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的所謂“爵”，就是周代統治階級內部等級關係在法律制度上的規定。周代諸侯國的五等爵，就是周代諸侯的五個等級。在先秦兩漢文獻中，周代諸侯劃分為五等，這是不容否認的客觀事實。《左傳》襄公十五年載周代的列位等級說：“王及公、侯、伯、子、男、甸、採、衛、大夫各居其列。”《國語·周語上》載周襄王說：“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為甸服。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逸周書·職方氏》說：“凡國，公、侯、伯、子、男，以周知天下。凡邦國大小相維，王設其牧，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貢各以其所有。”《左傳》的這段話，據杜注是“言自王以下諸侯、大夫各任其職”，意義正與《逸周書·職方氏》一致。王是周代的最高統治者，“公、侯、伯、子、男”就是周代的五等諸侯，故《逸周書》雲“凡邦國大小相維”。“甸、採、衛”，杜註釋為侯、甸、男、採、衛五服之名的略舉，是對的。具體地說，採、衛主要指二服中的附庸小國。《國語·鄭語》說：“妘姓鄔、鄶、路、逼陽，曹姓鄒、莒皆為採、衛，或在王室，或在夷狄，莫之數也。”是鄔、鄶等附庸小國稱採、衛之證。這樣，在周代由王及公、侯、伯、子、男、附庸、大夫所組成的等列，就是其社會階級結構的大略。
《逸周書·度訓解》說周代諸侯國“□爵以明等極”。孔晁注：“極，中也。貴賤之等，尊卑之中也。”《時訓解》說：“天子乃命大史次諸侯之列。”公、侯、伯、子、男的排列次序，正表明它是標誌周代諸侯貴賤尊卑的爵秩等列。《左傳》昭公十三年載鄭子產說：“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列”就是諸侯的等列。“列尊貢重”，就是爵位越尊貴，貢賦越重。“卑而貢重者，甸服也”，此甸字通圻，指的是王畿之內。上引《周語上》說“規方千里以為甸服”，是一證。《周語上》載祭公謀父雲“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是二證。王畿之內的封國位雖卑而貢重。“鄭，伯男也”，是說鄭為伯爵，而在男服，所以讓它承擔“公侯之貢”，是不合理的。一些論著多把這句話與《國語·周語中》富辰所說“鄭伯，南也，王而卑之，是不尊貴也”等同起來，說“伯男”與“伯南”一致，這是不對的。金景芳師早就說過：“鄭伯，南也”，指的是“鄭伯這個人身份特殊”。因為鄭武、莊公先後為王朝卿士。卿士職位也稱“南”。所以應當尊貴，不能卑視。這與“鄭，伯男也”的含義完全不同。故富辰在下文說“平、桓、莊、惠”諸王“皆受鄭勞，王而棄之，是不用勳也。”又，《左傳》僖公二十九年說：“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杜注：“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故可以會伯子男也。”從這兩條材料可以看出，周代的公、侯爵位在伯、子、男之上。公、侯、伯、子、男的排列是有序的。
《左傳》哀公十三年載魯大夫子服景伯說：“王命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子服景伯所說的“伯”，是諸侯之長，又稱“侯伯”，也就是霸主。《左傳》僖公二十八年載：“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據《禮記·王制》：“八命為伯。”侯牧即諸侯，古代諸侯是牧民的，所以也稱侯牧。“侯帥子男以見於伯”一句，竹添光鴻《左氏會箋》釋為：“其曰侯者，蓋兼公而言；其曰子男者，蓋兼伯而言。謂公侯帥伯子男以見於伯也。”按竹添說是正確的。《春秋》以“公侯”為一類，以“伯子男”為一類，所以“舉侯可以兼公，舉子男可以兼伯”。又，《國語·楚語》說：“天子之貴也，唯其以公侯為官正也，而以伯子男為師旅。”韋昭注：“正，長也。”說明公侯相當於天子的“官正”，亦即百官之長；而伯子男則相當於天子的師旅，位在公侯之下。
《左傳》昭公四年載楚靈王在申地大會諸侯，楚大夫椒舉向宋國左師向戌與鄭國執政子產問禮儀形式。向戌說：“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會諸侯之禮六。”子產說：“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杜預注：“其禮六儀也。宋爵公，故獻公禮。鄭伯爵，故獻伯子男會公之禮。”這也說明公爵位在伯子男之上。
《左傳》桓公十年載，齊國受到北戎侵襲，諸侯出兵救齊，其中鄭國公子忽戰功最著。但是，魯人受齊國委託在給各國援軍分發糧餉時，以王室頒行的爵祿等級為序，因鄭為伯爵，所以列在最後。鄭國憤憤不平，聯合齊、衛一道攻擊魯國。《春秋》記載這件事，先書“齊、衛”，後書“鄭”，把齊、衛看成主謀，鄭是脅從。《左傳》解釋說：“先書齊、衛，王爵也。”即說齊、衛為侯爵，位在鄭國之上，所以記為首惡。
上述材料充分證明：在周代，“公侯”的爵位明顯高於“伯子男”。五等諸侯的排列次序確是爵秩的高低等差。
專就“公侯”而論，公又高於侯。《左傳》莊公十八年，“虢公、晉侯朝王，王饗禮，命之宥，皆賜玉五瑴，馬四匹。”當時人評論說：“非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所謂“名位不同”，是說虢公時任王朝卿士，位為“公”，而晉為侯爵，虢爵位高於晉侯。依周制，天子接見諸侯，應“正班爵之義”，虢公高於晉侯，賞賜時就該“禮亦異數”。而今王不辨虢公與晉侯的爵秩高低，賞賜同樣的禮物，就是“以禮假人”，這是違背周禮的。
周代諸侯國的“公、侯、伯、子、男”五等爵，是周代社會等級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馬克思、恩格斯曾概括世界各民族奴隸制與封建制的共同特點說：“在過去的歷史時代，我們到處都可以看到社會完全劃分為不同的等級，看到由各種社會地位構成的多級的階梯。”周代諸侯的五等爵就是周代諸侯中“多級的階梯”的表現形式。在周代社會中，統治階級內部的這種“多級的階梯”是普遍存在的，不僅諸侯中有，卿大夫中也有。
《左傳》桓公三年說：“凡公女嫁於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這裡所說的“敵國”是匹敵的國家。“公子”，就是國君的女兒。在國君的姊妹或女兒出嫁時，依對方國家的大小，分別由上卿、下卿、諸卿和上大夫送行。說明卿大夫是有上下等級的。《左傳》僖公十二年載，齊國的執政管仲到成周去為王室和戎人講和。王準備以“上卿之禮”招待他。管仲因為齊國有國子、高子兩位上卿，所以推辭不就，僅“受下卿之禮而還”。這證明在諸侯國的卿一級官員中確有上卿、下卿之分。
《左傳》成公三年載魯大夫臧宣叔說：“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臧宣叔所說的“古之制”，就是西周制度。杜預注：“古制：公為大國，侯伯為次國，子、男為小國。”這就說明了在周代不僅諸侯國的卿大夫有上、中、下之分，而且不同國家的卿大夫在列國間的交往中地位也不盡相同。國家爵位尊，卿大夫的地位也尊；相反，國家的爵位卑，其卿大夫的地位也就卑。
列國卿大夫的上下等級是十分嚴格的。《左傳》成公三年說晉國的中行伯(荀庚)“其位在三”，列於中軍帥郤克和中軍佐荀首之後。成公十六年，晉大夫郤至在鄢陵之戰後，到成周向天子獻楚捷時自誇其功，王朝卿士單子說：“溫季(即郤至)其亡乎！位在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當時，郤至為晉新軍佐，位次在上、中、下三軍將佐及新軍將之下，列第八位。襄公二十六年，鄭國戰勝陳國，鄭伯賞賜有功的子展、子產二將，“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謝六邑說：“自上以下，隆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子展時為鄭國上卿，子西次之，良霄第三，子產居四。以周禮，卿大夫每下一級，賞格當減去二，曰“隆殺以兩”。所以子產不敢接受六邑的獎賞。以上數例足以說明周代卿大夫等級制的森嚴性。《周禮·春官·大宗伯》載，大宗伯在“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之外，還有“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的職責。小宗伯則有“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的職責。列國的宗伯應當也有這種職能。春秋時鄭國大夫公孫揮就以善於辨別列國大夫的“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知名。
周代社會的等級制度甚至滲透到了統治階級的家庭中，天子、諸侯和卿大夫的妻妾也以嫡庶為原則劃分成若干等級。嫡妻即正妻，只有一人。天子嫡妻稱後，諸侯嫡妻稱夫人，卿大夫嫡妻稱內子。庶妻位在嫡妻之下，排成高低貴賤的等列。《左傳》文公六年載，晉襄公逝世，其子幼弱。晉大夫因為國家多難，商議扶立年長的君主。賈季主張立晉文公庶妻辰嬴的兒子公子樂。趙孟不同意，說：“辰嬴賤，班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主張立晉文公庶妻杜祁的兒子公子雍，理由是：“杜祁以君故，讓逼姞而上之；以狄故，讓季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四。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為亞卿焉。秦大而近，足以為援；母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晉文公嫡妻是文贏，次妃為襄公生母逼姞，三妃為季隗，四妃為杜祁，九妃為辰贏。清人俞正燮推斷，文公在齊娶的“齊姜在五，秦女三人亦媵也，其在六、七、八歟?”可見，晉文公的夫人與八位庶妻的位次是井然有序的。
《左傳》昭公八年說：“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陳哀公的夫人與二妃、下妃的排列也是井然有序的。
《左傳》僖公二十四年，晉大夫趙衰娶晉文公的女兒趙姬為正妻，生趙原同、趙屏括、趙樓嬰三子。趙衰追隨文公在狄時曾娶狄女叔隗，生趙盾。趙姬是位賢達婦人，見趙盾有才幹，就堅決請求以趙盾“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為內子而己下之”。這是卿大夫妻有嫡庶之分的證據。《左傳》昭公十一年載：“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遂奔僖子，其僚從之。盟於清丘之社曰：“有子，無相棄也。僖子使助薳氏之簉。”杜預注：“薳氏之女為僖子副妾，別居在外，故僖子納泉丘人女令助之”是正確的。“其僚”，是泉丘女的僚友。沈欽韓《左傳補註》雲：“薳氏是僖子正室，使二女助之，為其簉。或薳氏是僖子別邑，使二女別居以此為簉也，故下宿於薳氏。”此說實誤。一者，僖子為魯卿，在魯都有府第，其府第在季氏宅東南，登其宅西北隅，便可望見季氏，其正妻怎能不在府宅而在薳氏？二者，如說“使二女別居為簉”，應是自為簉，《左傳》怎會說“使助薳氏之簉”?依此知沈解不確。從這條材料看，孟僖子的妻子至少有四位，排列次序是正妻、副妾薳氏、二簉泉丘女、泉丘女僚友。
在統治階級的家庭中，嫡妻所生的兒子曰嫡子，庶妻所生的兒子曰庶子。嫡子高於庶子。嫡子依長幼論尊卑，庶子依其母親的貴賤地位論尊卑。《公羊傳》稱這種現象叫“子以母貴”。如果庶子有繼承父業為公、卿、大夫的，則其母也隨之提高到夫人、內子的地位。《公羊傳》稱這一現象為“母以子貴”。
綜上可見，周代社會是等級制的社會。這是它最本質的特點。它的卿大夫階層是有等的，它的貴族階級家庭也是有等級的。因而，它的列國諸侯不會也不可能沒有等級。這個等級就是“公、侯、伯、子、男”。 《公羊傳》隱公五年說：“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在周代，王室確曾設立過“三公”的高爵。《逸周書·祭公解》是當前史學界公認的西周作品。《祭公解》說：“天子自三公上下闢於文、武”，又說：“天子三公監於夏商之既敗，丕則無遺後，難至於萬億年，守序終之。”同書《酆保解》、《史記解》、《武寤解》等也載有“天子三公”。《周禮·春官·典命》曰：“王之三公八命。”《司服》曰：“王為三公六卿錫衰。”《秋官·小司寇》曰：“王南鄉，三公北面。”在周初，周公為太宰，召公為太保，太公為太師，他們就是“天子三公”。周代青銅器《琱生簋》銘文業已證明，周公、召公兩人的身份，確為“公”爵，《公羊傳》所言不虛。
“天子三公稱公”，可能是周初之制，實際上在成康以後，凡是王室的執政卿士都可以稱“公”，享受公爵待遇。王世民先生在《西周春秋金文中的諸侯爵稱》一文中列舉的畢公、明公、溓公、益公、穆公、武公、井公、毛公、應公、芮公、虢公等王朝卿士，就都是公爵。在東周時期，僅從《左傳》上看，不論是諸侯入為王朝卿士的，如鄭武公、鄭莊公、虢公，還是畿內諸侯、大夫擔任卿士的，如召昭公、召戴公、單襄公、單穆公、尹武公、尹文公、王叔文公、劉康公等也都一律稱公。畿內的公爵大多都有封邑。鄭玄《詩譜·周南召南譜》雲：“文王受命，作邑於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為周公旦、召公?amp;#93;之采地。”解放前陝西扶風出土的《琱生鬲》、1961年扶風齊家村出土的《琱我父簋》的“琱(周)”字，據李學勤先生說：“用為氏名，指周公的周氏；用為地名，則指周公的采地周城。”其它如畢公的采地在畢，蘇公的采地在溫，芮公的采地在芮，東周時劉康公的采地在劉，尹氏的采地在尹等，都能說明這一問題。
“王者之後稱公”，主要指夏、殷二代之後稱公。《逸周書·王會解》說在成周大會上，“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堂下之左，殷公、夏公立焉。”孔晁注：“唐、虞二公，堯、舜後也。”夏公、殷公是“杞、宋二公”。《史記·周本紀》說周武王封“黃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薊，帝舜之後於陳，大禹之後於杞。”《禮記·樂記》載孔子說：“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后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孔疏說這是“舉三恪二代也”。清孫希旦《禮記集解》說：“封黃帝、堯、舜之後，所謂三恪也。封夏、殷之後，所謂二代也”，是正確的。《左傳》襄公二十五年，鄭子產說：“昔虞閼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太姬配胡公(閼父子)而封諸陳，以備三恪”，是其證。恪，《說文·心部》引作“愙”，是敬之義。
《禮記·郊特牲》說：“天子存二王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漢書·成帝紀》說：“蓋聞王者必存二王后，所以通三統也。”《白虎通·爵篇》則雲：“公者，加尊二王之後。”由是觀之，《公羊傳》所說的“王者之後稱公”，在周代，只能是杞、宋二國。《春秋》記載宋國爵為公，與《禮記》、《漢書》相合。《左傳》僖公二十四年說：“宋先代之後．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昭公二十五年，宋大夫樂大心說：“我不輸粟。我於周為客，若之何使客?”又，何休《公羊傳》隱公三年注說：“宋稱公者，殷後也。王者封二王后，地方百里，爵稱公，客而不臣也。”這些記載都是不容忽視的，它確能證明周人以客禮侍宋，並尊其爵為“公”。
杞的情況比較複雜。據《逸周書》，西周時杞為公爵。入春秋以後，僅稱為侯。至魯莊公二十七年以後，又稱伯。杜預《左傳》注云：“杞稱伯者，蓋為時王所黜。”在魯僖公二十三年、二十七年、襄公二十九年，《春秋》又三稱其為子。《左傳》解釋說：“書曰子，杞夷也。”又說；“杞．夏餘也，而即東夷。”《春秋》嚴夷夏之防，杞用夷禮，所以就視同夷狄之君而稱子。何休《公羊傳》注說：杞本公爵，但春秋時“微弱為徐、莒所脅，不能死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貶稱子者，《春秋》黜杞不明．故以其一等貶之”。與《左傳》的解說大體相同，應是可信的。
可見，夏、殷二代在周初雖為公爵，但入春秋以後，杞即衰弱，且不斷遷徙。據清人閻若璩考證，杞初封在河南開封，春秋魯桓公二年遷於山東莒州及曲阜相鄰之地，桓公六年遷淳于（山東省安丘縣東北），僖公十四年遷到緣陵（山東昌樂縣東南），襄公時又遷回淳于，國家也淪落成為“伯子男”一類小國。至於三恪，爵低於公，僅為侯。《逸周書》稱其為公，是沿用其舊名。《史記·周本紀》載，周在封薊之後，又封召公爽?amp;#93;於燕。其後，“薊微燕盛，乃並薊居之，薊名遂絕”。祝入春秋後亦不見於記載，只有陳國仍保持“侯”爵名號，但也淪落成為二三流小國。
“公”可以作為諸侯的通稱，這是客觀事實。但那已不是爵稱，而只是一種榮譽稱號，是尊稱。如《春秋》一書於魯十二君皆稱公。何休《公羊傳》隱公元年注云：“魯稱公者，臣子心所欲尊號其君父。公者，五等之爵最尊。王者探臣子之心欲尊其君父，使得稱公。” 魯本侯爵，而在國內臣子則可以尊其號為“公”。這在周代是一條不成文的法則。這條法則還不僅限於侯爵，也通用於“伯子男”等各級諸侯。《白虎通·爵篇》雲：“伯、子、男，臣子於其國中褒其君為公。” 因為臣子“心欲俱尊其君父，故皆令臣子得稱其君為公也”。但是，如果“諸侯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以互相交接時，則不得“私其臣子之義”，要求諸侯各稱本爵。這一原則在《春秋》中表現得十分明顯。《春秋》作為魯國史，特稱其君為公；而在記載其它國家諸侯朝會時，一律各稱本爵。如《春秋》莊公十六年載幽之盟曰：“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於幽。”又，僖公二十八年載踐土之盟曰：“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於踐土。”在這兩次會盟中，《春秋》所列諸侯爵秩，除衛、滕二國而外，皆其本爵。衛所以稱子，是因為衛侯當時出居在外，其弟叔武參與盟會，故以未成君之禮相待。滕所以稱子，是因為春秋時淪落成為“微國”，是宋國附庸。齊、晉侯爵所以序宋公之上，是因為齊、晉先後受周天子冊封為“侯伯”，為諸侯霸主。而列國諸侯於國內則一律可以稱公。如《國語》一書系收集各國材料輯成，書中魯、齊、晉、宋、衛、曹、鄭、秦諸國君主皆稱公。《左傳》甚至稱邾、莒等附庸小國君主為公，如邾文公、邾定公、邾宣公；莒共公、莒紀公、莒茲 公、莒犂比公等。
諸侯在國內所稱的“公”，顯然已不是爵位，而只是一種尊稱。我們說諸侯可以通稱“公”，正是在這一意義上說的。
諸侯生稱爵，死稱公。這是諸侯稱公的又一種形式，也是一種臣下尊君的稱號。 侯，是五等爵的第二級。《白虎通·號篇》說：“侯是百里正爵。”《封公侯篇》說：“諸侯封不過百里。”這種說法，得到了《左傳》的證明。《左傳》襄公二十五年，鄭子產說：“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杜注：圻，“方千里”；同，“方百里”，衰，“差降”。圻，又作畿，《詩·商頌·玄鳥》雲：“邦畿千里。”《逸周書·職方氏》雲：“千里曰王圻”，盧文弨解：“圻與畿同。”說皆與《左傳》合。《孟子·萬章下》雲：“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封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幾四等。”七十里、五十里的“差降”，就是“衰”。
公、侯的封地雖然都是方百里，但公爵位尊，是王室的客，可以組建“三師”軍隊，有較大的獨立性。侯，《逸周書·職方氏》孔晁注云：“為王者斥侯也”（《周禮·職方氏》孔疏同）。春秋時王室大夫富辰追述分封諸侯的作用說：“昔周公吊二叔之不鹹，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證明諸侯是王室的藩屏，承擔著捍衛王室的任務。諸侯之長曰“元侯”，又曰“侯伯”、“方伯”。即《禮記·王制》所說“千里之外設方伯”。其地位與公爵相埒。
在周初，齊、魯、衛、晉、燕諸國都是方伯，守衛著王室的東、北、東北、東南邊疆，如《尚書·康誥》曰：“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於封。”《漢書·地理志》說：“周公封弟康叔？號曰孟侯，以夾輔周室。”顏師古注：“孟，長也。言為諸侯之長。”可見，康叔封衛，為周初諸侯之長。 伯爵遍佈於王畿內外。《禮記·曲禮》雲：“五官之長曰伯”，孔疏：“伯，長也。”《風俗通·皇霸篇》雲：伯，長也，白也。言其鹹建五長，功實明白。”通白，在商代方國首領就已稱白，如殷墟卜辭中已有井白、易白、丹白、羌方白、孟方白等。《逸周書·武順解》雲：“五五二十五曰元卒……四卒成衛曰伯。”說明伯原為由百人組成的戰鬥編隊，進而引申為百夫長之稱，最後演變為一級爵稱。
在周天子畿內，土地無多，所以不封侯而封伯。如東周畿內有原伯、毛伯。《左傳》僖公二十四年，孔疏說：“文王之子，原、毛之後，世為王臣，仍為伯爵，或本封滅絕，食採畿內。”現存西周青銅器《毛公鼎》，出土於陝西扶風，證明毛伯在西周時也是畿內伯爵。凡伯，《左傳》隱公七年杜注：“周卿士也。凡，國；伯，爵。”祭伯，《左傳》隱公元年杜注：“諸侯為王卿士者。祭，國；伯，爵。”《國語·周語上》韋昭注：“祭，畿內之國，周公之後也。”孔廣森《公羊通義》斷“祭伯”之“伯”為行次之稱，誤。其它如畢伯、芮伯、社伯等，也都是畿內伯。
畿內伯的一個突出特點，是一般都歷任王官。其中有入為天子三公、王朝卿士的，就稱為“公”。但公爵只限於一身一世，其後世子孫則恢復本爵。如據《班簋》銘文，毛本伯爵，但毛伯“更虢城公服”以後，做了王朝卿士，就稱毛公了。西周末又有毛公 任王朝卿士。而其後世子孫則恢復本爵，春秋時有毛伯得、毛伯過、毛伯衛等。畢公高為武王世臣，成王時入為天子三公，而其後世子孫則自稱“畢伯”，現存青銅器《畢伯碩父鬲》，可為證明。祭本週公之後，稱伯爵。但周穆王之世，祭公謀父任天子三公，即稱祭公，而其後世子孫則恢復伯稱。原伯，系文王子孫，春秋時原伯有入為王朝卿士者，故稱原莊公、原襄公，而其它諸原，仍稱伯，有原伯魯、原伯貫、原伯絞等。這種現象與周初伯禽、呂伋任王朝卿士，故稱“魯公”、“丁公”，而其後世子孫一律稱侯，屬侯爵，是—致的。
畿外的伯，有曹伯、巢伯、吳伯等。吳的例子也很典型。吳本伯爵，春秋時吳君自稱王，在黃池會前，晉大夫董褐利用吳君“欲守吾先君班爵”的諾言，折辯吳君說：“今君掩王東海，以淫名聞於天子。君有短垣，而自逾之，況荊蠻則何有於周室？夫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諸侯是以敢辭。夫諸侯無二君，而周無二王，君若無卑天子。以幹其不祥，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長弟。”這段話證明，在周室班爵祿時，吳確實曾接受了伯爵的命圭。這是周代諸侯有五等爵的又一有力證據。春秋時，吳自稱為王，是“淫名”，是“卑天子”，屬於僭越行為。所以晉與諸侯在黃池會上拒絕公開承認吳的王者地位。因為“諸侯無二君，而周無二王”，晉仍承認周天子是天下共主。但是，晉人說如果吳能放棄王號，改稱“吳公”，晉也可以讓步，同意由吳主盟。這又證明了春秋時期列國可以實力地位破壞周代的爵祿制度。至於《春秋》稱吳君為“子”，那是因為《春秋》以“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是它用來“正名”的一種筆法。 周代諸侯的爵秩等級像世間其它事物一樣，也是不斷髮展變化的。上引《左傳》、《國語》等文獻證明周代諸侯爵有五等，但據《公羊傳》說《春秋》以公為一等，侯為一等，伯子男為一等，是三等。《孟子·萬章下》說：“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是四等。同時，孟子說這僅是“嘗聞其略”，“其詳不可得聞也”。《左傳》、《國語》與《孟子》、《公羊傳》所載周代爵秩等級的不同，其實就是周代諸侯等級不斷變化的反映。這一點也在《周禮》的記載中有所表現。《周禮·地宮·大司徒》講周代諸侯雖有“諸公、諸侯、諸伯、諸子、諸男”五等，但依其所食之地劃分，則只為“公食其半，侯伯叄之一，子男四之一”三等。這又與《孟子》所說：“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大體相同。可見，周代所封諸侯雖為五等，但從封地或所食之地看，實為三等。而公與侯、侯與伯、子與男等的差別，只是禮儀形式問題。所以經過從西周到春秋的二、三百年變化，大體上就變成了《春秋》所說的三等。
春秋時，諸侯爵等的另一種變化，是列國不再以昔日的爵秩高低，而是以實力地位來論大小和強弱。《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說春秋時諸侯“力政，強乘弱，興師不請天子，然挾王室之義，以討伐為會盟主，政由五伯”，“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是完全正確的。據《左傳》成公三年，晉卿荀庚與衛卿孫良夫同時聘魯，魯成公詢問大夫臧宣叔會盟時將以誰為先？臧宣叔說晉為大國，衛與晉比僅為小國，晉又是伯主，所以應以荀庚為先。杜預也說：“春秋以強弱為大小，故衛雖侯爵，猶為小國”，小國應“降大國二等”。在周初，晉、衛同為元侯，而今晉強衛弱，衛已淪落成三流國家。
周代的所謂“爵”，就是周代統治階級內部等級關係在法律制度上的規定。周代諸侯國的五等爵，就是周代諸侯的五個等級。在先秦兩漢文獻中，周代諸侯劃分為五等，這是不容否認的客觀事實。《左傳》襄公十五年載周代的列位等級說：“王及公、侯、伯、子、男、甸、採、衛、大夫各居其列。”《國語·周語上》載周襄王說：“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為甸服。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逸周書·職方氏》說：“凡國，公、侯、伯、子、男，以周知天下。凡邦國大小相維，王設其牧，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貢各以其所有。”《左傳》的這段話，據杜注是“言自王以下諸侯、大夫各任其職”，意義正與《逸周書·職方氏》一致。王是周代的最高統治者，“公、侯、伯、子、男”就是周代的五等諸侯，故《逸周書》雲“凡邦國大小相維”。“甸、採、衛”，杜註釋為侯、甸、男、採、衛五服之名的略舉，是對的。具體地說，採、衛主要指二服中的附庸小國。《國語·鄭語》說：“妘姓鄔、鄶、路、逼陽，曹姓鄒、莒皆為採、衛，或在王室，或在夷狄，莫之數也。”是鄔、鄶等附庸小國稱採、衛之證。這樣，在周代由王及公、侯、伯、子、男、附庸、大夫所組成的等列，就是其社會階級結構的大略。
《逸周書·度訓解》說周代諸侯國“□爵以明等極”。孔晁注：“極，中也。貴賤之等，尊卑之中也。”《時訓解》說：“天子乃命大史次諸侯之列。”公、侯、伯、子、男的排列次序，正表明它是標誌周代諸侯貴賤尊卑的爵秩等列。《左傳》昭公十三年載鄭子產說：“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列”就是諸侯的等列。“列尊貢重”，就是爵位越尊貴，貢賦越重。“卑而貢重者，甸服也”，此甸字通圻，指的是王畿之內。上引《周語上》說“規方千里以為甸服”，是一證。《周語上》載祭公謀父雲“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是二證。王畿之內的封國位雖卑而貢重。“鄭，伯男也”，是說鄭為伯爵，而在男服，所以讓它承擔“公侯之貢”，是不合理的。一些論著多把這句話與《國語·周語中》富辰所說“鄭伯，南也，王而卑之，是不尊貴也”等同起來，說“伯男”與“伯南”一致，這是不對的。金景芳師早就說過：“鄭伯，南也”，指的是“鄭伯這個人身份特殊”。因為鄭武、莊公先後為王朝卿士。卿士職位也稱“南”。所以應當尊貴，不能卑視。這與“鄭，伯男也”的含義完全不同。故富辰在下文說“平、桓、莊、惠”諸王“皆受鄭勞，王而棄之，是不用勳也。”又，《左傳》僖公二十九年說：“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杜注：“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故可以會伯子男也。”從這兩條材料可以看出，周代的公、侯爵位在伯、子、男之上。公、侯、伯、子、男的排列是有序的。
《左傳》哀公十三年載魯大夫子服景伯說：“王命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子服景伯所說的“伯”，是諸侯之長，又稱“侯伯”，也就是霸主。《左傳》僖公二十八年載：“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據《禮記·王制》：“八命為伯。”侯牧即諸侯，古代諸侯是牧民的，所以也稱侯牧。“侯帥子男以見於伯”一句，竹添光鴻《左氏會箋》釋為：“其曰侯者，蓋兼公而言；其曰子男者，蓋兼伯而言。謂公侯帥伯子男以見於伯也。”按竹添說是正確的。《春秋》以“公侯”為一類，以“伯子男”為一類，所以“舉侯可以兼公，舉子男可以兼伯”。又，《國語·楚語》說：“天子之貴也，唯其以公侯為官正也，而以伯子男為師旅。”韋昭注：“正，長也。”說明公侯相當於天子的“官正”，亦即百官之長；而伯子男則相當於天子的師旅，位在公侯之下。
《左傳》昭公四年載楚靈王在申地大會諸侯，楚大夫椒舉向宋國左師向戌與鄭國執政子產問禮儀形式。向戌說：“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會諸侯之禮六。”子產說：“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杜預注：“其禮六儀也。宋爵公，故獻公禮。鄭伯爵，故獻伯子男會公之禮。”這也說明公爵位在伯子男之上。
《左傳》桓公十年載，齊國受到北戎侵襲，諸侯出兵救齊，其中鄭國公子忽戰功最著。但是，魯人受齊國委託在給各國援軍分發糧餉時，以王室頒行的爵祿等級為序，因鄭為伯爵，所以列在最後。鄭國憤憤不平，聯合齊、衛一道攻擊魯國。《春秋》記載這件事，先書“齊、衛”，後書“鄭”，把齊、衛看成主謀，鄭是脅從。《左傳》解釋說：“先書齊、衛，王爵也。”即說齊、衛為侯爵，位在鄭國之上，所以記為首惡。
上述材料充分證明：在周代，“公侯”的爵位明顯高於“伯子男”。五等諸侯的排列次序確是爵秩的高低等差。
專就“公侯”而論，公又高於侯。《左傳》莊公十八年，“虢公、晉侯朝王，王饗禮，命之宥，皆賜玉五瑴，馬四匹。”當時人評論說：“非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所謂“名位不同”，是說虢公時任王朝卿士，位為“公”，而晉為侯爵，虢爵位高於晉侯。依周制，天子接見諸侯，應“正班爵之義”，虢公高於晉侯，賞賜時就該“禮亦異數”。而今王不辨虢公與晉侯的爵秩高低，賞賜同樣的禮物，就是“以禮假人”，這是違背周禮的。
周代諸侯國的“公、侯、伯、子、男”五等爵，是周代社會等級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馬克思、恩格斯曾概括世界各民族奴隸制與封建制的共同特點說：“在過去的歷史時代，我們到處都可以看到社會完全劃分為不同的等級，看到由各種社會地位構成的多級的階梯。”周代諸侯的五等爵就是周代諸侯中“多級的階梯”的表現形式。在周代社會中，統治階級內部的這種“多級的階梯”是普遍存在的，不僅諸侯中有，卿大夫中也有。
《左傳》桓公三年說：“凡公女嫁於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這裡所說的“敵國”是匹敵的國家。“公子”，就是國君的女兒。在國君的姊妹或女兒出嫁時，依對方國家的大小，分別由上卿、下卿、諸卿和上大夫送行。說明卿大夫是有上下等級的。《左傳》僖公十二年載，齊國的執政管仲到成周去為王室和戎人講和。王準備以“上卿之禮”招待他。管仲因為齊國有國子、高子兩位上卿，所以推辭不就，僅“受下卿之禮而還”。這證明在諸侯國的卿一級官員中確有上卿、下卿之分。
《左傳》成公三年載魯大夫臧宣叔說：“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臧宣叔所說的“古之制”，就是西周制度。杜預注：“古制：公為大國，侯伯為次國，子、男為小國。”這就說明了在周代不僅諸侯國的卿大夫有上、中、下之分，而且不同國家的卿大夫在列國間的交往中地位也不盡相同。國家爵位尊，卿大夫的地位也尊；相反，國家的爵位卑，其卿大夫的地位也就卑。
列國卿大夫的上下等級是十分嚴格的。《左傳》成公三年說晉國的中行伯(荀庚)“其位在三”，列於中軍帥郤克和中軍佐荀首之後。成公十六年，晉大夫郤至在鄢陵之戰後，到成周向天子獻楚捷時自誇其功，王朝卿士單子說：“溫季(即郤至)其亡乎！位在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當時，郤至為晉新軍佐，位次在上、中、下三軍將佐及新軍將之下，列第八位。襄公二十六年，鄭國戰勝陳國，鄭伯賞賜有功的子展、子產二將，“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謝六邑說：“自上以下，隆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子展時為鄭國上卿，子西次之，良霄第三，子產居四。以周禮，卿大夫每下一級，賞格當減去二，曰“隆殺以兩”。所以子產不敢接受六邑的獎賞。以上數例足以說明周代卿大夫等級制的森嚴性。《周禮·春官·大宗伯》載，大宗伯在“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之外，還有“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的職責。小宗伯則有“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的職責。列國的宗伯應當也有這種職能。春秋時鄭國大夫公孫揮就以善於辨別列國大夫的“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知名。
周代社會的等級制度甚至滲透到了統治階級的家庭中，天子、諸侯和卿大夫的妻妾也以嫡庶為原則劃分成若干等級。嫡妻即正妻，只有一人。天子嫡妻稱後，諸侯嫡妻稱夫人，卿大夫嫡妻稱內子。庶妻位在嫡妻之下，排成高低貴賤的等列。《左傳》文公六年載，晉襄公逝世，其子幼弱。晉大夫因為國家多難，商議扶立年長的君主。賈季主張立晉文公庶妻辰嬴的兒子公子樂。趙孟不同意，說：“辰嬴賤，班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主張立晉文公庶妻杜祁的兒子公子雍，理由是：“杜祁以君故，讓逼姞而上之；以狄故，讓季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四。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為亞卿焉。秦大而近，足以為援；母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晉文公嫡妻是文贏，次妃為襄公生母逼姞，三妃為季隗，四妃為杜祁，九妃為辰贏。清人俞正燮推斷，文公在齊娶的“齊姜在五，秦女三人亦媵也，其在六、七、八歟?”可見，晉文公的夫人與八位庶妻的位次是井然有序的。
《左傳》昭公八年說：“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陳哀公的夫人與二妃、下妃的排列也是井然有序的。
《左傳》僖公二十四年，晉大夫趙衰娶晉文公的女兒趙姬為正妻，生趙原同、趙屏括、趙樓嬰三子。趙衰追隨文公在狄時曾娶狄女叔隗，生趙盾。趙姬是位賢達婦人，見趙盾有才幹，就堅決請求以趙盾“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為內子而己下之”。這是卿大夫妻有嫡庶之分的證據。《左傳》昭公十一年載：“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遂奔僖子，其僚從之。盟於清丘之社曰：“有子，無相棄也。僖子使助薳氏之簉。”杜預注：“薳氏之女為僖子副妾，別居在外，故僖子納泉丘人女令助之”是正確的。“其僚”，是泉丘女的僚友。沈欽韓《左傳補註》雲：“薳氏是僖子正室，使二女助之，為其簉。或薳氏是僖子別邑，使二女別居以此為簉也，故下宿於薳氏。”此說實誤。一者，僖子為魯卿，在魯都有府第，其府第在季氏宅東南，登其宅西北隅，便可望見季氏，其正妻怎能不在府宅而在薳氏？二者，如說“使二女別居為簉”，應是自為簉，《左傳》怎會說“使助薳氏之簉”?依此知沈解不確。從這條材料看，孟僖子的妻子至少有四位，排列次序是正妻、副妾薳氏、二簉泉丘女、泉丘女僚友。
在統治階級的家庭中，嫡妻所生的兒子曰嫡子，庶妻所生的兒子曰庶子。嫡子高於庶子。嫡子依長幼論尊卑，庶子依其母親的貴賤地位論尊卑。《公羊傳》稱這種現象叫“子以母貴”。如果庶子有繼承父業為公、卿、大夫的，則其母也隨之提高到夫人、內子的地位。《公羊傳》稱這一現象為“母以子貴”。
綜上可見，周代社會是等級制的社會。這是它最本質的特點。它的卿大夫階層是有等的，它的貴族階級家庭也是有等級的。因而，它的列國諸侯不會也不可能沒有等級。這個等級就是“公、侯、伯、子、男”。 《公羊傳》隱公五年說：“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在周代，王室確曾設立過“三公”的高爵。《逸周書·祭公解》是當前史學界公認的西周作品。《祭公解》說：“天子自三公上下闢於文、武”，又說：“天子三公監於夏商之既敗，丕則無遺後，難至於萬億年，守序終之。”同書《酆保解》、《史記解》、《武寤解》等也載有“天子三公”。《周禮·春官·典命》曰：“王之三公八命。”《司服》曰：“王為三公六卿錫衰。”《秋官·小司寇》曰：“王南鄉，三公北面。”在周初，周公為太宰，召公為太保，太公為太師，他們就是“天子三公”。周代青銅器《琱生簋》銘文業已證明，周公、召公兩人的身份，確為“公”爵，《公羊傳》所言不虛。
“天子三公稱公”，可能是周初之制，實際上在成康以後，凡是王室的執政卿士都可以稱“公”，享受公爵待遇。王世民先生在《西周春秋金文中的諸侯爵稱》一文中列舉的畢公、明公、溓公、益公、穆公、武公、井公、毛公、應公、芮公、虢公等王朝卿士，就都是公爵。在東周時期，僅從《左傳》上看，不論是諸侯入為王朝卿士的，如鄭武公、鄭莊公、虢公，還是畿內諸侯、大夫擔任卿士的，如召昭公、召戴公、單襄公、單穆公、尹武公、尹文公、王叔文公、劉康公等也都一律稱公。畿內的公爵大多都有封邑。鄭玄《詩譜·周南召南譜》雲：“文王受命，作邑於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為周公旦、召公?amp;#93;之采地。”解放前陝西扶風出土的《琱生鬲》、1961年扶風齊家村出土的《琱我父簋》的“琱(周)”字，據李學勤先生說：“用為氏名，指周公的周氏；用為地名，則指周公的采地周城。”其它如畢公的采地在畢，蘇公的采地在溫，芮公的采地在芮，東周時劉康公的采地在劉，尹氏的采地在尹等，都能說明這一問題。
“王者之後稱公”，主要指夏、殷二代之後稱公。《逸周書·王會解》說在成周大會上，“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堂下之左，殷公、夏公立焉。”孔晁注：“唐、虞二公，堯、舜後也。”夏公、殷公是“杞、宋二公”。《史記·周本紀》說周武王封“黃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薊，帝舜之後於陳，大禹之後於杞。”《禮記·樂記》載孔子說：“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后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孔疏說這是“舉三恪二代也”。清孫希旦《禮記集解》說：“封黃帝、堯、舜之後，所謂三恪也。封夏、殷之後，所謂二代也”，是正確的。《左傳》襄公二十五年，鄭子產說：“昔虞閼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太姬配胡公(閼父子)而封諸陳，以備三恪”，是其證。恪，《說文·心部》引作“愙”，是敬之義。
《禮記·郊特牲》說：“天子存二王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漢書·成帝紀》說：“蓋聞王者必存二王后，所以通三統也。”《白虎通·爵篇》則雲：“公者，加尊二王之後。”由是觀之，《公羊傳》所說的“王者之後稱公”，在周代，只能是杞、宋二國。《春秋》記載宋國爵為公，與《禮記》、《漢書》相合。《左傳》僖公二十四年說：“宋先代之後．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昭公二十五年，宋大夫樂大心說：“我不輸粟。我於周為客，若之何使客?”又，何休《公羊傳》隱公三年注說：“宋稱公者，殷後也。王者封二王后，地方百里，爵稱公，客而不臣也。”這些記載都是不容忽視的，它確能證明周人以客禮侍宋，並尊其爵為“公”。
杞的情況比較複雜。據《逸周書》，西周時杞為公爵。入春秋以後，僅稱為侯。至魯莊公二十七年以後，又稱伯。杜預《左傳》注云：“杞稱伯者，蓋為時王所黜。”在魯僖公二十三年、二十七年、襄公二十九年，《春秋》又三稱其為子。《左傳》解釋說：“書曰子，杞夷也。”又說；“杞．夏餘也，而即東夷。”《春秋》嚴夷夏之防，杞用夷禮，所以就視同夷狄之君而稱子。何休《公羊傳》注說：杞本公爵，但春秋時“微弱為徐、莒所脅，不能死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貶稱子者，《春秋》黜杞不明．故以其一等貶之”。與《左傳》的解說大體相同，應是可信的。
可見，夏、殷二代在周初雖為公爵，但入春秋以後，杞即衰弱，且不斷遷徙。據清人閻若璩考證，杞初封在河南開封，春秋魯桓公二年遷於山東莒州及曲阜相鄰之地，桓公六年遷淳于（山東省安丘縣東北），僖公十四年遷到緣陵（山東昌樂縣東南），襄公時又遷回淳于，國家也淪落成為“伯子男”一類小國。至於三恪，爵低於公，僅為侯。《逸周書》稱其為公，是沿用其舊名。《史記·周本紀》載，周在封薊之後，又封召公爽?amp;#93;於燕。其後，“薊微燕盛，乃並薊居之，薊名遂絕”。祝入春秋後亦不見於記載，只有陳國仍保持“侯”爵名號，但也淪落成為二三流小國。
“公”可以作為諸侯的通稱，這是客觀事實。但那已不是爵稱，而只是一種榮譽稱號，是尊稱。如《春秋》一書於魯十二君皆稱公。何休《公羊傳》隱公元年注云：“魯稱公者，臣子心所欲尊號其君父。公者，五等之爵最尊。王者探臣子之心欲尊其君父，使得稱公。” 魯本侯爵，而在國內臣子則可以尊其號為“公”。這在周代是一條不成文的法則。這條法則還不僅限於侯爵，也通用於“伯子男”等各級諸侯。《白虎通·爵篇》雲：“伯、子、男，臣子於其國中褒其君為公。” 因為臣子“心欲俱尊其君父，故皆令臣子得稱其君為公也”。但是，如果“諸侯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以互相交接時，則不得“私其臣子之義”，要求諸侯各稱本爵。這一原則在《春秋》中表現得十分明顯。《春秋》作為魯國史，特稱其君為公；而在記載其它國家諸侯朝會時，一律各稱本爵。如《春秋》莊公十六年載幽之盟曰：“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於幽。”又，僖公二十八年載踐土之盟曰：“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於踐土。”在這兩次會盟中，《春秋》所列諸侯爵秩，除衛、滕二國而外，皆其本爵。衛所以稱子，是因為衛侯當時出居在外，其弟叔武參與盟會，故以未成君之禮相待。滕所以稱子，是因為春秋時淪落成為“微國”，是宋國附庸。齊、晉侯爵所以序宋公之上，是因為齊、晉先後受周天子冊封為“侯伯”，為諸侯霸主。而列國諸侯於國內則一律可以稱公。如《國語》一書系收集各國材料輯成，書中魯、齊、晉、宋、衛、曹、鄭、秦諸國君主皆稱公。《左傳》甚至稱邾、莒等附庸小國君主為公，如邾文公、邾定公、邾宣公；莒共公、莒紀公、莒茲 公、莒犂比公等。
諸侯在國內所稱的“公”，顯然已不是爵位，而只是一種尊稱。我們說諸侯可以通稱“公”，正是在這一意義上說的。
諸侯生稱爵，死稱公。這是諸侯稱公的又一種形式，也是一種臣下尊君的稱號。 侯，是五等爵的第二級。《白虎通·號篇》說：“侯是百里正爵。”《封公侯篇》說：“諸侯封不過百里。”這種說法，得到了《左傳》的證明。《左傳》襄公二十五年，鄭子產說：“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杜注：圻，“方千里”；同，“方百里”，衰，“差降”。圻，又作畿，《詩·商頌·玄鳥》雲：“邦畿千里。”《逸周書·職方氏》雲：“千里曰王圻”，盧文弨解：“圻與畿同。”說皆與《左傳》合。《孟子·萬章下》雲：“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封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幾四等。”七十里、五十里的“差降”，就是“衰”。
公、侯的封地雖然都是方百里，但公爵位尊，是王室的客，可以組建“三師”軍隊，有較大的獨立性。侯，《逸周書·職方氏》孔晁注云：“為王者斥侯也”（《周禮·職方氏》孔疏同）。春秋時王室大夫富辰追述分封諸侯的作用說：“昔周公吊二叔之不鹹，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證明諸侯是王室的藩屏，承擔著捍衛王室的任務。諸侯之長曰“元侯”，又曰“侯伯”、“方伯”。即《禮記·王制》所說“千里之外設方伯”。其地位與公爵相埒。
在周初，齊、魯、衛、晉、燕諸國都是方伯，守衛著王室的東、北、東北、東南邊疆，如《尚書·康誥》曰：“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於封。”《漢書·地理志》說：“周公封弟康叔？號曰孟侯，以夾輔周室。”顏師古注：“孟，長也。言為諸侯之長。”可見，康叔封衛，為周初諸侯之長。 伯爵遍佈於王畿內外。《禮記·曲禮》雲：“五官之長曰伯”，孔疏：“伯，長也。”《風俗通·皇霸篇》雲：伯，長也，白也。言其鹹建五長，功實明白。”通白，在商代方國首領就已稱白，如殷墟卜辭中已有井白、易白、丹白、羌方白、孟方白等。《逸周書·武順解》雲：“五五二十五曰元卒……四卒成衛曰伯。”說明伯原為由百人組成的戰鬥編隊，進而引申為百夫長之稱，最後演變為一級爵稱。
在周天子畿內，土地無多，所以不封侯而封伯。如東周畿內有原伯、毛伯。《左傳》僖公二十四年，孔疏說：“文王之子，原、毛之後，世為王臣，仍為伯爵，或本封滅絕，食採畿內。”現存西周青銅器《毛公鼎》，出土於陝西扶風，證明毛伯在西周時也是畿內伯爵。凡伯，《左傳》隱公七年杜注：“周卿士也。凡，國；伯，爵。”祭伯，《左傳》隱公元年杜注：“諸侯為王卿士者。祭，國；伯，爵。”《國語·周語上》韋昭注：“祭，畿內之國，周公之後也。”孔廣森《公羊通義》斷“祭伯”之“伯”為行次之稱，誤。其它如畢伯、芮伯、社伯等，也都是畿內伯。
畿內伯的一個突出特點，是一般都歷任王官。其中有入為天子三公、王朝卿士的，就稱為“公”。但公爵只限於一身一世，其後世子孫則恢復本爵。如據《班簋》銘文，毛本伯爵，但毛伯“更虢城公服”以後，做了王朝卿士，就稱毛公了。西周末又有毛公 任王朝卿士。而其後世子孫則恢復本爵，春秋時有毛伯得、毛伯過、毛伯衛等。畢公高為武王世臣，成王時入為天子三公，而其後世子孫則自稱“畢伯”，現存青銅器《畢伯碩父鬲》，可為證明。祭本週公之後，稱伯爵。但周穆王之世，祭公謀父任天子三公，即稱祭公，而其後世子孫則恢復伯稱。原伯，系文王子孫，春秋時原伯有入為王朝卿士者，故稱原莊公、原襄公，而其它諸原，仍稱伯，有原伯魯、原伯貫、原伯絞等。這種現象與周初伯禽、呂伋任王朝卿士，故稱“魯公”、“丁公”，而其後世子孫一律稱侯，屬侯爵，是—致的。
畿外的伯，有曹伯、巢伯、吳伯等。吳的例子也很典型。吳本伯爵，春秋時吳君自稱王，在黃池會前，晉大夫董褐利用吳君“欲守吾先君班爵”的諾言，折辯吳君說：“今君掩王東海，以淫名聞於天子。君有短垣，而自逾之，況荊蠻則何有於周室？夫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諸侯是以敢辭。夫諸侯無二君，而周無二王，君若無卑天子。以幹其不祥，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長弟。”這段話證明，在周室班爵祿時，吳確實曾接受了伯爵的命圭。這是周代諸侯有五等爵的又一有力證據。春秋時，吳自稱為王，是“淫名”，是“卑天子”，屬於僭越行為。所以晉與諸侯在黃池會上拒絕公開承認吳的王者地位。因為“諸侯無二君，而周無二王”，晉仍承認周天子是天下共主。但是，晉人說如果吳能放棄王號，改稱“吳公”，晉也可以讓步，同意由吳主盟。這又證明了春秋時期列國可以實力地位破壞周代的爵祿制度。至於《春秋》稱吳君為“子”，那是因為《春秋》以“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是它用來“正名”的一種筆法。 周代諸侯的爵秩等級像世間其它事物一樣，也是不斷髮展變化的。上引《左傳》、《國語》等文獻證明周代諸侯爵有五等，但據《公羊傳》說《春秋》以公為一等，侯為一等，伯子男為一等，是三等。《孟子·萬章下》說：“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是四等。同時，孟子說這僅是“嘗聞其略”，“其詳不可得聞也”。《左傳》、《國語》與《孟子》、《公羊傳》所載周代爵秩等級的不同，其實就是周代諸侯等級不斷變化的反映。這一點也在《周禮》的記載中有所表現。《周禮·地宮·大司徒》講周代諸侯雖有“諸公、諸侯、諸伯、諸子、諸男”五等，但依其所食之地劃分，則只為“公食其半，侯伯叄之一，子男四之一”三等。這又與《孟子》所說：“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大體相同。可見，周代所封諸侯雖為五等，但從封地或所食之地看，實為三等。而公與侯、侯與伯、子與男等的差別，只是禮儀形式問題。所以經過從西周到春秋的二、三百年變化，大體上就變成了《春秋》所說的三等。
春秋時，諸侯爵等的另一種變化，是列國不再以昔日的爵秩高低，而是以實力地位來論大小和強弱。《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說春秋時諸侯“力政，強乘弱，興師不請天子，然挾王室之義，以討伐為會盟主，政由五伯”，“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是完全正確的。據《左傳》成公三年，晉卿荀庚與衛卿孫良夫同時聘魯，魯成公詢問大夫臧宣叔會盟時將以誰為先？臧宣叔說晉為大國，衛與晉比僅為小國，晉又是伯主，所以應以荀庚為先。杜預也說：“春秋以強弱為大小，故衛雖侯爵，猶為小國”，小國應“降大國二等”。在周初，晉、衛同為元侯，而今晉強衛弱，衛已淪落成三流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