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論天下三分後，哪個政權最先滅亡，那自公元249年高平陵政變後，曹魏政權就算名存實亡了。但實際上，如果是按君主投降或被廢除，國家另立這方面來說，蜀漢才算是最先滅亡的。公元263年，鄧艾的三千疲兵偷渡陰平，來到成都城下，劉禪出城投降，終結了蜀國的政權。而當時東吳內部的情況，比蜀漢要糟糕得多。由於孫權晚年昏庸，在繼承人問題上多有猶豫，再加上孫權的女兒孫魯班參與到立儲之中，導致東吳內部政權十分動盪。即便是後來孫皓登基稱帝，也沒能將大廈將傾的東吳挽救回來，加上孫皓不但沉溺酒色，而且專於殺戮，昏庸暴虐，惹得東吳民怨四起，可以說，就算最終司馬家沒有滅吳，內部混亂的東吳也將自取滅亡。但讓人奇怪的是，比蜀漢內部糟糕得多的東吳，為什麼能在蜀漢滅國後，還堅持了十七年之久呢？

首先，這得歸功於東吳的地理位置。要知道蜀道難，難於上青天，因此蜀地易守難攻，但實際上，當時東吳在孫權的治理下，能夠與北方的曹魏政權抗衡，靠的就是不輸給蜀漢內部山川之險的長江。要知道長江水面寬闊，流量大，而且比較深，冬季雖然相對較小，也不是輕易就能過去的。在冷兵器時代，軍隊不易過江，易守難攻。更何況曹魏陣營在北方，士兵大多不善水戰，相對而言，長江對於北方將士更不友好。正因如此，曹操當年率大軍南征，也沒能贏下赤壁之戰。更何況東吳後期還有陸抗等當世名將鎮守長江，在這樣的情況下，曹魏或者司馬家想要輕易跨江擊敗東吳，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其次，在消滅蜀漢後，消滅東吳並不是司馬家的第一要務。要知道當年司馬昭派大將鍾會兵分三路進攻蜀漢，最終逼得劉禪投降的兩年後，司馬昭就去世了。而在司馬昭去世，司馬炎繼位不過數月後，他就直接廢除魏帝，自己登基稱帝，建立晉朝。但畢竟晉國是建立在魏國之上的，雖說從司馬懿奪權開始，就不遺餘力的清理朝中忠心曹魏的大臣，但此前曹氏畢竟是名義上的皇室，暗中忠心他們的臣子還是有不少的。為了防止這些大臣們乘機謀反，司馬炎必須要確保內部穩定，才能再圖謀東吳。

更何況司馬家謀權篡位，本就名不正言不順，再加上司馬昭在世時，其家臣曾殺死了當時的皇帝曹髦，這樣的弒君行為本就激起了當時魏國上下的不滿，此為內憂。而且剛剛攻佔的蜀漢內部也很不安穩，畢竟劉備父子在蜀中經營多年，丞相諸葛亮的身影在益州百姓的心中也揮之不去，一旦處理不好蜀中的情況，只怕剛剛得到的蜀川會成晉國的心腹大患，此為外患。因此司馬炎登基後，他不僅需要穩定朝廷內部，也需要安撫蜀地的百姓，如此內憂外患下，他自然沒有多餘的心思東征孫吳。

第三，中原大地上格局混戰的同時，北方的遊牧民族，南方的蠻族等少數民族沒有了壓制，逐漸發展起來，邊境內外衝突四起，司馬炎不得不分兵處理這些強勁的敵人，因此分身乏術，無法再對東吳用兵。

筆者認為，正因為有著天時與地利的幫助，使得東吳後期即便沒有人和，也能在蜀漢滅亡後堅持了十七年之久。只可惜東吳的末代君主也不是千古名君，再加上東吳偏安一隅，難以發展，因此最終也難逃滅國的命運。

先分析一下當時的環境。

公元262年，掌握曹魏大權的司馬昭下令讓鍾會、鄧艾等人伐蜀，很快就於次年滅掉了佔據蜀中四十餘年的蜀漢政權。在伐蜀前，司馬昭與群臣的商略中就明確表示：“今宜先取蜀，三年之後，因巴蜀順流之勢，水陸並進，此滅虞定虢，吞韓並魏之勢也。”然而，滅吳的願望卻等到十幾年後才於晉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方才實現。

那麼為什麼會延遲到十幾年以後才實現呢？

第一是因為司馬氏個人問題

根據司馬昭本人的安排，他是打算在滅了蜀國後休息幾年後就馬上攻打孫吳的，然而司馬昭本人卻在公元265年就病死了，很顯然滅掉孫吳的計劃不可能在由司馬昭來繼續執行了。司馬昭的後繼者司馬炎在當年的十二月逼迫魏帝禪讓，在結束了曹魏的王朝生命的同時又建立一個全新的王朝——晉朝。儘管透過高平陵之變、鎮壓淮南三判等鬥爭，在經過司馬懿、司馬師、司馬昭三人的經營之後，司馬氏的實力已經可以取代曹魏政權了。

但是剛剛成為司馬家家主的司馬炎自己本身的地位並不穩固，以及篡位之後怎麼處理前朝曹魏政權遺留下來的反對勢力。鞏固自身的地位，分配、協調好功臣們之間的利用和矛盾等問題，都是司馬炎現在需要解決的。

因此，從司馬家本身的角度上來說，司馬炎在內部矛盾沒有完全解決好的情況下是不可能出兵伐吳的。（畢竟漢人不像匈奴人一樣沒有矛盾是跟別人打仗解決不了的）

第二就是軍事、經濟實力有限，還需要一定的準備時間（消化蜀國）

在滅蜀戰爭中除了兵員有損失以外還需要大量計程車兵來維持蜀中的安定，在這樣的情況下是不可能抽出大量的兵力來攻打孫吳。而這時的羊祜還在和陸抗進行長期的對峙，在軍事上並沒有什麼絕對的優勢可言，加上江淮沿江是孫吳政權的核心地帶有重兵把手，對於司馬家而言，經過數次戰亂的淮南之地，不經過長時間的安撫與恢復是很難有能力直接進攻孫吳政權的核心所在地的。

除了士兵的數量有限之外，軍械糧草等軍備也不充分。

在羊祜甫一上任時，荊州“軍無百日之糧”，經過數年的發展才有了一定的積蓄。而在上游，從滅蜀到王濬開始擔任益州刺史這幾年的時間，主要在穩定統治，並沒有做大規模滅吳準備，直至王濬上任“乃作大船連舫”，此後又過了幾年才能有充足的戰船以供伐吳之用。此外，水旱災害、尤其是水災不斷，一方面使得糧食收成大減，稅收、軍糧得不到保障，另一方面，政府還要採取賑災措施，消耗錢財。此外，還不時出現蝗災、風災、雹災等災害，頻繁的自然災害不僅使晉廷遭受了人力與財力的損失，而且給其帶來了心理上的壓力，使其難以安心伐吳。這些軍事、經濟上的短板，使司馬家需要一個不短的時間來發展、彌補，以取得對吳的絕對優勢。

第三就是邊疆的動亂

從泰始六年開始，禿髮樹機能在西北邊疆起兵，很快就出現了“六月戊午，秦州刺史胡烈擊叛虜於萬斛堆，力戰死之”的糟糕情況，此後長達十年的時間裡，由於樹機能軍隊的勇猛，加上晉軍戰鬥力的低下，晉軍“比年屢敗”，樹機能之亂日益成為司馬炎的心腹大患，“每慮斯難，忘寢與食”，而司馬炎更是明確表示其威脅“雖復吳蜀之寇，未嘗至此”。在司馬炎看來，伐吳較之於平樹機能之亂顯然並不那麼迫切。所以，在楊欣敗死西北之後，晉武帝十分憂慮地發出了“誰能為我討此虜通涼州者乎”的感嘆，當馬隆毛遂自薦時，遭到了群臣的反對，但司馬炎毫不理會，滿足了馬隆的一切兵員、軍資要求，出征後馬隆久無訊息，有人認為可能已經敗死，而當馬隆派出的使者帶來利好的訊息時，司馬炎難以剋制地“撫掌歡笑”，詰問群臣“若從諸卿言，是無秦涼矣”。這一方面顯示了司馬炎對於自己識人之能的欣喜，另一方面也確實對於西北地區戰事轉好而由衷高興。

事實上，除了禿髮樹機能之亂，北部邊境還有匈奴與鮮卑的動亂。數處連年的動亂，對於晉廷的打擊極大，使得晉武帝甚至不得不任用賈充、衛瓘這樣的近臣、寵臣去出鎮邊疆，此外，這期間竟有三位刺史先後戰死。頻繁的戰事與動盪消耗了晉廷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牽制了司馬炎的注意力，所以，直到幷州胡奮坐鎮御虜、鮮卑屢為馬循所敗、東北由於衛瓘的努力而取得粗安局面、匈奴拔亦虛、獨雍等部先後“歸化”、馬隆基本平定禿髮樹機能，晉朝的東北、北部、西北邊疆均有了一個基本安定的局面時，司馬炎才決定大舉出師伐吳。

第四是朝中的大臣不支援

從司馬炎表露出伐吳的意向，到大軍滅吳，晉廷內部一直有一股強大的反對勢力。他們以賈充、荀勖、馮紞為首，對於羊祜、張華、王濬等人的伐吳主張百般阻撓。

據《晉書·賈充傳》，賈充“本無南伐之謀，固諫不見用”，在伐吳前還上表表示反對，甚至大軍所向披靡、即將滅吳時還從前線進表，認為“吳未可悉定，方夏，江淮下溼，疾疫必起”，要求召還諸軍，“以為後圖”，甚至還要腰斬張華。

荀勖同樣與賈充持相同觀點，反對伐吳。在王濬表請伐吳時，“勖與賈充固諫不可”，賈充從前線上表請求罷兵時，荀勖也立即上奏附和。

至於馮紞，則向來與賈充、荀勖親善，對二人阿諛奉承，與之沆瀣一氣，司馬炎初謀伐吳時，“紞與賈充、荀勖同共苦諫不可”。

那麼，他們為何要對伐吳百般阻撓呢？難道他們看不到晉對吳優勢在一天天加大，滅吳只是時間問題嗎？我想應該不是的，作為久居高位、富有政治經驗的他們未必看不出晉滅吳之必然性，他們所以阻撓伐吳，其實從前文賈充給司馬炎的奏表中就能看得很明白，“雖腰斬張華，不足以謝天下”，這樣露骨的表達，體現了他們就是為了與張華、羊祜（後來是杜預）、王濬等主戰派對立，不想讓政治對手在伐吳戰爭中取得大功，進而威脅自己的政治地位。

事實上，在伐吳戰爭之後，杜預等其他出鎮一方的武將，由於不會對朝中的局勢有大的影響，加之其與司馬氏的姻親關係，所以反對派並沒有大力打壓。而主戰派的核心人物、朝中重臣張華則一方面由於在立儲問題上違背了武帝的意思而中意於齊王攸，更由於馮紞在司馬炎面前的譖言，失去了武帝的信任，“終帝之世，以列侯朝見”，基本上失去了原有的政治地位。

用《晉書·杜預傳》裡杜預給武帝上的表中的話來說，那些反對的人只是由於“計不出己，功不在身，各恥其前言，故守之也”，其實，不獨伐吳，其它任何事情，朝中都很難達成一致意見，“自頃朝廷事無大小，異意鋒起，雖人心不同，亦由恃恩不慮後難，故輕相同異也。”

朝中重臣的意見長期不能統一，反對者賈充等人的勢力又非常大，晉武帝絕不可能忽略不理，使得伐吳的時間一拖再拖，直到最後，武帝採取了一個折中的辦法，令賈充為前線總指揮，一方面給予高位但又並不能干預到各路軍隊主將的實際戰略決策，另一方面也將賈充調出中朝，緩解朝中主戰派張華等人的壓力。同時，在伐吳勝利以後，不僅沒有深責反對派賈充、荀勖等人，反而是讓這些人“無謀而並蒙重賞”。這些折中之舉雖是司馬炎對於朝中黨爭的平衡與無奈，但卻的確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在滅吳過程中賈充等人雖有異議，但並未影響勝利，滅吳後也沒有出現大的動盪局面。

可見，長期的黨爭使得司馬炎在沒有協調好彼此關係之前，是不可能大膽做出伐吳決策的。

除了上述幾個顯見的原因之外，心理上的作用也是不可忽略的。百年以來，北方政權或者蜀中政權對江東政權的戰爭並沒有取得過決定性的勝利，尤其是雄才大略的曹操以下荊州之威而慘敗於赤壁、一代梟雄劉備挾上游之勢卻大敗於猇亭，這些失敗的教訓，不能不使北軍心有餘悸，即便是同時佔據江北和蜀中，客觀上已經對東吳形成了包圍之勢，司馬炎也仍需慎重考慮伐吳之事。

第五是蜀中的局勢

公元263年蜀漢滅亡之後，並不是說蜀中的局勢就立即歸於平靜，相反，這一地區卻發生了持續的動亂。

首先，擔任滅蜀總指揮任務的鐘會出於對於鄧艾等人立功的嫉妒以及自身野心的膨脹，在滅蜀後不久，就誣陷鄧艾謀反，消滅了鄧艾的勢力之後便舉兵謀反，企圖達到其“事成，可得天下；不成，退保蜀漢，不失作劉備”的目的。雖然，鍾會的反叛由於士兵的不配合等原因而失敗，但是，動亂造成的後果卻是十分嚴重的，“會既死，蜀中眾軍鈔略，死喪狼藉，數日乃集”，大量的平民及官吏為亂兵所害，這其中甚至包括後主太子劉璿，足見動盪之甚。

其次，司馬氏滅蜀依靠的是強大的武力，蜀中必然有人不服從新政權的統治，或者至少是心理上不願意立即接受其統治，對其抱有遲疑態度。比如，統蜀漢南中事務的安南將軍、建寧太守霍弋在聽聞成都不守的訊息後就沒有立即投降，而說：“今道路隔塞，未詳主之安危，大故去就，不可苟也。若主上與魏和，見遇以禮，即保境而降，不晚也。若萬一危辱，吾將以死拒之”。像霍弋這樣的將領還有守巴東地區的羅憲，也是沒有立即投降或者逃竄，而是謹守城池，等待訊息。他們都是對新政權持觀望與遲疑態度，像這樣的軍民絕不在少數，可以說，蜀中的局勢是極為微妙的，新政權的統治基礎是相當脆弱的。為此，司馬昭下令將許多以前入蜀的、原籍非蜀中的軍民三萬餘家連同後主一起遷往洛陽，一方面控制這些人，防止其留在蜀中發生狀況，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滿足本地人佔有蜀中統治權的願望，從而達到穩定蜀中的目的。

但是，不願服從新政權的統治、長期與中原的隔閡以及本地民族、人群的複雜性等其它相關原因，使得蜀中並沒有就此安定下來。在接下來的數年裡，蜀中狀況頻發，動盪不斷，民變、兵變不絕於書。

“（泰始）四年，故中軍士王富，有罪逃匿，密結亡命刑徒，得數百人，自稱諸葛都護，起臨邛，轉侵江原。”“七年，汶山守兵呂臣等殺其督將以叛。”而泰始八年的一次動亂尤為激烈，先是“汶山白馬胡恣縱，掠諸種”，接著益州刺史皇甫晏在征討的過程中為屬下張弘等人所殺，“其眾抄掠百姓”，殺死官民不少，經歷了不短時間才被王濬平定。

即便是在王濬出任益州刺史之後，蜀中仍然發生了咸寧三年（公元277年）犍為民陳瑞妖言聚眾、咸寧四年漢中郡吏襲祚等謀殺太守姜宗以叛的事情。

政治、民族、宗教等因素交織而造成的持續動盪，折射出了蜀中複雜、尖銳的社會矛盾，顯示了晉廷在當地的統治並不能算是完全穩固，如不能順利解決這些問題，緩和社會矛盾，不要說順流滅吳，就連鞏固在蜀中的統治都十分困難。所以，晉廷一面花了很大的精力籠絡蜀漢故官，令其忠誠於晉室，一面派出王濬這樣的干將大力鎮壓反抗，在蜀中粗安之後，才有了王濬順流而下滅吳的舉動。

第六是孫吳還有些許實力

佔據江東數十年、乃至上百年的孫氏政權絕非一個不堪一擊的軟柿子。從其自身的縱向發展來看，自孫氏立足江東以來，江南得到了長足的開發，其經濟等各方面實力絕非百年前所能相比。橫向與蜀漢相比較來看，孫吳的實力也遠在其上，僅從最直觀的土地、人口等資料來看，孫吳滅亡時有“州四，郡四十三，縣三百一十三，戶五十二萬三千，吏三萬二千，兵二十三萬，男女口二百三十萬”，而蜀漢則只有益州一州，“戶二十八萬，男女口九十四萬，帶甲將士十萬二千，吏四萬人”，綜合來看，東吳的各項指標是蜀漢的二倍強。而且，與蜀漢地形複雜、便於突襲不同，孫吳政權據有長江數千裡防線，一旦有事，可迅速組織抵抗，司馬氏面臨的正是這樣一個強勁的對手。

在魏伐蜀的訊息傳到江東之後，孫吳政權立即採取了一些軍事行動試圖救援，儘管這些軍事行動並沒有挽救蜀漢滅亡的命運，但是，它其實是起到了擴大防區、保衛東吳政權的作用，這使得魏軍已經失去了“出其不意，掩其不備”的戰略優勢，而且魏軍“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便用”，所以即便沒有出現鍾會之亂，魏軍也很難就滅蜀之勢一舉滅吳。

在此後的十幾年中，司馬炎屢有滅吳的想法，卻等了足足十五年才出兵滅吳。除了上面分析的其政權自身以及蜀中局勢的阻力之外，對手的並不弱小，也是一大原因。孫吳政權在這期間雖經歷了孫休病死、孫皓暴虐等狀況，但不可否認的是，它並沒有呈現出全面衰弱、不堪一擊的狀態。從整體的軍事行動上來看，它仍在不停主動進攻北方；從武將能臣上來看，丁奉、陸抗等干將仍統領軍隊數年；從兵力上來看，它尚有數十萬甲兵；從軍資、裝備上來看，即便是到吳亡時，仍有米穀二百八十萬斛、舟船五千餘艘。而這其中，兩場戰役尤其能夠體現出東吳的軍事實力絕不可小覷。

一個是晉吳在交州地區的爭奪。吳永安六年（公元263年）五月，由於吳交州刺史孫諝的貪暴，郡吏呂興殺之投降司馬氏，從這時起，晉吳就交州、主要是交趾地區的歸屬展開了長達八年的爭奪。期間，晉軍從南中派兵，曾一度獲勝，佔據優勢，但最終為吳將陶璜等人所敗，吳軍“禽殺晉所置守將，九真、日南皆還屬”。這一場拉鋸戰的具體過程比較複雜，這裡不想多談，只從戰役的大體程序與結果來看，晉軍那時在西南地區、孫吳的側翼並沒有優勢可言，以至於損兵折將，不能抓住從側翼、後方威脅吳國的機會。

如果說交州之爭是因為晉軍路途遙遠，鞭長莫及，不能集中兵力與吳軍作戰而導致失敗的話，那麼步闡降晉之戰的失利則更能夠說明晉軍對吳在前線也沒有太大優勢。公元272年（吳鳳凰元年，晉泰始八年）九月，吳西陵督步闡據城降晉，圍繞著救闡與攻闡之間，晉吳雙方有了一場激烈的交鋒。晉軍以羊祜、楊肇、徐胤分別從江陵、西陵、建平三個方向援救步闡，從地理位置來看，陸抗至少面臨著西、北兩個方向的壓力，腹背受敵，陸抗在安排留慮、朱琬抵禦徐胤的同時，親率大軍對抗楊肇，就在兩軍對壘時，吳將朱喬、俞贊還投降了楊肇。即便是面對這樣有利的局面，晉軍仍舊未能擊敗吳軍、救回步闡，反而被陸抗殺得“大破敗”，“傷死者相屬”，最終步闡城破身亡，羊祜等將領被晉武帝貶官處理。步闡所處的西陵，可以說是長江三峽的東峽口，地理位置極其重要，若晉軍得了此地，則可作為順流東下進攻吳國的跳板和基地，防止出現軍隊被扼在三峽之內，不得施展的局面，甚至可以就勢東下，對吳國形成致命打擊。這一地區，對於晉吳雙方來說都極為關鍵。可以說，雙方都是全力相搏，而晉敗吳勝的結果，充分體現了晉軍在此時、此地，並沒有明顯優勢，只是與吳軍形成對峙的均勢局面，顯然，滅吳的時機顯然還並不成熟。

而數年之後，吳主孫皓之暴虐所造成的後果已十分嚴重，國力大衰，吳國“上流諸軍，無有戒備，名將皆死，幼少當任”，伐吳的時機到這時才完全成熟。

所以在蜀漢滅亡之後，孫吳由於各種原因又存在了十幾年。

這個問題在細節上是很繁雜的，但是卻可以概括，千言萬語歸於一句話:那就是時機未到，晉國統一江南的條件尚不成熟！

在當時蜀漢固然己經滅亡了，但是吳國卻尚未走到窮途未路的地步——雖然吳國內部變亂頻仍，在孫權死後，權臣曾屢次廢立皇帝。可是佔據江南半壁的吳國仍然可以憑藉自己的水戰優勢，去抵禦晉軍的進攻！而這有可能使戰事延長，不利於晉國一戰而平江南的戰略企圖！

而且雖然晉國取代了魏國，並且己經據有了原來蜀漢的國土。具備了從蜀地順江而下攻滅東吳的地理優勢，並對吳國構成了戰略包圍。然而在短期內要將晉國內部的各派力量加以整合，並使之同新佂服的蜀漢地盤形成為一個整體力量，卻尚須時日！這也是晉國荊州刺使羊祐屢次向司馬炎請命南佂，而都被其所拒絕的原因。致使羊祐發出了“天下不如意事，常有十之八九”的慨嘆！

而其後，在經過了多年的準備和訓練之後，晉國己有十分把握可以一鼓而克江南了。而且此時的吳國，己經因為皇帝孫皓的胡作非為、濫殺忠良，導致了內部人心星散，國力、軍力也因此而大大受到削弱！已經是猶如一座徒有其表的頹朽的大廈，難禁外力的猛烈一擊！在這種情況下吳國己經喪失了可以抵禦晉軍攻伐的，一切“天時、地利、人和”的條件了。其滅亡也己經是必然了！

綜合上述淺析:並非晉國願意給予吳國己苟延殘喘的時間，而是因為時機尚未成熟，如果強行南佂要付出很大的不必要的代價啊！只有到了一切有利於晉，不利於吳的條件都成熟後，才會使晉國能夠用較小的代價，去換取最大的利益！

　孫吳是三國之中歷時最久的國家，歷四帝，共52年.蜀漢滅亡後,在實力懸殊的背景下，東吳和司馬氏抗衡了17年之久。一：東吳處於長 江中下游，鐘山龍盤、石頭虎踞，有天然的地理條件，處於江北的司馬氏要滅吳，必然要渡過長江，要付出很大的代價。二：東吳的皇帝孫 皓，在登基之初下令撫卹人民，開倉振貧、放生宮內多餘的珍禽異獸，被譽為明君。他的一系列措施，促進了東吳國力的恢復，為東吳抗 衡西晉打下了良好的基礎。三：司馬昭在消滅蜀漢後，不久就病逝了，由此，司馬昭沒有在消滅蜀漢後，一鼓作氣地對東吳用兵。在司馬昭 病逝後，晉武帝司馬炎一方面要取代曹魏，建立西晉，這自然需要耗費大量的精力。另一方面，西晉北方、西北等地的遊牧民族，也對西晉 造成了很大威脅，這也間接幫助了東吳。在這些的影響下，蜀漢滅亡後，東吳又苦苦支撐了17年之久，直到公元280年才被西晉所滅。在消滅 東吳後，西晉終於結束了魏蜀吳鼎立的三國時代。

吳國：由孫權公元229年（黃龍元年）稱帝始，國號吳，至公元280年（天紀四年）孫皓投降， 西晉朝廷封孫皓為“歸命侯”，孫吳滅亡。是孫權在中國東南部建立的割據政權，國號為"吳"，因為所統治地區位於長江東南部，所以也稱東吳，史學界稱之為孫吳。

自孫權的父親孫堅因破黃巾有功，任長沙太守，孫堅死後兄孫策繼位，已基本平定江東，在孫權繼位後，東吳已歷經三世，孫權在周瑜、張昭等人的輔佐下，對內先後平定了廬江太守李術叛亂、山越人反覆叛亂，對外聯合劉備打敗曹操（赤壁之戰），又在劉備佔領西蜀之後，打敗關羽奪回荊州之地，後又在夷陵大敗蜀軍，並於公元222年稱吳王，雖未稱帝三國鼎立之勢早已形成。

孫權主政期間，重用一大批能臣干將，鼓勵軍民墾荒屯田，興修水利，減輕百姓負擔，輕徭薄稅，大力發展江南經濟的同時，在造船、鋼鐵銅冶煉、瓷器、紡織、文學、宗教等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實力不斷增強，孫吳是三國之中歷時最久的國家，歷四帝，共52年。但在孫權晚年，也避免不了大多數帝王的通病——猜忌心重，堪稱柱國大臣的陸遜憂死，太子之爭朝臣分裂，導致太子孫和被廢，孫霸被賜死，到孫權去世前，立小兒子孫亮為太子，國力已呈衰落之勢。

公元252年（太元二年）四月，孫權病逝， 年僅十歲的孫亮即位，由諸葛恪、孫弘、孫峻等輔政。當年爆發了東興之戰，魏東路軍以司馬昭為都督，領兵7萬直逼東興。孫吳以諸葛恪為統帥率軍4萬大敗魏軍。公元253年，諸葛恪徵淮南失敗，被孫峻等人所殺，大權落入孫峻之手。三年後孫峻病死，將權力交給從弟偏將軍孫綝。孫綝嗜好殺戮，殘虐無道，殺害了孫吳的重要將領呂據、朱異等， 曠日持久的內爭也使孫吳國力遭到嚴重削弱。

公元258年（太平三年），孫綝廢黜孫亮，迎立孫權第六子孫休即位。孫綝與其兄弟五人，皆管理禁軍部隊，權力遠遠超過皇帝。 不久孫綝又被殺死 。孫休在位期間，頒佈良制，嘉惠百姓，但並未使孫吳的疲弊之態得到根本改善。

公元264年（元興元年），孫休病死。這時蜀漢剛滅亡，交趾又叛吳降魏，魏滅蜀之戰後，蜀吳聯盟不攻自破，孫吳完全處於魏的包圍之中 。孫吳內部形勢不穩，欲立一個較年長的君主，當時握有實權的丞相濮陽興、左將軍張布立廢太子孫和的長子孫皓為帝，時所23歲，雖然孫皓初登大寶，實施了一段時間利國利民的政策，如任用賢才，撫卹人民，開倉振貧、勤儉節約，被譽為明君，但是在權利鞏固後，開始變得驕奢淫侈、殘暴好色，對臣民殘忍無道，造成民怨沸騰，孫吳內部形如混亂起來，迎立並輔佐孫皓為帝的大臣 濮陽興和張布都有懊悔之意，後被人告密殘遭誅殺。好在這時還有陸遜之子陸抗、陸凱等重臣的全力支撐才讓孫吳苟延殘喘。但是由於孫吳不斷向晉發動戰爭，耗廢了國力，並遭到朝中重臣及江東士族的一致反對，加速了孫吳的滅亡。

公元279年（天紀三年），晉武帝司馬炎分六路大舉伐吳，孫吳方面上下離心，疏於防備，無統一對策，逢戰必敗，軍無鬥志。六路大軍之一王濬和唐彬率領滅蜀後所得的水軍，由蜀地順流東下，首先抵達石頭城下，孫皓自知大勢已去，反綁雙手，抬著棺材到西晉軍門前去投降，孫吳滅亡，西晉實現了短暫的統一。

孫吳之所以在西蜀滅亡之後，還能堅持十幾年，是因為西晉雖雖然比東吳強大，但是由於司馬炎265年才襲父爵晉王，幾個月後逼魏元帝曹奐禪讓給自己稱帝，國號晉，建都洛陽，距滅亡西蜀（263年）才兩年，兩面夾擊雖然有利，但是外有西北鮮卑之亂，內需鞏固政權，而東吳也有陸杭等重臣輔佐一致對外，所以使東吳堅持了十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