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前那個年代，不同人的身份地位是不一樣的，其實明明都是身為人類，女子的才能不一定比男子的差那麼憑什麼在古代男的就可以去很多個老婆兒女的一輩子就只能守著一個丈夫？

程朱理學就是將這種思想法回到了極致，在北宋的時候，范仲淹的母親一開始和范仲淹的父親結婚，之後，新婚沒多久，范仲淹的父親就去世了。在他的父親去之後，它的母親又改嫁給了別人，雖然這件事情在街坊鄰居上面表面上是風平浪靜的，但是其實范仲淹的母親背地裡已經被別人罵死了。

在古代人來看女子在丈夫去世之後終身不嫁，一輩子氣丈夫守活寡，這才是重要的。那麼為什麼男的可以娶那麼多老婆，而女的就只能守著一個丈夫，甚至在丈夫去世之後都要一輩子守活寡。

對於女人來說，如果成為了寡婦，一輩子不再改嫁給自己的丈夫，受一輩子的活寡的話，在她老了的時候就會得到一塊兒貞潔牌坊。可是試問一下，這塊兒冷冰冰的石頭又有什麼用？

可是當時程朱理學就認為，女人可以餓死都不能失去自己的節操。這樣一點人情味都沒有的一個學說，憑什麼裝作用道德似的把男女捆綁在一起？

一個人都有七情六慾，男歡女愛本來也是正常的事情，為什麼程朱理學就一定要排斥這種現象。難道一個人只能每日都正襟危坐，過著一點情感都沒有的生活，這樣才好嗎？

但這種思想深入人心的情況下，他強迫著人們認為，喜歡上一個人是十分丟臉的事情，甚至一個人連情慾都不能有，要是有的話，這就是違背了道德，違背了思想。為什麼非要用這種一點道理都沒有的學說來抑制人類的情感？要知道人類和動物最大的區別就是人類懂得如何表達自己的感情，如果人類連自己的感情都沒有辦法表達的話，又和動物有什麼區別呢？

程朱理學偏偏要用這種方式把一個人的思想束縛，就好像所有的人都成為這種思想的束縛著，他才會甘心。

其實相比在這種情況下，宋朝的山陰公主，她的想法是要先進一些的。在這種社會風氣之下，他首先和自己的皇帝弟弟提出了，同樣是父皇的孩子，為什麼他的弟弟可以有後宮嬪妃，而她只能守著駙馬一個人。

或許在當時都認為她就是一個淫蕩的女人，她的這種做法是為人所不齒的。或許她的這個做法是有一些偏激了，也不知道被別人都學習，但是不可以否認的是，她這個提倡是不錯的。男人和女人本來就是平等根本就不存在什麼男人可以做的事情，而女人不可以做。或許如果拋除他自己內心的那些自私的想法的話，但從客觀的角度上看這件事情，確實比程朱理學這一學說所要描述的想法，對當時的社會有著更加的推動的作用。

在中國古代，女性的社會地位是極其低下的，條條框框的要求特別多。

男人可以三妻四妾，妻子死後可以續絃；可是女人在丈夫死後，最好的做法就是守寡。

宋朝之前，由於人口少，還沒有這麼嚴格的要求，甚至有的朝代為了繁衍生息，還要求寡婦必須改嫁。

但是自從程朱理學出現之後，對女性的要求就越來越苛刻了，慢慢形成為死去的丈夫守寡一輩子的事情。

如果傳出哪位寡婦與人有染，甚至會出現“浸豬籠”的殘忍事情。坊間還會為那些守住節操的女性立“貞節牌坊”。

戰爭和繁衍！

宋朝以前，儒家思想只能算做名義上，國家統一的思想。在漢唐時期，女子的“三從四德”僅僅侷限於士大夫或王室內部，民間對女子的限制並非那麼嚴格，雖然衛道夫們不斷抨擊這種現象，可寡婦再嫁、女子“沽酒賣市”、甚至是參軍或參加科舉亦是還有存在。

可到了宋朝，科舉考試的不斷完善，制度的完善，於國有利，於民公平，可它有個致命的問題，那就是致使思想伴隨已固化的制度而固化。

中土的歷史很有趣的，漢朝確立“獨尊儒家”，可內部依舊是各種思想在不斷碰撞，而唐朝儒家已成為主流，但佛教、道教也形成統一，並與之分庭抗衡。當歷經百年的混亂戰爭之後，人們和統治者才發現宗教信仰只能作為生活（統治）的輔助。

中土古代，女子的社會地位並非是一成不變的，以宋朝為界限，彷彿是兩個不同的世界。宋以前的漢唐，女子的“三從四德”無非只是為了宣揚忠君的需求，事實上連統治者都不信所謂的“忠貞“，因此漢唐時期，向上則是公主奢靡，向下則是百姓再嫁。

可唐末的戰亂，持續得太久了，五代十國的殺戮與荒淫，使得原本就是雄性的社會出現了改變，就如同自然界的獅王爭霸之後，新的王會殺死群裡的孩子一樣。為了保證血統、血脈，一種新的思想從儒家思想中脫穎而出——儒家道德理學派。

開始時他們只是在強調忠君、愛國、愛民的思想。可當北宋皇帝的自作孽，致使了”靖康恥“，京城的女人……異族的暴虐、南宋皇室的”尊嚴“。到了南宋這些文人開始改變了，他們一邊在不斷防備著武人，一邊又知道自己沒有能力去抵抗異族。他們需要尋求新的突破點，於是乎，那些守寡的婦人就成為他們心目中的英雄——“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就成為他們拒絕成為異族統治下的信念。

可是元朝，他們還是選擇了”為五斗米而折腰“……直到明朝的洪武大帝，驅逐了韃虜，卻殘暴地蹂躪著文人的時候，”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又再次被重新獲得了市場。

明朝時，衛道夫越來越多了，只不過是他們發現了皇帝也有需求，伴隨著“忠君”的“貞操”也就開始慢慢融入到社會里，可他們卻忘記了一點，人類的慾望。

就這樣，男人們一邊以”無後為大“為理由，不斷納妾；一邊又不斷去規勸女人們恪守”婦道“。

當男人們去追求秦淮河畔的風流與愛情時，女人們也不斷去適應這個男權的社會。一種精緻、文雅的女性形象出現了，她們住在城裡、識字，寫詩歌，談吐文雅，上可聊天文地理國家大事，下可聊詩詞歌舞。讓男人們相形見絀，卻又讓男人們趨之若鶩。

雖然開始這部分婦女只是青樓的高階藝伎，只是後來當她們嫁給了權貴、或者是富商時，深閨大院並沒能關不住她們的心。開始時只是作為交際花的她們只是在閨房內的打發時間，慢慢地，在明朝的城市裡一個又一個詩社出現，大家閨秀們的參與，使得衛道夫們頭疼不已，卻又難於禁止。

開始時只是寫寫詩詞，偶爾還會將其中的精品出版，可女性社交活動的新領域也在不斷擴充套件著，越來越多的女性違反了衛道夫們定下的規矩，女性們開始離開內閨參加地方戲曲演出、廟會慶典，到最後竟然發展成，她們經常組成各種進香會，相互結伴一起去瀏覽各地的聖蹟——”出入遊冶，雖父母莫知其貞淫“（父母都不知道她們跟誰談朋友，還保留貞操都不知道？）。

其實從這句話，應該也能看出衛道夫的氣急敗壞了。

新文人的支援

明朝中後期的政治格局，使得王明陽的學說逐漸成為一種民間追捧的學說，王明陽的那句”聖人之學不是這等捆縛共楚的，不是裝作道學的樣子“（《傳習錄》下）。成為新文人追捧的至理名言，也成為統治明朝的道學派一擊重拳，特別是後來李贄抨擊道學派的“女子見短，不堪學道”，提出“若不是男人在外，致使女人被困守家中，女子又如何見短。”的理論後。一時間心學派的支援之下，明中後期的婦女彷彿得到解脫囚禁的希望。

明朝心學派和理學派的較量中，心學派逐漸成為明朝最耀眼的明星。可他們又成為明朝的掘墓人。作為東林黨的心學派，他們沒有過多的執政經驗，在與道學派的辯論中也使得他們迷失了方向，更多去注重論，而非”道“。

他們是壓垮明朝的其中一根稻草，而他們的黨魁選擇投降入關後的滿清，又讓心學派成為人們心中最軟弱的。理學派成功抓住了機會，在清朝初期迅速將本來清朝統治者就看不起的貳臣（心學派）清除出了朝堂，併成為了禁學。

一場自上而下，又自下而上的壓制婦女的變革出現了。

正如前面提到的戰爭與繁衍，殘酷且長久的戰爭使得百姓們不得不去考慮血脈傳承的問題，而再次成為統治者手中倚重的思想，道學派理論就成為百姓們最後的遮羞布。

當然女人們同樣認可並選擇這種極端的逃避方式，守寡和失節事大再次成為主流思想，同時官府也在不斷地推波助瀾，守寡甚至是殉節再次得到道學派的追捧，清朝時期給予的為丈夫殉節或是守寡的牌坊和讚許，是之前朝代所給予的數倍之多。

風氣就是這樣形成的。

明朝初期，皇帝管的嚴，官員狎妓是需要付出生命作為代價，於是乎”無後為大“成為了官員們納妾的最佳藉口（古代孩子難養活，不如多納妾多生幾個）。再到清朝，推崇殉節、守寡，使得婦女終於被束縛起來。直至晚晴的大變革……

因此朱程理學只不過是人們的需求而已，並非是它束縛人們的思想，所有的一切其本質就在乎於血脈的傳承……

大爺，為了下次再來不迷路，來個關注咯！！

程朱理學後女子地位下降

在宋朝之後隨著程朱理學的不斷髮展著，隨之而來的是女子的社會地位不斷的下降。因為程朱理學所強調的是一個存天理，滅人慾的思想，存天理滅人慾也大都是針對於女性而言的。所以自然而然的女性的地位越來越低。

女性的地位權利在下降，相反的男性的地位是越來越高的。三綱五常等思想的束縛之下，古代社會慢慢呈現一種男子為一家之主，女子就是男子附屬的一種趨勢。所以可以說在這個時期裡對女子的社會地位是有著很大的衝擊的。

我們都知道古代都是盛行著三綱五常，重男輕女的思想。隨著這種封禁思想的不斷根深蒂固人們的思想當中，男子和女子之間的地位差距越來越大。以至於到古代最後男子甚至三妻四妾的，而女子只能三從四德。

歸根結底還是由於古代的封建思想，對男權的過度強化所導致的產物。程朱理學的理念更是進一步加強了這種趨勢的形成。

程朱理學雖有著不足的一面，但是也有著思想獨特的一面。不過這股思想的浪潮還是一定程度上衝擊著古代女性的地位。

程朱理學還強調著男女之間是有著尊卑之分的，這更是加大一步拉開男權和女權之間的差異化。所以我們現在才把古代女權的沒落和程朱理學的盛行兩者之間扯上聯絡。

幾千年的封建制度以來，女性的地位隨著統治階層的改變而時好時壞。女子纏足便是從程朱理學這個時候開始興起的。到了明清時代，對於婦女的壓制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殘酷。

女子纏足之後的“三寸金蓮“是決不能讓除了丈夫以外的其他男子看見的。隨著封建社會的土崩瓦解，女子的地位一日一日增高。

每一個時代都有著不同的產物對應的出現，我們不能片面的看待一個事物。必須結合時代的背景去考量，才能夠與事物的真理一點點的接近。不過最終到現在男女平等的思想逐漸深入人心，一切往著好的方向去發展！女性在人類的歷史上終歸是偉大的。

當今之世，研究及發揚朱學的人所在多有，但是反對和批評朱注的人也很多。理學是中國古代最為精緻、最為完備的理論體系，其影響至深至巨。理學講的道與理就是道德神學，同時又成為儒家神權和王權的合法性依據。

程朱理學亦稱程朱道學，是宋明理學的主要派別之一，也是理學各派中對後世影響最大的學派之一。其由北宋二程（程顥、程頤）兄弟開始創立，其間經過弟子楊時，再傳羅從彥，三傳李侗的傳承，到南宋朱熹完成。從廣義上說，它也包括由朱熹所攝入的北宋“五子”（周敦頤、邵雍、張載和二程）的學說，並延伸到朱熹的弟子、後學及整個程朱的信奉者的思想。由於朱熹是這一派的最大代表，故又簡稱為朱子學。程朱理學在南宋後期開始為統治階級所接受和推崇，經元到明清正式成為國家的統治思想.

理學的根本特點是將儒家的社會、民族及倫理道德和個人生命信仰理念，梳理締結，構建成完整的概念化、系統化的哲學及信仰體系，並使其具有邏輯化、心性化和真理化特點。這使得理學具有極強的自主意識和可操作性，逐步形成了理治於民，道統服務於王的政治理念。為進一步加固王權統治提供了理論支援。

理學的天理是道德神學，同時成為儒家神權和王權的合法性依據，理學專求“內聖”的經世路線以及“尚禮義不尚權謀”的致思趨向，將傳統儒學的先義後利發展成為片面的重義輕利觀念。應該看到，理學強調透過道德自覺達到理想人格的建樹，也強化了中華民族注重氣節和德操、注重社會責任與歷史使命的文化性格。

理學自宋代興起，至元代“定為國是”，成為官學。明代統治者“以理學開國”，使理學居於神聖不可侵犯的統治地位，非孔孟之書不讀，非程朱之學不講。清朝更是程朱理學的天下，“理學天子”乾隆就認為程朱理學可以“化民成俗、修己正人”。

毫無疑問，程朱理學變成了明清的官方哲學指導思想，政權 的力量和封建禮教一結合就是綁在大眾身上的枷鎖，三綱五常、三從四德、從一而終、不事二夫，“以貞勵天下”，貞節牌坊貞潔烈女就是這種極端變態的產物。

雖然孔丘鼓吹“克己復禮”時就推崇對女性的貶低，但自漢朝“獨尊儒術”以後，女性被“三從四德”束縛得更趨牢固了。

“三從四德”是指遠古到民國前華人女性應有的“品德”；“三從”是未嫁從（聽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四德指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婦女的品德、辭令、儀態、女紅）。

古代女性在生活中完全處於從屬地位，居家不出三門四戶，即不能出門工作或遊玩；說話要輕言慢語，不能粗聲大氣。做飯，生孩子，紡花織布做針線活[即女紅]。女人一輩子就幹這些。

“夫為妻綱”“父為子綱”在中國可謂貫徹得非常到位。“屋裡人”這個詞在一些地方人所共知；現在有的地方還這樣稱呼自己的妻子。這就是對女性身份貶低的具體例項。這意思是，假如男人有朋友來家做客了，客人看到男人的妻子，男人會主動介紹說“這是我屋裡人”。

吃飯時，女人和小孩是不能與客人同坐一個桌子的，他們要悄悄地躲在廚房或其他地方吃。女人和小孩是不能“登大雅之堂”，不能上臺面的。

還有，如果鄰居來找某家男人，鄰居會先站在門口問“家裡有人嗎？”如果男人出去了，這家男人的妻子就會回答“沒人”；自己都習慣了不把自己當人。

至於說“君為臣綱”就更不用說了，君王視臣子和民眾如草芥蛆蟲，予殺予奪，隨其心情，隨便一個藉口就成。

從孔丘的“三綱五常”到董仲舒的“獨尊儒術”，再到“程朱理學”，一步一個臺階，逐步加厚了對女性精神到肉體的鎖鏈。女性逐漸失去其獨立人格，徹底把女人打造成男人的“玩具”；既展現了男權社會對女性的傷害，也暴露出“精英男人”猥瑣卑劣的一面。

胡適先生說：一塊石頭，變作了貞節牌坊，便可以引無數青年婦女犧牲她們的青春與生命，去博禮教先生的一篇銘贊，或志書“列女”門裡的一個名字。“貞節”是“名”， 羨慕而情願犧牲，便是“分”。

《宋史》載有烈女40人， 《明史》載烈女2 63 人， 而《清史稿》載烈女則多至64 7 人， 超過了宋明兩朝烈女總數的兩倍。地方府志記載更是不計其數， 蘇州府志收清代烈女2 6 61人， 而收自漢至明諸朝烈女之和才37 人。

魯迅先生也說過，“由漢至唐也並沒有鼓吹節烈，直到宋朝，那一班‘業儒’的才說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話，看見歷史上‘重適’兩個字，便大驚小怪起來。”這就是魯迅先生所說的“表彰節烈”來救國———“女子死了丈夫， 便守著， 或者死掉；遇到強暴， 便死掉；將這類人物， 稱頌一通， 世道人心便好， 中國便得救了。”

現在說起三妻四妾，基本上都理解為一個虛數，主要用來描述古人妻妾成群。其實，在古代，對於妻妾位分有著比較嚴格的卻分。

三妻，通常是指一個髮妻二個平妻。平妻地位次於正妻，但是要比妾的地位要高的多。據說，正妻與平妻的關係相當於妯娌。平妻的地位也是一個逐步變化的過程，再道光之後，平妻地位上升了很高，於正妻一起稱為對房。平妻發源於商人，開始多為商人常年離家在外取的妻子，後發展至民間，在上層社會很少會出現平妻現象。

四妾，一般來說，四妾是指髮妻和平妻三個妻所帶了三個貼身侍妾和男方自家配備的一個侍女。侍妾的地位要低的多，主要是負責休閒玩樂和傳宗接代，在古代，妾是不能升級成妻的，否則於禮法不合。

在古代，男人三妻四妾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了。可是，這在我們現代人看來，就很難理解，尤其是女孩子，用現代女性的思維來看，是絕對不會允許別人和自己分享一個丈夫的。所以就會產生一個問題，在古代，男人的三妻四妾之間是如何相處的呢？

古代男子納妾是受法律約束的,我們應該明確一點，其實古代人娶妻納妾也是受到嚴格約束的，並不是我們所想象的那樣，男人想娶幾個就娶幾個，準確的來說，中國古代實行一夫一妻多妾制，妾的地位自然要低於正妻，而且還要服侍正妻，而歷朝歷代的法律對於平民百姓納妾的規定是很嚴苛的，所以這只是王公貴族們的福利。

漢朝律法有規定，正常的官員納妾數量不可以超過一個，就是隻允許他們娶一個妻子納一個妾；立了極大功勞的男性納妾數量可以多一些，但是最多不能超過八個；平常百姓原則上是沒有納妾權力的，只能與糟糠之妻一生一世一雙人。

唐代時期，對平民百姓納妾的規定稍稍寬鬆了些，如果四十歲以上沒有子嗣，為了不至後繼無人，允許他們納一個妾，傳承香火。

到了明代，納妾的制度稍稍改變了一些，如果是親王一級的官員，允許他們像皇帝一樣選秀一次，但是也只能是一次，而一次納妾數量不可以超過十個人；世子和郡王級別的官員一次納妾數量不可以超過四個人。對許多官員來說，他們一生只有這一次機會，除非沒有子嗣，才可以選擇第二次，而平民百姓隨意納妾仍是不被允許的，仍然受四十無子的限制。

清代時期，男女性別比例逐漸趨於正常，但是有的人家因為貧窮娶不到妻子，所以也就沒有三妻四妾的說法了。

思想家一旦成為官學，被公權力神話，傳到民間，其負面影響就加倍放大，完全失去提出者原來的理想，流毒千古，真的成為“殺人”的精神武器。這是很多思想家的悲劇，又豈獨朱子然？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偉大旗手魯迅先生，率先給程朱理學畫了一個小丑的紅鼻子：“由漢至唐也並沒有鼓吹節烈，直到宋朝，那一班‘業儒’的才說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話，看見歷史上‘重適’兩個字，便大驚小怪起來。”（這位拋棄髮妻找小三的爺，快將自己裝扮成“婦女之友”了）

與魯老爺子齊名的胡適呢，儘管說過父親給他“留下了一點程朱理學的遺風”，但他年輕時也向程朱理學開過炮：“八百年來，一個理字遂漸漸成了父母壓兒子、公婆壓媳婦、男子壓女子、君主壓百姓的唯一武器；漸漸造成了一個不人道，不近人情，沒有生氣的中國。”

連自許服膺於儒門的“國學大師”南懷瑾先生也認為，五四旗手動手砸“孔家店”是必然的，“因為這個店，本來是孔孟兩個老闆開的股份有限公司，下面還加上一些夥計曾子、子思、荀子等等，老闆賣的東西貨真價實。可是幾千年來，被後人加了水賣，變質了。還有些是後人的解釋錯了，尤其是宋儒的理學家為然。”（大師的解說怎麼這麼粗俗？）

“文革”時，炮轟程朱理學的火力就更加猛烈了。著名的筆桿子“梁效”發表雄文批判《水滸傳》時，也不忘記先踩幾腳程朱理學：“農民起義的偉大斗爭，沉重地打擊了宋王朝的封建統治。面對這種局面，地主階級在對農民起義進行武裝鎮壓的同時，加緊了思想上的反革命進攻。反動思想家程顥、程頤和朱熹等人，適應這種需要，繼承儒家的反動路線，對孔孟之道作了一番加工，建立起了程朱理學。它在反動統治者的支援下，廣為流行，無孔不入。”嚇死寶寶了。

而對“文革”表示反感的自由主義代表人物王小波，在對待程朱理學的態度上，倒可以跟“梁效”產生共鳴。他說，“從歷史上我們知道，宋明理學是一種高調。理學越興盛，人也越虛偽”；“理學盛行時，科學不研究、藝術不發展，一門心思都在端正男女關係上，肯定沒什麼好結果”。卻不知在理學被打倒罵臭的十年“文革”中，是不是人就特別真誠，藝術特別發達。

今天你到網際網路上隨便一檢索，更是立即便會發現，程朱理學已經成了中國社會的萬惡之源：有人控訴“程朱理學鼓吹纏足、戕害婦女”；有人指出“程朱理學壓抑了華人的開拓精神和創新能力”；有人痛罵“程朱理學徹底把華人奴化，人成了逆來順受的奴才”；有人痛心疾首於“程朱理學阻礙了中國一千年的發展”；還有人考證出“抹胸的產生與程朱理學的興盛不無關係，理學是中國女性乳房發育不良的罪魁禍首”……

北宋元祐元年（1086），程頤以布衣之身份，被朝廷召徵為“崇政殿說書”，充任年幼的哲宗皇帝的經筵官。這是一個極清貴的職位，不過程頤沒有馬上應承，而是上了三道札子，闡述他對經筵制度的看法，並提出一個條件：如果朝廷贊成他的意見，他便擔任經筵官；如果不贊成，那“崇政殿說書”一職還是另請高明。程朱理學是一門政治哲學，換言之，這門學說其實是講給君主、講給治理國家計程車大夫群體聽的；宋代理學家特別講求的“理”，也是用來約束君主與士大夫的。程頤說“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也好，朱熹說“存天理，滅人慾”也好，都是針對君主與士大夫提出來的道德標準，他們是統治者，是社會精英，承受更為嚴格的道德約束也是應該的。

實際上，兩宋時期，從士大夫家庭到百姓人家，婦女改嫁的事件俯拾皆是，王安石的兒媳寵氏、岳飛的前妻劉氏、陸游的前妻唐琬都改適他人。宋史學者張邦煒先生曾利用南宋筆記小說《夷堅志》所記事例進行統計，結果發現：“單單一部《夷堅志》中，所載宋代婦女改嫁的事竟達六十一例之多，其中再嫁者五十五人，三嫁者六人。

黑格爾講：“存在即是合理”。“合理”是什麼意思？是說每一件事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據。用經濟學的術語來講，就是每一件事都有它賴以產生的約束條件。至於這個理由、根據，或者說約束條件是好還是不好，我們喜歡還是不喜歡，那就是另外的問題了。

理學經歷了宋元明清數百年的紮根、強化與發展，對主體民族之性格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互相猜忌而不是團結一心，互相傾軋而不是相互幫助，互相詆譭而不是共同進步，互相比“低”而不是積極向上等等的陰暗心理，漸漸成為國民性格的主流。

隨著現代社會的發展，我們的社交活動越來越多，為了工作和商務的需要，很多人不得不到娛樂場所去應酬，交際。這種時候，去與不去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個人要有堅定的內心。當然，作為官員來說，要有自己嚴格的操守。做官就要有做官的樣子，你既然做官，就不應該下歌廳，就不應該出入娛樂場所。理學就是這樣，對人的外在有嚴格的要求。正因為如此，理學收到朝廷的推崇，成為官員和讀書人的行為規範和學習綱領，由宋之後，成為中國的主流思想。

隨著中國哲學研究內容的愈加廣泛，問題的愈加深入，21世程朱理學研究的空間將會更加廣闊。

參考文獻：

1.大道榮升, 理學，是“精英男人”公開對女性耍流氓的明證 ——兼談傳統王權文化對全民心智的圈禁

2. 吳鉤, 在你罵程朱理學之前，請先理解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