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一位外交家，但是不是一名合格政治家，舉個例子，日本的明治維新和中國的洋務運動同時舉行，但在之前都經歷過大戰，日本經歷的是倒幕之站，中國經歷的天平天國起義。

在這兩場戰爭中地方派都擁有了很大的實力，日本的長州藩和薩摩番都擁有可以可以推翻日本幕府的實力，而在太平天國落幕後，李鴻章和曾國藩也擁有推翻清廷的實力，而兩邊結果確是大相徑庭，以領導日本的倒幕的大久保利通桂小五郎，勝海舟等人是推翻影響日本千年之久幕府執政，而我們的曾李二位大人怎麼幹的，可以說爭相當狗。

人們通常說人可以背叛自己，但不可以背叛自己的階層，對比一下曾國藩李鴻章大人和大久保利通勝海舟你會發現，同樣是變法維新，人家那群人為了國家強大背叛了自己的階層取消武士特權，實現五民平等，中國在朝堂的李鴻章老爺可以說是很聽話的狗了，明知清廷不在適合當時之局，卻是做了糊裱匠，還教育自己的弟子袁世凱要繼續效忠清廷，不錯，可是這也沒辦法讓李鴻章進入他愛新覺羅家的祖墳啊。

李鴻章在清末很多的重大外交事件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有人說他是東方的俾斯麥，我看他更像在自嘲裡說的那樣“他是大清帝國的裱糊匠”更確切。

李鴻章並非現在意義上的外交家，他還是一個停留在古代縱橫闔閭階段的說客。李鴻章本是一個文臣，後來由於機緣巧合處理上了清政府與洋人的外交事務。他本質上還是一個封建官吏，並沒有接受過近現代系統的外交的培訓，缺乏專業的外交知識，還停留在中國古代說客縱橫闔閭的階段，靠的是他豐富的人生閱歷，老奸巨猾，在夾縫中生存，並且在實踐中不斷成長罷了，他只是一個外交小學生，先交上學費，再說後話。

弱國無外交，李鴻章就是一個裱糊匠，只是讓腐朽的清政府苟延殘喘罷了！弱國無外交，縱使是巧如舌簧，然並卵用。在晚清，李鴻章這個晚清第一人就是遇到了這樣尷尬的無奈情況，只能恨清政府的腐朽無能。落後就要捱打，李鴻章就是慈禧的一個“奴才”，看似風光無限，但並沒有多少實權，事事不還要請示慈禧。我們之前一直都誇大了李鴻章的存在，給予了他不少的謾罵。他雖然有些狗，但大家也不用那麼緊追不放，說實話老頭子也不容易呀！

李鴻章在夾縫中生存，勉強應付晚清的外交風雲。李中堂他老人家在不斷得交學費中成長，最終在無奈中找到了一條夾縫生存的外交之道——以夷制夷，利用列強之間的利益衝突，從而保全國家利益，最為成功的就是三國干涉還遼，可謂外交上的慘勝。

總之，李鴻章是一個外交家，但是一個蹩腳的外交家。落後就要捱打，弱國無外交，國家實力是最有力的外交保障。李鴻章早已將遠去，但這個世界依然是弱肉強食。以史為鑑，發奮圖強。

你們說的是清末著名貪官李老爺子嗎？那是真有錢！

“宰相合肥天下瘦”嘛，一點都不摻假的。

李鴻章有個女婿，叫做張佩綸，也就是著名小說家張愛玲的祖父，當年李鴻章的女兒、也就是張愛玲的奶奶李菊耦嫁給張佩綸時候，光嫁妝就能嚇死人，那叫一個煊赫啊，烈火烹油，繁花似錦，銀子如流水一般淌出去。

李鴻章女兒李菊耦的陪嫁有多少，已無從查起，但從她後人透露出來的隻言片語仍有蛛絲馬跡可尋。 房產是她後人提到次數最多的。張佩綸與李菊耦結婚後，一段時間住在天津北洋衙門，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後，才雙雙到南京定居。在南京他們買下了原先靖逆侯張勇的府第。這是一座豪宅，廳堂不算，被人稱作繡花樓的樓房即有三幢，另有一個花園。 對這個花園，張氏後人——李菊耦的女兒即張愛玲的姑姑，仍有一分依戀。她記得一聽說桃花或是杏花開了，母親李菊耦就扶著女傭的肩膀去看。

這所房子後來被國民政府立法院長鬍漢民看中，購作立法院辦公使用，足見其寬敞的程度。購置這樣的豪宅，置辦費用無疑來自李菊耦的嫁妝。

李鴻章還將上海、青島，可能還有天津等地的部分房產分給了李菊耦。李菊耦去世時（張佩綸已在十三年前去世），自己親生的一子一女張志沂、張茂淵均年少，財產只好由張佩綸前妻所生的次子張志潛（長子志滄早夭）掌管，直到張志沂二十多歲才分家。

分家後，僅張志沂名下所得，據張子靜回憶：“至少1935年左右，他在虹口還有八幢洋房。”此外青島一幢洋房是屬張志沂與哥哥共有的。（張子靜：《我的姐姐——張愛玲》） 而這只是李菊耦從孃家帶來陪嫁的一小部分。因為哥哥張志潛分得的比弟弟還多。 李菊耦的陪嫁中還有土地。張愛玲寫《談吃與畫餅充飢》時便提及她姑姑很愛吃一種點心叫“黏黏轉”，是用青麥粒做的，青麥粒是“從前田上人帶來的”；張愛玲小時候，“田上人”還帶來一種用開水加糖衝調吃的點心“大麥面子”，證明張家有田產、有佃戶。

張愛玲還明白地講，他們家的“田地大概都在安徽，我只知道有的在無為州（現安徽省無為縣）”，她記住這地名是因為“無為富於哲學意味與詩意”。田產全變賣了。

除了房產、土地外，李菊耦的嫁妝還有各種細軟、古玩。直到張愛玲離開父親的家，她手頭尚有不少這類小玩意兒，有的甚至還是舶來品，顯然都是嫁妝的一部分。 所以，即便過了兩代人，張愛玲童年的時候，依舊過的是錦衣玉食的日子，即便她父親不成器，坐吃山空，她家的祖產一直到吃到了建國後，還有幾棟房子沒賣完，她奶奶的陪嫁箱子還有寶貝可以換錢。然而這個陪嫁養活了三代富貴閒人，這點東西對於李鴻章來說——那就是九牛之一毛！

李鴻章到底有多少錢？只怕當時都沒人說得清！ 清代中興名臣中最富有的，以李鴻章為第一。

李鴻章的財產究竟有多少？無確切數字，據容閎《西學東漸記》估計，約合白銀四千萬兩，相當於當時全國年財政收入的近二分之一。“宰相合肥天下瘦”殆非虛言呀！

李鴻章如此，他的幾個兄弟自然也不弱。兄長瀚章歷任湖廣、漕運、兩廣總督；老三鶴章官居道臺，後來用錢得了個二品銜；最小的六弟昭慶雖死得早，因隨李鴻章在淮軍中效力，早早當了知府，死後贈太常卿。只有老四蘊章、老五鳳章，一個眼睛有毛病，一個不願出仕，只願在鄉為李家掌管家產。

李鴻章還是當時數一數二的房地產巨頭，大地主大官僚資本家。 李氏六兄弟，僅在家鄉合肥，“每人平均有十萬畝”，合計共六十萬畝土地，“其在外縣更無論矣”。李鴻章本人所置田產，每年可收租五萬石。直到1936年，“李文忠享堂每年收租稻仍有三萬餘石”，統計者不禁感慨萬分：“則是一個骷髏地主仍有田地三萬餘畝矣！”（《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一輯） 除此之外，現銀和其他不動產的數額也十分驚人。有人稱，李氏兄弟六人，“一、二、四房，約皆數百萬，而不得其詳”，分家時“析為五，每房見銀三十五萬兩，田產典鋪在外。六房早卒，遺寡妻幼子，兄弟五人，合銀二百萬兩與之，而五房極富，家中田園、典當、錢莊值數萬元不算，就蕪湖而論，為長江一大市鎮，與漢口、九江、鎮江相埒，其街長十里，市鋪十之七八皆五房創造，貿易則十居四五。合六房之富，幾可敵國”。

（同上）這裡記的自然是屬於李家在安徽老家的公產部分，在外接的私產並不在內，而私產所置如上海、天津、青島的洋房，各大公司的股票，外國銀行的存款，更是不計其數。 李合肥不僅官居一品，同時又是帝國首富級別的人物，比現在的什麼馬雲、許家印、馬化騰高到不知道哪裡去了。

那麼這些錢，從哪裡來呢？

首先是貪汙軍餉，和掠奪地方！ 權與錢是雙生子，富與貴又緊密相連。李氏兄弟中，李鴻章權位最高，也最富有。從統領淮軍、任江蘇巡撫起，李鴻章便一改寒門書生本色。淮軍軍餉的充足為當時各軍之冠，按慣例，各營統帶都有截曠、扣建之權，除留作聘用幕僚、來往迎送之資及各營營官中飽之外，還要上繳若干。淮軍最盛時達百餘營這個截留，為數就不會少。據甲午時暫時接替李鴻章任北洋大臣的王文韶說，僅留在北洋賬上的淮軍錢銀就有八百萬兩，這時淮軍早已裁撤。

這筆鉅款也是後來袁世凱小站練兵的主要經費來源。（《三水梁燕孫先生年譜》上冊）留在賬上的尚有如此巨大的數字，李鴻章個人分潤自不在少數。值得注意的是李鴻章平素有一種看法，認為淮軍將領多為安徽子弟，隨他出徵，東奔西跑，戰事過後，理應享受榮華富貴，這是淮軍將領貪汙成風、軍紀敗壞的根由。李鴻章對此一味迴護，以至淮軍宿將如劉銘傳、周盛傳、張樹聲、衛汝貴、周馥、唐殿奎、塗宗瀛等個個都腰纏萬貫。作為淮軍頭子，李鴻章不是富翁才是怪事。

洋務運動中飽私囊

李鴻章是洋務運動的領袖，為彌補軍工企業的虧空，他當時創辦了為數不少的民用企業，最著名的有輪船招商局、開平礦務局、上海機器織布局、電報局、漠河金礦及天津鐵路公司等等。這些企業大多由李鴻章憑藉自己的權力，騰挪各種官款，再吸收商股興辦，屬於所謂官督商辦性質。所有企業的總辦、督辦、協辦、會辦，都由李鴻章挑選的親信擔任，李鴻章事實上是這些企業的太上皇。

每辦一個企業，循例這些親信們都要向有關官員奉送乾股，李鴻章應是最大受益者。至於李鴻章收受了多少乾股，親信們要保持地位又要額外奉上多少孝敬，是查不出來的。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李鴻章死後李氏家庭仍在輪船招商局、開平礦務局的董事會上佔有重要職位。

他的兒子李經述做過招商局總辦，經述死後，1910年6月，上海舉行了招商局第二屆股東會，股東們選舉盛宣懷為總理（總辦後改的名稱，盛是李的親信，後來聚斂的財富更超過李），另二位協理中有一位便是李鴻章的長孫李國傑，這一屆選舉因清政府不承認而告吹，但足以說明李氏在招商局中勢力之大，影響之深遠。

除了貪腐和搞企業之外，李中堂還擅長外交買辦致富

中日甲午戰爭期間，御史們相繼彈劾李鴻章主和誤國，便涉及了李鴻章在日本財產的問題。御史安維峻說，李鴻章把一千五百餘萬兩交由某日商經營，盛宣懷代為經理，所以不願與日失和。又有洪良品上疏說，李鴻章有數百萬兩銀子交日商經營，所以主和。這些御史們的話有捕風捉影之嫌，所列數字也不一致，有還是沒有，至今尚是疑問。

但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李鴻章繞地球一週，所訪各國都隆重接待，他收過不少禮品是事實。有一記載說，俄國為要與李鴻章簽訂《中俄密約》，饋贈他達三十萬盧布；連副使張蔭桓也沾了光，受贈有二十五萬盧布之巨。 至於辦海軍、修碼頭、購置軍艦和火炮，外國廠商都會給回扣，以致能擠入採買人員之列的都要發筆橫財，更何況是決定此事的李鴻章呢？

多財善賈，長袖善舞，李中堂的錢都花在刀刃上

清末督撫大員中，論出手之闊綽，首推李鴻章（後有盛宣懷、袁世凱更駕乎其上）。前文提到張佩綸因喪妻回鄉路過天津，李鴻章送的喪葬費就是一千兩，使張佩綸感激涕零，這尚是小數。

一位官員記下另一件事：光緒二年，丁寶楨升任川督，入京陛見，路過天津，李鴻章知道寶楨比較清廉，以“到京後例有應酬”為名，特告丁，已代籌一萬兩，存於京城某銀號，用時便取。丁寶楨抵京後，各項應酬一萬兩不夠花，乾脆一客不煩二主，再向李鴻章借銀一萬兩，據說李鴻章給得很痛快，毫不吝嗇，而這筆錢當然是不須歸還的。贈銀給丁寶楨的，除李鴻章外，還有他哥哥李瀚章也贈銀三千兩。這位官員最後感慨地說：“勤恪（李瀚章諡號）、文忠二公之重友輕財，均不可及，特述之以為後世交友者勸。”（陳夔龍：《夢蕉亭筆記》）這還僅是一例。 天津位於南北交通要衝，李鴻章迎來送往這一筆開銷是巨大的。為保持自己權位，對貪婪成性的慈禧、李蓮英及王公大臣的各種孝敬、賀禮、節儀，收買京中御史和百官們的種種使費，也是一個龐大的數字。 引用資料來自於馮祖貽的《煊赫舊家聲》

這話問的，我都不知道咋答。

關鍵不在鴻章身上，而在，中國所謂的外交上。

我們先得問，中國那時候有外交麼？

中國一開始就與眾不同，白裡透紅，兩千年來一直是朝貢外交，周朝是五服制朝貢，所謂的五服，可不是中國宗族裡的五服。而是“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五服以王都為中心，每五百里為一級。甸服要供應周天子每天的祭禮，侯服供應每月的祀禮，賓服供應四時的獻享，要服負責歲貢，荒服要以王者侍奉天子之禮，終身朝王一次。如果說宗族裡的五服是喪事的五種孝服，及血親遠近，那麼朝貢五服，就是你服不服——服，服事天子。這裡面，是服的等級，沒有平等，談何外交。

從周到清，中國一直這麼玩。服，我是大爺，你是孫子，你朝貢藩屬，我冊封賞敕。並且這個服，還一直滾屏中，內藩外藩外邦，跟湖中漣漪一樣，核心是中央與地方，中間是中土與少數民族，外層是中國與藩國，藩國還分中國的藩國，和尚沒有歸服中國的荒國鬼國野國。一句話，中國就是國際，中國的外交，就是懷柔天下，萬邦來朝。所以直到清朝，中國是沒有外交部的。有的只是禮部，外加一個理藩院，處理的也全是朝貢事宜，你不朝貢，也硬給你理解成處理成朝貢。對於臣子，乾脆“人臣無外交”。臣子若私跟外國接觸，妥妥的漢奸。

鴉片戰爭之前，中國是廣州單口通商制，處理朝貢與通商，是兩廣總督的活兒，但由於人臣無外交，兩廣總督是不直接與洋人打交道的，洋人有事，得找十三行的中國行商。由他們皮條客一般，兩邊傳話。外華人彆扭死了。

第一次鴉片戰爭後，兩廣總督頭上落下一個“兼管各國通商事務欽差大臣”的帽子，於是，從1844到1858年，中國的外交部長是兩廣總督，但管理的通商口岸，除了廣州，還有外省的廈門、福州、寧波、上海，鞭長莫及不說，這兩廣總督還不當家，凡事還是得奏請北京。洋人還是彆扭，這口氣一直憋到第二次鴉片戰爭，先是俄國拒絕與理藩院往來，後是洋人集體施壓，恭親王奏請開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政府自作聰明地在諭旨裡改為“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俺就是處理商業而已，你們可別多心呀，俺們可跟你們不一樣，俺是大爺大。倒是恭王多心，說加上這倆字，外華人可能找事，禮部給鑄造關防時，能不能別出現“通商”，政府同意了。有人認為，總理衙門的建立，標誌著清政府傳統對外關係的終結和近代外交的確立。但有學者不同意，外華人更不同意，馬士就說，總理衙門“與其說是一個外務部，不如說是更像一個內閣”。

清政府開設總理衙門，初衷居然是暫時性的。想著以後局勢好轉，把外華人嚇跑，就可以解散。沒想到解散不了，不但解散不了，庚子之亂後，列強又要求總理衙門就地轉型為外務部。時為1901年。而這一年，因籤《辛丑條約》而累得吐血的李鴻章同志，吐死了。

你說，正當的外交部門都沒有，鴻章是不是外交——還家？

鴻章自言是裱糊漿。裱糊的同時，還有一個形象的角色，我一直稱他為擦屁股專家——政府不懂外交，不時屙褲子，鴻章就時時抱著衛生紙，給政府擦屁股！

這樣說，並不是要否定鴻章的外交績能。想說明的是，西方文明波段一波一波的拍打，中國文明堤岸一波一波的坍塌，鴻章名不正言不順，卻夾在中間，兩頭受氣，很多時候，應對內訌，比應對外壓更費心，否則，外電也不會把甲午戰爭，稱作李鴻章一個人的戰爭。所以，要拒絕承認他是外交家，咱怕愧心呀。

鴻章不但是外交家，且是中國特色的一流外交家。

李鴻章的外交策略大體上可以分為三種：一、以理為據，據理力爭；二、依力依情，區別對待；三、以夷制夷，適度賴皮。

梁啟超說：“李鴻章之負重望於外國也以外交，李鴻章之負重謗於中國也亦以外交。要之，李鴻章之生涯，半屬外交之生涯也。欲斷定其功罪，不可不以外交為最大之公案。”

李鴻章在外交上展露頭角是辦理天津教案。

1870年5月，天津發生教案，聽聞天主教堂迷拐幼孩做藥，激憤的民眾包圍教堂、毆斃法國領事豐大業，殺死外國傳教士、商人共二十人，並燒燬領事館、洋行及教堂多處，致使法、英、美、俄、德等國陳艦大沽口外，政府面臨戰爭危機。

辦理交涉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想定天津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死罪，算是對諸國回覆。清廷不同意，命其赴法道歉。然後派直隸總督曾國藩去處理教案。

曾國藩認為殺了二十個洋人，如果不交出足夠數量的人頭，解決不了這事，他擬定的處理方案包括：

將張光藻、劉傑革職發配；處死鬧事兇犯20名，充軍流放29名；賠償及撫卹法人白銀49萬餘兩。

曾國藩抱病赴津，想以誠感動洋人，結果把華人動感了——朝野一片責罵。

1870年8月，清廷派李鴻章接替曾國藩辦理善後。其實，曾國藩赴津時，李鴻章曾給老師出主意：“與洋人交，略參用痞子手段”，卻遭到了曾國藩的呵責。現在紳士黯然退場，痞子昂然上場，如何？

李鴻章到天津，死刑犯談到16名，雞毛，你們也不認識誰誰誰，不就是給你們湊個數嗎？把本該處死的一些囚犯充值進去，殺。外華人滿意了，華人也偷著樂，這事就過了。

對於曾國藩和法方談判中涉及人身賠償的20餘萬兩，李鴻章主張按照國際公法，既已抵命，就不再賠償，他提醒政府：“惟萬國通行事例，既準抵命，即不再給口銀，即中國各省歷辦成案，從無抵償外另給口銀者。”當俄國領事提出將田二等四人抵償被殺俄華人命時，李鴻章向政府提出：“原奏本系誤傷俄人……或可原情求減，仰懇網開一面。”經過交涉，最後為四人脫去了死罪。對於在洋人的脅迫下不得不處理的地方官，“憐其因公致罪”，也盡力予以關照。

天津教案之後，鴻章身價大增。

李鴻章的外交手段引發歐洲人關注的，始自中法戰爭。

中法戰爭的起因是越南問題。

越南本是中國的藩國。1874年3月，法國強迫越南簽訂《越法和平同盟條約》控制了越南南部，1882年4月又出兵佔領河內。1882年11月，李鴻章與法國駐華公使寶海在天津談判。寶海主張“將中國屬邦置之勿論”，李鴻章強烈反對，但鑑於國力，李鴻章還是作了讓步，雙方簽訂《李寶協議》，法國獲得對越南北圻南部的控制權。

1883年法國政壇變動，要求中國放棄對越南的宗主權，李鴻章斷然拒絕：“越久為中國屬邦，貴國斷難強中國不認。”8月，法國強迫越南簽訂《順化條約》，並再次要求李鴻章放棄越南。李鴻章在對法國攻佔順化表示強烈不滿的同時，再次表示決不放棄。

1883年12月，中法戰爭爆發前，英國公使巴夏禮建議中國暫時退兵以保和局。李鴻章答：“法國欺人太甚，我若退兵，豈不丟臉！”

李鴻章之所以強硬，是認為當時越南還處於亂勢，黑旗軍還在，法國尚存顧忌，倉促撤兵反而露怯，不如待彼氣衰餉耗，再依勢而為。他希望朝廷“增軍繕備，內外上下，力肩危局，以濟艱難。”

後來隨著戰事發展，“桂、滇各軍潰退，越事已無可為”，李鴻章在朝廷授意下，於1884年5月與法國簽訂《中法會議簡明條款》，承認法國對越南的全部控制權。

1884年8月，法艦進攻臺灣，挑起第二階段的中法戰爭。

8月26日，清政府對法宣戰。

對法國的變本加厲，李鴻章異常憤慨，對前來調停的美國公使楊越翰表示，法國行為與野蠻海盜無異，並表示：天津簡明條約，中國已讓到不能再讓，法國已佔盡便宜，卻依然不知足，還想要索要鉅額戰費，真不要臉！今我惟有與之用兵，一分不給。我們內地現在也沒了盜賊了，海防佈置亦密……我在外省督兵多年，所部曉帥宿將欲與法死戰者頗多……望貴國外部通知法國，告訴那個孤拔，如果再攻我其它口岸，務當格外小心，別沒處買後悔藥哈。

外交同時，李鴻章還積極與駐外使臣、前線官員密切聯絡，出謀劃策，籌措備戰。

正在中國積極抗法之時，小日本乘勢在高麗發動“甲申事變”，清廷只好將派赴援臺的“超勇”、“揚威”二艦調回北洋應急，本就戰事吃緊的臺海前線，希望渺茫。

南北同時告警，動搖了清政府和李鴻章的信心，中法再次議和。不過這次議和的主角不是李鴻章而是總稅務司赫德。

1885年3月，清軍取得鎮南關大捷和臨洮大捷，赫德乘勝與法國達成了《停戰條件》，慈禧表示同意。

李鴻章贊同慈禧的見好即收，但對慈禧讓赫德主持議和不滿。當張之洞希望李鴻章在正式談判中力爭時，李鴻章慨嘆，款議始終由北京方面主持，專倚赫德。雖給我全權，不過奉命簽字，每欲添減字局，法方堅稱兩國已經商定，一語不可動移，若刪改，仍非赫德轉電外部不可。一句話，“非鴻章等所能為力也”。

1885年6月，李鴻章與法國駐華公使巴德諾在天津簽訂與原先的《中法會議簡明條款》大體相同的《中法會訂越南條約十款》。

李鴻章一生辦理的外交太多，不再一一展述。

對於李鴻章之外交，梁啟超如是評價：“鴻章之外交術……在中國可稱一流，置諸世界則瞠乎後矣。當日列國之大外交家，無不以手段狡獪而得名，鴻章誠不如也，誠“小外交家”也。”

至於各位心中，李鴻章是不是外交家，就看你了。反正挫子裡面挑將軍，整個晚清就他了，那些罵他的人，可以穿越過去試試。

李鴻章自然算是外交家。

本文將就李鴻章的事蹟做簡要分析，當然，咱們先來看看李鴻章在外交一事上的理念。

李鴻章有一首《臨終詩》，摘錄如下：

勞勞車馬未離鞍，臨事方知一死難。

三百年來傷國步，八千里外弔民殘。

秋風寶劍孤臣淚，落日旌旗大將壇。

海外塵氛猶未息，諸君莫作等閒看。

《臨終詩》是否確為李鴻章所作，在有些學者看來是有爭議的，但無論是否借名而作，李鴻章一生作為，總算還有人能夠理解。

在名人當中，梁啟超對李鴻章境遇同情尤甚，他說“若以中國之失政而盡歸於李鴻章一人，李鴻章一人不足惜，而彼執政誤國之樞臣，反得有所諉以辭斧鉞，而我四萬萬人放棄國民之責任者，亦且不復自知其罪也。……念中國之前途，不禁毛髮慄起，而未知其所終極也。”

李鴻章鎮壓起義那些事兒，咱們就略過不提，單看看他在晚清自強上的求索和外交上的事蹟。

李鴻章是晚清洋務派在地方上的代表，他在任直隸總督後，因視野的開闊，對各國的發展歷程進行了詳細的探析，得出一個結論：富強相因。他認為，“必先富而後能強”，於是他開始用手中權力大肆求富，不要誤會，他是在所轄之地大肆建廠謀求發展，這一招，對中國控民用企業，如礦業、鐵路、紡織、電信等，均有極大的促進作用。洋務運動雖然是物質層面上的改革，但對晚清，實在了軍事實力上的提升。

李鴻章在外交上的理念，便是儘可能多地爭取和平的時間，為晚清的自強建設記得更多的發展時間，他認為“外須和戎，內須變法”，也因此，在進行外交交涉時，難免委曲求全，因而，李鴻章是列強迫晚清簽訂不平等條約最喜歡的談判物件。

李鴻章一生簽訂條約達三十多個，中英《煙臺條約》、中法《會議簡明條款》、中日《天津條約》、《中法新約》、中日《馬關條約》、《中日遼南條約》、中德《膠澳租借條約》、中德《膠澳租借條約》、《中俄密約》、中英《展拓香港界址條約》、八國聯軍《辛丑條約》等等。

在外交上，李鴻章簽訂條約難數，可畢竟不是他當家，但被頂到明面上，難免為數百年沉痾受過。李鴻章一生，頗以其外交手段自負，可惜後面隊友不給力，沒有實現變法圖強，反而進一步耗費國力，也就讓他的謀算耗到了空處。

李鴻章別的條約不管，卻將《馬關條約》視為奇恥大辱。他在赴日本議和之前，已經得到清廷授權可全權處理割地賠款，但李鴻章仍竭盡全力地爭取權益。條約簽訂後，李鴻章發誓“終身不履日地”。

1897年，李鴻章訪美歸來，經日本橫濱需換乘輪船，因擺渡的是日本船，遂在兩輪之間架一木板，其人以七十多歲高齡就在風中慢慢地挪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