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族，就是古代的名門望族，又稱門閥。可以理解為，父代當官，那麼兒子也可以憑藉這一關係，輕鬆入仕為官。而庶族，自然就是寒門，大多是沒有關係，也沒有實權的普通百姓。而庶族想要入仕為官，在最早的時期，都不是入仕有難度，而是根本沒機會當官。由於這一巨大差距與不平等，士族與庶族之間的紛爭，一直延續了幾千年。可以感受到，庶族的地位在不斷提升。但是由於古代封建社會的侷限，即便庶族地位提升，也僅僅是相對的，士族的勢力一直到清朝，都佔據了主要力量。看起來是士族與庶族的紛爭，其實背後體現的是古代對人才選拔的態度。今天，我們就從古代計程車族衰落，庶族興起，淺談一下古代君王，對人才選拔的權衡。

先說下士族和庶族是如何產生的？

士族的產生，最早要追溯到西周時期。周武王推翻商紂王的王朝，建立起了更強大的西周。而周武王繼位後，的確是勵精圖治，將國家發展的十分富強，百姓的生活，也較之前的朝代，有很大改良。正如沒有永遠的霸業一樣，西周到了公元前770年的時候，也就是周幽王時期，就已經走了下坡路。周幽王由於烽火戲諸侯，最終失去了將士們的擁護，最後被犬戎大軍推翻了政權，西周徹底覆滅，建立起了東周政權。而東周政權，由於當時時政變遷，各方諸侯把握朝政，表面臣服，其實背地裡都在養兵蓄銳。而這一局面，東周的皇帝根本無力去管理。最後隨著東周政權被推翻，帶來了一個新的名詞，叫做“禮樂崩壞”。這個詞最早出自論語，《論語·陽貨》中記載：

“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

禮樂崩壞，意味著周王朝的無數管理制度的官員，沒辦法繼續效忠皇帝，而這些人，帶著大量寶貴的書籍，流落民間，被各方諸侯所收納，為其出謀劃策，教書育人，甚至是出使外交，都是這幫人。而士族的起源，其實就是這些人。這種狀態，一直維持到春秋戰國時期，這些擁有才學的人，靠著遊說列國，來謀生，而他們的後代，也因此得到當官的機會。這與世襲制度相似卻不相同。士族只能為其後代提供當官的優先體驗，卻無法保證他們的官階。這些士族，在那一時期大放異彩，像孔子，老子都是在那一時期得到了學問，並且到收徒講學。只是他們沒有入仕為官，因此成為了庶族，而像後來的韓非子、李斯等人、蘇秦、藺相如等人，都是各為其主，也就是最早計程車族前身。這就是士族和庶族的產生原因。

士族衰落與庶族興起的現象是怎麼產生的？

管子是春秋戰國時期的著名軍事家，哲學家。在《管子》裡面有這樣一句話：

“是故士之子恆為士，農之子恆為農，工之子恆為工，商之子恆為商。”

十分形象地說出當時士族與庶族的階級地位。“士之子恆為士”，很明顯，士族的後代，是永世為官，其中不乏品行惡劣，並無真才實學之人，卻因為這一制度，可以入仕為官。而庶族，也就是工農商之子，即便品行再佳，學識再淵博，也沒機會入仕當官，實現抱負。這一現象，從春秋趙國一直延續到秦漢時期，入仕當官，大抵都是依據這一制度。熟悉歷史的朋友都知道，秦朝挑選人才當官的方式，叫做“三公九卿制度”，想要當官有三個途徑，一是世襲罔替官職，二是有軍功之人，三是有人保舉。而其中還有一條死命令，窮人不可當官，也就是說，在秦朝入仕為官，庶族中的窮人是不可以的。這一制度的產生，基本完全傾向於士族。

到了漢朝，也沒太大的改變。比如秦末漢初的韓信雖然心有抱負，又兼具真才實學，卻因為是庶族出身，而沒辦法得到重用，並且被項羽屢次羞辱。項羽是楚國貴族出身，是士族，因此天生就對庶族看不起。《史書》裡記載：

“韓信始為布衣時,貧無行,嘗從人寄食,人多厭之。”

從這裡也看得出，士族與庶族之間的等級，是十分明顯的，並且針尖對麥芒。而漢朝時期的當官挑選，仍然是以士族為主，唯一不一樣的是出現了一個察舉制，每年有專門的的人員來“舉孝廉”，透過這種方式當官。而庶族對孝廉的官職，也是望之甚遠，大多都是官員之間複雜的關係，最後導致官員“名公巨卿多出之”。所以，從西周到秦漢，士族對於庶族都是處於碾壓地位。

真正士族開始衰落，庶族興起，其實源頭是在三國的紛亂政權中。漢獻帝時期，時局動盪，漢朝早就滿目瘡痍，真正掌握權力的根本就不是皇帝，而是各方諸侯。比如當時的袁紹，一起義，就萬方來追隨。憑藉不就是他“四世三公”的名頭。“四世三公”，世襲官職，祖代當官，福廕子孫，是對袁紹最真實的寫照。士族的強大，可見一斑，很明顯影響到君主的地位。所以，從曹丕建立魏國開始，就對士族開始了打壓。九品中正制的建立，就是士族衰落而庶族興起的開始。曹丕聽從陳群的建議，在挑選人才上，對庶族也放開了政策。從以往的只有士族才能當官，到現在庶族人員只要有才學，也可以入仕，這是歷史上一大重點改革。有專門的的官員進行考察和挑選，將人才分為 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種，對應相應的官階。而即便是打擊士族，士族卻還是佔據主要力量。

“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

即便是庶族可以入仕，卻也有著最高官職的限制。不過這一改革，算是庶族的興起開端。到了南北朝末期，庶族與士族之間的紛爭愈演愈烈，甚至坐不同席，以此來表示立場。

隋唐時期，取消了九品中正制，建立了新的選拔人才的方法，叫做科舉制。這一制度的誕生，才算是庶族真正興起的希望。何忠禮老師在《科舉制起源辨析——兼論進士科首創於唐》中這麼一句：

“仕子應舉，原則上允許‘投牒自進’，不必非得由公卿大臣或州郡長官特別推薦。”

這也是跟之前以士族為主要官員的重大分別。從這一時期開始，庶族中的寒門學子，只要學有所成，對於四書五經涉獵極廣，都可以入朝為官，而士族如果沒有真才實學，也會被取締並永不錄用。庶族從這一時期開始，才算和士族分庭抗禮。而後來的宋元明清，大體都是這樣，對士族的世襲官位，都取消了大力扶持，讓庶族有了出人頭地、為國效力的機會。正如清代沈垚在《落帆樓文集》中所說的那樣:“

古者四民分,後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恆為士,後世商之子亦能為士,此宋元明以來變遷之大較也。"

從唐朝到明清，是庶族興起而士族衰落的過程。

為何會出現士族衰落，庶族興起這種現象？

士族是庶族的巨大區分，本身就是極為不合理的存在。我們其實可以試著理解一下，在最早時期的西周，君主想到如此區分，給臣子世襲罔替，令官員皆出於此。其目的，一是為了集合臣子對皇帝的擁護，希望臣子對皇帝感恩戴德，以此來加強統治；二來是當時的書籍與大量文化，的確掌握在絕大多數士族手裡，庶族大多沒有機會讀書。本著用人唯親的目的，大力扶持士族，其實是有一定道理的。只是歷史並非一成不變的，皇帝並沒想過，他的這番善意，會讓臣子形成自己的勢力，而這種現象，無疑是威脅到了皇帝本身的地位。東周的兵變就是最好的例子。當皇帝給予士族更高的優越許可權，也就導致了，官官勾結的現象。這對皇帝本身，完全是百害而無一利。這也是，為什麼後來的朝代，從魏晉南北朝開始，逐漸對士族施壓，而扶持庶族的根本原因。

目的很明顯，不只是為了打壓士族，而是想要藉助庶族的力量，來平衡士族的勢力。任何一方勢力過大，對君主都是不利的。而士族有千年的歷史，庶族想要與其抗衡，就只能慢慢來改進。從九品中正制到科舉制度，都是慢慢地提升庶族地位。從表面來看，是彰顯皇帝知人善用，不設階級區分，其根本原因，就是不能讓士族權力過大，以至於重蹈覆轍罷了。

總結：

士族衰落，庶族興起，是歷史的必然。這種官員挑選，基本被士族壟斷的現象，本身就是種畸形的存在。對於任何一個朝代來講，如果將權力被一部分人壟斷，對於皇帝來說，都絕非一件好事。所以後來的朝代也證明了，士族與庶族本身就毫無區別，士族中照樣有不學無術之徒，而庶族其中也不乏優秀的人才。只有公平對待，放開侷限，才能讓朝代真正的興盛起來。這一現象的出現，也體現了古代君王對選拔人才的開放與進步。

主要還是印刷術的興起及佛教的興盛。

一直到東漢，學問還是被門閥士族壟斷，因為要能看到書太難了，竹子又重又難復刻。

佛教的興盛也讓寺院成了一股重要力量。最早的平民讀書人都是在寺院借書讀書。如范仲淹。

士族衰落和庶族的興起現象，與魏晉南北朝時期，南朝劉裕的功績密不可分。再加之隋唐時期科舉制，徹底打通了庶族出仕的上升渠道，讓庶族興起成為可能。

一、首先從人才選拔制度，瞭解士族、庶族的興衰

無論是士族還是庶族的興衰，都離不開封建王朝下的人才選拔制度，中國古代選拔制度主要的有三種，分別是：察舉制、九品中正制和科舉制。從三個不同的人才選拔制度，可以知道庶族和士族的興衰契機。

科舉制我們其實很熟悉，隋唐開始一直到清朝，甚至現在的考試製度都有科舉制的影子，科舉制是全民性的人才選拔制度，原則上只要自己報名，就可以參加考試，從而獲得出仕的機會。這跟察舉制有非常鮮明的對比。

察舉制不同於科舉制，起於漢代的察舉制是需要地方州郡長官或者士族階級舉薦，然後才能有機會出仕做官，而標準就跟科舉制有很大差距。但面向的物件，則部分庶族還是士族，很多寒士被舉孝廉，便是因為其孝敬父老的品德。

而魏晉時期的九品中正制，則是在察舉制基礎上，設立專門地方長官，針對士族門閥子弟專門推出的一種選拔制度。面向的物件則不是所有人，而是主要針對士族子弟，是魏晉皇權調和地方大族的手段。

古代中國“封侯拜相”的主要途徑就是出仕做官，所以這三種人才選拔制度，在士族和庶族興衰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人才選拔之後，能夠出仕做官的人，逐漸成為士族階層，這個過程是通過幾代人努力的。而如果無法延續出仕做官，那麼士族也會逐漸淪落成實際上的庶族。因為這個很容易理解的機制，封建王朝推行的人才選拔制度，就會影響士族和庶族的興起。

察舉制：庶族只要才學、品德足夠，便可以出仕做官，有了成為士族的機會；

九品中正制：只為門閥士族服務，庶族寒士沒有出頭之日。

科舉制：人人都有機會出仕做官，成為士族，具有統一標準。

由此可見，士族的衰落、庶族的興起，並不是在有察舉制的漢代，而是發生在九品中正制的魏晉末期以及科舉制的隋唐以後。

二、讓庶族興起的契機，劉裕的功績

既然士族的衰落和庶族的興起是在魏晉末期，就真的不得不說一下劉裕的功績了。正是劉裕以宋代晉，建立劉宋政權，終極了長達一個半世紀的兩晉，同時終結的是從曹魏開始的九品中正制，讓庶族重新有了興起的機會。

當然，九品中正制只是一種人才選拔制度，士族和庶族的興衰，還要看王朝的統治方式。而不巧的是，進入東晉王朝以來，士族徹底興盛，庶族的地位越來越低，固然因為九品中正制的原因，但歸根結底還是跟東晉特殊的政權形式有關。

東晉是徹底的門閥政治，也就是皇權式微，壓制不住門閥，門閥士族反而是左右朝政的主體。東晉的皇帝，是由若干門閥士族推出的一個“門面”，實際上真正掌權的還是門閥士族自己。

藉由九品中正制，門閥士族更看重的是自家子弟，絕對不會在乎貧賤的“寒門庶子”，庶族寒士想要做官，想要透過皇帝的渠道已經成為奢望，只能依附於門閥士族，成為門客、部曲等。因此，東晉時期士族興盛，庶族衰落。

而劉裕是如何興起呢？

劉裕是庶族，但他並沒有走出仕做官的渠道，而是選擇入伍參軍，走行伍一途。憑藉著自身的努力和領兵才能，在幾次戰鬥中表現很好，逐漸成為東晉重要軍事力量北府兵的統領。最後，因為打贏了篡位的桓玄，平定內部割據，威懾北方胡族，讓劉裕終於能夠成功。

劉裕稱帝建宋之後，以史為鑑的當然是革除東晉的糟粕，而在劉裕看來，東晉政權的糟粕就是門閥政治，包括門閥政治下，對於底層庶族的壓制。所以劉裕稱帝之後，大量啟用庶族寒士，壓制門閥士族的勢力。成為庶族崛起，士族衰落的契機。

當然，要明確的是，庶族的崛起，並不是成為如同東晉門閥那樣壓制皇權，而是成為加強皇權的輔佐。所以，士族和庶族的崛起與衰落，都有皇權的強弱有關，如果簡單的看庶族跟士族的對抗，是片面的。

不管如何，劉裕對於庶族的重新興起，是有重大推動意義的。從南朝劉宋開始，即便士族門閥的勢力在之後的朝代中，有興盛有衰落，但再難以重現東晉門閥士族左右皇權的情景。

而如果說劉裕啟用庶族，是庶族興起的契機，那麼之後擁有科舉制的隋唐，便是庶族興起的巔峰時期。

三、科舉：打破士族特權，庶族的出頭之日

科舉制是打破門閥士族特權，破除士族對朝堂壟斷的重要機制。真正誕生於隋唐，在中國古代王朝當中持續了一千多年。足見封建王朝統治者，對於科舉制的倚重。

而對於科舉制的看中，並不是各朝皇帝真的惜才，依靠科舉選才，讓“天子門生”成為自己力量的考慮一直都有。可別以為士族在科舉制出現之後，就完全的不存在，各朝各代的“皇親國戚”就是士族的延續（雖然“士”的內涵被越來越曲解）。

士族的權利在任何朝代當中，依然會比庶族要高很多，那麼士族的力量便會有一直上升的趨勢。而皇權想要抑制士族的力量，科舉制便是非常重要的手段，當然並不是唯一手段。

科舉制當然不是沒有壞處，但科舉制選拔的人才中，庶族的確非常多，因為庶族寒士並沒有士族門閥的家境，只能靠科舉這一條出路。成為“天子門生”的庶族舉子們，除了基本的為國效力之外，也成為皇權用來平衡各方勢力的重要籌碼。

科舉制誕生之日，打破計程車族的壟斷，讓庶族的力量，成為平衡士族發展的重要手段。僅從庶族和士族的角度考慮，科舉制只是讓士族和庶族有了同等競爭的機會，並不會徹底的抹殺某種力量。

因為皇權深知，過猶不及，即便卑微的庶族，興起之後，也可能會作亂朝堂。歷史中各朝各代的奸臣佞相中，寒門庶族之人，可不在少數。

結語

士族的衰落，庶族興起的現象，與封建王朝的人才選拔制度有關，察舉制、九品中正制、科舉制對士族和庶族的興衰，起到重要作用。並且，皇權才是平衡和利用士族和庶族的最終力量。

士族，又稱門閥、世家，是在社會上有特殊地位的官僚士大夫結成的政治集團。在東漢末年到隋唐長達幾百年的時間裡，士族始終是統治階層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士族的由來

士族擁有先天的政治特權。他們可以根據門第擔任不同的官職，而且世代為宦，擁有極高的政治地位。

士族擁有大量的土地、佃農來發展他們的莊園經濟，他們也是能夠受到良好教育的階層，引領著文化走向。士族又是個極度封閉和排外的集團，看不起庶族寒門，甚至與庶族坐不同席，也不與庶族通婚，士族內部透過聯姻的方式聯合在一起，分享政治利益，享受統治權利。

（士族）

自從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起，逐漸出現了世代為官的一些家族。隨著西漢中後期中央對地方掌控能力的下降，土地兼併日趨嚴重，逐步形成豪強地主勢力。

而劉秀的東漢政權是在豪強地主支援下建立起來的，豪強地主把持中央和地方政權，大量兼併土地，逐漸成為名門望族，形成了地方豪強士大夫化，士大夫家族化的政治特點。

東漢末年，士族階級以“四世三公”的袁氏和楊氏為代表，與中央政權爭權奪利。

隨著“九品中正制”的實施，又為士族階級汲取中央政權提供了法理基礎。士族作為一個階級正式登上歷史的舞臺，併成為一股強大的、能左右政局的勢力。

為了取得士族階級的支援，司馬氏不得不對其籠絡、放縱，這種籠絡和放縱又使士族的野心無限膨脹，想要擺脫皇權的束縛。在士族發展的最高峰——東晉王朝，士族階級壟斷了中央政府的實際領導權，權勢更凌駕與皇室之上。

形成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獨特現象。

而不受節制的權利帶來絕對的腐化，士族子弟崇尚虛談，身居高位卻不願涉身實務，也給了寒族崛起的機會。

二、士族沒落原因

東晉末期，士族制度逐漸走向沒落。隨著流民為主的北府兵的興起，以及宋、齊、梁、陳四個並非豪門大族建立的王朝的出現，士族的勢力受到一定的削弱，但這些王朝的政權仍由士族把持，皇帝仍需要依靠盤根錯節計程車族來統治社會。就連北朝的拓跋族進入中原建立北魏政權後，也大量任用士族，可見當時士族的影響力的強大。

隋唐時期，隨著統治者的刻意打壓和科舉制度的貫徹實行，出身不再是做官的唯一途徑，一些寒門子弟透過自己的努力進入官僚集團，但士族的力量仍十分強大。只有到了唐朝後期，出現了藩鎮割據以後，士族統治這才漸漸走向了末路，豪門大族不再是佔據優勢主導地位的勢力集團。

士族是一個以自身利益為核心，欺壓寒族，蔑視皇權的寄生階層，對社會發展起到了極大的阻礙作用。由於士族的存在，皇權被極大削弱，寒族力量被最大程度壓迫，嚴重阻礙了社會的正常發展。

為了自身奢靡的享受，士族從國家和人民身上攫取利益，這又使得國力衰弱，民生困頓，統治階層內部暴亂不斷，外族虎視眈眈，給中國歷史帶來了數百年的黑暗，所以士族被清出歷史舞臺是必然的，也是歷史的選擇。

三、庶族的興起

庶族的興起始於南北朝時的劉宋，宋武帝劉裕本人就是一個庶族，他是從低階軍官起家的，所以對庶族比較熟悉，也比較注重從庶族中發現人才、使用人才，一些庶族士子有了更多施展才華的機會，庶族漸漸成為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

但是在劉宋政權中，庶族只是剛剛走上政治前臺，此時選官仍然是九品中正制，士族人士仍然佔據絕大多數高位，庶族再有才能，也被士族瞧不起。

因為庶族基本上都是被特撥出來的，他們做官缺乏制度上的保障和法理上的合理性，所以大多數庶族官員還是要依附在士族大家之下。

庶族們由於只是依靠自己的才能和皇帝的信任才能做官，而且普遍官職不大，他們的危機感非常強烈，手中一旦有權，便追求權力的最大化和生活享樂。

他們中間雖然出現過戴法興、沈慶之等傑出的人材，但只要失去皇帝的寵信，立馬丟官喪命。所以這一時期的庶族對士族的不滿達到了高潮，他們不得不小心翼翼，尋找和拓寬生存空間，謀求打破正常秩序，實現利益的最大化。

縱觀南朝歷代政權，其內部爭鬥不斷，很多都是與渴望獲得上升通道的庶族官僚有關。這些庶族官員廣泛參與宗室內部爭權奪利，盼望從亂中分得一杯羹。

經過與士族的多次爭鬥，庶族獲得的實際權力也在不斷增長，比如南朝制定的典簦制，官位不大但實權很大的典籤多由庶人擔任，他們可以控制、削弱士族的一部分權力，逐漸形成了庶族政治勢力。

到了唐代，許多士族由於戰亂實力減弱，但他們妄自尊大、抱團弄權的風氣不改，已對統治者的統治不利。所以自李世民始，不斷對士族勢力進行打壓，達到士族與庶族力量的平衡。

（李世民）

唐代前期幾任皇帝都想重新確立一個新計程車庶標準，李世民採用的辦法是重修《氏族志》，提高庶族的地位，擴大士族的範圍，讓一些新的庶族加入到士族集團之中，與傳統士族分庭抗禮。

李世民說過：“我今定庶族者，誠欲樹今朝冠冕，不論數代以前，只取今日官品、人才作等級，宜一量定，用為永則”。

這一政策被後繼的高宗和武則天很好的繼承下來。武周時期修《姓氏錄》是一個進一步擴大庶族地位，打壓士族的一個過程。

當時五品以上官員都被列入士族名單，使得庶族與士族的差距不斷縮小，雙方地位更加平衡。

（武則天劇照）

除此之外，唐代給予庶族的政治權利也逐漸向士族看齊。庶族與士族不得通婚的規定被廢除，庶族在朝中擔任的官職也越來越重要，官位越來越高，任命官員更多的是依才而用，而且士族與庶族一樣都要面臨統一標準的考核，不勝任者一樣被貶，這種官員隊伍的變化也為庶族的崛起奠定了基礎。

到了唐代後期，社會動亂，經濟衰敗，士族也越發萎縮。特別是軍閥混戰和農民起義的雙重衝擊下，士族大家不斷消亡，門第觀念也逐漸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出現了“五代之後，取士不問家世，婚姻不論閥閱”的新的社會氣象。

士族的存在需要一定的社會基礎和土壤，橫行了幾百年計程車族門閥在不斷打壓和分化之下，逐漸與庶族融合，終於在五代時期走向滅亡。而靠才學走進統治階層的庶族，才是符合歷史發展規律、擁有強大生命力的，所以他們的興起也是必然的。

參考文獻：呂思勉《兩晉南北朝史》

歪眼小史工作室內出品

士族為何衰落？

簡單些，不搞長篇大論。

一、士族本身墮落。

二、國家政權壓制。自劉宋開始，士族逐步成為位高無權者，庶族地主分去權力。唐代開始大力壓制世家。

三、黃巢重創，藩鎮割據與五代戰亂破壞。

四、唐代印刷術開始應用，讀書面擴大。士族失去對文字與知識的壟斷。

五、北宋推崇文制，科舉成為主流。

這裡我們就得說到一個人曹操，曹操的是一個十分喜歡重用寒門子夜的人，因為他一生都在致力於打破那些氏族大家對於朝廷的控制，當然他是沒想到自己的兒子會認用陳群，並且使用她的九品中正制度這事之後要講的咱們重點說一下曹操這種制度用久了之後，所形成的一個不良後果。

東漢末年，由於黃巾之亂，整個華夏大地遭到了荼毒，而人口大大銳減，其中氏族大家成為了那些黃巾軍第一報復物件，所以氏族大家的數量也開始大大減小，但是死的都是一些臭魚爛蝦，剩下來的才是那些具有大能量的家族。

在三國時期這些大家族在政治上曾經發揮出了大的能量，以至於可以影響一個勢力的權力繼承，曹操自然明白這一點，所以他必須得削弱這些大家族的影響力，因此他的選擇就是提拔寒門子弟。

但是無論如何曹操這個舉措是失敗了，為什麼？寒門子弟提拔成為官員以後，這些人又會組成新的豪族，而這些豪族又會加入到那些氏族大家的行列，為了維護自己的權利，選擇去和這些氏族大家狼狽為奸，推崇成群的九品中正制度，最終氏族成為了當時朝局的主流。

漢朝推行的是察舉制度，也就是當地的人，無論是老百姓還是氏族，大家一起推薦一個人讓他去當官，有人說這是一個很好的制度，你想有老百姓有氏族大家這不就顯得很公平嗎？但是正如同曹操所做的那個舉措一樣，這些人被舉薦成為官員以後又會成為新的貴族，而這些貴族又和朝廷裡面老的貴族糾結在一起把持朝政。人在社會上面混，總得要吃喝拉撒睡，在這種情況之下掌握著社會更多資源，那些士族大家更能夠把握這些察舉制度所提出的人員名單，即便是有一些出生貧苦人家的人，但是他又怎麼可能得到朝廷的重用？沒有勢力沒有背景，你憑什麼讓其他的人聽命於你？

曹操在三國早期遇到那種窘境，也正是察舉制度所帶來的一種結果。

對於說成群的九品中正制度，則是完全把這種潛規則提交到了檯面上，人心這個東西大家心知肚明，推薦上這個人才究竟和這些氏族大家有多少關係？大家都不說，現在是擺在明面上面說，而且這些氏族大家可以有恃無恐地選擇將這些東西毫不掩飾地去執行。

當然一切改變是來自於科舉制度，科舉制度給整個社會官員階層帶來的改變是肉眼可見的，因為這種不論出身只求成績的一種考查制度，也是讓很多寒門子弟有了十年寒窗，一朝成為金鳳凰，登上金鑾殿這樣一個想法在裡面，而且能夠化為現實。

庶族崛起士族衰落主要原因就是因為唐代造紙術的改進和雕版印刷的出現使得書籍價格大幅度降低，打破了士族的知識壟斷。

新興的庶族知識分子依靠人數上的優勢經過上百年的努力才讓從士族手裡奪取了朝廷的控制權。

一直到了北宋，造紙術進一步突破，讓平民階級也能讀書。加上科舉制度進一步完善，才把除了南張北孔之外計程車族徹底取締！

根本的原因是生產力的發展。在靠天吃飯，資源有限的整體農耕文明氛圍中，此消彼長，實屬正常。但沒有生產力的決定性突破，改變也是有限和無奈的。

士族興盛於兩晉，成長、泛化、衰於南北朝，這個時間節點正好是隋朝前。隋朝順勢而為，興科舉，一舉扭轉士族與庶族關係。士族衰而庶族興是時代的質的飛躍發展。中國社會由此迎來一大波高速度發展時機。煌煌大唐近300年由斯彪炳史冊。被壓抑以久的庶族即廣大的、無家庭背景的、普通的知識青年、知識分子終於走到舞臺中央，迎來他們的高光時刻。