伊闕之戰裡面被武安君白起殺了28萬人結果，直到他們被滅亡他們的兵力仍然沒有恢復過來，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戰爭遊戲時的諸侯主王之間越來越玩不起來。

再者就是制度的問題，這主要是包括兩個事件，第一就是周王朝當時的正面形象開始衰弱。周王朝經歷過周平王東遷以後整個國家的整體形象，國家信用得到了大幅度的下降。周平王，此時此刻不能夠號令天下諸侯為他做事情了諸侯之間相互之間的小心思也就誕生了，你打我，我打你，根本就沒有把周王朝放在眼裡，直接導致原來的制度發生了崩壞，大家之間互相的攻伐，這就為了下一件事情誕生做準備。

這就要提到整個中國封建歷史的開端，商鞅變法，實質是增加中央政權的權利，這開啟了在這以後2000多年的時間裡面，整個中央與地方之間相互之間的爭權奪利，但是，言歸正傳，距正式讓整個地方上的權力政權變得可有可無，對於中央而言，他急需要集結整個地方上的權力，為他所用，因此地方政權就成了眼中釘與肉中刺，久而久之，中央的權力越來越大地方的權力越來越小，最後，地方上的權力，只能夠完全服從中央的權利。

說這話什麼意思呢？就是你接下來統治的地區，不再是分封諸侯了一個諸侯國，就相當於擁有和中央一樣的權利，這對於商鞅變法之後的中央而言是不允許存在的，因此地方上必須完全服從中央，隨著帝國的不斷擴大，即使帝國經膨脹到了沒辦法再附加的地步，帝國也不允許自己的地方上出現諸侯國兒到秦國滅亡之後，漢朝建立之初，劉邦之所以又重新用起了分封制，原因便在於當時的生產力還不足以使得整個中央的權力，能夠輻射到全國各地，但是後來他又把異姓的諸侯王給滅掉了，只能夠分劉氏子弟做為諸侯王，這又何嘗不是商鞅變法所提倡的中央集權制度影響的縮影。

再者就是天下經打了將近幾百年了黎明百姓對於戰爭早就感到了厭惡，誰願意再接著打仗，誰願意在戰場上失去自己的親人，長平一戰，使得整個趙國所有的青年男子幾乎被消耗一空，戰爭對於一個國家的消耗實在太大

在中國歷史上，春秋戰國是思想和文化最為輝煌燦爛、群星閃爍的時代。這一時期出現了諸子百家彼此潔難，相互爭鳴的盛況空前的學術局面，在中國思想發展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使這一時期成為中國歷史上諸子百家政治學術思想大融合的重要時期，

這個時期，社會結構急遽變化，社會矛盾異常尖銳，兼併戰爭接連不斷，文化思想空前活躍。中國偉大的思想家大多出現於這個時代，構成了中華文明的精華和基礎。

這個時期，一個重要的現象，就是知識分子—“士”階層的出現和活躍。

“士”階層是如何產生的呢?西周之時，學校都是官府的。《周禮》明確規定，“古者學在官府”。那時的史官，既是官府的官吏，又是學校的老師。章學誠先生說：“三代盛時，天廠之學.無不以吏為師，《周官》三百六十.天人之學備矣”。說的就是“學在官府”的情形。即夏商周王代，官府完全控制著學校，學必須以官吏為老師，各種各樣的學問，都要向官府有關主管的官吏學習。比如，要學習法律，《周禮·地官》記載“受法於司徒”。即向司徒之官學習法律。但是，並非任何人都可以進學校學習，只有王公貴族的子弟才有資格。一般人是不能掌握文化知識的。周平王東遷，天子的地位衰微，出現了“禮壞樂崩”的形勢。一些“王官”便散入各諸侯國，有的則流落民間。“學在官府”局面的打破，使私人辦學蓬勃興起，入學條件西周時大力改變，像孔子所辦的私學提倡“有教無類”，教育的物件不分貴賤等級，只要學生送給他“束俯”(一串臘肉)作為學費，就可以了。這樣便大大擴大了受教育者的範圍，因而有學問的人多了起來。這些人就是所謂的“士”。“士”的成分很複雜。他們分屬各個階級。“士”可以經人推薦而擔任官職。很多有經濟基礎的人棄農為士，而私人辦學的發達，提供了這一條件。

“士”階層的活躍，和當時社會的“養士”之風的盛行，有密切的關係。春秋時代已經開始“養士”，而戰國時期更為盛行。各諸侯或大夫除了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加強自己的實力外，為了逐鹿中原，統一中國，十分需要借重土的力量，因此紛紛“養士”，形成了一種社會風氣。如春秋晚期，齊國的田常，早在齊景公時就施惠於“士”。每殺—頭牛，僅取“一豆(四升)肉”，其餘的都用來供士食用。每到年底，田常僅取“二制”，即兩匹布帛，其餘的分給“士”做衣服穿。又如戰國初期的魏文侯草賢禮士，他周圍有一大批知識分子。戰國中期.齊威王、宣王之時，在都城臨淄西門外設謖下學宮，招探天下文人學士，在那裡講學和著書立說.議論朝政。後來的“四公子”，即齊國的孟嘗君、魏國的信陵君、趙國的平原君、楚國的春申君，他們“養士”多達幾千人。戰國後期秦國的呂不韋，也有“食客三千“，多為有一技之長者，“士”中許多優秀人物受到重用，甚至出為卿相，如商鞅、吳起等，學術活動也受到鼓勵和資助。

此外，當時諸侯各國致力於富國強兵，對學術研究採取寬鬆的政策也有密切的關係。特別是戰國時期，各諸侯國對“士”往往都採取寬容的政策，允許學術自由。這就為“士”著書立說、發表個人的意見，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從而大大促進了戰國時期的思想解放。

百家爭鳴的主要基地稷下學宮是最為典型的例證。

戰國時代，由於齊國經濟發達、政治開明，以及良好的文化政策，齊國君王給予士人的優厚物質待遇。吸引了當時幾乎所有的著名學派彙集稷下。而稷下學宮成為百家爭鳴的極其引人注目的學術場所。並使諸侯各國羨慕不已，紛紛效而仿之，幾乎無一例外，成為了當時的一種模式。

稷下學宮的建立與興衰歷史，基本上與田齊政權共始終.隨著田齊的強弱而興衰。學界比較普遍的看法是創建於田氏取代姜族，奪取齊國政權後的第二代國君齊桓公田午時期；發展於齊威王時期，興盛於齊宣王時期；中衰於齊憫王時期；中興於齊襄王時期；亡於齊王建，秦滅齊時。大約存在了150年，但對後世產生的深遠的影響直至今日。

既然稷下學宮是田齊王朝興辦的，其直接的原因是政治乃是需要。田氏代齊以後，歷代君主無不發奮圖強，勵精圖治，圖謀稱雄諸侯。稷下學士則是為田齊君王們的政治需要，製造輿論、設計藍圖、擬定典章制度。客觀上也是適應田齊統治的政治需要。因此，稷下學宮首先是一個智囊團性質的機構。其次，就是炫耀國力，標榜尊賢至士，吸引人才。這就為學術交流、文化傳播、百家爭鳴創造了優越的政治環境。故稷下學宮又具有社科院的性質。

“不治而議論”，是稷下學士的主要活動特點之一，這一特點體現了學官鮮明的政治性。“不治”，即“不任職”。雖有上大夫的頭銜.但不但任實際職務。“議論”，就是議論時政、國事、治亂之策，為田齊統治者提供決策依據，以實現智囊團的功能。而他們的議論時政，是在寬鬆自由的政治氛圍內，對田齊統治者的政治活動提出批評意見和決策參考建議，沒有或者少有阿譽率承、溜鬚拍馬的情況，所提意見及建議都是坦率的直言。

同時，稷下先生及其各派學者利用齊國提供的良好的環境與條件，潛心研討，互相爭鳴，取長補短，豐富和發展了各自學派的學說.促進了中國文化的大融合。這一時期產生了一大批不同學派的著作，有些著作在稷下得以豐富補充。即有黃老學派，也有儒家、法家、陰陽家等等。《漢書·藝文志》就記述了部分稷下先生的著作目錄。而稷下先生及各派著名學者薈萃稷下，往往是率領弟子門徒一併來的。稷下先生與各派著名學者在學宮傳道、授業、解惑，培養出了眾多的人。比如荀子，15歲就到此學習，後來成為了稷下的學術大師。而孟子兩次入齊講學，時間長達三十年，被授予上卿。據《史記·田敬仲完世家》記載，齊宣王時稷下學宮有“數百幹人”，其戶下不乏有成就者。對一些有成就的人才，往往被齊錄用為各級官吏，直接參與齊國的政治活動，《戰國策 齊策》對此有所記載。

劉向《別錄》記載說；‘齊有稷門，城門也。談說之士期會於稷下也。”這所說的就是指各派學者的定期學術例會。在例會上，各學派推薦出他們學派的代表，闡發學術觀點和政治主張.批駁與他們觀點不一致的學派。這實際就是為各學派提供學術交流與爭鳴的機會，以便更好地豐富、發展他們的學說，獲得政治上的重視。但他們爭鳴的議題非常廣泛，既有不同學術觀點的潔難，又有不同政治主張的闡發，也有對宇宙奧秘的思考。稷下學宮作為戰國百家爭鳴的主要園地，而這類學術報告例會則是百家爭鳴的集中體現。

無論在戰國早期魏國的“西河之學”，或是戰國中期齊國的謖下學宮，還是戰國晚期呂不韋以三千門客編撰《呂氏春秋》，所實行的學術政策都是寬容的。各國對“士”給以十分優厚的待遇，而其中以齊國威王、宣王時期的謖下學宮尤為突出，是當時的學術文化中心，百家爭鳴的發源地。田齊政權雖然倡導黃老之學，但對各家各派的學者並不排擠打擊.而是相容幷包.都受到禮遇。學者們可以自由講學、著書立說和隨意議論政事。比如儒家大師孟子與齊威王、宣王的政見是不同的.但在謖下學宮都受到重視，爵祿都是相當高的。齊宣王多次向盂子問政，甚至象齊伐燕這樣的重大決策.也向孟子徵求意見。後來終因為彼此政見不合，孟子離開齊國。但齊宣王還儘量挽留他，“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即打算給孟子建造一座房，並資助其辦學。

由於春秋戰國諸侯對“士”的寬容政策，允許其“合著留不合則去”。“士”就好象自由的鳥那樣，可以“擇木而梧”，從而促進了各國的人才流動。比如商鞅在魏沒有得到重用，聽說秦孝公“廣令國中求賢者”，於是西入秦，求見秦孝公，終於委以重任。又比如鄒衍本是齊華人，在謖下學宮位在上大夫之列，他不滿齊滔王的暴政，而到了燕，成為燕昭王之師。在齊襄王時，鄒衍又回到謖下學宮，並在齊王建時作為齊國使者出使趙國，而從未受到非議。又如吳起一生中曾在魯、魏、楚等國為官，每當遭到誣陷，便另投明主。如此等等類似的例子還很多。春秋戰國這種待殊歷史環境，對諸於百家的形成和“百家爭鳴”局面的出現建立了良好的條件。

在學術自由的環境中，謖下先生們敢於衝破舊傳統的思想束縛，敢於探求和創新的精神得到發揚，大大促進了學術的發展。因此，各家各派的著作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出來。各種觀點紛然並存，各種針鋒相對的辯論時有發生，這就形成了“百家爭鳴”的學術繁榮景象

要說從春秋到戰國，一統的思想越來越清晰，主要原因是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就必合，所遵循的都是歷史的規律。

但是其實，春秋到戰國，中間跨度的過程，是由春秋五霸分裂成戰國七雄，這樣一個分的過程，只是到了戰國末期，強者更強，強大起來的秦國、楚國、齊國都曾經做過大一統的努力。到了，最後，歷史選擇了秦國，秦人也建立了歷史。

我就從以下幾個方面，簡單說下我對這部分歷史的理解，和眾位歷史愛好者探討交流下，有說的不好的 地方還望多多指正。

春秋五霸出現的原因是周王室權利衰落，依靠封諸侯來鞏固自己勢力的方法失去效用。大大小小百來個諸侯之間，兩年征戰，最終靠戰爭靠拳頭，逐步的崛起了幾個比較大的諸侯國。起初，諸侯國為了顯得自己名正言順，對周王室也是比較恭敬，為的就是受到嘉獎和封更多的土地。

可是後來，慢慢的諸侯們發現土地是要靠自己用刀劍去爭取的，一塊土地只有靠武力實際佔有才是最終是你的。所以，對周王室大家也就慢慢不那麼恭敬了，詔書下了也敢不去了，畢竟國土、軍事、經濟都是自己說了算，誰也懶得再去討好一個沒有實權的象徵性的王室。

所以，你方唱罷我登場，最終在戰爭中成長起來的勢力最強的幾個諸侯國，爭著搶著做諸侯的盟主。從齊桓公、宋襄公、晉文公，再到秦穆公、楚莊王，這五個最強的諸侯輪番稱霸，史稱“春秋五霸”。春秋五霸中的任何一霸，一直想透過征戰一統中華大地，奈何最終沒有一家決定性的勝出。

到了公元前453年，晉國出現了內亂，韓、趙、魏三大士大夫家族，瓜分了晉國，各自成立了三個諸侯國，晉國滅亡，南韓、趙國、魏國登上了歷史的舞臺，史稱“三家分晉”，自此進入了戰國階段。

進入戰國階段後，各個諸侯國還是誰也不服誰，各自之間攻伐不斷，並趁機吞併其他的小國家。到了後來，留下來的實力強大的諸侯國主要有七家，即齊國、楚國、燕國、南韓、趙國、秦國，史稱“戰國七雄”。

同理，齊國、楚國、燕國、南韓、趙國、秦國，這戰國七雄哪一個都不想一直只做個小諸侯國，誰都想夢想有一天像周天子一樣號令全國，舉國之下都是王土。所以，在整個戰國期間，七國之間一點都沒消停，或互相兵戈相向，或連橫合縱，都在向大一統努力。

最終，大家都知道，秦人靠著商鞅變法首先將經濟發展了起來，經濟起來了才有可能去加強國防，建設軍隊。靠著強大的經濟支撐，秦國建立起來了六國中最為強大的大秦鐵軍，裝備也是六國中最強的，後勤保障也是六國中最好的。

這還不算，本身實力這麼強大的秦國並沒有橫衝直撞，到處去攻打六國。它採取了比較機敏的政策，攻打一部分國家，安撫一部分國家，不同時在國土不同的方向開展戰爭，使得六國之中有的國家始終以為秦國並不會真心想吞併自己。所以，六國並沒有太多組織聯合軍隊，抗擊秦國大軍，而是被各個擊破。等到最終反映過來準備聯合的時候，滅亡的滅亡，衰敗的衰敗，都不成氣候了，最終秦人橫掃六國，統一了中原大地，秦王也就成了歷史上的“始皇帝”秦始皇。

所以大家都想一統中原，只有秦人做到了。

1、人類社會發展的結果

到了春秋時期，進入鐵器社會，人類社會高速發展，人們渴望新的不一樣的社會體制，對大一統的社會充滿著嚮往。

2、社會經濟發展的結果

為了在戰爭中取勝，各個諸侯國都大力發展經濟，老百姓的積極性都調動了起來，一心只想搞經濟。而這個時候，因為貨幣不同、度量不同、甚至道路上能行走的馬車的規格也不同，嚴重阻礙了人們發展經濟的努力。所以，一心只想去做生意的人們，心裡盼望著一個大一統的國家，所有東西都能是一個標準。這個從六國建立以後，秦朝立馬統一文字、貨幣、度量尺度就可以看得出來，整個 社會是多麼渴望能夠統一這些東西，大一統是順應民心的歷史產物。

3、思想文化發展的結果

從春秋到戰國，思想文化上百家齊放，各種不同的思想的碰撞，導致了人們明白了多年的戰爭對誰都沒有好處。上至朝堂，下到鄉野，都想有個安穩的環境，過正常的和平的日子。

所以，從春秋五霸到戰國七雄，無論是社會、經濟，還是文化、政治，從各個方面，人們都渴求一個大一統的國家。這時，一統的思想也是隨著歷史的發展而越來越清晰，也就不足為怪了。

實際上，中國春秋之前的歷史同樣是一段大一統的實踐史，從傳說時代的部落民主制發展到夏商時代的廣域王權，再到周人建立的普世化禮樂秩序，大一統的程序從來沒有停止過；只不過春秋——戰國以一種劇烈的方式加快了這一程序。

為什麼從春秋到戰國，大一統程序明顯提速了呢？

首先，霸權體系的崩潰加速了封建秩序消亡。公元前649年齊國建立的霸權體系取代已經崩壞無用的禮樂體系，承擔起維持封建秩序的重任。本質上，這是一種以武力為基礎、以周天子王權支援為合法性來源的集體安全體系，兩百多年中，霸權體系雖然效力有限，但封建秩序仍得以維持。然而隨著天子權威日益傾頹，東方超級霸主——晉國的解體，由霸主提供秩序的時代終結了，歷史進入了更加血腥無序的時代——戰國。

其次，諸侯國國內的集權化改革為天下統一打下基礎。諸侯國國內的“大一統”要遠早於天下的“大一統”，從管仲編戶齊民，到楚國的縣制改革，再到晉國的無公族化，都是在朝著破壞舊有封建制度根基，向集權化發展的行為。

我們知道，西周政治的根基是宗法制，而宗法制是以血緣為紐帶的一種社會關係，天子將親戚封到諸侯國，諸侯國君又把親戚封到采邑，封建秩序就這樣建立了。然而隨著累代血緣疏遠，以及人才觀念的變化，異姓卿大夫，異姓家臣越來越多，官僚替代貴族參與國家治理，“血緣”開始讓位於“地緣”。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春秋時代的采邑制到了戰國時代變成了封君制，封君在封地既沒有行政權，也沒有兵權，這與春秋時代貴族統御族兵作戰的情況完全不同。可以說，諸侯國內的統一是未來天下統一的預演。

最後，諸子學說為大一統的實現提供了理論工具。崛起於亂世的諸子百家，把終結亂世作為終極目標，這個終極目標便是大一統，儘管諸子百家在其它問題上尖銳對立，但在大一統這個核心價值理念上並沒有分歧——孔子希望回到禮樂秩序是大一統，墨子希望強人集權也是大一統，只不過他們的路徑有別。而諸子百家當中，法家提供了一批可操作性很強的方案，從文化、藝術、思想、政治、社會活動都以大一統模式進行規範，在這套方案的指導下，秦國成為最終的統一者，禮樂封建式大一統秩序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中國進入了官僚集權式大一統時代。

自周平王元年（前770），周天子遷都洛邑，東周開始。然而周王室已經沒有實力來鎮壓各路諸侯，“平王之時，周室衰微，諸侯強並弱，齊、楚、秦、晉始大，政由方伯”，周天子明面上還是天下共主，但諸侯紛起，互相伐戰吞併。先有春秋五霸，後出戰國七雄，及至秦始皇滅六國，建立大秦，可以說統一的思路越來越清晰，這是為什麼呢？

一、周天子不復從前，諸侯欲取而代之

“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為了保障周朝的統治，周武王分封諸侯時，任人唯親，初時親族同心，尊周天子為共主，武王去世後，繼位的周成王幼小，武王的弟弟周公旦攝政六年，等到成王長大後，還政於成王，沒有貪戀王位，有了這個先人表率，西周歷代天子也是賢明的居多，其餘諸侯又大部分是天子同宗，因此叛亂少而周朝穩定。

昭穆時期，周朝東征西伐，王朝疆土不斷擴大，有力地鞏固了周王朝的統治，但用兵太多，周朝開始由盛轉衰，西北戎狄漸興，此後幾代連年戰亂，百姓苦不堪言。等到周幽王，朝政腐敗，伐戰失敗，天災頻仍，為博美人褒姒一笑，燃烽火而戲諸侯，沒想到第三次犬戎真的來犯，幽王被殺，西周滅亡。周平王雖然遷都，但之前那個呼風喚雨、國力強盛的周朝已經不復存在，被犬戎滅國而使周王室名譽掃地，少了約束，各路諸侯紛紛開啟爭霸的“副本”，小國不再覲見，暗謀自強，大國躍躍欲試，妄圖取周而自代之。

二、從稱霸、稱王到稱帝，統一已成必然

西周滅亡，周天子威嚴盡失，周平王連遷都要靠別的軍隊來護送，就算建立東周也無力再管諸侯國，雖然諸侯們有異心，但誰敢表露？估計話一說出口就被百國滅了，於是小國蓄積實力，只為自保，大國雖強，也有取代周朝之心，可暫時沒有一國能打贏天下所有國，正在各國厲兵秣馬之際，管仲幫齊桓公想到一個法子：“尊王攘夷”，團結其他諸侯，北擊山戎、南伐楚國，建立威信，又舉行諸侯會盟“九合諸侯，一匡天下”，齊桓公成為春秋第一個霸主，此後強國君王紛紛效仿，名為諸侯之長，代表諸侯朝見天子，實則是“挾天子以令諸侯”，地位早已勝過天子。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三家分晉，周天子礙於武力不足，順水推舟，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戰國七雄的局面確定。七雄之中，任意一國都強於周，加之西周分封的諸侯國都被競相吞併，於是進入一個競先稱王的時代，經過重新洗牌的戰國時期，周天子已經名存實亡，沒有一點作用，統一的任務交到七雄手上，更換新的天子已經成為必然。

三、衣不蔽體食不果腹，天下百姓苦戰久矣

農業乃興國之本，秦孝公用商鞅變法，鼓勵耕戰，秦人“虎狼”之名得以聞名山東六國。何為耕戰？就是平民百姓只做兩件事——耕田與作戰，甚至為了保障秦人不參與經商這類當時看上去是“投機倒把”的行為，商鞅大力打擊商業、手工業，實行重農抑商，商人雖有錢萬金，然而地位地下，連農夫都不如。為什麼秦國能撐得起這麼多次戰爭，能夠滅了一國又一國，不僅是因為軍功爵制激發士氣，還在於糧食供應得上。

春秋戰國時期，隨著農業工具得到改良，生產力也大大提升，各國經濟也隨之提升，一個特別的制度：郡縣制出現，農業生產、政治制度跟上去了，然而面對日益擴大的兼併戰爭，各國不得不徵收大量糧食，最嚴重時還強行收走農民的口糧，導致百姓每天吃飯只有上頓沒有下頓，甚至只得易子而食，戰爭之久，民不聊生，天下苦戰久矣，和平統一的呼聲越來越盛。

“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週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撲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秦國能統一是歷史的必然，其實不只秦國，戰國早期的魏國、臨海大國的齊國、合縱縱長的楚國都有機會統一天下，然而這些國家的國君目光都太短淺了，明君只有一代，從春秋到戰國，統一思想逐步興起到確定，秦國雖為後起之秀，卻能夠一統天下，在於國家變法的徹底，幾任國君能夠洞悉百姓之苦，承上啟下，貫徹統一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