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成古希臘民主政治形成的因素包括
不同的社會制度的民主制度在本質上是不同的，各個國家的民主制度在形式上也各具特色，但各國對民主含義的理解還是有共同之處，即“民主意味著在形式上承認公民一律平等，承認大家都有決定國家制度和管理的平等權利。
”[1]就這僅有的共同之處來說，它已是相當古老的觀念了。這種古老的觀念最先產生於古雅典，並確實體現在雅典的政治制度中。 古雅典城邦的政治制度開創了人類史上民主政治之先河，為現代民主政治提供了分析和研究的歷史原型。
研究雅典的民主政治，對於我們理解民主政治的含義和內容會有所裨益。 雅典民主政治形成 雅典民主政治的形成與發展雅典民主政治有一個產生、發展的過程。為雅典民主政治奠基的光榮應屬梭倫。
在梭倫以前，氏族貴族是雅典國家的統治者。在此期間，貴族會議具有無上權威，王者執政官、軍事執政官等“國家高階官吏之任用都以門第和財富為準；而且他們最初是終身職，後來方改為十年一任。”[2]而雅典城邦的貧民(被保護民、“六一”漢)非但政治上無權，還時刻受到淪為奴隸的威脅，因為交不起地租的“六一”漢們是要以其身體或子女作為抵押的，而債務人的借款則要以自己的人身作但保。
雅典平民之困苦和無權與舊氏族貴族的特權地償還的對立，引起了雅典平民(工商奴隸主、小農、手工業者、貧民)與舊氏族貴族的激烈鬥爭。 公元前621年頒佈的《德拉孔法典》已表明雅典平民力量增長，但貴族後裔仍然對國家享有獨佔的統治地位。
處於城邦平民與貴族後裔激烈鬥爭的危急中的雅典國家急需建立一種新的秩序。公元前594年，被選為首席執政官的梭倫，擔負起建立這一新秩序的重任。出身於平民而又由經商致富的梭倫力圖建立起一種能使各方共容的制度。
其宗旨是，對平民來說，“自由不可太多，強迫也不應過分。” 梭倫頒佈解負令，使債務無效、債務人份地上的記債碑被拔除；梭倫宣佈永遠禁止債務的人身但保，這就廢除了債務奴隸制；梭倫確認私有財產、土地的斷承、買賣的合法性，同時規定限制最高佔地額。
所有這些，宣告了雅典人的人身自由，使雅典的貧民獲得瞭解放。 與此同時，梭倫進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全體阿提卡公民按照法定財產資格(以地產收入為基礎)分為四個等級；富農、騎士、中農和貧農。
前三個等級的年土地收入分別在500、300、200墨狄那（每墨狄那約等於41公升)。無土地收入或其收入在200個墨狄那以下者是貧民。公民大會是最高權力機關，一切成年的雅典公民、包括最的貧民都有參加公民大會的權利。
公民大會負責立法、決定戰和等最高政務，並選舉國家的最高官吏，新設立400人議事會，負責為公民大會稽核提供議案、處理日常政務。 梭倫還創立了“陪審法庭”作為雅典的司法機關，任何公民都可向陪審法庭提出申訴。
梭倫的改革意味著曾享有世襲特權的貴族後裔的失敗、標誌著富裕的工商奴隸主階級的崛起以及這個階級同雅典自由農、手工業者及貧民聯盟的勝利。儘管存在著財產特權，雅典貧民都能參加國家的政治生活並在立法、司法活動中為保衛自身利益發揮重要作用。
但是鬥爭遠未結束，梭倫創立的缺席還不穩固。梭倫卸任以後，由反以梭倫改革的貴族後裔組成的平原派與堅持梭倫制度的商人、手工業者組成的沒海派仍在激烈地鬥爭。同時，山區農民形成的山居派也參加了這一斗爭，他們要求進一步改革，重分土地。
最後，雅典政權落在庇士特拉妥手中。雖曾兩次被逐，庇士特拉妥最終還是建立了僭主政治。這種僭主政治對梭倫創立的制度顯然是個反動。於是，儘管庇士特拉妥“處理國政也是溫和的”，“每事仁慈溫厚對待犯法的人尤其寬大，並且撥款借貸貧民”[3]，但其政權畢竟不能長久。
僭主政治歷史時49年便告結束。 公元前509一508年，克里斯提尼在梭倫立法的基礎上進一步改革。根據地區原則，全體阿提卡居民被重新劃為十個部落（三分割槽），每個部落在內地、沿海、雅奧城郊三個區域中各佔一區。
這樣，打亂了舊有的戶籍，削弱了舊部落、氏族中貴族後裔的勢力。重新設立500人議事會以代替梭倫時的400人議事會，第四等級公民也有了參加議事會的權力和機會。 克里斯提尼的改革，使貴族寡頭政治派的勢力一厥不振。
但圍繞國家政治制度問題，民主派與寡頭派的鬥爭並未結束。希波戰爭結束後，到伯里克利斯執政時代，貴族會議的職權則幾乎完全彼取消。於是，雅典的民主政治進入全盛時期。 在這一時期，公民大會（Ecclesia）“作為國家最高權力機關，負責透過法律，解決戰爭與靖和、城邦糧食供給問題，聽取執政官等負責人的報告，審查監督國家官吏，審查和終審陪審法庭的案件並決定國家的其它一切重大事務。
大會每月約舉行4次，在公民大會中，容許有充分的發言自由。 於是，雅典人創立了一個公民自由平等、主權屬於全體公民的政體形式。 雅典民主政治形成的原因 為什麼在古代東方文明國家一般都形成中央集權的專制制度，而在地中海的希臘世界卻產生雅典這樣的民主典型呢？思考這一問題的人們常常首先矚目於雅典的特殊的地理環境，併力圖將此說成是雅典民主政治形成的決定注因素。
但這不能讓人信服。與雅典地理條件相似、同屬於希臘世界的某些城邦國家如科林斯、麥加拉建立的卻是寡頭政體。可見，地理環境與人類社會的政治制度並沒有直接的、必然的聯絡。不能否認雅典民主政治制度的形成和發展包含著地理環境的影響，但這種影響是間接的，而不是直接的，更不是決定性的。
應當說，雅典民主政治的形成和發展是其經濟、政治、歷史及文化傳統等多方面複雜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首先，古代雅典國家形成時已具有相當高度的社會生產力。這是雅典國家一開始便卞同於東方文明古國的特點之一。
荷馬的英雄史詩表明，在原始社會解體階段，希臘地區已經使用鐵器和牛耕。東方文明古國形成時期要比淮典國家形成時期早得多，而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卻要低下得多。埃及在古王國時代還主要使用木犁、木器來耕作。
到中王自時代在埃及才出現青銅工具。鐵在新王國時期還因其稀少而被視為貴金屬——此時距埃及統一國家形成已經歷了大約1000年。馬克思曾認為，這種過於低下的文明程度和廣大的幅員是需要中央集權的專制政府的原因之一。
而較發達的社會生產力則使雅典國家形成時期在農業、手工業方面都存在以個體經營為主的生產活動方式，在此基礎上，便排除了中央集權的專制政府干預的必要性。 其次，以雅典的地理環境和較發達的社會生產力狀況為背景，古雅典國家形成時期便具有自身的社會經濟活動特點。
位於阿提卡半島的古代雅典境內群山起伏，不利於發展糧食生產，但園藝、畜牧、植果、養蜂業卻頗為興旺。阿提卡擁有的銀礦、粘土等礦藏有利於手工業的發展。三面環袍阿提卡半島的愛琴海與地中海相連，阿提卡西岸的幾個天然良港使雅典人有發展航海貿易的便利條件。
對外來浪食的依賴和出口手工業產品和衣產品的必要，使阿提卡居民不斷擴大對外交往，與海外建立密切的經濟。文化聯絡。這樣，在雅典國家形成之初，阿提卡社會已有了較發展的商品貨幣關係，在相當大程度上突破了自然經濟的局面。
這時，雅典己成為地中海東部經濟、貿易、文化的中心。在梭倫時代，“動產，即由貨幣、奴隸以及商船構成的財富，日益增加，但是，這時它已經不是單單用作購置地產的手段，象在眼光狹小的最初時期那樣——它已經變成口溝本身了。
”[4]與之相反，古代東方文明國家普遍地以自給自足的農村經濟為基礎。如馬克思所指出的：1在印度有這樣兩種情況：一方面，印度人民也象所有東方各國的人民一樣，把他們的農業和商業所憑藉的主要條件即大規模公共工程交給政府去管，另一方面，他們又散處於全國各地，因農業和手工業的家庭結合而聚居在各個很小的地點。
由於這兩種情況，所以從很古的時候起，在印度便產生了一種特殊的社會制度，即所謂村社制度，這種制度使每一個這樣的小單位都成為獨立的組織，過著閉關自守的生活。”[5]“這些田園風味峋農村公社不管初看起來怎樣無害於人，卻始終是東方專制制度的牢固基礎”[6]。
再次，雅典國家產生時的生產力狀況、地理環境和經濟活動的特點使以血緣關係為紐他人氏族組織受到較徹底的破壞。氏族組織受到破壞的一個主要原因是在商品、貨幣關係發展的基礎上的私有制的擴大和發展，尤其是隨著土地的抵押、轉讓、買賣而普遍化了的土地私有。
梭倫時代公開以立法確認土地私有和買賣。尚在梭倫之前，土地私有已是一個普遍的事實。土地買賣扣私有破壞了氏族組織賴以存在的基礎——土地公有。另一方面，在較發展的商品經濟活動力基礎上，阿提卡居民對外交往頻繁、同外邦人雜居現象極為普遍。
這使建立在血緣關係叢礎上的氏族組織難以行使正常的管理職能，以至逐漸喪失自身存在的必要性。由於較徹底地破壞了氏族組織，阿提卡居民在商品貨幣關係中民立了自由、獨立的身份，初步連立了相互平等的關係，這為他們在國家形態下重新組織起來時建立民主政治提供了社會關係背景條件。
馬克思所認為的以亞細亞生產方式為基礎的東方文明古國是什麼情況呢？馬克思關於亞細亞社會的概念，有三個基本特點。第一，沒有土地私有制，即使退一萬步說，至少，土地也是屬於國家所有。第二，亞細亞社會的基礎是村社制，每一個村莊透過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的緊密結合而達到自給自足。
第三，中央集權起著支配作用。這種權力是：在歷史過程中確立的，這是由於要使農業滿足人口不斷增長的需要而必須舉辦水利工程）和其它公共工程的那種環境造成的結果。”[7] 如果我們只著眼於上面所講的情況，那還不足以說明雅典國家民主政治產生的必汾性。
一國的政體，並不僅僅簡單地適合著該社會的環境和經濟關係。一國統治階級中各個階層、各個派別的力量對比關係，以及取得領導權的那個階層或派別的政治意識，對該國政體也有著直接的影響。 在雅典較為發達的海外貿易和手工業生產的基礎上，雅典社會產生了一個相當強大的工商奴隸主階層。
這個階層在雅典國家形成之初就已存在，隨著其財富的與日俱增而要求取得統治地位。如果說舊氏族貴族富有者曾用”六一”租、債奴制使雅典小農、手工業者不斷破產並把他們置於自己統治下的話，那麼，工商奴隸主則竭力要求保證自由小農和手工業者獨立存在，這樣，才能保持對外出口的貨源和國內的消費市場。
於是，工商奴隸主和自由小農、手工業者可以在經濟利益一致的基礎上樹起政治聯盟的大旗。結果，在以梭倫為代表的工商奴隸主領導下的政治改革使雅典國家較早地廢除了本族債務奴隸制，規定了最高佔地限額，在雅典國家儲存了大量的自由民小農、手工業者和自由的城市貧民。
乙小農經濟和獨立的手工業生產構成古典社會全盛時期的經濟基礎。”[8]這些人是擁護和支援民主改革的強大的社會力量。而在古埃及、古巴比倫等國家，王室和貴族都擁有規模巨大的農莊和手工作坊，佔有眾多的奴隸和各種型別的依附農民，這是形成君主專制統治的階級基礎。
此外，更為重要的是，以工商奴隸主為領導的雅典平民是透過逐步改革的方式來建立民主政治的。在改革的過程中，並無明顯的內戰、暴動、流血的痕跡。同時，被從獨佔的統治寶座上推翻下來的土地貴族，在新的民主政體中也還有一席之地。
考慮到工商奴隸主中相當一部分成員就是從土地貴族中轉化來的，他們之間在經濟上還有著相當的利益一致之處，於是，在他們之間實現政治妥協就存在可能性。見聞廣博的梭倫或許總結過其它國家政治改革的經驗，以至他在政治改革中對貧民、對土地貴族都採取一種中庸的態度，這就使妥協能成為現實。
結果，奴隸主統治階級的各階級、各派別都在民主政體中共容。民主政體是照顧到相互妥協的奴隸主自由民各階層利益的政體形式。 總的來說，在考察雅典民主政治的成因時，我們應看到當時雅典社會的經濟、政治、歷史、文化和自然環境等一系列條件的複雜的綜合作用。
這些條件相互間緊密聯絡。根據歷史唯物主義觀點，我們可以認為雅典社會不同於古代東方文明國家的那種特殊的生產方式是促成雅典民主政治形成的根本原因，但我們決不能把這一命題簡單化。 雅典民主政治的特點和作用 雅典民主政治，不同於一般萌芽中的國家的原始民主制度。
同古代東方專制主義國家相比，它具有許多明顯的特點。 首先，雅典民主制度體現著雅典奴隸主自由民多數人的主權。伯里克利斯曾自豪地宣稱：“我們的制度之所以被稱為民主政治，因為政權是在全體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數人手中。
”[9]體現雅典人這種公民主權觀念的，便是民眾大會權力至上的制度。雅典的民眾大會是所有成年雅典公民皆可參加的大會。在這裡，任何公民都可發言；一切法律在其頒佈之前都要在這裡討論透過；所有重要的國家官吏者；要在這裡選舉產生，一切關於戰爭與和平及其它重大國務都要在這裡經過辯論、以多數人的意見作決定。
透過這種制度，雅典的普通公民確實有許多機會去影響乃至決定政府的決策。而透過選舉產生的官吏，也能較好的體現和執行民意。 其次，同公民主權密切相聯絡的是公民個人的自由和平等。事實上，這正是雅典民主政治的出發點。
“大家認為平民政體具有兩個特別的觀念：其一為‘主權屬於多數’，另一為‘個人自由’”。“平民主義者先假定了正義（公道）在於‘平等’，進而又認為平等就是至高無上的民意。”[10]雅典人的自由平等觀念可以溯源於氏族社會的傳統，又被強化於雅典進入階級社會後的特殊的生產方式。
再次，雅典的官吏制度是具民主原則的重要體現。“自由的要領之一（體現於政治生活）為人人輪番當統治者和被統治者。”[11]國家的一切公共職務（除十將軍之職外）向一切等級的公民開放，只有為保證任職者能正當、順利地履行職責的一些極少的、必要的條件限制。
如規定，陪審法庭中的陪審官必須是年滿30歲以上的、不欠公共債務的公民。官吏的選舉一般都以抽籤的方式進行，所以普通公民擔任公職的機會是相當多的。 重要的官吏是以民眾大會舉手選舉的方式進行，原則上，“所考慮的不是某一個特殊階級的成員，而是他們有真正的才能。
”[12] 複次，引人注目的是，在雅典國家有一整套相當嚴密的制度，保證公民對國家官吏實施有效監督。在雅典，所有的官吏在任職前要接受資格審查。一般實施這種審查的權力機關是陪審法庭。但對於將於次年任職的議事會成員、執政官等重要官吏，則首先由500人議事會審查其資格，而後再由陪審法庭審查，最後決定權在於陪審法庭。
由於雅典的陪審法庭實際上是掌握在人民手中，因而，雅典的司法執政官還負有對國家官吏的監督責任，他們可就國家官吏包括議事會的主席的違法行為向民眾大會提出公訴。為防止國家官吏貪贓任法、利用職權謀取私利，雅典專門設有十個會計員，“所有卸任官吏都要犯帳目對他們報告。
”[13]這些會計員將核查結果提交陪審法庭，一旦發現貪汙、盜用公款等犯罪行為，陪審法庭將以罰金或其它刑罰來處罰犯罪的官吏。在所有的雅典國家機關中佔比較特殊地位的十將軍職務，儘管可連選連任，但也要在每年經受十次公民大會的信任投票。
如果這種投票反對其中任何一個官吏，他便應在陪審法庭中受審，如有罪，則決定他1為刑罰或罰金”[14]。此外，前所提及的“貝殼放逐法”更是雅典人監督官吏的有效手段之一。 如前所述，雅典人的500人議事會負責國家的日常政務，是雅典國家極其重要的機關。
為了防止議事會的獨斷專橫，雅典人採取了分權的方法，剝奪了議事會原有的判處死刑、監禁和罰金的最高權力，確立了陪審法庭最高司法審判和監察權，甚至於使陪審法庭擁有保護憲法的權力。亞里士多德記述：“人民使自己成為一切的主人，用命令，用人民當權的陪審法庭來處理任何事情，甚至議事會所審判的案件也落到人民手裡了。
”[15]在議事會內部，也採取措施，防止權力集中。議事會實行十個部門(三分割槽)的50人團輪流擔任主席團的制度，每個主席團任期約一年的1/10。主席團中每天由抽籤選出一名總主席，負責保管國家金庫、檔案和廟宇的鎖鑰和國璽；並在民眾大會、500人會議開會時任主席。
但總主席任職只一日夜，不得延長，也不得再度任此職。這些措施，有利於避免因長期任職形成事實上的權力集中以至專制獨裁之流弊。 此外，在雅典的政治生活中，與民主相得益彰的是雅典國家的法制。伯裡克理斯宣稱：“解決私人爭執的時候，每個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
”[16]法律是適用於所有人的，沒有人能處於法律之外，享受特權。 雅典人雖然極其珍視公民的個人自由，但這種自由從來也沒有淪入無法無天、“人人各行其願”的地步。“在我們的私人生活中，我們是自由的和寬恕的；但是在公家的事務中，我們遵守法律。
這是因為這種法律使我們心服。”亞里士多德認為“平民政體較少發生內訌，比寡頭政體較為安全。”[17]這是因為，在象雅典這樣的民主政治國家裡，解決統治階級各派的矛盾和鬥爭時，基本上都遵循著一定的法律程式，於是，以暴力和流血的手段進行爭權奪利的鬥爭的事很少見。
雅典人極重視法律的穩定和權威，雖然允許修改法律，但有著嚴格的限制。在雅典，提交公民大會討論的議案事先都要經過議事會的審查。公民個人雖然可以在民眾大會上提出修改或廢除以往的法律或提出新的議案，但若這種提議得不到透過的話，則將被起訴為不法行為，提議人要受到罰金處分，甚至有生命之虞。
雅典人不但重視成文法，而且也重視習慣法。“我們服從法律本身，特別是那些保護被壓迫者的法律，那些雖未寫成文字、但是違反了就算是公認的恥辱的法律。”[18] 雅典的民主制度，對雅典國家的發展起著重要的作用。
雅典民主政治的建立曾大大地促進了雅典經濟的發展。雅典的手工業、商業、航海業和種植業的發展，又使雅典的對外貿易迅速擴大。雅典的皮裡優司港成為地中海東部最繁忙的港口。“我們的城邦這樣偉大，它使全世界各地一切好的東西都充分地帶給我們，使我們享受外國的東西正好象是我們本地的出產品一樣。
”[19] 在雅典民主政治下形成的自由寬鬆的學術條件和允許個人才能自由全面地發展的氛圍，使雅典的科學文化空前地繁榮。當代西方哲學的各主要派別以及倫理學、美學、邏輯學、政治學、法學等學科都可以在以雅典為中心的希臘文化中追根溯源。
此外，在數學、醫學和其它一些科學方面，雅典人也有傑出的貢獻。因而，伯里克利斯在一次演講中驕做他說，（我們的城市是全希臘的學校。”[20] 最引人注目的是，在這種制度下雅典公民表現出的愛國主義熱情。
在馬拉松之役，雅典士兵能一舉擊敗六倍於己的波斯軍隊，若非具有為捍衛自己的制度而激發出的巨大勇氣和才智，這是不可想象的。正是雅典城邦的民主制度和生活方式激勵著雅典人為之慷慨而戰，從容赴死，“因為他們只要想到喪失了這個城邦，就不寒而慄。
”[21] 結 語 在我們對雅典民主政治作了如上的分析和評述之後，我們還必須記住，雅典的民主政治是建立在奴隸制基礎上的，其實質上是以雅典工商奴隸主為領導的奴隸主階級對於奴隸、非公民群眾實行專政的工具，歸根結底，它是為奴隸主階級整體的經濟利益而服務，是奴隸主自由民階級的民主。
這種有限的階級民主決定了這種民主有巨大的侷限性和狹隘性。 在雅典全盛時代，自由公民的總數連婦女和兒童在內約為90000人，而男女奴隸為365000人。構成雅典居民人口大多數的奴隸喪失自由，不享有公民權，因而不能參預政治活動。
和在其它希臘國家一樣，奴隸主可以恣意虐待和懲處奴隸。在手工作坊、礦山、農場，奴、討iiR迫以簡單的工具進行繁重的工作。事實上，恰恰是在奴隸的艱辛勞動的基礎上，奴隸主自由民才有進行政治活動的可能；恰恰是在爿：除奴隸於政治生活之外，對奴隸實施壓迫和專政的前提下，才有奴隸主自由民的民主。
所以雅典的民主是奴隸主自由公民的特權民主。 這種特權性的民主甚至被進一步強比。在號稱全盛的伯里克利斯時期，雅典公民的範圍非但沒有擴大，反而進一步縮小，由於公元前151年透過的特別法令規定只有父母都是雅典公民的人才可成為雅典公民，於是雅典的居民中一下子有5000家失去了公民權。
並且從此以後，雅典失去了從其他城邦補充自由公民的可能性。 雅典民主的範圍非但是狹小的，其自由民內部的民主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徒有其表。在伯里克利靳時期，享有充分權利的公民總數約有30000人至35000人，而公民大會的出席人數通常不超過2000人至3000人。
作為雅典普通公民的農民和手工業者，為了謀生的需要，常常不能出席約10天舉行一次的公民大會。園而，他們表現自己的意志、影響政府決策的能力大大減弱。更何況，在實際上，雅典的政權是掌握在工商業奴隸主上層人物的手中。
他們壟斷著十將軍職位，操縱著國家的內外政策。由於十將軍職位可以連選連任，所以，這在雅典民主政治中留下一個明顯的漏洞——很容易形成將軍的集權，在實際上控制政府。 使得推典民主政治大為減色的另一因素是雅典的對外霸權主義政策。
雅典在希波戰爭後，利用它和其它希臘城邦建立的提洛同盟及在同盟中的領導地位，對向盟中的各邦進行控；ji啊口剝削。雅典控制同盟的金庫，派遣使者向向盟各國收取貢款。雅典國家在伯羅奔尼撇戰爭期間的龐大財政支出在相當大程度上依賴於這筆貢款。
同時，雅典奪取各盟邦的》軍，向各盟邦推行軍事移民，派遣雅典公民以重灌步兵身份移後同盟城邦領取份地，克里昂臺這樣對雅典人說，“你們的帝國是一個對屬民統治的暴君統治；……你們峋幀號權依靠你們自己的優越勢力，而不是依靠他們對你們的好感。
”[22] 歸很結底，由剝削階級的性質所決定，雅典的民主是狹小範圍的、殘訣不全的民主，並且也缺乏進一步發展的餘地。 對雅典民主政治的分析應當使我們明白：奴隸主剝削階級民主一方面意味著對奴隸和非公民群眾專政；另一方面意味著保障奴隸主公民的自由、平等、參預國政，就第一方面的含義而言，這種民主政治同歷史上剝削階級國家採用的其他各種政體並無區別。
而就第二方面的含義來說，這種民主政治向歷史上剝削階級國家採用的其它政體形式相比，有相當的進步意義。因為在寡頭政體、君主政體和專制政體等形式下，連統治階級內部的民主都談不上。雅典的民主政治實踐表明，保證統治階級內部的民主，國家非但可以很好地履行對奴隸、非公民群眾專政的職能，而且可以很好地平衡統治階級內部各階層、各集團的利益，較長期地保證政治穩赳口經濟繁榮。
社會主義民主是社會主義國家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群眾掌握政權的組織形式。同以往一切剝削階級國家的民主不同，社會主義民主是最廣泛的民主，一方面是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群眾對極少數剝削階級分子和敵對分子的專政；另一方面是占人數絕大多數的工人和勞動群眾享有最充分的民主、自由和參預國政的權利。
正由於這種本質上的不同，正由於這是最大多數人的民主、是對少數人的專政，所以，強調實現社會主義民主政體在保障人民內部民主方面的功能，研究為了實現這一功能而應採用的政權組織形式，使其不斷完善，這對於不斷推進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建設，發展社會主義的民主制度，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促成古希臘民主政治形成的因素包括
不同的社會制度的民主制度在本質上是不同的，各個國家的民主制度在形式上也各具特色，但各國對民主含義的理解還是有共同之處，即“民主意味著在形式上承認公民一律平等，承認大家都有決定國家制度和管理的平等權利。
”[1]就這僅有的共同之處來說，它已是相當古老的觀念了。這種古老的觀念最先產生於古雅典，並確實體現在雅典的政治制度中。 古雅典城邦的政治制度開創了人類史上民主政治之先河，為現代民主政治提供了分析和研究的歷史原型。
研究雅典的民主政治，對於我們理解民主政治的含義和內容會有所裨益。 雅典民主政治形成 雅典民主政治的形成與發展雅典民主政治有一個產生、發展的過程。為雅典民主政治奠基的光榮應屬梭倫。
在梭倫以前，氏族貴族是雅典國家的統治者。在此期間，貴族會議具有無上權威，王者執政官、軍事執政官等“國家高階官吏之任用都以門第和財富為準；而且他們最初是終身職，後來方改為十年一任。”[2]而雅典城邦的貧民(被保護民、“六一”漢)非但政治上無權，還時刻受到淪為奴隸的威脅，因為交不起地租的“六一”漢們是要以其身體或子女作為抵押的，而債務人的借款則要以自己的人身作但保。
雅典平民之困苦和無權與舊氏族貴族的特權地償還的對立，引起了雅典平民(工商奴隸主、小農、手工業者、貧民)與舊氏族貴族的激烈鬥爭。 公元前621年頒佈的《德拉孔法典》已表明雅典平民力量增長，但貴族後裔仍然對國家享有獨佔的統治地位。
處於城邦平民與貴族後裔激烈鬥爭的危急中的雅典國家急需建立一種新的秩序。公元前594年，被選為首席執政官的梭倫，擔負起建立這一新秩序的重任。出身於平民而又由經商致富的梭倫力圖建立起一種能使各方共容的制度。
其宗旨是，對平民來說，“自由不可太多，強迫也不應過分。” 梭倫頒佈解負令，使債務無效、債務人份地上的記債碑被拔除；梭倫宣佈永遠禁止債務的人身但保，這就廢除了債務奴隸制；梭倫確認私有財產、土地的斷承、買賣的合法性，同時規定限制最高佔地額。
所有這些，宣告了雅典人的人身自由，使雅典的貧民獲得瞭解放。 與此同時，梭倫進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全體阿提卡公民按照法定財產資格(以地產收入為基礎)分為四個等級；富農、騎士、中農和貧農。
前三個等級的年土地收入分別在500、300、200墨狄那（每墨狄那約等於41公升)。無土地收入或其收入在200個墨狄那以下者是貧民。公民大會是最高權力機關，一切成年的雅典公民、包括最的貧民都有參加公民大會的權利。
公民大會負責立法、決定戰和等最高政務，並選舉國家的最高官吏，新設立400人議事會，負責為公民大會稽核提供議案、處理日常政務。 梭倫還創立了“陪審法庭”作為雅典的司法機關，任何公民都可向陪審法庭提出申訴。
梭倫的改革意味著曾享有世襲特權的貴族後裔的失敗、標誌著富裕的工商奴隸主階級的崛起以及這個階級同雅典自由農、手工業者及貧民聯盟的勝利。儘管存在著財產特權，雅典貧民都能參加國家的政治生活並在立法、司法活動中為保衛自身利益發揮重要作用。
但是鬥爭遠未結束，梭倫創立的缺席還不穩固。梭倫卸任以後，由反以梭倫改革的貴族後裔組成的平原派與堅持梭倫制度的商人、手工業者組成的沒海派仍在激烈地鬥爭。同時，山區農民形成的山居派也參加了這一斗爭，他們要求進一步改革，重分土地。
最後，雅典政權落在庇士特拉妥手中。雖曾兩次被逐，庇士特拉妥最終還是建立了僭主政治。這種僭主政治對梭倫創立的制度顯然是個反動。於是，儘管庇士特拉妥“處理國政也是溫和的”，“每事仁慈溫厚對待犯法的人尤其寬大，並且撥款借貸貧民”[3]，但其政權畢竟不能長久。
僭主政治歷史時49年便告結束。 公元前509一508年，克里斯提尼在梭倫立法的基礎上進一步改革。根據地區原則，全體阿提卡居民被重新劃為十個部落（三分割槽），每個部落在內地、沿海、雅奧城郊三個區域中各佔一區。
這樣，打亂了舊有的戶籍，削弱了舊部落、氏族中貴族後裔的勢力。重新設立500人議事會以代替梭倫時的400人議事會，第四等級公民也有了參加議事會的權力和機會。 克里斯提尼的改革，使貴族寡頭政治派的勢力一厥不振。
但圍繞國家政治制度問題，民主派與寡頭派的鬥爭並未結束。希波戰爭結束後，到伯里克利斯執政時代，貴族會議的職權則幾乎完全彼取消。於是，雅典的民主政治進入全盛時期。 在這一時期，公民大會（Ecclesia）“作為國家最高權力機關，負責透過法律，解決戰爭與靖和、城邦糧食供給問題，聽取執政官等負責人的報告，審查監督國家官吏，審查和終審陪審法庭的案件並決定國家的其它一切重大事務。
大會每月約舉行4次，在公民大會中，容許有充分的發言自由。 於是，雅典人創立了一個公民自由平等、主權屬於全體公民的政體形式。 雅典民主政治形成的原因 為什麼在古代東方文明國家一般都形成中央集權的專制制度，而在地中海的希臘世界卻產生雅典這樣的民主典型呢？思考這一問題的人們常常首先矚目於雅典的特殊的地理環境，併力圖將此說成是雅典民主政治形成的決定注因素。
但這不能讓人信服。與雅典地理條件相似、同屬於希臘世界的某些城邦國家如科林斯、麥加拉建立的卻是寡頭政體。可見，地理環境與人類社會的政治制度並沒有直接的、必然的聯絡。不能否認雅典民主政治制度的形成和發展包含著地理環境的影響，但這種影響是間接的，而不是直接的，更不是決定性的。
應當說，雅典民主政治的形成和發展是其經濟、政治、歷史及文化傳統等多方面複雜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首先，古代雅典國家形成時已具有相當高度的社會生產力。這是雅典國家一開始便卞同於東方文明古國的特點之一。
荷馬的英雄史詩表明，在原始社會解體階段，希臘地區已經使用鐵器和牛耕。東方文明古國形成時期要比淮典國家形成時期早得多，而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卻要低下得多。埃及在古王國時代還主要使用木犁、木器來耕作。
到中王自時代在埃及才出現青銅工具。鐵在新王國時期還因其稀少而被視為貴金屬——此時距埃及統一國家形成已經歷了大約1000年。馬克思曾認為，這種過於低下的文明程度和廣大的幅員是需要中央集權的專制政府的原因之一。
而較發達的社會生產力則使雅典國家形成時期在農業、手工業方面都存在以個體經營為主的生產活動方式，在此基礎上，便排除了中央集權的專制政府干預的必要性。 其次，以雅典的地理環境和較發達的社會生產力狀況為背景，古雅典國家形成時期便具有自身的社會經濟活動特點。
位於阿提卡半島的古代雅典境內群山起伏，不利於發展糧食生產，但園藝、畜牧、植果、養蜂業卻頗為興旺。阿提卡擁有的銀礦、粘土等礦藏有利於手工業的發展。三面環袍阿提卡半島的愛琴海與地中海相連，阿提卡西岸的幾個天然良港使雅典人有發展航海貿易的便利條件。
對外來浪食的依賴和出口手工業產品和衣產品的必要，使阿提卡居民不斷擴大對外交往，與海外建立密切的經濟。文化聯絡。這樣，在雅典國家形成之初，阿提卡社會已有了較發展的商品貨幣關係，在相當大程度上突破了自然經濟的局面。
這時，雅典己成為地中海東部經濟、貿易、文化的中心。在梭倫時代，“動產，即由貨幣、奴隸以及商船構成的財富，日益增加，但是，這時它已經不是單單用作購置地產的手段，象在眼光狹小的最初時期那樣——它已經變成口溝本身了。
”[4]與之相反，古代東方文明國家普遍地以自給自足的農村經濟為基礎。如馬克思所指出的：1在印度有這樣兩種情況：一方面，印度人民也象所有東方各國的人民一樣，把他們的農業和商業所憑藉的主要條件即大規模公共工程交給政府去管，另一方面，他們又散處於全國各地，因農業和手工業的家庭結合而聚居在各個很小的地點。
由於這兩種情況，所以從很古的時候起，在印度便產生了一種特殊的社會制度，即所謂村社制度，這種制度使每一個這樣的小單位都成為獨立的組織，過著閉關自守的生活。”[5]“這些田園風味峋農村公社不管初看起來怎樣無害於人，卻始終是東方專制制度的牢固基礎”[6]。
再次，雅典國家產生時的生產力狀況、地理環境和經濟活動的特點使以血緣關係為紐他人氏族組織受到較徹底的破壞。氏族組織受到破壞的一個主要原因是在商品、貨幣關係發展的基礎上的私有制的擴大和發展，尤其是隨著土地的抵押、轉讓、買賣而普遍化了的土地私有。
梭倫時代公開以立法確認土地私有和買賣。尚在梭倫之前，土地私有已是一個普遍的事實。土地買賣扣私有破壞了氏族組織賴以存在的基礎——土地公有。另一方面，在較發展的商品經濟活動力基礎上，阿提卡居民對外交往頻繁、同外邦人雜居現象極為普遍。
這使建立在血緣關係叢礎上的氏族組織難以行使正常的管理職能，以至逐漸喪失自身存在的必要性。由於較徹底地破壞了氏族組織，阿提卡居民在商品貨幣關係中民立了自由、獨立的身份，初步連立了相互平等的關係，這為他們在國家形態下重新組織起來時建立民主政治提供了社會關係背景條件。
馬克思所認為的以亞細亞生產方式為基礎的東方文明古國是什麼情況呢？馬克思關於亞細亞社會的概念，有三個基本特點。第一，沒有土地私有制，即使退一萬步說，至少，土地也是屬於國家所有。第二，亞細亞社會的基礎是村社制，每一個村莊透過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的緊密結合而達到自給自足。
第三，中央集權起著支配作用。這種權力是：在歷史過程中確立的，這是由於要使農業滿足人口不斷增長的需要而必須舉辦水利工程）和其它公共工程的那種環境造成的結果。”[7] 如果我們只著眼於上面所講的情況，那還不足以說明雅典國家民主政治產生的必汾性。
一國的政體，並不僅僅簡單地適合著該社會的環境和經濟關係。一國統治階級中各個階層、各個派別的力量對比關係，以及取得領導權的那個階層或派別的政治意識，對該國政體也有著直接的影響。 在雅典較為發達的海外貿易和手工業生產的基礎上，雅典社會產生了一個相當強大的工商奴隸主階層。
這個階層在雅典國家形成之初就已存在，隨著其財富的與日俱增而要求取得統治地位。如果說舊氏族貴族富有者曾用”六一”租、債奴制使雅典小農、手工業者不斷破產並把他們置於自己統治下的話，那麼，工商奴隸主則竭力要求保證自由小農和手工業者獨立存在，這樣，才能保持對外出口的貨源和國內的消費市場。
於是，工商奴隸主和自由小農、手工業者可以在經濟利益一致的基礎上樹起政治聯盟的大旗。結果，在以梭倫為代表的工商奴隸主領導下的政治改革使雅典國家較早地廢除了本族債務奴隸制，規定了最高佔地限額，在雅典國家儲存了大量的自由民小農、手工業者和自由的城市貧民。
乙小農經濟和獨立的手工業生產構成古典社會全盛時期的經濟基礎。”[8]這些人是擁護和支援民主改革的強大的社會力量。而在古埃及、古巴比倫等國家，王室和貴族都擁有規模巨大的農莊和手工作坊，佔有眾多的奴隸和各種型別的依附農民，這是形成君主專制統治的階級基礎。
此外，更為重要的是，以工商奴隸主為領導的雅典平民是透過逐步改革的方式來建立民主政治的。在改革的過程中，並無明顯的內戰、暴動、流血的痕跡。同時，被從獨佔的統治寶座上推翻下來的土地貴族，在新的民主政體中也還有一席之地。
考慮到工商奴隸主中相當一部分成員就是從土地貴族中轉化來的，他們之間在經濟上還有著相當的利益一致之處，於是，在他們之間實現政治妥協就存在可能性。見聞廣博的梭倫或許總結過其它國家政治改革的經驗，以至他在政治改革中對貧民、對土地貴族都採取一種中庸的態度，這就使妥協能成為現實。
結果，奴隸主統治階級的各階級、各派別都在民主政體中共容。民主政體是照顧到相互妥協的奴隸主自由民各階層利益的政體形式。 總的來說，在考察雅典民主政治的成因時，我們應看到當時雅典社會的經濟、政治、歷史、文化和自然環境等一系列條件的複雜的綜合作用。
這些條件相互間緊密聯絡。根據歷史唯物主義觀點，我們可以認為雅典社會不同於古代東方文明國家的那種特殊的生產方式是促成雅典民主政治形成的根本原因，但我們決不能把這一命題簡單化。 雅典民主政治的特點和作用 雅典民主政治，不同於一般萌芽中的國家的原始民主制度。
同古代東方專制主義國家相比，它具有許多明顯的特點。 首先，雅典民主制度體現著雅典奴隸主自由民多數人的主權。伯里克利斯曾自豪地宣稱：“我們的制度之所以被稱為民主政治，因為政權是在全體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數人手中。
”[9]體現雅典人這種公民主權觀念的，便是民眾大會權力至上的制度。雅典的民眾大會是所有成年雅典公民皆可參加的大會。在這裡，任何公民都可發言；一切法律在其頒佈之前都要在這裡討論透過；所有重要的國家官吏者；要在這裡選舉產生，一切關於戰爭與和平及其它重大國務都要在這裡經過辯論、以多數人的意見作決定。
透過這種制度，雅典的普通公民確實有許多機會去影響乃至決定政府的決策。而透過選舉產生的官吏，也能較好的體現和執行民意。 其次，同公民主權密切相聯絡的是公民個人的自由和平等。事實上，這正是雅典民主政治的出發點。
“大家認為平民政體具有兩個特別的觀念：其一為‘主權屬於多數’，另一為‘個人自由’”。“平民主義者先假定了正義（公道）在於‘平等’，進而又認為平等就是至高無上的民意。”[10]雅典人的自由平等觀念可以溯源於氏族社會的傳統，又被強化於雅典進入階級社會後的特殊的生產方式。
再次，雅典的官吏制度是具民主原則的重要體現。“自由的要領之一（體現於政治生活）為人人輪番當統治者和被統治者。”[11]國家的一切公共職務（除十將軍之職外）向一切等級的公民開放，只有為保證任職者能正當、順利地履行職責的一些極少的、必要的條件限制。
如規定，陪審法庭中的陪審官必須是年滿30歲以上的、不欠公共債務的公民。官吏的選舉一般都以抽籤的方式進行，所以普通公民擔任公職的機會是相當多的。 重要的官吏是以民眾大會舉手選舉的方式進行，原則上，“所考慮的不是某一個特殊階級的成員，而是他們有真正的才能。
”[12] 複次，引人注目的是，在雅典國家有一整套相當嚴密的制度，保證公民對國家官吏實施有效監督。在雅典，所有的官吏在任職前要接受資格審查。一般實施這種審查的權力機關是陪審法庭。但對於將於次年任職的議事會成員、執政官等重要官吏，則首先由500人議事會審查其資格，而後再由陪審法庭審查，最後決定權在於陪審法庭。
由於雅典的陪審法庭實際上是掌握在人民手中，因而，雅典的司法執政官還負有對國家官吏的監督責任，他們可就國家官吏包括議事會的主席的違法行為向民眾大會提出公訴。為防止國家官吏貪贓任法、利用職權謀取私利，雅典專門設有十個會計員，“所有卸任官吏都要犯帳目對他們報告。
”[13]這些會計員將核查結果提交陪審法庭，一旦發現貪汙、盜用公款等犯罪行為，陪審法庭將以罰金或其它刑罰來處罰犯罪的官吏。在所有的雅典國家機關中佔比較特殊地位的十將軍職務，儘管可連選連任，但也要在每年經受十次公民大會的信任投票。
如果這種投票反對其中任何一個官吏，他便應在陪審法庭中受審，如有罪，則決定他1為刑罰或罰金”[14]。此外，前所提及的“貝殼放逐法”更是雅典人監督官吏的有效手段之一。 如前所述，雅典人的500人議事會負責國家的日常政務，是雅典國家極其重要的機關。
為了防止議事會的獨斷專橫，雅典人採取了分權的方法，剝奪了議事會原有的判處死刑、監禁和罰金的最高權力，確立了陪審法庭最高司法審判和監察權，甚至於使陪審法庭擁有保護憲法的權力。亞里士多德記述：“人民使自己成為一切的主人，用命令，用人民當權的陪審法庭來處理任何事情，甚至議事會所審判的案件也落到人民手裡了。
”[15]在議事會內部，也採取措施，防止權力集中。議事會實行十個部門(三分割槽)的50人團輪流擔任主席團的制度，每個主席團任期約一年的1/10。主席團中每天由抽籤選出一名總主席，負責保管國家金庫、檔案和廟宇的鎖鑰和國璽；並在民眾大會、500人會議開會時任主席。
但總主席任職只一日夜，不得延長，也不得再度任此職。這些措施，有利於避免因長期任職形成事實上的權力集中以至專制獨裁之流弊。 此外，在雅典的政治生活中，與民主相得益彰的是雅典國家的法制。伯裡克理斯宣稱：“解決私人爭執的時候，每個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
”[16]法律是適用於所有人的，沒有人能處於法律之外，享受特權。 雅典人雖然極其珍視公民的個人自由，但這種自由從來也沒有淪入無法無天、“人人各行其願”的地步。“在我們的私人生活中，我們是自由的和寬恕的；但是在公家的事務中，我們遵守法律。
這是因為這種法律使我們心服。”亞里士多德認為“平民政體較少發生內訌，比寡頭政體較為安全。”[17]這是因為，在象雅典這樣的民主政治國家裡，解決統治階級各派的矛盾和鬥爭時，基本上都遵循著一定的法律程式，於是，以暴力和流血的手段進行爭權奪利的鬥爭的事很少見。
雅典人極重視法律的穩定和權威，雖然允許修改法律，但有著嚴格的限制。在雅典，提交公民大會討論的議案事先都要經過議事會的審查。公民個人雖然可以在民眾大會上提出修改或廢除以往的法律或提出新的議案，但若這種提議得不到透過的話，則將被起訴為不法行為，提議人要受到罰金處分，甚至有生命之虞。
雅典人不但重視成文法，而且也重視習慣法。“我們服從法律本身，特別是那些保護被壓迫者的法律，那些雖未寫成文字、但是違反了就算是公認的恥辱的法律。”[18] 雅典的民主制度，對雅典國家的發展起著重要的作用。
雅典民主政治的建立曾大大地促進了雅典經濟的發展。雅典的手工業、商業、航海業和種植業的發展，又使雅典的對外貿易迅速擴大。雅典的皮裡優司港成為地中海東部最繁忙的港口。“我們的城邦這樣偉大，它使全世界各地一切好的東西都充分地帶給我們，使我們享受外國的東西正好象是我們本地的出產品一樣。
”[19] 在雅典民主政治下形成的自由寬鬆的學術條件和允許個人才能自由全面地發展的氛圍，使雅典的科學文化空前地繁榮。當代西方哲學的各主要派別以及倫理學、美學、邏輯學、政治學、法學等學科都可以在以雅典為中心的希臘文化中追根溯源。
此外，在數學、醫學和其它一些科學方面，雅典人也有傑出的貢獻。因而，伯里克利斯在一次演講中驕做他說，（我們的城市是全希臘的學校。”[20] 最引人注目的是，在這種制度下雅典公民表現出的愛國主義熱情。
在馬拉松之役，雅典士兵能一舉擊敗六倍於己的波斯軍隊，若非具有為捍衛自己的制度而激發出的巨大勇氣和才智，這是不可想象的。正是雅典城邦的民主制度和生活方式激勵著雅典人為之慷慨而戰，從容赴死，“因為他們只要想到喪失了這個城邦，就不寒而慄。
”[21] 結 語 在我們對雅典民主政治作了如上的分析和評述之後，我們還必須記住，雅典的民主政治是建立在奴隸制基礎上的，其實質上是以雅典工商奴隸主為領導的奴隸主階級對於奴隸、非公民群眾實行專政的工具，歸根結底，它是為奴隸主階級整體的經濟利益而服務，是奴隸主自由民階級的民主。
這種有限的階級民主決定了這種民主有巨大的侷限性和狹隘性。 在雅典全盛時代，自由公民的總數連婦女和兒童在內約為90000人，而男女奴隸為365000人。構成雅典居民人口大多數的奴隸喪失自由，不享有公民權，因而不能參預政治活動。
和在其它希臘國家一樣，奴隸主可以恣意虐待和懲處奴隸。在手工作坊、礦山、農場，奴、討iiR迫以簡單的工具進行繁重的工作。事實上，恰恰是在奴隸的艱辛勞動的基礎上，奴隸主自由民才有進行政治活動的可能；恰恰是在爿：除奴隸於政治生活之外，對奴隸實施壓迫和專政的前提下，才有奴隸主自由民的民主。
所以雅典的民主是奴隸主自由公民的特權民主。 這種特權性的民主甚至被進一步強比。在號稱全盛的伯里克利斯時期，雅典公民的範圍非但沒有擴大，反而進一步縮小，由於公元前151年透過的特別法令規定只有父母都是雅典公民的人才可成為雅典公民，於是雅典的居民中一下子有5000家失去了公民權。
並且從此以後，雅典失去了從其他城邦補充自由公民的可能性。 雅典民主的範圍非但是狹小的，其自由民內部的民主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徒有其表。在伯里克利靳時期，享有充分權利的公民總數約有30000人至35000人，而公民大會的出席人數通常不超過2000人至3000人。
作為雅典普通公民的農民和手工業者，為了謀生的需要，常常不能出席約10天舉行一次的公民大會。園而，他們表現自己的意志、影響政府決策的能力大大減弱。更何況，在實際上，雅典的政權是掌握在工商業奴隸主上層人物的手中。
他們壟斷著十將軍職位，操縱著國家的內外政策。由於十將軍職位可以連選連任，所以，這在雅典民主政治中留下一個明顯的漏洞——很容易形成將軍的集權，在實際上控制政府。 使得推典民主政治大為減色的另一因素是雅典的對外霸權主義政策。
雅典在希波戰爭後，利用它和其它希臘城邦建立的提洛同盟及在同盟中的領導地位，對向盟中的各邦進行控；ji啊口剝削。雅典控制同盟的金庫，派遣使者向向盟各國收取貢款。雅典國家在伯羅奔尼撇戰爭期間的龐大財政支出在相當大程度上依賴於這筆貢款。
同時，雅典奪取各盟邦的》軍，向各盟邦推行軍事移民，派遣雅典公民以重灌步兵身份移後同盟城邦領取份地，克里昂臺這樣對雅典人說，“你們的帝國是一個對屬民統治的暴君統治；……你們峋幀號權依靠你們自己的優越勢力，而不是依靠他們對你們的好感。
”[22] 歸很結底，由剝削階級的性質所決定，雅典的民主是狹小範圍的、殘訣不全的民主，並且也缺乏進一步發展的餘地。 對雅典民主政治的分析應當使我們明白：奴隸主剝削階級民主一方面意味著對奴隸和非公民群眾專政；另一方面意味著保障奴隸主公民的自由、平等、參預國政，就第一方面的含義而言，這種民主政治同歷史上剝削階級國家採用的其他各種政體並無區別。
而就第二方面的含義來說，這種民主政治向歷史上剝削階級國家採用的其它政體形式相比，有相當的進步意義。因為在寡頭政體、君主政體和專制政體等形式下，連統治階級內部的民主都談不上。雅典的民主政治實踐表明，保證統治階級內部的民主，國家非但可以很好地履行對奴隸、非公民群眾專政的職能，而且可以很好地平衡統治階級內部各階層、各集團的利益，較長期地保證政治穩赳口經濟繁榮。
社會主義民主是社會主義國家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群眾掌握政權的組織形式。同以往一切剝削階級國家的民主不同，社會主義民主是最廣泛的民主，一方面是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群眾對極少數剝削階級分子和敵對分子的專政；另一方面是占人數絕大多數的工人和勞動群眾享有最充分的民主、自由和參預國政的權利。
正由於這種本質上的不同，正由於這是最大多數人的民主、是對少數人的專政，所以，強調實現社會主義民主政體在保障人民內部民主方面的功能，研究為了實現這一功能而應採用的政權組織形式，使其不斷完善，這對於不斷推進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建設，發展社會主義的民主制度，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