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末年，“太平盛世”的局面滋長了晚年康熙的政寬事省思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成為他在這一時期處理朝政的基本原則。受此影響，朝野上下，虛詐、迎合、粉飾、浮誇等腐敗之風嚴重氾濫。尤其值得重視的背景是，雍正是在激烈的爭鬥中登上皇位的，皇族內已經失敗了的勢力還在活動，曾經支援過雍正的權貴重臣也慢慢地居功驕擅起來，這些都威脅著他作為皇帝的最高權力。
因此，為了鞏固皇權，雍正不得不對威脅自己的皇兄弟進行嚴厲的打擊，對居功擅權的重臣給予堅決的懲治。其中，對擅權重臣的處治當以年羹堯最為典型。
一、年羹堯其人
年羹堯（1679～1726），字亮工，號雙峰，漢軍鑲黃旗人，清代康熙年間進士出身。
歷任四川、廣東鄉試官，內閣學士，四川巡撫、總督，平西將軍，康熙六十年升任川陝總督。年羹堯早年是為雍正“多年效力”的“藩邸舊人”。任四川巡撫時，年羹堯寫信說：“今日之不負皇上（康熙），即他日之不負王爺（雍正）”，早就向雍正表過忠心。
自康熙以來，西北邊事不斷，屢剿難平，是清王朝的一塊心病。
誰執掌西北軍務，自然成為朝廷重臣。年羹堯原為雍正親信，且文武兼具。被授予軍權後，運籌帷幄，馳騁疆場，曾配合各軍平定西藏、青海亂事，立下赫赫戰功。班師回朝時，雍正親自相迎，擢升為撫遠大將軍，並加封為太保、一等公。
平亂之後，年羹堯不僅兵權得到了鞏固，而且進一步參與朝中事務。
雍正在給年羹堯的硃諭中讓他考察各地年景、吏治民生得失、舉國上下大小官員優劣等事情。這些本是朝中宰輔的職責，雍正卻讓年羹堯做，信任程度可見一斑。在雍正推行新政的過程中，山西巡撫諾岷提出了“耗羨歸公”的想法。雍正大加讚賞，遂交廷臣討論，但異議甚多。
雍正左右為難，猶豫不定，便徵求年羹堯的意見：“此事朕不洞徹，難定是非，和你商量，你意如何？”可見，雍正甚至在朝政治理方面，也十分看重年羹堯的意見。
二、雍正為什麼要處治年羹堯
雍正三年十二月，年羹堯被削官奪爵，定大罪九十二條，賜自盡。
年羹堯之死，應該說是咎由自取。他自恃功高，妄自尊大，擅作威福，驕橫僭越，絲毫不知自我限制。尤其因權高位尊、皇帝信任而忘乎所以，不守臣道，貪婪貪贓，植黨營私。“公行不法，全無忌憚”。終為國法所不容，終為雍正所廢棄。
雍正後來曾有硃批：“大凡才不可恃，年羹堯乃一榜樣，終罹殺身之禍”。
“年羹堯深負朕恩，擅作威福，開賄賂之門，因種種敗露，不得己執法，以為人臣負恩罔上者誡。”也正如《清史稿》所書：“年羹堯憑藉權勢，無復顧忌，罔作威福，即於覆滅，古聖所誡”。歸納起來，年羹堯主要犯下了以下三個方面的罪過：
（一）妄自尊大，不守臣道。
年羹堯平定西北邊事後，權勢雖然顯赫，但這也完全不能與清初統兵的諸王相提並論。年羹堯竟然要與前任大將軍王皇十四子胤禵相比擬，甚至還想超越胤禵的地位。年羹堯身為大將軍，與各省督撫往來文書應當用諮文形式，以示平等。但他視同等官位的官員為自已的下屬，給將軍、督撫的函件使用令諭。
年羹堯進京陛見時，都統範時捷、直隸總督李維鈞都得跪著迎接。郊迎的王公以下官員跪接，年羹堯安坐而過，看都不看一眼。王公下馬問候他，他也只點點頭。雍正看見年羹堯隨從的武將和士卒穿著沉重的甲冑，便叫他們脫下來，竟沒有一個人敢脫。等到雍正告訴年羹堯，可以脫下甲冑，年羹堯下令，將士們才敢卸下鎧甲。
雍正二年冬，年羹堯由京返陝路過保定，“戴翎子數人轎前擺隊，行館前後左右斷絕人行”，威風張揚。官員們送禮給年羹堯的稱為“恭進”，年羹堯給人東西叫做“賜”，接受者要北向叩首謝恩，接見新屬員叫“引見”。年羹堯吃飯稱“用膳”，請客叫“排宴”。
這一切在封建王朝中，已屬大逆不道。
在雍正面前，年羹堯也一樣狂縱悖逆。年羹堯曾選編了一本《陸宜公奏議》，進呈後，雍正說要給它寫一篇序言。尚未寫出，年羹堯竟草出一篇，要雍正認可。當時的君臣二人關係融洽無間，雍正表示讚賞他這樣做，以示雙方真誠相待，但這其實已越出了君臣關係的正常限度。
年羹堯陛見，在雍正面前“箕坐無人臣禮”。他的諸多恃寵驕縱，“實為近世所無”。年羹堯之不守臣道，走的是取禍之道。
（二）任人唯親，植黨營私。
年羹堯任川陝總督時，使用屬員全憑自已的喜好。山西按察使蔣洞有著這樣一段具體而翔實的記敘：“為川陝督臣，恣憑胸臆，橫作威福，每遇文武員缺，無論大小，必擇其私人始行請補。
或一疏而題補數人，甚至或至數十人，吏、兵兩部幾同虛設。更可駭者，巡撫提鎮布按大吏皆皇上所特簡者也，而年羹堯必欲擠排異己，遍樹私人，未有缺之，先外間己傳聞某人為巡撫提鎮布按矣，聞者亦疑信將半，未幾而其缺果出矣，未幾而其人果得矣。”
及至年羹堯擢升大將軍，常以軍功保舉官員，濫用私人。
吏部看是年羹堯的舉薦，也格外重視，另立一類，稱之為“年選”。年羹堯甚至不顧清律的規定，為其僕人桑成鼎以軍功求職，桑成鼎先任西安知府，後任直隸道員。受此非法優遇的還有年羹堯的家人魏之耀、劉以堂等。
年羹堯保舉官員時，大多營私納賄。如被年羹堯奏參過的葛繼孔，透過兩次打點，送銅器、瓷器、玉器、字畫等物，年羹堯因而答應對其“留心照看”。
因被年羹堯密奏而罷官的趙之垣，送了價值十萬兩銀子的珠寶之後，年羹堯轉而保舉其可以起用。借雍正二年進京之機，年羹堯特地將趙之垣帶到北京，“再四懇求引見”，力保其人可用。
這樣，年羹堯逐漸形成了以自己為中心的朋黨集團。該朋黨集團還有王景灝、胡期恆、金啟勳、王篙、劉世奇、黃起憲等數十人，這些人不一定都是年羹堯的死黨，但都與他休慼相關，榮辱與共。
這個集團的形成，嚴重地影響了朝廷政令的實施。雍正登位前親身參與過爭位鬥爭，深識朋黨之害，故而登基後嚴禁黨爭。而年羹堯卻大肆營私結黨，危害政治清明。痛恨朋黨的雍正，起初在年羹堯屢立戰功時，還能夠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而到後來越發不能容忍。
（三）爭權奪利，多行不義。
雍正即位後，隨著年羹堯的權勢愈來愈重，其橫行不法、貪黷侵蝕的事情也隨之越來越多。如平定青海後，年羹堯在軍餉上大作手腳，不據實奏報，專權處置。後經統計，年羹堯貪黷侵蝕的錢糧總計達數百萬兩之多，使戰時的國庫一度吃緊。
因權力之爭，年羹堯常與其他重臣發生衝突。
在雍正的竭力撮合下，年羹堯與隆科多勉強相安無事。胤祥既是雍正最親近的同胞兄弟，同時又是總理大臣，處理著朝中很多重要政務，在雍正心中的地位是任何人都無法企及的。而就是對這樣的重臣，年羹堯也時有妒意，沒有放棄攻擊。他對直隸總督李維鈞說：“怡親王第宅外觀宏廣，而內中卻草率不堪，虛情假意，他的志向由此可見。
”
對朝廷的官員，年羹堯蠻橫無理，以所謂的“軍前效力和學習理事”名義，扣留了許多中央或外省官員的子弟在其幕中。這些人中，有些是出於自願，大多數則屬被逼無奈。川北鎮總兵王允吉退職後，年羹堯強令其送一子“來我軍前效力，受我未了之恩”。名為效力，實為人質，以迫使這些官員依附於自己。
更有甚者，年羹堯的屬下也有恃無恐，輕視百官。一次，年羹堯路過河南懷慶府，懷慶府官員身穿官服跪著向年的捕官回話，這位捕官竟安然接受。年羹堯的家人魏之耀，穿著朝服與布政使、提督、總兵等大吏同坐。魏之耀進京，文官得道旁作躬，武官得跪在道旁行禮，魏之耀乘轎而過，全不答理。
年羹堯與朝中大臣李紱、蔡珽不和日久，十分孤立。李紱任吏部右侍郎時，正趕上議敘造營房一事，其中就有年羹堯的兒子年富。吏部中趨炎附勢之人提出按軍前效力從優議敘，而李紱認為違例，堅決不同意。年羹堯大怒並“痛詆九卿，切責吏部”。此外，年羹堯還多次中傷河南巡撫田文鏡等人。
三、雍正是如何處治年羹堯的
雍正做事從不墨守陳規，他常常告誡子臣：“不可行則變，因時而定，因人而定，因事而定”。這也同樣成為雍正駕馭權臣的基本方略。正因為如此，儘管年羹堯備受恩寵，但在其多行不義之後，也照樣受到了嚴厲處治。
對年羹堯的處治，雍正是分步進行的，基本做法是“欲擒故縱，先縱後懲”。先給年羹堯以無上的榮恩，使其職位一升再升，權力達到人臣頂峰，從而使年羹堯得志猖狂，露出把柄，以達“師出有名”而徹底剷除的目的。雍正二年冬，年羹堯從陝到京，雍正若無其事而又熱情地召見，並且稱讚他“公忠體國，不矜不伐”。
“內外臣工當以為法，朕實嘉重之至”。然而，剛過了僅僅一個多月，雍正的態度就發生了逆轉。
首先，表示不滿。雍正親口對大臣們說：“年羹堯保舉人有誤，他保舉的廣西布政使劉廷琛，現已被罷免”。而針對當時京城盛傳“皇帝多是聽從於年羹堯”的謠言，雍正則駁斥道：“夫朕豈幼衝之君，必待年羹堯為之指點？”“年羹堯之才為大將軍、總督則有餘，安能具天子之聰明才智乎？”
雍正向直隸總督李維鈞透露：“近者年羹堯奏對事，朕甚疑其不純，有些弄巧攬權之景況”。
“朕今既少疑年羹堯，明示卿朕意，卿知道了，當遠些，不必令覺，漸慚遠之好”。他告訴李維鈞：“年羹堯居心不純，你同他的密切關係是奉旨形成的，不必害怕驚慌，但要與年逐漸疏遠。”
雍正對湖廣總督楊宗仁說：“年羹堯何如人也？據爾所知，據實奏聞。
‘純’一字可許之首？否耶？密之。” 他同時告誡四川巡撫王景灝：“你雖是被年推薦的，但也不要依附於他，必須清楚，朕並不是年羹堯所能左右的皇帝。”
安徽巡撫李成龍與年羹堯有通家之誼，雍正也暗示他：“近日年羹堯擅作威福，逆奸納賄，朕甚惡之。
”雍正又告訴署涼州總兵宋可進：“年羹堯不喜爾，爾須加意防範，勿露破綻，被伊指摘。”
如此等等，得到雍正知照的官員很多，意思都是一樣的，就是要疏遠年羹堯。有人看出了雍正的心思，建議趁年羹堯在京，不要放回陝西，以免放虎歸山，把他留在京城控制起來。
但雍正認為當時條件還不太成熟，於是就把年羹堯放回了陝西軍營。
其次，公開指責。雍正作好了向年羹堯公開問罪的準備，並蓄勢待發。年羹堯本人也有所警覺，在離京後給雍正的奏摺中，誠惶誠恐地說道：“奔走御座之前三十餘日，毫無裨益於高深，只自增其謬。
近己擬心，惶汗交集。”一副大禍臨頭之相。
雍正並沒有因此而心慈手軟，在給年羹堯的回奏上寫了一段寓意深刻而又相當嚴肅的話：“凡人臣圖功易，成功難；成功易，守功難；守功易，終功難。為君者施恩易，當恩難；當恩易，保恩難；保恩易，全恩難。若倚功造過，必至返恩為仇，此從來人情常有者。
爾等功臣，一賴人主防微杜漸，不令至於危地；二在爾等相時見機，不肯蹈其險轍；三須大小臣工避嫌遠疑，不送爾等至於絕路。三者缺一不可，而其樞要在爾功臣自招感也。我君臣期勉之，慎之。”一直習慣於嘉獎、親暱言詞的年羹堯，碰到了雍正的一顆“硬釘子”。
雍正打擊年羹堯的主要原因本來就是年羹堯的恃功自傲、越職言事，可當年羹堯離京後，朝臣揆會還不識時務在朝中公然吹捧年羹堯“立下如此奇功，皇上也不好不聽從於他”。
雍正得知後大怒，對揆會嚴加懲處，關押監禁。雍正把此事通知年羹堯，並接二連三地駁回其奏請，保護被其彈劾的官員。回陝後，年羹堯指使剛升任甘肅巡撫的胡期恆上奏彈劾陝西驛道金南瑛，金南瑛雖在年羹堯的勢力範圍內任職，但卻是由大學士朱軾、怡親王胤祥保薦的。
雍正說年羹堯彈劾金南瑛乃朋黨做法，一口予以回絕，命金南瑛留任。
也就在這個時候，四川巡撫蔡珽被年羹堯參奏，後經刑部審議，認定應判斬刑。雍正知道後，立即召見蔡珽，詢問蔡珽四川的情形。蔡珽藉機加以辯解，說年羹堯貪暴，自己是被誣陷的。雍正不但沒有治蔡珽的罪，反而為其開脫：“蔡珽是年羹堯參劾的，如果將蔡治罪，人們又會謠傳皇帝是聽從了年羹堯的話而殺蔡珽的，這就讓年羹堯操持了朝廷的威福之柄，因此不能殺蔡珽”。
隨後，雍正起用蔡珽，任左都御史。雍正接著下旨責備年羹堯，說他沒有治理好青海的蒙古部落，致使部落窮困流離，並告之不能處理好此事，“朕必重治爾罪”。
雍正三年二月，出現了所謂“日月合璧、五星聯珠”的祥瑞嘉兆，舉朝內外官員都上書向雍正表示祝賀。
年羹堯也上表頌揚雍正朝乾夕惕、勵精圖治，就是說皇上終日勤勉治國，謹慎為民。但年羹堯卻把“朝乾夕惕”寫成了“夕惕朝乾”，而且字跡潦草。雍正以此為題，傳旨年羹堯，說他別有用心，“不欲以‘朝乾夕惕’四字歸之於朕耳”。“年羹堯青海之功，朕亦在許與不許之間未定也。
”雍正認為，從這件事可以看出“年羹堯自恃己功，顯露其不敬之意，其謬誤之處斷非無心”。
再次，調離川陝。為了不使年羹堯在任上作亂，雍正採取的方法是先去其羽翼，全面更換川陝官員。甘肅巡撫胡期恆被撤職，由嶽鍾琪兼任。調署四川提督納秦回京，派鑾儀使趙坤前往接任。
同時，雍正還秘密調查年羹堯的屬吏和故人，“年羹堯之逆黨私人，即一員亦不可故容！”雍正要河南省河北鎮總兵紀成斌就年羹堯是什麼樣的人表態，紀成斌為此考慮了兩個多月。他意識到了雍正的意圖，上奏稱年羹堯是個背恩負國之人。即使如此，雍正仍不滿意。紀成斌又惶恐地回奏過去受到了年羹堯的壓制等情況，才獲諒解。
雍正三年四月十二日，雍正下詔命年羹堯交出大將軍印，調任浙江杭州將軍。雍正在年羹堯謝恩的摺子上寫道：“朕聞得早有諺言云，‘帝出三江口，嘉湖作戰場’之語。朕今用你此任，況你亦奏過浙省之論，朕想你若自稱帝號，乃天定數也，朕亦難挽；若你自不肯為，有你統朕此數千兵，你斷不容三江口令人稱帝也。
此二語不知你曾聞得否？再你明白回奏二本，朕覽之實實心寒之極，看此光景，你並不知感悔。上蒼在上，朕若負你，天誅地滅，你若負朕，不知上蒼如何發落你也。”
在這種情形下，年羹堯仍然心存幻想，指使西安府咸寧縣令朱炯收買鼓動軍民，請求為其保留川陝總督之職。
赴杭州途中，年羹堯在江蘇儀徵停留，繼續試探雍正的態度。上奏稱：“臣不敢久居陝西，亦不敢遽赴浙江，今於儀徵水陸交通之處候旨。”雍正接到奏摺後，怒斥年羹堯“逗留中途，曠廢職守，遷延觀望，不知何心”。
事實上，年羹堯的調令一出，雍正即命江蘇、浙江等省官員“留心觀其舉動，勿稍為所誑惑”。
年羹堯在一路上受到了嚴密的監視。當時朝中的許多大臣怕年羹堯擁兵造反，勸雍正要從緩。而雍正認為自己非常瞭解年羹堯，知道他沒有造反的膽識和能力。事實證明，雍正的判斷非常準確，洞察力極強。年羹堯在川陝十幾年，雖有許多親信，手中又握有重兵，但雍正的一道旨意就將其調離了。
當然，這也說明此時的雍正政權穩固，有著強大的實力作為後盾。
最後，收集罪名。年羹堯失勢後，揭發奏報如雪片一樣。直隸總督李維鈞連奏三本，痛斥年羹堯“挾威勢而作威福，招權納賄，排異黨同，冒濫軍功，侵吞國帑，殺戮無辜，殘害良民。”署山西巡撫伊都立、都統範時捷、軍前翰林院學士懷親、前川北鎮總兵王允吉、原兵部主事錢元昌、副都統董玉祥等先後上奏年羹堯的不法罪行。
雍正把他們的奏疏逐次發示年羹堯，並令其看後明白回奏，在心理上徹底摧垮了年羹堯。
雍正同時傳旨，警告年羹堯的黨羽“若仍念舊情，負國恩而感私惠，唯務隱密巧詐，發覺之後，決以逆黨從重正法。”年羹堯的兒子大理寺少卿年富、副都統年興、驍騎校年逾，一律被削籍奪官。
南贛總兵黃起憲，因與年羹堯家人魏之耀聯姻被革職。四川按察使劉世奇被革職，罰修河南堤工。原任長蘆鹽運使宋師曾被逮捕，抄沒家產。受年羹堯的牽連被懲治的，還有魏之耀、桑成鼎、胡期恆、金啟勳等人。查直隸總督李維鈞因“陽順陰違”藏匿年羹堯之財物，又將家中所有魏之耀書信自行藏匿等罪被革職。
寧夏總兵王嵩、興安鎮總兵武正安等都因年黨之罪被革職，發往邊外，種地贖罪。
在時機完全成熟後，雍正徵詢各地方大員對年羹堯的處置意見。廣西巡撫李紱斥責年羹堯陰謀叵測，狂妄多端，大逆不道，法難寬免，要求將其誅戮。河南巡撫田文鏡在回奏中指責年羹堯種種悖逆，馨竹難書，並且貪得無厭，唯利是圖，最後說“如此欺君罔上，不忠不法之臣，人人得而誅之。
”各省總督、巡撫的回奏幾乎異口同聲，都一致要求將年羹堯明正典刑，以彰國法。
雍正以俯從群臣的請求為名，於雍正三年九月下令逮捕年羹堯。十一月，年羹堯被押解至京。十二月，議政大臣們逐一列舉了年羹堯的九十二條大罪，請求雍正將其立正典刑。這九十二條罪狀中有：大逆之罪五；欺罔罪九；僭越罪十六；狂悖罪十三；專擅罪六；貪婪和侵蝕罪分別是十八和十五；忌刻罪四。
身陷囹圄的年羹堯，自知罪孽深重，給雍正上書說：“臣今日一萬分知道自己的罪了。若是主子天恩，憐臣侮罪，求主子饒了臣。臣年紀不老，留作犬馬自效，慢慢地給主子效力。”他稱雍正為“主子”，仍是沿用雍正為親王時在藩邸的舊稱。他請留作犬馬自效，尚希雍正念其青海之功免其一死。
但此時的雍正，處治年羹堯決心已定，傳諭道：“青海用兵以來，爾殘殺無辜，顛倒軍政，朕尚未令入廷。即就廷議九十二款，爾應服極刑，及立斬者三十餘條。朕覽之不禁墮淚。朕統御萬方，必賞罰公明，方足為治。爾悖逆不臣至此，若枉法曲宥，何以彰憲典而服人心。
今寬爾死，令爾自裁，又赦爾父兄子孫伯叔等死罪。爾非草木，亦當感涕也。”
雍正在給年羹堯最後的諭旨中說：“朕以爾實心為國，斷不欺罔，故盡去嫌疑，一心任用。爾作威福，植黨營私，如此辜恩負德，於心忍為乎？”“爾亦系讀書之人，歷觀史書所載，曾有悖逆不法如爾之甚者乎？自古不法之臣有之，然當未敗露之先，尚皆假飾勉強，偽守臣節。
如爾之公行不法，全無忌憚，古來曾有其人乎？”“爾自盡後，稍有含怨之意，則佛書所謂永墮地獄者，雖萬劫亦不能消汝罪孽也。”
年羹堯接到雍正的自裁令，都不敢相信自已的眼睛，遲遲不肯動手。他還以為雍正會下旨赦免他，可一直都沒有訊息。在老對手、時任左都御史兼監刑官蔡珽的嚴加催促下，年羹堯最終絕望地自縊。
就當時的情形來看，雍正對年羹堯的家人還是從寬處理的，沒有誅滅九族。其父年遐齡、其兄年希堯被革職。除其子年富斬立決外，其餘十五歲以上之子發遣廣西、雲南、貴州極邊煙瘴之地充軍，嫡親子孫將來長至十五歲者，皆次第照例發遣，永不赦回，也不許為官。
年妻因系宗室之女，發還母家。年羹堯父兄族中現任、侯補文武官員者，俱被革職。年羹堯及其子所有家產都被抄沒入官。案內朋黨分別據其罪情，皆處以不同的刑罰。
四、應該怎樣評價雍正處治年羹堯
雍正處治年羹堯，兩百多年來人們看法不一。
我個人認為，雍正的這一做法是必要的、正確的。雍正即位後，一心想大清興旺，勵精圖治，打擊朋黨，整頓吏治，推行新政，而年羹堯身為權臣寵臣，其所作所為卻與此相違背，雍正最終不可能見容於他。雍正處死年羹堯，是他整肅吏治，懲辦貪腐，加強皇權措施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從年羹堯的九十二條罪行中可以看出，應處極刑及立斬的就有三十多條。年羹堯大逆、僭越、專擅等罪行，嚴重侵犯了封建法制，侵奪了皇帝威權，影響了中央集權的鞏固，促使雍正感到不殺不足以鞏固皇權。即使是以其貪贖、侵蝕、殘忍等罪而言，年羹堯也是一個特大的貪贓枉法、魚肉百姓、濫殺無辜之徒。
年羹堯的罪行，不論在哪個時代都是必須處死的。
儘管雍正在處治年羹堯時曾申明，“非為其權重權大疑懼而處治也”。但在封建王朝中卻是最重君臣名分的，“功高蓋主”、“越職言事”歷來為臣子之大忌。年羹堯權重勢大，卻不守本分，干預朝政，攘奪朝臣權力，濫用朝廷名器，招致上上下下的不滿是必然的。
雍正主張皇帝一人治天下，而年羹堯權重而不自謹，使皇帝的權威受到了挑戰。如果雍正不處治年羹堯，就會落得受人支配的名聲，甚至是傀儡的惡名，所以雍正絕不能容忍的就是年羹堯的不守臣節。
有人說，雍正下決心處治年羹堯，與歷史上所謂的改詔篡位有關係。
我認為，這是失之偏頗的。雍正與年羹堯的鬥爭，究其實質是皇權與臣權的鬥爭，是皇帝的中央集權與地方或大臣的分權、擅權的鬥爭。雍正透過處治年羹堯，進一步加強了他本人作為惟一的主宰朝綱、君臨天下的皇帝威權。這無論對進一步推行新政，整頓官場風氣，澄清吏治，改革政制，還是對進一步鞏固統一的多民族國家，都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具有歷史進步意義的。
雍正對年羹堯的處治也顯示了卓越的政治智慧和過人的策略膽識。一般來說，在政局有可能發生意外的情況下，處治政敵的策略大致有兩種：一種是直接屠戮，以削弱瓦解對方的力量。但這要有一個尺度，就是要不致因此而激發事端為限；另一種就是採取緩兵之計，使對方被漸漸地吞噬而消亡。
但這也要有把握，要以在此過程中能絕對地控制住對方為前提。雍正處治年羹堯採取的是後一種策略，而且大獲全勝。
雍正繼位之初，政權並未穩固，情況十分複雜。鑑於年羹堯在繼位鬥爭中確有傳詔之功，雍正給予其正常情況下臣子不應有的權力。當然，為了能夠控制住年羹堯，雍正始終把握著一定的限度。
最明顯的就是，儘管年羹堯身為大將軍，位尊權重，加上雍正的默許，干預了很多朝中政務。但是，雍正始終沒有讓年羹堯在朝中擔任任何職務。這樣一來，年羹堯只能假手於人，不能夠為所欲為。
雍正希望革新康熙晚年的弊政，在政治上開創一個嶄新的局面。
但積弊太多，太久，該從哪裡入手呢？他選擇了一個最關鍵也是最根本的方面——吏治。“國家首重吏治”，“吏治不清，民何由安？”雍正之所以如此重視吏治，是由於他認為：“治天下唯以用人為本，其餘皆枝節事耳”。“凡立法行政，孰可歷久無弊，從來有治人無治法。
”若不得其人，“即使有堯舜之仁，皆苛政”。雍正反覆要求各省督撫：“爾等封疆大吏，但以秉公察吏為主”，就是要把整頓吏治放在首位。為此，雍正嚴詞訓飭督撫提鎮以下官吏，要他們“共勵官箴，交相儆惕”，否則，“國有常憲，罰必隨之”。
自古以來，歷代帝王都十分注意理財，認為理財最關乎國計民生，只要倉廩充實，百姓各樂其業，國家自然會太平無事。
但雍正對此卻有著不同的看法。有一次，他對諸王大臣們說：“從古以來，帝王治理天下，都說理財、用人兩件事最重要，但是朕認為用人的重要性，更在理財之上。如果能夠做到用人得當，還擔心財政整不好嗎？其他政事辦不好嗎？”他在署理江蘇巡撫尹繼善的奏摺上批寫說：“朕的責任，不過是提拔任用你們這樣的幾個總督巡撫。
”整頓吏治，是雍正政治業績的一大體現。
關於對清朝康雍乾三帝加強皇權該作如何評價，學術界有著不同的看法。但是，我認為有一點是應當肯定的。這就是，康雍乾三帝總結了中國曆代特別是明代覆亡的教訓，懂得治理好國家除了必須全國政令一統於君主，推行勤政務實的政風外，皇帝還必須親自了解下情。
像康雍乾三帝這樣重視對地方下情的瞭解，在歷代帝王中可以說是僅見的。這種政風大大減少了治政中的失誤，避免了可能產生的社會矛盾和動亂，有利於多民族國家的進一步鞏固和發展，由此出現了中國歷史上為時最長的太平安定時期——“康乾盛世”。
康熙末年，“太平盛世”的局面滋長了晚年康熙的政寬事省思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成為他在這一時期處理朝政的基本原則。受此影響，朝野上下，虛詐、迎合、粉飾、浮誇等腐敗之風嚴重氾濫。尤其值得重視的背景是，雍正是在激烈的爭鬥中登上皇位的，皇族內已經失敗了的勢力還在活動，曾經支援過雍正的權貴重臣也慢慢地居功驕擅起來，這些都威脅著他作為皇帝的最高權力。
因此，為了鞏固皇權，雍正不得不對威脅自己的皇兄弟進行嚴厲的打擊，對居功擅權的重臣給予堅決的懲治。其中，對擅權重臣的處治當以年羹堯最為典型。
一、年羹堯其人
年羹堯（1679～1726），字亮工，號雙峰，漢軍鑲黃旗人，清代康熙年間進士出身。
歷任四川、廣東鄉試官，內閣學士，四川巡撫、總督，平西將軍，康熙六十年升任川陝總督。年羹堯早年是為雍正“多年效力”的“藩邸舊人”。任四川巡撫時，年羹堯寫信說：“今日之不負皇上（康熙），即他日之不負王爺（雍正）”，早就向雍正表過忠心。
自康熙以來，西北邊事不斷，屢剿難平，是清王朝的一塊心病。
誰執掌西北軍務，自然成為朝廷重臣。年羹堯原為雍正親信，且文武兼具。被授予軍權後，運籌帷幄，馳騁疆場，曾配合各軍平定西藏、青海亂事，立下赫赫戰功。班師回朝時，雍正親自相迎，擢升為撫遠大將軍，並加封為太保、一等公。
平亂之後，年羹堯不僅兵權得到了鞏固，而且進一步參與朝中事務。
雍正在給年羹堯的硃諭中讓他考察各地年景、吏治民生得失、舉國上下大小官員優劣等事情。這些本是朝中宰輔的職責，雍正卻讓年羹堯做，信任程度可見一斑。在雍正推行新政的過程中，山西巡撫諾岷提出了“耗羨歸公”的想法。雍正大加讚賞，遂交廷臣討論，但異議甚多。
雍正左右為難，猶豫不定，便徵求年羹堯的意見：“此事朕不洞徹，難定是非，和你商量，你意如何？”可見，雍正甚至在朝政治理方面，也十分看重年羹堯的意見。
二、雍正為什麼要處治年羹堯
雍正三年十二月，年羹堯被削官奪爵，定大罪九十二條，賜自盡。
年羹堯之死，應該說是咎由自取。他自恃功高，妄自尊大，擅作威福，驕橫僭越，絲毫不知自我限制。尤其因權高位尊、皇帝信任而忘乎所以，不守臣道，貪婪貪贓，植黨營私。“公行不法，全無忌憚”。終為國法所不容，終為雍正所廢棄。
雍正後來曾有硃批：“大凡才不可恃，年羹堯乃一榜樣，終罹殺身之禍”。
“年羹堯深負朕恩，擅作威福，開賄賂之門，因種種敗露，不得己執法，以為人臣負恩罔上者誡。”也正如《清史稿》所書：“年羹堯憑藉權勢，無復顧忌，罔作威福，即於覆滅，古聖所誡”。歸納起來，年羹堯主要犯下了以下三個方面的罪過：
（一）妄自尊大，不守臣道。
年羹堯平定西北邊事後，權勢雖然顯赫，但這也完全不能與清初統兵的諸王相提並論。年羹堯竟然要與前任大將軍王皇十四子胤禵相比擬，甚至還想超越胤禵的地位。年羹堯身為大將軍，與各省督撫往來文書應當用諮文形式，以示平等。但他視同等官位的官員為自已的下屬，給將軍、督撫的函件使用令諭。
年羹堯進京陛見時，都統範時捷、直隸總督李維鈞都得跪著迎接。郊迎的王公以下官員跪接，年羹堯安坐而過，看都不看一眼。王公下馬問候他，他也只點點頭。雍正看見年羹堯隨從的武將和士卒穿著沉重的甲冑，便叫他們脫下來，竟沒有一個人敢脫。等到雍正告訴年羹堯，可以脫下甲冑，年羹堯下令，將士們才敢卸下鎧甲。
雍正二年冬，年羹堯由京返陝路過保定，“戴翎子數人轎前擺隊，行館前後左右斷絕人行”，威風張揚。官員們送禮給年羹堯的稱為“恭進”，年羹堯給人東西叫做“賜”，接受者要北向叩首謝恩，接見新屬員叫“引見”。年羹堯吃飯稱“用膳”，請客叫“排宴”。
這一切在封建王朝中，已屬大逆不道。
在雍正面前，年羹堯也一樣狂縱悖逆。年羹堯曾選編了一本《陸宜公奏議》，進呈後，雍正說要給它寫一篇序言。尚未寫出，年羹堯竟草出一篇，要雍正認可。當時的君臣二人關係融洽無間，雍正表示讚賞他這樣做，以示雙方真誠相待，但這其實已越出了君臣關係的正常限度。
年羹堯陛見，在雍正面前“箕坐無人臣禮”。他的諸多恃寵驕縱，“實為近世所無”。年羹堯之不守臣道，走的是取禍之道。
（二）任人唯親，植黨營私。
年羹堯任川陝總督時，使用屬員全憑自已的喜好。山西按察使蔣洞有著這樣一段具體而翔實的記敘：“為川陝督臣，恣憑胸臆，橫作威福，每遇文武員缺，無論大小，必擇其私人始行請補。
或一疏而題補數人，甚至或至數十人，吏、兵兩部幾同虛設。更可駭者，巡撫提鎮布按大吏皆皇上所特簡者也，而年羹堯必欲擠排異己，遍樹私人，未有缺之，先外間己傳聞某人為巡撫提鎮布按矣，聞者亦疑信將半，未幾而其缺果出矣，未幾而其人果得矣。”
及至年羹堯擢升大將軍，常以軍功保舉官員，濫用私人。
吏部看是年羹堯的舉薦，也格外重視，另立一類，稱之為“年選”。年羹堯甚至不顧清律的規定，為其僕人桑成鼎以軍功求職，桑成鼎先任西安知府，後任直隸道員。受此非法優遇的還有年羹堯的家人魏之耀、劉以堂等。
年羹堯保舉官員時，大多營私納賄。如被年羹堯奏參過的葛繼孔，透過兩次打點，送銅器、瓷器、玉器、字畫等物，年羹堯因而答應對其“留心照看”。
因被年羹堯密奏而罷官的趙之垣，送了價值十萬兩銀子的珠寶之後，年羹堯轉而保舉其可以起用。借雍正二年進京之機，年羹堯特地將趙之垣帶到北京，“再四懇求引見”，力保其人可用。
這樣，年羹堯逐漸形成了以自己為中心的朋黨集團。該朋黨集團還有王景灝、胡期恆、金啟勳、王篙、劉世奇、黃起憲等數十人，這些人不一定都是年羹堯的死黨，但都與他休慼相關，榮辱與共。
這個集團的形成，嚴重地影響了朝廷政令的實施。雍正登位前親身參與過爭位鬥爭，深識朋黨之害，故而登基後嚴禁黨爭。而年羹堯卻大肆營私結黨，危害政治清明。痛恨朋黨的雍正，起初在年羹堯屢立戰功時，還能夠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而到後來越發不能容忍。
（三）爭權奪利，多行不義。
雍正即位後，隨著年羹堯的權勢愈來愈重，其橫行不法、貪黷侵蝕的事情也隨之越來越多。如平定青海後，年羹堯在軍餉上大作手腳，不據實奏報，專權處置。後經統計，年羹堯貪黷侵蝕的錢糧總計達數百萬兩之多，使戰時的國庫一度吃緊。
因權力之爭，年羹堯常與其他重臣發生衝突。
在雍正的竭力撮合下，年羹堯與隆科多勉強相安無事。胤祥既是雍正最親近的同胞兄弟，同時又是總理大臣，處理著朝中很多重要政務，在雍正心中的地位是任何人都無法企及的。而就是對這樣的重臣，年羹堯也時有妒意，沒有放棄攻擊。他對直隸總督李維鈞說：“怡親王第宅外觀宏廣，而內中卻草率不堪，虛情假意，他的志向由此可見。
”
對朝廷的官員，年羹堯蠻橫無理，以所謂的“軍前效力和學習理事”名義，扣留了許多中央或外省官員的子弟在其幕中。這些人中，有些是出於自願，大多數則屬被逼無奈。川北鎮總兵王允吉退職後，年羹堯強令其送一子“來我軍前效力，受我未了之恩”。名為效力，實為人質，以迫使這些官員依附於自己。
更有甚者，年羹堯的屬下也有恃無恐，輕視百官。一次，年羹堯路過河南懷慶府，懷慶府官員身穿官服跪著向年的捕官回話，這位捕官竟安然接受。年羹堯的家人魏之耀，穿著朝服與布政使、提督、總兵等大吏同坐。魏之耀進京，文官得道旁作躬，武官得跪在道旁行禮，魏之耀乘轎而過，全不答理。
年羹堯與朝中大臣李紱、蔡珽不和日久，十分孤立。李紱任吏部右侍郎時，正趕上議敘造營房一事，其中就有年羹堯的兒子年富。吏部中趨炎附勢之人提出按軍前效力從優議敘，而李紱認為違例，堅決不同意。年羹堯大怒並“痛詆九卿，切責吏部”。此外，年羹堯還多次中傷河南巡撫田文鏡等人。
三、雍正是如何處治年羹堯的
雍正做事從不墨守陳規，他常常告誡子臣：“不可行則變，因時而定，因人而定，因事而定”。這也同樣成為雍正駕馭權臣的基本方略。正因為如此，儘管年羹堯備受恩寵，但在其多行不義之後，也照樣受到了嚴厲處治。
對年羹堯的處治，雍正是分步進行的，基本做法是“欲擒故縱，先縱後懲”。先給年羹堯以無上的榮恩，使其職位一升再升，權力達到人臣頂峰，從而使年羹堯得志猖狂，露出把柄，以達“師出有名”而徹底剷除的目的。雍正二年冬，年羹堯從陝到京，雍正若無其事而又熱情地召見，並且稱讚他“公忠體國，不矜不伐”。
“內外臣工當以為法，朕實嘉重之至”。然而，剛過了僅僅一個多月，雍正的態度就發生了逆轉。
首先，表示不滿。雍正親口對大臣們說：“年羹堯保舉人有誤，他保舉的廣西布政使劉廷琛，現已被罷免”。而針對當時京城盛傳“皇帝多是聽從於年羹堯”的謠言，雍正則駁斥道：“夫朕豈幼衝之君，必待年羹堯為之指點？”“年羹堯之才為大將軍、總督則有餘，安能具天子之聰明才智乎？”
雍正向直隸總督李維鈞透露：“近者年羹堯奏對事，朕甚疑其不純，有些弄巧攬權之景況”。
“朕今既少疑年羹堯，明示卿朕意，卿知道了，當遠些，不必令覺，漸慚遠之好”。他告訴李維鈞：“年羹堯居心不純，你同他的密切關係是奉旨形成的，不必害怕驚慌，但要與年逐漸疏遠。”
雍正對湖廣總督楊宗仁說：“年羹堯何如人也？據爾所知，據實奏聞。
‘純’一字可許之首？否耶？密之。” 他同時告誡四川巡撫王景灝：“你雖是被年推薦的，但也不要依附於他，必須清楚，朕並不是年羹堯所能左右的皇帝。”
安徽巡撫李成龍與年羹堯有通家之誼，雍正也暗示他：“近日年羹堯擅作威福，逆奸納賄，朕甚惡之。
”雍正又告訴署涼州總兵宋可進：“年羹堯不喜爾，爾須加意防範，勿露破綻，被伊指摘。”
如此等等，得到雍正知照的官員很多，意思都是一樣的，就是要疏遠年羹堯。有人看出了雍正的心思，建議趁年羹堯在京，不要放回陝西，以免放虎歸山，把他留在京城控制起來。
但雍正認為當時條件還不太成熟，於是就把年羹堯放回了陝西軍營。
其次，公開指責。雍正作好了向年羹堯公開問罪的準備，並蓄勢待發。年羹堯本人也有所警覺，在離京後給雍正的奏摺中，誠惶誠恐地說道：“奔走御座之前三十餘日，毫無裨益於高深，只自增其謬。
近己擬心，惶汗交集。”一副大禍臨頭之相。
雍正並沒有因此而心慈手軟，在給年羹堯的回奏上寫了一段寓意深刻而又相當嚴肅的話：“凡人臣圖功易，成功難；成功易，守功難；守功易，終功難。為君者施恩易，當恩難；當恩易，保恩難；保恩易，全恩難。若倚功造過，必至返恩為仇，此從來人情常有者。
爾等功臣，一賴人主防微杜漸，不令至於危地；二在爾等相時見機，不肯蹈其險轍；三須大小臣工避嫌遠疑，不送爾等至於絕路。三者缺一不可，而其樞要在爾功臣自招感也。我君臣期勉之，慎之。”一直習慣於嘉獎、親暱言詞的年羹堯，碰到了雍正的一顆“硬釘子”。
雍正打擊年羹堯的主要原因本來就是年羹堯的恃功自傲、越職言事，可當年羹堯離京後，朝臣揆會還不識時務在朝中公然吹捧年羹堯“立下如此奇功，皇上也不好不聽從於他”。
雍正得知後大怒，對揆會嚴加懲處，關押監禁。雍正把此事通知年羹堯，並接二連三地駁回其奏請，保護被其彈劾的官員。回陝後，年羹堯指使剛升任甘肅巡撫的胡期恆上奏彈劾陝西驛道金南瑛，金南瑛雖在年羹堯的勢力範圍內任職，但卻是由大學士朱軾、怡親王胤祥保薦的。
雍正說年羹堯彈劾金南瑛乃朋黨做法，一口予以回絕，命金南瑛留任。
也就在這個時候，四川巡撫蔡珽被年羹堯參奏，後經刑部審議，認定應判斬刑。雍正知道後，立即召見蔡珽，詢問蔡珽四川的情形。蔡珽藉機加以辯解，說年羹堯貪暴，自己是被誣陷的。雍正不但沒有治蔡珽的罪，反而為其開脫：“蔡珽是年羹堯參劾的，如果將蔡治罪，人們又會謠傳皇帝是聽從了年羹堯的話而殺蔡珽的，這就讓年羹堯操持了朝廷的威福之柄，因此不能殺蔡珽”。
隨後，雍正起用蔡珽，任左都御史。雍正接著下旨責備年羹堯，說他沒有治理好青海的蒙古部落，致使部落窮困流離，並告之不能處理好此事，“朕必重治爾罪”。
雍正三年二月，出現了所謂“日月合璧、五星聯珠”的祥瑞嘉兆，舉朝內外官員都上書向雍正表示祝賀。
年羹堯也上表頌揚雍正朝乾夕惕、勵精圖治，就是說皇上終日勤勉治國，謹慎為民。但年羹堯卻把“朝乾夕惕”寫成了“夕惕朝乾”，而且字跡潦草。雍正以此為題，傳旨年羹堯，說他別有用心，“不欲以‘朝乾夕惕’四字歸之於朕耳”。“年羹堯青海之功，朕亦在許與不許之間未定也。
”雍正認為，從這件事可以看出“年羹堯自恃己功，顯露其不敬之意，其謬誤之處斷非無心”。
再次，調離川陝。為了不使年羹堯在任上作亂，雍正採取的方法是先去其羽翼，全面更換川陝官員。甘肅巡撫胡期恆被撤職，由嶽鍾琪兼任。調署四川提督納秦回京，派鑾儀使趙坤前往接任。
同時，雍正還秘密調查年羹堯的屬吏和故人，“年羹堯之逆黨私人，即一員亦不可故容！”雍正要河南省河北鎮總兵紀成斌就年羹堯是什麼樣的人表態，紀成斌為此考慮了兩個多月。他意識到了雍正的意圖，上奏稱年羹堯是個背恩負國之人。即使如此，雍正仍不滿意。紀成斌又惶恐地回奏過去受到了年羹堯的壓制等情況，才獲諒解。
雍正三年四月十二日，雍正下詔命年羹堯交出大將軍印，調任浙江杭州將軍。雍正在年羹堯謝恩的摺子上寫道：“朕聞得早有諺言云，‘帝出三江口，嘉湖作戰場’之語。朕今用你此任，況你亦奏過浙省之論，朕想你若自稱帝號，乃天定數也，朕亦難挽；若你自不肯為，有你統朕此數千兵，你斷不容三江口令人稱帝也。
此二語不知你曾聞得否？再你明白回奏二本，朕覽之實實心寒之極，看此光景，你並不知感悔。上蒼在上，朕若負你，天誅地滅，你若負朕，不知上蒼如何發落你也。”
在這種情形下，年羹堯仍然心存幻想，指使西安府咸寧縣令朱炯收買鼓動軍民，請求為其保留川陝總督之職。
赴杭州途中，年羹堯在江蘇儀徵停留，繼續試探雍正的態度。上奏稱：“臣不敢久居陝西，亦不敢遽赴浙江，今於儀徵水陸交通之處候旨。”雍正接到奏摺後，怒斥年羹堯“逗留中途，曠廢職守，遷延觀望，不知何心”。
事實上，年羹堯的調令一出，雍正即命江蘇、浙江等省官員“留心觀其舉動，勿稍為所誑惑”。
年羹堯在一路上受到了嚴密的監視。當時朝中的許多大臣怕年羹堯擁兵造反，勸雍正要從緩。而雍正認為自己非常瞭解年羹堯，知道他沒有造反的膽識和能力。事實證明，雍正的判斷非常準確，洞察力極強。年羹堯在川陝十幾年，雖有許多親信，手中又握有重兵，但雍正的一道旨意就將其調離了。
當然，這也說明此時的雍正政權穩固，有著強大的實力作為後盾。
最後，收集罪名。年羹堯失勢後，揭發奏報如雪片一樣。直隸總督李維鈞連奏三本，痛斥年羹堯“挾威勢而作威福，招權納賄，排異黨同，冒濫軍功，侵吞國帑，殺戮無辜，殘害良民。”署山西巡撫伊都立、都統範時捷、軍前翰林院學士懷親、前川北鎮總兵王允吉、原兵部主事錢元昌、副都統董玉祥等先後上奏年羹堯的不法罪行。
雍正把他們的奏疏逐次發示年羹堯，並令其看後明白回奏，在心理上徹底摧垮了年羹堯。
雍正同時傳旨，警告年羹堯的黨羽“若仍念舊情，負國恩而感私惠，唯務隱密巧詐，發覺之後，決以逆黨從重正法。”年羹堯的兒子大理寺少卿年富、副都統年興、驍騎校年逾，一律被削籍奪官。
南贛總兵黃起憲，因與年羹堯家人魏之耀聯姻被革職。四川按察使劉世奇被革職，罰修河南堤工。原任長蘆鹽運使宋師曾被逮捕，抄沒家產。受年羹堯的牽連被懲治的，還有魏之耀、桑成鼎、胡期恆、金啟勳等人。查直隸總督李維鈞因“陽順陰違”藏匿年羹堯之財物，又將家中所有魏之耀書信自行藏匿等罪被革職。
寧夏總兵王嵩、興安鎮總兵武正安等都因年黨之罪被革職，發往邊外，種地贖罪。
在時機完全成熟後，雍正徵詢各地方大員對年羹堯的處置意見。廣西巡撫李紱斥責年羹堯陰謀叵測，狂妄多端，大逆不道，法難寬免，要求將其誅戮。河南巡撫田文鏡在回奏中指責年羹堯種種悖逆，馨竹難書，並且貪得無厭，唯利是圖，最後說“如此欺君罔上，不忠不法之臣，人人得而誅之。
”各省總督、巡撫的回奏幾乎異口同聲，都一致要求將年羹堯明正典刑，以彰國法。
雍正以俯從群臣的請求為名，於雍正三年九月下令逮捕年羹堯。十一月，年羹堯被押解至京。十二月，議政大臣們逐一列舉了年羹堯的九十二條大罪，請求雍正將其立正典刑。這九十二條罪狀中有：大逆之罪五；欺罔罪九；僭越罪十六；狂悖罪十三；專擅罪六；貪婪和侵蝕罪分別是十八和十五；忌刻罪四。
身陷囹圄的年羹堯，自知罪孽深重，給雍正上書說：“臣今日一萬分知道自己的罪了。若是主子天恩，憐臣侮罪，求主子饒了臣。臣年紀不老，留作犬馬自效，慢慢地給主子效力。”他稱雍正為“主子”，仍是沿用雍正為親王時在藩邸的舊稱。他請留作犬馬自效，尚希雍正念其青海之功免其一死。
但此時的雍正，處治年羹堯決心已定，傳諭道：“青海用兵以來，爾殘殺無辜，顛倒軍政，朕尚未令入廷。即就廷議九十二款，爾應服極刑，及立斬者三十餘條。朕覽之不禁墮淚。朕統御萬方，必賞罰公明，方足為治。爾悖逆不臣至此，若枉法曲宥，何以彰憲典而服人心。
今寬爾死，令爾自裁，又赦爾父兄子孫伯叔等死罪。爾非草木，亦當感涕也。”
雍正在給年羹堯最後的諭旨中說：“朕以爾實心為國，斷不欺罔，故盡去嫌疑，一心任用。爾作威福，植黨營私，如此辜恩負德，於心忍為乎？”“爾亦系讀書之人，歷觀史書所載，曾有悖逆不法如爾之甚者乎？自古不法之臣有之，然當未敗露之先，尚皆假飾勉強，偽守臣節。
如爾之公行不法，全無忌憚，古來曾有其人乎？”“爾自盡後，稍有含怨之意，則佛書所謂永墮地獄者，雖萬劫亦不能消汝罪孽也。”
年羹堯接到雍正的自裁令，都不敢相信自已的眼睛，遲遲不肯動手。他還以為雍正會下旨赦免他，可一直都沒有訊息。在老對手、時任左都御史兼監刑官蔡珽的嚴加催促下，年羹堯最終絕望地自縊。
就當時的情形來看，雍正對年羹堯的家人還是從寬處理的，沒有誅滅九族。其父年遐齡、其兄年希堯被革職。除其子年富斬立決外，其餘十五歲以上之子發遣廣西、雲南、貴州極邊煙瘴之地充軍，嫡親子孫將來長至十五歲者，皆次第照例發遣，永不赦回，也不許為官。
年妻因系宗室之女，發還母家。年羹堯父兄族中現任、侯補文武官員者，俱被革職。年羹堯及其子所有家產都被抄沒入官。案內朋黨分別據其罪情，皆處以不同的刑罰。
四、應該怎樣評價雍正處治年羹堯
雍正處治年羹堯，兩百多年來人們看法不一。
我個人認為，雍正的這一做法是必要的、正確的。雍正即位後，一心想大清興旺，勵精圖治，打擊朋黨，整頓吏治，推行新政，而年羹堯身為權臣寵臣，其所作所為卻與此相違背，雍正最終不可能見容於他。雍正處死年羹堯，是他整肅吏治，懲辦貪腐，加強皇權措施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從年羹堯的九十二條罪行中可以看出，應處極刑及立斬的就有三十多條。年羹堯大逆、僭越、專擅等罪行，嚴重侵犯了封建法制，侵奪了皇帝威權，影響了中央集權的鞏固，促使雍正感到不殺不足以鞏固皇權。即使是以其貪贖、侵蝕、殘忍等罪而言，年羹堯也是一個特大的貪贓枉法、魚肉百姓、濫殺無辜之徒。
年羹堯的罪行，不論在哪個時代都是必須處死的。
儘管雍正在處治年羹堯時曾申明，“非為其權重權大疑懼而處治也”。但在封建王朝中卻是最重君臣名分的，“功高蓋主”、“越職言事”歷來為臣子之大忌。年羹堯權重勢大，卻不守本分，干預朝政，攘奪朝臣權力，濫用朝廷名器，招致上上下下的不滿是必然的。
雍正主張皇帝一人治天下，而年羹堯權重而不自謹，使皇帝的權威受到了挑戰。如果雍正不處治年羹堯，就會落得受人支配的名聲，甚至是傀儡的惡名，所以雍正絕不能容忍的就是年羹堯的不守臣節。
有人說，雍正下決心處治年羹堯，與歷史上所謂的改詔篡位有關係。
我認為，這是失之偏頗的。雍正與年羹堯的鬥爭，究其實質是皇權與臣權的鬥爭，是皇帝的中央集權與地方或大臣的分權、擅權的鬥爭。雍正透過處治年羹堯，進一步加強了他本人作為惟一的主宰朝綱、君臨天下的皇帝威權。這無論對進一步推行新政，整頓官場風氣，澄清吏治，改革政制，還是對進一步鞏固統一的多民族國家，都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具有歷史進步意義的。
雍正對年羹堯的處治也顯示了卓越的政治智慧和過人的策略膽識。一般來說，在政局有可能發生意外的情況下，處治政敵的策略大致有兩種：一種是直接屠戮，以削弱瓦解對方的力量。但這要有一個尺度，就是要不致因此而激發事端為限；另一種就是採取緩兵之計，使對方被漸漸地吞噬而消亡。
但這也要有把握，要以在此過程中能絕對地控制住對方為前提。雍正處治年羹堯採取的是後一種策略，而且大獲全勝。
雍正繼位之初，政權並未穩固，情況十分複雜。鑑於年羹堯在繼位鬥爭中確有傳詔之功，雍正給予其正常情況下臣子不應有的權力。當然，為了能夠控制住年羹堯，雍正始終把握著一定的限度。
最明顯的就是，儘管年羹堯身為大將軍，位尊權重，加上雍正的默許，干預了很多朝中政務。但是，雍正始終沒有讓年羹堯在朝中擔任任何職務。這樣一來，年羹堯只能假手於人，不能夠為所欲為。
雍正希望革新康熙晚年的弊政，在政治上開創一個嶄新的局面。
但積弊太多，太久，該從哪裡入手呢？他選擇了一個最關鍵也是最根本的方面——吏治。“國家首重吏治”，“吏治不清，民何由安？”雍正之所以如此重視吏治，是由於他認為：“治天下唯以用人為本，其餘皆枝節事耳”。“凡立法行政，孰可歷久無弊，從來有治人無治法。
”若不得其人，“即使有堯舜之仁，皆苛政”。雍正反覆要求各省督撫：“爾等封疆大吏，但以秉公察吏為主”，就是要把整頓吏治放在首位。為此，雍正嚴詞訓飭督撫提鎮以下官吏，要他們“共勵官箴，交相儆惕”，否則，“國有常憲，罰必隨之”。
自古以來，歷代帝王都十分注意理財，認為理財最關乎國計民生，只要倉廩充實，百姓各樂其業，國家自然會太平無事。
但雍正對此卻有著不同的看法。有一次，他對諸王大臣們說：“從古以來，帝王治理天下，都說理財、用人兩件事最重要，但是朕認為用人的重要性，更在理財之上。如果能夠做到用人得當，還擔心財政整不好嗎？其他政事辦不好嗎？”他在署理江蘇巡撫尹繼善的奏摺上批寫說：“朕的責任，不過是提拔任用你們這樣的幾個總督巡撫。
”整頓吏治，是雍正政治業績的一大體現。
關於對清朝康雍乾三帝加強皇權該作如何評價，學術界有著不同的看法。但是，我認為有一點是應當肯定的。這就是，康雍乾三帝總結了中國曆代特別是明代覆亡的教訓，懂得治理好國家除了必須全國政令一統於君主，推行勤政務實的政風外，皇帝還必須親自了解下情。
像康雍乾三帝這樣重視對地方下情的瞭解，在歷代帝王中可以說是僅見的。這種政風大大減少了治政中的失誤，避免了可能產生的社會矛盾和動亂，有利於多民族國家的進一步鞏固和發展，由此出現了中國歷史上為時最長的太平安定時期——“康乾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