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問題簡單說一下。

首先，北洋軍雖然擁有70多萬軍隊，但是並不是一家親，北伐軍雖然只有10萬但是一個堅定的革命團體。北洋軍閥很多是被各個擊破的，北伐軍首先攻擊吳佩孚，此時的孫傳芳按兵不動，認為只有吳佩孚亡了，北伐軍累了才是出兵的好時機。沒想到吳佩孚覆滅後，北伐軍並沒有累，而是士氣更加高漲，轉而攻擊孫傳芳。孫傳芳一線部隊一觸即潰，孫此人並沒有什麼軍事才能，五省聯帥的位置也是仗著其他軍閥內鬥撿漏撿來的。於是孫做了一個錯誤決定，放棄江南固守江北，企圖依靠長江天險跟北伐軍劃江而治。但北伐軍並不是軍閥，人家不是來搶地盤，而是來除軍閥，自然不會滿足江南的地盤而已。失去江南的孫傳芳，沒了戰略縱深就沒了迴旋餘地，收縮回來的兵力鬥志全無根本經不住北伐軍雷霆一擊。不得已，孫傳芳求救張作霖，張作霖雖然支援了一些武器裝備，但並沒有直接出兵馳援。孫傳芳獨木難支，自然敗下陣來。

孫傳芳之後，馮玉祥起兵響應北伐，閻錫山也成了蔣軍，山海關以內再也沒有一支力量能夠阻止北伐軍了。之後的關內雖然經過數次動盪，各省軍閥依然存在，但各省至少在名義上是服從國民政府的。直到東北易幟，北洋軍閥也就成了歷史名詞了。

北洋軍長期混戰造成相互之間沒法聯合禦敵，小地主心態的北洋軍閥只關心自己的地盤，沒有大局意識。沒有意識到北伐戰爭不是軍閥之間的搶地盤戰爭，而是有著統一建國理想的新興政黨的革命戰爭。低估了北伐軍的革命鬥志，低估了這次北伐國民政府的決心，也沒有意料到北方軍閥不光見死不救還背後插刀。

10萬北伐軍能打倒不下70萬的北洋軍閥是有特定歷史條件的，應該說選了一個最恰當的時間。這裡首先要說下北伐之前北方局勢的一些變化。

北伐開始之前，北洋軍閥理論上不止70萬，除了張作霖30萬、吳佩孚20萬和孫傳芳的20萬之外，還有馮玉祥的國民軍20萬，山西閻錫山的10萬，算起來兵力超過了百萬，但是這百萬大軍之間問題很多。

張作霖在第二次直奉大戰擊敗直係軍閥以後，大舉入關，因為地盤等問題和馮玉祥發生矛盾，最後還發生了郭松齡的叛變。雖然最後依靠日本人的支援，張作霖擊敗了郭松齡，但是實力受到很大損傷。而且直隸的李景林、山東的張宗昌兩個人已經成為了半獨立的勢力，並不完全聽命於張作霖。

吳佩孚藉助倒奉的風潮在湖北東山再起以後，雖然也很快拼湊出了20萬大軍，但是這些部隊大多是原來的地方部隊，戰鬥力於當初直系巔峰時期的部隊不能相比。

而孫傳芳藉助第二次直奉大戰前的江浙戰爭，擊敗佔據浙江的皖系軍閥盧永祥取得浙江地盤，又擊敗奉系奪取了江蘇等省，從偏居福建一隅成為五省聯軍總司令，風光一時，不過地盤擴張太快，新收編的部隊太多，這也為後來的失敗埋下了伏筆。

而更糟糕的是馮玉祥因為第二次直奉大戰時曾經倒戈造成吳佩孚的失敗，而在郭松齡的叛亂中又支援了郭松齡，這使得吳佩孚和張作霖兩個人都非常痛恨馮玉祥。所以吳佩孚雖然是藉助倒奉的風潮東山再起，但是一旦掌握了軍隊，馬上就和張作霖媾和，最後兩個人達成協議，聯合倒馮。最後張吳兩人聯合閻錫山，集中起了50萬大軍對馮玉祥的20萬國民軍發動了軍事進攻。

然而進攻並不順利，戰爭開始以後，由於直系內部對於吳佩孚因為個人恩怨擅自把聯馮倒奉變成了聯奉倒馮不滿，吳佩孚部前線主將靳雲鶚和同屬直系的孫傳芳兩人密謀私下聯合馮玉祥倒奉，李景林也因為曾經和郭松齡有聯絡而不容於奉系而參與了這一計劃。雖然最後因為洩密，此事以靳雲鶚被解職，李景林部被奉軍包圍繳械，孫傳芳沒有內應而不得不偃旗息鼓而告終，但是此事還是嚴重影響了戰事的進行。

最後足足打了4個月，張吳閻的聯軍才擊敗國民軍，攻佔南口。但是聯軍也損失慘重，而更重要的是，此時北伐已經開始，吳佩孚在攻佔南口以後匆匆命主力南下，8月25日到達漢口時，北伐軍已經於22日突破平江、岳陽防線，攻入湖北，兵臨戰略要地汀泗橋。而吳佩孚南下的援軍因上雞公山勸請靳雲鶚復職而按兵不動，北伐軍27日攻克汀泗橋，吳佩孚錯失戰機，士氣大受打擊。加上孫傳芳因為之前和吳佩孚的嫌隙，也不肯發兵救援，最終導致了吳佩孚的兵敗。

而等孫傳芳參戰時，由於吳佩孚兵敗，北伐軍已經得到了很大的充實，兵力並不比孫傳芳少。加上孫傳芳新收編的部隊也有很多倒戈，最後孫傳芳也被擊敗。

到了此時北洋軍閥才意識到形勢不對，聯合起來對方北伐軍時，馮玉祥也從蘇聯返回，在五原重整部隊，加入北伐，而山西閻錫山為形勢所迫，也參與其中。此時北伐軍和其友軍，兵力上已經超過了北洋軍閥，加上雙方士氣上的差距、蘇聯的援助和民心所向，最終北伐取得了勝利。

一把菜刀可以砍倒一片大白菜!

儘管這樣的比喻不太恰當,但是當時的北洋各地方軍閥之間的關係形同水火，征伐不斷,自身本就是一堆散沙，儘管當時名義上都處於北洋政府的統治下,但是各自為營，不聽從統一的安排和調遣,因此,在廣州國民軍北伐時，順利地攻下了全國部分地區,收復了大部分軍閥和軍閥的軍隊。細算起來北洋軍閥的迅速戰敗原因有三：

1926年，國民革命軍已經初具規模，經過了黃埔軍校四年的辦學，已經為國民革命軍培養了一大批優秀的軍事指揮人才，形成了正規的軍隊模式和建制，形成了7個軍10萬餘士兵的軍隊規模。而此時的北洋軍閥處於群龍無首，靠內部互相鬥爭奪地盤和政治權力的時期。這樣一張一弛形成鮮明的對比，儘管南方革命軍佔據的地盤較小，北洋軍閥佔據了中國大部分地盤，但是軍事作戰能力的強弱一目瞭然。北伐軍擁有了相對的優勢。

北伐軍隊並不同於舊式軍閥，北洋軍閥是由於有相同的信仰和理想聚在一起的一群人，儘管有些人心懷鬼胎，但是不影響大部分人的心中充滿著理想和鬥志。而北洋軍閥儘管手下士兵眾多，但是大多數士兵只不過是為了混碗飯吃，誰有錢跟誰打仗，為其佔地盤並且收繳當地的賦稅。這些士兵打仗時遇見血氣方剛的北伐軍，一旦犧牲過大，便作鳥獸散，誰也不願意為了幾個大洋把自己的命搭進去。

除此以外，北洋軍的將領更是在北伐形勢下，及時的轉變了自己的態度，臨陣倒戈，比如說“鐵骨錚錚”的西北軍將領馮玉祥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在看到了老冤家吳佩孚被北伐軍打敗後，及時的轉移了陣營，搖身一變成為了北伐軍的一支部隊，配合北伐軍共同對抗北洋軍閥，除此以外還有山西的閻錫山也在關鍵時刻脫離了北洋軍閥的陣營，加入了北伐軍的大部隊。因此儘管戰爭一開始北伐軍只有10萬人，北洋軍閥擁有著70萬餘人的部隊，但是在實際的戰爭過程中，兩邊戰壕之中的交戰雙方的力量對比並不是1:7。最後張學良更是帶著父親遺留下來的東北軍改旗易幟，歸附了革命軍。

再說一個深層次的事情，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先生去世，此時的廣州革命軍內部權力爭鬥不止，蔣作為後起之秀急需要一些功績樹立自己的威信，因此才下定決定北伐並且取得了勝利。

有說法認為，當年北伐軍之所以能打敗北洋軍閥，是因為兵力、裝備都超過對手。然而事實果真如此嗎？

據西方軍史學者 Philip S. Jowett所著《痛苦的和平：1928至1937年中國衝突》一書考證，北伐軍在開戰之初（1926年7月）約10萬人，1926年底壯大到26.4萬人，1927年春擴充至70萬之眾。

反觀與之對陣的北洋各路軍閥，當時則擁有70萬至100萬雄厚兵力且裝備精良。可以說，在1926年7至9月與吳佩孚部作戰以及此後對孫傳芳部作戰的多數時間裡，北伐軍前線兵力都不佔優，甚至處於明顯劣勢。

比如兩湖戰場初期，吳佩孚僅在湖南就部署了10萬大軍，而北伐部隊僅3個軍、約5萬人入湘，其中擔負主攻任務的更是隻有3萬多人，相比對手堪稱“以寡敵眾”。

而且需要強調的是，北伐軍看起來有7個軍、約10萬人，兵力貌似不少，但開戰初期除第4軍（以粵軍第1師為老班底）、新桂系第7軍外，其餘5個軍大多畏敵情緒嚴重，認為北洋軍閥特別是吳佩孚的部隊“久經訓練，精銳無比”，甚至揚言“北洋軍隊不可戰勝”。再加上這些部隊（來自湖南、雲南和廣東其他地區）普遍存在“客軍”心理，因此對出兵都消極觀望，暗自儲存實力。

於是乎，第4軍發揚主人翁精神，自告奮勇願為北伐先驅，以葉挺獨立團為前鋒率先入湘作戰。在湘南地區，葉挺獨立團以1敵6，一口氣打敗了對手6個團，取得北伐首戰大捷。

1926年10月初在江西王家鋪，因連續作戰而減員至7000人的第7軍與孫傳芳2個師遭遇，面對3倍於己的強敵，李宗仁號令全軍置之死地而後生，並在兵力佔劣勢的情況下對敵人發起主動進攻和大膽包抄，最終將之擊退。

上述2則經典逆襲戰例，都是北伐軍在實力對比極為懸殊的情況下取得的輝煌勝利。可見，北伐軍獲勝（特別是在兩湖主戰場）的關鍵因素就在於其戰鬥力遠超各路軍閥，否則的話人馬再多、武器再好也是烏合之眾。

賀勝橋之戰打響前，吳佩孚親率精銳從北京趕赴前線督戰，前者倒是集結了10萬大軍，並配屬鐵甲車和數十門山炮、野炮及200多挺重機槍，實力數倍於擔任主攻的北伐軍第4、7軍。但結果呢？儘管北洋軍依託險要地形和佔優勢的兵力、火力死守抗拒，卻依然沒能擋住北伐軍的奮勇猛攻。

情急之下，吳佩孚把自己的衛隊、憲兵、軍官團和學員隊都派到賀勝橋頭督戰，甚至不惜殺掉10餘名潰退下來的旅長、團長震懾敗軍。可讓他萬萬沒想到的是，求生心切的潰兵竟然向督戰隊發起衝鋒，迫使吳佩孚倉皇乘火車逃走。賀勝橋之役，吳佩孚精銳主力3萬餘人被殲，北伐軍威名一時間傳遍天下。

值得注意的是，北伐軍的強悍戰力，早在北伐開始前的1925年東征就已初現崢嶸。當時，以黃埔軍校2個教導團為主力、只有約3000人的右路軍因訓練有素、士氣高昂，成為了整個東征部隊的“拳頭”和“尖刀”。

棉湖之戰中，由200多名黃埔軍校教官（擔任團營長）及畢業生（擔任連排長）為骨幹組成的教導第1團陷入援兵未到、孤軍作戰的極端危險困境，卻靠著頑強意志，僅憑1000餘人的劣勢兵力與10倍於己的敵人拼殺竟日，最終堅持到了教導2團來援，從而一舉扭轉戰局。

在攻擊陳炯明老巢惠州的門戶淡水城時，黃埔軍校教導團又派出10名營連級軍官帶領100名士兵組成敢死隊，拼命衝到城下搭起人梯攀上城頭。奪取淡水後，教導2團又用1個連擊退了大股敵軍的反撲。如此能征慣戰的軍隊，放眼當時的中國恐怕找不出第2支。

雖然張作霖的奉軍、吳佩孚的直軍中也有一些比較能打的精銳部隊，但其與廣東革命軍/北伐軍有若干重大區別——首先是上述軍閥的建軍、治軍方式很老套，維持內部關係仍靠沿襲自湘淮軍和北洋時代的封建禮教、高官厚祿、“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師生同學、姻親幕僚、同鄉門客、結義拜把子等“舊辦法”。

而且在軍閥部隊裡，除了升官發財、爭權奪利、個人享受之外也沒什麼理想，當官的吃空餉“喝兵血”，傳統募兵制的弊端與嚴厲體罰和森嚴等級關係決定了普通士兵很難跟軍官一條心。至於發動群眾、鼓舞民心士氣等宣傳工作，軍閥更是比廣東革命軍差得不是一星半點。

廣東政府在東征前，就頒佈了《革命軍連坐法》《革命軍士兵逃亡懲處賞罰條例》，為嚴肅軍紀，蔣甚至不惜將自己的一個臨陣脫逃的親戚（時任教導2團某部連長）當場正法。

等到北伐時，廣東革命政府更是“大軍未動，宣傳先行”，透過公開宣講、貼標語口號、組織遊行等方式廣泛動員民眾支援北伐。史載，當時整個廣州都進入了“近似癲狂的革命氛圍”，不論男女老少，也不論社會地位與階層，幾乎所有人都不分晝夜地在空前緊張、熱烈的氣氛中貢獻自己的力量，四面八方送來的牙刷、牙粉、草鞋、雨具、被服、糧秣、裝置器材堆積如山。

廣大海外華僑也組織了會員總數約100萬人的524個“北伐後援會”，截至1926年底捐助軍餉已達100萬銀元。古巴、秘魯和澳洲的華工乾脆採取月捐方式，固定拿出每月工資的30%匯給國內支援北伐。

全球華僑團體還透過報紙、賀電、慶祝大會、公開演講、編排戲劇等方式，積極營造支援北伐、反對外國干涉的輿論氛圍。成千上萬的華僑熱血青年更是直接回國參軍或在戰地服務，比如葉挺獨立團8連連長、歸國華僑李海濤就犧牲在武昌城下。

北伐軍內部同樣高度重視政治教育，廣東政府派專人前往桂系部隊宣揚革命，桂系主力第7軍很快形成了官兵互相激勵、戰鬥目標明確、求戰意志旺盛的良好臨戰狀態，由於官兵爭先恐後要求參加北伐，第7軍第8旅第15團竟然第一個趕到衡陽，成為北伐軍中最早集結到位的部隊。

號稱“鐵軍”的北伐軍第4軍，戰前的動員教育工作更是出色。以葉挺獨立團為例，該部堅持每天上下午講一次軍政課，晚上點名訓話。而且要求各連隊必須官兵同吃一鍋飯，一起娛樂同唱軍歌，並透過“反貪汙、反打罵、反報假”活動，杜絕舊軍隊貪汙軍餉、打罵士兵的軍閥惡習，讓普通士兵認識到“參加革命軍是光榮的”，從而消除其為便於開小差（這也是舊軍隊毛病之一）而報假名、假籍貫的顧慮。

因為有理想、有信仰，再加上求勝心切、上下齊心，葉挺獨立團才會打起仗來敢於刺刀見紅、悍不畏死。有資料顯示，截至1927年初該部已犧牲近千人（佔全團約半數），而第4軍其餘各團平均陣亡數也在380人左右。

在第4軍楷模作用的帶動下，北伐軍其他部隊也透過加強政工事務，有效提振了戰鬥力和軍心士氣。在江西戰場上（打擊孫傳芳部），入贛參戰的北伐軍最多時有6個軍、10餘萬人，而官兵犧牲超過1.5萬，其中營連以下基層軍官陣亡率高達75%，近半數團長也以身殉職。

黃埔一期學員、時任第1軍某部營長的李默庵就曾回憶當年參加北伐戰爭的情景，他說“那時我們作戰，想的很簡單，要麼戰死沙場，英名流芳，要麼建立功勳，晉升加級。當時革命形勢發展很快，也鼓舞著我們的作戰士氣”。

北伐軍北伐的時候，只有10萬左右兵馬，而進攻的對手卻是全國的十數個軍閥，各軍閥控制的總兵力，粗略統計在200萬人左右。在這樣巨大的差異中，北伐軍想要取勝，看上去非常不可能。

然而實際上，北伐軍北伐的時候，北洋軍閥雖然數量眾多，但是在北伐軍遠交近攻之下，大部分軍閥是中立或者靜觀其變的。北伐軍真正面對的對手只有直系的吳佩孚、孫傳芳，奉系的張作霖，以及直魯聯軍張宗昌。其中，張作霖傭兵35萬，吳佩孚、孫傳芳、張宗昌各傭兵20萬，北伐軍面對的四大對手總共傭兵95萬。

但是另一方面，北洋軍閥並非鐵桶一塊，奉系軍閥和直係軍閥歷來不合，而直係軍閥的吳佩孚和孫傳芳也是互不統屬，至於張宗昌，雖然傭兵20萬之眾，但是戰力低下，純粹就是來湊數的。

所以，北伐軍面對的處境，基本上是北洋軍閥各自為戰的情況。而這其中，唯有吳佩孚的實力最強，只要消滅了吳佩孚，北伐差不多就等於成功了一半。因此，在北伐前期，北伐軍面對的對手壓力，其實只有20萬人，這樣一來，北伐軍還是能夠應付的。

事實上，北伐軍在北伐的時候，除了軍事打擊，也正是採取的各個分化的策略。由於奉系軍閥與直接的矛盾，在北伐之初，面對北伐軍與吳佩孚直系軍的交戰，奉系張作霖果然採取的是靜觀其變，甚至關鍵時刻吞滅吳佩孚的策略，因而並未對吳佩孚提供任何支援。而另一方面，北伐軍成功穩住了孫傳芳，使北伐軍能夠集中全力對付吳佩孚。

果然，獨自面對北伐軍的吳佩孚，完全不是北伐軍的對手，很快就被北伐軍打敗。吳佩孚失敗以後，其他各路軍閥的失敗其實也就很快到來了。打敗了吳佩孚，北伐軍重點進攻孫傳芳，孤立無援的孫傳芳，其五省聯軍也很快敗北。

當吳佩孚和孫傳芳都失敗的時候，奉系的張作霖才感到危險到來了，開始選擇與直系的殘部進行聯合，以抵抗北伐軍。然而，這個時候的聯合已經非常晚了，在北伐軍勢不可擋的攻勢下，張作霖只有退回東北。對了，還有張宗昌，北伐軍攻打各方的時候，張宗昌一直在觀望，最終並沒有被北伐軍打敗，反而被奉系軍閥繳了械，好不諷刺。

張作霖退出關外以後，北伐軍實際上已經取得了北伐的勝利。且不久之後張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張學良東北易幟，北伐軍取得了形式上的完全勝利，至此，北伐結束。

當然，北伐軍能夠取勝的因素，除了更多的軍閥處於中立，而真正的對手並不多以外，北伐軍其實並不是在孤軍作戰，西北馮玉祥手握20萬重兵，是當時舉足輕重的地方勢力之一，他的國民軍其實也聯合北伐軍參加了對北洋軍閥的戰爭。如果沒有馮玉祥對北洋軍閥的牽制和直接打擊，北伐軍取勝還是比較困難的。

北洋軍閥只是在形式上統一，北伐軍不一樣，原因有以下幾點:

北洋軍閥末期是張作霖的安國軍政府，名義上統一全國，實際只是控制華北的少部和整個東北。

北洋軍閥內部包括東北軍內部都是勾心鬥角，爭權奪利，關注國內民生的很少 ，幾乎沒有。

北洋軍閥沒有統一的使人振奮的理想和口號。

北伐軍的前身是孫中山先生創立於廣州的黃埔軍校。很多國內進步思想的青年都是黃埔軍校生。

北伐軍紀律嚴明，同心同德，有嚴格的主義（三民主義:民主、民權、民生）和理想。北伐軍內部基本沒有等級之分，大家都為了一個理想去奮鬥。

綜合以上所述，北洋軍伐和北伐軍在一起發生戰爭，一支紀律嚴明，思想開化的軍隊和一支腐化墮落 ，沒有理想 ，內部勾心鬥角的部隊兩者相比北洋軍閥焉有不敗之理。

主要就是北伐軍訓練更好，組織度高，以及北洋軍閥自身的種種問題，最終北伐軍擊敗了北洋軍閥。

首先就是北伐軍的戰鬥力更強，組織度更高。北伐軍接受的是像樣的現代軍事訓練，有包括蘇聯教官在內的一系列人員。可是北洋軍閥的部隊基本就是湊數的，很多士兵往往不會瞄準，只會放槍聽個槍響，當時軍閥交戰幾乎就是聽個槍響，子彈多的一方能夠取勝。而且北伐軍是為了主義而戰為了思想而戰，作戰意志堅定，而北洋軍閥的部隊更多的是為了錢和舒坦的日子，兩者自然不可同日而語。所以面對訓練有素又意志堅定的北伐軍，北洋軍閥部隊自然無力應對。

然後就是北洋軍閥配合太差，組織度太低。北伐軍主要討伐的是孫傳芳、吳佩孚、張作霖三個軍閥，雖然總兵力雄厚，但是其彼此之間缺乏呼應和支援，根本就不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因此能夠被北伐軍各個擊破，其兵力優勢也無從展現。

民心。北伐軍和基層工農的聯絡較深，在北伐過程得到了基層工農群眾的大力支援，比如幫助北伐軍炸鐵路，橋樑襲擾北洋軍，引導北伐軍透過小路等奇襲北洋軍。同時，也透過罷工罷市等支援北伐軍的作戰。

而且北伐軍在作戰中，實力是不斷壯大的，像馮玉祥等軍閥就加入了北伐軍陣營，北伐軍征戰過程中兵力規模開始擴大，又得到了各方面的補充，實力要比最初強得多。

今天對比的話，北伐軍實際上不是隻有10萬人呢，如果變換一下角度，遠比人們想象的還要多，馮玉祥，閻西山最後都倒戈了，可以說，北伐不是一場單純的軍事鬥爭，更是一場政治鬥爭，成功不是單純的軍事勝利。

北伐軍已經是準現代化的軍事力量，在許多方面很有效果，相比之下，北洋軍就不行了，雖然號稱酒70多萬，實際上可能更高，但是他們的兵力分散的，在區域性戰場上不能達到數量的優勢，他們的軍事體制還是一種軍閥式，缺少的就是那種現代體現，以及作戰的靈活，執行能力起來不行，北洋軍閥實際上有多少個派系組成很混亂，不是大家想象的團結一體，敗了沒有意外。

簡單答一下：有信仰的軍隊戰鬥意志和戰鬥精神遠遠高於拿錢激勵的軍隊。當時軍閥的軍隊都是靠賞錢來打仗的，戰前好吃好喝，戰中大洋開路。而當時兩黨組織的軍隊是靠共同信仰而來的，有著堅定的救國救民的精神追求，這是兩者最大的不同。

對於軍閥軍隊而言，戰鬥一旦進入到你死我活的狀態，軍閥軍隊必然渙散，畢竟錢不如命值錢，有命才有錢花。而對當時的國民革命軍而言，為統一全國，打倒列強，除軍閥的可以獻出生命的。葉挺獨立團在整個北伐戰爭中傷亡1000多，犧牲600多，多為中共黨員，等於全團換血一次。如此犧牲才換來北伐的勝利。

國民政府北伐軍只有十萬人，而北洋軍閥共有七十萬人，從人數上看，北伐軍不佔任何優勢，但是，北伐最終以勝利告終。

籠統的講主要原因在於兩點：一點是南口大戰，北洋軍閥政府錯誤的將馮玉祥的革命軍認為是北伐軍的主力部隊，派出大量兵力剿滅馮玉祥，減輕了北伐軍的壓力，給北伐軍帶來了機會。

另一方面，來自蘇聯的“革命援助”，大量的資金、武器援助，帶給了北伐軍勝利的信心。

接下來我們具體來看一看這兩點原因。

南口大戰歷時四個多月，1926年4月下旬，奉，直、晉三系軍閥組成“討赤聯軍”，這支北洋軍閥聯軍總兵力達到了五十萬人，為的就是要把馮玉祥率領的革命軍全部剿滅。

整個南口之戰，光是戰線就蔓延了千里之遠，軍閥聯軍向著多倫、南口、晉北都發起了猛烈的攻勢。革命軍十幾萬人在南口這個地方堅守了四個月，隨後撤退到了綏遠，

其實，南口大戰的發生是軍閥對中國政局中的一種錯誤判斷所促成的。他們認為設在廣州的國民政府不足為提，導致他們從來都沒有認真對待過，而且，在他們心中始終都不理解“革命”一詞的真正意義，總是覺得留在北洋軍閥領地的馮玉祥的國民軍才是他們必須要消滅的目標。

陰差陽錯之下，馮玉祥的革命軍成了北伐軍的擋箭牌，雖說某種意義上這些人成了炮灰，但是他們卻為北伐的勝利做出了巨大貢獻。

在南口大戰的那幾個月中，這十幾萬人儘自己最大的能力拖住了張作霖、張宗昌的部隊，甚至還包括吳佩孚的十萬主力軍隊。

雖然在數量上北伐軍不如革命軍那麼多，但是此時的北伐軍卻從而得到了機會，在兩湖用兵，很快就拿下了湖北湖南兩省。

南口大戰為北伐軍的行動帶來了了巨大便利，也意味著統帥馮玉祥徹底和北洋政府決裂了，從此轉為國民政府旗下的軍隊。

而北伐軍在兩湖地區的勝利，讓北伐邁出了重要的一步，為革命勝利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在北伐時期，沙俄政府已經被推翻，以列寧和斯大林為主的蘇聯領導人經過了一段時間的考慮之後，決定為中國革命事業提供援助。

當時蘇聯領導人開出了十二萬槍支和每月支援國民政府三十萬銀元的大單，對國民政府進行銀元援助，這一援助一直持續了三年之久。

每個月提供的三十萬銀元也極大的解決了北伐軍開支問題，成為了國民政府一筆不小的運作經費。

十二萬槍支完全是俄國製造，從數量上來看，這些軍火完全覆蓋了整個北伐軍，而且這在當年也算是世界上比較先進的武器了。

吳佩孚和孫傳芳的軍隊的武器裝備，根本不能北伐軍相提並論。而在武器上的優勢，也讓北伐軍更具備了戰勝眾多軍閥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