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閻運作的自輓聯雲“春秋表僅成,賴有佳兒習詩禮;縱橫計不就,空餘高詠滿江山”,
附帶講一講王闓運的生平和故事。
王闓運 (1833-1916) , 湖南省湘潭縣雲湖橋人, 晚清著名的文學家、教育家、史學家和經學家。他才高八斗、抱負遠大, 但生不逢時, 命運不濟, 平生只在晚年象徵性地當了半年左右中華民國的國史館館長, 不但沒有留下可歌可泣的功業, 反而落下“名滿天下、謗滿天下”的名聲。對此, 王闓運至死都難以釋懷。“春秋表僅成, 賴有佳兒習詩禮;縱橫計不就, 空餘高詠滿江山。”[1]這幅自輓聯表達了他對自己人生的惋惜、無奈和留戀, 更是他緊張人生的寫照。
王闓運的緊張人生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帝王學”理想與嚴酷現實的矛盾
帝王學是幫助權勢人物成就帝王功業的學問, 主要包括經國學、謀略學、管理學以及術、識人用人術、駕馭術、縱橫術等內容。王闓運在青壯年時代熱衷帝王學, 試圖憑自己對時勢的把握, 運用縱橫術, 遊說肅順、曾國藩等權臣成就驚世功業。
王闓運初次兜售帝王學的物件為肅順, 但因祺祥政變而迅速落空。
1858.年赴京應會試時, 王闓運因龍汝霖、李篁仙等湘籍友人引薦而認識了當時聲勢煊赫、權傾一時並深得咸豐帝信任的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肅順。肅順才識過人, .且很有抱負。當時, .肅順試圖延攬天下英雄, 以收人望, 王闓運因才華出色成為延攬物件。肅順將王闓運當作異姓兄弟, .甚至還提出為出資王闓運捐官郎中。王闓運覺得遇到了“知己”, 與肅順結下了相當密切的關係, 希望肅順採納其建議實現其經濟天下之志。肅順雖炙手可熱、大權在握, 但因鐵面無情、不知妥協, 除積弊過於苛猛而為朝中一幫與貪腐有干係大臣的痛悢, 難免失敗。經友人致信提醒, 王闓運隨即借前往濟南探望山東巡撫丁寶楨而離開京城。1861年, 咸豐皇帝病死於熱河, 葉赫那拉氏聯合恭親王奕訢發動政變, 八位顧命大臣之首的肅順被斬首, 其他七位分別被賜死、流放、革職。王闓運因早就遠離肅順, 才沒劃入“肅黨”, 保住了身家性命。但“帝王之學”尚未開始就已經結束, 王闓運內心充滿了遺憾。
王闓運曾三次向曾國藩奉獻縱橫術, 但都未被採納, 以失望告終。
第一次是咸豐十年 (1860年) 初建言署理兩江總督的曾國藩取代清王朝自立。
1860年初, 圍困天京的清軍江北大營和江南大營被太平軍攻破, 咸豐帝被迫詔令曾國藩擔任兩江總督, 指揮湘軍對抗太平軍。曾國藩由有名無實的兵部侍郎成為集軍權與行政權於一身的封疆大員。獲悉這一人事變動後, 王闓運認為施展自己擅長的帝王學的千載難逢之機到了, 便匆匆前往湘軍總部所在地安徽祁門縣替曾國藩獻縱橫之策, 遊說曾氏代清王朝自立。但曾氏卻拒絕了他的建議, 這使他失望之極, 懷著壯志未酬的心情告別了祁門。離開祁門後, 他寫下“道在身將老, 名輕願不刊。浮生信舟楫, 高詠滿江山。王粲從軍去, 陶潛解印還。文章吾後汝, 流傳愧兵間”的詩句,[2]134流露出“縱橫計不就, 空留高詠滿江山”的情懷。縱橫計不被採納, 漂泊無依之感油然而生, 還沒到三十歲, 就發出.“道在身將老”的悲嘆, 王氏的人生緊張和不安可見一斑。
第二次是咸豐十一年七月 (1861年8月) 投書建議曾國藩率湘軍進京, 阻止母后干政。據王闓運長子王代功所撰寫的《湘綺府君年譜第一卷》披露:這年七月, 文宗皇帝晏駕熱河, 鄭怡諸王以宗姻受顧命, 立皇太子, 改元祺祥, 請太后同省章奏。其父與曾書, 主張親賢並用, 以輔幼主, 恭親王宜當國, 曾宜自請入覲, 申明祖制, 庶母后不得臨朝, 則朝委裘而天下治。曾一向謹慎, 自以功名大盛, 恐蹈權臣干政之嫌, 得書不報。厥後朝局紛更, 遂致變亂, 其父每太息痛恨於其言之不用也。王闓運對咸豐帝遺命皇太子與太后同理朝政感到憂慮, 投書建言曾國藩率軍進京申明清庭祖制, 阻止太后干政。但曾國藩得書不報, 沒采納他的建言, 終於釀成政變, 對自己有知遇之恩的肅順被處決。因而, 王闓運心中對曾氏充滿了怨恨。
第三次是同治三年 (1864年) 湘軍攻陷天京後, 再一次建議曾國藩取代清王朝自立。
王森然在《近代二十家評傳》中提到湘軍攻下天京後, 王闓運曾“會走謁文正於金陵節署, 公未報, 但遣使召飲。先生笑曰:‘相國以我為廻蒐乎?’徑攜裝乘小舟去, 追謝弗及。”[3]說的是王闓運一次到金陵節署呈上信函欲拜會曾國藩, 但曾氏沒有回訪, 只是讓一個使者到王氏下榻的地方請王闓運去他的官邸喝酒。王闓運笑著說, 文正以為我是吃喝而來的吧!便攜行李乘小舟離去, 來使回報, 曾國藩感覺失禮, 想趕上道謝, 但來不及。王闓運既然不是為吃喝而來, 結合當時天京的局勢, 應當另有他圖。王代功所撰寫的《湘綺府君年譜第一卷》提到, 王闓運同治三年八月至長沙, 在廣州時, 安徽巡撫唐公藝渠約府君為江淮之遊, 雲臨淮略定, 將謀善後之策。十月至江寧記曾侯, 循淮揚將軍遊清苑。從王代功的敘述來看, 王闓運的確在湘軍攻陷天京後, 就如何應對江南局勢前往金陵向曾氏有所建言, 但曾氏又一次拒絕了他。抱著失望的心態, 北上濟南看望好友山東巡撫丁寶楨。在北上途中, 王闓運探訪了石崇河陽別墅舊跡。石崇是西晉開國功臣石苞的小兒子, 生長權門, 少年顯達, 二十多歲位列九卿;五十歲時因黨禍遭罷官, 歸居河陽別墅。人生福禍無常, 使王闓運產生了歸隱山林的念頭。隨即借石崇舊題舊韻, 作《思歸引·並序》, 以明歸隱心志。王代功在為其父撰寫的年譜中作了引述:同治三年冬, 餘從淮沂遊於燕趙, 過桃源之鎮, 重訪石崇舊河。朔風飛雪, 僾焉而嘆, 停車裵回, 感念伊人, 詠其《思歸》之篇, 悲所志之不遂, 重尋自序, 喟然而悟。王闓運抱著善後江南局勢的動機走訪曾國藩, 而在探訪石崇河陽別墅後因感懷自己志向無法實現, 於是萌生歸因之念。
王闓運的三次縱橫計被曾國藩拒絕, 表明縱橫計的理想與殘酷的現實之間存在尖銳的對立。作為一介書生, 王闓運所獻的縱橫計僅僅是好高騖遠之論, 並沒有對實現計謀的條件、途徑等可行性做過充分的論證, 實際上是空想。他遊說的第一個物件肅順因為皇帝賞識而權傾一時, 但樹敵過多, 又沒掌握兵權, 根基不牢。王闓運將理想的實現寄託在他身上, 是識人不準。而遊說湘軍統帥曾國藩取代清王朝自立, 更是一廂情願。這有三方面的原因:其一, 曾氏深受理學思想浸潤, 忠君思想根深蒂固, 根本不會造反。其二, 曾氏一生謹慎, 言行縝密, 從不冒險, 謀反一旦失敗, 會被誅滅九族, 後果不堪設想。其三, 曾氏與太平軍作戰多年, 深深體會戰爭導致的生靈塗炭, 不願輕起事端。二、秉筆直書與為袍澤隱的衝突
從現有文獻看, 王闓運在撰寫《湘軍志》的過程中沒有處理好秉筆直書與為尊者隱的衝突, 受到以曾國荃為代表的大批湘軍將領和以郭嵩燾為代表的大批湘籍士紳的責難、謾罵, 成為導致其緊張人生的主要原因。
王代功在《湘綺府君年譜第二卷》記述, 光緒元年十一月 (1875年12月) , 曾紀澤派使者致書請王闓運至長沙商議簒修《湘軍志》事。曾紀澤主張簒修《湘軍志》的理由是:“洪寇之平, 功首湘軍。湘軍之興, 二十餘年;回捻平定, 又已十年。當時起義之人、殉難之士, 多就湮沒, 恐傳聞失實, 功烈不彰。必當勒成一書, 以信念而傳後。”之所以請王闓運簒修, 是因為他“志在著述, 親同袍澤, ……且文正嘗言, 著述當屬之王君, 功業或亦未敢多讓, 今日軍志之作非君而誰?”[4]鑑於曾紀澤給出的理由難以駁回, 王闓運不得已接受了簒修《湘軍志》的任務。
接受簒修任務後, 王闓運在做了大量調查研究、實地考察的基礎上, 先後花了7年時間, 直至光緒七年底才編纂成《湘軍志》。該書在褒揚湘軍的功勳戰績、稱頌曾國藩、羅澤南、彭玉麟的同時, 還客觀記敘了太平天國軍隊前期攻勢的凌厲、湘軍初期屢戰屢敗的窘境, 更記錄了曾國荃率領湘軍攻陷天京後縱容將士燒殺擄掠, 侵吞財物的違法行徑。因秉筆直書, 不虛功、不諱過, 王闓運對該書充滿了期待, 指望它可以和《史記》《後漢書》相提並論, 是一部經得起歷史檢驗的信史、良史。
然而當湘軍將領曾國荃、劉坤一, 湘籍士紳郭嵩燾、黃子壽、左錫九等看過《湘軍志》的刻本後, 異常憤怒, 認定它是“誣書”“謗史”;曾國荃還揚言要殺掉王闓運, 以解心頭之恨。郭嵩燾則認為王闓運“顛倒功過是非, 任意低昂”。[5]他們認定《湘軍志》為“誣書”“謗史”的理由為:一是王闓運沒有史德, 書中對湘軍統帥曾國藩不尊敬, 多有譏貶。二是對太平軍沒有口誅筆伐, 對它們前期的表現有所肯定。三是對湘籍將領的功績、貢獻著墨太少, 而對塔齊布、多隆阿等非湘籍將領的戰功渲染太多。四是對曾國荃指揮湘軍將士攻陷天京這一重大戰役敘述太少, 對曾國荃不恭不公。五是沒有為湘軍將士隱去不良言行, 將他們在攻陷天京後所幹過的不法勾當全都記錄在案。正因為如此, 曾國荃、郭嵩燾等迫使王闓運將《湘軍志》毀版。為了消除《湘軍志》的影響, 曾國荃另請幕僚王定安重新編纂《湘軍記》。
《湘軍志》之所以遭到湘軍將領和士紳的抨擊, 是因沒有達到曾國藩、郭嵩燾、曾國荃等倡導修志者表彰湘軍功烈、流傳後世的初衷。王闓運之所以沒有采納他們的彰顯功績、隱去錯誤的意見, 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秉筆直書的修志觀壓制了為袍澤隱的鄉情觀。作為一個有抱負的思想家、學者, 當帝王學的希望破滅後, 王闓運期望簒修一部堪比《史記》《後漢書》的信史、良史, 以便流芳後世。因而, 在秉筆直書與為袍者隱的二難選擇中, 他偏向了前者。二是個人感情因素的發洩。王闓曾經多次向曾國藩出謀劃策, 但曾氏始終不採納。這種不受信任、尊重的經歷, 使王闓運心中積下了太多的怨恨, 便借修志的機會加以發洩。
前文說到, 簒修《湘軍志》時如何處理秉筆直書與為袍澤隱的衝突是導致王闓運人生緊張、困惑的主要原因。筆者的論點是有根據的。早在修志的過程中, 王闓運就感到了緊張和困惑。他在光緒四年三月二十五日的日記中寫道:“作軍志, 看方略, 曾奏將畢矣。然敘次殊不及前, 以彭、楊、曾構陳事, 三人皆不欲載, 有依違也。故修史難, 不同時失實, 同時循情, 才學識皆窮, 僅記其跡耳。”[6]650《湘軍志》修成後, 湘軍將領和士紳的過激反應, 給王闓運帶來了巨大的壓力, 更加劇了其緊張人生。
從光緒七年十二月三日首次將《湘軍志》贈送郭嵩燾至光緒八年正月二十日將《湘軍志》刻版交給郭嵩燾銷燬的近五十天裡, 王闓運可謂備受煎熬, 寢食難安。面對湘軍將領和湘籍士紳的“誣書”“謗史”責難、王闓運開始只是希望受到贈閱《湘軍志》的人士燒燬了事, 不但不被接受, 反而要求毀版並離開湖南兩年, 以避眾怒。光緒八年正月十七日, 湘紳左錫九前去索要刻版時, 王闓運深感悲憤, 非常生氣地說:“吾以直筆非私家所宜, 為眾掩護, 毀版則可。外人既未出貲屬我刻, 而來索版, 是無禮也。君不宜為眾人所使, 且置身事外以免咎尤。此版吾既願毀之, 又何勞索?”[6]1072基於這種心情, 王闓運當天拒絕將《湘軍志》的刻版交給左錫九。然而過了三天, 經不起輿論的壓力, 他還是派人將《湘軍志》的刻版及印刷的紙質文字送給郭嵩燾銷燬。
王闓運花了七年時間和大量心血撰寫的《湘軍志》開罪了不少老朋友, 不但被迫毀版, 而且被勒令離開湖南兩年。設身處地思考, 王闓運因撰寫《湘軍志》受到如此責難時, 正是愛子代豐的靈柩剛從四川運回湘潭、尚未下葬時。兩方面傷痛的夾擊, 導致了他人生無比緊張和不安。三、家興願望與人生旅途不順的反差
從懂事起, 王闓運就立志振興家業。然而, 造化弄人, 他的家興願望與其人生旅途不順形成鮮明的反差:科場不順、仕途受阻、痛失愛子, 除了贏得大名士的稱號外, 沒有實現振興家業的初衷。
首先, 科場不順。學而優則仕, 透過科舉考試是封建時代學子走上仕途, 實現人生價值的主要途徑。王闓運的父輩當初將他取名為開運, 除了開啟好運外, 另一個更好的期望是天開文運, 熟讀經史, 博取功名。王闓運從幼年開始就入私塾學習, 從表現平平到學業精進, 就是奔科場而去的。太平天國起義打亂了王闓運的科場計劃。1856年, 湖南境內的太平軍被肅清, 清廷同意1857年舉行鄉試, 並補行1852年、1855年兩屆鄉試。遲延5年才參加鄉試, 這對王闓運等士子來說的確在心靈上造成了傷害。從現有資料看, 他並不清楚1857年湖南會舉行鄉試, 因而準備並不充分, 是在母親的敦促下應考的。所幸的是, 由於基礎紮實, 王闓運以第五名的成績高中舉人。
也許這次意外的打擾給王闓運造成的傷害太深, 此後他便沒有靜下心來專心致志地準備, 參加科考。1859年, 王闓運第一次赴京會試不第後, 相隔12年即1871年才赴京第二次參加會試。而他這次參加會試的目的並不是中試, 而是“赴試為名, 出尋通彥”。[6]277意即名義上是參加會試, 實質上是為了探訪、結識才德出眾之賢士。
其次, 仕途受阻。1859年王闓運赴京會試不第後, 經湘籍友人引薦結識了深受咸豐皇帝恩寵的權臣肅順。肅順為王闓運的才華折服, 願意為他花錢捐官, 也願意向咸豐皇帝舉薦他做官。但由於生性高傲或害怕他人說閒話, 王闓運都謝絕了。這就是說, 他也堵死了透過肅順的關係走上仕途的門檻。慶幸的是, 他沒有接受肅順的提攜。否則, 祺祥政變後, 他會被列入“肅黨”黑名單中, 受到清洗。
離開肅順府後, 王闓運在山東巡撫丁寶楨處短暫停留後便因丁母憂回湖南。如前文所述, 1860年初、1861年8月、1864年10, 王闓運先後致函或面見湘軍統帥曾國藩, 為他出謀劃策, 獻縱橫計。王闓運雖然宗今文經學, 治學強調經世致用, 從經典中引伸出迴應現實問題的觀點來。但他的通經致用並不是援引經典中的論點去親自實踐、實現自己的理想, 而是將它遊說給握有實權的官員, 由官員動用自己的權力去實現。問題是, 他從經典中引出的大部分見解是脫離現實的縱橫策, 不但難以實現, 而且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生性謹慎、深受理學浸潤的曾國藩自然不會採納他的意見。這就是說, 曾氏並沒有將他看作一路人, 沒有作為知者和智囊。為避免日後可能帶來的麻煩, 曾氏當然不會向朝廷舉薦他為官員。郭嵩燾、左宗棠等地方大員兼湘籍好友也出於與曾氏同樣的心態, 對他不待見。這樣, 王闓運的帝王學理念徹底阻斷了透過特殊途徑走上仕途的門檻。
再次, 痛失愛子。王闓運與妻子蔡夢緹育有四子, 即王代功、王代豐、王代輿、王代懿。四個兒子中, 老二代豐聰穎, 善治學、齊家, 深為闓運喜愛, 被視為家學繼承人和家業振興人, 得到比長子王代功更多的栽培。但這樣一位優秀兒子卻在23歲時因傷寒而英年早逝, 令王闓運悲傷不已。光緒七年閏七月上旬, 王代豐辭別任尊經書院山長的王闓運回湘, 途經夔門即瞿塘峽時因病離船上奉節調養。但這次傷寒來勢太猛, 七天時間便奪去了王代豐的性命。光緒七年八月十八日, 王闓運收到了來自夔州即奉節的書信, 獲悉代豐病逝, 悲痛欲絕。他在十九日的日記中寫道:“追思廿三年父子之恩, 自其十七歲即能啟予, 盡傳我學, 但辭章不及耳, 忽失此人, 令人氣盡。”二十日, 因祭奠代豐有違喪禮, 他傷心地說:“若豐兒在, 不至此也。”二十一日, 當王代豐的靈柩運抵尊經書院, 院生、好友致祭時, 王闓運“遂哀而不自弭矣”。[6]722) 在陪伴代豐靈柩回湘經過當時代豐染病的地方時, 他寫下了《泊綿洛口, 感亡子歸舟所經, 悽然有作》的傷感詩。詩云:“船音切寒曉, 兒氣黯江沱。思子情雖意, 長離終奈何。艤舟臨綿洛, 懷抱忽蹉跎。漫漫羕路平, 悽悽古事過。”[]) 光緒八年紀念代豐病逝一週年時, 王闓運寫下了更淒涼的《感哀陳鄞縣詩一首》:“憂思徒增傷, 鬱郁又逢春。乘流觀漂雨, 念子始別晨。固知聞喪久, 情響忽如親。久要恨不忘, 歡愛集酸辛。馳思迷生死, 吐唱訴靈神。”[2]271詩中流露了痛失愛子的悲慼心情。四、體制外批判與體制內期盼的煎熬
體制外批判與體制內期盼是王闓運緊張人生的又一表現。所謂體制外批判是他總是站在封建制度的對立面去批判、挑剔那些不順他眼的制度、措施、現象等。而體制內期期盼是王闓運內心深處又期望從封建制度下獲取某些於己有利的權利。
由於科場不慎、仕途受阻, 加上狂狷的魏晉士人風範, 王闓運始終以一介布衣書生的身份在活動, 沒有融入主流社會, 與官員士紳、官方意識形態壘起了厚厚的隔膜。晚清社會體制外旁觀者的角色, 決定王闓運往往以挑剔者、質疑者的身份出現, 而不是以欣賞者、建設者的身份出現, 其言行常常顯得有些“另類”。人都是生活在特定的社會中, 都得適應社會, 依靠社會提供的物質條件、文化條件等生存。王闓運雖然魏晉風骨十足, 但也得食人間煙火, 還得撫養子女, 肯定會期盼從現實社會中獲取自己需要的權益。因而, 他在體制外批判現實的同時, 又有體制內的期盼。這種體制外批判與體制內期盼的對峙, 構成了其緊張人生的又一個原因。王闓運的體制外批判與體制內期盼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首先, 既排斥又留戀科場。王闓運對科場有點厭惡, 不到40歲就不再涉足。否則, 就難以理解他在1859年進京會試落題後, 直至1871年再一次進京會試, 而且這次是以進京會試為名, 實則是結交才俊。這表明, 他對科場有些厭惡。但有兩點難以理解:其一, 王闓運晚年對清政府賞賜的功名很在乎。光緒34年 (1908年) , 光緒皇帝批覆湖南巡撫岑春蓂, 賞賜王闓運為翰林院檢討。宣統三年 (1911年) 正月, 清廷因王闓運鄉試中舉重逢花甲特授王闓運翰林院侍講。對此, 他感到非常欣慰, 引為榮耀。對於宣傳三年正月初二榮獲的翰林院侍講頭銜, 他賦詩二首:
“喜聞元日降恩綸, 舊笥重開拜賜新。玫石青於瑤圃玉, 繡花紅染御香塵。頭銜遠勝三年學, 頂帶榮加百歲人。敢道傳衣得仙訣, 煉丹應許廿三春。”
“老歸湘浦學垂綸, 不道年來寵命新。許向閣師稱後輩, 久從文苑挹清塵。冰條近染藍雲色, 琴酒容陪綠野人。輸與金魚便三品, 莫言鉛汞幾經春。”[8]王闓運既然這麼在乎科考帶來的頭銜, 那麼早離開科場多少有點讓人難以理解。
其二, 王闓運十分重視子輩的學業, 期望他們透過科考走上仕途。這可從他對長子代功科場不順的焦慮中得到佐證。王代功生性迂拙, 荒於學業, 但他仍勉勵他走科舉之路。他曾書示代功:“汝八股未通, 曾不自知但云不佳, 何其僭越。但終久有一舉, 亦不必性急也。漂流遊學、盡發科名, 白首芸窗, 亦其應得。”[9]王闓運的語言中雖對代功的學業不滿, 但還是充滿期待。然代功鄉試屢次落題後, 難掩失望之情。他在光緒二十年九月二十六日的日記中寫道:“看北榜錄, 功兒仍未得舉, 蹭蹬四十矣。”[]王闓運讓年屆四十的代功參加鄉試, 可見他對兒子透過科考走上仕途的期盼。這與他自己對科場的無所謂態度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其次, 既輕視又極力結識官員。科場不順、仕途受阻的王闓運對官員的態度多少有點矛盾:既輕蔑、戲弄, 又倚重、結交。
先看他對官員的輕蔑、戲弄。對於湘軍統帥曾國藩, 王闓運不但不像別的文人那樣極力巴結、以被納為門生為榮, 而且保持平等的獨立人格, 敢於指出、諷刺其不足。曾國藩死後, 其他達官文人撰寫的都是歌功頌德的輓聯, 而他卻寫了一幅諷刺、嘲弄的輓聯:
“平生以霍子孟、張叔大自期, 異代不同功, 勘定僅傳方面略。
經術在紀河間、阮儀徵之上, 致身何太早, 龍蛇遺憾禮堂書。”[10]
意即曾國藩常常以西漢霍光與明朝張居正自許, 但於時代不同, 功業相去太遠, 不像霍張二人那樣位居權力中心, 總攬全域性, 而僅僅力撐東南半壁河山, 只不過留下一點用兵的方略而已;治經在紀昀和阮元之上, 但大官做得過早, 沒有留下像樣的學術著作。在王闓運看來, 曾國藩的功業一般, 而缺陷則很明顯。曾紀澤看了這幅輓聯後, 氣得大罵王闓運狂妄。
對於民國總統袁世凱, 王闓運百般嘲弄:當袁世凱1912年聘請他出任國史館館長, 主持中華民國史的編修, 他雖然接受聘請, 但遲遲不肯北上, 直至1914年6月才履職, 但年底就不辭而歸。他雖擔任民國的國史館館長, 但對民國並認同。曾揶揄中華民國還是兩歲小孩, 沒有必要寫祝壽文;中華民國是瓦崗寨、梁山泊, 用不著編史。據說有一次, 王闓運經過故宮的新華門, 故意將“新華門”念成“新莽門”, 意即中華民國政權是像王莽篡漢那樣用非法手段得來的。
民國成立幾年, 社會還是亂糟糟的, 百姓生活異常艱辛。為此, 王闓運撰聯譏諷曰:
民猶是也, 國猶是也, 無分南北;總而言之, 統而言之, 不是東西。
王闓運對於曾國藩、袁世凱這樣位高權重的官員都能隨意戲弄、譏諷, 其他官員就更不在話下。
但另一方面, 王闓運卻又熱衷與各色官員打交道, 以提高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他除了交結湘籍官員與士紳外, 與四川、江西、廣東、江蘇、京師的不少官員都有交往。鑑於他的名士身份, 官員們也以與他打交道為榮。同治三年正月, 王闓運出遊廣州, 納廣西籍歌妓莫六云為妾。然而, 這樣一樁普通不過的生活小事, 卻名動七位督撫。兩江總督曾國藩、兩廣總督毛鴻賓, 湖廣總督官文, 廣東巡撫郭嵩, 湖南巡撫惲世臨, 江蘇巡撫李鴻章, 湖北巡撫吳元炳等官員來函祝賀。這不能不說他與官場、官員交往之深。對於兒女的婚姻, 王闓運也注意挑選官宦士紳人家, 彰顯了他與官員的淵源。長子王代功娶民國元勳黃興之妹為妻, 二兒子王代豐娶長沙詩人彭申甫的女兒為妻, 四兒子王代懿娶楊度的妹妹、才女楊莊為妻, 長女王無非嫁文學家鄧輔綸的兒子鄧國瓛, 七女王茙嫁給四川巡撫丁寶楨的兒子丁體晉, 十女嫁山東巡撫陳士傑之子陳兆璇。
最能體現王闓運與官場、官員關係之深的是他逝世後, 官場、官員的反應。1916年9月24日, 王闓運於病逝於湘潭縣雲湖橋家中。得悉訃聞, 民國總統黎元洪親自撰寫神道碑文輓聯, 遣使親自送至喪家。
聯雲:司馬筆精堪接軌, 公羊墨守更傳經。
民國總理熊希齡也撰寫輓聯, 聯雲:
楚學離中原以獨行, 讀湘綺全書, 直接汩羅大夫、船山遺老;
教育先政治以革命, 張公羊三世, 實啟西川弟子、南海名人。
而教澤惠及的湖南、四川、江西三省, 則舉行了盛況空前的公祭儀式。
導致王闓運緊張人生的主要原因為:狂狷個性的遺患, 保守人格的危害, 名士風流的影響。王闓運雖然人生緊張, 但卻盡享天年, 活了近84歲, 可謂長壽老人。他之所以能長壽, 是因為有獨特的擺脫緊張人生的途徑。這就是:崇尚莊子的逍遙人生, 行萬里路讀萬卷書, 潛心學術和教育事業, 處世交往豁達幽默。限於篇幅, 這兩部分內容的闡述, 只能留諸下文。
選自《湖湘論壇》2018.07
王閻運作的自輓聯雲“春秋表僅成,賴有佳兒習詩禮;縱橫計不就,空餘高詠滿江山”,
附帶講一講王闓運的生平和故事。
王闓運 (1833-1916) , 湖南省湘潭縣雲湖橋人, 晚清著名的文學家、教育家、史學家和經學家。他才高八斗、抱負遠大, 但生不逢時, 命運不濟, 平生只在晚年象徵性地當了半年左右中華民國的國史館館長, 不但沒有留下可歌可泣的功業, 反而落下“名滿天下、謗滿天下”的名聲。對此, 王闓運至死都難以釋懷。“春秋表僅成, 賴有佳兒習詩禮;縱橫計不就, 空餘高詠滿江山。”[1]這幅自輓聯表達了他對自己人生的惋惜、無奈和留戀, 更是他緊張人生的寫照。
王闓運的緊張人生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帝王學”理想與嚴酷現實的矛盾
帝王學是幫助權勢人物成就帝王功業的學問, 主要包括經國學、謀略學、管理學以及術、識人用人術、駕馭術、縱橫術等內容。王闓運在青壯年時代熱衷帝王學, 試圖憑自己對時勢的把握, 運用縱橫術, 遊說肅順、曾國藩等權臣成就驚世功業。
王闓運初次兜售帝王學的物件為肅順, 但因祺祥政變而迅速落空。
1858.年赴京應會試時, 王闓運因龍汝霖、李篁仙等湘籍友人引薦而認識了當時聲勢煊赫、權傾一時並深得咸豐帝信任的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肅順。肅順才識過人, .且很有抱負。當時, .肅順試圖延攬天下英雄, 以收人望, 王闓運因才華出色成為延攬物件。肅順將王闓運當作異姓兄弟, .甚至還提出為出資王闓運捐官郎中。王闓運覺得遇到了“知己”, 與肅順結下了相當密切的關係, 希望肅順採納其建議實現其經濟天下之志。肅順雖炙手可熱、大權在握, 但因鐵面無情、不知妥協, 除積弊過於苛猛而為朝中一幫與貪腐有干係大臣的痛悢, 難免失敗。經友人致信提醒, 王闓運隨即借前往濟南探望山東巡撫丁寶楨而離開京城。1861年, 咸豐皇帝病死於熱河, 葉赫那拉氏聯合恭親王奕訢發動政變, 八位顧命大臣之首的肅順被斬首, 其他七位分別被賜死、流放、革職。王闓運因早就遠離肅順, 才沒劃入“肅黨”, 保住了身家性命。但“帝王之學”尚未開始就已經結束, 王闓運內心充滿了遺憾。
王闓運曾三次向曾國藩奉獻縱橫術, 但都未被採納, 以失望告終。
第一次是咸豐十年 (1860年) 初建言署理兩江總督的曾國藩取代清王朝自立。
1860年初, 圍困天京的清軍江北大營和江南大營被太平軍攻破, 咸豐帝被迫詔令曾國藩擔任兩江總督, 指揮湘軍對抗太平軍。曾國藩由有名無實的兵部侍郎成為集軍權與行政權於一身的封疆大員。獲悉這一人事變動後, 王闓運認為施展自己擅長的帝王學的千載難逢之機到了, 便匆匆前往湘軍總部所在地安徽祁門縣替曾國藩獻縱橫之策, 遊說曾氏代清王朝自立。但曾氏卻拒絕了他的建議, 這使他失望之極, 懷著壯志未酬的心情告別了祁門。離開祁門後, 他寫下“道在身將老, 名輕願不刊。浮生信舟楫, 高詠滿江山。王粲從軍去, 陶潛解印還。文章吾後汝, 流傳愧兵間”的詩句,[2]134流露出“縱橫計不就, 空留高詠滿江山”的情懷。縱橫計不被採納, 漂泊無依之感油然而生, 還沒到三十歲, 就發出.“道在身將老”的悲嘆, 王氏的人生緊張和不安可見一斑。
第二次是咸豐十一年七月 (1861年8月) 投書建議曾國藩率湘軍進京, 阻止母后干政。據王闓運長子王代功所撰寫的《湘綺府君年譜第一卷》披露:這年七月, 文宗皇帝晏駕熱河, 鄭怡諸王以宗姻受顧命, 立皇太子, 改元祺祥, 請太后同省章奏。其父與曾書, 主張親賢並用, 以輔幼主, 恭親王宜當國, 曾宜自請入覲, 申明祖制, 庶母后不得臨朝, 則朝委裘而天下治。曾一向謹慎, 自以功名大盛, 恐蹈權臣干政之嫌, 得書不報。厥後朝局紛更, 遂致變亂, 其父每太息痛恨於其言之不用也。王闓運對咸豐帝遺命皇太子與太后同理朝政感到憂慮, 投書建言曾國藩率軍進京申明清庭祖制, 阻止太后干政。但曾國藩得書不報, 沒采納他的建言, 終於釀成政變, 對自己有知遇之恩的肅順被處決。因而, 王闓運心中對曾氏充滿了怨恨。
第三次是同治三年 (1864年) 湘軍攻陷天京後, 再一次建議曾國藩取代清王朝自立。
王森然在《近代二十家評傳》中提到湘軍攻下天京後, 王闓運曾“會走謁文正於金陵節署, 公未報, 但遣使召飲。先生笑曰:‘相國以我為廻蒐乎?’徑攜裝乘小舟去, 追謝弗及。”[3]說的是王闓運一次到金陵節署呈上信函欲拜會曾國藩, 但曾氏沒有回訪, 只是讓一個使者到王氏下榻的地方請王闓運去他的官邸喝酒。王闓運笑著說, 文正以為我是吃喝而來的吧!便攜行李乘小舟離去, 來使回報, 曾國藩感覺失禮, 想趕上道謝, 但來不及。王闓運既然不是為吃喝而來, 結合當時天京的局勢, 應當另有他圖。王代功所撰寫的《湘綺府君年譜第一卷》提到, 王闓運同治三年八月至長沙, 在廣州時, 安徽巡撫唐公藝渠約府君為江淮之遊, 雲臨淮略定, 將謀善後之策。十月至江寧記曾侯, 循淮揚將軍遊清苑。從王代功的敘述來看, 王闓運的確在湘軍攻陷天京後, 就如何應對江南局勢前往金陵向曾氏有所建言, 但曾氏又一次拒絕了他。抱著失望的心態, 北上濟南看望好友山東巡撫丁寶楨。在北上途中, 王闓運探訪了石崇河陽別墅舊跡。石崇是西晉開國功臣石苞的小兒子, 生長權門, 少年顯達, 二十多歲位列九卿;五十歲時因黨禍遭罷官, 歸居河陽別墅。人生福禍無常, 使王闓運產生了歸隱山林的念頭。隨即借石崇舊題舊韻, 作《思歸引·並序》, 以明歸隱心志。王代功在為其父撰寫的年譜中作了引述:同治三年冬, 餘從淮沂遊於燕趙, 過桃源之鎮, 重訪石崇舊河。朔風飛雪, 僾焉而嘆, 停車裵回, 感念伊人, 詠其《思歸》之篇, 悲所志之不遂, 重尋自序, 喟然而悟。王闓運抱著善後江南局勢的動機走訪曾國藩, 而在探訪石崇河陽別墅後因感懷自己志向無法實現, 於是萌生歸因之念。
王闓運的三次縱橫計被曾國藩拒絕, 表明縱橫計的理想與殘酷的現實之間存在尖銳的對立。作為一介書生, 王闓運所獻的縱橫計僅僅是好高騖遠之論, 並沒有對實現計謀的條件、途徑等可行性做過充分的論證, 實際上是空想。他遊說的第一個物件肅順因為皇帝賞識而權傾一時, 但樹敵過多, 又沒掌握兵權, 根基不牢。王闓運將理想的實現寄託在他身上, 是識人不準。而遊說湘軍統帥曾國藩取代清王朝自立, 更是一廂情願。這有三方面的原因:其一, 曾氏深受理學思想浸潤, 忠君思想根深蒂固, 根本不會造反。其二, 曾氏一生謹慎, 言行縝密, 從不冒險, 謀反一旦失敗, 會被誅滅九族, 後果不堪設想。其三, 曾氏與太平軍作戰多年, 深深體會戰爭導致的生靈塗炭, 不願輕起事端。二、秉筆直書與為袍澤隱的衝突
從現有文獻看, 王闓運在撰寫《湘軍志》的過程中沒有處理好秉筆直書與為尊者隱的衝突, 受到以曾國荃為代表的大批湘軍將領和以郭嵩燾為代表的大批湘籍士紳的責難、謾罵, 成為導致其緊張人生的主要原因。
王代功在《湘綺府君年譜第二卷》記述, 光緒元年十一月 (1875年12月) , 曾紀澤派使者致書請王闓運至長沙商議簒修《湘軍志》事。曾紀澤主張簒修《湘軍志》的理由是:“洪寇之平, 功首湘軍。湘軍之興, 二十餘年;回捻平定, 又已十年。當時起義之人、殉難之士, 多就湮沒, 恐傳聞失實, 功烈不彰。必當勒成一書, 以信念而傳後。”之所以請王闓運簒修, 是因為他“志在著述, 親同袍澤, ……且文正嘗言, 著述當屬之王君, 功業或亦未敢多讓, 今日軍志之作非君而誰?”[4]鑑於曾紀澤給出的理由難以駁回, 王闓運不得已接受了簒修《湘軍志》的任務。
接受簒修任務後, 王闓運在做了大量調查研究、實地考察的基礎上, 先後花了7年時間, 直至光緒七年底才編纂成《湘軍志》。該書在褒揚湘軍的功勳戰績、稱頌曾國藩、羅澤南、彭玉麟的同時, 還客觀記敘了太平天國軍隊前期攻勢的凌厲、湘軍初期屢戰屢敗的窘境, 更記錄了曾國荃率領湘軍攻陷天京後縱容將士燒殺擄掠, 侵吞財物的違法行徑。因秉筆直書, 不虛功、不諱過, 王闓運對該書充滿了期待, 指望它可以和《史記》《後漢書》相提並論, 是一部經得起歷史檢驗的信史、良史。
然而當湘軍將領曾國荃、劉坤一, 湘籍士紳郭嵩燾、黃子壽、左錫九等看過《湘軍志》的刻本後, 異常憤怒, 認定它是“誣書”“謗史”;曾國荃還揚言要殺掉王闓運, 以解心頭之恨。郭嵩燾則認為王闓運“顛倒功過是非, 任意低昂”。[5]他們認定《湘軍志》為“誣書”“謗史”的理由為:一是王闓運沒有史德, 書中對湘軍統帥曾國藩不尊敬, 多有譏貶。二是對太平軍沒有口誅筆伐, 對它們前期的表現有所肯定。三是對湘籍將領的功績、貢獻著墨太少, 而對塔齊布、多隆阿等非湘籍將領的戰功渲染太多。四是對曾國荃指揮湘軍將士攻陷天京這一重大戰役敘述太少, 對曾國荃不恭不公。五是沒有為湘軍將士隱去不良言行, 將他們在攻陷天京後所幹過的不法勾當全都記錄在案。正因為如此, 曾國荃、郭嵩燾等迫使王闓運將《湘軍志》毀版。為了消除《湘軍志》的影響, 曾國荃另請幕僚王定安重新編纂《湘軍記》。
《湘軍志》之所以遭到湘軍將領和士紳的抨擊, 是因沒有達到曾國藩、郭嵩燾、曾國荃等倡導修志者表彰湘軍功烈、流傳後世的初衷。王闓運之所以沒有采納他們的彰顯功績、隱去錯誤的意見, 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秉筆直書的修志觀壓制了為袍澤隱的鄉情觀。作為一個有抱負的思想家、學者, 當帝王學的希望破滅後, 王闓運期望簒修一部堪比《史記》《後漢書》的信史、良史, 以便流芳後世。因而, 在秉筆直書與為袍者隱的二難選擇中, 他偏向了前者。二是個人感情因素的發洩。王闓曾經多次向曾國藩出謀劃策, 但曾氏始終不採納。這種不受信任、尊重的經歷, 使王闓運心中積下了太多的怨恨, 便借修志的機會加以發洩。
前文說到, 簒修《湘軍志》時如何處理秉筆直書與為袍澤隱的衝突是導致王闓運人生緊張、困惑的主要原因。筆者的論點是有根據的。早在修志的過程中, 王闓運就感到了緊張和困惑。他在光緒四年三月二十五日的日記中寫道:“作軍志, 看方略, 曾奏將畢矣。然敘次殊不及前, 以彭、楊、曾構陳事, 三人皆不欲載, 有依違也。故修史難, 不同時失實, 同時循情, 才學識皆窮, 僅記其跡耳。”[6]650《湘軍志》修成後, 湘軍將領和士紳的過激反應, 給王闓運帶來了巨大的壓力, 更加劇了其緊張人生。
從光緒七年十二月三日首次將《湘軍志》贈送郭嵩燾至光緒八年正月二十日將《湘軍志》刻版交給郭嵩燾銷燬的近五十天裡, 王闓運可謂備受煎熬, 寢食難安。面對湘軍將領和湘籍士紳的“誣書”“謗史”責難、王闓運開始只是希望受到贈閱《湘軍志》的人士燒燬了事, 不但不被接受, 反而要求毀版並離開湖南兩年, 以避眾怒。光緒八年正月十七日, 湘紳左錫九前去索要刻版時, 王闓運深感悲憤, 非常生氣地說:“吾以直筆非私家所宜, 為眾掩護, 毀版則可。外人既未出貲屬我刻, 而來索版, 是無禮也。君不宜為眾人所使, 且置身事外以免咎尤。此版吾既願毀之, 又何勞索?”[6]1072基於這種心情, 王闓運當天拒絕將《湘軍志》的刻版交給左錫九。然而過了三天, 經不起輿論的壓力, 他還是派人將《湘軍志》的刻版及印刷的紙質文字送給郭嵩燾銷燬。
王闓運花了七年時間和大量心血撰寫的《湘軍志》開罪了不少老朋友, 不但被迫毀版, 而且被勒令離開湖南兩年。設身處地思考, 王闓運因撰寫《湘軍志》受到如此責難時, 正是愛子代豐的靈柩剛從四川運回湘潭、尚未下葬時。兩方面傷痛的夾擊, 導致了他人生無比緊張和不安。三、家興願望與人生旅途不順的反差
從懂事起, 王闓運就立志振興家業。然而, 造化弄人, 他的家興願望與其人生旅途不順形成鮮明的反差:科場不順、仕途受阻、痛失愛子, 除了贏得大名士的稱號外, 沒有實現振興家業的初衷。
首先, 科場不順。學而優則仕, 透過科舉考試是封建時代學子走上仕途, 實現人生價值的主要途徑。王闓運的父輩當初將他取名為開運, 除了開啟好運外, 另一個更好的期望是天開文運, 熟讀經史, 博取功名。王闓運從幼年開始就入私塾學習, 從表現平平到學業精進, 就是奔科場而去的。太平天國起義打亂了王闓運的科場計劃。1856年, 湖南境內的太平軍被肅清, 清廷同意1857年舉行鄉試, 並補行1852年、1855年兩屆鄉試。遲延5年才參加鄉試, 這對王闓運等士子來說的確在心靈上造成了傷害。從現有資料看, 他並不清楚1857年湖南會舉行鄉試, 因而準備並不充分, 是在母親的敦促下應考的。所幸的是, 由於基礎紮實, 王闓運以第五名的成績高中舉人。
也許這次意外的打擾給王闓運造成的傷害太深, 此後他便沒有靜下心來專心致志地準備, 參加科考。1859年, 王闓運第一次赴京會試不第後, 相隔12年即1871年才赴京第二次參加會試。而他這次參加會試的目的並不是中試, 而是“赴試為名, 出尋通彥”。[6]277意即名義上是參加會試, 實質上是為了探訪、結識才德出眾之賢士。
其次, 仕途受阻。1859年王闓運赴京會試不第後, 經湘籍友人引薦結識了深受咸豐皇帝恩寵的權臣肅順。肅順為王闓運的才華折服, 願意為他花錢捐官, 也願意向咸豐皇帝舉薦他做官。但由於生性高傲或害怕他人說閒話, 王闓運都謝絕了。這就是說, 他也堵死了透過肅順的關係走上仕途的門檻。慶幸的是, 他沒有接受肅順的提攜。否則, 祺祥政變後, 他會被列入“肅黨”黑名單中, 受到清洗。
離開肅順府後, 王闓運在山東巡撫丁寶楨處短暫停留後便因丁母憂回湖南。如前文所述, 1860年初、1861年8月、1864年10, 王闓運先後致函或面見湘軍統帥曾國藩, 為他出謀劃策, 獻縱橫計。王闓運雖然宗今文經學, 治學強調經世致用, 從經典中引伸出迴應現實問題的觀點來。但他的通經致用並不是援引經典中的論點去親自實踐、實現自己的理想, 而是將它遊說給握有實權的官員, 由官員動用自己的權力去實現。問題是, 他從經典中引出的大部分見解是脫離現實的縱橫策, 不但難以實現, 而且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生性謹慎、深受理學浸潤的曾國藩自然不會採納他的意見。這就是說, 曾氏並沒有將他看作一路人, 沒有作為知者和智囊。為避免日後可能帶來的麻煩, 曾氏當然不會向朝廷舉薦他為官員。郭嵩燾、左宗棠等地方大員兼湘籍好友也出於與曾氏同樣的心態, 對他不待見。這樣, 王闓運的帝王學理念徹底阻斷了透過特殊途徑走上仕途的門檻。
再次, 痛失愛子。王闓運與妻子蔡夢緹育有四子, 即王代功、王代豐、王代輿、王代懿。四個兒子中, 老二代豐聰穎, 善治學、齊家, 深為闓運喜愛, 被視為家學繼承人和家業振興人, 得到比長子王代功更多的栽培。但這樣一位優秀兒子卻在23歲時因傷寒而英年早逝, 令王闓運悲傷不已。光緒七年閏七月上旬, 王代豐辭別任尊經書院山長的王闓運回湘, 途經夔門即瞿塘峽時因病離船上奉節調養。但這次傷寒來勢太猛, 七天時間便奪去了王代豐的性命。光緒七年八月十八日, 王闓運收到了來自夔州即奉節的書信, 獲悉代豐病逝, 悲痛欲絕。他在十九日的日記中寫道:“追思廿三年父子之恩, 自其十七歲即能啟予, 盡傳我學, 但辭章不及耳, 忽失此人, 令人氣盡。”二十日, 因祭奠代豐有違喪禮, 他傷心地說:“若豐兒在, 不至此也。”二十一日, 當王代豐的靈柩運抵尊經書院, 院生、好友致祭時, 王闓運“遂哀而不自弭矣”。[6]722) 在陪伴代豐靈柩回湘經過當時代豐染病的地方時, 他寫下了《泊綿洛口, 感亡子歸舟所經, 悽然有作》的傷感詩。詩云:“船音切寒曉, 兒氣黯江沱。思子情雖意, 長離終奈何。艤舟臨綿洛, 懷抱忽蹉跎。漫漫羕路平, 悽悽古事過。”[]) 光緒八年紀念代豐病逝一週年時, 王闓運寫下了更淒涼的《感哀陳鄞縣詩一首》:“憂思徒增傷, 鬱郁又逢春。乘流觀漂雨, 念子始別晨。固知聞喪久, 情響忽如親。久要恨不忘, 歡愛集酸辛。馳思迷生死, 吐唱訴靈神。”[2]271詩中流露了痛失愛子的悲慼心情。四、體制外批判與體制內期盼的煎熬
體制外批判與體制內期盼是王闓運緊張人生的又一表現。所謂體制外批判是他總是站在封建制度的對立面去批判、挑剔那些不順他眼的制度、措施、現象等。而體制內期期盼是王闓運內心深處又期望從封建制度下獲取某些於己有利的權利。
由於科場不慎、仕途受阻, 加上狂狷的魏晉士人風範, 王闓運始終以一介布衣書生的身份在活動, 沒有融入主流社會, 與官員士紳、官方意識形態壘起了厚厚的隔膜。晚清社會體制外旁觀者的角色, 決定王闓運往往以挑剔者、質疑者的身份出現, 而不是以欣賞者、建設者的身份出現, 其言行常常顯得有些“另類”。人都是生活在特定的社會中, 都得適應社會, 依靠社會提供的物質條件、文化條件等生存。王闓運雖然魏晉風骨十足, 但也得食人間煙火, 還得撫養子女, 肯定會期盼從現實社會中獲取自己需要的權益。因而, 他在體制外批判現實的同時, 又有體制內的期盼。這種體制外批判與體制內期盼的對峙, 構成了其緊張人生的又一個原因。王闓運的體制外批判與體制內期盼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首先, 既排斥又留戀科場。王闓運對科場有點厭惡, 不到40歲就不再涉足。否則, 就難以理解他在1859年進京會試落題後, 直至1871年再一次進京會試, 而且這次是以進京會試為名, 實則是結交才俊。這表明, 他對科場有些厭惡。但有兩點難以理解:其一, 王闓運晚年對清政府賞賜的功名很在乎。光緒34年 (1908年) , 光緒皇帝批覆湖南巡撫岑春蓂, 賞賜王闓運為翰林院檢討。宣統三年 (1911年) 正月, 清廷因王闓運鄉試中舉重逢花甲特授王闓運翰林院侍講。對此, 他感到非常欣慰, 引為榮耀。對於宣傳三年正月初二榮獲的翰林院侍講頭銜, 他賦詩二首:
“喜聞元日降恩綸, 舊笥重開拜賜新。玫石青於瑤圃玉, 繡花紅染御香塵。頭銜遠勝三年學, 頂帶榮加百歲人。敢道傳衣得仙訣, 煉丹應許廿三春。”
“老歸湘浦學垂綸, 不道年來寵命新。許向閣師稱後輩, 久從文苑挹清塵。冰條近染藍雲色, 琴酒容陪綠野人。輸與金魚便三品, 莫言鉛汞幾經春。”[8]王闓運既然這麼在乎科考帶來的頭銜, 那麼早離開科場多少有點讓人難以理解。
其二, 王闓運十分重視子輩的學業, 期望他們透過科考走上仕途。這可從他對長子代功科場不順的焦慮中得到佐證。王代功生性迂拙, 荒於學業, 但他仍勉勵他走科舉之路。他曾書示代功:“汝八股未通, 曾不自知但云不佳, 何其僭越。但終久有一舉, 亦不必性急也。漂流遊學、盡發科名, 白首芸窗, 亦其應得。”[9]王闓運的語言中雖對代功的學業不滿, 但還是充滿期待。然代功鄉試屢次落題後, 難掩失望之情。他在光緒二十年九月二十六日的日記中寫道:“看北榜錄, 功兒仍未得舉, 蹭蹬四十矣。”[]王闓運讓年屆四十的代功參加鄉試, 可見他對兒子透過科考走上仕途的期盼。這與他自己對科場的無所謂態度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其次, 既輕視又極力結識官員。科場不順、仕途受阻的王闓運對官員的態度多少有點矛盾:既輕蔑、戲弄, 又倚重、結交。
先看他對官員的輕蔑、戲弄。對於湘軍統帥曾國藩, 王闓運不但不像別的文人那樣極力巴結、以被納為門生為榮, 而且保持平等的獨立人格, 敢於指出、諷刺其不足。曾國藩死後, 其他達官文人撰寫的都是歌功頌德的輓聯, 而他卻寫了一幅諷刺、嘲弄的輓聯:
“平生以霍子孟、張叔大自期, 異代不同功, 勘定僅傳方面略。
經術在紀河間、阮儀徵之上, 致身何太早, 龍蛇遺憾禮堂書。”[10]
意即曾國藩常常以西漢霍光與明朝張居正自許, 但於時代不同, 功業相去太遠, 不像霍張二人那樣位居權力中心, 總攬全域性, 而僅僅力撐東南半壁河山, 只不過留下一點用兵的方略而已;治經在紀昀和阮元之上, 但大官做得過早, 沒有留下像樣的學術著作。在王闓運看來, 曾國藩的功業一般, 而缺陷則很明顯。曾紀澤看了這幅輓聯後, 氣得大罵王闓運狂妄。
對於民國總統袁世凱, 王闓運百般嘲弄:當袁世凱1912年聘請他出任國史館館長, 主持中華民國史的編修, 他雖然接受聘請, 但遲遲不肯北上, 直至1914年6月才履職, 但年底就不辭而歸。他雖擔任民國的國史館館長, 但對民國並認同。曾揶揄中華民國還是兩歲小孩, 沒有必要寫祝壽文;中華民國是瓦崗寨、梁山泊, 用不著編史。據說有一次, 王闓運經過故宮的新華門, 故意將“新華門”念成“新莽門”, 意即中華民國政權是像王莽篡漢那樣用非法手段得來的。
民國成立幾年, 社會還是亂糟糟的, 百姓生活異常艱辛。為此, 王闓運撰聯譏諷曰:
民猶是也, 國猶是也, 無分南北;總而言之, 統而言之, 不是東西。
王闓運對於曾國藩、袁世凱這樣位高權重的官員都能隨意戲弄、譏諷, 其他官員就更不在話下。
但另一方面, 王闓運卻又熱衷與各色官員打交道, 以提高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他除了交結湘籍官員與士紳外, 與四川、江西、廣東、江蘇、京師的不少官員都有交往。鑑於他的名士身份, 官員們也以與他打交道為榮。同治三年正月, 王闓運出遊廣州, 納廣西籍歌妓莫六云為妾。然而, 這樣一樁普通不過的生活小事, 卻名動七位督撫。兩江總督曾國藩、兩廣總督毛鴻賓, 湖廣總督官文, 廣東巡撫郭嵩, 湖南巡撫惲世臨, 江蘇巡撫李鴻章, 湖北巡撫吳元炳等官員來函祝賀。這不能不說他與官場、官員交往之深。對於兒女的婚姻, 王闓運也注意挑選官宦士紳人家, 彰顯了他與官員的淵源。長子王代功娶民國元勳黃興之妹為妻, 二兒子王代豐娶長沙詩人彭申甫的女兒為妻, 四兒子王代懿娶楊度的妹妹、才女楊莊為妻, 長女王無非嫁文學家鄧輔綸的兒子鄧國瓛, 七女王茙嫁給四川巡撫丁寶楨的兒子丁體晉, 十女嫁山東巡撫陳士傑之子陳兆璇。
最能體現王闓運與官場、官員關係之深的是他逝世後, 官場、官員的反應。1916年9月24日, 王闓運於病逝於湘潭縣雲湖橋家中。得悉訃聞, 民國總統黎元洪親自撰寫神道碑文輓聯, 遣使親自送至喪家。
聯雲:司馬筆精堪接軌, 公羊墨守更傳經。
民國總理熊希齡也撰寫輓聯, 聯雲:
楚學離中原以獨行, 讀湘綺全書, 直接汩羅大夫、船山遺老;
教育先政治以革命, 張公羊三世, 實啟西川弟子、南海名人。
而教澤惠及的湖南、四川、江西三省, 則舉行了盛況空前的公祭儀式。
導致王闓運緊張人生的主要原因為:狂狷個性的遺患, 保守人格的危害, 名士風流的影響。王闓運雖然人生緊張, 但卻盡享天年, 活了近84歲, 可謂長壽老人。他之所以能長壽, 是因為有獨特的擺脫緊張人生的途徑。這就是:崇尚莊子的逍遙人生, 行萬里路讀萬卷書, 潛心學術和教育事業, 處世交往豁達幽默。限於篇幅, 這兩部分內容的闡述, 只能留諸下文。
選自《湖湘論壇》201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