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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江湖小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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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甜甜的毒奶
因為宋朝皇權和文官集團達成了協議,五五分紅,文官集團自然不會折騰皇帝,出了事還屁顛屁顛出來扛鍋!宋朝統治階級內部相對其它朝代來說穩定的一匹!宋亡非人禍,實在是經不住蒙古人的摧殘了,畢竟被遼人和金人折騰了好幾百年!想想都得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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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詩詞生活日記
宋朝宦官通稱為“內侍”,其主要是在後宮中侍奉皇帝后妃的勤務人員。為了不讓前朝宦官的故事重演,宋朝統治者制定了一套比較嚴格的宦官制度。
首先,從整頓宦官的管理機構來控制宦官。前朝對於宦官們沒有系統化的管理,而是比較簡單粗糙的管理,安排不是非常明確。然而宋朝對宦官們的管理比較完善,因此,就形成了宦官管理機構,這機構對宦官的管理比較系統化,更有很強的完善性。
宋朝宦官的管理機構分為內侍省與入內內侍省。對於內侍省主要掌管內朝供奉的事務,其又稱為“前省”、“南班”;入內內侍省主要負責皇帝后妃們供奉的事務,其又稱“後省”、“北司”。
內侍省與入內內侍省下屬有:
一,御藥院設定勾當官4人,以入內內侍擔任,主要掌管按驗醫藥方書、修合藥劑,以供皇帝和宮中服用。
二,內東門司設定勾當官4人,以入內內侍擔任,掌管宮中人、物出入之事。
三,合同憑由司設定監管2人,以入內內侍擔任,掌管宮中宣索之物,發給“要臉”(憑據)。
四,管勾往來國信所,北宋時設定管勾官2人,以都知、押班充任,掌管宋遼使臣交聘事務;南宋時期,宋高宗為了避諱,改稱主管往來國信所,設定主管官2人,以內侍擔任,掌管宋金使臣交聘事務。
五,後苑造作所設定監官3人,以內侍擔任,掌管皇帝大的花園,以及製造宮中與皇屬婚娶的物品。
六,軍頭引見司設定勾當官(提舉官)一人,以內侍押班、都知擔任,下轄天文、書藝、圖畫、醫官四局,掌管為皇帝服務的觀測天象、書法、繪畫、醫藥等事務。
其次,從嚴格限制宦官的權力來控制宦官。
宋朝對宦官們在權力上限制比較嚴格,而前朝在宦官們的權力上沒有過多的限制,只要可以為當時的朝代出力即可,宋朝不是這樣的,除非臨時決定,不然宦官們是不會掌握大權的。
宋朝時期,非常注意對宦官權力的限制,“止令掌官掖中事,未嘗令預政事,不得妄採聽他事奏陳”。之後,為了加強宋朝統治者專制的需要,便讓宦官們臨時以及長期委任各種官職到外地,如當時派內侍為監軍,以及辦理公事,或者作為皇帝的耳目。
有些宦官被派去做司庫的事務,以及監管稅收等。還有些宦官被派去出任經絡安撫制置使與宣撫制置使等職位。如宋太宗時期,派王繼恩去鎮壓王小波與李順起義;宋神宗時期,派李憲兵去與西夏作戰;宋徽宗時期,派童貫率兵徵遼,還做了主管軍政的職位。儘管如此,宋朝時期,沒有像前朝那樣出過大的事情。
宋朝如何透過宦官制度防止宦官們篡權當政?
其一,控制宦官人數。宋太祖剛定天下,宮中的宦官還不到五十人,還規定內侍必須要年滿三十歲以上才可以,而且沒有養父母的人,才能允許收養一個兒子作為繼嗣。宋仁宗時期,還限定內侍省宦官的人數,從內侍供奉官到黃門,一共才一百八十人。
直到宋神宗時期,宦官增加到了五百八十人。宋徽宗時期,內侍人數也增加到上千人。後來宋朝宗室南渡,內侍才大理減少,宋孝宗時期,也才定編為二百五十人。
其二,制定宦官的官階(官員的等級),以及官職高的人調往外地就職。唐朝時期,宦官的官階有高到金紫光祿大夫的人。宋朝也有文武官階調往外地,還單獨設立宦官官階,共設定十一個官階。
公元1112年,將宦官官階的名字改了,不過話是十一階,但是,最高階相當於武階官的大使臣。主要是為了使宦官的地位不與文武官混淆,也使宦官官階不至於過高。這個制度在北宋末年遭到破壞,但是,在南宋時期,又恢復並嚴格遵守。宋高宗曾講:“內諸司轉官出職,祖宗皆有格法,朕遵守 之甚嚴,但付有司,依法施行”。其目的是為了不用資深年長的宦官在內廷就職,為了防止宦官專權。
其三,不準宦官掌握兵權。北宋前期,雖然派宦官們率兵出戰,這些都是臨時性的差遣,但是,沒有讓宦官擔任三衙管軍將帥等軍職。只有在宋徽宗時期,大膽讓童貫統率禁軍,還讓他擔任樞密院事的職位,而被列入六賊之一。
在南宋時期,宋高宗即位次日,便下詔:“朕將規復舊章,不以手筆費朝典,不以內侍典兵權”。到宋孝宗時期,又下詔:“應內侍見帶兵官者,可降指揮,並與在內官觀,永為定製”。在南宋不但不準宦官管軍,還不用宦官監軍,這都是為了控制宦官的兵權。公元1160年,宋高宗下詔:“罷內侍官承受,今後諸軍奏狀,並於通政司投進。”這樣從此之後,罷免了內侍所擔任的監督將帥的走馬承受公事之職。
其四,限制宦官與外管交往,防止干預朝政。
宋哲宗時期,元祐三年,曾明文規定:“宗室不得與宦官之家為親”。到宋高宗時期,公元1127年,又下詔,禁止內侍與統兵官私相往來。如規定:“招入內內侍省、內侍省,今後兩省使臣,不許與統制官、將官等私接見、往來、同出入。如違,追官勒停,編管遠惡州軍。”
公元1133年,宋高宗時期,又下詔,命內侍官不得出門會見與在家接待客人,並敕令要立法。到宋光宗時期,公元1192年,又下詔:“中官只令承受宮禁中事,不許預問他事。”說明了不準擬詔,不許議政,不許推舉與干預官員的任免等事務,可見,宋朝時期,對宦官的管控非常嚴格。
宋朝的統治者在制定宦官制度時,就考慮的比較長遠,考慮的比較完善,也是從宋朝的利益出發,讓宋朝長期穩固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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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剛日讀史
說宋沒有宦官一人專權現象確實是對的,但卻有宦官多人干政的存在,是導致國家滅亡原因之一。(必須提一下,清是沒有宦官專權的)
宦官,就是俗稱的閹人,所謂太監是也。那麼宋代著名閹人是如果危害國家的呢?
一,宦官干政致軍事失敗公元1105年正月,童貫被任命為熙河蘭湟秦鳳路經略安撫制置使,成為大宋西部最高軍事統帥。
(童貫劇照)
童貫主持西線戰事,有什麼結果呢?
他在任期間,平定了青唐,即收復了湟、鄯、廓等州疆土,但同時令國家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折損了大量人力物力,《宋史·西夏傳》就記載了宋夏戰爭的幾次重大挫折。
1105年,童貫所領導的宋軍在西寧城下慘敗,大將高永年被殺,宋軍損失慘重,令宋徽宗大怒,重治了十八名帥臣的罪。
1115年秋,宋軍在臧底河城再次慘敗,“死者十四五,秦鳳第三將全軍萬人皆沒”(一支軍隊差不多死一半了)。
1119年,宋軍在朔方城下又大敗,大將劉法被殺,“死者十萬”。這後面的二次大敗,童貫都對朝廷隱瞞了實情,最後一次,甚至“以捷聞”(竟然把敗仗報成勝仗,可見西部軍情虛報有多嚴重)。
早在公元1118年之時,樞密院知事鄧洵武就曾經上奏宋徽宗,說童貫主持的西線戰事,耗費國家錢糧,卻撈不到好處。
(宋徽宗)
原文摘抄如下:
[鄧渝武奏]:“自西方用兵,禁旅減耗……今非獨兵勢如此,而又財用匱乏,民力雕弊,人皆知之,無敢言者。臣令取諸路廉訪使者所奏,去年兵食實數作榜通冊,願陛下置之御坐,時賜御覽,則天下虛實可知。”
宋夏連年交戰,西夏國力確實受到削弱,不得不服軟,派使者給宋徽宗祝壽,但當宋徽宗賜給使者誓詔帶回給夏主時,使者卻明確表示我不要,大宋朝廷這邊想方設法強逼使者拿回去(強之使持還),但使者走到邊界時,直接當垃圾一樣丟棄了(及邊,遂棄之而去)。
在邊境駐守的官員看到,連忙撿起來上交,童貫知道後露出無比沮喪的神色,這說明他對西夏的戰事,並未能讓其屈服。
童貫在西線大量耗費了國家實力,他又對東北邊的遼金戰事指指點點,甚至提出聯今滅遼的決策。
聯金滅遼,本來是個很好的決策,宋國既能報仇,又能收回幽雲十六州。但宋國實力不濟啊,與遼國、金國相比,都是弱國,若與強國(金)聯合,只是與虎謀皮,當弱國(遼)被滅後,合作者還能有好下場?
歷史早已證明,聯金滅遼之策是個錯誤的決策,令宋國也步了遼國後塵。
尤其是童貫治軍下,宋軍戰鬥力簡直是渣渣,在伐遼之戰中,童貫調集了陝西、河東、河北等地幾十萬兵力,按理說攻一個被金國打殘的遼國,應該是三隻手指夾田螺——十拿九穩才對,誰知道實戰中,往往是宋軍以多數兵力敗給少數兵力的遼軍。
童貫當時被很多人狠狠的唾罵,如:
胡舜陟罵他:“國家自童貫握兵以來,選將必先其家奴,其它皆以賄進,貨賂公行,其門如市。至譚稹主兵,悉效貫所為,二十年間將由此選,能得天下之奇材乎。”
南宋人真德秀也罵:“自童貫、高俅迭主兵柄,教閱訓練之事盡廢,上下階級之法不行,潰敗者不誅而招以金帛,死敵者不恤而誣以逃亡,是賞罰無章而軍政大壞。”
固然,宋朝趙匡胤杯酒釋兵權以來,處處防止武將作亂,不惜以文制武,甚至以太監領軍,進行武力上的自我閹割,是宋朝積貧積弱的原因之一。
太監掌兵,在宋徽宗一朝,特別盛行,封疆大吏的節度使一職,僅僅4個武將出任,但卻有7個太監也霸佔了此職。
二,宦官干政令弊政橫行這7個太監分別是:童貫、譚稹、梁方平、李縠、楊戩、藍從熙、梁師成。其中童貫職位最高,高居三公之一的太師,兼領樞密院,他的危害也最大。
宋朝的弊政很多,不得不把宋徽宗作為代表,他在位期間的花石綱、延福五位、西城所等,都是宦官搗鼓出來的。
花石綱在小說《水滸傳》裡可謂臭名昭著,這項弊政卻是在歷史上真實存在的,由童貫發起的。
史書記載,奸臣蔡京在杭州時,有次去蘇州旅遊,想在一個寺院裡建一棟樓閣。
當地的官員忙不迭的巴結他,向他推薦朱衝作為工程主持人。等到蔡京被召回京,他把朱沖和其兒子朱勔一同帶回了京師,又讓童貫幫父子二人弄了個軍籍,封了個小官做。
宋徽宗特別喜歡奇花異石,朱勔得知皇帝這個愛好之後,叫他父親回浙江,暗中搜尋奇珍異花給童貫,讓他進獻給皇帝。
童貫聽了朱勔的主意,大喜之下,馬上把這個主意上綱上線,整成了弊政定例。
“貫見之喜,始廣供備以媚上,舟航相繼,號日華石綱。”——《宋史·朱勔傳》
所以,後來宋欽宗下詔聲討童貫十大罪狀中,就有“首薦朱勔起花石”一條。
延福五位則是由蔡京帶頭,召集童貫、楊戩、賈詳、藍從熙、何欣等五個太監,一起建造延福宮,但是這5個太監各自分工,各自做主,每人負責一部分工程,他們爭著挖空心思,極盡奢華的建造自己負責的那部分。
這項大工程又耗費無數錢財,人力物力,那些錢財哪裡來?搜刮民間得來。
他們特意設了一個西城所機構,用來大肆斂財。
三,宦官干政使吏治混亂北宋的太監們,除了弊政,還結黨營私,賣官鬻爵。
當時的閹黨勢力有多龐大?南宋人徐度說:“宣和中,三公三孤皆具。太師三人:蔡京、童貫、鄭紳;太傅一人,王嫡;太保二人,鄭居中、蔡攸;少師一人,梁師成;少傅一人,餘深;少保二人,鄧洵武、楊戩。”
大家看,當時朝廷的三公三孤十個人中,太監竟然佔了三個位置。封疆大吏的節度使一職,11箇中有7個是死太監。
另外還有很多個太監承宣使,如:賈詳、郝隨、馮世寧、楊震、陳兢、黃經臣、李彥、張佑、劉璦等。
這些太監除童貫外,寸功未立,卻竊據高位,當起了領導,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就連奸臣蔡京的兒子蔡絛都看不過眼,在他的著作《鐵圍山從談》第六卷中說:“政和末,[童貫]遂寢領樞筦,擅武柄,主廟算,而梁師成者則坐籌帷幄,其事任類古輔政者,一時宰相、執政悉出其門……群臣有司大懼得罪,必得宦人領之則可入奏,緩急有所主,故諸司局務爭奏乞中官提領。是後大小事百司上下之權悉由閹寺,外路則有廉訪使者,或置承受官,於是天下一聽而紀律大紊矣。宣和之初,暨中間宦人有至太師、少保、節度使正使、承宣觀察者比比焉。”
從蔡絛的記載可以看出,整個朝廷,幾乎全都充斥著這些死太監,閹黨勢力一手遮天。
為何閹黨能做大?原來他們喜歡勾結宰執,排除異己。最典型的是蔡京與童貫,王黼與梁師成。蔡京由童貫暗中舉薦成了宰相,蔡京投桃報李,他舉薦童貫成了西部統帥。王黼和梁師成也是類似情況。
“黼父事梁師成,稱為恩府先生。”——《宋史·卷四百七十·列傳第二百二十九》
除了這兩對典型的,還有很多大臣也與太監勾結,他們公然賣官鬻爵,沒有錢的,就別想當官或升職了。
《宋史》卷一五九《選舉志》記載,“童貫、梁師成……等凡所請求,皆有定價,故不三五年,選人有至正郎。”
關於排除異己的,《宋史》裡的記載也是比比皆是。
列舉一個,有個叫翟汝文的京官,看到梁師成強佔百姓墓田,氣不過就上書給宋徽宗,皇帝有沒有看到這個奏摺不知道,但梁師成卻指使王黼,把翟汝文貶到了宣州。
北宋末年,這些太監結成閹黨,與朝廷大臣勾結,禍亂朝綱,雖然沒有出現一人專權的情形,但依然是造成北宋滅亡的原因之一。
參考:《北宋滅亡與宦官——駁北宋無“閹禍”論》
文: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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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草自見
為什麼宋朝沒有宦官專權,而漢唐明清比較嚴重?其實清朝也沒有宦官專權問題,比較嚴重的是秦漢唐明四朝,而專權的程度,又有所不同;權勢滔天,甚至可以掌握皇權廢立的,在秦和中晚唐都出現過,而有明一朝,儘管出現了諸如王振、汪值、劉瑾、魏忠賢等大太監,但基本只是依附皇權,如果宦官權力威脅到皇權,皇帝尚可隨時終結局面,崇禎皇帝輕易誅殺魏忠賢就是例證。東漢和明朝有些相似,儘管東漢末年宦官和外戚輪流把持朝政,但本質上其仍依附於皇權的。
秦朝時間雖短,卻出現兩個知名的宦官,一個是假閹人嫪毐,憑著跟帝太后趙姬的姦情,淫亂後宮,事情敗露後不惜發動叛亂,落得身死族滅;另一個是指鹿為馬的趙高,他誘迫丞相李斯,矯詔殺害公子扶蘇與大將蒙恬,扶持胡亥稱帝,其後又陷害李斯、剷除皇室與忠良、把持朝政多年,禍國殃民,致強秦二世而亡。他能以宦官而專權,是集合了皇權、軍權和相權於一身的。
到了東漢末年,宦官再次成為歷史主宰。這次的原因是皇帝太小,主少國疑,皇權不固,外戚干政。東漢後來的幾個皇帝,都是幼年繼位,權力落到外戚手中,小皇帝和宦官相依為命,長大後,也只能依靠宦官奪權。小皇帝親政後,投桃報李,給了宦官很多權力,但本質上,宦官仍依託於皇權,即使是最嚴重最腐朽的靈帝時期,十常侍也差點讓何進抹了脖子,靠在何皇后面前哭鼻子才鹹魚翻身,但還是被地方軍董卓抹了脖子。本質上,東漢的宦官左右不了門閥士族(此時,皇權在門閥士族面前都得低頭),不掌軍權,只是天子的代言人。偶爾乾點壞事噁心事,也僅僅是在便便上尿了幾泡尿而已。
若說宦官干政的巔峰,非唐朝莫屬,這是因為,唐朝允許宦官掌握軍權,這無疑是給這幫生理殘缺的人再造了一個生殖器。唐代宗以大宦官魚朝恩掌神策軍(即禁軍),而唐德宗“奉天之難”後,宦官掌神策軍成為常態。太監一旦掌握軍權尤其是禁軍權力,那種長久憋悶導致的心理扭曲終於找到發洩視窗,從此,皇權專斷,一人之上即是萬萬人之上,唐朝晚期,皇帝的廢立都是太監說了算,直到出現一個猛人終結了唐朝的統治為止。
宋朝的宦官擅權是有的,尤其北宋徽宗寵信的幾個太監,如童貫、梁師成之流,但還到不了專權的地步,究其原因,是宋朝重文抑武國策決定的。如果要給讀書人找個最好的時代,宋朝無疑是不二之選。得益於大宋朝廷對讀書人的器重,相權得到空前鞏固,軍權被無限抑制,讀書人的社會地位為歷史之最,這嚴重製約了皇權及軍權,連皇帝都要給相爺面子,狗太監又怎麼翻波浪?而另一個可能導致太監權勢熏天乃至廢立君權的是軍權,包括禁軍和地方軍,宋朝武將的權利被嚴重製約,太監時常作為出征軍隊的監軍而對將領頤指氣使,但卻不能直接調動和指揮軍隊,這基本上扼殺了太監以武犯禁的可能。
明朝的宦官干政是有原因的,朱元璋建立大明後,為了集權,直接廢除了丞相。可是一個人畢竟精力有限,那麼多繁重的工作,沒有丞相干,皇帝自己不願意幹,也幹不過來,於是拉來一群沒功能沒牽掛理論上也沒有慾望的人來幹,於是司禮監掌印太監、秉筆太監應運而生,一大批人從這個位置走上歷史舞臺,他們做盡了壞事,陷害了很多忠良,可這事如果說和皇帝沒啥干係,打死我都不信,因為他們乾的,都是君權授意的事情,皇上不允許或者明令禁止的,他們是不敢幹的。很多史書把明朝的宦官專權描繪成多了黑暗與可怕,實質是,這是讀書人最壞的時代,也造就了很多錚錚鐵骨,留名青史。
至於清朝,儘管後期,有個別幾個太監權傾朝野,連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都要給面子,無非是這些人把慈禧伺候舒服了,這些人打狗看主人而已,壓根沒掀起過大浪。
綜上,總體看來,皇權、軍權、相權(早期門閥後期科舉)只有相對平衡均勢的時候,才會長治久安,皇帝想染指任何一項他權,必然以宦官為代理人,而宦官專權,是皇權收緊的必然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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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第八號當鋪
歷史上,宦官專權最為嚴重的是漢、唐、明三個朝代。它們的衰弱、滅亡,或多或少都與“宦官專權”脫不了干係。但有人發現,宋朝似乎未曾出現過“宦官專權”的政治現象。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唐代自安史之亂後,天子權威一落千丈,自此,藩鎮割據、宦官專權愈演愈烈。宦官專權,掌握皇帝生死廢立;藩鎮割據,開啟了唐末五代的分裂亂局。縱觀歷史,宦官專權的頂峰無過於唐代。而究其原因,在於皇帝失去了對軍權的掌握,以至於自己的身家性命都要繫於宦官之手。
大宋的開國之君趙匡胤正是在這樣的環境下成長起來的,他最直接的反應肯定是吸取唐朝滅亡的教訓。而唐朝滅亡最大的教訓在哪呢?從中央來說,在於宦官專權,皇帝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從地方來說,在於藩鎮割據,中央已經失去對地方的控制。要解決這個問題,就要對兵制進行改革。正如王曾瑜先生所言:“當時的兵制改革,簡單說來,就是建立樞密院——三衙體制。”而這種統兵體制的主要特點就是將握兵權、調兵權和統兵權三者分開,這樣造成的特點就是“兵不識將,將不識兵”,因此有效防止地方勢力割據的可能性。
此外,又實行了“重文抑武”的政策。正如《宋史》所言:“自古創業垂統之君,即其一時之好尚,而一代之規橅,可以預知矣。藝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奪武臣之權,宋之尚文,端本乎此。”
接下來,我們就一一剖析宋代的宦官群體,為何沒有形成專權的現象。
(1)“祖宗之法”的約束
整個宋代最大的特點就是嚴守“祖宗之法”,幾乎成了一種政治信仰。早在宋太祖時期就嚴格規定了不準宦官干政,其自己嚴於律己,“不受內臣所媚”,“止令掌宮掖中事,未嘗令預政事。”此外,還嚴格控制宦官人數,“太祖初定天下,掖庭給事不過五十人”,宋太宗時則不超過180人。從數量上就難以形成勢力集團。之後的皇帝嚴格遵守這一點,所以,宋朝未曾出現宦官專權的現象。
(2)重用文臣,宰相權力高
《宋史·宦者傳序》言:“祖宗之法嚴,宰相之權重。”
這樣造成的後果就是以宰相為代表的政府權力高於內廷,有權過問內廷之事,宦官則不能干涉政府之事,從而有效牽制了宦官權力。用宋人呂中的話來說:“我朝所以無內朝之患,以外朝之除拜,在內不得而知,內庭之請謁,在外可得而知之也。”例如仁宗時期,皇帝寵信一個叫楊懷敏的宦官,因過被罷免“入內府都知”之職,仁宗想要復其職,卻被政事堂下面的知制誥(宰相機構)直接駁回,並嚴辭拒絕。
(3)宦官多在軍中效力,有監督權但無兵權
宋朝為了削弱武將的勢力,其中一項就是確立監軍制度,因此,大量的宦官被派往軍隊監軍,他們也只能在武將面前耀武揚威,而面對龐大的文官集團則不敢張揚。
(4)實行“士大夫政治”,形成共治天下的格局
縱觀歷史,宦官專權厲害的朝代,也是君臣矛盾較為激烈的時代,如明代。皇帝為了牽制文官集團,從而賦予宦官集團一定的權力來使彼此爭鬥,自己從中平衡,往往導致宦官集團的膨脹,出現所謂的“閹禍”。
但宋代的政治格局是“與士大夫共治天下”。所以,君臣矛盾小,宦官集團也就沒有了生長空間。
(5)宦官品階單列,地位不高
宋朝將宦官與文臣、武將區別開來,設定了獨特的官階體系。宋朝的宦官機構有兩個:入內內侍省、內侍省。前者簡稱“後省”,其官員有都知、副都知、押班等;後者則簡稱“前省”,其官員有左右班都知、副都知、押班等。即便是地位最高的宦官品級也不過五品。
或許有人會說,北宋末年不是出現過童貫、梁師成等權傾一時的宦官嗎?確實如此,宋徽宗時宦官數量膨脹,達到四千人,出現童貫掌軍事,梁師成“典機密”的特殊現象。之所以出現這種現象,和文官集團的腐敗脫不了關係,由於宰相蔡京、王黼媚上取寵、縱容宦官,從而造成了北宋政治生態的破壞。
儘管他們能憑藉皇帝的寵信作威一時,但北宋的制度決定了他們無法攫取軍權。正如《宋史·職官志》所言:“樞密掌兵籍、虎符,三衙管諸軍,率臣主兵柄,各有分守。祖宗制兵之法,天下之兵,本於樞密,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京師之兵,總於三帥,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上下相維,不得專制。此所以百三十年無兵變也。”
所以童貫打完仗以後,還得將兵符和軍隊歸還樞密院和三衙,其最終也被宋欽宗斬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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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蘭臺說
北宋和南宋享國共三百餘年中,沒有出現長期、嚴重的宦官亂政、專權現象。而且宋朝二度覆亡,都是因為外敵入侵所致,成為中國歷史上沒有直接亡於內亂的王朝之一。這實屬罕見。
宦官亂政、專權之禍,是很多朝代揮之不去的魔咒。宦官集團可以掌握皇帝的生死廢立,甚至引發了王朝走向衰弱、覆亡。
中國十大著名宦官幾乎都產生在幾個強大的王朝。例如東漢末以張讓為首的十常侍宦官集團,唐朝的高力士、李輔國、魚朝恩,明朝的王振、劉瑾、魏忠賢,清朝的安德海、李蓮英等。
當然,宋朝不是沒有宦官,也不是宦官沒地位、權力。相反,宋朝的宦官也參政,而且權力不小,而且可以統領軍隊。例如徽宗時的宦官童貫權傾朝野,位比宰相,執掌兵權長達二十年。但像童貫這樣的人在宋朝只是個特例。
總而言之,宋朝沒有出現嚴重的宦官亂政現象。這與它一貫的基本國策及制度設計有關。
加強中央集權和皇權宋朝吸取了前朝唐代藩鎮割據導致亡國的教訓,決定加強中央集權和皇權。
宋朝將權力高度集中於中央,地方政府權力很小。
不設宰相,而是設立其它官職分擔宰相的職權,而且僅負責行政職能。
中書門下與樞密院分掌文、武大權,鹽鐵、戶部、度支三司掌管財政大權。
同時,在御史臺之外增設諫院和置諫官,作為監察機構。
這幾個中央核心機構互相制衡,從而使得權力高度集中在皇帝手上。
崇文抑武宋太祖趙匡胤是軍事將領出身,發動“陳橋兵變”稱帝、建國後,為了防止武將像自己一樣篡權,就推行“崇文抑武”政策,剝奪武將兵權,重用文官。
樞密院負責軍務,有調兵權,直接對皇帝負責;武將統領軍隊,無調兵權。發生戰事時,軍隊統領由文官或太監擔任。
同時,宋朝經常更換統兵將領,以防止軍隊中出現集團勢力。例如韓世忠、岳飛等將領的命運,主要原因就是這種制度所致。
這種制度設計,使得軍事指揮權掌握在皇帝手中,有效防範了軍閥割據、兵變。
但是這也導致宋朝軍事鬆弛、虛弱,最終遭受外敵入侵而亡國。
從防範到重用宦官,但是嚴格約束為避免前朝宦官專權亂象,宋太祖趙匡胤立國之初就嚴格規定不準宦官干政。
同時嚴格控制宦官人數。宋太祖時期的宦官人數不過50人,宋太宗時期沒超過180人。與其它一些朝代龐大的宦官隊伍相比,這個數量只是零頭,也就難以形成勢力集團。
自古宦官屬於“內朝”,是皇帝、後宮的家奴。文武百官屬於“外朝”,無權也不敢過問“內朝”之事,而且對於宦官頭兒還得讓三分,甚至結交、巴結。
但是宋朝不同,“外朝”官員有權插手“內朝”之事,甚至可以決定宦官的命運。
例如宋仁宗時,寵信擔任“入內府都知”的宦官楊懷敏。後來楊懷敏因為過失而被罷免。宋仁宗想要給他復職,卻被知制誥(負責起草詔令的官職,相當於秘書)直接勸阻、拒絕。
宋朝百般忌憚武將、嚴格防範宦官,那麼皇帝只能依賴文官,“與士大夫共治天下”。
但是隨著文官集團的權力膨脹、腐敗勾結,操縱朝政,這就讓皇帝煩躁不安,有傀儡之感。
於是,皇帝為了牽制文官集團,左右權衡,就不得不重用自己身邊的宦官。這總比重用武將的成本低、風險小。
於是,從宋朝中期開始,皇帝逐漸增加宦官數量,並且選拔其中機敏、能幹者,走上政治舞臺,參與政事。
因此,《宋史》專門編撰有“宦者傳”。正史而且是國史,能為宦官們立傳,可見宦官群體在宋朝的政治地位。
《宋史·宦者傳》裡寫了北宋宦官43人、南宋宦官10人。這個人數,在“二十四史”中也破了記錄,空前絕後。
他們的重大事蹟,主要是代表皇帝或者朝廷辦事,相當於欽差大臣。例如出宮到地方辦理特殊事務、監督治理黃河、監督修建宮殿等。
最令人驚訝的是,他們中的不少人竟然可以統領軍隊打仗!這在中國歷史上實屬罕見。
例如童貫曾被封為檢校太尉,出使契丹;率軍進攻西夏,後來率軍剿滅方臘起義軍。
這種人事安排,聽起來不可思議。但冷靜分析一下,卻也合理。
宋朝防範武將,因而一般派文臣或宦官統領軍隊。但是有些文臣懂軍事,還有威望,打了勝仗容易居功自傲,甚至造反的機率大一些。
而宦官受限於出身和經歷,不可能懂軍事。況且他們生理特殊,而且無兒無女,造反沒有實際意義。
更何況,真正率軍上戰場的是武將,宦官是監軍、督戰的角色。
因此皇帝不用擔心宦官擁兵造反。
而且,遵守祖制的宋朝皇帝們還想了個約束宦官的辦法,對其官階嚴格限制,設定最高品級的宦官為五品。
宋朝的五品官,是中級官員。相當於現在的廳級幹部,例如省政府的局長、地級市市長。
官階不高,就會使宦官平時難以耀武揚威。即使立了大功,五品官階就是天花板,還得夾起尾巴做人。這就可以讓文武百官們心理平衡一些。
當然,宋朝皇帝也不會讓宦官受委屈。雖然給的官階不高,但是福利待遇不錯。例如宦官可以正大光明地住豪宅、娶妻妾,當然這也只是撐門面而已。
所以,宋朝皇帝們在遵守宋太祖的祖制的基礎上,靈活變通,大膽重用宦官的同時,嚴格約束其坐大。
從而,不但平衡了武將、文官們的集團勢力,也使得宦官集團難成氣候、沒有出現嚴重的宦官亂政現象。
可惜的是,宋朝這樣的制度設計,雖然防範了內患,但最後被外敵所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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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李定國大明
誰說沒有,歷史上的童貫手握兵權,經常帶兵打仗,徵西夏,宋金滅遼,鎮壓農民軍,但幾乎都打敗仗,面對即將滅亡的遼國仍被打得大敗,讓金國看到了北宋軍隊的弱小,但童貫不僅有兵權,還被封王,歷史上還沒有一個太監被皇帝封王,童貫是第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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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官專權,或者外戚專權,有一個先決條件,那就是皇權相對集中。
漢朝皇權集中,所以皇帝身邊的宦官和外戚,就能夠輪流執政。明朝也是這麼個情況,皇帝甚至撤了宰相的職務,所以宦官的權力就更大了。
皇帝手握大權,任用身邊比較信任的人,這是很正常的事情。明朝皇帝很多都是太監一手帶大的,所以自然跟太監、外戚關係更好,長大以後,器重這幫人也就很正常了。
可是宋朝為啥會成為封建時代的一個例外呢?這就要看看他們的皇權是怎麼個情況了。其實宋朝的皇帝,還是比較“窩囊”的。
一、宋朝有點君主立憲制的味道。宋朝的開國之君趙匡胤,是武將出身。所以他忌憚武將奪權,便杯酒釋兵權,讓這幫老夥計回家了。以至於後來他掛了以後,沒人幫他的兒子上位,便宜了他的弟弟趙光義。
趙光義上臺,實際上得國不正。畢竟趙匡胤的倆兒子趙德昭和趙德芳活生生站在那兒呢!所以趙光義為了平息風波,便開始大力收買讀書人。
讀書人手握筆桿子,是可以改變輿論導向的。為此趙光義開始在科舉制度中擴招,讓大量讀書人都得到了做官的機會。
大家都有官做,自然就閉嘴了。但是這也給後世君主留了個大坑,從而造成了嚴重的冗官現象,畢竟職位就那麼多。一個職位背後,可能有幾十個候補官員等著上位。
讀書人的地位提高以後,造成了一個嚴重的現象,那就是皇權逐漸被削弱了。尤其是到了宋真宗、宋仁宗時期,皇權被相權嚴重打壓。
比如說寇準可以拉著宋真宗去御駕親征,包拯可以拉著宋仁宗破口大罵,口水噴宋仁宗一臉,宋仁宗也只能擦擦。
你換個時代試試,你敢噴漢武帝一臉吐沫嗎?分分鐘把你給宮刑了。你敢拉著朱棣的袖子嗎?分分鐘滅你十族有沒有?
但是在宋朝,這一切都有可能發生。因為宋朝的皇權,其實是被相權分走了很大一部分的。宰相的權威和諫官的地位,在歷史上都是相當高的。
其實這種做法才是對的,因為皇位是世襲的,不可能每一代都有明君。可宰相和諫官們卻是靠自己的能力一步步走上來的,他們掌權,才更有利於國家的運作。
既然皇帝的權力是相對的,而相權很多時候,都直接決定國家未來的命運。那麼宦官就更加插不上話了。
二、宋朝針對宦官,有一套嚴格的管理制度。不得不說,宋朝對宦官的管理,還是相當嚴格的。因為唐朝時期,宦官掌權成了家常便飯,著名的宦官有程元振、魚朝恩等人,這些宦官甚至手握廢立皇帝的權力。
為了吸取教訓,宋朝在宋太祖趙匡胤時期,就曾經實行了一些限制宦官的政策。比如說宦官人數,限制在50人以內,宋太宗時期,人數在180人以內。人數少了,自然就能限制他們的發展。
此外,宋朝對宦官的打壓,其實還是蠻明顯的。就算宦官立下了大功,實際上也不會被授予多麼重要的官職,這也就註定了他們無法走上權力巔峰。
即使宦官有機會到外面做官的話,也只能按照武將系統來升遷。而武將在宋朝,實際上是被文官壓了一頭的,很難有出頭之日。連狄青這樣的名將,都被文官集團給嚇死了,更別說那幫宦官們了。
三、宦官的任用,依舊需要得到文官的考核認可。別以為你給朝廷立了功,就一定能夠得到升遷。掌握升遷權力的人,未必就是皇帝。如果得不到群臣的認可,那皇帝說了也不算。
宦官如果只在內廷升遷,那文官集團管不著。但是如果宦官中有人立下大功,要調到外面做官,歸吏部管轄的話,那麼他們就算是落在了文官集團手裡了。
從此以後,他們的提拔任命,都需要經過一套嚴格的考核過程,而掌握考核機制的人便是文官們。
就算是這樣,其實宋朝有實力的宦官,也不乏其人。比如說秦翰、李神祐、竇神寶等人,就是宦官裡面,著名的戰將。《水滸傳》裡滅掉方臘的童貫,也是著名的宦官。
不過由於升遷提拔機制,全都掌握在文臣的手裡,因此宦官們,不得不依靠巴結文臣集團。所以你看童貫再牛,還不是得依靠蔡京做靠山嘛!
總結:如此打壓,為啥還有人願意做宦官?這就奇了怪了,宋朝的宦官被各種限制,為啥還有人肯幹呢?你別說,不管有人肯幹,而且還是削尖了腦袋往裡鑽的那種。
雖然宦官的級別比較低,可是工資待遇比較高啊。這就是宋朝皇帝們的聰明之處了,有錢算不了什麼,只要你手裡沒有權,給你再多錢,你也翻不起什麼大浪來。
而且宋朝的宦官,是可以組織家庭,娶妻納妾的。畢竟手裡有錢了,你不讓他們乾點折騰的事兒,就又要往壞處想了。
宦官們大多出身於貧寒家庭,所以高工資給了他們入職的理由。再加上宋朝對宦官人數有嚴格限制,所以想要做宦官的人,都是努力往裡面擠才有機會的。
參考資料:《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